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方向的争论

第一篇：国企改革方向的争论

国企改革方向

国有企业改革，三十年从未停止。当前，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这也意味着改革的难度将更大，面临的质疑也会更多。

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国企参与世界竞争并引来刮目相看之时，一些国家也意识到中国国企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在此背景下，近来有关“国企私有化”、“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领域”的观点此起彼伏。国企在经营利润分配也被卷入“与民争利”的利益漩涡。究竟国家和企业各得多少，如何分配？新的历史阶段，国企改革的方向究竟是什么？然而，私有化真是国企改革的出路吗？

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及近几年来国企的现状到底如何。

国有企业私有化，是指把国有企业卖给民营公司、外资公司或个人等非国家控股的企业或个人。衡量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一个标准，是看这家“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如果国有股份和其他股份比较起来，不在这家改制后的企业占有主导地位，甚至完全没有国有股份，这家“国有企业”就可以被称之为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一家企业。

国企现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探索，中国国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舞台上，展示出“国家脊梁”的风采。2011年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央企业已有38家上榜，如今的国有企业已是行业的排头兵、国民经济的支柱力量。在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完成宏观调控目标、承担各种急难险重任务等方面，国有企业始终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在众多行业和领域，已形成以国企为支柱、民企为血脉的产业集群，国企与民企共创双赢的局面。这只是一方面的评论，与此同时也有另一方面对国有企业现状的阐述。1，国企越做越大，有信贷特权，阻碍了竞争,2，国企存在大量的腐败问题,3，企业效率低。

其次，我们要讨论私有化真是国企改革的出路吗？

针对于这个问题，很多经济学家进行了激烈的争辩进而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观点非常简明，他认为，庞大的国有企业，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他主张激进的私有化，把国企的股份直接分给百姓。

另一位经济学家华生很快指出，把国有企业分掉的结果，按照前苏联的实例来看，将会是方便了国企的高管和权贵利益集团吞食国有资产，造成难以挽回的局面；他警告，以往某些中小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再次上演。

吴敬链老先生主要强调1992年我国对经济改革的“顶层设计”，即充分发挥市场（而不是政府）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他强调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反对政府直接掌控的资源越来越庞大。

叶檀女士主张国企改革要走与张维迎、华生想法都不同的“第三条道路”，但她在文章里似乎没有阐明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含义。她也主张国企“私有化”，在基本方向上与张维迎一致，仅在如何私有化的技术设计上做了些补充，提出要有“社会信托”的设计和“法律制约”的设计，尽量不让某些人企图吞食国有资产的阴谋得逞。

由于争论比较多，在此我只举出比较权威的经济学家的观点进行分析。

首先是吴敬琏教授的观点，他认为不改革国有经济就无法实现共同富裕。他指出，一些国有企业不但继续保持行政垄断的地位，而且得到国有银行的大量贷款支持，迅速扩张。●国有企业的逆势扩张和地位加强，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究竟是祸还是福，并不能由它们获得的短期盈利多少来评判，而要从它对于市场制度完善和经济长远发展的影响来判断。

●国有企业的效率是否高于民营企业，已经有中外研究机构所作的实证分析，对它作出了有翔实数据支持的否定性结论。

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经济改革采取了国有经济基本不动，在“体制

外”寻求发展的战略，即“增量改革战略”。

实施增量改革战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使民营经济(非国有经济)得以从下而上地成长起来，并且日益发展壮大。

不过，采取增量改革战略使民营经济得以成长，只是中国改革和发展这出“大戏”的“序幕”。不对国有经济进行彻底的改革，就不可能建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体系。

国有经济必须改革

对国有经济进行彻底改革的必要性主要缘于以下两方面：

第一，不改革国有经济，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难以得到提升。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几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基本来源于非国有部门(“民营部门”)，而占有经济资源主要部分的国有部门不但增长缓慢，而且效率有下降的趋势。亏损企业的数量逐年增加。以致到1990年代中期整个国有企业部门陷入了盈不抵亏的困境。这种情况必然要拖累整个国家的财政金融体系。其中，银行系统的呆坏账大量积累，面临极大的系统性风险。

第二，双重体制并存造成了很大的寻租空间，使腐败蔓延的趋势难以扼制。实行增量改革战略，在大体维持国有经济现有体制的条件下，容许私有经济发展和引入部分市场机制，使中国经济出现了命令经济和市场经济双轨并存的状态。由于命令经济是一种由行政命令支配的经济，而市场经济则是由各市场利益主体利益支配的经济，双重体制和双重运行规则并存就必然造成“权力搅买卖”的巨大寻租活动空间。例如，在改革开放之初，国有企业获得了销售产品的自主权。“双轨制”在促进国有企业作出帕累托改进和为民营企业提供经营条件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双重体制和双重规则的交织，又使某些有权力背景的人获得巨大的“寻租”机会。这些被称为“官倒”的人们靠倒卖调拨指标在短时间内成为巨富。一时间，“官倒”成为腐败的代称和全民议论的焦点。

吴敬琏及其帮派的所有精英抨击国企的理由莫过三条：垄断、腐败和效率。

首先谈谈垄断的问题。

首先，从数量上看，“从2002年到2010年，全国国企数量平均每年减少7500家左右”；“从2003年到2010年，中央企业数从196户减少到129户”；“1998年到2010年间，国有企业的户数占比从39%下降到4.5%；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从52%下降到27%；利润总额从36%降至27.8%；从业人员从60.5%降至19%，税收从65%降至37%”。

放眼全球，“俄罗斯国有经济固定资产的比重达到40%，国有经济控制的GDP近50％，并且在国有经济中就业的比重达31%；白俄罗斯国有经济比重超过70%。从发达国家看，德国、法国、印度的国有经济比重都超过20%。”从这些占比来看，目前中国国企占经济总量比重的30%左右比较适中。如果按照某些人开出的药方，将国企比重缩减到10%左右，“那必将影响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对中国经济社会安全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并且“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绝大多数行业已经形成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竞争格局。118户中央企业中，除2家电网企业、3家电信企业、3家石油石化企业、10家军工企业、2家粮棉储备企业和1家盐业企业共21家企业外，其他企业都处于竞争性领域。”

有没有垄断性企业呢？有的。譬如石油石化行业，“其上游勘探开采环节具有较强的行政垄断性。”但国家对这类高度稀缺性或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部门采取垄断性经营是必要的。“世界主要50个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中，76%的国家只有一个石油公司，20%的国家不超过3家石油公司。”就是说，对于包括石油、稀土等在内的资源型企业，垄断是必需的，这个垄断地位是国家给予的。目的是为了有计划、有秩序地开采资源，防止一哄而上抢占资源。

如果把稀有资源统统开放，任凭外资将中国的石油、稀土等统统控制，中国还有国家主权？还有国家安全？还有发展后劲吗？

“事实上，世界上许多行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大型跨国公司的垄断。”相比之下，中国国企垄断还差得很远，企业的规模、实力还有很大差距。“中石化是亚洲最大的石油公司，但营业收入仅为壳牌公司的66%；宝钢营业收入只为米塔尔钢铁公司的44%；东风、上汽和一汽的营业收入总和仅为丰田的一半。”事实证明，“从提升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的大趋势角度，必须进一步提高产业集中度，提高国有企业的规模和控制力，加快培育一批世界一流企业。”

