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万隆会议之行

第一篇：周恩来万隆会议之行

周恩来万隆会议之行

薛斐 建环九 2009013145

会议前奏，暗流汹涌

亚非会议召开的提议，最初是由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于1953年8月倡议的。1954年4月底至5月初，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五国总理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会议，表示支持印尼总理的这一倡议，准备正式发起亚非会议。之后不久，印度总理尼赫鲁与周恩来会晤，提到了召开亚非会议的问题，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他敏锐地看到：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不仅在亚非历史上，而且在现代国际关系上都是划时代的创举，标志着亚非国家自己掌握命运的新的历史时代的来临，中国应该积极出席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将使向无往来的亚非国家能够会面，即可增加了解，消除误会与隔阂。这正是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增进国际交往和广交朋友的又一个好机会。于是周恩来便爽快的答应了下来。

这年12月底，科伦坡国家5国总理再次聚集在印尼，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定于1955年4月的最后一周在印尼的万隆举行亚非会议。因此此次亚非会议又被称为“万隆会议”。万隆会议是没有帝国主义国家参加、而又亚非绝大多数国家所举行的国际会议。大多数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要求和平、要求独立、要求发展本国经济的共同愿望。但是亚非会议要实现预期的目标并非易事。由于会议的宗旨同美国扩张侵略、称霸全球的国际策略是根本对立的，所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某些国家害怕亚非国家和人民的觉醒，他们必然会站在敌对立场上想方设法阻止万隆会议的召开，并且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新中国和共产党。而建国初期，参与会议的29个国家中只有小部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外交关系，其余国家多数还同台湾国民党有外交关系，而且有的国家在政治上还受着美国的影响或控制，与社会主义国家有对立情绪，对周恩来等人的到来并不持有好的态度。

在这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要完成祖国和人民托付的神圣使命，困难之大，不了解内情的人是想象不到的。为此，周恩来从2月开始就立即着手会前的准备工作。在此期间，中国政府还通过外交途径向具体筹备亚非会议的印尼政府，就在亚非国家实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交换了意见，并建议把五项原则作为亚非会议的指导思想。

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也紧锣密鼓地策划破坏活动，计划对周恩来乘坐的包机进行破坏，谋害周恩来等人。于是便有了震动一时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包机爆炸案。

4月11日，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指使在香港启德机场工作的特务周驹，预先在中国代表团包租的一架印度国际航空公司C—69型星座式客机，即“克什米尔公主”号右翼轮舱附近，放置了定时炸弹。

这天中午12时15分飞机飞离香港约4小时后，在大纳土纳群岛附近的南中国海上空，炸弹击穿第三号油箱，从而引发无法控制的大火、迅即飞机坠毁。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共11人全部罹难

由于周恩来应约去缅甸仰光同尼赫鲁、吴努、纳赛尔、范文同、纳伊姆汗举行非正式的6国会谈，事先改变了出国路线，才得以幸免于难。而面对“克什米尔公主”号凌空爆炸，周恩来处之泰然，并明确表示：临阵不换将。按照原定计划，出征万隆。会议伊始，一平**

1955年4月18日上午，万隆会议在独立大厦隆重开幕。

与会代表共计340人，分别来自29个不同的国家。这29个国家，占据了世界人口的三

分之二和世界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他们彼此肤色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也不同。他们身着风格迥异的服饰：利比里亚人和黄金海岸人身裹着整幅五彩绸缎，头戴绣花小帽；沙特阿拉伯人身披黑纱长袍，头顶用金箍罩住的白纱巾：缅甸人身穿马褂，头戴沙帽；菲律宾人身穿薄纱绣花衬衣，领口系着小领结；也门人身上裹着紫色布长袍，身插腰刀；印度人身着高领制服，衣服长到膝盖且扣子多；中国人则身穿中山装„„

在世人们的记忆中，还不曾有过聚集这么多已经独立的种族、民族、肤色、语言和文化等各不相同的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

9时15分，在印尼国歌的伴奏下，神采奕奕，身着白色制服，头戴黑帽，手持短手杖的苏加诺总统和副总统哈达在五个发起国总理的引导下步入会场，就座于主席台。随后，会议主席沙斯特格阿米佐约举捶一击，宣布：“亚非会议开幕了!让我们请会议主办国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博士致开幕词。”

在一片热烈掌声中，苏加诺发表了精彩的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词。发言中，苏加诺情绪激昂，号召亚非各国不仅取得谅解，更要团结起来，为了新非洲和新亚洲团结起来。苏加诺总统长达50分钟的开幕词，精彩异常，道出了亚非人民的共同心声，引起了各国代表的强烈共鸣，迎来一阵热烈的掌声。

下午的会议上，各国代表团团长相继发言。绝大部分代表的发言虽然有所不同，但都表达了一个共向心愿：世界还不稳定，殖民主义还没死亡，会议应守有助于因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有助于消除殖民主义。

