魏晋南北朝诗歌鉴赏—嵇康（范文模版）

第一篇：魏晋南北朝诗歌鉴赏—嵇康（范文模版）

摘要：魏晋时期战火纷飞、国家动荡不安，这场大丧乱在对经济与政治造成巨大冲击的同时部分知识分子于乱世中开始主动探求国家和自身出路。其中以嵇康为精神领袖的“竹林七贤”几乎集中了当时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所有选择，他们或做官，或隐居，或亦官亦隐。本文主要介绍七贤之首嵇康的生平经历、冤死原因以及音乐书法、养生之道、诗词创作三个方面的成就。

关键词：嵇康、魏晋南北朝

一、嵇康其人 嵇康字叔夜，三国时期魏国人，自幼丧父，由母亲和兄长抚养成人。虽然母亲的娇惯养成了嵇康桀骜不驯的自由性格，但良好的家庭文化环境以及自身过人的天赋仍然让他博览群书且涉猎了包括历史、音乐、书法、老庄学说甚至打铁等各个方面。嵇康早年靠着家族财富和兄长照顾过着优裕地生活，成年后迎娶了曹魏宗室女长乐亭主为妻，官拜郎中，后又迁至中散大夫。不过这些官职都是清净闲散的职务，嵇康并没有留下在官的活动记录。

据史书记载魏晋时期男风盛行，上层男士出门前必要敷粉施朱，熏衣配器。其中又以潘安、夏侯湛尤为以美貌出名，但后人未必知晓嵇康风度亦非凡，当为一世之标。《晋书》上说：“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 《世说新语.容止》中也写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成语鹤立鸡群正是出自于此。嵇康之美可见一斑。

二、嵇康之死嵇康卒于公元263年，死时年仅40岁。官方给出的说法是嵇康因得罪钟会，为其构陷，最后被司马昭处死。那么嵇康自己又是怎么看待自己的锒铛入狱的呢？嵇康在临终诗作—《幽愤诗》中写到“匪降自天，寔由顽疎”翻译过来即是他认为自己终致囹圄，是由于性格“顽疎”，招来了谤议。诗中强调了自己愧恧的心情和守朴的志向表示希望度过目前的厄难，然后去过“无馨无臭，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的超尘绝世生活。由此可见嵇康虽然已经认识到自己招致上层阶级不满但仍然没有看清楚局势，认为自己还有一线生机，这是相当愚蠢的。

其实在笔者看来，嵇康之死是必然的，原因有三:其一，当时掌权集团领导者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在政治斗争中倾向皇室一边，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不仅如此他还借典抨击，所作《与山巨源绝交书》隐晦的羞辱了司马氏集团残暴虚伪的统治。作为时代名人，嵇康的影响太大，司马昭难以从思想上统治，政治上也不能统治，嵇康必然不能活。这里读者难免有疑问，这又给钱又给权的天上馅饼哪里找去？嵇康为何百般推辞？其实这跟司马昭非正统皇帝的尴尬身份有关。公元239年，魏明帝曹睿患病去世，年仅8岁的曹芳登机为皇，辅佐大臣司马懿势力对当权的曹爽势力发动了政变，史称“高平陵之变”，此役拉开了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的序幕。嵇康“非汤武而薄周礼”惹恼了篡位的司马懿，此后当然不受待见性命危矣。

其二，嵇康性格自由清高，孤松独立，为世俗所不容。向秀曾叙述其与嵇康的友谊：“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钟会陷害嵇康时，给其安上的一个罪名就是“言论放荡，非毁典

谟”。嵇康好老庄之道倡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他自己提的理论，几乎条条做到，但却犯了“营内而忘外”一忌，言行越发放荡不羁最终受人诟病而遇害。

其三，以清流身份得罪了身处高位的钟会。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两人的多次不愉快经历，注定会是嵇康之死的一大推手。钟会身出名门，是曹魏大臣，书法家钟繇之子，“敏慧夙成，少有才气”，年少得志，十九岁入仕，为秘书郎，三年后又升为尚书郎，二十九岁时就已进封为关内侯。仕途顺利的钟会也是需要朋友的，他看中了同样满腹诗书的嵇康。但尴尬的是多次拜访，都没得嵇康什么好眼色。有一则故事就说道，显赫后的钟会造访嵇康，嵇康不加理睬，继续在家门口的大树下“锻铁”，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钟会觉得无趣，于是悻悻地离开。嵇康在这个时候终于说话，他问钟会：“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钟会对此记恨在心，对嵇康的钦慕之情渐绝。

