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演讲稿

第一篇：国共合作演讲稿

讲课稿

在推翻军阀、发对侵略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了民族利益和国家统一与独立，求同存异，进行了两次合作。这两次国共合作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民族独立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第一次国共合作

一．历史环境促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列强不断地瓜分和掠夺中国，封建统治带来的军阀之间混战不断，国家此时此刻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四分五裂的中国将何时实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力量很薄弱，而孙中山进行的革命屡遭失败，在民族危机和民族利益面前，国共两党任何一方都难以实现打倒列强推翻军阀的目的，唯有合作，取长补短，才能寻找新的出路。（第二张）

１９２２年８月，中共中央召开西湖特别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共产党员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两党的合作。（第三张图2）

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第三张图1）上面两段可只简单介绍与图片相关的背景，不念

二．新三民主义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思想基础

（第五张）

１９２４年１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张图1）通过的宣言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第四张图2），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这次国共合作促进了民主革命的发展，广泛地动员了工农群众，开创了民主革命的新局面，促进了北伐战争的顺利进军

孙中山走的是模仿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以旧三民主义为旗帜，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孙中山收到沉痛的打击。此时，他将目光转向俄国革命，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帮助下，国共两党加强了联系。最终，孙中山将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方针，为国共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础。（这段不念）

第二次国共合作

一．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

第二次国共合作前期，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强对华侵略。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随即便开始入侵我国华北地区，企图将华北地区独立出去，制造傀儡政权。此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7月7日，发动卢沟桥事变。此后相继占领天津、上海、南京、广州等。国家危难，国共两党必须认清历史形势，走联合抗日的道路。（第六张念这段）

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

在国家危亡之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中共即使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顺应了历史潮流。此时，国民党仍采取“不抵抗”政策，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尤其是西安事变，逼迫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联合抗日，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七张念这段）

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

相同点

通过两次国共合作，我们可以看出，两次国共合作主要在下列几个方面存在相同点。

(一)共同的民族利益是国共两党达成合作的内在因素。

打到帝国主义、推翻军阀始终是两党的目标，无论国共两党之间有多少恩怨，它们都以民族利益为重，相互让步。其中，以中国共产党作出的牺牲做大，第一次合作接受党内合作的方式，第二次提出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共产党以巨大的牺牲精神，促进国共合作，捍卫民族利益。

(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两次国共合作先后打倒北洋军阀，实现国家领土的基本统一，促进了反帝反封建的工农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以及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促使中国革命蓬勃发展。

(三)合作与矛盾并存。

虽然两党之间进行合作，但仍存在着很多矛盾。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期，蒋介石不断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发动反共政变，大量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致使大革命的失败，这也与陈独秀此时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有一定的关系。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蒋政府欲借合作清除共产党，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反共方针，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等；实行***、特务统治、保甲制度；垄断掠夺，官僚资本急剧膨胀。中共对国民党则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努力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党性质上的区别，长期来看，矛盾是

难以消除的。（第八张，自己挑着念，不用全念）

区别

两次国共合作也存在着十分显著的区别。

(一)合作背景、政治基础、目的、方式的区别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封建军阀割据，阶级矛盾尖锐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国共以新三民主义为基础，采取“党内合作”形式，致力于推翻军阀统治，实现国家统一。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最主要的社会矛盾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双方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采取“党外合作”，开展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二)中共在对军队的领导问题

第一次合作后期，中央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放弃了无产阶级对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大革命遭到了失败。

第二次合作时期，共产党发展壮大了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等地方武装组织，掌握军队的领导，开展敌后战场和游击战争，在政权、军队、行动纲领和方针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独立性。

由此看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中共从稚嫩走向成熟，从受制约走向独立。结合国情，发展了马列主义，形成了一套有效的中国革命理论体系。

(三)结果的差异

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工农运动发展，保证了北伐战争的胜利，但蒋介石叛变革命，大革命失败。此次合作虽然推翻了军阀统治，但中国仍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仍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威胁。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摆脱了受殖民奴役的厄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第九张）

回顾两次国共合作，只有团结、进步，相互忍让，在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基础上的合作，才能使得国家更加富强，社会更加进步。未来国共双方应加强合作，求同存异，早日实现国家的统一，这不仅是人民的希望，也是历史的趋势。

（第十张）

第二篇：第三次国共合作（范文）

“第三次国共合作”：两岸统一的理想方式

转发(6)评论(14)今日10:15 两岸统一困难重重，问题的关键是找到一个两岸共同认可的基础。张千帆先生认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合理有效地宪政制度”。也就是说，先制订一部共同的民主宪法，在此约束下，建立统一的政府，从而实现国家的统一。回顾历史，人们惊讶的发现，两岸统一的宪政基础竟然是现成存在的。

历史上，国共两党曾就统一问题达成过共识，他们都主张在民主宪政框架下实现国家和平统一，其最终成果就是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遗憾的是，由于内战的爆发，该宪法遭到两岸的暂时搁置。实际上，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与合法性。首先，这部宪法是在大陆制定的，宪法制定过程中，各个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都参与进来并表达自己的主张，因此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次，国共两党在宪法制订过程中相互竞争、充分博弈，宪法草案就是两党妥协的结果。可以说，此次立宪是中国近代以来唯一一次真正的宪政过程，初步展现出政党政治的端倪。

一、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

1，制订“政协宪草决议案”

1946年1月10日，中国国民党8人、中国共产党7人、中国民主同盟9人、中国青年党5人、无党派社会贤达人士9人组成的代表团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政治协商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是对国民政府1936年制定的《五五宪草》进行讨论，并就宪草修改的基本原则达成共识。讨论期间，中共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和要求，这些意见和要求大部分都在政协会议上获得通过。

在国会制度方面，国民党主张继承孙中山“权能分治”的宪政思想，由全国选民选举出一个规模约2000人的国民大会，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四项政治权力，即“有形国大”。中共则认为，“有形国大”与孙中山的“直接民权”思想相冲突，主张全国选民直接行使四项政治权力，即“无形国大”。孙中山五权宪法以“权能分治”为核心，基本内容是“人民有权，政府有能”，人民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四项政权管理政府，政府则行使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等五项治权替人民办事，以此实现“人民为主人，政府为公仆”的民国理想。