会场上充满着友好和睦的气氛，可是好景不长，很快会议上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当天最后一个发言的伊拉克外交大臣贾马利大唱反调，公然声称：“世界上有三股势力扰乱了和平和谐”，那就是“老式的殖民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污蔑“共产主义”是一种“压制反对意见和宗教信仰”、“在其他国家进行颠覆活动”和“在阶级和各族人民之间培育仇恨”的学说，是一种“新式的殖民主义”。蓄意挑拨与会各国的关系。

对贾马利的表演，美国国际新闻社远东分社社长马文·斯通在当天发回美国国内的新闻稿中，倒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报道：

当尹拉克外交大臣贾马利指着周恩来并把世界上的共产党说成是“新殖民主义者”的时候，周恩来交叉着双手坐在那里，聚精会神地昂着头……

贾马利(他的声音发抖)看着周恩来大声叫道：“我们相信自卫，直到共产党改变他们的腔调为止。”

正如美国记者所报道的那样，众人瞩目的周恩来，却显得是那样的镇定自若、不急不躁，显示出“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大家风度。他静静地听着、思考着。周恩来意识到，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下，巧妙地运用外交艺术已经成为会议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他分析，在亚非会议上不宜采取那种揭露批判、置之绝境的斗争办法(哪怕是对其中的个别国家)，而只能采取消除分歧、化解矛盾的求同存异的和解办法，才能实现会议的既定目标，即团结与会的所有亚非国家，为达成—致协议而奋斗。

第二天的会议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和矛盾，有三位代表的发言偏离了会议的议程，企图劝说亚非人民不要向殖民主义进行斗争以争取独立，二是要同美国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会场气氛陡然紧张起来。有的代表幸灾乐祸，更多的代表则是同情和焦虑。他们心里当然清楚，如果处理稍有不慎．就必将使会议陷入混乱，形成分裂之势。

而不管与会代表心态如何，他们的目光都始终注视着周恩来。人们都在急切地等待周恩来的发言：这一时刻终于来了。下午4时45分，大会主席宣布：“我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发言”。话音未落、会场就响起了—阵哗哗的热烈掌声。

周恩来身着浅灰色的中山装，从容不迫、步履矫健地走上讲台。在极为简短的说明后，马上转入正题。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周恩来以铿锵有力的声音说出了这句话。会场顿时一片寂静。

紧接着周恩来一席话娓娓道来，表明了中国代表团的诚意，也同时为解决会议分歧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法：求同存异。又利用以事实服人、以理服人的方法，心平气和地解释了各国代表对中国提出的几个关键问题。最后又发出了对各国人民团结一心求和平求发展的殷切期盼，打动了全场听众。

周恩来这篇避免陷入意识形态争论的引人入胜的发言，只有短短的18分钟，却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劝说服力．成为两天以来会议的高潮。发言一结束，会场立即就爆发出了长时间的掌声与欢呼声，这个会议大厦都沸腾了。

会后各国代表无不对周恩来的此次演说交口称赞，包括对中国一直抱有对立情绪的代表团。就连美国记者都不得不承认这次演讲是“中国以和解态度与会的绝好说明”。也正是从这次演讲开始，有利于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开展外交活动的良好环境已经基本形成。求同存异，再平分波

4月20日，万隆会议转入实质性讨论阶段。政治委员会在离市中心6公里的红白旗大厦召开。它要讨论以下三项议程：人权和自决问题、附属地人民间题、促进和平和合作问题。经济和文化两个委员会讨论的关于经济合作问题和文化合作问题的结果也将由政治委员会批准。这样，政治委员会是3个小组委员会中最重要、最有决定权的委员会。

会议的视线随之从独立大厦转移到了红白旗大厦，而与此同时，一只无形的黑手却企图将会议拖向相反的方向。

20日，万隆传来了来自华盛顿的消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出了特别咨文，要求通过一笔数额巨大的援助计划，其中将有21.4亿美元拨给14个亚洲非共产党国家。极少数国家代表经不住“美援”的诱惑，在万隆会议上再次掀起波澜。

巴基斯坦代表要求与会各国“注意艾森豪威尔总统建议扩大对亚洲援助的价值”。锡兰代表团团长科特拉瓦拉总理将台湾问题提上台面，继而再次节外生枝，再一次发言中公然将共产主义诬为“新的殖民主义”。随即《9国提案》被抛出，妄图把会议的锋芒从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转移到反对共产主义，进而导致会议分裂。

许多代表目睹了这一僵局，认为会议再也达不成什么协议了。

面对眼前的险恶形势，周恩来对会议前途仍然充满乐观情绪。他认为只要沉着冷静，继续坚持求同存异，耐心说理，是完全有可能继续改变少数国家不合作立场的。

4月23日上午，这时几乎已经赢得所有与会国家代表信任的周恩来，在政治委员会上再次发表了后来被某些代表称作“亚欧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周恩来在大家期待的目光下，以平等协商的口气，心平气和地阐明了中国代表团对达成一致协议的坚定原则立场。然后提出了中国代表团起草的议案。这个议案将连日来各国代表发言中能为大家所同意的共同点，归纳成了七项原则，而正是这七项原则最终成就了会议后多年来广为人们称赞的《关于世界和平合作的宣言》。宣言中包含了十项原则。这十项原则是：

