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农口各部门应有执法权力
农口各部门应有执法权力
一、经管站
1、财务的监督指导和审计权
2、财务人员的业务培训、发证权
3、资产、资源、资金,简称“三资”审批权
4、合作社监督审批权
二、农技
1、渔业养殖证审批
2、蔬菜自产证审批
三、农机
农机监理执法(办证、审证)
四、水利
水政执法(河道管理、水资源管理)
五、畜牧
1、行政审批执法权
2、兽药、饲料经营管理审批
3、防疫、屠宰产地检疫
六、林业
森林法的行政执法权
第二篇:农业执法大队行政执法权力运行管理制度
农业执法大队行政执法权力运行管理制度
一、责任单位
浏阳市农业执法大队
二、责任人
浏阳市农业执法大队实行岗位分工责任制,大队长负责全面工作,大队其他工作人员按照分工分别承担各自工作任务,并对所承担的工作负责。
三、行政执法权力行使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
(五)《农药管理条例》
(六)《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七)《肥料登记管理办法》
(八)《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九)《湖南省耕地质量管理条例》
(十)《无公害农产品标志管理办法》
(十一)《绿色食品标志管理办法》
(十二)《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
四、农业违法案件查处相关程序和制度
(一)农业行政执法程序(附件1)
(二)重大农业行政处罚决定备案审查制度(附件2)
(三)农业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制度(附件3)
五、责任追究
按《浏阳市农业局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见附件4)的规定执行。附件1:农业行政执法程序
2:重大农业行政处罚决定备案审查制度
3:农业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制度
4:浏阳市农业局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附件1:
农业行政执法程序
一、简易程序
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农业行政处罚决定。
二、一般程序
实施农业行政处罚,除适用简易程序的外,应当适用一般程序。
附件2:
重大农业行政处罚决定备案审查制度
第一条 为规范农业行政处罚,保障和监督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有效实施行政管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农业系统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重大行政处罚决定是指农业部门作出的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较大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
前款所指的较大数额罚款,是指对非经营活动中公民违法行为处以500元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处以1000元以上,对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20000元以上的罚款。
第三条 在作出重大行政处罚决定之日的次日起十五日内,报浏阳市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条 向浏阳市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时,应提交备案报告,主要证据材料复印件、处罚决定书复印件。备案报告应包括主送机关、备案内容的简要说明、备案年月日等内容。
第五条 浏阳市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查过程中,需要调阅有关行政处罚的案卷和材料应予配合。
第六条 对浏阳市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查中发现的问题应按有关规定改正。
第七条 对浏阳市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理意见有异议的,可以向该级政府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报告。
第八条 本制度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附件3:
农业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制度
第一条 为规范农业行政执法,保证依法履行职责,防止和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的监督检查是指农业行政执法领导小组对执法人员的执法活动实施监督检查。
第三条 局行政监察室会同法制科具体负责实施执法监督检查工作。
第四条 执法监督检查主要采取不定期方式,根据工作需要随时进行,但每年不少于两次。
第五条 执法监督检查分为现场行政执法检查和归档案卷检查两种。
第六条 执法监督检查包括以下内容:
(一)执法主体是否合法;
(二)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
(三)适用的依据是否正确;
(四)执法程序是否合法;
(五)执法文书填写制作是否规范;
(六)执法人员是否风纪严整,文明执法;
(七)是否履行了法定职责。
第七条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分别作出如下处理:
(一)对执法活动中存在违法行为的,监督执法人员立即予以纠正。
(二)对执法人员不履行或者不严格履行法定职责的责令其履行。
(三)对由于执法人员违法或者不当的执法行为给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责令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四)对应当给予过错责任追究的人员,提出责任追究意见。
第八条 农业行政执法人员拒不接受执法监督检查或执法监督决定的,对有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九条 本制度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附件4:
浏阳市农业局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第一条 为加强对农业行政执法监督和执法过错追究工作,维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和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行政执法过错,是指农业执法机构及其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因故意或过失作出的违法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并对行政管理相对人造成损害,而应承担的行政、法律责任。
第三条 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是指对承办错案的单位或有关责任人员追究其行政、经济责任的制度。
