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 ——《邓小平论文艺》学习札记

第一篇：简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 ——《邓小平论文艺》学习札记

简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 ——《邓小平论文艺》学习札记

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著述，是他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我国新时期的丰富和发展，是我们党领导文艺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所作的最大贡献，是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这是小平同志和我们党总结几十年来领导文艺的经验教训后作出的正确选择。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论断。当时，抗日战争正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我们的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政治斗争决定着民族命运，自然应该调动一切手段（包括文艺）为政治斗争服务。因此，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论断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可是，当“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进一步发展为“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时，这一口号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局限性便显得分外突出了。

从理论上看，文艺与政治都是上层建筑，它们的关系是紧密的，但并不是从属与被从属的关系，而是上层建筑内平行的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的关系，不存在文艺必须从属于政治的问题。文艺反映和表现的对象是社会生活，这是客观存在，而政治是经济的上层建筑，是不同阶级利益的集中表现，在其未影响人们的生活形态前乃是观念形态的东西，文艺不能直接表现它。强调文艺服从政治，源于对文艺本身的规律缺乏认识和理解，忽视了文艺作为审美文化的特殊性。从实践上看，文艺从属于政治，容易导致为当前的具体政治任务服务，为具体政策服务，把文艺简单地当作政治的图解形式，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便由此产生。尤其是当政治路线发生错误、偏离和违背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时，文艺从属于这样的政治，就会成为执行错误路线的工具，从而危害革命事业。“大跃进”期间从属于“五风”的虚假文艺，“文革”期间从属于极“左”政治的阴谋文艺，就是最有特点的例子。“文革”期间“四人帮”炮制出的“文艺黑线论”、“黑八论”等观点，提出“三突出”等理论，更使文艺堕落为欺世盗名的阴谋文艺，使文艺事业遭到空前的劫难。为了扬弃“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一口号，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８０年初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邓小平论文艺》第１０８页）。根据小平同志在文艺与政治关系上的新观点、新提法，党中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１９８０年７月２６日，《人民日报》以此为题发表了社论。于是这个新“二为”方向便成为党的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新“二为”方向的含义既广泛又明确，包含着丰富的政治内容。

我国文艺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思想政治倾向，即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首先是指文艺的倾向有利于或有助于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或有助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邓小平论文艺》第５页）。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将越走越宽；“二为”方向给文艺的服务范围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同时，小平同志还进一步辩证地阐明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他在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的同时，又指出“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同上，第１０８页）。我们不让文艺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又要反对文艺脱离政治、不考虑社会政治影响和人民利益的错误倾向。那种全盘否定文艺与政治的联系、否定文艺的意识形态性，否定文艺的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的错误倾向，只能把文艺事业引入歧途。前两年，有些人宣扬“为艺术而艺术”，提倡“唯美主义”，认为文艺的唯一目的是表现自我，自我渲泄；有的人在“淡化政治、远离政治”的虚伪口号下，鼓吹文艺要对现存秩序“深表怀疑和失望”。说穿了，实质是主张文艺为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服务，倒不是他们所标榜的什么“淡化”、“远离”、“为艺术而艺术”。对这些错误倾向，如果不进行严肃的批评，就会给文艺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因此，文艺工作者应当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牢记“二为”方向为自己提出的使命，创作出有利于激发人们开拓创新、积极进取、有利于陶冶人们道德情操的优秀作品，最大限度地满足

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

二、在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上，邓小平同志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内容，提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这一思想。他说：“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同上，第８页）。早在１９０５年，列宁就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提出文艺应“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未来服务。”１９４２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将“为人民大众”强调为“首先为工农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完全正确。因为在当时，文艺工作者中存在着忽视工农兵的倾向，他们对工农兵群众缺乏接进、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即使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迫切需要他们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方面来”。毛泽东同志的理论，为革命文艺工作者指出了正确方向。但是，建国以后，把“首先为工农兵”简化为“工农兵”，直接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到“四人帮”横行时代，又进一步把这口号推向极端，打着工农兵旗号排斥其他劳动群众，甚至把知识分子视为专政对象，这就完全歪曲和篡改了文艺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方向。针对这一情况，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及时纠正了文艺问题上“左”的倾向，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和毛泽东关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的思想。