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言和原则。

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切大小国家的平等。

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

五、尊重每—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

六、(子)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

(丑)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

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

独立。

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

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

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周恩来的发言持续了1个半小时。他的发言吸引了会场内的每一个人，结束了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纷争，为会议达成一致通过的最终协议扫清了道路：这是他出席会议以来最长的一次讲话。

会上，尼赫鲁总理发言说，中国总理今天的发言应该受到最大的重视，他的话是权威的。

更有人为此感慨道：周恩来“那准确选择时机的外交才能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在会议“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周恩来并不打算改变任何一个坚持反共立场的领导人的态度，但是他改变了会议的航向。”

40年来，这十项原则促进了亚非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友好合作和团结反殖、反霸的伟大事业，至今仍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广交朋友，果实累累

万隆会议为所有与会国家提供了难得的接触交往的机会。周恩来频频的会见接触与交往，和他无时不在的深深蕴含内涵的微笑，使他几乎结识了所有国家的代表团团长，甚至很多对中国有对立情绪的代表团团长都同周恩来建立了亲密朋友关系。

开会的头一天，各国代表团都在会场外排队等候入场，突然，周恩来问翻译浦寿吕：站在咱们旁边的身着白色西服的那位代表是谁?当浦寿吕打听到他就是柬埔寨代表团团长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时，周恩来随即过去同他攀谈起来。虽然这时柬埔寨同新中国并未建交，而且还与台湾国民党当局有领事关系。

周恩来和西哈努克就是在这种场合下认识。随后周恩来设宴款待西哈努克。西哈努克从大国总理尚礼好客、对小国领导人格外尊重的举动中，深深感受到：“无需担心他们会来干涉我们的内部事务，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于是，他明确表示：柬埔寨拒绝接受任何附加条件的外援；柬埔寨承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严守中立，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不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柬埔寨政府决定不同台湾国民党当局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正如大家所周知的，后来，西哈努克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外国领导人。

在会议期间，周恩来还主动接近日本代表团团长高碕达之助，进行了两次使对方终身难忘的会谈，并最先对日本关于和平的宣言给以坚决的支持。高碕达之助在周恩来逝世15周年所写的《在亚非会议上见到周总理》文章中说：这次万隆会议，使我的一生发生了转变；我对政治、外交产生兴趣，实际上是从这次万隆会议开始的。”

万隆会议以后，高碕达之助与周恩束的友谊逐步加深，成为中日经贸交往的日方负责人，为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和正常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会议期间，周恩来十分重视把出席其他国家代表举行的宴会与会晤和邀请其他国家代表出席自己举办的宴会与会晤，作为消除隔膜与融洽感情、增进了解与友谊的一种好形式。因此，他总是尽可能多地山席—些国家代表团邀请他参加的宴会；同时，他也在短短的几天内尽可能多地举办一些宴会，邀请其他国代表参加。这些活动早的在清晨7点半就开始了，晚的到凌晨一二点还未结束。在许多场合中，周恩来还对许多国家的代表做出了友好的保证和承诺。另外，周恩来对弱小的国家也一视同仁，非常尊重。这一系列的诚挚而友好的举动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中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信赖和友谊。

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先后邀请了20余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他举行的宴会，其效果远

远超出预期想象的。的确，这种随便、轻松和惬意的会外接触与交往，往往能够获得正式会谈所不能获得的效果。

连美国记者鲍大可也赞赏道：周恩来之所以能够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形象亮相世界舞台，这是“因为他的国家不但是共产党的国家，而且也是孔子的国家”。

1955年4月24日晚6时35分，万隆会议在独立大厦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

在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中，会议一致通过历史上第一次以亚洲、非洲29个国家的名义发出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晚9时30分，获得巨大成功的亚非会议，在众人雷鸣般的掌声中落下了帷幕。

亚非会议的胜利成果，使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新中国的企图遭到破产。虽然会议从始至终仅个短短的一周时间，但是局面却一下子打开了。新中国的地位上升了，形象突出了。各种舆沦纷纷认为，会议获得重大成功的—个重要原因，是与周恩来这个中国革命神话般的领袖人物，作为新中国优秀代表的参与分不开的。

一位路透社记者曾经报道：“大家都承认周恩来才智至高无上地主宰着会议。代表们承认和平攻势像用这样逐步推进的艺术以及非凡的天赋施展出来，是从未有过的。代表们惊叹地说：‘他是以怎样的洞悉力能够察觉并道破大家心窝里想说的话啊!’”