其次谈谈国企腐败的问题。国企存在大量的腐败问题不容质疑，国企的管理模式存在问题也不容质疑。国企的腐败严重并不代表它比民企一定要恶，民企的老总挥霍无度，也并不代表他就是善。实事上，在私企里面，绝大多数的员工并没有得到劳动法规定的相应保障，而国企的员工则较为安全。然而，很多国民被某些论调引导以后，不但恨腐败的国企老板，连国企的员工也恨上了，好象国企的员工也享受了不该享受的待遇，这不是一种理性思维的结果，而是对国企仇恨宣传的结果。如果人们不能从现象中抽象出真理的话，私有的真恶便不会现形，恨公不恨私也许是人性自私的体现吧！实际上，这几十年来，私企的腐败一点也不亚于国企，私企的灵活性决定了它对政府要员腐败的自由度更大，决定了它获得边际效益的空间更大。

最后，我想说说企业效率的问题。国企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改造，已经在技术上达到了一定的先进性，与私企相比，无论在哪一个层次上都表现为相对领先，企业的技术效率无疑比私企要高。“从2002年到2010年，全国国企数量平均每年减少7500家左右，但同时，销售收入年均增长18%，国企利润年均增长23%。从2003年到2010年，中央企业数从196户减少到129户；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加到24.3万亿元。“在最困难的2008年，中央企业利润同比下降30.8%，但上交税金不降反升，达到10426亿元，同比增长18.6%。”大部分中央企业在严峻的形势下，承诺并切实做到了“企业不裁员，员工基本收入有保障”。据不完全统计，中央企业2009年主动招收应届毕业生20多万人，比2008年增长7%。“可以说，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稳定了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又稳定了世界经济。”

刘国光教授指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中国国有企业是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基石

他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第六中全会鲜明地提出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的口号，并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集中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体现，而这个共同理想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7条规定：

【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2007年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指出：【要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因此毫无疑问，没有公有制经济——主要是国有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有就谈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国有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基石。

第一，实现共同理想需要落实科学发展观，而国有企业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力军。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截止2010年底，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已达100多万亿人民币，无论是实现利润、上缴税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等，都是民企和外资所难以比拟的。这些年来，国有企业响应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号召，积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仅使国有企业自身得到了蓬勃发展，而且直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目标的实现。在欧美先后陷入主权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仍然保持强劲发展势头，这和国有企业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着力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是分不开。简言之，没有国有企业，科学发展观就无法落到实处。

第二，实现共同理想需要自主创新，而国有企业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建设创新型国家主力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

胡锦涛总书记在17大报告中曾经指出，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而企业中的主体又是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国有企业是我国所有经济中自主创新能力最强、研发能力最雄厚的经济，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基地、核心和主导力量。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国有企业始终做到了瞄准本行业世界科技的前言，整合各方面的科技资源，以市场为导向，加大自主创新投入，以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和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为目标，努力掌握核心技术的发展方向和研究开发的主导权，形成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科研成果，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能够拥有今天这样的地位，国有企业居功至伟。

第三，实现共同理想需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而国有企业恰恰是自觉履行社会责任，服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主力军。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国有企业，在实现科学发展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是实现其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内在统一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国有企业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2011年11月8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显示，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指数继续多年来的势头，遥遥领先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其中中央企业社会责任指数年度增幅最大，外资企业其次，而民营企业则有所退步。

第四，实现共同理想需要弘扬民族精神，国有企业是弘扬新时代民族精神的主力军。第五，实现共同理想需要维护国家利益，国有企业是捍卫国家利益的主力军。国有企业的利益与大众利益、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国有企业急国家所急，想国家所想，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在抗震救灾的一线，在航空航天的一线，在自主创新的一线，在走出去为国家获取资源、拓展市场的一线，在一切高风险、低回报的一线，在其他性质的企业瞻前顾后、踟蹰不前的一线，都能看到国有企业的身影。没有国有企业，国家利益就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最后，实现共同理想需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而国有企业则是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重要保障。国有企业多数为国民经济中的骨干企业，处于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对于制成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对于引导和带动民营经济有着关键的作用。同时也是保障非公有制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形成各种所有制相互促进的重要条件。

总之，由于国有企业在各个领域里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国有企业当仁不让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的基石。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国有企业仍将会抓住历史机遇，通过突出以人为本，加强员工队伍建设，深化内部改革，增强企业活力，扩大对外开放，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等方式，更好地承担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大厦基石的历史重任！

刘国光教授的观点是很清晰的，是不赞成国企私有化的，这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我们应该坚定国企改革的正确道路，因为国企改革的目标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企改革的任务是进行国有经济战略布局调整，实现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的有机结合，而不是走向私有制道路。这是国企改革的实质所在。”国企改革的正确道路，就是不要私有化，要市场化。“市场化属于体制改革问题，私有化属于所有制改革问题。”搞私有化不是对与错、是与非的问题，而是严重违背共和国根本大法——宪法，是违法犯罪行为。

而有些人却要坚持私有化的道路，难道他们不明白私有化国企的后果吗？那后果就是俄罗斯的教训。事实上私有化并没有给俄罗斯带来经济发展和企业效益的迅速提高，相反却引发了财产争夺战，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一些工业部门衰落，经济衰退。“私有化后，俄罗斯航空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只有原来的12%－15%。以前每年生产400架各种类型的飞机，现在生产大大萎缩，每年不超过20架。”不仅如此，私有化还使“俄罗斯社会中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严重。美国的情况同样能说明问题，美国的银行以私有化为主，但是这些银行并没有去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与创新，反而去进行投机和诈骗，结果最后将美国以至于全世界拖入危机泥潭。”

反观中国现实，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运转得很好，同时，中国国有企业员工的待遇也要稍好于私有企业。倘若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一方面将打断中国整体经济迅速壮大的势头，一方面将让少数人一夜暴富，把原本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据为己有，同时还将导致大量工人失业下岗。尤其，在当前开放的市场环境下，国企私有化不仅不会让民企得利，更会被国外资本掌握，危及经济和国家安全

正因如此我主张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尽可能让国企成为经济的主体，但是，在目前阶段，我不排斥私有制的存在，民营企业作为重要组成部分还应当获得相应的市场权力，国家必须尽可能计划好各自的市场分工，哪些行业交由国企去做，哪些行业交给民企去做，有分工、有合作的国民合作，也许才是初级阶段的理想模式。

为此我们更应该坚定国有企业改革的信心和方向，搞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努力探索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上迈出新的步伐，才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第二篇：国企改革趋势方向大汇总

