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和解合同的效力
和解合同的效力
谭振波河北政法职业学院讲师
关键词: 和解合同 确定效力 效力障碍 构成要件
内容提要:和解合同是当事人约定互相让步,以终止争执或排除法律关系不明确之状态的合同。和解合同的构成要件有三:第一须有争执或法律关系不明确之状态的存在;第二须有终止争执或排除法律关系不明确状态的意思;第三须有相互让步。和解合同具有确认的效力与和解合同对当事人和第三人的效力以及效力障碍等问题,和解合同撤销的情形有,诸如和解与欺诈、胁迫、显失公平和错误制度。
一、和解合同的构成要件
和解合同是当事人约定互相让步,以终止争执或排除法律关系不明确之状态的合同。当事人要成立合法有效的和解,须符合民法关于合同的有效要件,同时基于和解合同的特殊性,又要符合和解的构成要件。
﹙一﹚当事人相互让步
1.和解合同当事人
和解合同是当事人为终止其间的争议而达成的协议,因而和解合同的当事人表面上似乎应该是争议的当事人,对于和解的当事人补充几点说明。
第一,这里的当事人范围很广,不仅包括自然人或法人,本国人或外国人,也包括限制行为能力人或无行为能力人。第二,当事人不应仅限于争议的当事人。在一般的民事争议中,如合同纠纷、侵权纠纷中,若争议的双方均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一般情形下,争议的当事人就是和解合同的当事人。然而,如果争议一方或双方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那么和解合同的当事人就不是争议的当事人。一般情况下,和解合同的当事人就成为争议当事人的监护人或利害关系人。
2.让步的含义
和解合同上的“让步”,是指当事人为相对人的利益,而抛弃自己的利益或承认负担损失而言[1]。法国最高法院则认为,当事人为和解,“不论相互让步的相对程度如何,均构成第2044条意义上的和解”。同时又指出:“但是,当一方当事人放弃其权利,而与此相对应的条件微不足道,甚至基本上不存在任何对应条件时,则不属于和解。”[2]笔者认为,法国最高法院的见解较为可取,因为如果一方当事人的条件微不足道,另一方当事人的让步实际上是单方面的,此时不应是这里所说的“让步”。注意的是,对是否构成“让步”,应从当事人主观认知上加以判断,即当事人只要主观上认为存在让步,则构成和解合同上的“让步”,客观上是否存在让步,在所不问。
3.互相让步
和解以相互让步为要件,因此,仅因一方让步而终止争执或排除法律关系不明确状态的合同,根据情况可能为债务承认、债务免除、债务内容变更、权利抛弃或赠与等合同,不属于和解[3]。但是,如果当事人所作出的承认、免除、变更、抛弃或赠与的意思表示,目的也是在于终止争执,那么,这种处分行为则被包含于和解合同中,当然可以适用和解合同的相关规定[3]。
﹙二﹚和解合同的客体
1.法律关系为和解合同的客体
和解合同的客体为法律关系。凡法律关系,无论其种类,都可以成为和解的客体,因此,无论是债权关系、物权关系、准物权关系、知识产权关系、亲属关系、继承关系,乃至公法法律关系以及刑法上的法律关系,都可成为和解的客体。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和解的内容只有在法律所允许的私法自治的范畴之内,才能为有效的和解,也称之为和解的可能性[1]。对于作为其客体的法律关系,作以下两点说明。
第一,和解合同客体的广泛性
如前所述,和解合同的客体是有争执或不明确的法律关系,即只要是在私法自治范围内,一切法律关系都可以成为和解的客体,甚至包括刑法关系。
第二,法院判决确定的法律关系能否成为和解的客体
这涉及到和解与判决的既判力的关系。所谓既判力是指确定的终局裁判具有的约束力,这种约束力是否影响到和解的适用范围呢?笔者认为,判决的既判力是纯粹的诉讼法上的效力,而诉讼法性质上属于公法,它是法院、诉讼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进行民事诉讼所必须遵循的法律,是诉讼法律关系主体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的法律依据。因此诉讼法上既判力的真正根据是国家的审判权,其真正的依据是讼争不应该无休止地拖下去,其主要效果是禁止将法院已经判决的争执再次向法院提起,其本质为程序性的。判决的既判力不能解决当事人对实体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争议,因此,已由法院判决确定的法律关系,当事人就判决的解释或执行上的困难,可以进行和解[1]。只是当和解为无效或被撤销时,当事人不得就该争执再行向法院起诉。
2.和解合同客体的范围
﹙1﹚存在有争执的法律关系
所谓“争执”是指就法律关系的成立、内容或范围,当事人有相反的主张[4]。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可以通过和解解决合同争议,就文义而言,和解限于已经发生的争议,但因为分则没有和解这一类有名合同,因此从法律适用看,只能适用合同法总则以及类推适用相关有名合同的规定。所以,在对争议的解释上,也应采目的性扩张解释,即包括发生争议的可能。因此对于争执其判断的标准,应以当事人的主观认识为限。简言之,这里所谓“争执”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主观判断。同理,如果当事人与律师之间形成代理关系,则当事人认为不明确但律师认为并无疑问时,由于代理制度中代理人可以独立进行意思表示,因此须以代理人的认识为准。
﹙2﹚存在不明确的法律关系
和解包括终止已经发生的争议和预防可能发生的争议。对于已经发生的争议适用和解自然没有异议,至于预防可能发生的争议,应当如何解释,值得进一步讨论。通说认为,当事人就权利有疑问时属于可能发生争议的情况,这种情况可以和解。至于法律关系不明确但并没有产生争执的,例如,债务人未来可能没有支付能力而导致的请求权将来实现的不确定,是否适用和解,各国民法有不同的规定。
这里法律关系是否不明确,同样取决于当事人的主观判断,只要当事人主观上认为不明确即可,甚至仅有一方当事人认为不明确的也是如此。至于客观上是否明确,在所不问。因此,尽管在客观上法律关系不明确,但是当事人双方主观上已经明确的,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法律关系不明确。法律关系不明确并不等于当事人有争执,比如,附条件或附期限的请求权,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在解释上也将请求权的实现不确定纳入法律关系不明确的情形[3]。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的执行和解,通常是由于被执行人方面存在支付困难或其他有碍执行兑现的情事,申请执行人权利之实现与否不确定,当事人就此为和解,也多属于请求权实现不确定的情形。本文认为法律关系不明确等同于请求权实现的不确定性。
﹙3﹚争执或者不明确的样态
当事人对于作为和解客体的法律关系,只要存在争执或法律关系不明确的状态,原则上即可成立和解合同,至于该争执或法律关系不明确的状态存在于该法律关系的全部或一部,在所不问。因此,就法律关系的存在、内容或其衍生的个别请求权,甚至给付方式、抗辩权之有无等等,均得成立和解[3]。
﹙三﹚和解合同本质要件——终止争执或排除法律关系不明确之状态的意思