美国记者鲍大可也在报道中惊呼：‘周恩来在万隆的表演完全证明了他是世界上最有经验、最有才干的外交家之一。”“他确确实实以他的才干和个人‘通情达理’的态度，给哪怕是反共国家的领导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万隆会议之后，周恩来辗转雅加达、昆明，稍作停留。5月7日中午11时45分，满载着在会议期间所取得的累累果实，周恩来一行乘坐的专机在和煦的阳充光耀下，徐徐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各国驻华使节早已等侯在那里了„„

第二篇：周恩来万隆会议

出席万隆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的大型多边国际会议，对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和推进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积极发展意义重大。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决定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率团与会。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台湾蒋介石集团对此非常害怕，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号飞机空难事件，妄图谋害周总理，阻挠中国与会。但周总理从亚非团结反殖的大局出发，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以大无畏精神毅然坚持与会，并促成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万隆会议是在困难和复杂的条件下召开的。在29个与会国中，有社会主义国家，有参加美国拼凑的《马尼拉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国家，有中立的民族主义国家；有与我建交、对我友好的国家，有未与我建交、对我不友好甚至敌视的国家。这些对会议的顺利进行带来难度。尤其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为维护旧的强权秩序，千万百计进行干扰和破坏活动。它们见阻挠会议召开不成，便改变策略，在与会国中进行挑拨离间、分化拉拢，阴谋制造分裂，挑起争吵，改变会议的反殖性质和方向。美国就为此派出了70多人组成的庞大的“记者”团到万隆活动。这些对会议产生了很大的干扰和消极影响，使会议杂音时起，出现波折和争吵。虽然多数国家坚持反帝反殖的正义立场，但也有相当部分国家宣扬西方观点。有的代表在会上攻击共产主义是“专制”、“独裁”、是“新殖民主义”，有些国家还在会上宣读一份提案，提出“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说社会主义即为其中的一种；有的代表反对“和平共处”的提法，说这是“共产党的词汇；有的国家的代表甚至公开攻击中国利用华侨对邻国搞颠覆活动。就在会议可能偏离正轨、步入歧途和争执不下、陷入僵局的关头，周总理先后发表了三次极具针对性和说服力的重要演讲，并在会下广泛而深入地做工作，以鞭辟入里的真知灼见、合情合理的切实主张、亲切友好的坦诚态度和妥善解决问题的客观公正立场，感动了与会者，赢得了人心，连有些对我不友好的国家的代表也为之心悦诚服。周总理在会议上重申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的团结合作、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精神，提出的反帝反殖、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新兴国家的和平等国际地位、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的主张，成为与会者的普遍共识和会议的基调。这为会议取得历史性重要成果，为万隆精神和“十项原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所展示的大智大勇、顾全大局的气度、非凡的领袖魅力，和为会议的成功作出的巨大贡献赢得了与会的各国代表和国际舆论的高度评价。黎巴嫩代表团团长当面称赞周总理“在会上的每次辩论中都获得胜利”，“取得比任可其他与会者都要大的成功”。外电评论说“周恩来是万隆会议的灵魂人物和真正主角”。

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卓有成效的工作和非凡的风度，增进了亚非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了解与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消减了不少国家对我国的误解、偏见和疑虑，为新中国赢得了朋友，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万隆会议后，我国的对外关系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出现了一个外国同我国建交的高潮。在短短的5、6年时间里，到1961年，仅亚非地区新增同我建交国即达十个之多，并为十年后即1971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出现的第二次建交高潮奠定了基出。

周恩来总理率团出席万隆会议并取得巨大成功，在中国外交史上写下了辉煌篇

章，同时也为开辟国际关系新时代作出了宝贵贡献。

第三篇：万隆会议：周恩来三次力挽狂澜

1955年万隆会议：周恩来三次力挽狂澜

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

这是周恩来在万隆会议闭幕式上发言。新华社发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世界外交舞台似乎专为周恩来而设。1954年日内瓦会议，周恩来“舌战群儒”，“赢得了外交舞台第一流人物的地位”。1955年，在躲过克什米尔公主号暗杀事件后，周恩来不畏艰险出席万隆会议，再次淋漓尽致地发挥了折冲樽俎、协和万邦的外交艺术，数次力挽狂澜，将会议一步一步引向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精神的胜利。

万隆会议召开之际，美国正在对中国进行围堵，并扶持台湾当局制造紧张局势，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总理不负众望，以卓越的外交才能在会议上三次力挽狂澜，树立了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外交举动有效地赢得了亚非国家的同情与支持，打破了中国所处的外交僵局。

会议之前：未雨绸缪制定攻守总方略

在赴印尼出席万隆会议之前，周恩来审时度势，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为中国代表团制定了战略总方针：在妥协中坚持原则，在和解中达到目的。这显然是一个以柔克刚的、唯一现实可行的、正确的战略方案。

还在亚非会议刚酝酿时，周总理就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闪电般地访问了印度和缅甸。亚非会议开幕前夕，他不是直飞万隆，而是特地绕道去缅甸同尼赫鲁等人再次会晤，正式达成中立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在亚非会议上合作的君子协定，为以后的亚非会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会议之中：彰显伟人气魄三次力挽狂澜

