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兴亡史》读书笔记

第一篇：《苏联兴亡史》读书笔记

我讀《蘇聯興亡史》

青島新聞網 2003-01-22 10:40:26青島日報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91年蘇聯解體的42年，中蘇關系經歷了一個由“蜜月”到降溫、破裂以至于對立的過程，恰像詩人艾青在《關于愛情》里所說的，“牢不可破的友誼∕變成勢不兩立的敵人”這究竟是怎么回事？而這一時期的蘇聯正處于輝煌的頂峰，成為和美國抗衡爭霸的兩個超級大國之一，為什么會不攻自破地突然崩解？所有這一切，在《蘇聯興亡史》里都可以找到答案，或者不如說思考題，因為蘇聯的消亡不僅是十多年來中國以及世界史學界的熱門話題，也是整個文化界的焦點之一，誰也不能說已經找到了“黑匣子”。因此本書末尾一章是“蘇聯興亡的歷史思考”，而不是結論。

《蘇聯興亡史》修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作者周尚文、葉書德和王斯德三位教授都是出生于上世紀30年代、研究和講授蘇聯歷史的專家，目睹身經了中蘇關系的演變，深感過去人們據以了解蘇聯的由斯大林親自審定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對史實的歪曲和立論的謬誤，給人們造成認識上的嚴重混亂，萌發了重新編寫一本蘇聯史的強烈意願。”這是一部970多頁71萬多字的大書，不可能哪怕是極其粗略地介紹一下它的內容，因而我在這里只能談一點“讀后感”。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蘇聯的崩解是從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這兩個當政最久的領導人統治時期積累和掩蓋起來的多種內部矛盾的總爆發。照嚴秀先生的說法，“政酷民貧”一直是蘇聯的痼疾。蘇聯時期糧食產量和牲畜頭數始終沒有達到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沙俄時代的水平，說起來實在令人難以置信。15個加盟共和國里的烏克蘭號稱蘇聯的糧倉，幅員僅次于俄羅斯的哈薩克一直是棉花供給地，但兩國的農民并未得到真正的溫飽。二戰期間，斯大林怕歐俄的少數民族不可靠，把日爾曼、韃靼、卡爾梅克、車臣———印古什等自治共和國和卡拉恰耶夫自治州一概撤銷，把那里上百萬的居民全都流放到中亞、烏拉爾和西伯利亞，難怪時機一到，他們都要求重返家園。烏克蘭、哈薩克二馬當先宣布獨立，甚至斯大林的故鄉格魯吉亞，獨立后也廢除了俄文字母代之以拉丁字母，至于在二戰初起時慘遭亡國之痛的波羅的海三國就更不必說了。同一個祖宗的大家庭還會鬧分家，何況是這么一個“民族的牢獄”呢？《蘇聯興亡史》也有不足之處。例如斯大林之死有很多疑點，并非善終，本書也許是為了避免“存疑”，只簡單地說了句“1953年3月1日警衛人員發現斯大林因腦溢血躺倒在地上，經搶救無效，于3月5日逝世”。又如斯大林逝世前后的“醫生間諜”案件，本書說是女醫生季馬舒克告發并獲獎，還挖苦地寫道：“給告密者發列寧勛章，這在蘇聯還是第一次”！斯大林逝世后一個月，此案得到平反，勛章被追回，本書又寫道：“追回列寧勛章，這在蘇聯還是第一次”。其實，這件事藍英年先生已在2001年9月出版的《利季亞被開除作協》中《真假告密者》一文里作了辯正。事實是，季馬舒克給蘇聯二號人物日丹諾夫作心電圖，說他是心肌梗塞，衛生局長和保健醫生卻診斷為高血壓和肝硬化，并按他們的方案治療，不久日丹諾夫就逝世了。病理解剖證明季馬舒克的診斷是正確的。有關的人為了怕她揭露，干脆嫁禍于她，誣陷她是“可疑人物”，后來又由于權力斗爭的“政治需要”，由馬林科夫親自召見，祝賀她榮獲勛章，她感到驚訝，說自己不過盡了醫生的責任。獲得又交出勛章使她成了“里外不是人”的最大“告密者”。蘇聯官僚機構的辦事效率和對人民疾苦的漠不關心是盡人皆知的，因而季馬舒克只好在人們的蔑視中度過后半生，心情極為痛苦，直到1983年逝世前仍在為摘掉“告密者”的帽子而奔走。藍英年先生在辨明真相時還提到嚴秀先生《關于斯大林二三事》一文中的敘述，并說“1999年中國學者仍把她視為告密者，這太冤枉季馬舒克了。”《蘇聯興亡史》修訂版出版于2002年6月，竟然還以訛傳訛地冤枉一位正直的“假告密者”，這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