和解合同最本质的要件是双方当事人有终止争执或排除法律关系不明确之状态的意思表示。和解合同是当事人约定互相让步,以终止争执或排除法律关系不明确的状态的合同。其目的是令诉讼程序不再具有意义。如果一个合同目的仅仅是防止起诉,它就不属于和解合同。比如,双方在存在争执或有发生争执可能的情况下,双方协议相互让步的目的仅仅在于不行使诉权,而对于争执本身究竟如何解决没有约定,则该协议不属于和解。当事人可就部分争点进行和解,而就其他争点仍为诉讼[1]。由于和解的目的是不以诉讼为解决纠纷的方式,因此当事人达成和解合同以后,并不影响另一方进行表面的诉讼﹙并不是每个和解合同都以一方当事人放弃诉权为让步的条件﹚,表面诉讼的目的在于当事人取得确定和解所采取的约定条款的判决。
二、和解合同对法律关系的确定效力
﹙一﹚和解合同效力学说
1.学说之争
和解能够使当事人抛弃争议的权利而享有和解合同所重新确立的权利义务,因而在和解的效力上存有多种学说,如创设说、确认说、兼有说等,下文将一一论述。
﹙1﹚创设说
所谓创设的效力乃因和解合同创设新的法律关系,使消灭权利及取得权利,至于以前的法律关系如何,概置不问,纵有新的证据证明所确定的法律关系与以前的法律关系不一致时,和解亦不失其效力。至于从属于原法律关系的保证或物的担保,除非保证人或物的担保人亦同意和解者外,概归消灭[4]。
﹙2﹚认定说
此说认为和解合同仅确认以前的法律关系,使仍存续,并非创设新的法律关系,因此如发现新的证据足以证明以前的法律关系与和解所确定的不符,和解无效,则从属于原法律关系的保证或物的担保亦不因和解而消灭。
﹙3﹚确认说
该说为部分学者所认同。此说认为,争议的双方当事人通过订立和解合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从而解决争议。但此权利义务的重新分配是基于争议时的权利义务而言的,和解合同只是对双方的权利义务加以确认而已。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双方的权利义务的二次分配。﹙笔者认为是补偿分配﹚。《法国民法典》即采此观点。
﹙4﹚兼有说
该说认为和解合同既有创设又有确认的效力。此说为多数学者所认同。《日本民法典》第 696
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和解被确认的权利,或相对人被认为无权利之后,即使其人原来无此权利,或相对人有此权利的确认被发现,该权利也因和解而转移于其人或消灭。”[5]日本大部分学者认为“转移于其人”的情形是和解合同的确认效力,“消灭”的情形则体现了和解合同的创设效力。
2.学者间的观点
史尚宽先生对和解合同的效力区分得更为详细,他认为“关于当事人间之债权,就债权之绝对存否或范围有争执,经和解确定之债权,与真实的法律关系不相符者,就不相符部分发生创设之效力”[1]。从其观点可以看出,在上述情况下,与真实的法律关系相符的,具有确认的效力。而对于物权或其他权利,史尚宽先生认为就需要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到底是创设还是确认的效力。例如:甲乙就一自行车的所有权归属发生争执,后二人订立和解合同,约定自行车归甲所有。史尚宽先生的观点在于,若该自行车确实为甲所有,则该和解为确认效力,若该自行车不为甲所有,则该和解仅具有创设效力。也有学者主张就普通之情形而言,法律关系虽经和解,但与和解之结果同时并存。故若该法律关系本附有保证或担保者,此项保证或担保,尚不因和解之成立而消灭。然若因和解契约之订立,致原有法律关系,有所变更„„则原有之保证或担保,即不复存在[1]。
﹙二﹚和解合同的确定效
1.笔者观点
所谓和解合同的确定效,通说认为是指和解合同一旦有效成立,双方当事人即应受到合同的约束,即使一方因此受到不利益,也属于让步的当然结果,不得反悔,更不能再就和解前的法律关系主张权利[4]。至于和解成立后,当事人不得以原有法律关系主张权利,通说以和解合同的创设效为其基础,以和解合同能对法律关系发生实体上变动的方式说明和解的确定效,称之为“实体法律关系变动说”[6]。
笔者认为,和解合同确定效的基础无法从实体法观点理解,而应从和解为诉讼外法律秩序所允许的私法形成过程的角度考察。和解是诉讼外确定私权的机制,其目的并不在确定真实的法律关系,而在于终止争执或除去法律关系不明确的状态。和解前的法律关系既有待和解具体形成而确定,则和解不可能变更原有法律关系,也不可能创设新的债务取代原有债务。有争执的法律关系既已由当事人自行以合同确认,且由实体法赋予其法律规范效力,则除非有否认其法律拘束力的事由发生,否则无论从和解合同的目的,抑或从国家法律秩序的观点,当事人已不得再依诉讼程序主张权利[6]。因此,笔者以为和解合同的确定效,是指和解合同一旦成立,当事人即不得就合同已确定的事项提出和解之前同样的主张,如果当事人在诉讼上主张和解合同的确定效,法院应以和解所确定的法律关系作为裁判基础。也就是说在和解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中,法院不得作出与和解内容相反的认定。
2.确定效的消极面和积极面
所谓和解合同确定效的消极面是指和解合同所具有消极的排除和解前法律关系主张的效力。和解合同成立后,当事人之所以不得再依原有法律关系主张权利,并非是因为当事人因和解而相互负有不得主张原有法律关系的义务,而是基于和解合同确定效的消极面。否则,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在诉讼中主张和解前的法律关系,即仅仅为违约行为,而违约行为所违反的义务是否存在,内容如何等等要经法院审查才能确定,这样一来,不但和解合同解决纠纷的目的不能实现,和解本身反而成了纷争之源[6]。同时基于和解合同,当事人不仅不得主张和解之前的法律关系,更得积极地依据和解合同的内容主张权利[6]。
所谓和解合同确定效的积极面,是指基于和解合同,当事人不仅不得主张和解之前的法律关系,更得积极地依据和解合同的内容主张权利。对于和解合同确定效的积极面,我们分情况进行阐述。
﹙1﹚对债权债务关系的和解。对债权债务关系的和解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债的关系内容的变更,而并未创设新的债权债务。如案例:王五向赵六借款50000 元,并分数次清偿,双方就清偿余额发生争执,赵六主张仍有 20000元未还,而王五则主张只有 10000 元未还,其后双方达成和解,双方约定将借款余额定为 15000元。此案王五和赵六关于借款余额的和解合同仅仅在于确定双方之间的债的关系的内容,赵六向王五主张的权利是经和解所具体形成的债权请求权,而非和解所生的权利。当然,在诉讼中,基于和解合同的确定效,一方当事人仅须证明和解合同的成立及其内容,而无庸就借款行为的成立要件举证。第二种情况是和解创设了新的债权债务。在这种情况下,和解为债的发生原因,当事人只能根据和解合同主张其履行,依据原有法律关系无法获得胜诉。
﹙2﹚对物权和其他权利归属的和解。比如,甲乙就处于双方共有土地上的房屋所有权发生争执,和解约定房屋归甲,由甲向乙支付10000元人民币,甲获得房屋所有权,同时允许乙免费租赁一年。在这种情况下,史尚宽史先生将情形分为两类:一若该房屋确为甲所有,则该和解为确认效力;二若该房屋不为甲所有,则该和解仅具有创设效力。如前所述,本文采用确定效。在第一种情况下,房屋所有权归属的意思表示被包含在和解合同中,只是只有经过登记或交付才能发生物权
变动的效果。在第二种情形下,该和解为包含处分行为意思表示的债权合同。如案例四中,和解约定房屋所有权归甲,则乙不仅基于和解合同确定效的消极面不得对甲提出与和解内容相反的主张,甲还因和解合同确定效的积极面取得请求乙交付该动产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甲的权利乃是基于和解合同取得的债权。如甲诉请乙履行给付义务,只需证明该和解合同的成立及其内容即可。
三、和解合同对第三人的效力