由此可见，从吕氏兄弟产生纠纷，嵇康从中调停，事后吕安被吕巽倒打一耙，嵇康愤而写下了《与吕长悌绝交书》到最后嵇康因受牵连投入监狱等等一系列事件或许只是一个陷阱，为的就是除去这个上层阶级的眼中钉肉中刺。嵇康之死已成定局。

三、嵇康成就

嵇康擅音律，对音乐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即音乐产生于自然之间,是客观的存在。另一方面,针对于传统儒家“移风易俗”的乐论,嵇康认为音乐要靠本身所包含的平和精神去感染人,也就是

用“和”之心去打动人。弹奏由嵇康所做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曲— “嵇氏四弄”曾被作为隋炀帝的取仕条件。由此可见，嵇康于音乐之途上的贡献不可谓不大。

这里笔者想着重介绍一下嵇康的代表乐曲——《广陵散》。相传《广陵散》并非嵇康所著，而是得益于他的一次山中奇遇。说是嵇康曾到洛西去游览，晚上宿于华阳亭。偶遇一位山中奇人，此人为嵇康弹奏了《孤馆遇神》和《广陵散》两首乐曲，嵇康听后为这两曲所震，起了求教之心并发誓绝不将曲子传授给第三人，客人倾囊相授直到嵇康学会弹奏后便走了，甚至连姓名也没有留下。嵇康毕生独爱此二曲，直至临终前三千太学生“请以为师”，最终被拒绝后，他的遗愿便是再弹奏一遍《广陵散》，有文章描绘当时《广陵散》“仙乐袅袅如行云流水，琴声铮铮有铁戈之声，惊天地，泣鬼神，听者无不动容”。嵇康以琴声代话语尽诉悲壮之情，海内之士无不痛之。

嵇康除擅音律外养生一道上也颇有造诣。他继承了老庄的养生思想，进行实践颇有心得，由他所著的《养生论》是中国养生学史上第一篇较全面、较系统的养生专论。后世养生大家如陶弘景、孙思邈等对他的养生思想都有借鉴。《嵇康集》十卷书中，篇篇含养生之理，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自己也身体力行，其友人言：“与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最后不得不提到嵇康的文学成就。《诗经》以后,嵇康是四言诗的代表作家之

一。他对《诗经》从形式、语言以及赋比兴手法上进行了取法,使得自己的作品沾染有浓浓的四言诗古韵古风的味道。另外一方面, 嵇康的诗大抵都可以用“超尘脱俗”来形容,这大概与嵇康超尘脱俗的情怀、隽洁的情意、高洁的人格以及坚强峻切的性情是相契合的。

魏晋是一个黑暗势力笼罩的时代，紧张的政治氛围扼住了每一个抗争者的喉咙。嵇康作为时代的牺牲品还太年轻，实在可歌可泣，但反过来想未尝又不是乱世造英雄呢？这又待后人来思索了。

第二篇：魏晋南北朝诗歌评析

中国古代文学名著选讲之魏晋南北朝诗歌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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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替频繁，战争连绵不断。在这个特别的乱世时代，诸多文化交替，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且涌现出了大批的文人雅士，甚至不乏像曹操这样满腔抱负的乱世枭雄。对于曹操的诗歌，我有一些看法想谈谈。就以《观沧海》为例：

《观沧海》 曹操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这是一首借景抒情的四言古体诗，先看标题，《观沧海》的“观”字有一种统领全诗的意义，是全诗的线索。接下来的诗歌内容以“观”字展开，分为实景与虚景。前四句为实景，后两句为虚景。曹操登上碣石山，看到澎湃的大海，心中的壮志豪情油然而生。但他并没有直抒胸臆，而是借描绘波涛汹涌的大海来抒发自己的壮志。他先写出自己所观到的实景，有静又有动。动的是“水何澹澹”“秋风萧瑟，洪波涌起”，分别写了大海在远景与近景时的大海，前一句先描了个大海远景的一般轮廓，到了后一句，面对瑟瑟秋风，诗人心中仍激荡着无限壮志，如同所看到的汹涌起伏的大海；静的是“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远处竦峙的山岛让大海看上起更加壮阔，草木茂盛丰美，不惧萧瑟秋风，给人一种盎然的诗意。描绘完自己看到的美丽实景，诗人开始了他的想象。后面这两句为诗人看到浩荡的大海所想象的虚景：“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意思是“匆匆远行的日月，就好像出自大海之中，灿烂无比的满天繁星，就好像出自大海间。” 这是全诗最能展现诗人博大胸襟的诗句了，也奠定了全诗苍凉慷慨的感情基调。

