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特点
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主要存在以下特点：
（一）当事人的争议大，案件上诉率高。从上列两表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基层法院与我院的受理情况区别十分明显。保险合同纠纷在基层法院商事案件中所占比例不高，仅占二三个百分点，但在二审商事案件中却占有很大比重，约占十个百分点左右。二审受理比例的陡然增大，说明保险合同纠纷的上诉比例较普通商事案件的上诉比例高出甚多，从而反映出其争议比一般商事案件要大。保险合同纠纷的二审发改率相对较高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这一情况。
（二）案件的调解难度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普遍难以调解结案，上述关于调撤率的统计数据也反映了这一事实。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保险合同纠纷争议相对较大，另外，保险业务多由下级分支机构开展，但进入诉讼后作为当事人的分支机构却往往没有决定调解与否以及调解数额的权限，调解需要经过省级或以上机构的批准，因为手续繁琐，保险公司一方的积极性普遍不高。
（三）从纠纷形式看，保险合同纠纷大多表现为被保险人请求赔偿遭保险公司拒绝而引发的诉讼。在诉讼中，保险公司提出的抗辩主要涉及被保险人不具保险利益、保险公司依据免责条款可拒绝赔付、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被保险人请求的理赔数额超出保险条款约定范围等问题。另外，随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交强险）业务的开展，保险公司在垫付后向被保险人追偿的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
（四）案件专业性强、法律规定阙如问题突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于2009年作出了许多重要的修订，但与买卖合同、承揽合同等常见商事纠纷不同，保险合同纠纷涉及的不少法律问题仍然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保险条款涉及诸如医学、金融、交通等众多专业术语，对当事人乃至审判人员均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五）因涉及交强险或第三者责任险，不少案件的审理存在商事与民事的衔接问题。商事重效率、民事重平等，如何平衡两个不同部门法的理念差异、适当处理交叉法律问题成为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审理中又一突出难题。
第二篇：关于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复函
关于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复函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咨询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函（〔2005〕渝高法民终字第174号）收悉。经研究，现就有关问题函复如下：
一、关于如实告知义务
依据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时的如实告知义务，应当属于询问告知，即保险人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提出询问，投保人有义务进行告知。如果保险人对有关事项已在风险情况询问表上提出，投保人未填写，应视为投保人未履行告知义务。
依据保险法第五条、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保险合同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同履行过程中应当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等诚信附随义务。投保时，如果投保人明知或应当知道某些重要事项涉及保险标的风险，影响到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即使保险人没有进行明确询问，投保人基于诚信原则，也应进行适当说明或者告知；如果投保人故意不履行这种诚信义务，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二）、（三）款，投保人要承担缔约过失的损害赔偿责任。此外，依据保险法第三十七条，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投保人按照约定负有通知义务；否则，对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关于保险条款解释