和解合同作为债权合同,原则上其效力仅及于和解当事人之间,并不涉及第三人。作为例外情形,分述如下。﹙一﹚对保证人及物权担保人的效力
我们从担保法第 52 条和第 74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抵押权和质权与债权同时存在,如果和解合同包含债务免除等处分行为的意思表示,则从属于该债务的担保人的责任也相应的免除。同样,根据担保法解释第30条规定,和解合同对原债务的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担保人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担保人仍对变更后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责任,担保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如和解合同包含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从属于该债权的担保继续在原来的担保范围内有效;如和解合同包含债务承担的意思表示﹙经该债务的债权人同意﹚,未经担保人书面同意的,担保人不再承担担保责任。在以上诸种情形下,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如基于和解合同,债务人取得抗辩权的,担保人也可以主张该抗辩。
﹙二﹚对其他连带债务人和连带债权人的效力
1.对其他连带债务人的效力
债权人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成立和解合同,而有免除其债务的意思表示,该免除债务的意思表示的效力也及于其他连带债务人,但对其他连带债务人债务免除的范围,则须视该债务免除的意思有无消灭全体连带债务人债务的意思表示而定。如果该债务免除的意思表示有消灭全体连带债务人债务的意思的,则其他连带债务人对债权人的债务也同样免除;如果没有消灭全体连带债务人债务的意思,即使和解合同对连带债务人中一人为全部免除,也仅就该连带债务人应承担的部分为限,免除其他连带债务人对债权人的债务。同时,如果债权人基于和解合同仅免除连带债务人中一人的一部分债务;免除的债务高于该连带债务人应分担部分的,其他连带债务人也仅于该连带债务人应分担部分的限度内免除;免除的债务等于或低于该连带债务人应分担部分的,则其他连带债务人对债权人的债务自然仅在免除的限度内被免除[7]。与此相反,如债权人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成立和解,该连带债务人基于和解而为债务承认或负担新债务,效力不及于其他连带债务人。因为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的效力原则上不及于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8]。
2.对其他连带债权人的效力
如连带债权人中的一人与债务人成立和解合同而有免除其债务的意思表示,其他连带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在该连带债权人所应享受部分的限度内消灭[7]。如连带债权人与债务人成立和解,而使债务人承认某一新债务或负担新债务,对其他连带债权人而言,该合同可视为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对其他连带债权人发生效力[9]。
四、和解合同的效力障碍
对于和解合同的效力障碍,分为合同的无效、合同的解除和合同的撤销三种情况。对于前两种效力障碍本文不作探讨,本文重点讨论和解合同的撤销,下面分述之。
﹙一﹚因欺诈、胁迫订立的合同
欺诈是指故意向对方提供虚假情况或者在说明义务时,故意隐瞒事实而违反说明义务。德国学者拉伦茨指出:欺诈是指通过夸耀虚假事实,或者隐瞒真实事实,故意或有意引起或维护某种错误,以达到影响被欺诈者决策的目的[10]。我国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欺诈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
我国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 69
条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失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这一解释对《合同法》关于胁迫同样适用。因欺诈、胁迫订立的和解合同,在没有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下,被欺诈方或被胁迫方可以撤销。
﹙二﹚因显失公平订立的合同
我国学者对显失公平的定义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 72
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法国民法规定显失公平为一条客观标准而作为撤销合同的理由,即不论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是否有特殊的处境,只要价格太不公道,就可以撤销合同;而以德国为代表的国家,则把显失公平与一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的为难处境、急迫、轻率、无经验联系在一起,只有具有这些情节,合同本身又显失公平时,才可适用显失公平原则而撤销合同[11]。笔者认为,法国法的客观标准与合同自由和合同法的基本制度是不相容的。因此,法国法的观点不可取。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有学者认为,乘人之危只有在出现了显失公平的结果时,才给予救济,且胁迫也可能包含乘人之危的情形,所以乘人之危的情形可以在胁迫和显失公平制度中得到妥善解决[9],以达到与民法总则在体系上的一致。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将暴利行为﹙显失公平﹚为由主张撤销[3]。《绿色民法典》关于显失公平的规定采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相结合的立法例,我国关于显失公平的立法和学说继受的是德国法,即采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相结合的立法例。因此笔者认为,为贯彻合同自由原则,在立法设计上,对于显失公平的和解合同,应赋予受损害一方撤销合同的权利。
﹙三﹚因意思表示错误订立的合同
有学者认为,传统民法严格区分“错误”与“误解”两个概念。错误是指表意人非故意的表示与意思不一致,误解是指相对人对意思表示内容了解的错误[12]。但从大陆法系的各国立法来看,却均用“错误”而不用“误解”﹙如《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用“误解”而不用“错误”。
德国学理认为,错误是指意思表示的客观含义未能反映存于其后的关系到意思表示内容和后果的主观意图的情形[13]。德国法上的错误可分为两类:一是表达的错误,即内心意思形成时并无瑕疵问题,只是因表达行为而发生错误;二是对内容的错误,即在内心意思形成过程中因对事物认识的不正确而导致所形成的意思发生瑕疵。法国民法典所说的错误,并不包括德国民法上所说的“表达上的错误”,而仅仅是意思形成过程中的错误。