盡管如此，《蘇聯興亡史》總的來說不失為一部嚴謹和翔實的著作。十多年來國內已有不少關于蘇聯解體的文章，但作為系統的蘇聯通史，這還是第一部。全書寫得酣暢淋漓，不像一般歷史著作那樣枯燥乏味，因此雖然卷帙浩繁，我卻是一氣讀完的。中蘇“蜜月”期間，我曾在中蘇友好協會工作過6年之久，中蘇友好的宣傳和俄文教學成了我的業務和生活，難免由此產生了一種“蘇聯情結”，我相信許多同一年齡段的老同志也是一樣，因此蘇聯解體時確實有不少人為之扼腕痛惜。現在12年過去了，我讀《蘇聯興亡史》時仍然有王羲之《蘭亭集序》中那種“臨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懷”的感情，同時不由得想起陸游《沈園》一詩中的“猶吊遺蹤一泫然”那句，可見要消除一種“情結”也不是像解開領帶那么容易的。

《苏联兴亡史》读后

花了62元买了一本国人的著作《苏联兴亡史》。读了一个多月，终于读完了。这是一本严肃的著作，叙述平实，议论得当，厌倦沉思，让不无感慨。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次空前的大实验，苏联的兴亡给了我们诸多启示。

这一次实验既然成为历史，就得说它是人类的命定——无所谓应不应该、对与错。有人在苏东解体后说，十月革命是一个错误，如果当年不搞这个革命，历史会如何如何。这是非常可笑的说法。历史不能假定，存在过的，就一定是合理的。

这种合理性，是由历史的合力造成的，而并非由哪一个伟人或哪一派实力单独努力的结果。其以后的发展，也并非沿着哪位思想家革命家的预言前进。思想家革命家凭着自己的想象去行动，而结果肯定与他们元初的设想大相径庭。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思想家革命家最终都是一场悲剧。列宁也好，斯大林也好，毛泽东也好，莫不如此。

然而这并不是说，历史是独一无二的，绝无规律可循的。事实上，人们倾向于相信历史有规律，《资治通鉴》等等所有的历史著作都在寻找这些规律。

历史的教训不少被写在书上，企图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历史学家的作用是有限的。别说历史书，就是刚刚发生在眼前的事情，人们都不会去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在时间上早于中国，中国是把它当老大哥来学习的。但是我们从中学习了什么?

苏联在二、三十年代之交强迫实行农业集体化，沉重地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饿死了人。我们就像没看见一样，照样实行集体化，照样减产，照样饿死人。苏联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搞得民穷财尽，民怨沸腾，我们一样没躲过。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大清洗，我们则有红太阳、文化大革命„„

这就是规律，所有实行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规律。这些规律反映了，一个统治集团在其统治的过程中，绝不是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处处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比之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高明之处，在于谎言撒到极致，控制达到极致。但是他们的统治也证明了另一个规律：谎言终究是谎言，只能蒙骗于一时，不能蒙骗永远；只能蒙骗一部分人，不能蒙骗所有的人。一个建立在暴力、谎言基础上的制度，不论初看有多么强大，其必然在一定时刻轰然倒塌。

