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之法律效力研究

第一篇：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之法律效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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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之法律效力研究

作者：胡艳

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03期

【摘要】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不同行政区域政府为实现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而不断谋求合作，为了确保合作长久稳定发展，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应运而生。合作协议从初步萌芽到现在的蓬勃发展，在实践发展中逐步得到完善，但其法治化和规范化发展仍然有所欠缺。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合作协议应该被纳入到法治化发展轨道。因此，本文从效力对象和效力等级两方面重点探讨了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希望能为合作协议的法治发展提供协议理论建议。

【关键词】区域政府；合作协议；法治化；法律效力

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是当前区域政府间探索的有效合作方式之一，它通过由参与合作的政府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协商、沟通，并将各自权利义务以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有利于合作政府依据所签订的协议办事，可操作性明显增强。合作协议制度的出现能够很好地协调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调适政府管理行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协调和平衡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合作协议有力地证明了合作协议机制的切实可行。尽管近年来，学界对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的关注越来越多，但主要集中在行政管理、城市规划和发展等领域，从法学的角度对合作协议研究的理论还不够完善，特别是对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未能形成系统的研究，不合作协议的长久稳定发展非常不利。因此，本文从实践发展需求出发，以“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为目标，重点对其法律效力展开研究。

一、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的基本内涵

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对实践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政府间合作形式的称呼，笔者将其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互不具有隶属关系的地方政府之间，为实现特定的行政目的，运用行政权力，在平等协商、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上达成合作协。根据对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含义的界定，我们可以得出其具有空间的区域性、目的的行政性、主体的特定性、过程的合意性和载体的要式性五大特征。（1）空间的区域性。合作协议地域主体在空间上突破了原有行政区域划分的束缚而进行合作，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新的经济区域。[1]

（2）目的的行政性。合作协议目的的行政性是指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履行行政职能，实现一定的行政目的，目的的行政性使合作协议区别于政府为了民事目的而签订的民事合同，这也是合作协议的实质特征。（3）主体的特定性。合作协议的主体是参与合作的各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并且主体之间不具有隶属关系。（4）过程的合意性。合作协议本质上属于合同，必然具有合同的契约精神，即参与合作的各方政府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沟通、协商，最后达成一致意见，该协商过程即体现为合意性。（5）载体的要式性。载体的要式性是指合作协议必须以一定的要式形式表现出来，例如书面形式、电子邮件、传真等有形介质，绝对不能以口头形式表示，这与民事合同中的口头形式表达有所区别。

二、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

在理论上而言，合作协议应当具有明确的法律效力，只有明确规定其效力，才能对缔约政府产生拘束力，防止其肆意违约而导致合作破裂。如果合作协议不明确其法律效力，合作协议将成为一纸空文，各缔约政府可以随意更改、撤销协议，不完全履行甚至不履行合作协议规定的义务，这就会增加参与合作的政府之间的矛盾，使其失去彼此合作的信任，最终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合作和发展。因此，必须重视合作协议法律效力的研究。

（一）合作协议效力的对象

1.缔约政府

美国法律明文规定具有合同性质的州际协定对参与协定的各州有法律拘束力，一旦参与了州际协定，各州就不得随意单方修改或撤销协定，因为“州际协定对成员州的所有公民都具有约束力”。[2]我国的法律法规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但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合作协议对缔约政府具有法律效力，能够约束其行为规范。作为私法领域的一般法律原则，诚实信用已经逐步适用于公法领域。合作协议本质上属于合同，因此，诚实信用原则当然可以也必须适用于合作协议中，以规范缔约政府的行为。缔约政府在合作过程中，应当本着诚信守信的心态，积极与参与合作的各方政府建立合作信任关系，只有才能保证合作协议顺利签订和履行，减少违约情况的发生。事实上，区域政府间签订合作协议的目的就是希望能通过合作协议的拘束力约束缔约主体的行为，实现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因此，在法学理论上合作协议对缔约政府具有法律效力是毋庸置疑的，在区域政府间合作的实践过程中也应该加强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观念，积极履行合作协议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2.缔约政府以外第三人

根据合同的有关理论，合同应该受到相对性理论的限制，“合同关系的相对性是合同规则和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我国合同立法和司法所必须依据的一项重要规则。”作为合同的一种，区域政府间的合作协议也受合同相对性的约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合同的相对性理论在不断被突破，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共利益影响私人利益理论，合作协议的效力也不再局限于缔约政府之间，对缔约政府以外的第三人也存在拘束力，合作协议的相对性也得到了扩张。