国企改革有望加快

趋势方向大汇总

国资委网站21日公布，国资委主任张毅17日主持召开国资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全体会议，会议审议了有关国企改革试点工作方案。此前9月29日，国资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审议了有关改革试点方案，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部署；10月15日，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传达了中央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精神，审议了有关国企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和《关于建立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的意见(送审稿)》等文件。

国资委提出，抓紧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各项任务，有关意见方案要按照会议提出的意见及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目前国资委对于央企试点方案以及配套改革制度正在反复讨论研究，除顶层设计外，关于混合所有制、国有资本投资经营公司，结构调整以及分类改革等几十个配套改革的文件均已成型，可操作性也在反复讨论。随着试点方案以及细化文件中一些重大问题的逐渐明确，国企改革有望加快。

中央层面，今年6月财政部披露了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时间表：2014年研究国企改革总体意见；2015年启动几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组建试点，印发混合所有制等实施办法；2016年到2020年分批完成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组建等。

全面深化国企改革指导意见内容偏向于原则性、纲领性，进展相对较快，还将配套具体的改革细化落实文件。由于，此轮国资改革系统庞大，涉及多个方面和多个部门，国资委在好几项专项改革中甚至不是第一牵头人，有些充当第一牵头人的部委内部意见尚未统一。涉及国有资本管理体制的改革由财政部第一牵头，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的改革由发改委第一牵头，涉及高级管理人员选聘方面的改革由中组部第一牵头。如何协调各部门，达成统一共识将是现阶段的重点难点所在，改革试点的经验可能将成为重要依据。而协调这些部委进行国企改革系统设计的则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中央深改小组4次会议的成果

第一次会议1月22日——审议通过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工作规则》、《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专项小组工作规则》、《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细则》、中央深改组下设6个专项小组名单、《中央有关部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重要举措分工方案》

第二次会议2月28日——审议通过《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4年工作要点》、《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立法工作方面要求和任务的研究意见》、《关于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重大改革的汇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

第三次会议6月6日——审议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审议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和《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

第四次会议8月18日——审议《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要改革举措实施规划(2014-2020年)》、《关于上半年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

地方国资国企改革进程

1、北京：80%以上国有资本集中至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等领域北京市委、市政府出台的《关于全面深化市属国资国企改革的意见》明确，到2020年，在国资国企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和特大型城市发展要求的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意见》要求，国有资本配置效率显著提高。除要求80%以上的国有资本集中到民生等领域外，城市公共服务类和特殊功能类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占到国有资本总量的60%以上。

2、广东：推行外部董事制度高级管理人员实行市场化选聘

备受市场关注的“广东国资国企改革意见”已经省委、省政府审议。“改革意见”有望近期正式出台。2016年国企利润要上缴25%、国企要引入实力战略投资者。

3、山西：巩固完善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工作

山西将探索推进省属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探索国有企业分类监管、分类考核，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4、甘肃：抓好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

甘肃省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主要围绕完善国资监管体制和国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而进行，以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和国企活力。

5、江西：完善国资管理体系实现省属国有资产总量营业收入双超万亿

江西国资国企改革工作，分别为在国企改革层面、国资监管体制层面和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层面设定了5年改革目标。

6、海南：国资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企业发展平稳多数保持盈利

海南省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总体势头良好。企业发展平稳，多数保持盈利；重点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等。

7、江苏：允许混合所有制员工持股

江苏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国企改革文件终于出台，研究者指出，江苏在此改革仍以谨慎的精神，诸多表述保持原则性为主。

8、山东：根据不同国企功能定位确定国有股权比例

业内人士认为，山东省此次出台的国资改革“26条意见”在国资管理体制等方面做了全面部署，具有浓厚的市场化色彩，9、贵州：省属国企全部实现股权多元化茅台或将融资分拆上市

贵州省国资委表示，未来三年内，贵州省属28户国企将全部实现股权多元化，其中的亮点包括茅台在未来的融资与分拆上市。

10、湖南：推出国企改革30条放宽民营资本市场准入湖南省近日出台“国企改革30条”。在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基础上，在国企员工持股、企业负责人产生方式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新举措。

11、天津：2017年底经营性国有资产证券化率达到40% 天津敲定了2014年至2017年天津国资改革的路线图，其中明确，到2017年底经营性国有资产证券化率达到40%。

12、重庆：过半国企将发展混合所有制超八成竞争类国企国资证券化

据重庆国资委消息，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的着力点，力图以“混合”发展激发国企活力。

13、湖北：出台国企改革八条意见员工和高管有望持股

湖北省国企改革拟定到2020年，形成更加符合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经济实现形式。

14、四川：鼓励国有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进行开放型重组四川拟定新一轮国企改革的“路线图”。到2020年，实现国有资本布局不断优化，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对国有企业实施分类管理常态化是一大亮点。合理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根据我省企业实际，将国有企业原则上分为功能性、竞争性两种类型，并动态调整国有企业分类。针对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分别从领导人员配置、薪酬管理、业绩考核、目标责任、监管重点等多方面设置不同的标准、方法和要求，实行分类监管。

15、上海：除政策明确必须保持国有独资其余企业实现股权多元化

上海国资改革要经过3～5年的时间，除国家政策明确必须保持国有独资的之外，其余企业实现股权多元化。

第三篇：国企改革未来方向

国企改革未来方向

国企下一步，是在国有体制下直接进行市场化改革，依托资本市场改制为公众公司，成为一个干干净净的上市公司，实现国有企业的多元化、市场化和国有资产的资本化

国资委提出将中央企业调整至80～100户的目标，但是从国资委的角度来讲，减少户数并不是最终目的，这只是中央企业资源优化配置的一个开端，我们的目标是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集团，这既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要求，也是国资委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经过这几年的改革和调整，现在的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小企业层面基本没有国有企业了，主要靠民营企业，国有经济主要布局在大企业层面，所以下一阶段的改革是以国有大企业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向两大类国企集中

目前，我国国有大企业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功能性国有大企业。主要是这样三种类型：

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的供给。如供水、供电、供油、供气、公共交通等。这个领域公益色彩很重，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有时候是冲突的。尤其在市场波动很剧烈的时候，为减少对社会的冲击，这样的企业在某种特定的阶段要承受亏损。比如中石油、中石化在成品油价格严重倒挂的情况下保证市场的供应，其他所有制企业可能很难接受，也很难承受这一点。

重要资源的开发。企业的经济利益和资源环境目标有时是不一致的，而中国现实情况是企业自律不足、政府监管能力不足。例如，全国煤炭回采率小型煤矿15%～20%，大型煤矿45%；国外发达国家是60%～80%；目前中央企业有两家，都在70%以上。很多小型煤矿基本上采一吨浪费两吨资源，造成非常大的资源浪费。如果企业缺乏自律、政府监管能力不足的状况没有实质性的改变，重要资源开发由国有企业来进行，可能会更好地平衡企业的经济利益和资源环境的目标。

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比如军工企业、大飞机等战略性产业，带有特殊社会功能或者经济功能，需要承担特定的社会、产业目标，国有经济需要继续保持控制力。