在总统权限方面，国民党希望一个强有力的总统，显然这有利于继续保持国民党的强势地位，而中共则主张限制总统权力。在《五五宪草》中，总统被赋予很大的权力。他统帅海陆空三军；有权召集五院院长会议；有权任免行政院长；有权任命司法院长、考试院长；任期长达6年，且可连任一次。虽然总统的权力也受到一些限制，如国民大会可议决总统提交的议案，立法院可以2/3多数否决总统提交的复议案，司法院有权解释法律，宣布违宪的法律无效等。但总大来说，《五五宪草》赋予总统的权力仍然过大。中共的期望本来只是限制总统权力，周恩来曾对马歇尔说，“我们要英美式宪法，假如能像美国宪法那样，我们便满意了，只怕不可得”。民主党派的要求远远比中共激进。民盟认为，“总统权力过大，宜实行内阁制”，青年党也提出，“采取内阁制及两院制，五院制只可保留精神，不必拘泥形式”。

在地方制度方面，《五五宪草》采用的是一种中央集权体制，它规定：省长由中央政府任免，省政府执行中央法令及监督地方自治。但国民党代表孙科在政协会议上解释《五五宪草》时说，“省的地位要从新规定”，“恢复过去理想中国家与地方的均权制度”，因而国民党代表在政协会议上主张“省县自治”。这符合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青年党的立场与国民党一致，也主张省制采取均权主义，实行省自治。与国民党和青年党不同，中共主张一种联邦体制，要求“省得自定省宪”，实行“自下而上的普选，成立自省而下各级地方民选政府”、“民选省长”等。民盟紧跟中共立场，亦主张省自治和省宪。在人权保障方面，国民党主张间接保护主义，其特点是在人权条款后面加上“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如《五五宪草》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这意味着，虽然宪法规定了结社自由，一般法律却可以对结社自由加以种种限制。中共则主张积极保障主义。中共代表吴玉章说，“保障人民权利问题，宪法应保障人民权利，不应限制人民权利，但是„五五宪草‟关于人民权利大都规定„非依法不得限制‟字样，换言之，即是普通法可以限制人民权利，这是不妥当的”。民盟亦主张取消“非依法律不得限制”。民盟代表张申府说，“人民自由权利不仅要有消极自由，取消„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文字，而且还要有积极自由，保障人民有机会享受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宪法模式的选择，在会议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议。当时可供选择的宪法模式有三种：一是孙中山“五权宪法”，二是英美式宪法，三是苏联式宪法。国民党主张采用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以《五五宪草》为蓝本，孙科说，虽然《五五宪草》有“许多疑问和缺点”，但“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和“五权制度”不能改变。民盟、青年党及无党派社会贤达多主张采用英美式宪法。中共当时也主张采用英美式宪法。如果中共主张苏联式宪法，那么国民党无疑会继续保持一党独裁，而自己将面临被解散的命运。会议期间，中共还收到了苏联的指示：中共不应想苏维埃化，应取得蒋同意进行民主化。如此一来，宪法模式之争，其实就是“五权宪法”与英美式宪法之争。

为了解决各方分歧，张君劢提出了一个以“五权宪法”之名行英美宪政之实的折中方案。按照张氏的方案，参会各方达成了一致赞同的宪法修改原则并获得政协通过，这就是“政协宪草决议案”（十二条）。其完整内容如下：

一、国民大会：全国选民行使四权，名之曰国民大会；在未实行总统普选制以前，总统由县级、省级、及中央议会，合组选举机关选举之；总统之罢免以选举总统之同样方法行使之；创制、复决两权之行使另以法律规定之。附注：第一次国民大会之召集方法由政治协商会议协议之。

二、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之，其职权相当于各民主国家之议会。

三、监察院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由各省级议会及各民族自治区议会选举之，其职权为行使同意，弹劾及监察权。

四、司法院即为国家最高法院，不监管司法行政，由大法官若干人组织之，大法官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之，各级法官须超出于党派之外。

五、考试院采委员制，其委员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之，其职权着重于公务人员及专业人员之考试，考试院委员超出于党派之外。

六、行政院：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如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但同一行政院长不得再提请解散立法院。

七、总统：总统经行政院决议，得依法发布紧急命令，但须于一个月内报告立法院；总统召集各院院长会商，不必明文规定。

八、地方制度：确定省为地方自治之最高单位；省与中央权限之划分依照均权主义规定；省长民选；省得制定省宪，但不得与国宪抵触。

九、人民之权利义务：凡民主国家人民应享有之自由及权利，均应受宪法之保障，不受非法之侵犯；关于人民自由，如用法律规定，须出之于保障自由之精神，非以限制为目的。工役应规定于自治法内，不在宪法内规定。聚居于一定地方之少数民族，应保障其自治权。

十、选举应列专章，被选年龄，定为二十三岁。

十一、宪草上规定基本国策章，应包括国防，外交，国民经济，文化教育各项目。

（一）国防之目的在保障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全国陆海空军，须忠于国家，爱护人民，超出于个人、地方及党派关系以外。

（二）外交原则本独立自主精神，敦睦邦交，履行条约义务，遵守联合国宪章，促进国际合作，确保世界和平。

（三）国民经济应以民生主义为基本原则，国家应保障耕者有其田，劳动者有职业，企业者有发展之机会，以谋国计民生之均足。

（四）文化教育，应以发展国民之民族精神、民主精神，及科学智能为基本原则，普及并提高一般人民之文化水准，实行教育机会均等，保障学术自由，致力科学发展。注：以上四项之规定不宜过于繁琐。

十二、宪法修改权，属于立法、监察两院联席会议，修改后之条文，应交选举总统之机关复决之。

附注：一，关于政党不得强迫人民入党一点，是否载入宪法，留交宪草审议委员会研讨；二，公民宣誓一点不加规定。（附注两点属于不报告于大会且不发表之商定事项）

依据上述“政协宪草决议案”，国民党做出巨大让步，中共与民盟的意见和要求几乎全部被满足：国民大会由“有形”改成“无形”；总统由一个实权总统变成一个虚位总统；赋予各省立宪权，实行联邦体制；人权保障由间接保障改为积极保障。根据这些变更，《五五宪草》被彻底颠覆，总统制被责任内阁制所取代，中国将建立起一种类似于英国三权分立式的政治体制：立法院和监察院相当于英国式的议会，司法院相当于英国式的大法官，行政院相当于英国式的内阁，行政院长相当于首相，而总统相当于英国女王，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由于宪草决议案仍然保留了“五权”的形式，并没有遭到国民党代表的反对，顺利在政协会议上获得通过。2，国共对“政协宪草决议案”的态度