你院来函未附本案涉及的具体保险条款文本，因此我们难以确定该条款实际版本。根据承保时间推断，该《财产保险综合险》条款应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制定并颁发实施的。根据我会《关于财产保险条款费率备案管理的通知》（保监发〔2001〕120号）的有关规定，该险种的条款在中国保监会未修订前，仍按中国人民银行的原规定执行。保险公司继续使用该条款，不需履行有关报备手续。而非由中国保监会制定或修订的保险条款，中国保监会不负责解释。该条款有关术语的解释，请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印发<财产保险基本险>和<财产保险综合险>条款、费率及条款解释的通知》（银发〔1996〕187号）。该通知所附的《财产保险综合险条款解释》中对“危险建筑”未作出明确定义，但其第三条关于“所列明的财产不属于本保险标的承保范围”主要原因说明的第三项“不利于贯彻执行政府有关命令或规定，如违章建筑及其他政府命令限期拆除、改建的房屋、建筑物”，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标准；第四条中对“突发性滑坡”的定义为“斜坡上不稳的岩体、土体或人为堆积物在重力作用下突然整体向下滑动”。
三、关于保险公估鉴定
依据我会发布的《保险公估机构管理规定》，保险公估公司是依法由中国保监会批准设立的，接受保险当事人委托，专门从事保险标的的评估、勘验、鉴定、估损、理算等业务的单位。保险公估公司接受当事人一方委托所作的相关鉴定结论，当事人如有异议，属于事实认定范畴，应由法院作出调查认定。
以上意见，供参考。
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第三篇：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存在的问题及难点
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存在的问题及难点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保险业在我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与之相适应，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也随之大量涌现，由于保险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许多法律规定比较概括，可操作性不强，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处理保险合同纠纷存在许多问题和难点：
一、人身侵权损害赔偿与保险合同纠纷竞合的处理
目前，在与保险有关的人身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审判实践中普遍存在这种情况：机动车主作为侵权人向保险人就第三者责任险投保的，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侵权人为了获得赔偿起诉要求追加保险人或者法院依职权通知保险人作为被告或第三人参加诉讼，从而直接判决保险人向被侵权人进行赔偿。追加保险人作为被告或者第三人来直接承担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存在法律冲突，原因在于：侵权损害的法律关系与保险合同的法律关系是不同的两种法律关系，它们的构成要件不同，适用的法律不同，认定责任的方式不同，保险人向侵权人给付保险金是依据的保险合同约定和保险法的有关规定，而不是按过错责任来确定，侵权损害赔偿则是按行为人的过错责任来确定的。若追加保险人为被告或者第三人，保险人提出既然根据保险合同追加为被告或者第三人，要求在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一并审理和解决保险合同纠纷，这就偏离了追加保险人的本意，不审理又与追加保险人为当事人在法律适用上采取双重标准而相冲突，但是同意审理又脱离了本诉，且审理起来对于财产损害赔偿的，保险人又享有追偿权，要求向同为当事人的侵权人直接追偿，就应该予以支持，否则显失公正。新修订的《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2款“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意味着所有的责任保险，只要是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经被保险人请求或者被保险人怠于行使索赔权的，第三者均有权请求保险公司直接向其支付保险金。其规定的所有侵权案件和责任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均可合并审理，也将使民事诉讼法面临极大的挑战。
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制度设计上的缺陷
保险人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格式条款中，第三者范围是不包括被保险人本人和家庭成员在内的第三者（参见《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解释（2000）》，其关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内容被各保险机构用于格式条款之中）。换句话说，机动车行驶途中因事故致本人或其家庭成员伤亡，保险人是不予赔付保险金的，而撞伤亡的其他人却能得到保险人的赔付。同一起事故、同样的生命，得到的却是不同的结果，违反了社会生产生活中基本的公平、公正原则。实际上，保险条款这种设计存在逻辑错误，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中的第三者，普遍认识是针对机动车上的人而言的第三者，即在行驶车辆外的所有路人为第三者；而除本人和其家庭成员以外的第三者是针对签订合同双方当事人本人而言的第三者，保险合同格式条款在逻辑上偷换概念，错误的将本人和其家庭成员排除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第三者之外。现行《保险法》未对该部分加以明确，致使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诉讼中不平等判决结果屡屡发生，面对类似制度设计和衔接上出现的困境，往往使受理案件的法院陷入两难局面。