这首诗从实到虚，动静结合，诗人将眼中景、胸中情交融，即把大海浩瀚无垠，吞吐日月的恢弘之景与自己踌躇满志，意气昂扬，雄心勃勃，气吞山河的心情完美的融合，再用诗句表达出来，不愧为流传千古的经典之作。

自制律诗

《临窗叹秋景》 独居庭院深，倚窗叹斜阳。枯木遭人弃，落花无人睬。世间可有情，苦思不得解。忽闻秋风起，疑是良人来。

第三篇：魏晋南北朝诗歌概况

魏晋南北朝诗歌概况

继闪耀着现实主义光辉的汉乐府民歌和“怊怅切情”的古诗之后，魏晋南北朝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上，都有所发展。尤其是由于许多诗人的探索和努力，诗歌形式由汉诗的自由质朴渐趋词藻华美，音韵调谐，格律严谨，对仗工整，为唐诗的空前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安诗歌是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史上最为光辉夺目的一章。汉末的社会**和思想的活跃，促使建安诗坛大放异彩。以曹操、曹丕、曹植和孔融、王粲、刘桢、陈琳、阮瑀、徐干、应等“建安七子”为代表，诗人们描写社会**的现实，抒发建功立业的抱负，形成了“慷慨任气”的时代风格。这就是后世称道的“建安风骨”。这一时期，久已沉寂的四言诗在曹操手里出现中兴现象，五言诗的创作更是繁荣，终于使这一诗体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曹丕的《燕歌行》则开创了七言的新体制。富于创新精神的建安诗人善于向民歌学习，又缘以雅词，质朴的古诗开始转向文人诗的华美。这种现象在曹植诗中尤为明显。

魏末，司马氏集团为了篡夺曹氏政权，用残酷的杀戮排除异己。恐怖险恶的社会现实遂对文学发生极大的影响。另一方面，魏晋玄学兴起，文人崇尚老庄，高谈玄理，遗落世事。政治和哲学思想的变化，引起诗风的演变。建安诗人那种迫切希望建功立业的积极进取精神，在正始时期的代表作家阮藉、嵇康的作品中已不复存在。他们对黑暗政治满怀愤恨，但为了免遭不测，所作诗往往多用比喻象征。特别是阮藉《咏怀诗》八十二首，以隐晦曲折的手法，集中抒写其嗟生忧时的思想感情，对后代诗人颇有影响。

西晋太康中，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二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其中陆机在当时最负盛名。但他的诗内容不甚充实，重在雕章琢句。左思则独树一帜，他的《咏史》八首借歌咏古代史事，抒写自己寒门失意之士的怨愤，情调高亢，笔力矫健，被锺嵘称之为“左思风力”。

太康之后，永嘉之际的著名诗人则有刘琨和郭璞。晋室南渡后，老庄思想更甚，士大夫崇尚清谈，玄言诗流行一时。其中代表作家是孙绰、许询。他们以老庄哲学入诗，作品枯燥乏味，绝少生活情趣。东晋末年，出现了杰出的诗人陶渊明。他是中国诗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的诗人，对唐宋以来的历代作家有深远影响。陶渊明诗可分为田园诗和咏怀诗两类。他以平淡、朴素而又富有情趣的笔墨，多方面地描写田园风光，抒写他在农村的真切感受。以前诗人所忽视的田园景物第一次被陶渊明描绘得那样美妙和情味隽永，所以后人称他为“田园诗人”。陶渊明的另一类诗是咏怀诗，继承了阮藉和左思的传统，表现了他对社会现实的不能忘怀和对污浊世俗的不满。他的全部诗篇，雄辩地证明他有“静穆”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陶诗的突出风格是平淡自然，在质朴、简约的形式中，包孕丰厚的情韵，苏轼正确地评陶诗为“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陶诗在当时诗坛上可谓独树一帜。这些美妙的诗因和时人喜好玄言诗的风尚格格不入，所以不被当代人所重视。陶诗极高的美学价值在唐宋以来才被人们发现。