第一回合：伊拉克代表首先发难 总理发言掷地有声

在万隆会议召开之初，总体上还是倾向于亲善和合作。但是好景不长，这种和谐的局面在第一天会议快要结束时被打破，伊拉克的发言人法迪尔·贾马利开始疯狂地攻击共产主义。他宣称当时世界上存在着三股扰乱和平和和谐的国际性势力，而第三股就是共产主义。他声称共产党已经创造了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并号召非共产党国家认真对待共产主义危险的严重性。贾马利的发言犹如向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瞬间激起了轩然大波。第二天，大会公开发言形式继续急剧恶化。

周恩来当机立断，抓住时机发表了演说，第一句话就掷地有声地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先前紧张的会场气氛一下子松弛了下来，也打破了美国妄图让万隆会议演变为一场意识形态大战的阴谋。周恩来巧妙的语言既申述了中国的立场，又给与会者留下了一种自我克制、通情达理的印象。最为重要的是，周恩来发言中一贯始终的中心思想———求同存异，实际上为与会国提供了互相合作的基本准则，而这也是后来被称为“万隆精神”的主干。至此，周恩来以他的真诚和机智巧妙化解了第一次危机。

第二回合：锡兰总理节外生枝 周总理机智巧避锋芒

两天的公开发言结束之后，万隆会议进入秘密会议阶段。这个阶段，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充当了第二次进攻的号手，当时锡兰的反共立场非常极端和强硬。他直截了当地说：台湾应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并建议将台湾置于联合国或者亚洲国家的共同托管之下。在随后举行的会议上，科特拉瓦拉又公然提出要向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一样反对苏联殖民主义。共产主义与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论争眼看就要剑拔弩张了。

但是第二天，当科特拉瓦拉一改前一天语调，委婉地说他昨天的发言无意把会议引向分裂。为什么他一夜之间在语气上发生了这么明显的变化呢？人们注意到，在前一天下午的会议结束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周恩来和科特拉瓦拉才从会议室里并肩走出来。随后周恩来发言称，自己和科特拉瓦拉已经在私下通过交谈彼此取得了谅解，虽然他无法同意科特拉瓦拉新式殖民主义的解释，但他赞赏科特拉瓦拉积极的精神。周恩来就这样化解了科特拉瓦拉所设置的障碍。

第三回合：中立国与结盟国家激烈交锋 周恩来选择时机后发制人

随后中立国家与亲西方的国家为中立和结盟问题又吵得不可开交，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几乎一言未发，其实他是在冷眼观察，等候时机。当中立国领导人印度总理尼赫鲁被亲西方国家攻击的异常愤怒时，周恩来不失时机地站了出来，灵巧地避开争论，重申求同存异的主导思想，宽宏大量地建议把有人不喜欢的共处改为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共处，将5项原则改为7项原则。周恩来充满和解精神的讲话再次平息了争论，使误入歧途的会议又回到了正确的轨道。

万隆会议十原则

1。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2。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3。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

4。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

5。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

6。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

7。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8。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

9。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

10。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第四篇：论万隆会议中周恩来外交思想

周恩来外交智慧

班级

学生

完成学号：姓名：时间： 论文073412156周开放2013年12月2日

论万隆会议中周恩来外交思想

众所周知，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的主要开拓者，他以决策者、指挥者、实践者的身份，成为举世公认的杰出外交家。他参与了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并亲自实践或者直接指挥了所有的重大外交行动；他重视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风格，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最全面、最杰出的贡献。

为了推动亚非各国民族独立，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万隆亚

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亚非万隆会议。在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下中国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大型代表团。积极参与这个重大的国际会议，争取改变自身的国际环境，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会议中的周恩来展示了大智大勇、顾全大局的气度、非凡的领袖魅力。提出了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求同存异的和谐外交精神，为新中国赢得了朋友，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经历了风雨飘摇的岁月后求同存异的和谐思想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

万隆会议期间，某些原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一些国家制造纷争和矛盾，并对中国发出诋毁性言论，企图分裂会议。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方针。在中国和大多数与会国努力下，会议一致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和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等部分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确定了指导国际关系的10项原则。公报共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其他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等7个方面的内容。

一、求同存异，大力推进新中国的和平外交

数千年来中国的“和为贵”思想，强调和的境界是“和而不同”，孔子主张“和而不同” 是儒家重要的伦理原则，《论语·子路》载文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就是说要“求同存异”。和谐理论更是植根于厚重悠远的中华文明，贯穿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是早期中华文明以及道家、儒家、佛家思想的核心要旨。3000多年前，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和”字，《左传·襄公十年》有文称“如乐之和，无所不谐”，《管子·兵法第十七》有文“和合故能谐”等等不一而足。在中华文明的积淀下，早在几千年前体现和谐理论的求同存异的思想就已经出现萌芽。