早在１９４１年５月，小平同志就在一次报告中提出：文化工作“与人民打成一片，同人民建立血肉不可分离的联系”，主张文化工作者“深入底层”、“深入大众”（见《明灯，挂在社会主义文艺的大路上》，《文艺报》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３０日）。这说明小平同志关于“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这一思想是一贯的。社会主义文艺要进一步繁荣，文艺作品要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文艺家就必须与人民打成一片，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近些年来，文艺界一些同志在创作上之所以能取得较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同人民群众保持了血肉联系。今年初，中央电视台所播放的大型室内电视连续剧《渴望》，由于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手段符合了广大人民的接受愿望、接受规律，因而引起强烈反响，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渴望》成功的生动事例，提醒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时时不要忘记广大的人民大众。近些年，文艺界也有极少数脱离群众、脱离生活的人，他们把自己视为“精神贵族”，对深入生活表示淡漠，或闭门造车，或游戏人生，“玩”文学、“玩”电影，或复归原始，放纵本能，大写他们的孤独感、幻灭感，甚至将文艺创作商品化，一切为了赚钱。这样，既断送了自己的艺术生命，又腐蚀了人们的精神生活，造成极大的危害。不可能设想，一个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的艺术家，会创造出优秀的文艺作品来。文艺家离开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人民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离开了自己成长的肥沃土壤——人民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便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必将枯萎衰竭。

人民生活是文艺最丰富、最生动的源泉，古今中外一切成功的艺术作品，无一不是从人民的生活和感情中汲取营养的。作家李存葆曾说：“作为社会主义国度里的作家，文学的安泰更不应离开母亲的大地，只有深深地植根于这块大地上，作家的生命之树才能常绿”（《文学评论》１９８６年第２期）。文艺工作者应时时记住小平同志的话，“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邓小平论文艺》第８页）。而文艺家们则必须充分表现和歌颂人民，讴歌人民在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所表现出来的奋斗精神和英雄业绩，表现火热的时代生活，给自己的人民母亲献出最好的精神食粮。

三、在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上，邓小平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立场、观点、方法，针对中国的国情，结合新时期文艺界的新情况、新问题，回答了在文艺工作中应如何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他说：“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

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同上，第９页）。为保证按照文艺规律领导文艺工作，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了具体要求，认为“领导就是服务”（《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单行本，第１８页），“提倡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平等地交换意见，党员作家应当以自己的创作成就起模范作用，团结和吸引广大文艺工作者一道前进。”他又说：“衙

门作

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有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邓小平论文艺》第９—１０页）。

党应该怎样领导文艺工作，这是繁荣文艺创作、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关键问题。马克思主义领导学告诉我们，领导是一种行为过程，领导的关键在领导者。能否改善和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决定的因素是文艺领导者。同其他领导工作比较起来，文艺领导是一项特殊而又困难的工作，因为文艺事业不同于党的其他事业。小平同志总结了我们党领导文艺几十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强调文艺领导者应当自觉地按照文艺的特征和规律来领导文艺。这就是说，文艺领导者应注意发现和培养人才，为文艺家提供创作、研究、学习和深入生活的必要条件，创造良好的气氛的环境，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保护文艺家的创造性劳动，做他们的知己、知心和知音。文艺家是自由的创造性的劳动者，文艺生产是一种自由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文艺家在进行艺术生产时，依据美的规律，按照自己的艺术个性，自由地选择题材，自由地展开想象力，自由地进行探索、创造，没有物质生产中那种工艺规范，没有标准化的模式。当然，文艺家的审美理想要受一定的社会形态的制约，但文艺生产并不象哲学、宗教、道德、法律等一般精神生产那样紧紧依附于一定的物质生产和社会意识，而是表现出独立的自由的创造精神，即马克思所称谓的“一定的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第２９６页）。文艺家必须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横加干涉，就会干扰和破坏艺术生产，因此，文艺领导者应当充分尊重文艺家劳动的特殊性和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做到因势利导，引导文艺家朝着共同的群体目标——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前进。

小平同志在强调要“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来领导文艺的同时，又辩证地指出在文艺领导上要注意批判错误倾向。他说：“对于来自‘左’的和右的，总想用各种形式搞**，破坏安定团结局面，违背绝大多数人利益和愿意的错误倾向，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认识这些倾向的危害性，团结起来，抵制、遣责和反对这些错误倾向”（《邓小平论文艺》第７页）。他批评了一些人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是“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同上，第１１４页）。为了保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坚持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实行既要反“左”，又要反右，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方针。这是小平同志在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但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对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领域包括文艺领域阶级斗争表现形态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概括。由于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影响，由于领导上存在着软弱涣散的状态，资产阶级自由化这股风在文艺阵地上旋转不息，泛滥成灾，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其主要表现是：（１）在指导思想上主张多元化，反对马克思主义在文艺上的总体指导地位，以抽象的人性、人道主义、存在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２）否定革命文艺传统，反对文艺的社会主义