对这类国有企业下一步怎样改革，我们认为主要是市场化的内部改革加上完善出资人管理，再加上行业性的社会监督。行业性的社会监督包括价格控制、服务标准、收入分配、资源配置的安排等，以保证这类企业服务好社会和公众。

第二种情况是竞争性国有大企业。

相比功能性国企，对竞争性国有大企业应该怎样改革有很大争议。很多人认为，应该继续退，退完国有中小企业之后，应该继续退国有大企业，最后使国有经济从一切竞争性领域退出。这个概念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讲。

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美国、英国的模式，这些国家在竞争性领域确实没有国有企业。但是，在中国现实的国情条件下，国有竞争性大企业的存在与发展有着充分的必要性。为什么？核心问题是你要退给谁。

第一个方向是退给国外的跨国公司，确实有不少跨国公司对优质国有大企业有兴趣，但前提是要控股。问题是这些国有大企业大都关系国民经济的命脉，如果都被国外公司控制了，由国外公司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不是好事情，对国民财富的分配也不是好事情。最近我国面临的铁矿石贸易问题很有代表性，一旦国外公司能够控制你了，一旦你手中无牌可打了，这些公司下手是一点不含糊的。这一点其实很正常，因为他们也是企业，也要利润最大化。

卖给国外公司不行，应该可以卖给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是我们自己的企业。问题是，这又受制于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阶段。我国的民营企业也有一个发展阶段问题，也有一个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问题。我国民营企业目前总体上还处于一个创业者个人的、家族企业的阶段。这不是说家族企业不好，只是说明一种状态。

家族企业有长处，内部是血缘纽带，企业内部的忠诚度很高，内部的管理成本非常低，企业的决策效率非常高。但也有缺陷，内部的制度化建设比较差、随意性比较大；内部形不成制衡机制、决策风险大；企业文化是以家族关系为中心，外人难以受到信任等等。所以，家族企业的形态经营中小企业没有问题，效率非常高，但是不太适合于大企业的管理、治理和文化的要求。

改革大方向

下一步国有大企业怎样改革？退给国外企业不行，不能让国外企业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退给处于家族企业阶段的民营企业，不但有一个职工能不能接受的问题，而且企业的治理、管理、文化很可能出现剧烈摩擦，对大企业的健康发展不利。

所以，在中国现实的国情条件下、在国有大企业改革的现阶段上，已经不能够再简单地沿用前些年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的办法，把这些大企业简单地退给别人。改革的方式需要一个转变，这就是在国有体制下，依托资本市场对这些企业直接进行市场化改造，通过上市实现公众公司改革。

具体地讲，直接依托资本市场对国有大企业进行公众公司改革，就是国资委这几年在积极推进的整体上市工作。整体上市工作的要点是：

其一，上市模式。这几年国有大企业上市的模式和前几年不一样。国资委成立之前，很多企业上市是拿出一块优良资产进行包装，是部分上市。现在的方向是整体上市，至少要做到主营业务整体上市。所以，现在上市公司整体的业务链是完整的，具备独立经营的能力。现在主营业务整体上市的集团公司，逐步将存续企业消化之后再实现整体上市。

其二，依托资本市场。这几年中央大企业相当一部分是在境外上市，这也引起了很多争议。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理解，企业的治理水平和所依托的资本市场是直接相关的：如果所依托的资本市场是成熟和规范的，企业的治理水平也必然是好的，否则资本市场会纠正你；如果所依托的资本市场不太成熟、不太规范，那么公司治理水平就主要靠自觉了。另一方面原因是，现在相当一批中央大企业有很大比重的境外业务，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有一席之地有利于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所以，推动中央企业到境外上市，就是希望把境外成熟、规范的资本市场机制直接引入到企业内部，保证上市之前的重组和上市之后的运作能够达到国际资本市场的要求。现在看，境外上市对企业规范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不太可能再做假账，透明度明显提高，运作也比较规范，其他方面也很难干预。当然，我们也理解境内资本市场也需要有一批优质的、规范的上市公司，所以我们希望的市场选择是境外加境内，就是A+H的模式。

其三，最终的体制构造。我们预计，竞争性国有大企业最终的体制模式很可能就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上市公司，没有集团公司、不背存续企业，完全按照资本市场的要求进行运营。如果改到这样一个状态，还可以为下一步的改革和调整创造非常好的条件。

因为调整到这种状态就彻底实现了国有企业的多元化和国有资产的资本化，资产的流动性非常好，随时可以调整、也很容易调整。一旦国家需要钱，通过资本市场可以非常顺畅地变现。现在大家对国有经济在不同行业作用的认识还不太一致，以后也还会有变化，认为需要控制的国有股可以不动，需要减少一些控制的就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调整。

多元互补格局初现

基于前一段时间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和对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的认识，关于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我们大致有这样一种判断，即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的所有制格局应该能够稳定一段时间。

什么格局呢？就是在中小企业层面完全依靠民营经济，在这一领域民营企业竞争力非常强，国有经济不具备比较优势；那些特定功能的经济领域，可能是国有企业为主；竞争性领域中的大企业层面有国有、有民营，平等竞争优胜劣汰，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

经过前一轮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目前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层次上逐步错开了，互补性已经出现。

以中央建筑施工企业为例，八九年之前中央建筑施工企业非常困难，因为拿不到工程。到地方拿工程，地方政府要照顾本地施工企业；到市场上拿工程，中央施工企业在竞争手段上不如民营企业。经过这几年的改革、调整、上市，目前这些企业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得益于国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企业发挥优势往高端发展，现在中央大型施工企业在水电站、高速公路、隧道、桥梁、港口、铁路、高端民用建筑等方面的设计、施工能力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国际竞争力大大提高。

近几年，这些企业主动走出去，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有的企业境外实现的利润已经超过一半。这些大型央企作为国际市场开拓者，带领大量中小企业发展。这种互补性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以前这些企业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与民营企业重叠在一个市场层次里抢饭吃。现在错开层次，相互补充，各得其所。

从大的布局上，现在国有和民营已经逐步在分开，有互补的一面，也有相互竞争的一面。如何看待这种竞争，我们认为平等竞争、优胜劣汰最重要。这几年中央企业竞争不利而退出的案例不少。如纺织行业的华诚集团竞争不过其他企业，最后的结果是整体破产，还有大量经营不善被托管、被重组的案例。所以，进和退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这种竞争完全是正常的，谁胜谁负看具体企业的竞争力，无论结果如何都不值得反应过度。

这几年经过改革，国有企业的竞争力有所提高，这在与国外公司的角力中看得很清楚。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已经是股份公司或者上市公司的形态，让这些经过改革的国有企业必须在其他民营企业面前表现出一触即溃的样子，似乎也是不够合理的。

所以，在当前争论谁进谁退没有意义，不如研究一下如何保持和改善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体制条件和市场环境。这一点，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可能更有意义，而且我们现在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改善。比如，现在各类企业的税负一样吗？市场竞争手段得到规范了吗？如果这些基本规则不能保证，市场竞争的结果出现逆调节也不是不可能。