从我国 1986年《民法通则》开始,我国立法和学理均采用“误解”这一概念,我国《合同法》没有改变而沿用之。若仅仅从表面上理解,显然应作如《法国民法典》的规定同样的解释。但我国学理一致认为,我国法上的误解,同德国法上的错误是在同一意义上适用的。我国著名学者梁慧星先生认为:“所谓误解,应解释为不仅包括表意人无过失的意思与表示不符,也包括相对人对意思表示内容了解上的错误。”[12]董安生先生认为:“有重大误解的行为在传统民法中被称为‘无意识非真意表示’的一种,它又称为错误、法律行为错误等。”[14]故对我国法上规定的误解应作如同德国民法规定的“错误”同样的解释。
在民法上因错误而订立的合同被认定为可撤销合同,然而和解合同与其它有名合同相比有其特殊性,其不同点主要表现在:第一,和解合同的目的并不在于确认原有法律关系的真相,而在于终止争执或排除不明确的法律关系的状态。第二,和解合同是以当事人相互让步,终止争执的合同,通过和解所确认的法律关系可能与真实的法律关系不相符合,这是当事人选择和解的正常风险。如果允许当事人滥用“错误”事由主张撤销合同,那么和解合同订立的目的就不能实现了,而和解合同又会成为纠纷之源,这样以来就违背了和解立法者的本意,因此原则上和解合同不得以“错误”而主张撤销。然而,如果全面地禁止以“错误”撤销合同,有时显然与真实情况不符,不利于维护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同时,合同是当事人私法自治的产物,为了贯彻合同自由原则,更好地维护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在某些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错误”主张撤销合同。因错误订立的可撤销合同的情形如下。
第一,和解所依据的法律文件,事后发现是伪造或变造的,而和解当事人如果知道文件是伪造或变造就不会和解的。如果具备这一条件,不知情的当事人可以撤销和解合同。相反,提出伪造或变造文件或知道其是伪造或变造的当事人一方,则不得行使撤销权。如果一方当事人是被欺诈,则可以按第一款因欺诈的情形撤销。另外,如果当事人双方在成立和解合同时均不知道所依据的文件是伪造或变造的,则双方都可以撤销。更确切地说,如果没有伪造或变造的文件,当事人就不会就其所衍生的法律关系发生争执或发生不明确的状态,从而也没有成立和解合同的余地。也就是说,该伪造或变造的文件所确定的事实,是双方当事人间成立和解合同的前提或基础。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和解的前提或基础的事实与作为和解标的的法律关系应加以区别,如果对于和解标的的法律关系,和解所确定的内容与真实情形不同,并不影响和解合同的效力,而由和解合同当事人承担其不同的风险。与之不同的是,作为和解前提或基础的事实,虽然当事人之间并没有争执,但是,如果当事人之间所确定的基础事实与真实情况不同的,就可能影响和解合同的效力。如果是其他和解当事人对其基础事实有所误解的情形,则需视其是一方当事人的误解,还是双方当事人的误解而作不同规定。如果是一方当事人的误解,该误解的当事人一方可以撤销和解合同,当然构成欺诈的,可按欺诈的情形撤销该和解合同;如果是双方当事人的误解,可以遵循诚信原则类推适用,双方当事人都可以撤销和解合同。
第二,和解的事件已经法院确定判决,而当事人双方或一方于和解时并不知情。
在这种情况下,不知情的当事人内心意思在排除法律关系不明确的状态而成立合解合同,但其客观的效果却成为对已经判决确定的法律关系的内容进行变更,属于表示内容错误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应赋予不知情的当事人撤销合同的权利。第三,对于他方当事人的资格或重要争点有错误,该资格须在交易上被认为重要的,才可作为撤销的原因。
所谓当事人资格的错误,是指和解当事人并非是争执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因误信而与之成立和解。例如,甲误认为自己对乙负有债务,因而与乙就债务数额发生争执,其后双方就债务数额成立和解,在该和解合同中,甲对于乙的资格即存在错误,可以主张撤销合同。又如,甲驾车不慎冲撞停于乙旁的汽车,甲误以为乙为车主,故与乙成立和解,赔偿乙2000元,嗣后丙找到甲要求赔偿,甲方知乙是某店的服务人员,甲这时即可以当事人资格错误撤销和解。和解是以终止争执或防止
争执的发生而成立,其成立自应针对重要争点而为之,重要争点有无错误,应以和解前原争执是否有重大误解来判断。例如,被害人甲与加害人乙就甲所受伤害的人身损害赔偿成立和解合同,合同认为甲伤情为一时的伤害,经治疗即可痊愈,事后甲却终身残疾。该和解合同为对于重要争点有错误的合同,当事人有权请求撤销。
第四,计算错误。和解中发生的计算错误,当事人有权请求更正。
结语
社会有纠纷和矛盾,就要有解决社会纠纷和矛盾的手段和方式,社会纠纷和矛盾的多元性,决定了社会纠纷和矛盾解决手段和方法的多元化的替代性解决纠纷机制,它是整个社会体系的“平衡器”。和解作为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具有替代诉讼的意义。因此,和解合同的立法与研究对于规范和完善诉讼外民事纠纷的解决机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是一个诉讼外调解异常发达的国家。目前我国民法没有将和解合同作为有名合同加以规定,学界对和解合同的讨论也非常少,但在我国,无法解决和解在法律适用上的问题,这样必然出现法律漏洞。通过探讨和解合同的构成要件和效力,期望能对我国和解合同的立法和研究做出一些贡献。
注释:
[1]史尚宽.债法各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859,813,868,859,868,868.[2]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下册[M ].法律出版社,2005.1491.[3]黄立.民法债编各论·下册[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3.835,835,833,833,853.[4]郑玉波.民法债编各论·下册[M ].三民书局,1981.803,812,811.[5]王书江译.日本民法典[M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124.[6]陈自强.民法上和解之效力[J].政大法学评论,1999,﹙61﹚.[7]黄立.民法债编总论[M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582584,596.[8]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论·修订版[M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733.[9]李永军.合同法[M ].法律出版社,2005.523529,413414.[10][德]卡尔·拉伦茨.王晓晔,等译.德国民法通论[M ].法律出版社,2003.542.[11]徐炳.买卖法[M ].经济时报出版社,1991.191.[12]梁慧星.民法总论[M ].法律出版社,1996.169.[13]沈达明.德意志法上的法律行为[M ].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2.88.[14]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209.出处:河北法学 2012年第10期