第四条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应当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究、过责相当、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过错的认定
(一)经过行政诉讼,被人民法院判决认定为错案的。
(二)经过行政复议,复议机关作出决定认为是错案的。
(三)上级政府和上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通过备案审查,调阅执法案卷,受理当事人申诉等
途径认定为错案的。
(四)《浏阳市行政执法违法责任追究办法》规定需追究责任的违法行为。
第六条 过错责任的承担
(一)由于案件承办人违法行政或滥用职权或徇私舞弊或敷衍失职,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或者使违法者逃避法律制裁的过错责任由承办人承担,单位主管领导负连带责任。
(二)由于案件承办人的领导索贿受贿、徇私舞弊,利用职权指使案件承办人枉法裁定,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或者使违法者逃避法律制裁的,过错责任由相关领导负责,案件承办人负连带责任。
(三)行政执法案件调查事实不清,导致行政处罚错误的,由案件承办人员承担责任。
(四)案件承办人办案正确,而主管领导予以否决的案件,由单位或行政首长承担错案责任。
第七条 过错责任的追究方式
(一)情节较轻的,可由主管部门对错案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情节较重的,主管部门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取消执法资格和相应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送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三)给行政管理相对人造成损害的,主管单位赔偿损失后,责令有关责任人员承担全部或部分赔偿费用。
第八条行政执法机构及其行政执法人员在实施行政执法检查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不按法定职责和权限实施执法检查的;
(二)超越或者滥用法定权限实施执法检查的;
(三)放弃、推诿、拖延、拒绝履行执法检查职责的;
(四)无具体理由、事项、内容、对象实施执法检查的;
(五)未取得行政执法资格或者不出示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实施执法检查的;
(六)不依法履行市场监督职责,造成市场秩序严重混乱或者出现重大责任事故的;
(七)与违法经营者相互勾结,在执法检查前通风报信或泄露工作秘密的;
(八)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隐瞒、包庇、袒护、纵容的;
(九)为违法经营者说情,使其减轻或者免予行政处罚,或者阻挠对违法者查处的;
(十)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收取执法检查费用,损害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
(十一)发现上述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和纠正的;
(十二)其他违反行政执法检查规定的行为。第九条 行政执法机构及其行政执法人员在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一)未取得政执法主体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二)未取得行政执法资格和行政执法证件实施行政处罚的;
(三)无法律、法规或者规章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四)违法委托实施行政处罚的;
(五)实施行政处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六)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七)擅自改变处罚种类或者改变处罚幅度的;
(八)下达或者变相下达罚没指标的;
(九)实施罚款处罚不使用法定票据的;
(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十一)扣押或没收财物不出具通知书或者决定书及清单的;
(十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将收缴罚款据为已有的;
(十三)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而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十四)对应当予以制止或者进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或不予处罚的;
(十五)不依法组织听证,或者违法收取听证费用的;(十六)未依法告知被处罚人法定救济权利和途径的;(十
七)其他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第十条 行政执法机构及其行政执法人员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一)无法定依据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
(二)违反法定程序或者超过法定时限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违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四)使用、丢失或者损毁扣押、封存的财物的;
(五)其他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行为。第十一条 行政执法机构及其行政执法人员在履行行政复议职责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一)对符合条件的行政复议申请,无正当理由拒绝受理或者不予答复的;
(二)不按照规定转送行政复议申请的;
(三)在法定期限内不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
(四)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或者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第十二条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
(一)不依法受理对行政违法行为的投诉、举报,或者受理后不及时查处的;
(二)行政执法机关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和制定的行政措施有违法情形,被主管机关依法撤销的;
(三)不履行或无正当理由拖延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
(四)在行政复议中不依法提出书面答复或不提交、不如实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
(五)阻挠、变相阻挠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对复议申请人进行报复陷害的;
(六)不落实行政复议建议书的;
(七)未按规定报送规范性文件和重大行政处罚决定、重大行政许可决定备案的;
(八)其他依法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的行为。