方向，把从“五四”运动到左联时期，到延安时代，到解放后的十七年，甚至上溯我国几千年的文化，予以全盘否定；一些人对党中央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表示淡漠，甚至公开抵制，悖逆而行；（３）主张“全盘西化”，说穿了就是主张全盘资产阶级化，反对批判地吸收、借鉴，企图从意识形态上摆脱社会主义从而导致政治上向资本主义演变；（４）一切向钱看，不管社会效益，以致色情、凶杀以及反动读物、影片、录像充斥市场，污染人们的精神，败坏社会风气。以上种种表现，汇成一股摆脱党对文艺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导向资本主义的逆流。因此，邓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要反“左”又要反右的指示，为我们及时敲响了警钟，对克服软弱涣散状态、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二篇：浅谈对邓小平战略思想的学习和认识

浅谈对邓小平战略思想的学习和认识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其国际战略思想最核心的是“和平发展”、“改革开放政策”，其国家发展战略中最成功的部分就是“对外开放，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其科学性表现在既符合当今世界的“世情”，也符合当今我国的国情，是指导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实现国际利益的锐利思想武器。

在冷战期间，邓采用联美抗苏的战略，用“开放”争取西方支持，让中国在对西方外交上先行一步，抢占了优势；在发展经济搞活国内生产力方面，邓小平用代工的方式取代了国际分工，让人和土地成为国际生产力，让生产力成为资金力量，让西方先期从经济发展层面与我们国家进行合作，将中国的人口和土地资源用来攻打西方市场最为有利武器，学会了西方生产管理，用补偿贸易占有了西方生产线，最后将西方竞争者淘汰。

邓小平在发展经济战略方针上，提出对外开放，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引导全国全党在30年中一心一意发展国内经济，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在坚持走对外开放之路，同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不动摇，时刻防范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完整。

在对港、澳、台政策上，邓小平开创性地提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战略构想，为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及时维护了台海地区的稳定，为和平发展创造了有利国际环境，并为未来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大业铺平了道路，同时妥善处理国际争端提供了参考。邓小平战略思想的风格是“以逸待劳，攻其不备”，表面上看往往被动，实际上占领了制高点。邓小平的经济战略思想是世界历史一个独创，使中国从一个全球人均外汇最少的国家成为全球最多外汇的国家，让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占领了整个价值链中枢。

总之，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分析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正确估量我国综合国力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思想，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高生产力水平，积极发展对外关系，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具有全局性、前瞻性、长期性的指导战略意义。

第三篇：邓小平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影响

邓小平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影响

【摘要】 邓小平理论是一场以“实事求是”为精神实质的思想解放运动过程中产生或引用的旨在打破精神桎梏，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指导思想的总汇。邓小平在长期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变化观，这就是识变、应变、求变。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时间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发展，共同富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一、黑猫白猫论

“不管黑猫白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这是邓小平同志曾说过的话。这样的“白猫黑猫”论，对传统身份社会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是对中国经济建设史上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价值观的否定，而“猫论”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观点。邓小平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大力发展资本和其他要素市场等一系列重大决策，这些都是打破传统的“唯身份论”，通过建立日趋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来让更多的“白猫黑猫”大显身手。

邓小平的“猫论”起源于1962年。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包产到户”问题时，邓小平认为，哪种生产形式能够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应该采取那种形式。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还打了一个比喻：“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邓小平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再次借用这句谚语，来表述他对恢复农业生产和包产到户的看法。“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本是四川农村的一句俗语。天府之国，田多粮多，鼠多猫亦多。农人养猫，为的是灭鼠护粮。所以，黄猫也罢，黑猫也罢，只要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猫论”就是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应运而生并逐渐流传起来的。

邓小平的“猫论”，却很快遭到批判，一度被视为“搞单干风”和“唯生产力论”。尤其是一九七六年前后，邓小平被点名批评。说他这个人历来不抓阶级斗争，还是白猫、黑猫。“黑猫白猫论”，也就此成名。

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猫论”成为中国将社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的一个理论标志。一九八五年，邓小平当选美国《时代》周刊风云人物，“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被摘登在《时代》周刊上。“猫论”的影响扩大到世界。

一句民间谚语，激活了一个社会时代。如今，“猫论”已经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和各个领域，涌现了成群结队的“好猫”，也使人们的思维之门洞开。

二、发展才是硬道理

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提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