下一步主要措施

国有企业下一步改革要做的工作大概是两个方面：就全国国有企业而言，第一，做好前一阶段国企改革的扫尾工作；第二，继续推进和深化竞争性国有大企业的改革。

前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国有中小企业改制推出，二是国有困难企业的政策性破产，其扫尾工作大致是两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缩短战线。

目前国有经济还没有完全退到位，地方层面市县两级基本上退出了，省一级还没有完全退到位，主要是厅局机关办的一些中小型企业。在中央企业层面，一些不重要的行业和不重要的企业也没有完全退到位。通过从这些领域退出，可以进一步把资源集中到重要的行业和重要的大企业。但是，具体企业退出的进度受制于各个方面因素，有些企业该退但是可能不具备退出的条件，具体的操作必须根据现实的社会环境去安排工作的进度。

二是实现退出方式的有效转换。

政策性破产在2008年结束了，但今后还会有一些企业需要退出，包括国有的、也包括民营的，要依据新的《破产法》依法破产。依法破产和政策性破产的工作能不能衔接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优胜劣汰、困难企业退出市场是市场经济中的常态，如果政策性破产做完之后，国有企业又不能退出了，将带来很大的麻烦。

关于竞争性国有大企业改革，总体方向是进一步推进国有大企业的市场化。

其一，继续完善国有资产出资人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核心问题，第一是透明度，第二是考核，第三是薪酬。要实现制度设计和具体政策科学化、合理化和个性化。

其二，继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委托代理关系。这项工作就是目前推进的董事会试点。通过改变董事会结构，外部董事占到董事会成员的半数以上，解决重大决策一个人说了算的问题，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目前试点的效果很明显。

其三，进一步推进产权多元化，目标是通过整体上市，对国有企业进行公众公司改革。

其四，进一步推进企业重组。国有企业大都缺乏一个市场化的发展过程，资源配置不一定符合市场竞争的要求，所以结构调整的任务很重，需要通过企业的重组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包括企业之间的重组和企业内部的重组。

其五，持续不断地推进内部改革，改变“大锅饭”体制。内部体制僵化是国有企业最大的痼疾之一，内部三项制度改革需要持续不断地推进，以逐步实现人事、用工和分配制度与市场接轨。

其六，管理更加严格，更加科学化。大企业是靠完善的制度化体系运行的。与国外大型跨国公司相比，中国大企业的制度化建设有很大差距，需要进行大量的制度建设工作。

其七，进一步减轻企业的负担。□（作者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第四篇：关于新时期国资国企改革方向的思考

关于新时期国资国企改革方向的思考

国资国企为宁波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在城市重点项目建设、重要基础设施建设、重要区块开发、重要民生保障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等方面，扮演了主力军、排头兵角色。但是与先进城市相比、与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对国资国企的要求相比，当前宁波国资国企还存在许多问题，推动国资国企“瘦身强体”是应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当务之急。

一、“瘦身强体”是国资国企改革方向

（一）国资国企“瘦身强体”的内涵要求

国资国企“瘦身”就是要明确功能定位，突出主业，强化核心功能。比如：在资产处置方面，加快处置一批低效和无效资产，实现“轻装上阵”；在股权转让方面，进一步加强股权结构调整，一些小额股权能转让的尽量转让掉等。

“强体”就是保障国资国企保值增值，提升国资国企的规模实力、竞争力、带动力，在全市经济社会重大发展战略实施和服务民生等方面的带动作用更加明显等。对于融资平台类企业来说，“强体”主要就是要提高融资能力；对于产业类国企，“强体”主要就是要提升企业的规模实力和竞争力；对于资产经营类国企业，“强体”主要就是要实现固有资产保值增值；等等。

（二）“瘦身强体”是国家对国资国企改革的客观要求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国资国企改革的论述中明确提出，要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把混合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等。从近年来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趋势特点看，主要方向是对国有企业和资本进行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改变国有经济分布过宽、涉足领域过多、整体素质不高的状况。因此，推动国资国企“瘦身强体”是贯彻中央精神、顺应国资国企改革规律要求的必然选择。

（三）推动宁波国资国企“瘦身强体”不仅重要而且紧迫近年来，宁波市在有序调整国有资本行业领域布局、稳步推进国有产权结构调整步伐、优化企业的组织结构、突出主业优化企业资本结构等方面进行了许多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然存在许多突出问题。一是国有经济集中度还不够，主要表现在：行业分布面太广，在15大行业门类中均有不同比例的分布，对一些事关发展大局和基本民生的行业缺乏必要的行业整合；国有企业很多都分布在一般竞争性产业，基础产业、主导产业、战略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方面的集中度、支撑力不够；同业竞争较严重，同一产业有几家国企同时进入，造成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二是企业总体规模比较小，在各类国有企业中，小（微）型企业约占80%，大中型企业只占约15%，在市属国有企业中，中小企业占90%以上，户均资产不足亿元，在18家市属监管企业中，资产总额超过百亿元的只有8家，营业收入超过10亿元的只有10家，龙头企业的支撑力和带动力还不够。三是盈利水平较差，大多市属国有企业承担重点项目投资建设任务，投入大、周期长、收益低，全市企业户均实现利润总额仅约0.1亿元，许多企业亏损严重。四是资产负债率较高，市属国企资产和负债规模随着所承担的政府重大工程项目投资建设任务的增加而逐年扩张，负债率居高不下，盈利能力极弱，资金平衡十分困难，造成可再融资资源匮乏、融资空间接近极限，发展后劲不足；五是企业产权结构需要优化，国有独资企业比例过高，国有企业特别是二级企业的股权多元化需要进一步推进，市本级国有独资公司的国有资产占市本级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约60%，市属监管企业及其控股企业中，国有独资公司占比约52%，实行绝对控股、相对控股或参股等多样化产权模式的企业不多。

（四）宁波推动宁波国资国企“瘦身强体”的探索近年来，宁波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国有经济的活力和综合实力得到不断增强，主要经验是坚持不懈地以改革促发展，坚持不懈地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坚持不懈地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一是积极推进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推进企业治理制度改革，目前20家直接监管和委托监管企业以及国投、文化广场、和丰创意广场等6家重点二级企业已实现监事会进驻全覆盖；二是积极推进企业制度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运行更加规范有序，推动宁波港集团加强内部资源重组，按码头经营、港口商贸物流、资本运作三大板块进行分类归并，188家下属控参股企业整合为29家，投资管理层级压缩到3级；三是积极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加快资产证券化步伐，通过参股、控股，以少量资本引导大量的资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比如推动宁波热电、宁波银行定向增发，实现融资44亿元，开投公司同步参与；四是积极推进兼并重组和行业整合改造，提升了一批传统优势产业，宁波能源集团等企业组建并挂牌运行，使老产业得到了新发展；五是针对不同目标功能定位，推进企业分类改革，有序推进企业主业认定工作，严格控制主业数量，竞争类、公共服务类企业的主业一般为1至2个，功能类企业主业在3个左右；六是积极推进国有资本从竞争性行业中国有股权低、效益差的企业撤出，集中于事关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的重点行业。