正是由于求同存异的思想逐步形成，世界发展趋势的变化，周恩来同志顺应

历史发展的潮流成为了求同存异和谐外交的倡导者。

浓缩古人的思想，创新自己的见解。周恩来作为求同存异和谐外交的倡导者，不断将其运用到实践中，去深化完善求同存异的思想。抗战时期与周恩来一起在大后方搞统战工作的夏衍曾回忆道：抗战时期在重庆曾与一些民主人士看法不一致，我便去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对我说，干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异。这是周恩来最早提出求同存异这一主张，并把它用于处理同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关系上。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直接领导策划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从广义上讲，外交也是一种统战工作，朋友越多越好。但是，也要看到，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差别，在民族、宗教、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是有所不同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和人之间尚有不同，何况国家、民族呢？我们应当通过相互接触，彼此思想沟通。避免和减少双方的分歧，求同而不是求异。1954年8月，周恩来在一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表述了这一思想。他指出：“我们和英国是有同有不同的，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求异。”我们和英国“有不同的地方，例如，我们是新民主主义国家，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我们这种立场、思想是不必讳言的。但是，也不要跟他们争论马克思主义学说，争论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总之，我们要互相尊重，不扩大争论，扩大争论就会对立起来，那是不利的。”

二、和平共处，建立友好与睦邻关系

在万隆会议中充满着不和谐音符，美国媒体幸灾乐祸，《纽约时报》的评论

借机煽动：“要各国代表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上，而应当放在遏制共产主义上，不要去打‘殖民主义的死马’，要去打‘共产主义的活老虎’”。周恩来面对各种各样的国际抨击，彰显伟人气魄三次力挽狂澜，在面对国际特殊情况下，周恩来临时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

经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他接着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个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相互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周恩来的发言引起了极其热烈的反响。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中国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和谐外交政策，在划时代的国际会议中出现了主张和谐的旗帜。就连当时任芝加哥《每日新闻》驻亚洲记者的鲍大可也评论道：大会上他既没有去刻意争取对共产主义的支持，没有做或鼓动他人做激烈反美、反西方的言论，也没有去破坏或削弱西方的反共防务联盟。但他达到了此行的重要目的，即使许多代表相信了他是一个心怀善意、通情达理而真挚诚恳的人，并相当成功地使人相信了共产党中国奉行和平的政策。各国代表对周恩来的发言好评如潮，就连曾抨击过中国的一些代表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周恩来将各国利益综合处理，寻找其共同之处，运用协调沟通的手段“求同存异”，运用团结友善的手段“求同存异”，运用以退为进的手段“求同存异”。

“维护世界和平”，“谋求相互间的亲善和合作，建立友好和睦邻的关系”，是周恩来当时着重强调的。数人面对周恩来所提出的求同存异的和谐外交政策认为可笑，认为周恩来是疯子，当时国际环境复杂，两种社会形态矛盾四起，局部战争不断，认为求同存异的和谐外交只是一纸空文，在当今社会根根本不能实现。周恩来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作为当代中国和世界最有影响的外交家之一，他高瞻远瞩能够认清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历史的发展推波助澜，万隆会议后，周恩来在不同的场合又多次对求同存异的思想加以论述。1955年5月，他在会见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欧文妮·戈登夫人时，对世界母亲大会要像亚非会议那样发扬求同存异的精神表示赞赏，指出：“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有不同，很难一致起来，我们要找共同点，把不同的保留，不发展争

论。”1957年，针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出现的一些问题周恩来指出：社会主义各国并不是对所有的问题都有一致的看法，在某些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对于我们

各国原则一致的重要方面来说，毕竟处于次要的地位，而且这种不同意见是可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基础上，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和协商，逐步地求得一致的。即使暂时还不能求得一致，只要团结关系受到珍重，保留这种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这也就明确了：“社会主义国家间也适用求同存异的方针。”不断为和平事业做出贡献，不断为创造和谐环境而努力。周恩来所提出的求同存异和谐外交不是口头与纸面的空文，中国以“求同存异”为原则引领外交工作，以此为原则发展统一战线，以此为原则构建党内和谐.协调人际关系。推动国际大环境下“求同存异”的和谐理论的顺利发展。

周总理在会议上重申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的团结合作、求同存异、协

商一致精神，提出的反帝反殖、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新兴国家的和平等国际地位、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的主张，成为与会者的普遍共识和会议的基调。

这为会议取得历史性重要成果，为万隆精神和“十项原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增进了亚非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了解与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消减了不少国家对我国的误解、偏见和疑虑，为新中国赢得了朋友，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万隆会议后，我国的对外关系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出现了一个外国同我国建交的高潮。在短短的5、6年时间里，到1961年，仅亚非地区新增同我建交国即达十个之多，并为十年后即1971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出现的第二次建交高潮奠定了基础。

实践证明周恩来来提出的求同存异的和谐外交思想，是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规律，是正确的，科学的，可行的。在中国外交史上写下了辉煌篇章，同时也为开辟国际关系新时代作出了宝贵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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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周恩来天目之行

周恩来天目之行

1939年中国革命的杰出领袖，深受人们爱戴的周恩来曾专程来到西天目山，给这座古老名山，增添了辉煌的色彩。周恩来这次天目山之行，可不是来赏景养性，而是为了民族存亡，抗日大计而来的。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得从当时抗战的局势说起。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在国民党战场，继北平、天津撤退后，广州、武汉又连连失守，华北、华中与东南沿海各省大片国土沦于敌手，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于1938年秋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为了贯彻这次会议精神，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副部长的公开身份，来到烽火弥漫的东南前哨视察。