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发展才是硬道理”，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给中国人民留下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党对怎样发展的问题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统筹、协调、持续发展的新战略。鲜明地提出要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从而更彻底地坚持了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科学的求发展是硬道理”正在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发展理念。

邓小平的发展理论首先把“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作为“压倒一切的标准”。这个标准就已经刻意模糊了生产力靠什么得到发展，人民收入靠什么增加的马克思的阶级观点：“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共产党宣言》）。然而经验教训已经表明，并且还会进一步表明这样的阶级观点是不可以回避的。至少，在目前美国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肯定比中国高，国民的收入水平肯定比中国高。但是，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渐渐加快脚步，向着发达国家发展。我相信，在边发展边总结经验教训以便更好的发展中，中国会愈发强大直至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强国。

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思想，不仅从理论与实践上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科学内涵，而且也从理论与实践上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基础和科学的操作指导。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我们开创了并将继续推动我们开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即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转到实行改革，从封闭半封闭转到实行对外开放等等，进而形成了今天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我们形成和发展了并继续推动我们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率领全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第一次初步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奠基性理论——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率领全党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同时，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率领全党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基本问题的同时，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做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决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总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把我们党从“两个凡是”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现了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历史发展的一次伟大转折，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把我们党从苏联那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主题；把我们党从超越阶段的“左”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坚持一切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真正扎根于中国大地而不断呈现勃勃生机；把我们党从抽象谈论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势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把我们党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坚持“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讲新话，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富有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认识新事物、适应

〔新形势、实践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经过60年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我国的发展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决定我们必须把我国发展的新起点同时作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新起点，用与时俱进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指导，推进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来越宽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越来越丰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来越兴旺发达。

四、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下,研究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有着重要意义。邓小平理论体系中的共同富裕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有先有后的允许有差别存在的共同富裕，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富裕。从本质属性上讲,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落脚点;从发展途径上讲,它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理解共同富裕思想的丰富内涵,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助于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1976年以前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1978年以后的三十多年里，在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从综合国力的明显增强到贫困人口的逐年减少，从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到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中国，正在快速的发展。

共同富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成功实践，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科学社会的重大发展，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利益观，指明了中国奔小康、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心愿和根本利益，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关键话题。邓小平不但把握住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内涵——“共同富裕”，而且探索到了一条使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当然，随着时代和国情的变化，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过程中，还会出现新的情况、新的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及时解决。而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的思想也会随着

时间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

【结语】在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时，国家主席胡锦涛曾说过：“邓小平同志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为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和开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充分展现了一位伟大领袖的崇高品德、博大胸 怀、卓越胆识和革命风格，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

邓小平这一生为中国人民做过许许多多的贡献：带头建立退休制度，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创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定“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构想，为祖国统一事业指明方向等等。每一项都与国家昌盛息息相关。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作为国家领导人实现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1997年，邓小平在北京逝世。从他逝世至今，中国社会稳定，政治昌明，国民经济欣欣向荣。尽管邓小平同志没能亲眼看见，但是他的许多政治梦想和战略构想在他逝世后都得到实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科技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0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1000美元，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4倍，中国正在集中精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等。无论过去多少年，我相信这位“打不到的东方小个子”都会一直活在我们心中。

参考文献：

1、徐亚娜；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科学内涵及其意义[J]；《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5年04期

2、齐雪峰；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丰富内涵及其实践意义；山西大同大学政法学院

3、罗汉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哲学意义

4、蔡良志 朱显林 邓万琼；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思想路线的思想及其理论实践意义

5、赵建华；邓小平的发展观对当代中国的深远影响

第四篇：试论邓小平对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试论邓小平对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加强廉政建设，坚决惩治腐败，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刻洞察了各种腐败现象及其危害，科学地分析了改革开放条件下廉政建设的任务、形势和特点，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的历史经验，吸收了国外廉政建设的有益经验，提出了一整套反腐倡廉的原则、方针和措施，形成了完整的反腐倡廉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反腐倡廉的思想，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八十七年之际，深人系统地研究邓小平对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于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纯洁性，进一步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从共产党的宗旨来强调反腐倡廉的重要性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毛泽东要求党的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强调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⑴显然，贪污腐败是同党和人民政府的性质、宗旨、任务根本不相容的。毛泽东历来要求共产党的干部，必须自觉地同封建官僚和国民党反动派划清界限，必须作到廉洁奉公，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永远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色。