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交往愈加频繁，越来越多的第三人参与到区域政府间的合作过程中，合作协议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第三人的利益。为了保障第三人在区域政府间合作中的合法利益，必须给予诚实信用原则突破相对性理论的限制。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标志着合同法的价值取向有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越来越重视社会利益的维护，诚实信用原则可以很好的协调区域政府在履行合作协议中的各方利益，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为合作协议的实施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3]另外，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而相对性属于合同法的原则，前者的法律位阶明显高于后者，因此，相对性原则应该对诚实信用原则作出让步，这样，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可以突破相对性的限制，拓展到对缔约主体以外的第三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区域政府间通过合作协议以实现区域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实际上是对公共利益的重新配置，涉及公共利益的调整和分配。第三人的利益属于私人利益，但由于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密不可分，存在统一性，表现在相互依赖、相互转化和相互包含等方面。因此，调整和分配公共利益必然会影响第三人的个人私益。具体到合作协议中，区域政府间通过合作行为，无形中以各种方式影响着第三人的权利、义务以及行为规范。因此，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必须对缔约政府以外的第三人具有法律效力，从而使得第三人能参与到合作协议的签订和履行，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应为合作协议实施受损时，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获得法律救济。可见，强调合作协议对第三人具有法律效力实际上是对第三人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保障。

合作协议对第三人具有法律效力，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合作协议都能对第三人产生拘束力。对于那些纯粹属于政府合作内部事务的合作协议，对第三人是不具有拘束力的，因为这类合作协议主要是协调政府的内部行为，对第三人并不产生实质的影响，也就没有必要对第三人产生拘束力。这类合作协议包括两种，一种是专门涉及会议制度的合作协议，如《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日常工作办公室工作制度》等；另一种是合作协议中涉及议事规则的条款。[4]

（二）合作协议的效力等级

合作协议的效力等级主要涉及的是合作协议之间、合作协议与缔约政府辖区内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之间的效力高低比较，简单的说就是当合作协议之间、合作协议与缔约政府辖区内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之间规定发生冲突时，如何具体适用。

1.合作协议之间的效力等级

随着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区域政府间的合作趋势加强，签订的合作协议数量越来越多，这就导致合作协议在内容上很有可能发生冲突，如何适用内容相互冲突的合作协议是合作协议之间效力等级所要解决的问题。内容冲突的合作协议大体可归为两类，一类是先后签订的合作协议内容冲突，但缔约主体没有发生变化；一类是先后签订的合作协议内容冲突，缔约主体也发生变化，缔约主体部分相同部分不同。

对于第一类合作协议的适用，即尽管协议内容冲突，但签订协议的政府没有发生变化，这完全可以借鉴法律适用中的“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前后合作协议都是缔约政府之间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前后协议内容冲突说明缔约政府的意思表示发生变化，应该以最后达成的意思表示为准，因此，应该优先适用最后签订的合作协议。事实上，我们可以将后来签订的合作协议看成是对前面合作协议的补充、变更或完善。在具体适用上，前后协议内容相同或没有实质冲突的部分，依然可以继续适用；内容冲突的地方以最后达成的协议规定的内容为准；如果后面签订的合作协议在于变更先前合作协议的某部分内容，则变更部分的内容以变更内容为准，但先前合作协议中的其他内容依然有效，其适用并不受变更的影响。

对于第二类合作协议的适用，应根据缔约主体的不同有所区分。前后合作协议缔约主体相同部分，参考第一类合作协议的适用方式，即“后合作协议优先于前合作协议”；前后合作协议缔约主体不相同的，适用各自所签订的合作协议。例如甲乙丙三方政府在2011年10月共同签订了A合作协议，乙丙丁三方政府与2012年6月共同签订了B合作协议，A、B两协议的主要目标都是关于共同开发和利用区域旅游资源，但是两者在内容上存在一些冲突，现在，甲乙丙丁四政府适用合作协议的具体情况就是：乙丙两个政府适用“后合作协议优先于前合作协议”原则，冲突部分的内容规定适用B协议，其余内容适用不变；甲政府适用A协议，不受B协议规定内容的影响；丁政府适用B协议，无需考虑A协议的规定情况。

2.合作协议与缔约政府辖区内规范之间的效力等级

缔约政府辖区内规范具体指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两种。当政府所签订的合作协议的内容与其辖区内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相互矛盾和冲突时，如何确定适用，目前理论界存在三种观点：辖区规范优先说、合作协议优先说和对等说。辖区规范优先说认为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要高于合作协议，因此应该优先适用。合作协议优先说刚好与辖区规范优先说观点相反，认为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要高于所在辖区内规范，因而合作协议应该优于辖区内规范得以适用。对等说则认为合作协议与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同一法律秩序的不同组成部分，两者相互独立，因此在适用上不存在谁有限的问题，都可以平等的适用。[5]笔者以为，结合我国区域政府合作的实践情况以及我国的政治体制实情，合作协议优先说比较合适。政府在决定参与区域合作，签订合作协议前是“自由”的，它可以选择是否签订合作协议，是否愿意接受合作协议的约束。一旦政府签订了合作协议，也就意味着它愿意接受合作协议的拘束，愿意自我限制行政权力的行使。因此，缔约政府不能再以合作协议与本辖区内规范相冲突为由拒绝履行协议。另外，合作协议存在的重要原因在于它能够推动区域间的合作和发展，协调和解决区域矛盾和纠纷，相比单个行政区域内的局部利益，合作协议更能取得更为重要的区域间整体利益。所以，笔者比较赞同合作协议优先的观点，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应该高于缔约政府辖区内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适用合作协议的相关规定。

