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国企老总行政级别待遇势在必行[最终版]

第一篇：取消国企老总行政级别待遇势在必行[最终版]

取消国企老总行政级别待遇势在必行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渝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席陈振东博士建议，继续深化国企负责人党政分离，取消行政级别待遇制度。

这几年，国有企业改革获得重大进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国企由上个世纪90年代的全面亏损，经营不景气，到目前不但扭转亏损局面，而且给国家税收、百姓就业以及各种社会公益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国企特别是央企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我国低于金融危机冲击的支柱性力量。值得大赞特赞的是，国企特别是央企基本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全面改制上市，内部治理结构得到了明显改善，并给继续深化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上一轮改革效应正在逐渐消去，经济中一些体制机制性矛盾和问题突出地暴露出来，成为阻碍我国经济继续向纵身发展的羁绊，这些羁绊如果不尽快清除，我国经济将走向死胡同。这其中，国企包括央企发展中的一些弊端不容忽视。国企规模过大、战线过长、领域过多，正在侵蚀其他经济体的利益包括民营民资的生存空间；国企特别是央企垄断越来越严重，正在侵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正在使得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开始消失，社会整个经济效率大大降低，创新能力不足，经济活力不振；国企特别是垄断性国企利用其垄断地位，不断控制价格、垄断市场，正在与百姓与民企争利，上游侵占产业链条顶端利润，下游推高商品价格，酿造通货膨胀。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国企老总腐败的新闻，时不时地刺激着公众的神经，伤害着国企在公众中的形象。国企老总腐败案件涉案人数持续上升、涉案金额巨大、贪污受贿占主流、罪行复杂“窝案”多、垄断行业大案频出。国企特别是垄断国企经营成果由内部人控制，董事会和高管层人员的离谱高薪和内部大大超过社会收入平均水平的高收入，已经引发社会民众巨大对立情绪和严重不满。

改革，又成为社会呼声最高的名词，我国经济中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必须通过改革解决，其中，深化国企改革是正在酝酿的新一轮改革的重点。不妨先从理顺国企内部的各种复杂关系特别是不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对企业的内在要求改起，比如：国企是独立法人，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细胞，而国企却按照行政机构套用行政级别，国企老总却按照行政官员套用级别待遇。矛盾之处在于：国企老总薪酬待遇上按照市场化的企业标准要求与国际接轨，从而拿着天价年薪，而却按照行政级别戴官帽。这种“四不像”机制是中国的特色和专属。

这种做法的弊端是，把市场化的国企仍然按照行政机关对待，使得企政不分，企业不能真正按照市场规律要求去做。而且在国际竞争中容易被市场化程度较高经济体抓住具有主权背景企业的把柄。这种做法使得国企不能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容易背靠国家这棵大树而沾沾自喜，没有创新竞争发展动力。更加容易使得国企老总“进退维谷”，而不是一心扑在企业上，把企业搞好，而是为了把官做大而在搞企业。使得国企老总认为，想拿高薪了就去当企业老总，高薪捞的差不多了，就去当官。反正国企老总有行政级别待遇的后路和退路。

深化国企改革的第一步应该先从取消国企老总的行政级别待遇和国企行政级别开始。这样，使得国企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主体而不附带任何行政色彩，真正依靠市场竞争而站住脚，与其他市场主体平起平坐，这将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取消国企老总行政级别，彻底断了其行政官员级别待遇的后路，一方面才能使得国企老总一心扑在企业上、背水一战、心无旁骛地把企业搞好，另一方面其拿着高薪也能让民众心服口服一些，再一方面为国企老总彻底实行面向海内外的市场化化招聘奠定基础。

总之，取消国企老总行政级别和企业行政级别势在必行！

第二篇：取消国企官员行政级别势在必行

取消国企官员行政级别势在必行

即将在下月举行的三中全会，被国际国内都寄予厚望——希望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够如35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将改革开放推向一个更加广阔和崭新的阶段。无论是从最高层各种场合透露的讯息看，还是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的改革路线图分析，这次会议上推出的改革措施力度之大、范围之广，都将是空前的。在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有企业改革这块难啃的骨头必然是重头戏。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国企由上个世纪90年代的全面亏损，到目前不但扭转亏损局面，而且给国家税收、百姓就业以及各种社会公益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和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的支柱性力量。国企特别是央企基本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全面改制上市，内部治理结构得到了明显改善，并给继续深化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也必须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上一轮改革效应正在逐渐减弱，一些体制机制性矛盾和问题突出地暴露出来，成为阻碍我国经济继续向纵深发展的羁绊。这些羁绊如果不尽快清除，我国经济可能走向死胡同。这其中，国企包括央企发展中的一些弊端不容忽视。国企规模过大、战线过长、领域过多，正在侵蚀其他经济体的利益和活力；国企特别是央企垄断越来越严重，正在使得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消退，创新能力不足，经济活力不振；国企特别是垄断性国企利用其垄断地位，不断控制价格，上游侵占产业链条顶端利润，下游推高商品价格。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国企管理层的严重腐败问题刺激着公众的神经，伤害着国企在公众中的形象。另外，国企董事会和高管人员的离谱高薪和内部大大超过社会收入平均水平的高收入，容易引发社会民众巨大对立情绪和严重不满。