第十三条 本制度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第三篇:浅析公安执法权力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浅析公安执法权力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公安执法权力,是国家法律法规赋予公安机关依法履行的职责、行使的职权,是公安机关履行其职责、完成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所必须的措施和手段,是公安机关性质和职权的重要体现。公安机关的权力直接关系到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关系到党和各级政府的形象和声誉,关系到公安工作的发展和公安队伍的建设。近几年,各级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对执法权力运行加以规范,民警业务素质,执法水平虽有了较大幅度提高,但少数单位和民警在执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突出问题。
一、当前公安执法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法定职责。一是少数公安机关和民警对群众报警不出警或不及时出警处置,不依法及时受理群众报案,行政案件该受理不受理,刑事案件该立案不立案,不破不立、破了也不立的情况大量存在。如在2009年,公安部派驻督察组对我局如实立案情况开展专项检查时发现,不少基层派出所对多数轻微刑事案件只受理未及时立案,更未开展侦查;二是对公民要求保护人身、财产权利的求助,不理不睬,拒绝履行。如在办理伤害案件中,办案程序明确规定在没有确定伤势的情况下,先以行政案件受案调查。但少数办案人员却不调查取证,更多的是等待,等待鉴定,等待和解。一旦案件无法调解,要进入诉讼程序,再去现场勘查和调查取证的话,往往已经太迟了,有的证据已经灭失无法弥补。三是对公民申领许可证、执照,该办不办、故意刁难或无故拖延等,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如我们曾经处理过这样一起投诉件,一群众需要办理户口迁移业务,迁入地派出所坚持要群众出示原户籍地派出所开据的户籍证明材料,原户籍地派出所则户籍联网不需要户籍证明、户籍证明业务已取消等多种理由拒绝出据证明,导致群众三番两次往返于两地公安机关,却一直无法办理业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期网上热炒的陕西“房姐”事件,一人轻易办理了四个户口。
(二)滥用侦查手段。一是非法逼供、诱供。对犯罪嫌疑人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以逼取口供,讯问时故意威胁、恐吓犯罪嫌疑人,或许诺犯罪嫌疑人供述后减免其刑罚或无罪释放,以此来达到获取口供的目的。从轰动一时的杜培武案到影响巨大的佘祥林案,都充分暴露出这些问题。二是随意启动搜查、勘验或技侦等程序。不经严格审批手续,对不必要的人和事情进行搜查、监控,甚至动用技侦手段调查举报人、控告人等。如王立军、李亚力等原高级警务人员都因涉嫌滥用技侦手段而被查处。三是鉴定结论有失公平。少数鉴定工作岗们的公安民警,违背科学、客观、公正原则(虽然不完全是由于个人原因),随意出具鉴定结论,导致无法被当事人认可,只得启动重新鉴定、复核鉴定、补充鉴定等新的鉴定程序,甚至引发投诉、上访。在近几年督察部门受理的涉及伤害案件投诉,当事人对鉴定结论不服,要求重新鉴定占有很大比例,类似问题还出现在交警部门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上,经常引发争议。
(三)滥用强制措施。一是随意传唤他人。在实际操作中,少数执法人员未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不经上级审批随意传唤,或者出现传唤不在指定地点、超出传唤时限等问题,有的甚至因为一已私利,故意启动传唤程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二是随意适用刑拘延长期限。对刑拘延长30日的对象超出刑诉法第69条规定的三种对象范围,犯罪嫌疑人刑拘后,不管有无必要,办案单位基本上都延长至30日。有的甚至不属于延长刑拘30日范围的,也因各种原因随意延长期限;三是随意采取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对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寻衅滋事、雇凶商人、雇人讨债等案件,一些执法单位往往抵不住“说情网”的干扰或受钱财物的诱惑,对上述案件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少数办案人员对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办理之后,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去继续侦查,致使一些案件流失,影响了整体打击效能,也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三是随意扣押、处置涉案财物。有的不办理呈批手续,未经负责人同意或批准就进行扣押、辨认,事后在补办手续;有的不该扣押的也扣押,随意使用扣押的物品,对交通事故肇事车辆连同车上货物一同暂扣,久拖不予发还等。
(四)滥用处罚权力。一是量裁处理不规荡。在办理行政(治安)等案件时,量罚过程中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在同一地区、同类案件中,难以找出一个量裁的基准,导致处罚结果与违法的情节、后果严重不相符,同类案件违法情节差不多,罚款数额相差悬殊,甚至出现因当事人态度不好,就提高罚款额的情况;二是选择性执法。执法看对象,对领导、集体和对民众个人,缺乏一视同仁的态度,不仅纵容了一些人继续违法,也使普通受处罚人心理失衡,对法律失去尊重。如在交警路面执法中,经常表现为对本地车辆管理松,对外地车辆查纠严;对小型客车管理松,对大型货车查纠严;对熟人关系车辆管理松,对一般违法车辆查纠严;对党政机关、政法部门等“特权车”管理松,对普通群众车辆查纠严。三是随意处罚。办理赌博、卖淫嫖娼、吸毒、交通违法等案件中,对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或劳教处罚的,降格作罚款处理,以罚代刑、以罚代教或者想方设法寻找理由罚款等。个别案件收取预交款后,不调查取证,不上报审批,搁置一段时间,案件“自动消失”等;如近期网曝的河南获嘉交警乱罚款事件,据报道称“见车必查,查车必罚,罚款不开票”,执勤交警更出语惊人:“到这儿,一毛不拔能让你走?”
(四)违反执法程序。一是执法主体不合法。协警、辅警参与办案、制作笔录,有的单独上路检查扣证罚款;民警单人调查取证、检查和进行询(讯)问。二是违反地域管辖、警种管辖规定执法办案。如涉及本地企业被骗的经济犯罪案件,不管有无管辖权,都立案侦查;派出所跨管辖区域查赌、查嫖;刑侦部门办理治安(行政)处罚案件;派出所上路查处交通违章行为等。三是违反法定程序办案。先侦查(调查)后立案;先处罚后裁决;先告知后取证;当场处罚未出示证件,未告知处罚事实、理由、依据及诉权,未制作当场处罚决定书;没收财物、50元以上罚款和重大交通事故适用简易程序处理;交通事故处罚案件中,事故责任认定与处罚告知和听证权利告知书同时送达,处罚决定书不送达或送达不及时,有的甚至在制作笔录时就交当事人在送达回证上签字等。
二、产生突出问题的原因分析
造成上述存在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当前社会诸多消极因素在民警执法中综合作用的一种结果,既有主观思想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体制方面的原因。