邓小平继续和发扬了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把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邓小平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⑵针对“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⑶这一事实，一再告诫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检验改革开放的实践的标准。他指出，如果哪个党组织违背了党的宗旨，严重脱离群众而又不能坚决改正，就一定会被人民抛弃。腐败现象从根本上侵害了人民群众利益，给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灾难，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威信，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反腐败是人民的心愿和利益所在。为此，他要求第三代领导集体做几件使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邓小平指出：“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⑷强调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只有坚决反腐倡廉，才能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在实处。

二、从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高度论述反腐倡廉的紧迫性

毛泽东对党内腐败的危害性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指出腐败现象是反动阶级的“最好帮手”，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主要社会基础”。解放初期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事件到开展“三反”、“五反”运动，都可以看出毛泽东从客观上是要把反腐败“当作一件大事来处理”，强调反腐败是防止和平演变，防止党和国家是否变色的战略问题。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思想，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和加强廉政建设都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邓小平根据不同的情况，从历史的和现实的角度全面剖析了腐败现象的根源，指出，一方面，有“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⑸，加上十几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⑹，二是新旧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由于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上的缺陷和弊病日益暴露，主要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⑺而且有的同志对腐败现象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此，改革开放过程中会不断滋生腐败现象，我们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是严峻的，任务是艰巨的。邓小平认为，当前的腐败现象无论从形式还是从性质，无论是从范围还是从数量，无论从手段

还是从危害来看，同五六十年代比，都是非常严重的，而且“表现在高级干部身上”,“在中下层干部中也有”⑻。由于在短期内不可能立即彻底改变和消除它赖以滋长的环境和土壤，我们反对腐败的斗争不仅是艰巨的，而且是长期的，指出：“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⑼。邓小平反复强调，如果我们不严重注意反腐败问题，“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⑽，告诫我们，如果“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次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⑾

三、加强党风建设是反腐倡廉的重要手段

毛泽东把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反腐倡廉的重要思想武器，谆谆告诫全党，要警惕和防止腐化堕落现象的产生，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为此，他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⑿强调要在党内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办法。”⒀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艰苦奋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把反对腐败现象作为新时期党风建设的重点。邓小平强调必须恢复和发扬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等优良作风。他指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关键是要搞好党风。”⒁，因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⒂。要求“全国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把我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很好地恢复起来，坚持下去。”⒃只有“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

四、实行民主、健全法制是消除腐败的有效方式

毛泽东指出：“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⒄毛泽东历来强调要走群众路线，应把我们的工作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要求党政干部要遵守法制，运用法律坚决、持久、不留情面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发扬民主，健全法制的思想，摒弃了毛泽东依靠群众搞政治运动的作法，提出反腐倡廉的根本途径在于制度建设。鉴于过去“群众运动”的经验教训，邓小平认为，搞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的产生和蔓延，但住往导致运动的扩大化，打击面过大，象“三反”、“五反”那样，易造成许多冤假错案，伤害了不少人，是不可取的。所以他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间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间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⒅明确指出，“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⒆提出通过法制建设，严明法律制度，规范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把反腐倡廉纳人法制的轨道，纳入群众的监督，逐步形成一整套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机制，就可以使腐败分子无机可乘，无处逃遁。并要求作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产，“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⒇这是小平同志对我党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所提出的反腐倡廉的新思路。

五、强调领导千部要带头自律，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廉洁自律，是毛泽东廉政思想与实践的一大特色。在反腐败的斗争中，他十分重视从领导抓起，从自己做起这个问题。毛泽东认为领导机关是领导干部和反腐败的重点，多次强调要“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的问题，谆谆告诫我们，要预防那些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人在糖弹面前打败仗，要求广大干部要加强学习，不断改造世界观，廉洁奉公，不谋私利。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领导干部要廉洁自律的思想，提出党的高级干部要作反腐倡廉的带头人。邓小平指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以身作则。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21）特别强调“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22）。针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腐败现象，明确指出：“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要靠我们老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23）同时，邓小平还强调把廉洁自律与严惩腐败相结合，“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24）邓小平还指出，“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了”。（25)

六、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努力营造反腐倡廉的社会环境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环境是社会实践的结果。一方面，在社会实践中，社会环境影响着人的思想和行为；另一方面，人的思想和行为在社会实践中改变着社会环境。因此，要搞好反腐倡廉，就必须搞好社会实践，造就良好的社会环境。毛泽东历来强调党的干部要在社会实践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既要注重抓政治思想工作，又要抓好经济建设，他要求“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女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26）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邓小平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思想政治工作”(27）这既是推进社会健康文明发展和抵制、消除腐败现象的总方针，也是营造反腐倡廉的社会大环境的需要。在不同的场合里，邓小平多次提出“两手抓”的思想，而且要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因为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才能为反腐倡廉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样，只有坚持反腐倡廉，才能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毛泽东的反腐倡廉思想，为新的历史时期反腐倡廉奠定了思想基础。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找到了一条能有效地抑制腐败的重要途径，提出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新思路，新办法。当前，只要我们坚持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武器，认真贯彻落实邓小平的反腐倡廉思想．就一定会实现小平同志提出的“真正抓紧大有希望”（28），切实端正党风，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