面对远远超过预期的“政协宪草决议案”，中共大喜过望。周恩来在闭幕致辞中说，“由于蒋主席的领导”，众多历史和政治问题得到解决，“为中国政治开辟了一条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而这种解决方式，替民主政治树立了楷模”，并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拥护这些协议”。2月1日，刘少奇起草、毛泽东修订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称，“国民党一党独裁即将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次伟大胜利”，“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到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同一天，刘少奇在延安做了《时局问题的报告》，他说，“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胜利是通过一个宪法，而且根据这个宪法建立议会制度”，将来在全国出风头的，就是会做合法议会斗争的人，“而不是拿枪杆子的人”，“现在参加政协会议就很出风头”。《新华日报》还连续三天发表了题为《和平建国的起点》、《中国历史的新方向——庆祝政协会议成功》、《从协议到实施》的社论，肯定政协构建和平的伟大作用，认为这是历史的创举。

国民党也对政协决议表示欢迎。蒋介石在闭幕致辞中说，“本会议所决定的各项方案……都是大家竭诚洽商的结晶，我敢代表政府先行声明，政府必须十分尊重。一俟完成规定手续以后，即当分别照案实行”，他还发表感想，“要求自由，必先了解自由的本质，不可只顾个人的自由，而侵犯别人的自由；崇尚民主，必先修养法治的习惯，不可专责别人守法，而自己则处处置身于法外”。《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认为，政协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成功”，但社论同时对宪草修改原则持保留意见，这表明国民党内部出现了分歧，也预示着国共将在修宪博弈过程中遇到困难。3，制定《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过程中的分歧

政协会议闭幕后，依决议成立了“宪草审议委员会”，以落实“政协宪草决议案”为正式宪草。经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推荐，民盟的张君劢负责起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2月中旬，宪草审议会议正式开始。

审议过程中，国民党代表王宠惠提出变更“政协宪草决议案”的要求：恢复有形国大；采总统制，反对责任内阁制；取消省自制省宪，省只能制定地方自治法规。民盟张君劢认为十二条宪草修改原则是政协的一大成就，不容变更。周恩来也反对国民党的修改要求，认为宪草修改原则涉及全部政协决议，要求国民党遵守宪草决议案。国民党之所以发生强烈反弹，是因为“宪草决议案”违背了被列入国民党党纲的孙中山五权宪法理论，故而遭到信守总理遗教者的强烈反对。围绕国民党上述三点要求，国共两党发生多次争执，会议陷入僵局。3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做出让步，重新与国民党达成三点协议：其一，国民大会恢复为有形，其组织与权力另行协商；其二，取消立法院对行政院的不信任权及行政院解散立法院权，但行政院仍对立法院负责，具体细节另行商定；其三，省宪改为省自治法，细节另议。但毛泽东又于18日电令周恩来撤销让步，重新坚持原宪草决议案。这意味着，中共内部也出现了分歧。面对中共的坚决态度，国民党不得不对与会各方表示，除了已达成的三点协议，国民党不谋求其它修改。最终，15日达成的协议重新获得确认，中共还是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

到了4月，国共的分歧集中在行政院与地方制度的设计。关于行政院：国民党主张总统对行政院提请立法院复议拥有“核可”权；中共对此持保留意见，认为与责任内阁制精神不符，但未坚持反对。关于地方制度：国民党主张地方自治，自治法须服从中央规定的基本原则；中共反对中央为地方自治法规设置原则，并坚持地方法官民选。国共在上述两个议题上无法达成妥协，纠缠不休。4月底，审议委员会经过多次审议，完成了宪草初稿。但中共持保留意见。4，中共缺席情况下，通过《中华民国宪法》

1946年11月15日，国民政府召开制宪国大，准备审议《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共与民盟则拒绝参加（民社党脱离民盟参加了制宪国大）。即便如此，该届国大出席代表人数仍然超过了3/4的法定人数，大会照常进行。宪法草案三读后，于12月25日获得通过，正式成为《中华民国宪法》。与原宪草比较，新宪法基本没有变化。在当天的闭幕式中，新宪法由大会主席吴敬恒递交给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并咨请于次年元旦公布，12月25日施行。1947年，国民政府在南海划九段线时，将中沙群岛一暗沙命名为“宪法暗沙”，主岛命名为“民主礁”（即今“黄岩岛”）。

从文本上看，新宪法基本保持了国共最后审议时的原貌。在重要的争议问题上，留下了国共争执和妥协的烙印。比如，国民大会为有形机构，却暂时仅有选举、罢免两权；政体采内阁制，行政院须对立法院负责；总统为虚位总统，他可任免行政院、司法院官员，却须经立法院或监察院同意，他可签署法令，却须得到行政院长副署；地方制度采地方自治，中央与地方关系采均权主义原则。新宪法确立的是，以行政院为核心的内阁制民主政体。这样的政体不利于蒋介石。如果蒋介石做总统，那么他掌握不了实际的权力；如果蒋介石做行政院长，那么他随时都有被倒阁的危险。新宪法出炉后，副本曾抄送美国咨询意见。美国政府认为，“国民大会确已通过了一部民主的宪法”，该宪法“主要方面均与政协会议决议的各项原则相符，包括了共产党所要求的各项要点”。国内也有学者认为，该宪法为“辛亥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民国渡海后，该宪法成为台湾民主转型奠定了基础。

二、“第三次国共合作”可以成为两岸统一的途径吗？

《中华民国宪法》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产物，是国共两党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从法理角度看，台湾今天的民主制度，正得益于当初中共对民主的不懈追求。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两岸经贸往来的日渐深化，台湾逐渐放弃了对统一的抗拒，甚至提出了统一的条件。2001年，马英九说，“我们愿意支持一个最终的一个中国统一的理想，但必须在自由、民主、均富下”。最近几年，马英九又多次表示，“如果大陆实现民选政治和普世价值观，台湾没有理由拒绝和大陆统一”。马英九似乎并未注意到，民主是大陆的一贯主张。1945年，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时说，“我明确地告诉大家，我们要建立的……是自由、民主的中国，自由民主的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它既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包括新三民主义，又要实现林肯的民有、民享、民治原则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而且我们会比他们干得更好”。毛泽东甚至明确提出了“民主统一”主张。1944年6月，毛泽东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说，“统一应该建立在民主基础上”，“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在《论联合政府》中，他甚至说，“没有人民的自由，没有人民的政治民主，能够统一吗？有了这些，立刻就统一了”。