第二篇:浅谈执行和解协议效力及建议
执行和解,是指在执行程序中,双方当事人就变更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的部分或全部自行协商,自愿达成协议,解决争议,从而结束执行程序的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66、267条以及《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6、87条等规定中确立的内容。在实践中,执行和解这一法律制度虽然应用不多,但在执行案件当中,采取执行和解这一执行方式,有利于权利人的权利得以顺利、及时地实现,有利于增进当事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减少执行成本和社会不安定因素,使人民法院免于采取各种强制执行措施,增进案件执行效果。正因为这些积极作用,执行和解这一执行方式在执行工作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笔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田阳县法院至执行案件调查情况看,两年中共受理执行案件350件,结案350件(其中执结87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4件、执行和解239件)。其中,执行和解结案的案件在执行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由于执行和解协议也存在一些不尽的方面,需要加以克服和完善,使执行和解案件在执行程序中得到充分的发挥,现笔者就近两年来在基层法院所从事的执行工作中,对执行和解案件所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作了认真的总结,如何使执行和解在执行过程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加以完善,认为应把握以下的问题。
一、执行和解的重大意义及特点
(一)明确执行和解的重大意义
执行和解是民事诉讼法基于当事人的权利处分原则设立的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大意义。执行和解是法院诉讼调解工作在执行工作中的延续,他既体现了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又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中互谅互让、以和为贵的和谐思想。在我国在大力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调解在人民法院的审判、执行工作中越发具有生命力,有利于申请人执行的权利得以顺利实现,有利于当事人之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有利于人民法院减少执行成本。因此最高人法院在初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对在新形势下加强调解工作在诉讼活动中的作用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对指导各级法院在执行案件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执行和解的特点
执行和解是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原则,在执行程序中对其权利义务行使处分权的结果和具体体现。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的执行和解制度具有以下的特点:
1、执行和解是在执行程序中当事人自行处分自己民事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行为。一般情况下,执行和解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全部或部分免除法定义务;二是延长履行期限;三是变更履行义务方式,如以物抵债、以劳务抵债等;四是变更履行义务主体。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经过协商,通过上述方式对执行的内容予以变更,使之更符合当事人的意志和实际需要,从而使权利人的权利及时得到实现。
2、当事人对于自己权利的处分行为,只要不违反法律,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人民法院应当予以保障,和解作为一项诉讼利权,当事人在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可以行使。既包括起诉和审判阶段,也包括在执行阶段。
3、执行和解在程序上和实体上产生的效力。在执行程序中,当事双方通过自行协商,达成了和解协议,就意味着强制执行措施暂缓施行,非经当事人反悔或不完全履行和解协议并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不得采取任何强制执行措施。在和解协议全部履行完毕后,则执行程序终止,案件作结案处理。
二、执行和解的原则及其适用限制
(一)执行和解的原则
1、自愿原则。执行和解是最基本的原则。和解协议必须是当事人双方通过自行协商,在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上,对自己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加以处分的产物。因此要注意方法,达成和解协议时,不能搞强制性和解,必须出自双方当事人的自愿和真实的意思表示,尊重当事人意愿基础上采取说服教育工作,更不得强行要求双方和解或按自己的意思和解,任何一方当事人也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当事人或用虚假的许诺来骗取当事人与自己达成和解协议。否则,不仅难以达成和解协议,而且即使勉强达成协议,其基础也不牢固,当事人随时都可能翻悔,撕毁达成的协议,从而引起新的纷争。
2、合法原则。必须以合法为前提。就是说,和解协议的内容不能违反法律的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及其他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不能以此规避法定义务。否则,即使双方当事人出自真实自愿,亦属无效。
3、处分原则。处分原则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有依法支配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自由。由于执行和解是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民事实体权利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权利的一种正当行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第三篇:合同效力
合同效力
(一)效力待定的合同的概念
