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企改革的几点思考

第一篇：关于国企改革的几点思考

关于国企改革的几点思考

国企改革仍然是下一步中国改革的重要内容，但我觉得国企改革重点不在于产权改革上，而在于国企的市场定位上，在于政府机构如国资委在中国产业、市场结构中的功能定位上。本文就国企绩效与国企市场定位谈几点看法：

2004年国企（尤其是央企即中央直属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利润可超4500亿元）取

决于：（1）油

价与主要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这个因素的贡献会占新增利润的1/3左右）；（2）垄断。央企利润的2/3来自于石油、电信等7个特大企业。因此，央企的“成绩”其实是央企体制存在问题的反映。

国资委在2004年的政策取向有6点：（1）在国有股、法人股转让与流通、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上采取与证监会不同的姿态；（2）在央企管理人员薪金制度上重新强调不应与职工平均工资差距过大；（3）在电信业动用人事权让三大电信集团首脑对调，客观上重塑中国电信其实是一家的形象；（4）实行央企的主辅业分离，逐步分解国企办社会的负担；（5）公开招聘几十位CEO就任中央直属企业；（6）叫停MBO，不允许给予国企管理人员在购买国企时打折优惠。

为评价国资委上述政策取向，我们应澄清在目前中国的法律框架下与中央十六大确定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的功能。在新的体制下，国有经济的主要控制形式应是控股方式，国有经济应与合作经济、民营经济、外资企业在市场平等相互关系中为中国人民做贡献。政府应当追求的是中国人民福利总和极大化，而不再是国有经济或国有企业利润极大化。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市场上应是平等的，不应享有先天的垄断优先权。如市场竞争导致垄断，那也应是市场自然竞争的结果，不能由于是国企或央企，就“老子天下第一”。各类企业为祖国为人民做贡献的主要方式是：上缴税收，提供就业、创造GDP。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应主要体现在中央掌握了多少家直属企业上，因为一国经济的性质不是由政府是否办企业决定的，而应当体现在公有产权通过间接控股对国民经济的主导上，体现在政府税收为民服务的使用方向上，体现在广大人民事实上享受到的物质与文化财富所提供的福利上。

如果我们认同上述原则，那么国资委只是受广大人民与政府委托管理国有资产的一个董事会，其行使的职权只应在企业内部，而在市场关系上，国资委只相当于一个企业主，应受市场监管机构的监管。而国资委在决定电信企业高管人员互换时，运用了人事权，在现存体之下是合法的，但这样做合理吗？这种做法事实上把国家电信视为一家企业，没有尊重市场竞争规则。同样，当国资委决定央企高管人员的薪金标准不能与职工平均工资差距过大时，也没有承认经理市场的价值规律，而是按类似于政府任命公务员的规则办事。国资委正在实行的央企主辅业分离的举措具有改革取向，有利于国企剥离沉重的社会包袱，但一家家企业由行政推行主辅分离，由国资委规定什么是主业？什么是辅业？这实际上相当于让国资委承担了产业布局的领导者角色。主辅分离事实上涉及到产业政策与市场结构，这本来应受市场竞争的约束与市场监管机构的管束。但在目前，国资委可以单独运作。不妨想一想，国资委管辖的181家央企跨越中国众多产业，如果让国资委这么运行下去，这会不会在中国经济中出现一个巨无霸？国资委会不会就是以前的“经贸委”？如果这样一个不仅作为国企总老板而且也是跨越产业、跨越市场的国企的小的“经贸委”来与民营企业、合作企业、外资企业对阵，那么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到何日才能做到“公平、有效、竞争、公正”？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下一步应解决的重点是：（1）银行体制的竞争、化解风险、改善服务；（2）在电力、电信、交通、城市基本设施、能源、科技等产业从事实上克服政府垄断所带来的低效、腐败与不公平；（3）从根本上改变股市上国企为主，光是央企就占股市融资资本1/3的局面。（4）从财政、税收上花力气改变依赖国企国资、同时又为国企提供过多保护的体制。这四项改革的前提是，要把央企国企视为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平等成员，让国企、国有控股企业与别类企业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国资委不应是一个政府机构。国资委作为一个大董事会应受国务院其他政府机构领导与监管。为了统一领导、设计与推进下一步的改革，建议国务院考虑设置市场监管委员会，统一协调目前的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电监会与其他市场监管机构。好范文版权所有