(一)从民警自身执法素质上分析。一是有的民警缺乏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对“为谁执法、靠谁执法”理解不清,执法为民尚未根植于心中,缺乏应有的社会政治责任感,淡忘了人民警察的宗旨,凌驾于群众之上的特权思想比较严重,对待群众敷衍了事,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漠视法规纪律;二是受传统旧观念和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办事、办案中说情风盛行,不但在办理赌博、卖淫嫖娼、打架斗殴、交通违章、事故处理等行政处罚案件中有大量的说情,而且在办理刑事案件中也有不少说情。有的民警意识因此品质滑坡,标准倾斜,经受不起金钱、美色和欲望的考验,贪图享乐和刺激,背弃了从警的誓言;三是一些公安民警自身业务素质不行,主动学习不多、接受培训不够,该掌握的法律知识未掌握,该具备的执法意识不具备,凭习惯办事、凭情绪办案等情况时有发生,不会办案、不会取证,不会做群众工作,较低的执法能力与较高的执法要求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
(二)从执法权力运行体制上分析。一是公安机关职权过多。在我国政法体制中,公安机关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部门,既是负责社会治安管理的行政机关,又是承担刑事犯罪侦查的刑事执法机关,立法赋予公安行业的权力很多,同时公安机关肩负的社会责任、工作任务也相应过大。公安民警往往都扮演着“多面手”的角色,除了侦破各类刑事案件,治安案件,调节各类纠纷,还要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应对公众的诉求,超负荷的工作强度和无规律的生活节奏,使得广大民警体力严重透支,很难能够高质高效地同时完成各种工作任务,选择执法、不作为等问题也随之发生。二是执法自主权力过大。在行政执法方面,法律对原则性、框架性的规定较多,对操作细则和具体实施过程约束较少,特别是在处罚裁量方面较为宽松,极易导致“权力寻租”、“权力私有化”的发生;刑事司法方面,法律确立了公安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审理判决,三机关共同完成惩治犯罪的任务的司法体制。但实际操作中,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的权力很难受到有效的制约。案件从立案到搜查、拘传、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都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和执行,加之实践中的神秘主义,侦查活动的合法性与公正性惟有靠公安民警的个人品质、道德良知来保证,这显然是脆弱的。
(三)执法程序不够规范。随着立法和执法制度建设力度不断加大,执法工作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但随着执法环境和执法要求的变化,一些执法管理制度、执法监督制度已明显滞后,难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造成执法流程不严密,执法程序规定还过于原则,缺乏操作性。如公安机关常用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强制性教育措施”、《禁毒法》中的社区戒毒机制,至今仍无具体实施规定配套,给民警执法实践带来了困惑和难度。其他法律法规,也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在履行司法鉴定职能中,公安机关即是侦查机关,又是鉴定机构,容易造成当事人误解和质疑。
(四)从执法监督机制方面分析。一是内部审核把关不严。有时为了追求破案率、打击处理数等业务指标的完成,常常忽视了对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有效监督,容易出现程序违法、滥用强制措施、降格处理、伤害群众感情、漠视群众疾苦等问题。另一方面,目前层层审批、层层把关的执法审核制度往往因工作量大而流于形式,具有审核审批权限的领导,也往往出于对具体执法办案民警的信任,或是自身法律知识的欠缺,难以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改正,而是“听听汇报、看看材料”就签字了事。甚至在本应集体研究才能作出的决定行为,却主要听取办案民警的介绍和建议,草率做出决定。二是内部监督机制落实不到位。公安机关出台的执法监督制度如《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工作规定》、《公安机关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公安机关追究领导责任暂行规定》等在很大程度上落实也不到位。监督工作往往流于形式,浮于表面。督察、纪委等部门的主动地开展监督工作少,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少,多限于事后监督,如核查群众的检举、控告及查处违法违纪行为等。法制部门一般每年搞一次执法质量考评或执法大检查,而这种“雷阵雨式”的执法检查,由于时间上的集中性和操作上的简单性,往往造成各基层单位简单应付,浮于表面,不能从根本上发挥监督的作用。三是外部监督乏力。在日常执法活动方面,特别是公安执法办案过程,媒体、社会、公众监督力量对公安工作很难细致了解,监督普遍要靠公安机关主动邀请或者当事人投诉举报,外部监督力度难以发挥作用。在刑事司法方面,检察机关可以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司法监督,但因检察机关本身也是自侦案件的侦查机关和公诉案件的起诉机关,与案件的追诉结果存在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在很多情况下与公安机关有着共同的职业利益与动机。因而,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很难实施有效的法律监督。同时,律师与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事实上的不平等地位,使律师亦不可能对侦查活动实施有效的监督。
(一)注重在转变观念、端正执法思想上下功夫。一是公安执法者应该摒弃只注重结果的观念,树立注重过程中讲究和谐的观念。我们不能仅仅为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结果,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影响社会和谐,产生如刑讯逼供、急于破案、片面追求政绩等错误执法观念。而这些观念,正是刑讯逼供、超期羁押、滥用强制措施等侵犯人权、破坏社会和谐行为的始作俑者,其后果就是将自身利益与民众的人权对立起来,背离了民众,影响了社会和谐。因此,公安执法者应切实摒弃片面追求政绩的观念,牢固树立注重过程和谐的观念。二是公安执法者应该抵制住各种诱惑,如金钱、权利、人情等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私利的催化,社会上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思想逐渐渗透到了公安机关的内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如少数民警在利益的驱动下越权执法,搞执法创收,有的还给犯罪分子通风报信,严重影响着司法公正。因此,公安执法者应摒弃“重利轻法”的观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二是公安执法者要尊重和保障人权。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人权保护意识,努力提高执法水平,公平公正、及时高效处理有关案件和事件,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要尊重和保护行政管理相对人、违法行为人、犯罪嫌疑人一级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和其它合法权利。切实树立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人权、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的思想。