所谓效力待定合同,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因其不完全符合有关生效要件的规定,因此其效力能否发生,尚未确定,一般须经有权人表示承认才能生效。
(二)效力待定的合同的范围
1、限制行为能力人签订的合同:
(1)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与其年龄、智力、健康不相适应的行为;
(2)追认权:形成权,不表示的拒绝,不可附条件,到达生效。
《合同法解释二》第十一条 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追认的意思表示自到达相对人时生效,合同自订立时起生效。
2、无权代理
(1)类型: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
(2)追认权:形成权,不表示的拒绝,不可附条件,到达生效
(3)对相对人的保护:催告权、撤销权
(4)对善意相对人的特殊保护――表见代理
(5)法定代表人的特殊性--代表行为有效
第四十八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法律 敎育网
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第四十九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第五十条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
《合同法解释二》第十二条 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被代理人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的,视为对合同的追认
3、无权处分
(1)含义: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
(2)无权处分合同的生效方法:权利人追认或处分人取得权利
(3)对善意相对人的特殊保护――善意取得;(合同无效,但可以取得物权)
(三)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的概念
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是基于法定原因,当事人有权诉请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变更、撤销的合同。
(四)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的范围
欺诈、胁迫、乘人之危--单方才可行使
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双方均可撤销
注意:欺诈--错误源自相对人行为;重大误解--错误源自本人疏忽或缺乏经验
(五)撤销权
(1)性质:形成权
(2)限制:除斥期间,一年;(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3)行使:诉讼或仲裁
(4)消灭:合同法55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
(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
注意:变更与撤销的关系:如当事人只要求变更,则不得撤销;
当事人要求撤销,则法院可以变更或撤销。
(六)无效合同的范围
1、违反主体要件:
(1)法人:违反国家禁止、特许、限制经营的合同无效;(超经营范围的有效)
(2)自然人:无行为能力人签订的超范围且非获益性合同
2、违反意思表示要件:
(1)欺诈、胁迫,损害国家利益;
(2)恶意串通,且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
3、违反合法性要件:
(1)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
(2)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3)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4、强制性规定的限缩性解释: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才无效(任意性的有效)《合同法解释二》十四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5、强制性规定的层级:
《合同法解释一》第四条 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合同法解释一》第十条 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
(七)无效、被撤销的后果
①均有溯及力,自始无效:部分无效的不影响其他效力;可能会产生缔约过失责任;
②返还财产;赔偿损失;恶意串通侵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的,所获财产由国家收缴;
③解决争议的条款具有独立性,继续有效。
第四篇:合同效力
关于合同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的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85条则规定: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对比来看这两个规定并无任何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合同法》把《民法通则》的“民事关系”具体指明为“民事权利义务”而已。根据《民法通则》中对合同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该“协议”一词应包含双重含义:一为合同,二为合意。(1)所以有的学者也认为:合同本质上是一种合意,而合同的成立就意味着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2)。这种理解应当说是比较正确的。那么,当事人各方通过订立合同的方式来进行交易,怎样才能使合同(也就是当事人之间的合意)被法律认可和保护,不论是在法学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应着重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由于司法解释与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以及司法实践中对合同的效力在理论认识上的不一致甚至是混乱,使得对其进行研究更具有强烈的实践指导意义。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个基本前提是,《合同法》的一个主要目的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合同法》第1条)。因此,《合同法》应当激励交易而并不是加以限制,其显著的表现就是最大限度地使一个已经存在的合同合法有效而不是把大量的合同都认定为无效。同时,作为私法领域的一类重要民事法律行为,法律应充分保护公民的“自愿”而不必进行过多的限制和干涉。《民法通则》第85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都具体规定了对依法成立的合同进行法律保护。因此对合同效力的认定就成了国家对合同的认可、保护与干涉的具体内容之一。根据合同法理论、《合同法》的现行规定及司法实践,我们可以把合同的效力主要分为合同有效、合同无效、效力待定和可撤销的四种效力类型,与此对应产生四种效力类型的合同,本文根据不同的效力状况进行相应的具体研究。