三、结语

由于法学界对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关注的缺失，导致合作协议在前进发展过程中，未能有良好的理论指导。为了全面正确深入了解合作协议，也为了能够让合作协议早日走上法治化、规范化道路，有必要对其法律效力进行重点研究，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对合作协议法治化发展提供些许帮助。

参考文献：

[1]袁合川.合同相对性原则突破的原因和价值分析[J].行政与法，2010（7）：17.[2]See Frederick L.Zimmerman and Mitchell Wendell，The Law and Use of Interstate Compacts[J].The Council of State Governments，2006（2），p.141.[3]朱颖俐.区域经济合作协议性质的法理分析[J].暨南学报，2007（2）：4.[4]应松年.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98.[5]钟发斌.论我国区域执法合作机制的构建[J].行政与法，2006（3）：53.

第二篇：婚姻登记之法律效力研究

婚姻登记之法律效力研究

闫海潮

【摘要】婚姻登记是民法（婚姻法）上结婚、（协议）离婚民事行为的法定形式和生效要件；另一方面，婚姻登记属国家行政管理事项，结婚、（协议）离婚登记须经当事人申请由登记机关依照登记法规为之，属依申请的公法行为，是公法与私法性质兼备、公法与私法相融合的法律制度。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看，婚姻登记无疑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但婚姻登记与一般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特征、法律效力有很大的不同，是一类特殊的不可诉请撤销、宣告无效的具体行政行为。【关键词】婚姻登记；特殊的具体行政行为；公法与私法 【全文】

喜气洋洋的新人们从满面堆笑的婚姻登记人员手中接过枣红色烫金《结婚证》的那一刻，浑然不知他们竟如此轻轻易易、自自然然地跨越了公法与私法两大法律体系的鸿沟。在我们的这个充斥着行政管理法规的社会中，如何认识和理解公法与私法相互连结与交织的现象，并解决由此产生的法律争议与诉讼问题，乃是当代法学者和实务家的重要课题之一。结婚与离婚是再普通不过的民事行为，结婚登记与离婚登记也是社会所常见的公法行为，但常习、常见并不代表我们对事物的性质和特征已经有了深入的了解和正确的认识。本文希望通过对婚姻登记的法律性质的研究，澄清一些问题和认识，并希望由此引发学界对包括婚姻收养登记、房地产登记、户籍登记、商事登记在内的民商事登记法律问题的关注与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婚姻登记的法律性质乃是司法实务中争议颇大却在学术界关注、研究较少的一则法律问题。其一，对婚姻当事人来说，男女双方共同申请结婚登记的行为究竟是行政法上的申请行为还是民法上的民事行为，抑或是当事人同时做出了两个行为，又或是当事人只做出一个行为但分别被行政法和民法进行了不同评价？其二，对登记机关来说，作为民事行为生效要件以及民事关系公示方式的婚姻登记是否还是行政法上的行为，又或者是与一般的行政法上的行为有很大区别的行为（其区别程度如何）？其三，当事人民事行为（结婚、离婚）的瑕疵能否影响婚姻登记的效力，以及婚姻登记的瑕疵能否影响当事人民事行为（结婚、离婚）的效力？行政机关是否有权依职权撤销有瑕疵的登记行为，是否允许当事人以及利害关系人就结婚登记与离婚登记提出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这些都是实务上的重要问题，常常引起很大的争议。其最著名的，当属“郑松菊诉乐清市民政局、第三人张明娣不服结婚登记行政行为案”。

该案源起乐清市亿万富翁胡加招亿元遗产继承纠纷，胡加招之母郑松菊在与儿媳张明娣争执遗产的诉讼中以胡加招、张明娣二人未亲自到场办理结婚登记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乐清市民政局颁发给胡加招、张明娣的结婚证。该案双方当事人分别请得我国著名行政法学专家张树义和胡建淼为代理人，南北两大行政法学大腕温州“斗法”，论辩激烈。胡建淼等人认为，婚姻登记机关在胡加招、张明娣未亲自到场情况下办理结婚登记违反法定程序，应予撤销，胡加招之母对此有诉的利益，有起诉的资格。张树义等人认为，结婚登记虽确实存在瑕疵，但仅为行政程序上的违法，并非实质性违法，并无婚姻法上婚姻无效的情况，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民事权利，结婚登记不得撤销，且胡加招之母非属婚姻当事人，并无起诉的资格。虽然双方观点各异，但似乎有一点相同，即双方均没有对婚姻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性质和可诉性提出异议。笔者在网上查到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对本案的一则答复，即2005年10月8日法[2005]行他字第13号“关于婚姻登记行政案件原告资格及判决方式有关问题的答复”，称“

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有权起诉婚姻登记行为的婚姻关系当事人死亡的，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婚姻关系双方或—方当事人未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婚姻登记，且不能证明婚姻登记系男女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对该婚姻登记不服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撤销。”该“答复”（网上流传，未见正式文件，姑且信以为真）要旨有三：