三、关于投保人“如实告知”和保险人“明确说明”的认定
现行《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由此可知，告知是由保险人以询问的方式进行，保险人没有询问的，被保险人无需告知。可见投保人既可以用书面的形式也可以用口头的形式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关键在于保险人如何要求、保险人是否得到所需的资料，方式如何不予以重视。但在实践中，往往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保险人要求投保人以口头的形式履行告知义务，事后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则以投保人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由而主张保险合同无效，并以此拒绝赔偿。而投保人被要求对告知义务负举证责任，但这样的举证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有必要通过刚性规定，要求投保人严格以书面形式来履行告知义务。这样可以起到保护双方利益的作用，减少不必要的纠纷。
现行《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那么，如何认定保险人是否已经尽到了“明确说明”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对〈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明确说明”应如何理解的问题的答复》：“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白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保险合同纠纷中，因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而败诉的比较多。保险人如何证明已经尽到说明义务，是一件不易解决的事情。比如合同条款中用黑体标明、投保单上被保险人签字能不能视为已经履行说明义务。口头说明在只有利益关系相对的双方在场的情况下，很难举证证明和认定。有的保险合同采取在合同上单独印刷一行字，即“保险人已将保险合同的内容，包括责任免除部分向我做了说明，我也充分了解，同意该保险合同的内容，同意按该保险合同的内容，订立合同。”然后由投保人签字，是不是保险人尽到了说明义务。我们认为，仅凭此种形式不能说明保险人已尽说明义务，条款本身的说明，不能说明保险公司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
第四篇：当前医患纠纷案件特点
当前医患纠纷案件特点、原因及对策
作者：邵国平
近年来，东宝区法院受理的医患纠纷案件呈上升趋势，2005年，该院受理医患纠纷案件7件，2006年1—4月受理7件，目前已审结10件，其中判决7 件，调解2件，撤诉1件。医疗纠纷案件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医患纠纷案件的主要特点该院受理的医患纠纷案件，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起诉标的额大，患者动辄即提出几万元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高额经济赔偿。
（二）法律关系较为复杂，专业性强，审理难度大。医疗纠纷案件涉及专业性较强的医疗技术、医患双方医疗知识不对称和信息沟通不及时及医护人员技术水平和责任心等诸多因素，审理起来存在着证据收集难、责任分担认定难、鉴定结论采信难、法律适用难等现象。
（三）调解难度大。医患双方的矛盾纠纷进入诉讼程序以前，已经过多次调解，法院判决前也做了大量调解工作，但终因双方意见分歧大而调解不成功，有的甚至迁怒于法院，认为法院裁判不公，从而走上上访之路。
二、医患纠纷案件上升的原因
（一）患者维权意识的逐步提高。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民群众法律意识不断增强，一部分病患者的疾病在经过医院的诊治而达不到自己的期望要求，或者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以后，往往不再“忍气吞声”，而是选择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讨回公道。
（二）医院内部管理不到位，医疗技术水平不高，医务人员责任心不强引起医疗事故。近年来，我市发生的患者因输血感染肝炎、手术器械遗留患者体内、患者身体器官被误切等事故，均是由这方面原因引起。
（三）医患双方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和理解，交流沟通不够。一方面患者医疗知识缺乏，不了解医学的复杂性，不懂得医疗活动的高技术、高风险特点，如有的手术引起手术并发症现象等，另一方面医院和医务人员不能设身处地地替患者着想，较多地考虑医疗机构和自身的权益，未尽到告知的义务，患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未得到充分尊重。
（四）看病难、看病贵等社会问题，引起患者对医院的信任度下降。一方面有钱的人看病因保险到位不出钱，另一方面无钱的人有病无钱看。同时，由于社会保障体系未健全，少数经济条件非常有限的病患者在千方百计筹措了医疗费用而病情不见好转的情况下，便一味地把责任归咎于院方，找医院“横扯皮”，索取赔偿。再加之媒体报道哈尔滨五百万元天价医疗费事件等以及各地频频出现的医疗事故，这些社会现象引起了相当一部分患者对医院的不信任。
三、审理医患纠纷案件的对策