晋宋之际，诗风最重要的变化是山水诗的兴起和玄言诗的告退。在东晋末年的谢混、殷仲文的诗里，对山水的描写已逐渐增多，但他们的成就不大。谢灵运才是我国诗史上第一个用全力精细刻划山水景物的诗人。诗发展到刘宋时期，更讲究形式。谢灵运的诗追求对偶工整，刻意雕琢。与他同时代的鲍照则继承和发扬汉乐府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或描写边塞战争，或抒写怀才不遇的内心愤懑，或批判门阀制度的不合理，具有深广的社会内容。他擅长七言和杂言的乐府诗，节奏错综多变，感情奔放，笔力雄健，具有独特风格。

齐永明年间，在音韵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著名诗人沈约、谢脁等人，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句中的声、韵、调的配合，自觉地运用声律来写诗，于是“声律说”大行，形成了所谓“永明体”的新体诗。这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大新变。新体诗的出现，反映出诗歌从比较自由到讲究格律的趋势。此后，许多诗人写作时更讲究声律，促使近体诗一步步趋于成熟。然而永明作家因过分强调声律、词藻，忽略了作品的思想内容，成就不高。只有谢脁的山水诗，吸取了谢灵运状物精细的长处，又克服了他的情景游离的缺点，表现出情景交融，清新流丽，音律调谐的优点。梁陈时代作诗的人特多，但诗风每况愈下。梁简文帝提倡新体，好做艳诗，宫廷诗人庾肩吾、徐樆等人朝夕献诗，披之管弦，于是产生了所谓宫体诗。宫体诗以描写女色为主，词藻浮华，风格柔弱。自梁至初唐，其影响相沿一百多年。在宫体诗泛滥之时，有少数诗人的作品还值得一读，如吴均的诗清拔有致，为时人所效仿。何逊、阴铿的山水诗也有清新之气。

北朝文人多宗尚南朝著名作家，多事模仿，很少创造。由南入北的庾信却是集南北文学之大成的作家。他前期出入于梁朝宫廷，多奉和、应制和流连光景之作，风格浮艳。后期被迫做了北朝的官，生活和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作品。他后期的作品多抒写对故国的深切怀念和屈身事敌的羞愧心情。其代表作《咏怀》诗二十七首多方面敌反映了他的亡国之恨和身世之痛，内容充实，情意真挚，风格苍凉沉郁，兼有南方文学的秀美和北方文学的刚健。庾信的某些五言新体在声律上已暗合唐代的五言律诗和五言绝句，加上他的诗对仗工整，用典繁而精妙，因而对唐人的影响最为直接。

东晋、南北朝又是乐府民歌发达的时期。南朝民歌包括《吴声歌曲》、《西曲歌》、《神弦曲》三部分。它们产生在首都建业（今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和荆州（今湖北江陵）一带。南朝民歌几乎全是情歌，体制短小，多用双关隐语，语言清新自然，情调宛转缠绵。

北朝民歌风格则与南朝民歌迥异。由于南北朝长期对峙，北朝政治、经济、文化、民族风尚、自然环境与南朝大不相同，北朝民歌题材较南朝民歌广泛，诸如战争、尚武、羁旅、人民的贫寒等内容，都有所反映。北朝民歌语言质朴，风格直率豪放。

纵观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的总趋向，慷慨任气、刚健爽朗的建安风骨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偏重于追求诗歌形式的倾向却愈来愈甚。故后人对这一时期的诗歌多所批评。如唐代陈子昂说：“魏汉风骨，晋宋莫传......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但作为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魏晋南北朝诗是从汉代古诗发展至唐代近体诗的中间桥梁。这时期出现的著名诗人，如三曹、阮藉、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庾信等人，也各有其独特成就，对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曾产生过深远影响.