1、婚姻登记行为属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可以提出行政诉讼；

2、有权起诉婚姻登记行为的婚姻关系当事人死亡的，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3、人民法院撤销婚姻登记行为的条件是“婚姻关系双方或—方当事人未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婚姻登记，且不能证明婚姻登记系男女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姑且不论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认定婚姻登记行为属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有何依据，其答复要旨之三就大有问题：婚姻登记机关在婚姻关系双方或—方当事人未亲自当场时就办理结婚登记，当然违反法定程序，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即应判决撤销，何以附加“且不能证明婚姻登记系男女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一条件？“当事人亲自当场”系属公法所要求的程序，“男女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系属民事主体的意思。难道当事人在证明“婚姻登记系男女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后即能补足“未亲自当场”的缺陷，或者说当事人能够以自己的意思补足公法上的行为？本案乐清市法院一审以当事人未亲自当场办理结婚登记为由判决撤销结婚登记，而温州市中级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下发上述答复后却改判结婚登记有效。温州市中院的依据为何，因媒体未予公布，笔者无从查考，甚为遗憾。但想来在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下发上述答复后，温州市中级法院的改判似乎只能有一个理由，“婚姻登记系男女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公法与私法的交织，真可谓“剪不断，理还乱”。

“郑松菊诉乐清市民政局、第三人张明娣不服结婚登记行政行为案”似乎证明，当事人可以以自己的意思补足公法上的行为。那么，当事人能否以自己的意思否定公法上的行为呢？让我们来看这样一起案件：２００５年８月一名自称 “任雪” 的女子冒用他人遗失的身份证与济南市男子余光辉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后携带８０００元彩礼出走。余光辉提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判决撤销结婚登记行为。婚姻登记机关辩称，婚姻登记机关对申请人只承担形式审查义务，不承担也不可能承担证件实质性审查的义务，其向余光辉和“任雪”颁发结婚证的行政行为在婚姻登记程序、事实和法律上均没有错误和违法之处，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济南市历城区法院以虽然登记机关在办理结婚登记过程中对余光辉和“任雪”所持证件进行了审查，但由于客观上办理结婚登记的女子确系冒用他人名义，导致办理结婚登记错误，该登记行为应予撤销为由，判决撤销该结婚登记。本案中，依照婚姻登记法规的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已经尽到了审查的义务，也无违反法律、法定程序之处，只是“客观上„„办理结婚登记错误”，却要被判决撤销登记行为，无任何法律根据，且与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原理相悖。实际上，本件结婚登记被撤销的根本原因乃是余光辉既与真任雪之间无结婚之共同意思，与假“任雪”之间的结婚意思系受欺诈所为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故本件判决实质上承认当事人可以以自己的意思否定原本合法的公法上的行为。

问题是以上两个判断完全背弃了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原理，其结论不可理喻。依笔者所见，其谬误之源，全在对婚姻登记之法律性质的误解。

二、研究的方法

本文并不打算采用概念法学的方法，亦即一种先将所遇到的法律问题归结为某几个相关法学概念辨析的问题，然后叙述学术及实务界对这个法律问题及相关法学概念的不同认识和实务做法，再引证权威学者的著述一一将相关法学概念分析个遍，激浊扬清、正本清源之后，再将先将所遇到的法律问题套到概念之中去，便能得出一个唯一正确结论的研究方法（应该说是一种标准的论文写作方法）。从思想过程来看，概念法学采用的是一种演绎的方法，先假定存在一种唯一正确的理论，根据理论界定概念，再从概念总结出特征，而剩下的就是考察所遇到的法律问题符合是否这些特征、概念、理论。在概念法学之下，实例和案例只是用来证明理论的唯一正确性的贴金与装潢而已。本文不愿使用概念法学的方法，不仅是因为它违反了认识的规律，更是因为我国目前的行政法学并没有成熟、稳定且明确的基本概念体系可用。即以本题而论，所涉及的“行政行为”、“行政法律行为”、“具体行政行为”、“准行政行为”、“假行政行为”、“行政事实行为”、“程序行政行为”、“行政确认”、“行政确权”等等概念均处于激烈的争论之中，远未形成公认的概念体系，就是想概念一番也不知该用哪本教材或哪个学者的概念体系好了。

故此本文毋宁采用一种描述的和实证的方法。所谓描述的和实证的方法，就是从实证的角度去认识、描述所遇到的法律问题，首先具体描述它的特征，再去认识它的法律意义，从实务的角度去处理它，而后才总结抽象出法律概念，形成法律理论。亦即走的是“事实—特征—概念—理论”的归纳推理之路。所谓描述还指本文在相关概念在学术上争议不明以至不能确指要说明的对象时，宁可使用“可依职权撤销的行政行为”、“可复议或诉请撤销的行政行为”等更具描述性的语言，以避免引起具有不同学说概念体系背景的读者的误解。