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毛泽东甚至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思想。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1979年，邓小平继续推动“第三次国共合作”，他说，“现在可以提第三次国共合作。”他还提出，“我们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如果国共两党能共同完成这件事（指统一事业），蒋氏父子他们的历史都会写得好一些”。

从某种角度看，第三次国共合作似乎已经开始。2010年6月，两岸签署中共与国民党共同推动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将两岸经贸合作推向新阶段。2012年7月，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在哈尔滨开幕，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和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出席，双方探讨了增进政治互信的可行路径。当然，两岸能否从经济合作发展到政治层面的合作，目前还是一个谜。

近年来，两岸互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大陆拥有强大的国力和财力，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社会矛盾日渐突出，贪污腐败成为常态，积累了很多民怨。台湾在民主化以后，已成为世界上公认的民主国家，社会公平而富有正义，只是台湾地域狭小，很难在经济上再取得突破式发展。可以预见，中国一旦实现民主统一，两岸将实现优势互补，促成一个政治和社会稳固，经济再次腾飞，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社会。实现民主统一的前提和基础，是要制订一部共同的民主宪法，作为国共博弈和妥协产物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似乎可以作为未来两岸讨论统一之蓝本和基础。参考资料：

1，陈奎德：《中国的宪法与宪政》

2，刘山鹰：《1946年政协会议与中国宪政设计》 3，《五五宪草》：http://zh.wikisource.org/wiki/五五憲草 4，《中华民国宪法》：http://zh.wikisource.org/wiki/中華民國憲法 5，肖建生：《1946年宪政运动的失败及其教训》

第三篇：孙中山和首次国共合作

孙中山和首次国共合作

作者：尚明轩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06年04月18日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为着祖国的独立、民主和统一富强，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他始终追求真理，坚持革命，随着时代的演变而勇于前进。和共产党人首缔合作，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战线的毅行壮举，更是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至为光辉灿烂的篇章。正如宋庆龄所说的：“孙中山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进行的四十年的政治斗争，在他的晚年达到了最高峰。这一发展的顶点是他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一道进行中国的革命。”（《宋庆龄选集》第457页）

促成首次国共合作，无疑是孙中山继同盟会反清革命之后所建树的又一丰功伟绩。

首次国共合作的主要倡导者

孙中山和共产党人共同缔造的首次国共合作，是中国近百年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的形成绝非偶然，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当时的国际局势和中国本身的内部条件造成的。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是没有能够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没有根本改变。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世界和中国的历史条件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十月革命在西方无产阶级和东方被压迫民族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在五四运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已进入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失败后，以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曾领导过“二次革命”、“三次革命”和两次“护法运动”，结果都未能胜利。最后竟至“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连相从十余年的挂着革命党人招牌的新军阀陈炯明也要置他于死地。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当时的中国，正如孙中山痛切地指出的那样，“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他领导的国民党，既缺乏明确的纲领，又陷于瘫痪状态，许多党员或腐化堕落，或斗志消沉，无法有效地进行革命。孙中山对此忧心如焚，一筹莫展。在此情况下，他渴望着开拓新的斗争道路和采取新的方法，寻求能够摆脱困境并推进中国革命的新的力量。于是，他将视线转向了给他带来希望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孙中山和列宁之间就开始函电往来，商谈中国革命问题和中苏关系问题。列宁关于殖民地附属国民主革命的学说，以及苏俄1919年和1920年所发表的两次对华宣言，使孙中山受到极大的鼓舞。因此，此后尽管政局动荡，军务倥偬，甚至几无固定住所，孙中山仍在暂留的上海、广州、桂林诸地，同共产国际使者维金斯基、马林，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及苏俄全权大使越飞等，连续地举行会晤和恳谈。从对十月革命和苏俄的进一步认识，和总结过去一再遭受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冷遇和破坏的痛苦教训中，他辨清了真正的敌友，深切地感到只有列宁和他缔造的苏维埃俄国才是真正帮助中国革命的，所以愿意接受国际无产阶级正义的援助，并决定以俄为师，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在登上历史舞台的最初战斗中，就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他们无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首次提出反帝反封建政纲，制定了相应的战略策略，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工农群众运动，广泛传播了革命思想，表现了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孙中山从得到的深刻印象中，觉察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新的伟大革命力量，确信“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宋庆龄选集》第465页）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通过自己的党员李大钊、林柏渠等和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给予孙中山的积极影响与有益帮助，特别是坚决声讨陈炯明的叛逆罪行等，使处于危难中的孙中山更为感动。孙中山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肩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同自己倡导的国民革命，二者的基本任务是一致的，是时代和人民的需要；而这种国民革命，必须有工农的参加，才能取得胜利。所以，他决心把这一新生的、人数不多的无产阶级政党引为同志和战友，同它联合起来共同战斗。

孙中山和共产党合作，是通过邀请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和改组国民党的途径而实现的。1922年秋，孙中山开始准备改组国民党，他先后连续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三次改组国民党的会议，发表了政策上有重大转变的《中国国民党宣言》。1923年1月，标志确立联俄政策和国共关系进入新阶段的《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后，他及时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如聘请鲍罗廷为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邀请李大钊到广州参加领导改组工作，亲自多次对国民党员发表阐述联俄联共决心的演说等，为改组工作做好充分的准备。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以改组为中心内容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适合时势要求的新解释，发展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包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并规定了一系列包括废除不平等条约在内的内外政策。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基本相同，因而被接受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它在随即兴起的中国民主革命高潮中，成为一面“胜利的革命的旗帜”。大会还通过尖锐的斗争，确认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得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还规定了组织原则和组织体制，选举了有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

孙中山亲自主持的这次大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首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从此，中国革命迅速出现新的高涨，兴起了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历史上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正是这样，才使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35页）