我国经济中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必须通过改革解决。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深化国企改革作为重点之一，抓住了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不妨先从理顺国企内部的各种复杂关系开始，比如：国企是独立法人，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细胞，而国企却按照行政机构套用行政级别，国企董事会成员和管理层高管却按照行政官员套用级别待遇。矛盾之处在于：国企老总薪酬待遇上按照市场化的企业标准要求与国际接轨，从而拿着天价年薪，而却按照行政级别戴官帽。这种“四不像”机制是中国的特色和专属。

这种做法的弊端是，把市场化的国企仍然按照行政机关对待，使得企政不分，企业不能真正按照市场规律要求运行。而且在国际竞争中容易被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经济体抓住具有主权背景企业的把柄。这种做法使得国企不能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容易背靠国家这棵大树而沾沾自喜，没有创新竞争发展动力。

同时更加容易使得国企高管“进退维谷”，而不是一心扑在企业上，把企业搞好。是为

了把官做大而在搞企业。使得国企高管们，想拿高薪了就去当企业老总，高薪捞得差不多了，就去当官。反正国企高管有行政级别待遇的后路和退路。

深化国企改革的第一步就应该先从废除国企高管的行政级别待遇和国企行政级别开始，使国企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主体而不附带任何行政色彩，真正依靠市场竞争而站住脚，与其他市场主体平起平坐，这将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取消国企高管行政级别，彻底断了其行政官员级别待遇的后路，一方面才能使得国企高管一心扑在企业上、背水一战、心无旁骛地把企业搞好，另一方面其拿着高薪也能让民众心服口服一些，再一方面为国企高管彻底实行面向海内外的市场化招聘奠定基础。

当然，从根本上深化国企改革还需要继续完善内部股权结构，按照市场化取向改革原则，国有股份逐步从国企退出，使得国企真正成为完全的市场细胞。余丰慧（河南 职员）更多信息查看：池州人事考试网池州国家公务员考试网

第三篇：痛批少数国企老总腐败 建议取消行政级别待遇制

痛批少数国企老总腐败 建议取消行政级别待遇制

近年来有关国企老总腐败的新闻，时不时地刺激着公众的神经，伤害着国企在公众中的形象。陈振东委员为今年两会准备的提案之一便是呼吁中央多管齐下从严治理国企老总腐败。他在提案中总结出了国企老总腐败案件涉案人数持续上升、涉案金额巨大、贪污受贿占主流、罪行复杂“窝案”多、垄断行业大案频出等五大特点。

如何才能预防国企老总腐败问题的再发生呢？陈振东委员对此提出六大建议，第一，呼吁国家全面建立国有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第二，建立国企负责人收入财产申报制度；第三，推行国企负责人公开招聘、竞争上岗、公示评议制度；第四，继续深化国企负责人党政分离，取消行政级别待遇制度；第五，加强国企老总反腐教育、法治教育，培育廉洁职业观；第六，依法严肃处理一批案情影响巨大的国企贪腐高管。

关注资源无序开采 呼吁狠踩剎车

“中国资源的无序开发，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陈振东委员深入调研发现，据中国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据，去年部、省、市、县四级国土资源违法线索处理中心，合共受理了线索8.8万件。从最终立案的情况来看，违法违规开采铁矿和稀土的情况相当突出。在这些违法违规开采以至盗采的案件中，又以稀土的情况最为危重，而引发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也最为严重。

陈振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与中国以“白菜价”出口资源态度大相径庭的是，发达国家们纷纷停止开采，将资源留予子孙后代使用。对资源进行合理开发，服务于经济建设原本是一件好事，但我国目前乱采滥挖、未综合利用的现象比比皆是。其后果只会造成资源利用率低，大量宝贵矿产资源被浪费和破坏，剥夺了子孙后代该有的东西，透支了他们的福利。

为此，他提出了六条建议：第一，继续严厉打击打击非法开采、违规生产、破坏生态、污染环境以及走私行为，大力规范市场秩序；第二，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合理开发配置矿产资源；第三，大力推进绿色开采和绿色加工；第四，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优化产业发展环境；第五，植入新产业，促进要素结构升级以及地区产业转型；第六，政府要积极引导行业政策以推动社会财富转移，化解贫富矛盾。