二、相关地区国资国企“瘦身强体”的主要做法与启示

（一）上海：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重中之重上海一直是我国国企改革的领头羊和引领者，近年来已经推行了多轮国资国企改革，新一轮国企改革重点在四个方面：一是国资流动平台规范运作，实质性启动部分的国资流动项目；二是推动集团公司整体上市，发展混合所有制；三是推动国有企业改革转制、创新转型的双轮驱动，为上海建设全球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发挥作用；四是建立长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全面推行国企股权激励改革。其中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为其中的重中之重，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关于推进本市国有企业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若干意见（试行）》，总的考虑是以公众公司为主要实现形式，通过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开放性市场化重组和鼓励实施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经过3—5年的持续推进，基本完成该市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

（二）天津：大手笔推进兼并重组培育到大企业大集团近年来，天津国资系统遵循市场规律，加强自身市场意识，积极契合市场对资源配置效率的要求，同时兼顾制度特征与历史延续，探索出一条具有“天津特色”的国资国企改革之路。“天津模式”的核心是大手笔推动兼并重组，培育打造大企业大集团。天津坚持存量调整与增量调整并举，产业优化、清理退出、创新驱动“三位一体”，建立了6支总规模130亿元的产业结构调整基金，把推进低效企业退出与盘活资产、结构调整紧密结合，按照产业相近、行业相关、主业相同的原则，推进市管集团重组整合，着力培育打造了一批品牌优、效益好、行业领先的大集团，有效促进了国资国企“瘦体强身”。

（三）重庆:把资产证券化作为撬动国资国企“瘦体强身”的杠杆

重庆在新一轮国企改革过程中，从改革的总体要求、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加快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资监管体制等方面对重庆国资国企改革作出系统安排，其中加快推进资产证券化成为重庆国企改革的主要路径和特色亮点。近年来，重庆加快扩大产权开放,力争让三分之二左右的国有企业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大多数竞争类国有集团及所属国有企业通过引入增量或转让减持等方式,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设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产业投资基金，全市计划组建培育3—5家专业性强、影响力大的股权类投资公司，发挥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力、控制力；大力推进国有集团企业上市，根据重庆国资国企改革目标,适宜上市的企业和资产力争全部上市，80%以上的竞争类国企国有资本实现证券化。

（四）广州：把深化企业管理制度改革作为重要突破口广州的国有资产总额居于四大直辖市之后,排在全国城市第5位、省会城市第1位，约占全省经营性国有资产的45%，在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中，广州把深化企业管理制度改革作为重要突破口。广州明确提出今后所有市属国企及其领导人都要取消行政级别；积极创新国企领导人员选拔机制，建立健全企业领导人员任期、交流和退出机制，在竞争充分行业加快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仅2013年就完成10家企业6名董事长、8名总经理、8名纪委书记的公推遴选和聘任工作；推进企业领导人员监督管理体制改革，出台市管国有企业动态分类管理实施办法，建立动态分类管理体制；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分类加强董事会建设，竞争性企业包括金融企业推进以外部董事过半为主的规范董事会建设，准公益性企业从公司制改革入手，推进外部董事占1/3为主的规范董事会建设，并推进落实董事会主业投资权、薪酬分配权、经理层选聘权等重大权力。

三、宁波加快推进国资国企“瘦身强体”的对策建议

（一）以市场为导向，加大国资国企布局结构战略性调整

一是要加快调整国有企业布局，坚持优进劣退、进而有为、退而有序原则，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全市长远发展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向金融、高新技术、能源、原材料、城市基础设施和民计民生领域集中。二是要加快调整国有资本空间布局，加快国有企业“走出去”步伐，鼓励跨国并购、海外建厂，向国内外能源资源丰富、比较优势突出的地区布局，提升全球配置资源能力。三是要加快劣势企业与低效资产清理退出，采取股权转让、引入社会资本改制、合并、资产和债务重组等方式，实现国有资产清理盘活，对于一些没有盈利也不会增值的资产，要尽快从现有抵押担保中转出来并及早出售,对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企业和“壳”企业，采取依法破产、清算注销等方式，实现国有资本有序退出。

（二）加快重组整合步伐，着力培育大企业大集团坚持“1+1>2”的原则，沿着产业链、产品链、价值链等“链条”加大企业重组整合，努力做到实施一个重组、做大一个集团、做强一个产业。一是要加大竞争类企业重组，建设主业竞争能力强、自主创新能力强、资本运作能力强的大集团，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优势产业发展，近期要尽快研究组建市旅游投资公司、市文化投资控股公司等。二是要加快公共服务类企业整合，培育功能完善、保障有力、可持续发展的大集团，提升城市能级和服务民生能力。三是要推进企业内部整合，纵向压缩企业管理层级和产权链条，通过股权划转、合并、转让等方式，清理整合三级以下企业，横向消除同业竞争，点上减少资源浪费，提高国有企业资产质量和整体竞争力。

（三）加快推进国有资产证券化，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一是要分类分层推进股份制改革，积极吸引各类社会资本，进行产权多元化改革，着力推动二级核心骨干企业股份制改革。二是要扩大产权开放力度，除少数承担政策性职能和特殊目的的国有企业外，积极引进外资、民营、机构投资者等社会资本，通过资本对资本，实现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打造一批体制新、机制活、竞争力强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三是加强资本运作，用好用足用活现有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平台，鼓励企业大胆尝试PPP等投融资模式，推动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建立若干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择机合理实施增发、资产注入等，推进市场化开放性联合重组，合理设计合作模式，大力引进央企、省企等战略投资者。四是积极推动企业上市，推动具备上市条件的企业采取首发、借壳、分拆等方式，实现境内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以及境外资本市场上市。

（四）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和创新体制机制

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推动企业瞄准行业领先和龙头企业，积极开展对标管理，逐步由粗放型管理走向精细化管理。一是要加快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推动企业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层，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快国有独资公司规范的董事会建设，争取今后三年全部引入外部董事。二是要建立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在二级及以下企业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最大限度发挥企业家的智慧和才能。三是要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在科技型中小企业积极探索对核心骨干人员实行股票期权、岗位分红权等多种激励方式，并建立与长效激励机制相配套的业绩挂钩、延期支付、追索扣回等约束机制，实行契约化管理等。

（五）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推进工作机制

一是要加强领导、建立机构，成立市国有企业整合重组工作领导小组，由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市政府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市纪委（监察局）、市委组织部、市国资委等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负责指导全市国企国资整合整体工作。二是要明确分工、落实责任，为切实做好各板块的整合，每个整合重组板块设立筹建指导组和筹建工作组，筹建工作组在筹建指导组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具体负责制订本国资营运公司的整合重组详细方案，经筹建指导组审核后报市整合重组工作领导小组审批。三是要周密部署、行动迅速，近期要马上启动排摸、研究及方案制定等工作，建立完善相关领导、协调、考核机制，确保国资国企“瘦身强体”工作顺利推进。