三、我国的婚姻登记制度---法规、解释、案例

（一）婚姻登记法规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置及其演变 1、1950年我国第一部婚姻法即建立了婚姻登记制度，其第六条、第十七条即将婚姻登记列为人民政府管理的行政事项，故1955年内务部经国务院批准发布的《婚姻登记办法》将婚姻登记法规纳入行政法规体系，这一立法体例一直沿用至今。但在1994年之前，婚姻登记法规历来以 “登记办法”命名，行政“管理”的意识并不强，1955年、1980年、1986年的三部婚姻登记办法均只规定了婚姻登记程序，其内容大多是民事程序法规范，甚少行政管理规范。但1986年《婚姻登记办法》已经开始加强行政管理因素，其第九条规定“申请结婚、离婚或复婚登记的男女双方，对婚姻登记机关必须了解的情况，应如实提供。婚姻登记机关发现婚姻当事人有违反婚姻法的行为，或在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应宣布该项婚姻无效，收回已骗取的《结婚证》，并对责任者给予批评教育。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继续强化了行政管理：其一，立法依据条款称依据“婚姻法和有关法律”（前几部登记办法只称“依据婚姻法有关规定”）；其二，明定为“管理条例”，其三，规定了众多的管理措施，包括

1、“国务院民政部门主管全国的婚姻登记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婚姻登记管理工作。”（有了主管机关！），2、登记机关、登记员改为“登记管理机关”、“登记管理员”，3、规定对不符合婚姻登记条件以及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应当撤销婚姻登记，对结婚、复婚的当事人宣布其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结婚证，对离婚的当事人宣布其解除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离婚证，并对当事人处以罚款，4、结婚须经婚前医学检查、离婚须提供“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出具的介绍信”，且对离婚申请要“审查”，5、规定了当事人不服登记机关不予登记或行政处罚的可以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实质是将具有民事程序法性质的登记办法推进到纯粹的行政管理法。3、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对民政部门的管理情结进行了全面清算，除依照婚姻法的规定保留了登记机关对胁迫婚的撤销权外（根据民政部《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撤销胁迫婚姻须双方当事人共同申请且申明无相关民事争议，登记机关的撤销权形同虚设），1994年的“管理机关”、“管理措施”被删得干干净净。不仅如此，《婚姻登记条例》第五条对“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法定条件经规定只需当事人的“签字声明”，凸现了结婚本为民事行为的理念。2003年8月民政部不得不在关于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婚姻登记条例》的通知中指出，“婚姻登记是婚姻登记机关依照婚姻法和条例的具体规定，为符合结婚或离婚条件的当事人办理结婚或离婚登记的法定程序，这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的民事登记，是政府对公民婚姻关系的建立和解除进行监督和管理的制度”，终于承认了婚姻登记的民事性质。

（二）法规、解释、案例对婚姻登记可否撤销、宣告无效问题的态度。

1955年《婚姻登记办法》第八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如果发现当事人有违反婚姻法的行为而故意隐瞒的，应当予以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应当提请当地人民法院依法处理”,似乎主张婚姻的无效、撤销由人民法院主管。

1980年《婚姻登记办法》对婚姻登记可否撤销、宣告无效的问题没有做出规定。但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男女登记离婚后一方反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的批复》规定“一方对这种已发生法律效力的离婚，及对子女和财产问题的处理翻悔，在原婚姻登记机关未撤销离婚登记的情况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应受理”，似乎认为婚姻登记机关可以撤销婚姻登记，故“告知当事人向原婚姻登记机关申请解决”。可能是因为最高法院的态度，1986年《婚姻登记办法》和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对不符合婚姻登记条件以及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有权撤销婚姻登记，并规定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但以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的具体内容来看，当事人仅得对婚姻登记机关不予登记的行为以及行政处罚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故1986年《婚姻登记办法》和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实质上主张虽则婚姻登记属于可依职权撤销的具体行政行为，但却是不可诉请（或申请复议）撤销、宣告无效的

第三篇：博弈论视角下的区域政府间合作分析

摘要：利益问题是区域合作的核心问题，利益博弈贯穿区域合作的始终。2004年“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由不均衡战略进入全面区域协调发展阶段。但“中部战略”实施6年来，其“各自为政，分散发展”的格局仍在继续，中部经济一体化仍面临重重障碍。为使区域合作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政府之间的合作机制建设尤为必要。为此，区域政府应该打破行政界限和市场分割，消除恶性竞争和地方保护；结合国家政策进行二次制度创新，深化制度化合作，加强内部协调，推动区域务实合作，以达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和产业合理布局的局面，共享区域合作的成果。

关键词：中部地区；现状；博弈；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2-0042-03

2004年“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由不均衡战略进入全面区域协调发展阶段。但“中部崛起战略”实施6年来，其“各自为政，分散发展”的格局仍在继续，中部经济一体化仍面临重重障碍。本文将区域利益分析和博弈论相接，利用博弈论分析地方区域合作中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以期寻求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政策和方法。

一、中部区域合作机制现状及问题

“中部崛起”战略提出后，尽管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势头趋好，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正在逐步提高，但是，作为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且资源相对丰富的中部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尤其在区域合作方面仍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缺乏领先的优势区域，各自为政