首次国共合作的积极捍卫者

孙中山在谈到为什么要国共合作时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宋庆龄选集》第109页）在他看来，共产党人就是使国民党起死回生以推进国民革命的新血液，所以孙中山用一切办法来维护国共之间的团结，捍卫两党的革命联盟。

孙中山的国共合作主张，当时是得到了许多国民党人的拥护的。廖仲恺“是始终赞助最力的一人”，他“很勇敢很坚决去干”，堪称国民党改组的坚强支柱。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都深知国共合作是中国革命所必需，因而坚决拥护，大力赞助。历史证明，他们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此外，还有不少人，眼见国民党处在危难之中，如果没有来自国内和国外的革命的支援，确实难以有所作为，所以从某种意义和角度上（如希图外援）暂时赞成孙中山的联共政策。显然，他们并不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当情况变化后，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便背弃了盟友，甚至走上反共的歧途。

但是，国共合作及其必然后果--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必然引起帝国主义和国内一切反动势力的反扑。这种逆流，不可能不反映到国民党内。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右翼代表人物，采取各种形式阻碍和破坏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他们中的一些成员还在联共之初就赤膊上阵，公然反对国共合作。还有一些较为隐蔽的分子，他们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企图利用共产党人的力量，利用工农的力量，利用苏俄的援助，以达到一己的目的；一旦国民党的势力有所增长，一旦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大大发展，他们就要抛弃盟友，甚至向盟友开刀。右翼代表或迟或早总要举起反共的旗帜，这就使国民党内左派和右派的斗争持续不断。面对这种情况，孙中山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不得不为维护国共团结进行有力的斗争。

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前，左右派的斗争便已日趋激烈。1923年11月，《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刚发表，以邓泽如为首的十一人就上书孙中山，“弹劾”共产党，反对联共政策，发出了进攻的信号。邓泽如原是南洋华侨，为经营锡矿兼橡胶业的大商人，曾长期捐款筹饷支援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孙中山与他关系密切，给他的“手札盈尺，„„自民国纪元前六年以来，几于无月无书”，“数十万党人无存（孙）先生之书多于泽如者”。（《〈孙中山先生廿年来手札〉序言》）尽管如此，孙中山对其反共勾当并不宽容，亲笔驳斥其谬论，指出国民党改组和联共的必要，告诫他们“切不可疑神疑鬼”。稍后，孙中山又发表了《致全体党员书》，详细解释联俄联共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严肃批评那些散布谰言的人，不是出于敌人破坏的行为。就是属于毫无根据的疑虑。

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主要围绕《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案》和《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左右派之间的斗争，几乎贯串了整个议程。右派分子企图在会议中使用明的、暗的、直接的、迂回的各种手法，破坏国共合作。一些代表在右派分子的怂恿下，反对大会宣言的某些重要内容，动议讨论限制国民党员加入他党案，希图破坏国共合作。这两个重要议题在大、小会中都曾有激烈辩论，斗争十分尖锐。孙中山立场坚定，态度鲜明，他积极支持李大钊、廖仲恺等对右派的斗争，促使大会通过了《宣言》和《总章》，并对李大钊所提的关于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义正词严的声明作出相应决定。

代表大会之后，右派仍然不断兴风作浪，斗争一直持续不断。同年6月1日，黄季陆、孙科向中央党部提案，要求“制裁”共产党。18日，曾受孙中山严厉斥责而有所收敛的邓泽如，违背大会决议，又伙同张继、谢持以中央监察委员名义，向孙中山和中央执委会提出“弹劾书”，攻击共产党并要求“从速严重处分”。８月１日，上海有一批国民党员致电孙中山，请示“命令该共产党员全数退出本党，并予倾向共产党者以严重制裁。”（1924年8月4日上海《时报》）在此期间，沪、京、汉、穗、港、澳等地右派分子，相继提交“弹劾”共产党的议案达百余件，并印发了反对国共合作的《护党特刊》；广州《民国日报》、《民权旬报》及北京《民生周报》等报刊上，也纷纷出现“清党”文章。国民党中央监委会1924年提交中央执委会的十件议案中，竟有四件是反对国共合作的。

孙中山为解决联共政策所引起的各种误解、反对和纠纷，表明要坚定维护国共合作的决策，于1924年7月初发表《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再次重申联共主张，明确指出：“凡有革命勇决之心，及信仰三民主义者，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本党无不推诚延纳”，要求全体党员“屏除疑惑”。8月15日，又召开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专门讨论维护国共合作问题，并审定和发表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于全体党员之训令》。《训令》中再次肯定了代表大会决定的联共政策，明确指出：国民党容纳共产党是为了团结和集中革命的势力，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也是为了团结和集中革命的势力；国共两党都是为着完成国民革命事业，目标一致而合作的；所谓“因为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是极为错误的。它告诫全体国民党员应当对于“前此争议，付之淡忘，惟相与努力于将来，以完成国民革命的工作”。（《中国国民党周刊》第四十期）

这一时期，孙中山再三强调说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好朋友，国民党员不能反对共产党员。他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迫切需要，也是完全符合各族人民共同愿望的。因此，他坚定地维护国民党的革命方针，维护国共两党的合作。在同国民党右派势力进行斗争中，态度鲜明，毫不动摇。孙中山多次对宋庆龄说：“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宫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清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宋庆龄选集》第109页）这些话反映了孙中山反对右派分子和其他败类的坚定立场。他还针对右派队伍的复杂情况，利用历史的渊源、自己的威望和政治经验，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办法，以利于争取团结和分化。如对邓泽如等，多次严厉批驳其反动谬论和活动，教育他们；而对阻挠改组并在会议上无理取闹的张继，就采取驱逐出会场、加以囚禁的果决手段；至于对公然破坏国共合作的代表人物冯自由等，则坚决开除出党，毫不宽容。从而，使一些矛盾得以缓和，遏止了右派势力的猖狂进攻，保证国共合作得以顺利向前推进。

首次国共合作的模范执行者

国共两党的联盟，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合作，又是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合作。因此，双方既有一致，又有差别。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战友，孙中山在合作过程中十分信赖和尊重共产党人，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作到虚怀若谷，从善如流，无愧为共产党人的忠实盟友。