周恩来是1939年2 月从重庆出发的，2月23日到达安微泾县茂林的新四军军部，向项英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确定了新四军的战略方针。当时杭州已沦陷，浙江省政府已迁至金华。周恩来又辗转来到金华。这次周恩来的东南之行，在桂林逗留时，曾在白崇禧公馆中与当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黄绍竑会过一面；由桂林入浙，又与黄同乘一列火车来的，同行的还有新四军军长叶挺。在与黄绍竑的交往中，他了解到黄绍竑是有抗战的激情和收复国土的决心的，但心中尚存疑虑。他本想到金华与黄绍竑作更进一步的商讨，黄恰在此时赴天目山主持浙西行署第一次行政会议，周恩来就决定去天目山。他不辞劳顿，不畏敌寇，穿越封锁线，于3月21日到达於潜，翌日抵西天目山，受到各界人士二千多人的隆重欢迎。

他于“留椿屋”会晤了黄绍竑，向他解释我党的政策，宣传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共议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国共两党需要精诚合作，团结抗战。他的话，使黄绍竑打消了疑虑。周恩来又在第二天与黄绍竑登临天目绝顶，东望钱塘，西指黄山，又进一步慷慨陈言：你看，这东南形胜，山河锦绣，此处地灵人杰，自古便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报仇雪耻的历史，我们岂能容忍日本侵略者蹂躏；炎黄子孙理当团结一致，共御外侮！周恩来那些富有感染力的话，那种坚毅的神情，深深地感染着黄绍竑，使他为之心动，为之激昂，写下了《满江红》词一首，以表明他抗战的决心。

周恩来天目山之行历时五天，逗留期间，他除了与黄绍竑共商国事外，还广泛地接触了轿夫、茶客、僧侣、农民和学生；他到浙西行署干训班宣传抗日，对学员的学习、生活情况——询问，还亲自指挥学生唱抗日歌曲。他走到哪里，哪里就带来活力和生机。3月24日，周恩来应邀，到设在禅源寺白子堂的浙西临时中学的开学典礼上作了演讲。浙西临时中学是省府和行署为“抢救沦陷青年”而创办的一所完全中学，沦陷区的有志青年绕过敌军封锁线，长途跋涉，蜂拥而至，学校有学生一千四五百人，租用寺房一百多间，禅源寺左侧的“白子堂”是一个能容千余人的大殿，为学校的膳厅兼礼堂。那天，百子堂布置一新，临时中学的全体师生、行署干部训练班学员、政工队员共一千五百余人，整齐地集中于堂内，连门外走廊也坐满了人。周恩来一身戎装，显得十分英武，在黄绍竑的陪同下进入会场，作了一个多小时的讲演。他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几个方面肯定了浙江的抗战工作，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特别宣传了“持久战”的战略思想。那高瞻远瞩的思想，精辟入理的分析，慷慨激昂的语调，亲切和蔼的姿态，无不吸引着人们。会场里鸦雀无声，大家都被他的魅力所折服，直到结束，全场才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周恩来又领头高呼抗日口号，并高唱抗日歌曲，全场群情激昂，豪情冲天。

周恩来于3月25日离开西天目，转道去绍兴。作为一个我党我军的杰出领袖和共和国的缔造人之一，在西天目的活动只是他辉煌一生的小小插曲，然而对于当时浙人民却是莫大的鼓舞，对于亲聆他教诲的人们，更是永世难忘。他讲演的那个“百子堂”虽然不久便惨遭日机轰炸而化为一片灰烬了，然而周恩来的天目山之行却给这座古老的灵山打下永远的历史印痕。在原“百子堂”遗址，如今建有“周恩来讲演旧址纪念亭”，亭内立有纪念碑，以示天目山人民对周恩来同志永久的缅怀！

周恩来1939年3月摄于天目山。宋子亢摄

杜立特得救天目山

1942年4月18日，夜色刚刚降临天目山区，人们忽然听到有飞机声，飞机似乎在东西天目山间盘绕。当时，由于日本飞机对浙西署所在地西天目山轰炸不久，听到飞机声便又忙于躲空袭了。可这次，大家看到只有一架飞机在东西天目山间盘绕，也没有投炸弹。一会儿，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飞机坠适应症西天目山西麓的山中了。当地军民拿起武器去搜山，抓到了跳伞的士兵，一看，却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他举起手，放下枪，叽哩呱啦地边比划边说什么，这些山民从来没见过洋鬼子，心想不管是东洋鬼子还是西洋鬼子，反正都是来炸咱们中国人的，先宰了他再说。人群中有人端起了枪，有人举起了刀。正在这时，有个略懂英语的小学老师朱学三赶到，听懂了他的话，原来他是美国第一次轰炸日本东京的指挥机的机枪手劳昂埃德(P.J.LEONARD),这次行动的指挥官杜立特中校及其他机组成员也降落在附近。杜立特，这位曾轰炸过轴心国首都，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家喻户晓的空中英雄，就这样偶然地与天目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得从四个月前讲起。1941年12月，日本突然袭击了设于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美国正式开始对日宣战了。在中国战场，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气焰十分嚣张，攻占了京、津、沪、宁、穗、汉等大城市。继东北、华北失守后，东南、华中、华南的大片国土也相继沦陷。不仅如此，日本还大举南进，攻占了南洋的许多国家。当时轴心国的德、意、日三国曾设想争取打通欧亚战场，日本驻德国使馆的武官就曾将这些计划与纳粹德国商讨。为了打击日本的嚣张气焰，鼓舞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信心，牵制日军的有生力量，美国决定轰炸日本首都东京。这次空袭行动是由空军中校杜立特指挥的，于是就称它为“杜立特行动”（Doolittl.Raid）。