我们从国资委给新上任的几十名央企CEO的聘任责任合同中看到的是20年前中国政府对国企所实行过的承包制。其实，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国资委作为政府出资人的委托机构，其管人管资产增值的方式也应相应调整。比如对央企、国企高管人员绩效的考核，一般地就不宜于事先设定一个增值指标与效益指标。如果参照同行业内各类非国有企业绩效平均水平来度量国企、央企的高管人员绩效，会既公平

第二篇：关于国企改革的几点思考

关于国企改革的几点思考

摘要：2017年以来，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消息不断出现在报纸和各种传媒网站，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猜测：国有企业将会怎样改革？本文将就“分类监管”下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人事制度、考核方式等方面提出一些建议和思考。

关键词：国企改革 分类监管 管理方式

2017年以来，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消息不断出现在报纸和各种传媒网站，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猜测：国有企业将会怎样改革？如何改革才能进一步激发国有企业的创造能力、创新能力、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进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适应我国新时期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2017年9月份，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其中最大的亮点是“分类监管”。

按照《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把国有企业划分为公益类和商业类。公益类国有企业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引入市场机制，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能力。商业类国有企业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主要目标，依法独立自主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实现优胜劣汰、有序进退。按照市场化要求实行商业化运作，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企，原则上都要实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或各类国有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国有资本可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也可以参股，并着力推进整体上市。

本文将就“分类监管”下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人事制度、考核方式等方面提出一些建议和思考。

一、对于公益类国有企业宜采取以“成本中心”的管理方式；对于商业类国有企业宜采取 “公司制”的管理方式

公益类国有企业主要的功能是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以保障民生为前提和基础。对于这类企业，宜采取“成本中心”的管理方式，侧重对资产规模、成本控制、服务效率、营运效率和保障能力等方面进行管理，并对产品和服务价格进行管控，充分考虑地区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部分解决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造成的不公平问题，切实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服务水平，创造更加公平、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商业类国有企业主要的功能是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对于这类企业，宜采取“公司制”的管理方式，完全进行市场化改制，彻底打破约束企业发展的桎梏，进一步激发企业的??造能力、创新能力、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优化资源配置、推进技术进步与节约消耗的功能，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二、对于公益类国有企业宜采取任命选拔的人事制度；对于商业类国有企业宜采取选聘招聘的人事制度

公益类国有企业非商业性质的特点，需要在国家各级政府的领导下，统筹安排，整体规划，合理布局，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具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特点。改革开发以来的发展实践证明，我国在保障民生方面的成就巨大，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是值得肯定的。因此，对于这类企业，宜采取稳中求进的管理策略，在人事制度改革上，采取任命选拔的方式，同时可积极地、小范围地试点选聘招聘，尤其要注重专业人员，发挥专业优势，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营运效率和服务效率。

商业类国有企业盈利性的特点，决定了它必然要实现盈利，才能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只有充分参与市场竞争，进行公司制改制，才能真正激发企业的活力，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生存、发展和壮大。从2014年财政部公开的国有企业的情况来看，截至2013年底，我国国有企业数量15.5万户，国有资产104.1万亿元，从业人数3698.4万人，净利润1.9万亿元，资产收益率仅为1.83%。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盈利水平低、市场竞争力弱、创新能力不足的情况，急需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因此，对于这类企业，在人事制度改革上，宜采取选聘招聘的方式，大量引进专业人才，尤其是市场方面的人才，并在完成公司制改制后，逐步引入职业经理人进行经营管理，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人事制度。