第四篇：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脉络

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脉络

摘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日益摆脱经学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开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诗歌的地位仍是最重要。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五言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跃”的大发展时期；魏晋之交，随着世风的交易，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他们继承了建安时期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南北朝时期，许多文人专力于文学创作，而主要运用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骈文。山水诗在这一时期也大放光芒。此外南北朝乐府民歌也足以与汉乐府诗前后辉映。以下文段即是对这一时期诗歌发展脉络的简要介绍。正文：

按照一般的习惯，文学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上限为东汉的建安，下限为隋朝的统一。从汉末大乱到三国鼎立，到西晋的短暂统一。然后北方历经十六国、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各朝，南方从偏安的东晋到宋、齐、梁、陈相继，最后南北归于隋朝的统一，历时近四百年。这一时期的诗歌发展可以分为几个时期和南北两个地区。

其中，建安时期的诗歌尤为引人注目。建安时期的文人打破了两汉以来四百多年辞赋独盛的一统局面，第一次兴起文人诗的创作高潮，使诗歌创作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建安时期文人毕集，优秀作品大量涌现，是我国文学，特别是诗歌的黄金时代。在诗歌形式的发展上，五言诗的形式在他们的诗歌中被普遍采用，“居文词之要”，成为这一时期文人诗歌的主导形式。七言诗也在这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为以后的诗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陈琳等所谓“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这种共同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篇章。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除此而外，女诗人蔡琰的五言《悲愤诗》，长一百零八句，五百四十字，是一首长篇的叙事诗歌。诗人以纪事、抒情、议论相结合的多种手法，记述自己被掳入胡的痛苦经历，犹如血泪染成的历史画卷，读来催人泪下。它是建安诗坛上一篇不可多得的杰作，与《孔雀东南飞》一起，历来在文学史上被称为我国长篇叙事诗的双璧。

建安之后，以曹废帝曹芳的年号正始为起点，至西晋立国为止，文学史上称为正始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集团是“正始名士”和“竹林七贤”，前者是何晏、王弼、夏侯玄，后者则是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七人。而阮籍、嵇康的作品，或沉郁艰深，或风调峻切，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陶渊明，李白。

从西晋统一中国北方到它灭亡的五十年间，无论是作家还是作品，都远远超过了前代。诗人除了早期的傅玄、张华而外，还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兄弟）、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潘尼叔侄）、一左（左思），以及后期的刘琨和郭璞。其中潘岳、陆机的文学成就最高，代表了西晋文学的主流，在当时并称“潘陆”。

西晋灭亡，东晋在建康建立国都。在玄学的影响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泛滥一时，能够超越流俗的大诗人便是陶渊明。陶渊明的时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他因贫而出仕，目睹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决心辞官归隐，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他的田园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也表现了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喜悦和辛劳。创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统一的艺术境界。《归园田居》、《饮酒》是他的田园诗的代表作。陶诗的风格自然冲淡为主流，但《读山海经》(“精卫填微木”)、《咏荆轲》等也显示了诗人“金刚怒目”的一面。可以看出诗人内心并不静穆，他没有忘怀世事。陶渊明诗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受其直接影响。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辞赋，数量虽不多，却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等。

刘裕取代东晋，建立宋朝，历史上称为刘宋。刘宋的诗人，代表人物是谢灵运、颜延之、鲍照三人，他们并称为“元嘉三大家”。东晋时期由于玄言诗的笼罩而出现的倒退现象，在他们的手下得到了彻底的扭转，兴起了山水诗的新潮，完成了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重要转变，意义非同寻常。

这一时期的谢灵运吟成了如《登池上楼》、《游南亭》、《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石门岩上宿》、《七里濑》、《登江中孤屿》、《登上戌石鼓山》这样的名篇，写出了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石浅水潺氵爰，日落山照耀”这样的名句。以平淡自然的语言，描摩真山真水，给人于身临其境的感觉。他的山水诗，对唐代诗歌，尤其是山水田园诗的影响，应该说超过了陶渊明。

诗人鲍照出身寒微，则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他隔句押韵的七言歌行为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代表作有《拟行路难》十八首、《代堂上歌行》、《代结客少年场行》、《代放歌行》、《代贫贱苦愁行》、《代东武吟》、《代出自蓟北门行》、《代苦热行》、《拟古诗》等。他的乐府诗，把汉魏乐府的质朴刚健与南方民歌的艳丽浅近结合起来，并以强烈的激情、优美的文采灌注其中，使乐府诗获得了新的生命新的发展。