之所以要对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作出前臵式的讨论,乃是因为其直接构成下文相关论述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笔者认为,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应为两个性质不同的法律概念,尽管其二者具有较强的联系,但是其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不论是在合同法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因此有的学者据此认为我国《合同法》主张的是合同成立与生效的统一论(即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同时发
生),而否认采用“分离论”(即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不同)的理论。这些学者认为“分离论”存在三个主要缺陷,其一“是把合同自由交给了当事人,而把合同的依法与生效留给了国家去评价,当成合同的外部因素”,其二便是“误导了当事人,它告诉当事人,只要坚持“合同自由”,合同即可成立,而合同是否依法和生效,则是国家的责任。”其三是“逻辑上错误,合同成立,意味着当事人应当依合同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但它又可能无效,又怎么能约束当事人,让当事人履行合同?”(3)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的理由并不充分,首先,根据《合同法》第44条来看,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其一是合同应当“依法”,其二便是指出了合同生效的时间。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是依法成立的合同,则其生效的时间就是合同成立的时间。该条款尽管规定了大多数合同成立与生效时间的同一性,但并不表示合同成立与生效是完全统一的,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时也可适用。在现实中,很多合同都分为合同签订或成立的时间,而另定一个具体时间才让合同生效,也得到了法律的承认和认可。《合同法》第45条、第46条就对此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同时,该条规定也强调了合同成立的“依法”性,只有“依法”成立的合同,才有可能生效。这样会促使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必须“依法”,怎么会误导当事人呢?其次,该书作者对“分离论”的三个缺陷也都无法成立:第一,合同自由与合法并不矛盾,合同的成立本身就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
果,而“生效”则体现出了法律对其认可和保护,这其中包含了法律对其订立合同行为的法律评价。第二个观点的担心也是多余的,因为只有“依法”才有可能“生效”,直接告诉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一定要“依法”,怎么会“误导当事人”?至于第三个观点更是有误,合同成立后未生效前,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能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护,所以如果成立后未生效前根本就不必履行,也无法请求予以强制履行或承担违约责任。合同如果因违法而无效,相对方只能依据缔约过失等责任请求法律予以保护。所以,无效合同以及合同成立后生效前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根本就无法约束当事人,哪来什么“逻辑错误”呢?相反,该文作者在其随后的论述中不仅列举了“统一论”的例外情形,而且指出:“但即是规定了经批准、登记才能生效的合同,如果未经批准、登记,对该合同也不能都确认为无效,对于其中内容合法的合同,审判机关或仲裁机关应当尽量挽救确认其为未生效,让当事人补办登记,批准手续,补办以后仍应确认为生效。”(4)等等。合同既然未成立,那么让当事人补办登记、批准手续的依据何在?这才是真正的自相矛盾。因此笔者认为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应当是性质不同但又紧密联系的两个概念。而且《合同法》第45条、第46条等也规定了附条件和附期限合同才生效的情形,也证实了合同成立与生效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合同成立的制度主要表现了当事人的意志,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而合同生效
制度则体现了国家对合同关系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反映了国家对合同的干预”(5)是不无道理的。
至于合同成立的条件,一般认为应具备以下条件:
1、订约主体应为双方或多方当事人;
2、具备法律规定的要约与承诺这两个阶段或过程;
3、对主要条款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有些情形还需要某种形式作为载体来进行表现)。此外,对于实践性合同来说还应把实际交付物作为成立要件。(6)如果具备以上条件,合同就能成立。至于成立的合同是否有效,还得看其是否“依法”成立。只要是依法成立的合同,都应有效。
第五篇:合同的效力
有效合同 纯获利益,或被免除义务的合同; 法人分支机构,在得到法人书面授权后,可以自己的名义签订合同。
此外,有些合同还要求缔约人具有特殊的缔约能力。例如,在技术开发合同场合,技术开发方须有技术开发能力,若不具备此能力,合同无效。社会公共利益:通常指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凡是我国社-会生活的政治基础、公共秩序、道德准则和风俗习惯等,均可列入其中。无效合同具有以下特征:
1、违法性;
2、当然无效(法院或仲裁机构主动确认,不需要当事人主张);
3、自始无效(具有溯及力)
三、无效合同的认定及法律后果
(一)确认机关
人民法院仲裁机构
依职权认定,不需当事人的申请。
合同无效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
(二)无效合同的法律效果
1、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2、无效合同不可强制执行;
3、财产处理:
-----返还(单方返还,双方返还,返还集体、第三人)。