三、对于公益类国有企业的考核，宜侧重成本控制；对于商业类国有企业的考核，宜侧重经济效益

公益类国有企业的考核，宜侧重成本总额控制，采用成本变动额、成本变动率、社会贡献率等指标，来衡量企业的营运效率和服务效率，同时对企业的资产规模、从业人数等方面进行控制。可以考虑根据企业的历史成本数据，按算术平均数的方法计算出年平均成本总额来，再根据资产规模、从业人数计算出单位平均成本，即每单位资产平均成本或每人平均成本。如果资产规模或从业人数发生变化，则以实际资产规模或从业人数与单位平均成本相乘，得到相应的成本总额，作为考核基数。至于采取每单位资产平均成本或每人平均成本这两种方法的哪一种，应视具体企业的实际情况而定。一般来说，资产密集型企业最好采用每单位资产平均成本的方法，劳动密集型企业最好采用每人平均成本的方法。采用每单位资产平均成本的方法时，要考虑资产的账面价值和是否在用的情况。

商业类国有企业的考核，宜侧重经济效益，采用净利润增加额、投资收益率、资产收益率等指标，来衡量企业的经营绩效。可以考虑根据企业的在用资产价值、设备新度系数等情况，重新评估企业的资产总额，按照一定的资产收益率，计算出净利润，作为考核基数。资产收益率的确定，应由国家相关部门按照国家经济结构和地区差异的状况，每隔三年统一发布。这样既能对经济结构进行适时的调控，又能与企业管理层的任期考核工作结合起来。企业管理层的任期考核应以三年为一个周期，要求三年内的资产总额、净利润总额均实现正增长才能继任，否则进行更换。企业的考核，完成考核指标的，按规定发放当年奖金；超额完成考核指标的，允许对超额部分提取一定比例，来增加奖金额度，充分激发企业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完不成考核指标的，当年不得发放任何奖金。企业不用的资产，可按资产的重估价格进行出售。企业可在完成考核指标的情况下，自主决定投资规模和方向，制定内部考核办法，调整人事结构和战略方向，使其运作更加贴近市场，符合市场运行规律。

国有企业改革牵涉面广，涉及人数多，协调难度大，且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的稳固和发展，尤其是商业类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空前。因此，需要政府统一规划、总体协调、周密部署，才能带领国有企业顺利完成改革，才能最终夺取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