一是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提高医患双方的法律意识。采取电视访谈、印发小册子、专题讨论等形式，加大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宣传力度，让他们知晓《条例》施行后的医疗事故纠纷参照条例办理，属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发生的纠纷，按《民法通则》办理；对医疗事故的鉴定，由医学会负责；对其他事故的鉴定，由中介机构进行。医患纠纷案件发生前，医院方一方面要建立健全诊疗各个环节的管理制度，堵塞漏洞，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对医护人员的医疗护理技能的培训及职业道德教育，强化医护人员的事业心、责任心，从主观因素上最大限度减少医疗事故的发生。纠纷发生后，要报告医政部门快速协调处理，尽快消化矛盾。同时，在调档、病历查阅、证据保全、鉴定等方面要与人民法院积极配合，建立起快速处理医患纠纷的诉讼绿色通道。
二是人民法院对医患纠纷案件要依法受理，认真审理。要挑选业务知识强、审判经验丰富的法官组成相对固定的合议庭审理医患纠纷案件。对医患纠纷案件的主体资格、侵权事实、侵害后果等诉讼因素要进行认真审查，统一执法力度，平等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同时，采取选送法官到上级法院培训深造、举办医患纠纷案件审理研讨班、座谈会等形式，不断提高审判人员的业务水平。
三是加大对医患纠纷案件的调解力度，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医患纠纷案件发生后，赔偿成为双方争议的焦点。法院应当站在客观中立的角度，按照“多调少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原则，加大调解力度，找准双方的利益平衡点，促成双方达成共识。在调解过程中，既不能以牺牲医院方的合法利益为代价，无原则地迁就患者的无理要求，也不能忽视作为弱势方的患者的合法权益，避免引发其上访告状，以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第五篇：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特点及成因
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特点及成因
一、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
(一)案件数量大幅上升。商品房买卖纠纷案件呈大幅上升趋势。济南历下法院 2007年收案88 件，2009年收案激增至337件，三年时间案件数量增长了 4.5倍。截至2010年5月底收案77件，同比提高28.8%。
(二)诉讼请求及理由多样化。商品房买卖纠纷的类型复杂多样，常见的多为要求办理权属证书、支付违约金、解除合同赔偿损失、确认合同无效双倍赔偿、按约定履行、双倍返还定金、解除合同返还房款及利息等，其中，因逾期办证而引发的纠纷约占全部商品房买卖纠纷案件的 72% ；附加设置增加买受者交易款项而引发的纠纷约占21% ；开发商逾期交房引发的纠纷约占3% ；要求解除合同的纠纷约占3%。同时，涉及到各种各样惩罚性赔偿纠纷占0.5%。诉讼理由各种各样，由传统的逾期交房和办证等原因向更广泛的领域扩展。
(三)涉诉人数多、群体性诉讼比重大。起诉方业主人数往往是几十甚至上百人的群体性诉讼。2009年至2010年5月受理商品房纠纷案件 414件，其中群体性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395 件，占到案件总数的 95%。如2009年诉济南正大建业发展有限公司商品房合同纠纷案的原告多达 160 名，另有不少业主对案件审理持观望态度，一案的审理往往涉及一大批潜在的诉讼者。
(四)案件审理难度大，审理周期长。房地产行业涉及多部门，其部门规章纷繁复杂，权限或相互交叉，或无承接关联，为法院裁判带来诸多困难，结案率仅为 45%。其中，结案方式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的又占了绝大部分。55% 的案件因案情复杂，或缺少法律规定，使审理周期延长。
(五)存在隐患，易引发上访案件。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中因群体性诉讼多，涉及环节多、部门多，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原因，不仅审理难度大，而且存在当事人上访、来访或是写信、打电话催办案件的情形，存在引发治安事件的隐患。
二、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的成因分析
(一)买卖双方对利益的无序追逐。开发商为追求更加丰厚的利润回报，开发规模越来越大，很多商品房的质量难以保证，销售的商品房越多引发的纠纷就越多；另一方面，地价不断波动，使得阶段性商品房价格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买卖双方遇到价格下降无利可图，或是价格暴涨利益失调，都可能因利毁约，引发纠纷。买受方有时受广告的引导或对合同片面理解，期望值过高，一旦未达到预期，即引发诉讼。同时，有个别熟悉房产交易的买受者，期待出卖方出现逾期交房等问题。因为逾期的时间越久，诉讼后获得的违约赔偿越多。
(二)连锁反应易导致群体性诉讼。连锁反应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单位团购，一旦出现开发商违约，参加单位团购的所有购房人必然面临同样的问题，同时起诉。二是由房地产开发行业本身的特性决定的。一家房地产商开发一个楼盘，其存在的问题大多是相同的，凡