(二)注重在规范制度、约束权力运行上下功夫。一是运用科技手段控制权力行使,如在一线执法中全面配备执法记录仪,如实记录执法过程;对办证、行政审批等业务,全部升级优化各类业务管理系统,所有业务办理由系统把关,不符合办理条件,系统自动不予受理;二是加强执法过程审核。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对公安机关使用侦查措施权力加强审核报备,对重大事项决定、重大疑难案件办理,要坚决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体作出决定,避免权力过于集中,形成“一言堂”;在原五类强制措施督察报备的基础上,对询讯问、取保候审、案件性质变更、启动技术侦查手段等敏感措施要向督察报备;对案件侦查过程的全程录音录像资料,要随案件一并交由法制部门审核,非涉密案件录音录像资料要向督察报备;履行公安司法鉴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等业务职能时,在暂时不能实现第三方鉴定的现状下,严格执行两名有资质民警勘验、鉴定制度,勘验、鉴定过程全程录音录像,在出具鉴定结论或责任认定书时,要由专门委员会集中审议后才能出具,在审议时勘验、鉴定过程的音视频录像资料也进行审阅,避免受到现场勘验人员的主观影响。三是固化执法权力运行流程。从完善制度入手,按照“一项权力就建立一项制度”的要求,将权力在制度的制约下规范运行;对不同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法规间有冲突,不协调的条款进行修改,进一步明晰职责权限;规范自由裁量权,确定适用自由裁量权细化标准的各类违法行为,发放民警参照执行;对哪些属于重大事项、重大疑难案件进行明确划分,确保集体审议制度高效运转。
(三)注重在公开权力、按受监督上下功夫
一是从公开权力入手。对权力实行最大限度的公开,除涉及国家秘密的以外,一律向社会公开。做到公开内容经常化。把权力相关制度的公开作为一项日常性工作长期坚持,把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交通违法处理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办理规定,通过新闻媒体长期公示。做到公开过程动态化。建立权力运行公开发布制度,因法律法规变化或上级政策决定调整,导致业务办理条件、流程发生变化的,及时跟进调整公开内容。依托政府门户网站交警子网站,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将规范权力运行的各项制度全部公开;在各窗口单位,通过电子显示屏或宣传橱窗,公开相关业务办理的流程、依据、时限及收费标准;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管理信息,公开管理规定。二是从接受外部监督入手。将权力运行的全过程置于广大社会各界的监督之下,借助外部力量,加强权力的监控。聘请执法监督员,建立覆盖全辖区的形象监督员队伍,负责对民警执勤执法、违法处理、窗口服务等进行全面监督,定期召开警风警纪监督员座谈会,邀请当地人大、市政协、新闻媒体视察交管工作,听取对公安执法工作的评议。同时,主动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通过多种途径广泛公布举报监督电话,在互联网建立了监督信箱,推出了短信投诉机制,群众可发送短信进行投诉,24小时内受理投诉,五日内调查回复;在岁末年初开展“大走访”活动,组织民警深入走访群众,举行警营开放日活动,邀请部分群众参观执法装备,观摩执法过程,听取群众对公安执法的意见和建议。三是从强化内部监督入手。首先要对公安监督职能作进一步细化,特别要把公安内部人事和公安执法这两个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纳入监督的重点,全面落实派出督察机制,县级公安机关督察部门由上一级公安机关直接派驻;对现有公安内部纪委、监察、督察、法制、审计、信访等多个监督部门进行适当合理的调整,合并有关机构和职能,理顺内部监督体制。县级公安机关纪委书记可由政委兼任,具体负责队伍管理和执法监督工作;提升公安监督主体的地位,其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配备职级都必须与公安执法权力相均衡、相等同,以便于对执法权力的监督,并赋予监督主体独立的调查权、纠错权、处理权,确立公安监督的权威;要把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放在首要位置,让公安监督的触角延伸到执法活动的每一个环节,用严格的监督使每一个执法者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要不断加大力度,把监督重点放在最容易引发问题的时段,强化日常的监督效果;改变偏重监督执法权力运作后果的做法,把重点放在强化事中监督上,对公安执法权力运行实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逐步改变以事为主的监督方法,把对人的监督放在重要位置,该追究的,一个也不能放过(包括负有领导责任的领导),以取得惩一儆百的监督效果。
第四篇:关于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执法权力运行内控机制建设情况调研报告
关于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执法权力运行内控机制建设情况调研报告
监督执纪执法权力运行内控机制,是指纪检监察机关为防范和化解在行使监督执纪问责、监督调查处置权力中的不作为、乱作为风险,保障监督执纪执法权力依规依纪依法运行,建立的界定权力边界、明晰岗位职责、规范权力运行、强化内部监督制约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
纪检监察权是公权力重要组成部分,是治权之权。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专责机关,担负着管党治党的重要政治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监督者更要接受监督。纪检监察机关要明确权力边界、严格内控机制,针对自身权力运行机制和管理监督体系的薄弱环节,扎紧织密制度笼子,坚决防止”灯下黑”。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制度建设为主线,逐步完善执行机制,在权力的合理配置、规范运行、有效监督上取得明显成效。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执法权力运行内控机制的”四梁八柱”已经搭建,权力运行机制和管理监督体系不断完善,自我监督总体是严的、工作是实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但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极少数纪检监察干部”灯下黑”的问题是现实的、复杂的,”围猎”与反”围猎”的斗争是长期的、严峻的,自我监督管理、内控机制建设永远在路上,丝毫不能懈怠。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指明了前进方向。纪