刘宋之后的齐朝，立国虽然只有二十多年，但因为永明新体诗的出现和艳体诗的露头，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阶段。所谓“永明体”诗歌，概括起来说，就是对诗歌提出的关于声律方面的要求：以平、上、去、入为四声，平声为平，其余为仄。在五言诗的两句中，一句之内，平仄交错；两句之间，平仄相对。除此而外，又规定必须避免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等八种声韵上的毛病。一般以十句为一首，除首尾四句外，中间的六句必须两两对仗。而所谓“艳体诗”，就是以华美的词语描写女性之美男女之爱的诗歌。它是上承汉代女性美之赋，近学南朝民歌的结果，下启后代宫体诗的先声。

刘宋时期的代表诗人是谢脁，他与他的同族前辈谢灵运都擅长山水诗的写作，后人称他们为“大小谢”。他的诗歌以写景见长，如《入朝曲》、《玉阶怨》以及含有“远树暖阡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之句的《游东田》和含有“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之句的《晚登三山还望京邑》都是传诵千古的名诗。

梁代立国时间较长，而以梁武帝为首的社会上层又对文学的特别爱好与重视，加上刘勰、钟嵘等文学批评家的出现，在文学上形成了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在诗歌方面，宫体诗、边塞诗的兴起，七言诗的发展，对后代影响都很大。

陈代诗歌，基本上是沿着梁代诗歌的道路继续向前发展。尤其是诗歌的形式方面，五言诗更加格律化，对仗和声律的运用更加严格也更加熟练；七言诗在前代发展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兴旺的势头。在陈后主为首的宫廷文学集团中，宫体诗仍然十分盛行，但它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显露出来。陈代最著名的诗人，是与庾信并称徐庾的徐陵。当时所谓的“徐庾体”，就是“宫体诗”的另一种叫法。徐陵的诗歌，流传至今的，大约有四十首。除了宫体诗之外，一些乐府题材的边塞诗，如《陇头水》、《关山月》、《出自蓟北门行》。另外江总的诗歌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他是陈代善于七言歌行的第一人，如《闺怨篇》即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首。他的另一首《宛转歌》长达三十八句，是陈代也是南朝最长的七言歌行。

在东晋及宋、齐、梁、陈相继更迭的时候，北方的诗坛相对来说显得沉寂一些。而从南方来到北方的庾信、王褒却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庾信奉梁代君主之命在出使西魏期间，梁朝被西魏所灭，他被迫留在西魏。并且受到器重，身居显贵，还被尊为文坛宗师，受到皇帝的礼遇。这种特殊的景况使他既有羞愧之感，又有故国之思，他后期的许多诗歌一变年轻时轻艳流荡的诗风，成为苍劲悲谅的作品。如《拟咏怀二十七首》、《寄王琳》、《重别周尚书》、《山斋》等，尤其是《题画屏风》二十五首，开了后代题画诗的先河。王褒的经历与庾信相类，也是梁国大臣被迫羁留西魏、北周，成为那里的文坛宗师。他的诗歌主要有：《燕歌行》、《关山月》、《渡河北》等。

在文人诗歌不断发展的同时，南北朝时期的民歌也有了可喜的收获。南朝民歌分为“吴声”与“西曲”两个大类，其中吴声三百四十多首，西曲大约一百三十多首，总数大约在五百首上下。前者产生于六朝古都建业（即今南京）地区，后者产生于江汉流域。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将它们一起编入“清商曲辞”类中。吴声的主要曲调有《子夜歌》、《子夜四时歌》、《独曲歌》等，西曲的曲调主要是舞曲，如《石城乐》、《乌夜啼》、《襄阳乐》、《三洲歌》等。

汉乐府民歌反映的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南朝民歌的内容则以男女爱情为主，很少涉及其他内容。而且，由于地域、经济、思想观念、统治阶级的喜好等方面的原因，这些爱情诗篇的内容以偷情私合为多。语言则明朗而巧妙，大量应用双关隐语。诗歌的形式主要是五言四句，对以后的五言绝句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