孙中山和共产党人的合作，使他的革命活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无论是他的思想还是他的实践，都发生了巨大的飞跃。虽然他长期形成的阶级地位和世界观仍在经常影响着他的活动，然而，孙中山毕竟是与时俱进的伟大的革命家，他不愿落后于现实，而是努力地使自己站在革命潮流的前列。每当遇到一个关系到中国革命能否顺利前进的重大课题时，孙中山总是以国家和革命的利益为重，虚心听取共产党人的意见，择善而从。1923年11月发表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是孙中山委托筹备改组工作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起草，并经他亲自审定后发表的。宣言回溯了同盟会至中国国民党的二十年历史，指出革命党人虽然作了奋斗牺牲，但是中华民国“今日政治不修，经济破产，瓦解土崩之势已兆，贫困剥削之病已深”。在这种情势下，“欲起沉疴，必赖乎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它进而提出：“关于党纲章程之草定，务求主义详明，政策切实，而符民众所渴望；而于组织训练之点，则务使上下互通，有指臂之用；分子淘汰，去恶留良。”应该承认，宣言显然反映了孙中山后期思想的变化，它指出了建立真正革命政党的重要，并探究了改组中国国民党以疗救中国的办法；但是，未能提出在新形势下进行革命的战斗纲领，同时，也没有制订相应的战略和策略。

然而，此后两个来月，由孙中山审定并经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较《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有了长足的进展。它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还提出了取消不平等条约，废除军阀所借的外债和确定人民的自由权利，改善人民生活等为主要内容的内政外交政策二十三条，作为国民党的政纲，并决定欢迎工人农民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毫无疑问，宣言的纲领部分和政策部分，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

孙中山把修改定稿的大会宣言案审定后，经由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大会讨论。由于一些人的反对，它成为大会尤其是宣言审查委员会中争论最多最激烈的问题，争论的焦点则是关于民生主义和对外方针政策。针对这种情况，孙中山一方面在大会上专门作了关于民生问题的说明，重申联俄“将来必能得中俄互助之益”，并按照他的理解，阐述了“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另一方面在和鲍罗廷经过长时间的交换意见之后，虚心接受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放弃曾一度考虑以《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代替《宣言》的错误作法，“决定维护宣言的尊严”。（《胡汉民先生年谱》）至此，孙中山对大会宣言深表满意，他明确指出：它是国民党成立以来“破天荒的举动”，是这次大会的革命精神所在。宣言在大会以后要“管束吾人之一切举动”，“不可以自作自为”。（《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

1924年秋，为广东买办阶级控制的反动武装--省城商团军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阴谋发动反革命军事叛乱，颠覆正处在摇篮中的广东革命政府。在形势紧急、革命政府有遭覆没危险之时，孙中山因受国民党右派的包围、影响而一度缺乏信心和勇气，表现犹豫、妥协，甚至认为不能在广州再坚持下去，必须另谋生路。他于9月初决定再次北伐，征讨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并亲率北伐军离开广州，移大本营于韶关，希望向广东以外打开出路。

当时，共产党人是不赞成这次北伐的。早在商团叛迹初露时，他们就指出不可“姑息养奸”；后来，又多次要求孙中山对商团不应采取“优柔政策”，要予以迎头痛击。《向导》周报也连续发表评论，指出商团是“革命政府真正心腹之患”，因此，革命政府的军事计划应该：“第一步是解散商团军，第二步是讨伐陈炯明，第三步才说得上北伐。”（《向导》第七十九期）孙中山虚心考虑共产党人的意见，接受了正确的主张，在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军人促进下，采取断然措施，下令制止商团屠杀革命人民的反革命暴行，并调部分北伐军回师广州，弭平商团叛乱，以巩固革命根据地。革命军在人民支援下迅速消灭了叛乱，使广东革命政府获得初步稳定。

同年10月北京政变后，孙中山为了迅速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毅然决定接受冯玉祥等人的邀请离粤北上，进行革命的宣传、组织活动。前此十二年，孙中山也曾应袁世凯之邀北上，结果是掉入袁世凯的圈套，没有取得积极成果。这次迥然不同。由于他虚心地采纳了共产党的主张，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因而对承袭袁世凯衣钵的段祺瑞所摆的圈套得以辨识，并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斗争。

孙中山在离开广州发表的《北上宣言》及过上海时对新闻记者的谈话中，呼吁召开有各人民团体、反曹、吴的各军及政党参加的国民会议，结束军阀统治，解决中国的统一和人民的自由问题。他说：“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国民会议席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孙中山选集》第964页）应当指出，关于国民会议的口号，原是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提出，并在1924年11月发表的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进行了明确阐述。孙中山赞成共产党所说的：“只有这种国民会议，才可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因为它是由人民团体直接选出，能够代表人民的意思与权能。”（《向导》第九十二期）他接受了这一主张，作为当时政治活动的主要目标。重病在身的孙中山对段祺瑞屈膝于帝国主义的“外崇国信”宣言和召开政治分赃的“善后会议”，极为愤慨，怒斥了这些荒谬主张，断然与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反动黑暗势力划清界限，拒绝参加“善后会议”，积极筹备召开国民会议，表现了坚决的不调和的态度。

上述三例，可以充分说明：孙中山在处理同共产党合作的关系中，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能够虚心听取诤友--共产党人的帮助，从善如流。孙中山为振兴中华艰苦奋斗四十年，其目的就在于使中国能够独立、民主、统一和富强，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也正是基于这一崇高的信念，才能够使他在国共合作中表现出如此崇高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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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和共产党人首缔的国共合作，不仅实现了北伐的大业，还为此后的中国革命和建设树立了两党并肩战斗的楷模。1937年前后，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之时，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再次携手，从而实现了抗日救国大业。今天，在共同完成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统一和振兴发达的事业中，首次国共合作的经验与教训，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次国共合作，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结成统一战线的最早的范例之一。它在世界的革命人民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特别是为许多遭受着同中国类似的苦难，进行着类似的斗争的亚、非、拉的广大人民，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与教训。

首次国共合作的实现，距今已六十年了。在这期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国家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回顾和总结孙中山晚年所走的国共合作的道路，可以断言：他的国共合作思想是伟大的，他为实现首次国共合作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是不可磨灭的。后来者理应加以继承和发扬，庶几无愧于时代的重托。