因此，我由衷地赞赏我国的改革开放。这是我国在社会实践中的惟一的一次吸取苏联教训的大胆举措，也是最后一次机会。

第二篇：苏联解体读书笔记

1986年在苏联流传的一则笑话。“这则笑话把苏联比作一列因铁轨已到尽头，无法继续前进的火车。每个领导人都已自己的方式处理这场危机：斯大林下令把司机和列车员枪决；赫鲁晓夫则为他们平反；勃列日涅夫把窗帘拉上并命令左右摇动列车，造成列车正在运行的假象；戈尔巴乔夫则拉开窗帘，把身子探出窗外大声喊到：‘前面没有铁轨了，前面没有铁轨了！”

列宁开创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在资本主义较不发达的俄国首先获得胜利得新理论。斯大林开创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苏联的解体，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重大挫折，但苏联解体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而非社会主义的失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在曲折中前进的，从曲折中汲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苏联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建立到苏联解体所历经的经济体制的创新与调整,具体过程为:俄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后,世界历史进入了探索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苏维埃俄国通过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巩固了新生政权.通过实施新经济政策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最终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它本身的严重缺点和弊端成为后来苏联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后几经改革,但积重难返,收效不大,苏联模式失败

一、斯大林—苏联模式的历史功过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20世纪20-30年代苏联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苏联模式的形成，可以分为二个时期，即列宁时期的探索和斯大林时期的定型。苏联模式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实践形式，是世界上建立起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模式具有严重侵犯农民的利益、没有社会与群众的参与、不讲法治、个人专权、对外封闭等弊端。斯大林强调的是对立、斗争，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社会不和谐，特别是党群、干群关系不和谐是重要原因。

苏联模式的最显著特征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用行政性强制性手段管理经济，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具体又可分为苏联经济模式和苏联政治模式两个方面。

1、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斯大林通过这种建设模式，使苏联跻身于工业化国家的行列，为后来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斯大林模式”创立是取决于当时苏联极为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可行方式，在苏联迅速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2、苏联模式的严重弊端

这种高度集权不仅以自由市场的不发达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而且为了保全自身，而通过经济资源的绝对垄断，限制市场因素的发展来巩固自身。于是必然出现出现党政不分、权力高度集中、个人崇拜与家长制作风盛行的现象。斯大林模式和民主、现代法制也是完全不相容的。苏式社会主义的国有化与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有化的区别在于，斯大林模式是在资本不发达的情况下，通过国家作为后盾的方法来壮大资本，同时资本必须由国家实行绝对控制；社会主义国有化旨在限制和消灭资本，以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来代替资本关系，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将逐渐由社会接管，并且这一切建立在资本关系发达并走向衰落的历史条件下。随着过度集中的体制和日益发展的市场因素的对抗性矛盾走向顶点，斯大林体制最终走向崩溃。

苏联模式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确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它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更不是最佳模式，这个模式的弊端是严

重的，消极作用是明显的，本来它应该随着条件的变化、社会的发展而适时地调整，但是由于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偏差，教条主义地对待社会主义，更由于个别领导人片面地强调阶级斗争、权力斗争，以致这个模式被固定化、长期化，成为了一个僵化的模式，成为了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从而使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都走了不少的弯路，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实践证明，不改革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就没有出路。

赫鲁晓夫的墓碑用黑白相间的大理石雕塑而成，中间镶着赫鲁晓夫的铜质头像。黑白相间的构图，使人联想到赫鲁晓夫复杂的性格和矛盾的一生。他是徘徊在新旧时代十字路口的一名代表人物，他的一只脚跨进了新时代，而另一只脚又由于历史的原因，仍然深陷在旧时代的泥淖中不能自拔

在二战后，苏联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斯大林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农业严重落后；而且苏共二十大打破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赫鲁晓夫在工业和农业上进行了改革