在风格方面，北朝民歌与南朝民歌完全不同，后者温柔缠绵、婉曲华丽，而前者豪迈雄壮、质朴粗犷。北朝民歌现存六十多首，以鲜卑等少数民族的歌谣为主。诗歌的内容大多是反映北地风光和他们的游牧生活、军事生涯以及他们的爱情与婚姻故事，有《企喻歌》、《陇头歌》、《折杨柳枝歌》、《慕容垂歌》、《陇上歌》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木兰诗》和《敕勒歌》。《木兰诗》歌颂女英雄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是北方民歌中最杰出的作品，它与《孔雀东南飞》异曲同工，交相辉映。

第五篇：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综述

魏晋南北朝

东汉（建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魏、蜀、吴——西晋——东晋

南朝：宋、齐、梁、陈

——

东魏——北齐

北朝：（初期）五胡十六国——北魏——

——北周灭北齐

西魏——北齐

（581年北周外戚杨坚建立隋，隋文帝结束了南北朝对立的局面）

关于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的综述

前言：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分裂时间最长的时期，经历了汉末大乱到三国鼎立，而后由晋实现短暂统一，之后又是南北朝分裂，此时期突出特点是政权更迭频繁，社会**、民族矛盾尖锐。

政治上，这一时期一个主要现象是门阀制度的存在。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士族与庶族矛盾不断激化，文学创作出现了歌功颂德和寒士不平两个倾向。思想上，首先是玄学兴起，其次是佛教、道教兴起。学术思想的兴起影响了文人创作。如名士们追求玄学中寓含的任达狂放的生活沈约、刘勰等与佛教关系甚密，王羲之、嵇康等受道教的影响。

文学发展中，诗歌发生了巨大变化，鲁迅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也发生了变化》），文学理论繁荣，文学批评兴起。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一大特点是文人集团的活跃。建安时代，以曹氏父子为首的文人结成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文人集团。此外还有“竹林七贤”、“二十四友”、“竟陵八友”等文人集团。

文学发展中，诗歌形式丰富多样，曹操及建安文人大量创作五言诗，七言歌行体也得到确立。曹丕《燕歌行》为文学史上完整的七言诗，南朝鲍照进一步改进七言诗形式。齐梁时期，沈约创造“永明体”，为律诗形成铺平道路。梁陈时期，出现了宫体诗。

近几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高达200多篇，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1]王文生《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中就把建安诗歌和陶渊明作为两个独立的章节研究；[2]赵东栓《魏晋南北朝文学》则依次对建安时文人诗歌及陶渊明诗歌进行评析，语言幽默易懂。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不同形式的诗歌都应受到关注研究。

正文：

一、建安正始诗歌

建安诗歌源于汉末大乱之际，此时汉统一思想结束，经学衰落。思想解放，建安诗风慷慨悲凉慷慨悲凉诗风相适应的是诗歌形式建安文人继承汉乐府民歌传统，创作大量五言诗，使之成为建安诗歌的基本形式。曹操擅长写五言诗，一方面继承汉乐府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一方面进行创新，用乐府古题写时事。如《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就采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步出夏门行》则是创新，用来写时事和抱负。[3] 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曹丕则尝试七言诗创作，如《燕歌行》，对后来鲍照、庾信的杂言、七言诗创作起了推动作用。曹植是建安诗坛上很具有才气的诗人。《文心雕龙》中对其评价：“文帝以为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4] 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

代表建安诗风的作家，除曹氏父子外，还有建安七子和女作家蔡琰。曹丕《典论。论文》中，评价了七子的优缺点。七子中，孔融辈分最高，王粲被称为“七子之冠冕”，刘桢被曹丕称：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蔡琰的《悲愤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文人创作的五言长篇叙事诗。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此时期以“玄学风流“著名。[5]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构成正始文学的基本特点。[6]正始文学代表作家是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其中阮籍、嵇康文学成就最高。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嵇康善于四言诗，脱出《诗经》藩篱，既有高洁志趣，也有秀逸风格。