第五篇：国企改革

中国大型国企改革中比较成功的案例

有人问我，您认为中国大型国企改革中谁是比较成功的？

我说：中国铁路是大型国企改革中比较成功的案例。

为什么说铁路是大型国企改革中比较成功的。

一、我们可以宏观的从铁路运输企业内部改革的情况讲一些主要原因：

1、在所有国家部属级大型国企中，铁路运输企业改革是真正把改革成本消化在本企业内部的国有企业。主要表现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铁路运输价格一直按照国务院要求，保持着行业的最低运输价格。为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尤其是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行业性“牺牲”和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2、铁路运输企业改革是以减少行业行政管理组织机构为中心开展的。过去由10个分局管理的一个铁路局，现在变成了由一个路局直接管理，一下子减少行政管理组织机构十分之九。同时极大的适应了铁路运输生产发展高度集成性的现代化要求。

3、铁路运输改革没有按照原定的市场化三分改革方案运作。而是按照适应铁路运输行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实行了行业高度现代化、集成性、整体性的路局直管站段模式。通过最大限度的减少企业成本和调整企业内部生产关系方式进行的国企改革。

所以说，中国铁路运输企业改革，改革产生的社会效益最大。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也是最成功的国企改革。当然从各行业比较的角度讲，铁路运输行业职工吃了很多的“亏”。因为现在他们的职工平均收入比电力行业少近一半左右。

二、为什么说铁路是大型国企改革中比较成功的。我们可以从各行业国企改革状况上讲一些主要的参考性原因：

例

1、电力行业。电力行业是在原有的区域管理模式基础上按照产供销分离的市场模式进行的改革。结果是不但没有有效的相对的降低电力成本，反而使我国电价超前持续走高。同属垄断企业，他们的改革的成本却主要是通过全社会消化。电力企业的各种管理机构不是相对大幅度的减少，而是大幅度上升。电价市场化极高。导致他们的职工平均收入比铁路运输行业多近一半左右。

例

2、电信行业。这个行业也是在原有行业的基础上按照引入竞争的三分市场模式进行的改革。为了形成三分并把铁路电信系统拨离到电信行业。电信行业本来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集成性的整体性行业。现在我们教条的按照3分天下的模式，搞成了分立。（其实，欧美国家何尝不想搞统一啊，只是由于他们制度的原因现在还搞不了统一）。而我们有先天的统一条件却模仿分离。结果是造成我国电信机构重叠，重复建设，资源浪费，成本超高。一个简单的重复收费问题都不能实现。使电信改革的成本平摊到所有使用通信工具的用户。

例

3、金融行业。金融行业是在原有行业的基础上按照引入竞争的市场模式进行的改革。结果是同行交叉，严重制肘，各家银行都到一个地方开，导致各行成本超高。腐败严重。中小企业贷款难上加难。而这个行业却在市场经济中成了“天然”的白领行业。使本来这个我们国家最管用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管理手段，常常是尴尬的失去控制宏观微观经济的金融作用。导致股市、楼市异常发展。极大的影响和威胁着我国经济的稳定和安全。

所以我说，大型国企改革，一定要坚持中国特色，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一个具有5千年文化的国家。说句笑话，如果让小布什到中国当总统可能一天都干不了。我们不要教条的学习西方制度。制度上的很多东西是没有可比性的。实践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实事求是，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

事实上，什么东西搞市场，什么东西搞计划，是依据这个东西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我们的大型、特大型国企，是我国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适应先进生产关系本来是正确科学合理的。现在美国人到处搞市场经济，是想把全世界成为他自己的市场。他们自己国家实质是很有计划性的经济。美国人为什么要搞军事那么大的军力，他要维护这个市场，所以他要养护一个巨大的军事力量。这是他们经营世界市场的成本，他要中东的石油，所以他需要中东的穆斯林人按照他们的制度建立国家。谁不听话他就用武力使你变成阿富汗、伊拉克。现在他们的国家成本太高啦，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有些养活不起他们啦，他们的内部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啦。注意这可能是世界更危险的时候。因此21世纪中国要走自己的路。

失败案例：浅谈国企改革案例：北京橡胶厂的困惑

1990年，当时的北京橡胶6厂和橡胶7厂合并，注册为目前的北京橡胶塑料制品厂（以下简称橡塑厂）。由于生产有污染，1991年，根据北京市政府的指令，橡塑厂开始酝酿搬迁。新厂址在通县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搬迁于1994年基本完成。1995年，位于市内的北京橡胶5厂的三个车间并入橡胶塑料制品厂。1998年，北京乳胶厂也搬入现在的厂区。因此，目前在同一厂区内，有两个厂（北京橡胶塑料制品厂、北京乳胶厂），还有两个合资企业。由于这些企业之间的重组工作尚未开始，因而这些企业仍都保留着独立法人地位，但法人代表则都由目前的北京橡胶塑料制品厂厂长担任，在行政上是一体。现任厂长和党委书记1995年底任职。

当时合资企业注册时，一香港人出资10万元，然后该厂给他发了两批货，算是还了钱，自己则保留了一个合资企业的壳。另一个中美合资企业是乳胶厂成立的，美方出资11万美元。当时美方100％包销产品。一年后由于某种特殊原因，产品销路在美受到极大影响。但目前这两个合资企业都不亏损，每年能向厂里返还部分收益。合资企业的人员和母体厂分开。

橡塑厂的总资产为2亿元，负债1．4亿元，负债率64％。1998年实现销售收入1．2亿元。

经过几次合并，1990年橡塑厂的职工总数达到2000多人。搬迁过来时有1600多人。现有在编职工1300人。共有离退休人员1564人，其中离休者19人。橡塑厂的主要产品有再生胶、工业胶板、橡胶滚轴、橡胶粘剂、汽车配件、乳胶手套以及雨鞋和钓鱼裤。

合并搬迁中出现失误

1994年的迁厂，成为了橡塑厂经济效益出现逆转的一个关键时点。没搬迁前，橡胶6厂和7厂的经济效益都还可以，没有一家亏损企业。

但是，在合并、特别是搬迁过程中，企业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在企业合并搬迁的指导思想上还是计划经济的思想。表现为：

第一，停产搬迁，在整个过程中丢掉了相当部分的市场。从1992年起开始逐步停产，随建随停，随停随搬，最长停产3－4年。在此期间产品没有发展，设备、技术没有更新。

第二，在当时搬迁时，缺乏对搬迁过来的企业如何发展的整体规划。目前的厂址不是按照未来的产品进行规划，而是按照工厂厂房搬迁进行设计，搬过来一个厂，就建起了一部分厂房，结果造成厂里厂房和设施布局严重不合理，厂区布局和厂房设计完全是作坊式的。