注：⑴《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11页。

⑿、⒀、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40、1097、1481页。

（26）《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5页。

⑵《邓小平文选》第一卷257页。

⑶、⑸、⑺、⑻、⑽、⒁、⒂、⒃、⒅、（21）《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第402、336、327、216、403、46、177、229—230、333、177、215、230、125页。

⑷、⑹、⑼、⑾、⒆、⒇、（21）、（24）、（27）、（28）《邓小平平文选》第三卷第314、290、327、313、379、152、152、306、152页。

第五篇：4白论文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

中共富县县委党校2003年——2010年获奖论文汇编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

——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体会

白淑梅高三有

内容提要

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最新发展。这一科学理论体现在“邓选”三卷的许多篇目中，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已经对邓小平经济理论进行了检验，证明它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今天我们认真学习、细心体会研究这一理论，可以明确其至少在四个方面为马克思经济理论增添了新内容。一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论述；二是科学地阐述了体制改革，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动力；三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速度与效益的统一问题提出了崭新的观点；四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一起抓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保证。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仿效苏联模式，把计划经济体制移植到中国来，使建国初期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计划经济的缺陷也逐步表现出来。1956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分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取得的初步成果。但是八大的正确路线没有得到坚持。随着57年的整风之后，使阶级斗争不断扩大化，特别是57年9月的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八大的路线。从此经济工作中的“左”倾指导思想开始形成。由于片面强调高速度，脱离了中国实际，导致了党在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中的失误。58年后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国民经济发生严

重困难，人民生活陷入极度困苦之中。1960年9月国民经济不得不实行调整。经过三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战胜了暂时困难。由于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作出了错误的论断，导致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走了许多坎坷弯路，文化革命十年浩劫，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但是各项工作仍在曲折徘徊中艰难前进。直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历史才发生了伟大的转折，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局面才初步开创。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就已觉察到经济改革这一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1982年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沿海建立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格局全面铺开。1985年邓小平同志经过反复思考研究，在《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等文章中，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规划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蓝图。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规定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

是邓小平同志对传统的经济理论以重大突破并给之以创新，使中国经济建设走上正轨，不断的取得重大成就。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和学说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自诞生也有八十多年了。但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质到底是什么？历来解释不一。在以往的经济学著作中，通常是把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三者并列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一些人也往往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著述中摘引一些语录来证实这种观点。虽然这些摘引不一定与伟人们的原意相符，但至少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一直缺少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简明而科学的概括

和界定。以至造成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理论上的混乱。在《邓选》（三卷）中，邓小平同志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简明概括和科学界定，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抓住了本质，而把非本质的东西排除在社会主义定义之外了。

从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的科学概括中，我们首先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三点：

第一、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后，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抉择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灭剥削，消除贫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富民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这条路我们绝不能放弃。从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意义上说，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只是实现社会主义这一目标的保证，而计划经济则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在《邓选》中，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企业的发展，但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他还说，“三资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他深刻批评了有些同志“连基本常识都没有”说“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重大发展。邓小平同志同时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分配理论，这就是共同富裕论。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富起来，而不是两极分化。让一部分地区、企业、个人先富起来后，带动其他贫穷地区和个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多次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邓小平同志以为它们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坚持市场经济手段论。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谈话时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资本主义不等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是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传统理论的突破，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大创新。

第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邓小平同志敢于触及前人不曾论述或不曾考虑的这一关键问题，紧紧把握住“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从而使其他问题自然而然地得到解答。比如说，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长期发展缓慢？因为传统的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为什么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为了解放生产力。为什么要坚持对外开放？为了更好地吸收人类的文明成果，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什么要强调解放思想？因为旧的思想模式和习惯势力阻挠了政策开放，限制生产力的发展。为什么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只有深刻地理解了邓小平同志在经济理论中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论述才能懂得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的伟大实践意义。他在《邓选》（三卷）中创造性地提出生产力根本论，是我们党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依据。因为“生产力不断发展才能达到共产主义”。