二、两晋诗歌

西晋时，国家统一，社会状况好转。以陆机、潘岳等人为代表，开始讲究藻饰，注重形式与技巧，形成华丽的风云。目前对西晋诗歌的研究较薄弱，但[7] 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意见占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陆机诗多模拟乐府、古诗，内容少创新，如《门有车马客行》，写吴亡之后对故乡的怀念之情与亡国感慨。《猛虎行》写人生的艰辛与自己的苦闷。西晋诗坛另一代表是潘岳，潘岳工于言情，今存诗仅十八首，《悼亡诗》占了之首。[8] 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此外，还有左思、陆机、陆云等作家。左思，作品保存下来的很少，《咏史》八首被译为“创成一体垂式千秋。”东西晋之际，诗坛上代表作家是以慷慨悲歌而著称的刘琨和以游仙诗为主导的郭璞。东晋时玄言诗兴起，代表人物是孙绰和许洵。东晋的玄言诗虽然没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但对后来谢灵运的山水诗、白居易等人的说理诗以及宋明理学之诗，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陶渊明 在东晋诗坛上独树一帜，给诗歌注入新的生机的诗人是陶渊明。他以古朴自然的诗风，把诗歌提升到一种自然之美的境界，又以充满生活气息和生活哲理的率真自然的田园诗改变了空谈玄理的玄言诗，为后世的田园诗的创作树起了一面旗帜。

[9] 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

[10] 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陶渊明现存诗歌一百二十多首，最能代表陶渊明思想的是田园诗。如《归园田居》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表现其脱离仕途的轻松，返回自然地愉悦。《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无论其人格还是创作，对后代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南北朝诗歌

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刘宋至陈，元嘉文学、宫体文学是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元嘉三十年间这一阶段，代表作家为谢灵运和颜延之的创作活动，上起宋晋之交，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把自然美景引入诗歌，在诗界独树一帜。下及于大明、秦始之际，其间鲍照不仅创作了雄健豪放的诗作，而且为七言、杂言乐府诗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谢灵运真正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1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山水诗的出现，不仅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为中国诗歌增加了一种题材，而且开启了南朝一代新的诗歌风貌。继陶渊明之后，山水诗标志着人与自然进一步沟通与和谐，标志着一种新的自然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的产生。”[12] 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

颜延之与谢灵运齐名，诗歌往往一改典雅凝重风格，而流露出一片真情，如《五君咏》、《北使洛》就是这样的作品。

鲍照大力创作七言诗，语言奇特瑰丽、奇脚凌厉、风格豪放。代表作是《拟行路难》十八首。第二阶段即“咏明体”形成、兴起阶段。著名诗人沈约、谢朓等人，将声韵学的成果运用到诗歌领域，形成永明新诗体。沈约对永明体的产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诗歌成就也较突出。诗歌有“长于清怨”的风格特色，《八咏》诗是诗集中的压卷之作。

谢朓也是“永明体”创始人之一，诗歌成就杰出。钟嵘《诗品》中也记载，齐、梁人论诗，以为“谢朓古今独步”。[13] 朱起予《论谢朓的山水诗》将谢朓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朓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朓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朓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谢朓的诗歌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对诗歌格律比起重要作用，奠定了唐诗基础，有些基本上达到唐诗风格。

第三阶段，即以“梁简文帝萧纲、梁文帝萧绎为代表的宫体诗”兴盛阶段。宫体诗多描写女性和宫廷生活，风格轻绮柔靡，在诗歌发展史上仍有一定积极意义。代表作家有萧纲、徐陵父子等。

北朝诗歌相对南朝稍逊色，但也有自己特色，特别是庾信的“庾信体”，为南北文学融合、创新作出了杰出贡献。《拟咏怀》二十七首是他的代表作。庾信的诗体上更接近唐诗，可以说开了中唐以后唐诗的先河。

此外，北魏、东魏、北齐诗歌也各具特色，萧综、温子昇、邢邵、魏收等为这一时期代表作家。

小结；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长期分裂的时代，但是不同的阶段，诗歌创作也各具特色。而且正因为这一时期，诗歌不断发展，而且形式多样，对后世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文生《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2] 赵东栓《魏晋南北朝文学》

[3] 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4] 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广西师院学报》1997年第4期。[5]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6] 《三国志。魏书。嵇康传》 [7] 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第1期。

[8] 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9] 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学术交流》1996年第3期。

[9] 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文学遗产》1996年第1期。[10] 〕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11]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03页 [12] 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学术交流》1996年第3期。

[13] 朱起予《论谢朓的山水诗》，《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