第三篇：关于国企改革的几点思考

国企改革仍然是下一步中国改革的重要内容，但我觉得国企改革重点不在于产权改革上，而在于国企的市场定位上，在于政府机构如国资委在中国产业、市场结构中的功能定位上。本文就国企绩效与国企市场定位谈几点看法：2004年国企（尤其是央企即中央直属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利润可超4500亿元）取决于：（1）油价与主要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这个因素的贡献会占新增利润的1/3左右）；（2）垄断。央企利润的2/3来自于石油、电信等7个特大企业。因此，央企的成绩其实是央企体制存在问题的反映。国资委在2004年的政策取向有6点：（1）在国有股、法人股转让与流通、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上采取与证监会不同的姿态；（2）在央企管理人员薪金制度上重新强调不应与职工平均工资差距过大；（3）在电信业动用人事权让三大电信集团首脑对调，客观上重塑中国电信其实是一家的形象；（4）实行央企的主辅业分离，逐步分解国企办社会的负担；（5）公开招聘几十位CEO就任中央直属企业；（6）叫停MBO，不允许给予国企管理人员在购买国企时打折优惠。为评价国资委上述政策取向，我们应澄清在目前中国的法律框架下与中央十六大确定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的功能。在新的体制下，国有经济的主要控制形式应是控股方式，国有经济应与合作经济、民营经济、外资企业在市场平等相互关系中为中国人民做贡献。政府应当追求的是中国人民福利总和极大化，而不再是国有经济或国有企业利润极大化。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市场上应是平等的，不应享有先天的垄断优先权。如市场竞争导致垄断，那也应是市场自然竞争的结果，不能由于是国企或央企，就老子天下第一。各类企业为祖国为人民做贡献的主要方式是：上缴税收，提供就业、创造GDp。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应主要体现在中央掌握了多少家直属企业上，因为一国经济的性质不是由政府是否办企业决定的，而应当体现在公有产权通过间接控股对国民经济的主导上，体现在政府税收为民服务的使用方向上，体现在广大人民事实上享受到的物质与文化财富所提供的福利上。如果我们认同上述原则，那么国资委只是受广大人民与政府委托管理国有资产的一个董事会，其行使的职权只应在企业内部，而在市场关系上，国资委只相当于一个企业主，应受市场监管机构的监管。而国资委在决定电信企业高管人员互换时，运用了人事权，在现存体之下是合法的，但这样做合理吗？这种做法事实上把国家电信视为一家企业，没有尊重市场竞争规则。同样，当国资委决定央企高管人员的薪金标准不能与职工平均工资差距过大时，也没有承认经理市场的价值规律，而是按类似于政府任命公务员的规则办事。国资委正在实行的央企主辅业分离的举措具有改革取向，有利于国企剥离沉重的社会包袱，但一家家企业由行政推行主辅分离，由国资委规定什么是主业？什么是辅业？这实际上相当于让国资委承担了产业布局的领导者角色。主辅分离事实上涉及到产业政策与市场结构，这本来应受市场竞争的约束与市场监管机构的管束。但在目前，国资委可以单独运作。不妨想一想，国资委管辖的181家央企跨越中国众多产业，如果让国资委这么运行下去，这会不会在中国经济中出现一个巨无霸？国资委会不会就是以前的经贸委？如果这样一个不仅作为国企总老板而且也是跨越产业、跨越市场的国企的小的经贸委来与民营企业、合作企业、外资企业对阵，那么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到何日才能做到公平、有效、竞争、公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下一步应解决的重点是：（1）银行体制的竞争、化解风险、改善服务；（2）在电力、电信、交通、城市基本设施、能源、科技等产业从事实上克服政府垄断所带来的低效、～与不公平；（3）从根本上改变股市上国企为主，光是央企就占股市融资资本1/3的局面。（4）从财政、税收上花力气改变依赖国企国资、同时又为国企提供过多保护的体制。这四项改革的前提是，要把央企国企视为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平等成员，让国企、国有控股企业与别类企业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国资委不应是一个政府机构。国资委作为一个大董事会应受xx其他政府机构领导与监管。为了统一领导、设计与推进下一步的改革，建议xx考虑设置市场监管委员会，统一协调目前的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电监会与其他市场监管机构。我们从国资委给新上任的几十名央企CEO的聘任责任合同中看到的是20年前中国政府对国企所实行过的承包制。其实，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国资委作为政府出资人的委托机构，其管人管资产增值的方式也应相应调整。比如对央企、国企高管人员绩效的考核，一般地就不宜于事先设定一个增值指标与效益指标。如果参照同行业内各类非国有企业绩效平均水平来度量国企、央企的高管人员绩效，会既公平，又有效。企业高管人员是一个高风险岗位，对他们的激励机制设计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从长远看，提倡在央企中发展出20－30家巨型的跨国公司、挤身世界500强目标有待再思考。如让一批政府背景很强的大企业在市场中垄断，这样市场经济会有效造福于中国人民吗？更长远看，应让政府背景弱的非国有企业逐渐成为中国经济中企业群的主体，让与政府关联少的民营企业作强作大，而让国企国资成为国民经济的最后保障，可能对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更为可取。总之，我的看法是，不能由于国有企业是公有制，就觉得让国企尤其是央企在市场竞争中采取强势的举措是天然合理的；同样不能认同的是，在保护国有资产口号下所采取的事实上会不利于中国市场经济有效性与公平性的种种行为。