检监察机关是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专责机关,要深刻认识”明确权力边界、严格内控机制”是实现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化推进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成效的前提条件。建立健全内控机制,要始终坚持党对纪检监察工作的领导,紧扣高质量发展的主题主线,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统一、赋权与控权并重、控权与效率兼顾、系统集成与及时管用融合的原则,围绕管住人、管住事、管住权,针对发现的问题和风险,坚定稳妥、突出重点、分类施策、稳步推进。
1.完善内控机制,解决制度”够用”问题士
在行使监督权方面。要进一步明确权力边界、履责标准,压缩自由裁量空间,规范监督权力行使。规范线索管理监督等工作,形成管理闭环。进一步明确派驻机构履行职责的内容、标准、程序和要求,规范派驻机构权力,特别是监督权的行使。指导推进基层监督信息化建设,切实提升基层监督实效。研究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日常监督工作指南,指导全系统做细做实日常监督工作,找准找实监督的切入点、关键点,切实增强监督的自觉性、精准性。切实加强政治生态研判,完善党风廉政意见回复工作的制度机制,提高回复意见的精准性和及时性。从制度机制层面统筹考虑推动解决派驻机构、基层纪委监委内部监督力量不足的问题。
在行使审查调查权方面。要进一步健全完善有关制度,督促制度执行,强化责任追究,确保审查调查权力不被滥用。制定全系统适用的审查调查措施使用、涉案财物管理等相关规定,作为监察法实施条
例的配套制度,做到各类措施依法使用、从严慎用。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规范对行贿人的处理,建立行贿人”黑名单”制度,综合运用纪律、法律、行政、经济等多种手段惩戒教育行贿人。规范纪律检查建议书和监察建议书的运用,以问题推动查补漏洞、以案件促进整改整治,提升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的质量和水平。制定适用全系统的违纪违法犯罪案件证据标准,出台规范性指导意见。
在行使处置处分权方面。运用”四种形态”要发挥组织作用、组织优势,坚持民主集中制,集体研究、集体决策,严格组织程序,听取党委(党组)和有关方面意见。深入调研”四种形态”适用情形,总结研究”四种形态”运用典型案例,加强系统指导,努力做到每一种形态的适用都精准、规范。做好案件审理审核把关,加强与组织部门和执法司法机关的衔接配合,切实强化对运用”四种形态”的监督制约。建立健全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申诉复查制度。制定处分执行相关配套制度,确保处置处分权得到精准有效行使。
在权力监督管理方面。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管理监督的制度体系,加强政策法规解读,开展全员专题培训,加深理解和掌握,促进规范行权、依法行权,推动强化监督职责,案管部门全面履行线索管理、组织协调、监督检查、督促办理、统计分析职能。强化责任体系,加强日常监督管理,规范对借调人员的管理。探索创新监督方式和手段,建立对监督执纪执法权力运行程序和案件质量进行抽查、检查的长效制度,看住事管住人。梳理不同岗位、不同层级存在的风险,探索制
定约束纪检监察干部行为的”权力清单”,完善滥用监督执纪执法权力责任追究制度,使执纪执法权有界受控。
2.注重系统集成,解决制度”好用”问题士
推动制度系统集成。要定期组织法规清理,针对现行监督执纪执法权力运行和监督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分层分类予以优化整合。整合分散的制度,对各部门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领域制定的同类制度规定进行整合集成,将不同措施使用规定整合形成与规则、规定、监察法实施条例相配套的措施管理规定。升级普遍适用的制度,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制定的有关内部制度,地方亟需且条件成熟的,升级为全系统适用的规范性文件,解决制度规范上下一致的问题。加强制度建设统筹,在制度建设中通盘考虑、统一规划,增强制度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提升制度水平,逐步构成由框架性制度、配套制度、操作办法等组成的更加科学高效的制度体系。
建立健全制度执行机制。要建立切实可行、系统联动、能动有效的制度执行机制,保障现行制度落实落地。建立事前明责机制,进一步细化监督检查和审查调查制度执行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建立事中联动机制,在执纪执法业务中,发挥监督检查部门和审查调查部门”前后台”相互制约作用,督促规范行权;在监督执纪执法权力内控中,监督检查、审查调查等负主体责任的部门和案管、审理、干部监督、组织人事、机关党委等负监督责任的部门要加强联动,监督保障制度落地执行。建立健全事后倒查和责任追究机制,在结案时要求审查调
查人员填写相关事项承诺书,发现确有打听干预过问行为的进行倒查,对不如实填写的严肃追究责任。
3.强化监督管理,解决制度”管用”问题士
提升监督质效,形成监督合力。一是监督检查和审查调查部门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加强日常监管,严格按照规定权限、规则、程序,行使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处置处分权力。建立分管领导和部门负责人”一岗双责”、工作人员直接负责的内控管理责任体系,坚持组织授权、坚守组织原则,严格规范监督执纪执法工作、专项工作流程。部门负责人要加强对干部的管理监督,坚持严肃、认真、具体、经常,发现问题及时提醒、批评,对问题线索处置意见、审查调查对象和涉案人员涉案财物处理意见、采取措施的关联性和必要性等,进行认真审核、严格把关,对于在审核把关中没有发挥作用以致出现问题的,严肃追责问责。二是监督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提升监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明确案管部门对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全过程监督管理的具体权限和必要工作手段,由事后监督为主,逐步拓展到事前预防性监督、事中同步监督,由结果监督变成过程监督。审理部门加强审核把关和监督制约,进一步健全案件审理质量评查机制,把立案依据查实情况、申诉复查情况等纳入案件质量评查体系,案件承办部门要支持配合案件审理工作,自觉接受监督,认真听取意见,履行好保障和提高案件质量的共同职责。组织人事部门、干部监督部门、机关党委加强日常监督,提高监督的主动性和精准性,对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三是加强对本级派驻机构和下级机关的监督。上级纪委监委领
导和干部监督部门要加强对下级一把手和班子成员的监督,推动”关键少数”严格执行内控制度。各监督检查部门要加强对本级派驻机构和下级纪委监委内控机制建设的指导和督促,对重要问题线索处置、重要案件办理、”四种形态”精准运用等加强监督。本级派驻机构和下级纪委监委严格按照报告事项清单和文书模板报告监督执纪执法重要事项,自觉接受监督。四是各监督主体之间加强协作配合,形成监督合力。探索在案管、审理、干部监督、组织人事、机关党委等部门之间建立监督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和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定期通报、信息共享、联动监督,提高监督实效。案管部门发现违规违纪违法审查调查的,将相关情况通报审理部门就证据合法性进行审查,通报组织部门作为干部考核评价内容,性质严重的移交干部监督部门和机关党委处理。