第三、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的界定是判断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标准。邓小平同志认为对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中的是与非，要联系社会主义的本质来判断，判断的标准就是生产力标准。他明确指出，姓“社”还是姓“资”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充分突出了生产力标准。因为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才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社会上有关姓“社”姓“资”的争论，恰恰忽略了社会主义这一本质，把非本质的东西当作本质而坚持不放，结果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的实现，名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则削弱了社会主义。

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动力的论述 根据马、恩、列、毛的论述，革命是指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这无疑是正确的，但革命以后怎么办？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怎么办？社会主义经济如何发展？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在他们的著作中并未作过详细论述。这是不全面的。在一段时期内，包括原苏联和中国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错误地把阶段斗争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的观点，在社会上有相当大的影响，以至于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遭到了不少的损失。邓小平同志在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上的重大理论突破，具体表现在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基本原理，提出了解放生产力问题，即，改革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动力。他反复指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等一系列重要论断，形成了邓小平的“改革是必由之路论”。

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一论断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在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一定要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这样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假定忽视了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一切墨守成规，那就不仅会使社会主义难以继续前进，难以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而且会使社会主义失去活力，失去吸引力，最终丧失了社会主义。

在苏联解体、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之后，我们对邓小平同志在经济理论上这一创新的意义就有了更深刻的体会。要抓住时机进行改革，不能错过改革的时机，如果不改革或者不抓紧时机进行改革，那么最后将丢掉社会主义制度。只有致力于改革，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体制下不断发挥出来，人民生活越过越好，他们才会接受社会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得到维护，社会主义才能不断前进。因此可以把这个道理作以下表述：不改体制，失去制度，改革体制，就维护了制度。邓小平同志在谈到经济发展时曾经说：“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现代化建设可以搞得较快较好。这就是说，只要抓住时机，改革体制不仅可以保住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可以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地发挥出来，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有成效，使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得更好，发展得更快”。

从这里还可以体会到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左”和“右”都会葬送社会主义的道理。什么是“右”，“右”不只是改体制，要害是要改掉制度。“左”，连体制都不愿改，或者不愿意真正改，而是照计划经济的老路走下去，最终

只能是连制度也保不住。为什么“左”是主要干扰，就是因为多年来在理论上所灌输的就是旧体制的那一套东西，使人们在“左”的言辞的迷惑下不去抓社会主义的本质，而把精力集中在阶级斗争上，把劲用在无休无止的争论上而贻误建设大计。因此“左”的迷惑性是不可低估的。改革开放25年来，我们坚持以改革为动力求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完全证明邓小平同志的“改革是必由之路”的论断是正确的。

三、关于经济增长理论——速度与效益统一

在经济发展中必须把速度和效益统一起来的论述，在前人的经济著作中已多次提到过。然而与前人不同有是小平同志就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崭新的观点，从而把速度与效益的理论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一是把加快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可能性同国际形势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这就为中国加速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这就要我们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如果一再错过机会，那就会继续拉大我们同世界经济技术水平的差距，同其它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是邓小平同志在谈到速度问题时，把发展速度同社会稳定，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联系在一起。他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销，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又说，“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些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五，百分之四，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正因为邓小平同志把发展速度提高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所以他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又有什么优越性呢？”。

三是邓小平同志在谈到速度与效益问题时，是把速度、效益、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

仍然束缚着生产力，就不会有速度和效益；没有开放，不去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不吸收外国的先进设备也不会有更高的速度和良好的效益。特别重要的是，要把速度和效益统一起来，就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生产力。小平同志一再提醒，不能象1958年那样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一哄而起，什么效益也没有，即使速度上去了，但很快又掉下来。这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不改革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旧体制，各级政府只抓产值，不注意销路，只抓速度，不注意效益，只抓高指标的完成，不管成本多大，代价多高，那么必然出现产业结构失调，瓶颈制约严重，效益下降给国民经济带来危害。计划经济体制下，速度不能真正上去，无论微观经济效益，宏观经济效益都会下降。可见，只有通过经济改革，速度和效益才能统一起来。小平同志曾经多次以农村改革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例，指出一旦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农产品就丰富了，农民收入也提高了，速度和效益也就同时增长了。小平同志还在政企分开、转换政府职能、企业联合、理顺价格、发展金融，“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举办乡镇企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建立经济特区，建立保障体系等方面发表了许多重要观点。这些论述表明，只有通过改革，才能真正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才能在效益增长的同时提高发展速度。