第四篇：国企改革再定位的思考

国企改革再定位的思考

2013-11-07 14:16 来源： 价值中国 作者： 卫祥云

据报载，由国资委牵头草拟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已基本成型。该意见将“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路线图，还会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实行分类指导，并结合其所处行业特点推进改革，在战略定位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国资监管体系，设定推进改革的时间表。”

当华夏时报某记者向国资委求证时，国资委相关人士回复称“并不了解改革方案最近进展情况”，并同时表示：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不是一个单项方案，不仅涉及到国资委各个司局，还涉及到其他部委。由此看来，国企改革的许多问题确实需要国家高层和政府有关部门认真做好顶层设计了。同时，也需要认真吸收政府研究机构和民间智库的理性建议。而不是由目前的国资委搞一个指导意见就能够解决的。国有企业从1979年国务院宣布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至今已有24个年头。从起初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到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把产权关系明晰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第一特征，国有企业改革思路经历了又一次飞跃，也为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1996年，由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主导的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改革，则是国有企业调整战略布局的重大改革。通过改革，一大批亏损、甚至资不抵债的国有中小企业退出市场，尤其是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大面积退出；虽然其间不免国有资产流失和一大批老职工付出了改革的代价，但这是不得已的被动选择，亦是顺应时势和潮流的正确决择。现在看来，如果不是当时的审时度势，今天将交更多的学费或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

国有企业改革最后阶段的起点应该是2012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十二五”发展规划，规划中明确提出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改革，按照“公益性与竞争性”的原则进行分类管理。我认为这句话具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即牵住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牛鼻子。因此，我曾发表多篇论文并出专著阐述“国企改革新思路”。提出国有企业应该分为公益性、自然垄断性和竞争性三个领域，认为“国有企业的分类管理应该成为国企改革的基本思路”，并明确提出“国有企业必须退出竞争性领域”。当然，退出的时间和路径可具体分析和研究，前提是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认真做好顶层设计。

最近，国企改革确实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也引起了政府主管部门和广大学者及经济学家的广泛讨论。我在对此现象感到高兴的同时，认为有必要对国企改革的再定位问题阐述一点观点和看法，以引起关心国企改革的同仁们和专家、学者的认真思考并提出理性的改革建议和意见。

一、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目标的四个维度问题。

部分业内人士和经济学者认为国有企业有四个维度的目标：一是作为一般企业的目标，即绝大多数的国有企业都应该是真正的企业，即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以盈利为经营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有活力和创新能力。二是作为国有企业的目标。即国有企业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国防产品、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基础研发活动等。三是作为社会主义企业的目标，即国有企业改革应该达到分配合理、职工收入差距不大、民主管理、保障职工权利、企业盈利和全民共享等要求。四是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有企业的目标，即既要表现在发展生产力上，在改进经营管理、促进技术进步上起到表率作用，也要表现在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上，在合理分配、民主管理、承担社会责任上起到模范作用，并引导其他企业逐步增加社会主义因素。

从以上关于国企改革目标的四个维度的主要精神和内容来看，显然是经济学者的一厢情愿和美好愿望而已。如果是针对某国有企业而言，四个维度具有不可置疑的正确性。但如果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再定位而言，按照这四个维度改革后的国有企业一定会成为“四不像”，在实践中也难以具体实施和操作。无法指导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深化改革。

二、关于国有企业分类管理与改革的问题。

从2011年起，国资委陆续派出8个工作组赴央企调研，涉及到央企改革重组52个课题，参与调研的人员来自社会各个方面，不仅有国资委的官员，也有政府智库的专家和研究人员及法律界人士。