探索创新监督方式,让监督真正发挥作用。一是用好信息化监督手段。要把监督嵌入业务信息系统,实现对监督执纪执法业务实时监督。对检举举报平台、案件监督管理系统等信息平台,加强升级维护;推广信息化办案系统,在办案全流程的关键节点设置风险提示和工作指引,预防和警示轻微违规行为;强化大数据使用监管,严格管控大数据使用权限。二是开展各类专项监督检查。针对问题和风险突出的环节和事项,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指出,督促整改,针对共性问题研究健全制度规范。对案件质量进行评查,着重对查否的案件进行专项检查。三是以外部监督倒逼自我约束和监督。自觉接受司法机关的监督,对退查、退补案件认真查找不足,及时整改;探索接受人大监督、舆论监督的有效方式,对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认真落实,对社会舆论主动回应;支持特约监察员监督工作,定期听取意见建议;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推动监督执纪执法公开透明,对可以公开的重要制度和工作,积极以公开促规范。
严肃责任追究,形成震慑效应。一是抓早抓小,防止”小毛病”变成”大问题”。承办部门要加强对工作人员执纪执法的检查,发现有不规范或违规违纪风险的,及时提醒、批评教育;发现违规行为,特别是作风不实、政绩观偏差、不依规依纪依法的,立刻纠正,及时报告分管领导,并向组织部门、干部监督部门、机关党委通报情况。案管部门要紧盯”小问题”,强化过程监督。二是坚持刀刃向内,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加大对以线索谋私、以案谋私、违纪违法审查调查、侵害相关人员合法权益、跑风漏气、说情干预等违纪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坚决清除害群之马,防止”灯下黑”。三是开展”一案双查”,从严从实强化自我监督。紧盯落实内控机制建设主体责任,对反复出现问题或连续发生违规违纪违法案件的,开展”一案双查”;对该发现没发现、该报告没报告、该追究没追究等问题,严肃追责问责。
4.坚持严管厚爱,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军士
更加突出党建引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贯彻实施监察官法为契机,着力加强政治机关建设,教育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切实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守对党忠诚老实的政
治品质,真正做到”两个维护”。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党员党性分析、党员民主评议等制度,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从政治高度正确认识监督执纪执法权力的内涵外延,准确把握权力边界,行使权力慎之又慎、实事求是、精准恰当,自觉接受监督约束。在提升组织力上下功夫,有针对性地加强对机关单位和直属单位、综合部门和业务部门、基层党组织和临时党支部的分类指导,推动建立完善党建业务双计划、同推进的制度机制,促进党建工作融入业务工作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以党建工作促忠诚履职、规范行权。把”一岗双责”落到实处,完善党建工作考核评价机制,压实各级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推动树牢纪检监察机关领导干部抓内控机制建设的理念,重点纠治政绩观偏差、发布不当言论、与联系地区部门干部私下交往等方面的问题,营造敬畏纪法、尊崇纪法的良好氛围。
加大教育培训力度,提高政治能力和纪法水平。要坚守政治培训定位,落实政治培训与业务培训一体推进要求,及时准确传达党中央和中央纪委常委会对执纪执法工作的最新指示精神,及时解读政策要求和权力行使有关规定,努力提升干部政治能力和政策水平。强化纪法知识教育,开展分层级、分领域全员培训,加强实践锻炼,着力提高干部日常监督检查、处置问题线索、运用纪法规定、思想政治工作能力,增强案件突破、措施使用、调查取证、把握政策、执纪执法贯通等多方面本领。针对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及时研发课程,举办学习贯彻监察法实施条例专题培训,将全面推进纪检监察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的要求一贯到底。加强正面引导和警示教育,探索将”内控机制建设”内容纳入教育培训,加强正面示范教学,强化”年轻干部防范微腐败教育”,完善”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教训和启示”等课程设置;建好用好典型案例库,有效利用忏悔录、剖析材料、旁听庭审等载体,深化警示教育效果。
坚持激励约束并重,强化日常管理监督。要严把入口关、选拔关,在纪检监察干部录用、选拔任用等工作中,把政治过硬作为首要标准,加强对群众评价反映情况及干部社会交往情况的分析研判,多方印证、考准考实。加强日常了解和监督,结合考核考察、调研走访,听取干部监督部门、日常业务联系单位及案管部门、审理部门对干部依规依纪依法行权履职情况的评价介绍,深入窗口部门、培训机构、驻在单位了解干部作风、口碑、形象,针对行权用权方面的苗头性、倾向性或者轻微问题,用好提醒、函询、诫勉等组织处理方式,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巩固常态化、长效化机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等制度,落实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常态化管理等方面最新要求,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以权谋私问题。坚持监督加压、信任加力,落实失实检举控告澄清工作机制,及时为受到诬告陷害的纪检监察干部澄清正名,对恶意举报、诬告陷害的严肃处理,释放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正确行权”正能量”;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对属于改革失误、工作差错的无心之过,给予同志式关心、实事求是处理,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第五篇:双随机机制确保卫生行政执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双随机机制确保执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2015年7月2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行政执法提出新的要求:要创新事中事后监管,大力推广随机抽查机制,克服“任性”检查,实行“阳光”、文明执法,要求在市场监管领域推广“双随机、一公开”监管。2017年开始,我市卫生监督机构在实行双随机模式,市卫生监督所高度重视、认真谋划、科学部署,深刻领悟“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的核心要求和方法实质,从健全机制、明确分工、强化协同、规范实施、确保成效等方面入手,不断推进“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确保工作有创新、有力度、有成效,使我市双随机工作机制得到进一步健全,工作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工作落实得到进一步深化。5月份,国家监督中心主任胡光来到我市专题调研,对我市双随机工作做法和成效表示肯定。