第四篇：《国共合作抗日》说课稿

《国共合作抗日》说课稿

尊敬的各位评委、各位老师：

大家好！今天我说课的题目是《国共合作抗日》。下面我将从教材分析、教法学法、教学过程、教学反思等方面进行阐述。一．教材分析

（一）教材内容和作用

本课选自川教版中国历史八年级上册第四学习主题《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15课《国共合作抗日》。本课主要内容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实现”、“台儿庄战役”和“百团大战”，叙述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实现和抗战的表现。内容线索清晰明了，充分体现了抗日战争的全国性和全民族性，对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责任感，关注现实和国家的命运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因此，本课内容在整个历史教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二）教学目标

依据教材的主要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我制定了以下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知道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的过程和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四大会战的名称。掌握台儿庄战役和百团大战等史实。

理解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的意义和中共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大意义。2．过程与方法

通过讲述台儿庄战役和百团大战的史实，培养学生阅读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以问题为主线，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到课堂活动中，培养学生质疑、思疑、解疑能力。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华民族表现出来的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的民族责任感，关注现实和国家的命运，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三）教材的重点和难点

1．重点：台儿庄战役、百团大战

依据：台儿庄战役、百团大战分别是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共产党在敌后战场取得的两个著名的战役，具有典型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共合作抗日”这一主题，也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素材。

2．难点：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原因。

依据：教材没有介绍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致使国土大片沦陷，学生要想理解中共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原因，明白中国进行抗战并最后取得胜利的最伟大的力量是广大人民是比较困难的。

二．教法学法

在我所任教的班级中，大部分学生知识面较广，对历史学习兴趣较高，掌握了一定的学习方法和团队合作学习等技能，但对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缺乏整体认知。基于以上分析的认识，我主要采用孟照彬教授有效教育思想体系指导下玉州区课改实验有效教育的新型课型方式中的平台互动方式为主，要素组合方式为辅教学，学生以自主、合作、探究方式展开学习。三．教学过程

根据有效教育的相关理念和学生的实行情况，我设计了三个教学环节： 1．创设情景，导入新课。2．构建平台，学习新知。3．归纳小结，巩固练习。

第一环节：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引入一个新的教学内容，激趣是很重要的。在导入新课这一环节，我先播放《大刀进行曲》，用威武雄壮、慷慨激昂的歌声宣染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学习情绪，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究欲望。教师适时提出问题：“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国难当头，国共两党如何携手合作共同抗战，取得了哪些重要战役的胜利呢？” 第二个环节：构建平台，学习新知。

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我构建了两个教学平台，其中对基础知识的认知，我通过第一个平台来完成。

平台一：精读细找，梳理基础知识。教学流程如下：

1．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我先出示以下问题：

①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是如何一步步实现的？它的形成有什么重大的历史意义？ ②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先后组织了哪四大会战？

③找出台儿庄战役和百团大战的时间、指挥者、战果和历史意义。④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怎样的抗战路线？

交出学习主动权，让学生带着问题自主学习课文。教师巡堂指导，适时帮助学生解决疑难问题。

⑵组织学生在小组内进行交流，让他们互相谈谈自主学习的收获，互相释疑。

⑶请两三个小组代表发言，让他们把小组的学习收获与全班同学分享，教师进行适时的评价和补充，起指导点拨作用。【效果】：这四道基础性问题，难度不大，面向全体学生，对学生自主学习起到很好的启发和指导作用。小组内交流学习成果，利于学生对这些基础知识的互相补充与完善，也利于同伴互学，从而培养学生互助互学的良好学习习惯。全班内分享学习成果，使这些基础知识再次得到了强化与巩固，有效地落实了基础知识，同伴互助互学凸显。这一平台的构建，既充分体现了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又有效地落实了基础知识，达到了我的预期目的。对本课重、难点的学习，我设计了第二个教学平台：平台二：深化认识，巩固拓展。教学流程如下：

⑴播放《百团大战》的相关视频，出示以下两段史料：

①“战争的伟大之最浓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毛泽东

②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

——1937年8月《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等，营建问题情境，引导学生提出新的疑难问题。

⑵学生质疑、释疑。因为有了平台一“梳理基础知识”的铺垫，加上视频和史料的情感冲击，学生的思维非常活跃，纷纷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他们疑问和看法。一位平时不善发言的同学提出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什么要发动百团大战？为什么要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得到大家的称赞。这一位同学比较突出，他提出了这样两个问题：①为什么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②为什么国民党在抗战后期消极抗战，而加紧对中国共产党的封锁？（学生从自身认知水平提出的问题，不一定严谨，教师需适当引导）（3）老师充分肯定学生提出的问题并及时地鼓励学生。

（4）学生共同筛选出最想了解的问题，利用学生人力资源，师生共同解决。

【效果】古人云：学贵有疑，有疑才有所思，有思必有所得，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这个环节掀起了整堂教学的高潮，学生在质疑、思疑、解疑的过程中，产生了激烈的思维碰撞，学生个性得到了张扬，本课知识在生生互动和师生互动中得以进一步的落实和延伸。学生的表现让我感动，我由衷地欣赏他们，激励他们，师生的感情表现得非常融洽，课后还让人回味无穷。

充分利用教材中的情感因素教育学生是历史教学的基本目标，立足历史，服务未来是历史教学的基本功能。知识落实了，重难点突破了，我趁热打铁抛出这一开放性问题：“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实现了全民族的抗战，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通过本课的学习，请说说今天我们为完成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以从中得到一些什么启示？” 学生先独立思考，充分想，接着在四人小组内交流各自的想法，然后再全班分享。在学生发言的过程中，我发现学生的思维比较开阔，既能从历史学科的角度去想，去说，也能联系事时政治，说出了许多让我惊喜的看法，学生在想、在说的过程中，热爱国家、盼望国家统一的情感得到升华，民族责任感出油然而生。第三个环节：归纳小结，巩固练习。

在这环节，我设计了这样一道题目：“请结合今天所学内容，为学校广播站开设的《回顾历史》栏目拟一份有关台儿庄战役和百团大战的广播稿。”通过写广播稿的形式，对本课进行一次完整的归纳。