-----折价补偿(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
-----损失的处理:有过错一方应当赔偿另一方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追缴财产: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
四、合同部分条款的无效
-----免责条款的无效
第五十三条 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
(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
(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工伤概不负责”
-----价格条款的无效
如:自2005年8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 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同意以协议方式出让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低于订立合同时当地政府按照国家规定确定的最低价的,应当认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价格条款无效。
-----利息条款的无效
-----仲裁条款的无效
重大误解
误解 自己的过错合同的内容错误认识
2、判断重大误解的三个指标:
----误解的内容:对合同实质性内容的误解(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 对对方当事人的误解,如把甲公司误认为乙公司而与之订立合同。在信托、委托、保管、信贷等以信用为基础的合同中,在赠与、无偿借贷等以感情及特殊关系为基础的合同中,在演出、承揽等以特定人的技能为基础的合同中,对当事人的误解为重大误解。在现物 买卖等不具有人身性质的合同中,有时对当事人的误解不会给误解人造成较大损失,甚至不会造成损失,不构成重大误解。
----误解与合同订立:误解与合同订立或合同条件具有因果关系;
----误解的后果:误解导致或有可能导致重大损失。一方当事人可因错误而宣告合同无效,此错误在订立合同时如此重大,以至于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处在与犯错误之当事人的相同情况下,如果知道事实真相,就会按实质不同的条款订立合同,或根本不会订立合同,并且(a)另一方当事人犯了相同的错误或造成此错误,或者另一方当事人知道或理应知道该错误,但却有悖于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使错误方一直处于错误之中;或者(b)在宣告合同无效时另一方当事人尚未依其对合同的信赖行事。但是一方当事人不能宣告合同无效,如果:(a)该当事人由于重大疏忽而犯此错误;或者(b)错误与某事实相关联,而对于该事实发生错误的风险已被设想到,或者考虑到相关情况,该错误的风险应当由错误方承担.(投机合同为典型)在商事交易中对某些错误通常不认为与合同的订立有关,如错误方关于商品或服务的价值、服务、对交易的期望值以及动机方面的错误,对有关当事人身份或个人品质方面的认识错误也是如此,尽管在特定情况下有时也可能认定为相关错误。
但是仅仅有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会认为为错误推论的情况是重要的这一事实还不够。某一个错误之所以被认为是相关错误,还应满足该条规定的其他的补充条件之一。
(二)显失公平的合同
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
主观:故意利用自己优势或对方轻率等(如格式合同);
客观要件----利益重大不平衡
例 1.剥夺另一方合同利益
2.剥夺另一方获得救济的权利
3.增大另一方不合理的风险
4.价值价格间的巨大差异.程序上的显失公平→实质上的显失公平
显失公平区别于商业风险 别条款不合理地对另一方当事人过分有利,则一方当事人可宣告该合同或个别条款无如果在订立合同时,合同或其他个效。除其他因素外,尙应考虑下列各项:是否另一方当事人不利用了对方当事人的1.依赖
2.经济困境或紧急需要;
3.缺乏远见、无知、无经验;
4.缺乏谈判技巧的事实;
5.以及合同的性质和目的。宣告权基于对方当事人
1.欺诈性的陈述,包括欺诈性的语言、做法,2.依据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
3.该对方当事人对应予披露的情况欺诈性(故意)地未予披露。
以胁迫方式订立的合同 胁迫(急迫性和严重性)-无其他合理选择 不正当胁迫。
乘人之危
1. 他方陷于危难处境。
2. 一方当事人故意利用该他方的危难处境。在这里,不得有积极的胁迫行为,只是利用他方处于困境的消极行为。
3. 该他方迫于自己的危难处境接受了极为苛刻的条件,不得已地与利用危难处境的一
方订立了合同。
4.该合同显失公平。后果
(1)被代理人追认
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
被代理人不承担履行责任或赔偿责任
(2)被代理人不追认合同无效
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稿)(无权处分于合同订立时)
第一条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如其不能取得所卖标的物的所有权或者处分权并交付于买受人的,出卖人应承担违约责任。买受人可以解除合同,并得请求损害赔偿。
第二条 共有人中之一人或数人擅自以自己的名义出卖全部共有物的,并不因此影响共有物买卖合同的效力。
共有人之一人或者数人擅自以全体共有人的名义出卖全部共有物的,应按合同法第48条(无权代理)、第49条(表见代理)的规定处理。
第三条 在前条情形下的合同效力,不受买卖双方的善意或恶意的影响,但是属于合同法第52条第2项规定的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无效。
第四条 即使出卖人对出卖的动产没有处分权,受让动产且已占有该动产的善意买受人,仍可以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
前款所谓善意,是指买受人在受让动产时不知道出卖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
在成立买受人善意取得的情形中,标的物的原权利人可以请求出卖人返还由此所取得的价金,并可请求损害赔偿。
第五条 以将来可能取得所有权的财产为标的物的买卖合同,并不因此而无效。出卖人在合同履行期限届至时仍未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
第六条 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成立复数买卖的,不因此影响各个买卖合同的效力。
在前款情形中,各买卖合同均未履行的,出卖人可自由选择履行相对人(买受人)。出卖人对于不能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买受人,应承担违约责任。该买受人可以解除合同,并就因此受到的损失请求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