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曾提出将国企分为“功能性”和“竞争性”两种类型。“十二五”规划中将国企明确为“公益性”和“竞争性”。而我提出的观点应该是三个类型：即公益性、自然垄断性和竞争性；其理由是“自然垄断性国有企业”是客观存在，与公益性目标有重合的地方，但不完全一致，因此应该单列为一类有利于分类改革。在国企分类改革上，广东省已先行一步，把国有企业分为竞争性和准公共性两大类。以上三种分类方法，虽表述不大相同，但实质并无大的差别。实际上，功能性、公益性两种叫法必然包括自然资源垄断性国有企业；而准公共性也必然包括公益性和自然资源垄断性国有企业。因此，关于国有企业的分类虽然有各种建议和意见，但“殊途同归”，分歧不大，只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准确表达而已。

据说，参与国资委指导意见讨论的人士提议将现有国有企业分为四类。即公益性、竞争性两类有其合理性，且与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相一致。而所谓的公益为主、市场为辅或市场为主、公益为辅两类则非驴非马，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是这样分类，还不如“十二五”规划中的表述更为合理，更利于具体改革目标和措施的实施。我们应该明确的是提出国有企业分类管理，不是为了分类而分类，分类只是手段，目的是通过分类对症下药，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和办法，而不能把手段当作目的。

三、关于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的问题。

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的问题，本是一个无需争议的问题。

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早已提出“有进有退”的国企改革战略方针，而改革开放的实践和国有企业脱困的现实也无疑证明了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的正确性。

虽然，目前我国仍有三分之二的国有企业和40%的国有资产分布在一般加工生产行业和商贸服务行业，但这不是继续留在竞争性行业的理由。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文魁研究员的研究表明：过去几年，国有企业在营业收入、营业利润、总资产、净资产等方面的增值速度，都远不如私营企业；国有企业的市场表现远不如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其效益指标也远逊于民营企业。我也计算过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资产利润率，两者相比至少相差50%。

目前，对于国有企业不应该彻底退出竞争性领域主要观点有三。一是个别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还有利润；二是全部退出竞争性领域可能会引起经济社会混乱；三是给外资企业乘虚而入的机会。殊不知，这不过是“半夜看三国，替古人担忧”之虑。针对上述三个观点我的意见是：一是目前个别企业有利润不等于今后会有好的发展，个别不能代表一般；二是全部退出竞争性领域是一个较长时期的战略决择，可以设计退出的时机和路线图；三是盲目认为国内民营企业竞争不过国外私营企业的观点经不起推敲，存在崇洋媚外之嫌；不给国内民营企业的机会何以判断其竞争力不如外企呢？

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谈到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时提出：“对竞争性国企而言，需要依托资本市场进行公众公司改革，它们的最终体制模式将是干干净净的公众公司，完全按照资本市场的要求和规划运行。”邵副主任讲得很好，但国企改革的实践证明，要做到“干干净净的公众公司”谈何容易？举目四望，环顾全球，还真难找到在竞争性领域搞得好的国有企业。再看看国内上市公司，信手拈来真不乏在竞争性领域造假的国有企业。如果说过去部分国有企业靠行政垄断、价格保护、贷款优先和官商勾结还能够得以存活的话，今后难道还要让这些企业继续拿国有资产交学费，重复“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老路吗？难道“过去的路已经错”，今后还要再错十年、二十年吗？难道国企脱困的历史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当然，关于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的问题，我认为有主动退出和被动退出两种退出方式。如果说，过去我国国有企业的大面积退出是不得已的被动退出，现在则已经有些“好了伤疤忘了疼”。因此，我们现在是应该明确主动退出的时候了，因为我们实在找不到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存在与扩张的好处是什么？当然，退出的方式方法和时机要认真做好顶层设计，分步实施，逐步解决。