一、主要做法
(一)转变观念,做到认识到位。为建立“领导有力、分工明确、协调一致、运转高效”的双随机工作机制,做到“准确认识新模式、主动适应新要求、创新建立新机制”,切实规范事中事后监管,防止“任性监管”、“人情执法”,解决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等问题,市所多次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布臵上级会议文件精神,确保全市每位执法人员都能深刻认识到,双随机执法是国务院明确要求各级行政执法部门积极探索推广的一种新型监管模式,是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改革的重要举措,对于提升执法公平性和规范性、减轻企业负担、减少权力寻租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确保我市双随机执法工作质量不打折、力度不削弱、目标不偏移。
(二)明确要求,做到落实到位。市所确立主要领导主抓、分管领导负责、业务科室落实的工作机制,建立“首位监督员”负责制;要求各级卫生监督机构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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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树立清单思维,健全工作机制,认真落实“公布抽查清单、建立两个名库、优化实施程序、强化结果运用”等核心工作任务,切实把双随机执法工作落实到实处。市所统一组织监管对象和执法人员抽取,全市各大媒体予以报道;市、县(区)多次组织双随机工作讨论,统一检查标准;为保证国家抽检任务与双随机监督同步进行,积极与第三方检测机构协商、沟通,合理安排各监管对象的抽检日程、检测项目,确保了双随机监督监测同时监督、同时采样“双同时”。
(三)完善配套,程序优化到位。一是公布事项清单。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制定并公布了全市卫生监督双随机执法抽查事项清单,并在2018年出台具体工作方案,将我市双随机执法固定为常规执法模式,进一步明确了公开抽查事项的抽查依据、抽查主体、抽查对象、抽查内容、抽查程序、抽查方式、抽查比例和频次等。二是找准执法平衡点。省级方案对今年双随机抽查比例没有硬性规定,要求各市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设定,市所结合本市实际,创新式提出了全市“最低抽取比例”概念,确定全年抽取6次,其中游泳场所等10类重点行业全部抽取,传染病防控机构、公共场所、学校和医疗机构最低抽取比例分别不低于20%、30%和40%的比例,达到既不执法扰民、又能确保执法力度的目的。三是规范过程记录。将双随机检查与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紧密结合,全市高标准规范执法行为,要求执法对象抽取一次性,不得重抽;执法人员佩戴执法记录仪、移动执法终端和便携式打印机,现场检查情况实时录入,执法文书即时打印,检查信息同步推送,杜绝“事后人情”的发生。
二、工作成效
(一)提高了执法透明度。我市在实施“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中,坚持被检查对象与执法人员是双向互盲原则,抽取过程公开,法制科全程监督并记录,保证了被监督对象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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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促进了阳光执法,降低了履职风险,得到了被检查对象的认同和肯定。
(二)提高了执法公正性。在双随机抽查和执法全过程记录相结合的模式下,抽查过程和检查全程留痕,实现责任可追溯,执法人员的检查任务随机产生,参与执法的人员对当次抽查任务负责,做到“包干到户”,其他人员不得干预抽查过程和抽查结果,确保了执法的单纯性和公正性。
(三)提高了执法检查力度。市所提出了双随机执法模式下“三个必须”的工作要求,即“发现违法行为必须责令整改,责令整改后必须及时复查,达到处罚标准必须予以处罚”,在制度上杜绝了执法尺度不一的情况。2017年我市国家和地方“双随机”监督任务689家,全部圆满完成,全市共办结案件422件,案件数比2016年提升34.4%;2018年上半年,完成国家双随机体任务72.24%,完成地方任务99.06%,2018年上半年全市查处案件173件,与2017年和2016年上半年相比,分别提高50%和137%。
(四)是提高了经营者守法意识。双随机抽查结果公开,抽查结果挂钩与抽查频次,违法行为与个人、单位信用挂钩,无形中增加了违法成本,有力震慑了被检查对象,促进了其学法、懂法、守法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三、存在问题
(一)与高危行业重点监管的要求存在偏差。按照双随机执法理念,未经双随机抽取的经营户,执法人员不得随意检查,而民营和个体医疗机构等行业又是重大违法行为高发领域,需要靠经常性巡查来确保依法执业,“新型模式”与“重点监管”两者之间的偏差需要进一步协调统一。
(二)与事中事后监管要求存在时间错位。实行许可承诺制的一些行业,需要落实承诺履行情况的首次核查,但双随机抽取方式不能保证此类经营户能够被抽取,甚至可能几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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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未能抽取,无法及时掌握经营户承诺履行情况。
(三)执法人员工作任务量难以平衡。我市执法人员本就远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执法人员库基本也是按照执法人员所从事执法专业设定,导致公共场所和医疗机构库内执法人员任务量远远多于其他行业执法人员。
(四)随机抽检时限难以保证。我市地属海岛,第三方监测模式不发达,在双随机抽检过程中,过度依赖于外地机构,抽检任务完成的时限要求、执法人员的工作安排和第三方监测机构的空档期难以一致;另外部分检测报告出具较晚,也影响了结果录入。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健全工作机制。进一步健全完善“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机制,优化内部实施程序,把握“既不执法扰民,又要保证执法力度”的契合点,进一步建立双随机模式与重要行业重点监管要求之间的密切联系,并在事中事后监管上做出有益尝试。
(二)拓宽领域应用。进一步拓宽“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方法应用领域,探索实施同行业多部门执法的双随机“联合抽取”方式。
(三)充分运用结果。深入探索双随机结果应用,利用大数据分析,明确问题导向,引导精准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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