在区域经济中，城市是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和经济集聚的核心，发挥着龙头作用，是最具实力与活力的区域性经济组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中部各省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中等偏后，整体实力相差不大，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缺少像长三角和珠三角那样的具有辐射力强的省(市)。处于这种“势力均衡”区域格局下的中部各省，为了保护和实现自身的利益，其进行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方面的激励作用相对变小，而通过相互竞争和争做“龙头”的激励作用则变大。在“中部崛起”战略提出后，各省都纷纷表示要主导中部的发展，如湖北提出要成为“中部崛起的支点”，“努力使湖北经济社会发展走在中西部前列”；江西、河南提出要“领跑中部崛起”；湖南也表示要力争走在中部各省前列。中部各省在设计各自城市群的战略目标定位上，也是各自为战，孤立发展，缺乏“中部城市群”的统一规划。

(二)各省产业层次低且趋同

在产业发展及合作方面，中部各省的产业层次较低，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相近，产业发展水平也大致处于同一层次上，“同构化”现象严重，目前，除了农业，中部各省的支柱产业主要集中于煤炭、电力、交通运输、金属冶炼、食品加工业等第二产业；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结构也非常接近，并且对东部地区转移的产业承接能力也基本处于同一水平。因此，中部各省非常容易对相似的区域发展资源的进行争夺，而进一步加深产业发展上相互博弈的困境。由于中部各省发展水平的相似性及地方利益的驱使，使一些地方政府在产业规划、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不能统筹谋划，而是画地为牢，甚至不顾全局性资源浪费与生产能力过剩，竞相进行重复建设与生产，致使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的问题严重，不仅造成了巨大的内耗，限制了企业规模效益的发挥，而且使得省份陷入了重复建设――原料大战――市场封锁――价格大战的不良发展轨道，最终导致各方的利益都受到损害。另外，“中部崛起”战略提出和实施之后，经过几年的发展，中部地区的区域间合作并没有多大的进展，整个中部地区的经济联系仍处于一种相对松散的状态，没有形成像长三角、珠三角及环渤海湾等地区的一体化，而是各自为政，缺乏有力的行政协调机构和民间协调机构，行政分割严重、内部开放度不够。由于各省产业同质性强、区域协调性差，加上地方保护主义，区域间的竞争多于合作，没有形成完整意义上的经济区域。

二、中部地区的区域博弈困境

从博弈论的视角看中部六省的合作，实质是一个多方参与的各博弈主体利益不断博弈的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区域逐渐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地方政府的“理性经济人”本性使它在与别的政府经济交往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种追逐利益的动机使得博弈各方不断协调各自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并最终达成共同认可的有约束力的协议。在区域博弈中，既有静态的囚徒困境，又有动态博弈；既有信息不完全博弈和合作博弈，又有非合作博弈。但由于区域差异、信息不对称以及合作的动因不足等问题，各区域在产业结构选择、资源、市场、执法等领域的非合作博弈更为常见，由此不利于中部区域比较优势的发挥。

(一)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博弈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上存在目标上的差异。中央政府的目标较为单一，即缩小差距，实现各地区相对均衡的发展，从而促进整体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对地方政府而言，目标则略显复杂一些。中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希望实现地方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因而借此机会尽力争取国家在资金及政策等方面的支持，达到地方利益甚至个人政绩最大化。由于利益与追求不一致，政府间在同一个战略框架下进行博弈的行为就不可避免。以财政分配政策为例，各地方政府都希望中央政府的财政分配向本地区倾斜，因而在财政分配领域展开利益争夺。中央政府力图达到对各省的相对平衡，地方则力图争取政策更有利于自己，由此导致的自上而下的“一刀切”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会强化旧制度，遏制地方政府的创造力和活力，带来发展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不成而产生的“令行不止”或者“阳奉阴违”，可能会导致经济行为和信息的扭曲。

(二)地方政府间在具体政策措施上的博弈

地方保护主义。我国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由来已久，地方保护主义的实质就是地方政府间的非合作博弈。如禁止或限制异地生产的商品入境和销售，由此引发地方政府之间针锋相对的行为；地方政府对不同产地但同类产品实行不同的质检和技检标准，并要求办理不同于其本地产品的审批手续；用行政手段阻止要素或劳动力向其他省份流动；在产业层次低且趋同的情况下，区域间的重复建设严重等；甚至企业间的竞争也打上了浓厚的地方烙印。这类问题同样存在于中部地区。

争取外部的合作，招商引资以及对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承接的博弈。中部地区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潜力成为东部地区产业投资转移的理想场所。但是，在招商引资中，地方政府往往通过低廉的劳动力、土地资源供给的优惠、税收减免、降低环保标准等吸引外来企业投资的办法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为其拓展市场，所谓“门槛一降再降，成本一减再减，空间一让再让”，结果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客商拿走了大量本该由地方得到的利益，并造成了地方环境的破坏。

(三)区域政府博弈的后果

地方政府间非合作博弈的实质是一种寻租――设租行 为。地方垄断租金的最大化是地方政府间非合作博弈的核心动机，地方政府预期这种博弈所带来的垄断租金是可以满足地方利益的，尽管这种预期具有明显的经验性和不确切性。片面追求政绩的非合作博弈短期行为，可能会为局部地区带来短期利益，但这一可能带来额外收益的过程，却是以大量的成本外部化、资源的浪费、市场效率的下降以及社会福利的损失为代价的，对区域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造成巨大伤害。