四是怎样看待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波动。这也是一个新问题。以前人们总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不会有波动，或者认为经济波动只是由于政策不当或工作失误造成的；更重要的，把波动看得过重，总想求稳，哪怕以低发展为代价也在所不惜。小平同志在考察速度与效益统一问题时指出：不要单纯求稳而忽视发展速度。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总是有起有落在波浪中前进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历史上留下了产业结构不协调，市场不发育等诸多问题，要把经济搞上去，怎么可能四平八稳？只要宏观上大体控制住，不是大起大落，有点波动算不了什么。许多问题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得到解决。单纯求稳而忽视发展，现实存在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

总之，结合新的国际形势来说明抓机遇的必要性，把速度问题同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对速度、效益同改革开放之间关系的充分论述，以及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的科学分析，都是小平同志在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效益统一问题上的创见，这对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保证——物质精神一起抓理论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必须有相应的保证。邓小平同志在这方面的论述和创新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更加充实，更加完整，这主要包括以下四种关系的分析：

1、关于社会主义稳定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小平同志总结了多年来国际国内的经验，指出稳定是压倒一切。社会不稳定，什么经济建设也无法进行，人民生活水平只会下降，不可能提高。因此，社会稳定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当然经济发展是需要资源的，例如资金、人才、技术、自然资源等等。但关键不在于有没有这些资源，而在于有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以便组织这些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发掘潜在的资源，引进外面的资源。假定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已有的资源也会流失或者遭到破坏，而无法被利用，资源再多也无济于事。这正是以往在研究经济发展时很容易被忽视之处。

2、关于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小平同志一直强调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并重。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言两种文明一起抓，既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性质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这是因为一个缺少精神文明的社会，不管经济发展程度多么高，物质产品多么丰富，那只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病态的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所要求达到的境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果应当体现于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高，而生活质量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它包括物质产品的丰裕，社会风气的良好，群众道德水平的提高，环境的舒适，犯罪率的降低，人们文化教育程度的增长等等。只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重，才能真正提高生活质量，才能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物质与精神互相促进、共同发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3、关于经济建设与民主、法制的关系。过去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也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通常是在民主、法制建设不健全、不完善的条件下进行的，对民主与法制的重要性及其对加快发展生产力的意义认识不足。小平同志总结了国际国内的教训，尤其是中国在“文革”期间的教训，强调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抓民主法制建设。这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指令性计划在国民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民主法制建设不健全、不完善，那么计划经济很容易转变为“权力经济”、“审批经济”，经济建设项目也很容易转变为“长官意志项目”，结果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受到挫伤，资源被流失浪费，效益下降，使生产力不能迅速发展，甚至滋生腐败现象。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注重法制的经济体制，也是充分发扬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民主的发扬不仅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而且有利于加强经济工作的监督，使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得更好。法制的健全与完善，不仅促进市场主体行为的规范化，促进市场秩序的正常化，而且也把政府的经济行为，包括宏观调控纳入法制的轨道，有法可依，违法必究，这就可以避免出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历史上那种凭长官意志作决策，违背科学，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而造成的大起大落、大浪费、大折腾等现象。

4、关于经济建设与党的领导的关系

小平同志强调加强党的领导的必要性，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就。在这里，特别应该认识到，党的领导既体现于党的基本路线或为一切经济工作的指导，又体现于党的各级机构，全体党员都应该为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而努力。国内国外某些人出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有各种各样的揣测。其中一个最普遍的揣测是：中国经济的多元化必定会在政治领域内引起重大的变化，于是中国社会的性质会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将取代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甚至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发展趋势。如何看待这些观点？从小平同志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加强党自身的建设，是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把各族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领导他们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保险箱中的，不要以为只要发展经济就万事大吉，从此高枕无忧了，其实并非如此，如果党不注重自身的建设，党的战斗力削弱了，人民对党的信任消失了，那么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是没有可能出现我们所不愿看到的那种局面的。这是当代社会主义面临的迫切问题。也是苏联东欧的剧变引起我们深刻思考的迫切问题。小平同志根据新的形势对经济建设与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的论述，使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增添了崭新的内容。

通过以上四种关系的分析，使我们明确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保证要稳定大局，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要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要不断加强党的领导，只有这样才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四个现代化。

综上所述，四个方面的创新，是邓小平同志创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最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是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依据。这一科学理论体现在《邓选》三卷中，只要我们认真学习，细心体会、钻研就一定会理解它。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实践已经对邓小平经济理论进行了检验，证明它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理论是强大的思想武器，科学的理论将正确指导社会实践，改变现实世界，推动历史前进。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已经并且必将不断被社会主义的实践所证实。

（获陕西省省委党校系统第十八次理论研讨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