是购买这个楼盘房屋的购房人遇到的情况也大都一致，只要一个业主起诉就会引发连锁反应，其他购房人也随之起诉。
(三)利益纠纷细化产生多种诉求。出卖方与买受方的纠纷实际是市场强势利益机构和弱势群体之间利益博弈的结果，筛化的纠纷越细，诉求越多元。同时，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会有更多的购房人对买卖交易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质疑和进行维权。
(四)建设遗留问题成为重大隐患。在目前的商品房买卖纠纷中，有二分之一的案件是由开发商建设遗留问题引起的。比如，开发商擅自变更国有土地使用权限，或是在各项手续不全的情况下轻率施工，或是房产开发商规避国家政策，少缴漏缴配套费、维修基金等，增加买受者的后期费用；把合同约定的房屋层高拉大，再签订加层的补充协议，原有的承诺不能兑现等等，都会成为纠纷发生的原因。
(五)多种原因导致案件审理周期延长。开发商在商品房交易中处于明显的强势地位，钻法律的空子，使得侵权行为很难认定。涉及赔偿、鉴定问题，需要重新测绘、鉴定，耗费时间和金钱，购房者诉讼成本高昂。某些新型疑难案件的出现，无先例可据。主审法官考虑到同案同判、金融安全、社会稳定以及企业营运等多方面的因素，没有贸然对这些案件进行调解，处理方案也尚在研讨论证阶段之中。这些因素也在客观上影响了案件的审理周期。
三、对策与建议
(一)出卖方应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守合同承诺。首先，出卖方应遵守国家工程质量的有关规定，保证售房质量，配套设施要齐全，房屋实际面积与合同约定的面积一致。其次，销售行为要规范，销售广告和宣传材料不得夸大其辞。最后，要确保房屋按期交付，如期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二)买受方应正确理解销售广告与合同之间的区别。开发商的宣传广告普遍存在夸大其辞的情况，但广告不具有合同的效力，对开发商也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而 90% 的购房者首先是从广告中了解到房屋的大致情况，没有或是无法实地考察辨别真伪。因此，购房者在购房时不应把宣传广告与商品房合同划等号，必要时，可以在签订购房合同时，要求开发商将广告中的承诺写入合同，或作为合同的附件。
(三)买受方应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必要的资格审查。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预售商品房时应当持有“一照”、“五证”。“一照”即《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首先要清楚房地产开发商是否具有开发建设销售商品房的法定资质。“五证”即《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和《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这些是购房人能否取得产权凭证的关键。消费者如购买现房，还应当了解该房屋是否已经验收合格，向开发商了解相关的验收合格的证明，即《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
(四)买受方签订合同时条款要约定得明确、具体、细致、规范。房屋买卖合同标的，较之于一般标的物的买卖更复杂，购房者对以下条款要特别明确约定：(1)面积的确认及面积差异的处理；(2)规划设计变更的处理；(3)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建筑正常运行等；(4)对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建筑正常运行的具体日期；(5)交付房屋及办理产权证的时间及处理方式；(6)适用解除合同的条件和行使解除权的时限、方式等。
(五)法院应深入调查，加大调解力度。历下法院从维护社区稳定、化解社区矛盾的角度出发，深入社区及相关部门调查取证，针对房地产销售环节中出现的问题，向购买者和销售部门进行询问，反复细致地做释法和调解工作。同时，加强与行政机关的配合，充分发挥相关行政机关和基层调解组织的作用。在审理众多业主起诉开发商的群体诉讼中，可先制定预案，及时掌握涉案小区业主的动向，对矛盾激化或可能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坚持调解优先，及时协调沟通，做好维稳工作。
(六)行政部门应加强指导和监管。行政机关应正确行使职权，提高办理审批手续的效率，保证各项手续和证照的办理与开发商预期的销售时间相协调。同时，要严格发挥监督、检查职能，对开发商的违法行为及时纠正，合理规划投入市场的土地。
(七)相关法律法规需进一步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为房屋质量瑕疵、贷款买房、惩罚赔偿、解除合同等纠纷的处理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对于其他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则要根据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处理，难免出现适用法律不统一，判决结果不统一的情况。因此，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法律的形式规范新型房屋买卖行为，维护交易秩序不仅是司法实践的要求，也是促进房产买卖健康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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