三、区域政府间合作博弈的对策及建议

为了走出“囚徒困境”，实现中部整体经济的崛起，只有竞争甚至投机是不够的，加强区域合作才是整体的最优选择。但是现有的市场机制和利益分配模式使得区域合作的过程存在困难，区域间的互利合作完全通过依靠市场的力量无法达成最优。从博弈论的观点来看，解决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冲突的有效办法是改进和完善博弈规则，即需要博弈各方――政府共同设计一种协调机制，加强利益协调和行为约束。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树立共赢的理念

一方面继续加强和东西部的互补和协调，强化产业链的发展，促进中东部地区形成合理的产业合作体系。另一方面，要加强区域间在利益和政策协调。避免经济发展中的重复建设、过度竞争等现象，加强地方利益协调，破解区域发展的“囚徒困境”。

由于任何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区域经济活动的拓展会产生外部性。目前中部6省都已经建立了以省会为中心的增长极：河南的中原城市群、湖北的武汉“1+8”城市圈、湖南的长株潭经济圈、安徽的皖江经济带和江西的昌九工业走廊、山西以太原为中心的大字形经济带。有些经济学者认为应该建立由中部地区最发达的武汉和郑州组成的“汉郑经济圈”；建立由武汉、长沙、南昌组成的“汉三角三小时经济圈”。但事实上，中部各省会城市都没有实力像中国“三极”中的北、上、广一样成为中部地区的经济中心，而经济中心又不能自封或由政府任命。因此，中部地区在没有公认的区域中心的基础上，应该以区域内各中心城市共同市场利益为纽带，树立全局意识和共赢的思想，以大气、开放的心态积极参与区域竞争合作，在资源、生态、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领域加强合作，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促进省份之间的相互配合，把中部的整体利益置于优先地位，而不是一味去争中央项目、投资或政策优惠。同时，在合作的过程中要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

(二)加强政府间政策协同和制度化合作

地方政府行为与政策将对中部地区空间格局分化产生重要影响。地方政府问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为投资者创造优良的基础设施环境、高效优质的公共服务环境、先进而富于创新活力的制度环境这三个方面。随着各地投资硬、软环境的改善，竞争的焦点集中到了制度创新上。下一步需要强化中部六省合作平台，建立政策、产业、企业层面的合作协商机制，避免恶性竞争，提高区域政策的执行效率，降低区域协调成本。

中部陷入博弈困境的原因，主要在于地方本位的行政区经济体制和强烈的地方利益取向所造成的地方政府过度竞争和政府主导的区域发展模式，其经济的竞争性大于合作性。在区域经济的发展的进程中，中部政府应该借鉴“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经济合作区的经验，努力为企业创造有利的竞争条件和发展环境，引导经济平稳发展，把主动权交给市场和企业。另一方面，打破地区间的行政壁垒，加强区域性市场建设，合理规范和整顿市场秩序，把中部六省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规划，利用土地、金融、资金等各项措施完善区域合作的政策体系，促进区域内部要素合理流动，加快区域内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务实合作，为中部合作及中部崛起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此外，中部区域经济的顺利发展离不开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对各地方政府利益博弈的引导，可通过中央政府区域政策的规范和各项政策在跨地区的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的方面监督和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

(三)完善利益形成机制

建立一种促进合作的利益补偿机制，来弥补受损地区因参加区域合作而受到的损失，这是推动中部合作、实现中部崛起的内在要求与保证。它能够对区域合作能造成的过大利益差距进行救济，以弥补优势不对称所造成的收益分享不公平和避免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在合作的过程中，较为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应该与中小城市合理分配利润，以提高相对落后地区参与合作的积极性。事实上，也只有以完善利益形成机制为纽带，开展区域合作，并确保合作中的中部各方的利益主体都能各得其利，才能真正保证中部的区域合作行为具有持续的动力支撑，以激励合作行为的实现。

此外，要改革现有的政府官员绩效评估体系。虽然目前我国还没有一套统一的政府官员绩效评估体系，但类似的考评标准容易使地方政府官员决策成本外部化，而且重短期利益，轻长远利益；重自身利益，轻区域利益。这间接强化了地方保护行为，违背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新的官员考评标准的设定，应充分考虑官员决策的中长期后果，且有必要与整个区域的发展状况挂钩，并多考查非经济领域的业绩。

(四)完善法治体系

为防止合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保证区域经济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必须借助于法律手段建立对区域内的合作主体行为的约束机制，分别制定国家层面和地区层面的法律制度体系，强化法治约束和监督，严厉打击和处罚破坏区域合作的行为。对于中部合作和中部崛起而言，要从《组织法》和《行政法》的角度制定有关政府合作的法律法规，既要反对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又要以法律形式对地方政府的权限进行划分。此外，还要制定和实施一些惩罚性条款，对合作中违反“游戏规则”的“搭便车”等非规范行为进行惩戒。这种区域合作约束规则的形成是地方政府问相互博弈的产物，它体现了参与者的一致意见。