①农业：允许集体农庄庄员拥有一定数量的自留地和饲养一定数量的牲畜；将拖拉机等农机卖给集体农庄；扩大农场和农庄的生产自主权；（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生产积极性）；开垦荒地扩大谷物生产；开展大规模种植玉米运动（提高粮食产量）；

②工业：将部分企业的管理权下放到加盟共和国（扩大自主权）；给予企业调整部分工资的权利、推行“物质利益原则”，通过一定程度承认企业和个人的物质利益，调动生产积极性（调整产品分配提高积极性）。

3.失败原因：

①根本原因：赫鲁晓夫经济改革在理论上没有突破，只是在维持原有经济体制基础上进行局部改革；②具体原因：急功近利，目标超越实际；赫鲁晓夫个人独断专行，随意反复，缺乏全面和一贯的战略方针和思路。

5、评价：

①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扭转了苏联长期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甚至排挤农业的做法；减轻了农民负担，一度使苏联农业有了显著好转。在工业方面，1953—1963年苏联工业获得快速增长。②改革只是在原有经济体制上的局部调整，在理论上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

他通过发动政变，推翻赫鲁晓夫，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勃列日涅夫由于沉迷于各种各样的荣誉之中，被苏联人民讥讽为“有给自己发勋章的怪癖”。正是在胸前挂满勋章的勃列日涅夫的统治下，号称“世界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如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浑身浮肿、跌跌撞撞、步履蹒跚地跨进了80年代。

1、勃列日涅夫在工业和农业上进行了改革，工业上，推行新经济体制：注意运用价值规律，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农业上，扩大农场和农庄的自主权；降低农产品收购计划指标，提高农产品价格，放松对个人副业的限制

效果：工业利润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有提高，国民收入增加，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大为增强；70年代下期，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到80年代初，经济全面滑坡，改革失眠。

2、失败原因：

①根本原因：改革仍没有突破斯大林体制的束缚，优先发展重工业，只是修补性的改革；②具体原因：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趋于保守；苏联推行霸权主义的外交政策，与美国军备竞赛，加重了经济负担，经济陷入停滞。

1985 年，在苏联社会陷入危机边缘的时刻，戈尔巴乔夫出任新一届苏共中央总书记。进行新一步的改革，他对经济体制进行了根本性变革：①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承认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②打破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允许个体经济存在；承认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

3、结果：

①缺乏宏观决策和配套措施，改革效果不佳，经济继续滑坡；②戈尔巴乔夫随之把改革的重点转向政治体制改革，逐渐背离社会主义改革道路，导致国内局势失控，1991年苏联解体。

.历史启示：

①破除旧体制的束缚需要大胆改革；②改革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改革要循序渐进，尽量避免大起大落；③改革要协调配套，要及时进行理论总结；④经济体制改革要处理好与政治稳定的关系；⑤改革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⑥改革不能背离社会主义方向；⑦苏联解体只代表苏联模式的失败，不代表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

一、外部因素

西方大国有计划地对外渗透、进行和平演变； 美国诱使扩军备战，开展两国间的军备竞赛；争霸拖垮苏联经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斯大林模式）的弊端； 戈尔巴乔夫改革；

苏联解体给我们的启示 ：国家统一是最高原则；护国家统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遵循民族自身发展的规律，不能人为地否认民族矛盾和问题；行政治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律制度，调动地方积极性 ；建立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础的联邦国家体制，是一场失败的试验；区分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的界限，坚持用政治和法律方式解决民族关系问题；淡化民族意识，树立公民权利高于民族权利的观念；予民族自决权新含义，以淡化民族自我意识和有助于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进行经济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缩小经济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族团结的经济基础 ；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特别是经济落后的少 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关系；持和平外交方针，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国家主权；策是党的生命，既要防“左”，又要防右，坚决维护国家统一