学生以六人小组合作完成，并进行作品展示。【效果】：新课程改革强调历史教学应贴近学生的生活，贴近社会。通过这种新颖、富有创造性的教学环节，既达到了归纳知识的目的，又锻炼了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和口头语言表达能力，张扬了个性，对重点内容也起到了很好的巩固作用。

四．教学反思

个人认为本课的设计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教师抓住关键要素构建有效平台，充分交出了学习的主动权，重视对学生自主学习的指导、注意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有效地完成了本课的教学目标。

2．充分调动学生的“看”、“听”、“讲”、“想”、“做”等各种感官，顺应学生的心理和生理变化特点，适时进行动静转换，学生兴趣高，学得主动，学得积极，收到了良好的学习效果。

3．小组合作学习效果比较明显。在有限的课堂时间里，小组合作都能按时按量按质完成小组合作学习的任务，每个学生在小组合作的过程都有自己的想法或做法，参与面非常广，主动学习、合作探究的学习习惯得到了很好的培养。五．板书设计

以上是本课的板书设计，采用逻辑框架图，简洁明了，一目了然，可以很好地帮助学生构建知识结构，掌握本课知识。

以上分析，不足之处，敬请指教。

第五篇：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原因讲稿

分别分析一下三大阵营促进国共合作的动机。之所以要分析动机，因为隐患、祸根都是最初埋下的了。

首先分析一下国民党：

1、借苏维埃之手整顿党内风纪

民国期间，孙中山受到三方面问题的折磨：外国帝国主义、党内纷争和国内冲突。他发现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辉煌成就倍加令人鼓舞，苏维埃的友好示意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教人欢欣振奋。正如他将俄国的成功归于良好的党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孙中山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纪律窳败、组织松散及思想灌输不力。孙中山急于采取苏维埃的成功模式来改组国民党，并且为其国民革命寻求苏维埃的援助。

2、反对帝国主义&军阀

各种叛乱，例如陈炯明军事政变，南方督军公开阻挠。同时西方支持军阀，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曾经贷款给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英国公使向袁世凯提供军火，阻挠孙中山、黄兴在香港登岸。

3、孙中山的理想主义

孙中山希望将中共包含的劳工、年轻一代的新鲜血液注入国民党。并且认为两党都有着反帝反军阀的共同目标。他认为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有权参加其国民革命。当然，孙也认为这样可以拉近和苏维埃的关系，从而削弱苏维埃对于军阀的支持。

苏维埃的动机：

1、借国民党之手发展中共影响力

1922.8.12共产国际派遣了越飞来中国，精心策划『苏维埃—国民党—共产党』合作的基础。1923.1.12，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并参加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派遣经验丰富的外交家鲍罗廷来中国，帮助孙改组国民党；另外，派遣格林来帮助训练一支党的军队。同年蒋介石前往苏维埃学习军事体制思想、纪律方法，三个月后回国负责创办黄埔军校。

2、为了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内部瓦解国民党）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共产党的动机：

苏维埃大佬叫我这么干TAT 中共真的不太想这么干，因为：

1、担心国民党腐化共产党

陈独秀勉强地接受了这个命令，因为他担心国民党会对中国共产党中的工人农民党员产生腐化影响。陈评论道：『只不过是因为第三国际的压力，中国共产党才勉强承认在国民党内开展活动的必要性。』

2、党派分散，难以团结

共产党员是以个人而不是以集体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同意接受国民党领导者的命令。在公开场合，中国共产党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和中心力量。——这个问题不大，不是以组织的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嗯。

总结1——三方势力的目的

苏维埃——希望无产阶级获得最终“胜利”——幕后推手

国民党——希望借苏维埃之手整顿风纪，但孙中山缺乏政治手腕，过于理想主义——naive 共产党——迫于苏维埃的压力，允许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苏维埃的一枚棋子

转折点&北伐 1、1925.3.12孙中山去世

孙中山的遗书（刘德欣负责）

2、蒋介石——手握兵权，任黄埔军校校长3、1926.6.25 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4、1926.7.27北伐，讨伐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

国共分裂 导火索

1、双重身份、党内有党

争论主要是发端于双重身分的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党内有党』的推论。国民党员接纳了个人身分的共产党员，希望他们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及服从命令。但是，共产党要求其党员接受自己的命令，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一个秘密集团

1925年8月廖仲恺（国民党左派领袖）遭到刺杀，国民党右翼号召清共，受到国民党左派的谴责，并在1926.1.1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鲍罗廷的权势非常慑人。共 产党员在国民党监察委员会中赢得了新的席位，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成员也增加了。在执 行委员会的九人常务委员会中，三人是共产党员，三人是共产党的支持者。国民党中央党部 九个部中有五六个是受共产党员的控制。

2、1926.3.20中山舰事件

自此蒋介石开始采取对共产党员的限制措施

共产党拒绝接受限制措施，斯大林不希望分裂，让中共勉强接受

3、斯大林的一封电报

1927 年6 月1 日，他发了一封电报给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命令他们：(1)组织一支包括二万名共产党员和五万名工人农民的新的武装力量；(2)在武汉重组国民党；(3)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增加工农成员；(4)不待武汉政府的命令，没收当地土地；(5)设立一个国民党特别法庭，审判反革命者，而不可涉及共产党员。事实上，它是号召组建一支独立军队，把武汉变成一个仅置于汪精卫傀儡领导之下的共产主义政权。鲍罗廷和陈独秀认识到这个命令是行不通的，于是就要求罗伊去执行。罗伊将信件展示给汪精卫表示诚意，汪意识到斯大林要将摧毁国民党左翼，将武汉政权变成共产主义的傀儡。汪起初容忍，后来开始清洗共产党员。1927.8.1南昌起义，汪决定全面清洗共产党员。4、1927.4.10清党运动开始，同年4.12全面清党开始 评价

1、斯大林计划破产

斯大林想攫取无产阶级在国民党内的优势，像榨『柠檬』一样将国民党右派排挤出去，但是他似乎没有认识到改组的国民党，不再是他曾经认为的那样松散和低效的群体；

2、共产党没有控制军队

3、孙中山vs蒋介石

蒋介石识破了斯大林的阴谋，果断排挤共产党；而孙中山以为政党的合作是建立在共同的目标上，几乎不考虑政治因素、利益纷争。

4、几个蠢人 鲍罗廷、罗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