综上所述，在区域经济合作中，一个地区的最高利益，并不必然是另一个地区的最高利益，而地区之间的合作则能够产生效益。为使区域合作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建立政府之间的合作机制显得尤为必要。为此，区域政府应该打破行政界限和市场分割，消除恶性竞争和地方保护；应结合国家政策进行二次制度创新，深化制度化合作，加强内部协调，推动区域务实合作，以达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和产业合理布局的局面，共享区域合作的成果。而中央政府亦应承担起引导和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责任。

第四篇：区域经销合作协议

盛世光明软件同盟———区域经销协议

盛世光明产品区域经销合作协议

授权方：北京盛世光明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经销方：

（以下简称乙方）

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本着诚信合作、平等互利的原则，就北京盛世光明软件系列产品经销合作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经销产品范围：网路神警系列产品

二、授权代理性质、授权销售区域及有关权限： 甲方授权乙方经销销售区域为： 岳阳 地区。未经甲方允许，乙方不得跨越授权区域范围销售。

三、授权期限：自 2014 年 11 月 12日起至 2014 年 12 月 11日止。于上述有效期届满前5日内，乙方优先续约，否则自此协议期满之日起本协议自动失效。

四、双方结算事项

1、结算价格及特价支持：乙方执行甲方全国统一结算价格 5 折供货规定。未经甲方许可，乙方不得低于全国统一零售价80%销售授权产品。对于特单可随时申请特价支持，对于低于经销价的投标或特单，至少保证经销商50%利润。如果当地产生总代理，须直接从总代理处进货。

2、样品及铺货：本协议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免费提供《网路神警上网行为管理》中小企业版特供版产品样品1套，上网行为管理折页1张，网络安全管理彩页10张，《网路神警家庭上网小卫士》月卡5张，《网路神警家庭上网小卫士》价值168元一年包装版1套，小卫士彩页10张，公司封套1个，作为前期推广支持。若乙方安排专人参加公司现场培训且考试合格，并获取相应资质证书，可享有铺货政策。

3、运输方式：乙方指定发货运输方式，甲方代办手续，运费由乙方负担。

五、双方约定全年结算任务指标及相关考核规定

1、客户档案报备：乙方需及时完整的向甲方报备客户信息给甲方，以便甲方后期远程服务和升级。

2、意向客户报备：乙方意向客户须第一时间向甲方区域经理报备，避免客户冲突，凡乙方报备的客户，甲方不再参与直接销售。

六、双方权利和义务：甲方有义务对已销售给乙方的软件提供版本升级服务，一年后，需要支付升级费的产品，升级费用以甲方公告为准，乙方依据公告可直接向客户征收。征收后按照40%返还给甲方。甲方拥有本合同第一条所示自有产品的著作权、知识产权及相关的一切权利。

七、其他：本协议共一页，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自签字或盖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传真件有效。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请甲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裁决。

甲方：北京盛世光明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委托代理人：李月娇

委托代理人：

日期：2014年

月

日（公司签字盖章有效；个人签字有效，身份证号）

经销商信息：联系人姓名

，手机

____________，收件详细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 1

第五篇：区域经销合作协议

XXXX区域经销合作协议

授权方：（以下简称甲方）

经销方：（以下简称乙方）

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本着诚信合作、平等互利的原则，就XXXXX软件系列产品经销合作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经销产品范围：XXXX系列产品

二、授权代理性质、授权销售区域及有关权限： 甲方授权乙方经销销售区域为：_____地区。未经甲方允许，乙方不得跨越授权区域范围销售。

三、授权期限：自签订之日起1个月内有效。于有效期届满前5日内，乙方优先续约，否则自此协议期满之日起本协议自动失效。

四、双方结算事项

1、结算价格及特价支持：乙方执行甲方全国统一结算价格 5 折供货规定。未经甲方许可，乙方不得低于全国统一零售价80%销售授权产品。对于特单可随时申请特价支持，对于低于经销价的投标或特单，至少保证经销商50%利润。如果当地产生总代理，须直接从总代理处进货。

2、样品及铺货：本协议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乙方可向甲方申请，免费产品《XXXXXX》中小企业版特供版产品样品1套，上网行为管理折页1张，网络安全管理彩页10张，《XXXXXX》月卡5张（价值100元），《XXXXX》价值168元一年包装版1套，彩页10张，公司封套1个，作为前期推广支持。若乙方安排专人参加公司现场培训且考试合格，并获取相应资质证书，可享有行业版铺货政策。

3、运输方式：乙方指定发货运输方式，甲方代办手续，运费由乙方负担。

五、双方权利和义务：甲方有义务对已销售给乙方的软件提供版本升级服务。甲方拥有本合同第一条所示自有产品的著作权、知识产权及相关的一切权利。

六、其他：本协议共一页，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自签字或盖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传真件有效。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请甲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裁决。

甲方： 乙方：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日期： 年 月 日（公司签字盖章有效；个人签字有效，身份证号）

经销商信息：联系人姓名，手机，收件详细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