第四篇：取消国企行政级别 回归打工仔本位

取消国企行政级别 回归打工仔本位2009年06月02日 08:09南方报业网【大 中 小】 【打印】 已有评论90条日前，广州市召开深化国企改革发展工作专题会议，下发了《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动国企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及《关于进一步深化广州市国企领导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等4个配套文件。提出要深入推进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体制改革，取消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着力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完善董事会制度；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优化国有经济结构布局等八大改革措施。

在改革方向上，国有资产去行政化的方向早有定论。取消国有企业行政级别的指导性政策，更是在2001年就已经颁布。这一政策到今天才正式提上议事日程，足见阻挠改革的既得利益之顽固。但当前的突破也足以证明，纵使艰难曲折，改革仍在继续，且不可逆转。

国有企业管理者职业经理人化，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步。一直以来，国有企业管理者由党政系统进行任命，企业分行政级别都是国有企业缺乏市场主体性的集中体现。很简单，一个“厅级”企业，其管理者必须从“厅级干部”中产生，但市场竞争根本不产生厅级干部。这就意味着，国有资产的管理者未必是市场中的优胜者，而必定是“官场”中的优胜者。当然，“厅级”企业在市场中的话语权必定大于普通人创办的中小企业，市场规则也由此受到损害。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国企在总量上的成绩单虽然光鲜亮丽，但结构性问题却是无法掩盖的。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的企业人格被长期压抑，导致竞争性领域国企大面积破产，产生了下岗职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亦官亦商、官商不分的特殊身份，使得垄断行业的国企得以同时充任裁判员与运动员，通过向行政部门输送利益及向行业上下游设立门槛等方式，令市场规则被破坏，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可见，国有资产去行政化是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基本要求。

与国有企业管理者职业经理人化相比，国有资产证券化将把国企改革引向更深刻的产权结构层面。在广州“进一步推动国企改革与发展的意见”的八大改革措施中，第一条便是“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每年制定企业上市计划，推进企业上市”。这不仅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更有利于优化国有资产产权结构。从重庆的经验看，国有资产证券化，有利于将国有资产的监管者由原来的国资委，扩大到由证监会、交易所、行业协会、上市保荐机构、会师所、律师以及机构投资者、中小投资者和媒体的舆论监督组成的“多位一体”监管网络，从而形成对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倒逼机制”。此外，在目前股市低迷之际，逐步将国有企业上市，也有利于让大众得到资产溢价，分享改革开放的益处。

但值得重视的是，国有资产证券化仅仅是通过“再市场化”，为国有资产找到新的所有者，却回避了国有资产原始所有者缺位的问题，首先，国有资产本来归全民所有，国民通过购买股份的方式，购买国有资产，就出现了重复购买的问题。其次，当前财富的分配状况，本身存在分配机制扭曲的情况下的贫富悬殊状况，在此基础上，国民对国有资产的购买力差距极大，倘若以目前的购买力为基础重新分配国有资产，难免存在二次分配不公。但是，我们又不能将国有资产以“资产券”的方式直接平均分配。一则在权力结构扭曲的情况下，国有资产产权的平均分配难以完成，二则这样做容易导致经营管理的无序状态，将导致国有资产的赢利能力大幅度下降，令“资产券”迅速贬值，三则，这难以避免资产的管理者通过信息不对称，采取“内部人控制”的方式将国有资产私有化。

解决以上问题，最便捷的办法，就是把每一个国民的平等的国民权益，都确立为基金账户上的份额，通过将国有资产股份注入国民权益基金，建立两层的委托代理机制:即国民通过占有国民权益基金，平等占有国有资产，而国民权益基金则进驻国有资产的董事会，负责国有资产的管理。以这种方式或者类似的措施，寻找国民权益与国有资产之间的利益联系，实现国有资产与公共事业的利益输送机制，应当成为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下一页：

提倡民有本质，才能有国有企业彻底去行政化

提倡民有本质，才能有国有企业彻底去行政化

作者：阿西

据《广州日报》6月1日报道，广州市《关于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正式出台。《意见》提出要取消国企行政级别；并规定三年内净资产回报率达不到国内同行业平均水平的低效资产，要主动退出投资。这应该看做是国有企业结构性的改革，尤可视作是对近年来争论不休的“国退民进”的重新正视。

也许有人会说国有企业的改革纷繁复杂，在中国始终就没有停过步伐，对国有企业不再进行行政式的管理，就是“国退民进”的继续吗？对此，笔者认为应该肯定回答。这甚至要比国有企业简单退出某些领域，或者对私有企业放开某些市场管制更为重要。因为任何资产的定性，都离不开这一点：其所有者和经营者以何种方式进行管理，乃至在市场上被如何看待。