四、关于国资委的再定位问题。

国资委是国务院委托的对国有资产进行监督与管理的特设机构，是在产权所有人缺位的情况下，代表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与改革进行管理和指导。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中，国资委既代表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是国有企业出资的股东（部分国有企业资产）；也履行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的行政管理职能。所以，新任国资委主任蒋洁敏提出理直气壮地壮大国有经济没有错，保增长也无可非议，符合“屁股指挥脑袋”之原则。因此，在没有建立“国民权益基金”前，国资委实际上承担了不能承受之重。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深化改革双重任务使国资委步履维艰，负重前行。况且，金融证券类国企和文化类国企等领域还未纳入国资委统一出资和管理。这都是国企改革再定位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问题和新课题。

第五篇：关于国企改革的几点思考

关于国企改革的几点思考

国企改革仍然是下一步中国改革的重要内容，但我觉得国企改革重点不在于产权改革上，而在于国企的市场定位上，在于政府机构如国资委在中国产业、市场结构中的功能定位上。本文就国企绩效与国企市场定位谈几点看法：

2004年国企（尤其是央企即中央直属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利润可超4500亿元）取

决于：（1）油

为评价国资委上述政策取向，我们应澄清在目前中国的法律框架下与中央十六大确定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的功能。在新的体制下，国有经济的主要控制形式应是控股方式，国有经济应与合作经济、民营经济、外资企业在市场平等相互关系中为中国人民做贡献。政府应当追求的是中国人民福利总和极大化，而不再是国有经济或国有企业利润极大化。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市场上应是平等的，不应享有先天的垄断优先权。如市场竞争导致垄断，那也应是市场自然竞争的结果，不能由于是国企或央企，就“老子天下第一”。各类企业为祖国为人民做贡献的主要方式是：上缴税收，提供就业、创造GDp。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应主要体现在中央掌握了多少家直属企业上，因为一国经济的性质不是由政府是否办企业决定的，而应当体现在公有产权通过间接控股对国民经济的主导上，体现在政府税收为民服务的使用方向上，体现在广大人民事实上享受到的物质与文化财富所提供的福利上。

如果我们认同上述原则，那么国资委只是受广大人民与政府委托管理国有资产的一个董事会，其行使的职权只应在企业内部，而在市场关系上，国资委只相当于一个企业主，应受市场监管机构的监管。而国资委在决定电信企业高管人员互换时，运用了人事权，在现存体之下是合法的，但这样做合理吗？这种做法事实上把国家电信视为一家企业，没有尊重市场竞争规则。同样，当国资委决定央企高管人员的薪金标准不能与职工平均工资差距过大时，也没有承认经理市场的价值规律，而是按类似于政府任命公务员的规则办事。国资委正在实行的央企主辅业分离的举措具有改革取向，有利于国企剥离沉重的社会包袱，但一家家企业由行政推行主辅分离，由国资委规定什么是主业？什么是辅业？这实际上相当于让国资委承担了产业布局的领导者角色。主辅分离事实上涉及到产业政策与市场结构，这本来应受市场竞争的约束与市场监管机构的管束。但在目前，国资委可以单独运作。不妨想一想，国资委管辖的181家央企跨越中国众多产业，如果让国资委这么运行下去，这会不会在中国经济中出现一个巨无霸？国资委会不会就是以前的“经贸委”？如果这样一个不仅作为国企总老板而且也是跨越产业、跨越市场的国企的小的“经贸委”来与民营企业、合作企业、外资企业对阵，那么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到何日才能做到“公平、有效、竞争、公正”？

从长远看，提倡在央企中发展出20－30家巨型的跨国公司、挤身世界500强目标有待再思考。如让一批政府背景很强的大企业在市场中垄断，这样市场经济会有效造福于中国人民吗？更长远看，应让政府背景弱的非国有企业逐渐成为中国经济中企业群的主体，让与政府关联少的民营企业作强作大，而让国企国资成为国民经济的最后保障，可能对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更为可取。

总之，我的看法是，不能由于国有企业是公有制，就觉得让国企尤其是央企在市场竞争中采取强势的举措是天然合理的；同样不能认同的是，在“保护国有资产”口号下所采取的事实上会不利于中国市场经济有效性与公平性的种种行为。本文章共2页，当前在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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