第三，搬迁时机不合适。当时搬迁的经费主要来自卖地的钱。这些厂子过去都在市区，并且都处于较好的地段。新厂房的最初预算是7000万元，其中包括了部分设备的改造和引进。原设想通过土地置换，可获得相当一部分设备和技术改造资金。但是，由于整个搬迁过程中市场环境的变化，原有的计划受到很大影响。1990年卖地时，北京市的房地产还没有变热，卖地仅卖了1个亿。而等到1991年9月开始动工建新厂房后，随着房地产热的迅速升温，建材价格又直线上升，卖地的钱连盖新厂房还不够，到最后工程决算时，总费用已高达1．5亿元。原来准备进行技术设备改造的钱不仅大部分都用在了工程建设上，而且，至今5000多万元的工程建设款尚未与承建公司结清。同时，橡塑厂在搬迁过程中也挤出了部分资金和使用贷款，进行了部分设备的技术引进。但在引进设备中也出现了重大失误，有些引进设备原本就是国内生产的，出口后又以国外设备进口，结果设备安装后根本就不能用。

橡塑厂从1993年起开始出现亏损，目前已累积亏损4000多万元。尽管如此，随着企业生产能力的逐步恢复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初期亏损迅速增长的势头看来现在已得到遏止。自1996年后，企业逐年减亏：1995年亏损1400万元，1996亏损1000万元，1997年亏损500万元，到1998年实际亏损已下降至400多万元。橡塑厂1999年制定的指标是力争不亏损。

橡塑厂并没有向我们提供企业通常都准备好的一份正式的发展战略规划文本。这表现出企业领导人现在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处理现期的生产经营问题上，还难以顾及长远的发展问题。1995年新领导人上任后，连续3年未休息一个双休日，工作相当辛苦。目前生产经营上的主导思想，是“维持生存，再图发展”。工作的重点是在现有条件下加快产品结构的调整和高附加值新产品的开发。如再生胶过去只有一种，且年生产能力只有6000吨，现已有5种新产品投入生产，设计生产能力1万吨，并已逐步打开了市场。又如橡胶板过去只能生产窄板，不能适应用户的需要，现在正通过技术改造，提高多种规格和性能橡胶板的生产能力。

然而，即使是这些短期的努力和预期，似乎也因政策环境的变动而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例如，由于橡胶板生产所需的部分原料需要进口，但国家现已将这类原料列为严格控制进口的商品，结果因原料缺乏造成目前生产的困难。再如，1999年中国开展的打击走私，使海关的管制越来越严厉。橡塑厂很多原料需进口，一些产品也要扩大出口，但由于海关管制力度的加强在一些技术环节缺乏明确的标准，具体业务人员的处理又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从而使本来较顺畅的进出口渠道变得障碍很多。

广开融资渠道希图摆脱困境

为了改变目前的这种情况，在得不到国家资金支持的情况下，橡塑厂除了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和扩大生产能力外，一直在想办法开辟多种融资摆脱困境。一个主要的办法是进行对外合作，现在正在与多家外商，主要是台湾和澳大利亚的公司进行接触。如果谈判成功，橡塑厂将用部分优良资产与国外公司，或者国内其他企业合资进行重组。用厂方的话说，“就是使一部分资产和人员先突围出去。如果搞得好，再回过头来解救剩下的那部分。即使最终解救不了，也不至于全军覆没”。

另一个可能会带来转机的情况是，现在北京市化学工业总公司也正在筹划，将下属的国有企业组建为轮胎、建材和胶塑制品三个集团。这可能会在组建过程中给橡塑厂的重组带来新的变数。

尽管我们的调查总在试图引导橡塑厂领导人更深入地谈及企业改革的话题，但他们似乎更多倾诉的是企业当前所面临的重重困难和对现体制的怨气。部分原因是改革已说了不少，做了也很多，但企业背着如此沉重的包袱，几乎没有办法靠自身摆脱困境。例如，如果能够找到资金，或者由国家注入新的资本金，按所计划的方案进行设备和技术改造，不仅可以新的产品打开市场，而且，大约只需600名职工即可维持现有的生产能力，劳动生产率会有很大提高，人工成本大幅度下降。橡塑厂领导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国有企业制度方面的改革，国有企业不一定就搞不好。部分原因则是改革面临着各种实际困难和政策障碍，如重组改制难以引入外部资金，银行债务的清偿以及职工问题的处理都难以解决。又如，目前橡胶厂内部管理制度的改革已进行了多年，各个方面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但是，对于富余人员、包括下岗人员的处理，已经远远超出了企业能够解决的范围。几乎所有规则都由上面制定，但几乎所有的责任都由企业来承担。另如退休职工问题，如果厂里现在不能按期缴纳各项保险费，原属于厂里的1500多名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就会立刻受到影响。

成功案例

享誉中外的北京“王致和”3年前挺身南下，入资控股同样是中华老字号的“桂林花桥腐乳”。然而，收到麾下的在业内有着全国“白方腐乳”领头羊之称的桂林花桥腐乳厂，却是一个举步维艰的亏损企业。3年过去了，“王致和”在南方是水土不服，还是健康成长？日前，记者专程赶到桂林，实地探营有着“桂林三宝”之一美誉的桂林花桥腐乳的发展变化。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北京王致和食品集团总经理、王致和桂林腐乳厂董事长王家槐(右二)多次亲临桂林，与干部职工研究对策。王致和还从北京先后派去白振国、张子平、宋丰江三位同志担任北京(桂林腐乳)食品公司高管，他们与当地干部一起不断推广先进的管理理念，推行绩效考核和多劳多得的薪酬管理制度，规范管理流程，使公司很快步入良性发展轨道。(领导班子正在研究企业发展战略)公司实行“向生产一线、向管理人员倾斜”的工资分配原则，根据不同岗位制订了三种工资分配形式，有效地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记者在厂里采访时恰巧是星期天，正赶上工人加班加点，厂内一片忙碌景象。

公司领导不仅重视产品的外包装，对公司内部的生活环境也同样十分关心，他们筹建了职工活动场所、职工书屋，开办职工之家。从北京来到桂林腐乳公司的总经理白振国坚信，实现桂林花桥腐乳的振兴，不仅靠历史悠久的品牌，更要靠现代人的人心。(图为花园式的厂区)

为确保有着300多年历史的桂林花桥腐乳“形、色、香、味”特色依然纯正，改制后的企业强化产品质量，严格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产品实行可追溯控制程序，批批产品实行检验，件件产品放心出厂。

改制3年来，企业不仅实现了扭亏为盈，向地方政府上缴的税费比改制前增加了100多万元，而且企业员工的工资也得到提升。今年公司的利润又比去年同期增长4.34％，销售收入增长4.99％。公司还申请了产品新包装的版权登记5件，新包装外观设计专利3件，对老包装进行了版权登记保护。如今北京二商集团王致和(桂林腐乳)食品有限公司已成为桂林市国资委引以为自豪的国企改制成功案例。该厂生产的“象山腐竹”，与桂林花桥腐乳齐名，在桂林市场占有率达70％以上，也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驰名商标。

国企改革方向的争论

第一篇：国企改革方向的争论

第二篇：国企改革趋势方向大汇总

第三篇：国企改革未来方向

第四篇：关于新时期国资国企改革方向的思考

第五篇：国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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