可以这么说，我国经济体制在区分了国家资产和国民财富的不同之后，何时能彻底实现二者平等对待，取决于国有企业彻底去行政化。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做得其实还很不够。

比如我们公开地称呼老百姓的企业，从来就不说民有企业，而只说民营企业。一个“有”字和一个“营”字的差别，其实是巨大的。即便不考虑各种政治观点和经济学理论，就论一般的汉语常识，都知道“有”才意味着是自己的；而“营”最多意味你管理，你经营。

改革开放之前，属于国家的企业，都叫国营企业。改革后，发现这不对。因为据说这造成了所有者缺失，以至于产权不能界定。于是乎“国有”的称呼便应运而生。叫“国有”了，这样在清晰界定产权之后，还可以保证依然由国家指定代理人经营，包含原来的称呼含义。而改革三十年来，关于老百姓经商，经历了从小到大，从草根到宪法承认的过程。可是国有、民营一样都是企业，都是市场的行为主体，却还有着“有”和“营”，两种不同的公开称呼。这与“所有合法企业主体都应该平等享受国民待遇”的理想还有差距。

可见如何建立民有的制度环境和现实语境，变“民营”为“民有”，就如同变“国营”为“国有”一样，能得到一致认同，而写进宪法是远远不够的。这或者将是个很漫长的过程，因为国有企业行政化，在全国范围还大规模存在。现在热谈国有和“民有”，也许还只是概念之争，但这个方向却不容置疑。

这需要我们进行深刻和具体的变革，是一场在本质上建立国有资产和国民财富同等地位的变革。什么时候不提“民营”了，而只说“民有”，就像不提“国营”，而只说“国有”一样，那么名正言顺地担心不同资产和财富的所有者缺失，也许才能说真正建立了这样的制度，这样的制度才深入人心，成为我们经济生活中一部分。

从这个角度说广州国企改革，管理者不再是官，只是万里长征走出第一步，只有最终提倡民有本质，才能有国有企业彻底去行政化。

第五篇：高校不应该取消行政级别

谢谢主席。尊敬的评委，对方辩友及现场观众，大家晚上好。我方认为高校不应该取消行政级别。首先让我们来明确所谓高校行政级别是指：在中国大陆，根据各高等学校的规模，办学水平，以及在科研教育上的作用而有相应的级别。在当前级别盛行的客观现实下，各高校设立行政级别对于高校而言无疑是利大于弊，而其存在的意义在于能够促进国家合理分配教育资源，方便高校与社会上其他单位进行合作，便于学校内部管理利于高校自身发展等诸多方面。

接下来我将从三个方面深入论述我方观点。首先，高校行政级别的存在是历史遗留问题，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费、人员、设施等并不充足所以为了重点建设部分高校，并且全面推动高校发展，行政级别则成为在特定时期下的最强有力的措施。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级别的存在的确暴露出自身的一些弊端，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国在生产力仍然急需发展的今天依然依靠行政级别对高校进行不同程度的建设，从而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以达到让更多的人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力。因此行政级别的存在是中国高等教育统筹发展，全面建设的保障。

其次，我们要从现实角度去思考，当前的社会是一个讲地位讲级别的社会，社会地位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个人、集体的发展。如果因为高校行政级别会带来某些不利的影响而将其取消，试问在当期的社会中高校凭借什么在社会上与其拥有行政级别的单位进行合作、交流？在“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的大众心里，搞笑又有多少分量？而且一旦取消行政级别，又将出现一种怎样的制度来替代？谁又敢保证新制度能彻底解决现实问题？

再次，高校内部的行政级别是对高校日常事务进行管理的有效手段。高校是以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学术交流等为目的的场所，高校应以学术为主导，行政起到服务于学术的辅助作用。面对高校“行政化”现象，绝大部分人将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干涉归罪于行政级别，认为是行政级别致使行政权力滥用。其实不然，高校内部行政级别的存在是为了方便对学校日常事务的管理，而非干扰学术，这一现象的成因是由于人对于名利的追求已然超过对于知识的尊重，是由于人主观思想意识及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引起的，行政级别只是起到导火索的作用，而盲目的取消行政级别非但不能解决本质问题，还会影响当前高校内部的管理与正常教学。

我们今天在此讨论是否应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只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讨论引起大家对于如何保障高校学术自由，更好的发挥其职能以及发展方向的思考，行政级别仅是这些问题的表象，而建设一流的大学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绝不是取消行政级别这样简单。

综上所述，我方坚持认为高校不应该取消行政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