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行动，美国早几个月就着手准备了。但飞机如果在陆上基地起飞，无论是在中国、苏联，还是阿拉斯加的阿留申群岛，因为航程太远，都很难实施。当时一个海军上校提出了一份看似天方夜谭式的轰炸计划：由航空母舰运载飞机在靠近日本的太平洋起飞，完成攻击。这个计划在极秘密地酝酿进行，其困难是极大的，首先遇到的问题是飞机如何起飞。美国人把“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进行了改装，选择了“B—25”轰炸机，并卸去一切可卸的东西，以方便起飞，增大航程。其次是安全返航的问题。由于“B—25”轰炸机着陆速度太快和尾翼过长，不可能回到航空母舰上，只能到附近国家着陆。第一个对象是距日本最近的苏联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但由于当时苏联没有与日本宣战，苏联政府拒绝了美国的要求，美国便决定在中国着陆。当时，在中国的陈纳德将军的空军基地距日本至少有1200英里，这势必要求“大黄峰号”必须靠近日本海岸，这是很危险的。最重要的还是需要有一批具有献身精神的技术高超的飞行人员，于是杜立特成了最佳人选。

詹姆斯.哈罗德.杜立特（James.Harold.Doolittle）1896年12月出生于加里福尼亚州的一个海滨城市阿拉美达。他自小喜欢运动，爱冒险。后来进入加州大学学习航空工程技术。毕业后一直在空军中研究飞机上的武器技术，并成为一名优秀的飞行竞赛选手。他曾驾机以不到24小时的时间横穿北美大陆，获得加州大学航空机械学士学位和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后又获得博士学位。1930年他在“壳牌石油公司”任职期间，曾帮助改进飞机燃料，这对美国参加二次大战影响很大。他还做过空军技术学院的校长。他很早就支持空袭东京的计划了，并且向他的好友，美国陆军的空军司令H.阿诺德将军要求参加这一行动。空袭东京的计划被定为“特别空中行动一号”计划，自制定到实施，杜立特自始至终都是参与者。

杜立特等80位志愿者，经过一段时期极为秘密的训练，于1942年4月18日在东京以东400英里的海面上起飞了。杜立特驾驶着一号机，另外十一架编队尾随其后，向目标飞去。下午三点多飞抵东京，要敌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成功地对军港、机场、工厂等目标实施轰炸。这是首次轰炸日本，其影响是极大的，特别是精神上、心理上对日本及其盟国造成了很大的震动，反法西斯同盟国各国无不欢欣鼓舞。

轰炸成功后，按预定计划在浙江衢州机场降落。但当飞机进入衢州机场上空时，已是傍晚，天气突变，浓雾弥漫，与机场联系不上，飞机无法着陆，杜立特便命令各机向浙江沿海自找目标降落。杜立特地指挥机飞抵西天目山上空时，因燃料耗尽，故弃机跳伞，同机的驾驶员、领航员、报务员、射手共五人，空降在碧淙、东社、白；鹤等地后，均被地群众营救，及时送至西天目浙西行署，飞机则坠毁于天目山西麓。杜立特等人在西天目受到了隆重的欢迎，行署主任设宴招呼招待，举行欢迎晚会，杜立特通过翻译介绍了轰炸东京的经过。当晚，还观看了民族剧团演出的话剧《雷雨》。杜立待等人在西天目山休息一周后，取道衢县回美国。

这次行动后，杜立待晋升为准将，后来又历任第十二、第十五、第八航空联队司令，在欧洲战场重创德、意法西斯。他还亲自驾机轰炸过意大利首都罗马和德国首都柏林，为反法西斯战争立下殊功。为此，他晋升为空军中将，罗斯福总统在白宫召见他，亲自把一枚“国家荣誉勋章”佩在他的胸前。战后，他虽然离开军队又回到了“壳牌石油公司”任职，但这位美国人民心中的反法西斯英雄，地直受到尊敬和爱戴；而天目山人民谱写的这一曲中美友谊的篇章，也业已载入史册，它将永远铭记在中美人民心中。

时隔48年，当年生还的美军人员特组考察团，于1990年9月9日到达临安，重访旧地，又增添了一曲中美友谊的新篇章。

在浙江西天目山浙西行署会合的杜立特5个机组成员全家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