戈尔巴乔夫的主要事业是使国家实现深刻的民主化，正是他废除了新闻检查制度、引入了竞争性的选举制，使从前只停留在纸上的公民权利和自由成为现实。

在选择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时，戈尔巴乔夫认为斯大林歪曲了社会主义，他要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于是，以“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为原则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搞了全国规模的人民代表选举，这也成为苏联混乱和灾难的开始。问题不在于给民众选择的权利，而在于这种“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方案极不科学。一切权力归党有弊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同样不行。事实证明，立法与行政合一的苏维埃体制行不通，哪怕它建立在普选制的基础上。到 1990年不得不转向总统制、多党

制和三权分立。在设立苏联总统职位的同时，各加盟共和国也选举产生了自己的总统和最高苏维埃，既然他们的权力来源于本国公民，他们必然向本民族负责，政治精英与地方分离势力结合起来了，联盟的命运则取决于地方领导人的态度。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活跃了社会力量，民众的激进要求不允许进行渐进式改革，戈尔巴乔夫被历史的大潮裹挟着前行，最后走上了意识形态多元化、政治民主化和建设市场经济之路。这条路充满了艰难险阻，戈尔巴乔夫犹如在惊涛骇浪中驾驶着一条小船的船长，他缺少高超的技术，在没有到达目的地前就翻船了。

斯大林所建立的、后来一直延续下来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其存在的重要条件是对外实行闭关政策，让老百姓无法了解外部世界；对内加强控制，让民众只能服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同时改变了这两个重要条件。戈尔巴乔夫放宽了对苏联居民出国的限制，同时引进了许多西方的电影，特别是美国的大片，让老百姓看到了西方富足的生活，对苏联的体制提出了质疑，为什么辛勤工作的苏联人却要忍受日常生活用品的短缺，财富都到哪里去了，人们的劳动意义何在？政治体制改革，使苏共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给了人们释放几十年积怨的机会，苏联长期积累的问题一下子都从地下冒了出来，苏共长期宣传的价值观崩溃了。

对于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有责任，他没有及时革新联盟，化解地方的不满，但更主要的责任还要由俄罗斯联邦的领导人来承担。如果俄罗斯联邦不独立，革新后的联盟还是可以保留的，这个联盟可能没有波罗的海三国，没有格鲁吉亚、乌克兰，但是不能没有俄罗斯。正如俄国著名学者齐普科所说：“许多普通人也把罪责推到戈尔巴乔夫身上，原因是他们对自己迷恋叶利钦感到羞愧、对他们作为最后的傻瓜没有经得住民主派的规劝和许诺感到羞愧。苏联解体实际上不是戈尔巴乔夫的过错，而首先是俄罗斯联邦人民的过错，首先是积极支持俄罗斯联邦享有主权的思想、俄罗斯联邦从苏联分离出去的思想的俄罗斯人的过错。要知道

确实，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代价太大了。他留下的许多遗产值得研究，在此，不能简单地用“社会主义的叛徒”或是西方的代理人为其定性，这是不客观的，戈尔巴乔夫也是社会主义的探索者。不能以中国的标准来衡量苏联的改革，中苏面临的条件完全不同，苏联已经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到了极致，经过 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几乎没有人懂得什么是市场经济，知识分子、改革的领导人都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正是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的斗争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当然，掌握大权的戈尔巴乔夫要为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他不是英明的领袖，没有建立起一个领导改革的团队，他也揽权和自私，不能任人唯贤，他坚持任命的亚纳耶夫、西拉耶夫、亚佐夫等人都威信不高，最后正是他们发动的“8?19”事变加速了苏联的灭亡。但是，戈尔巴乔夫又是苏联体制的产物，是苏共别无其他的选择，这又能怪谁呢

形成中央高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加盟共和国丧失应有的自主权：大林实行党和国家干部一体化原则，即“党的干部是党的指挥员”，同时也是“国 家领导机关的指挥人员”，以便于把党内高度集中制原则推行到国家体制上。这样一来，形成中央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加盟共和国失去经济自主权使各共和国无权领导和管理自己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工作。俄罗斯人占据中央权力机关的主导地位，违反民族平等原则，俄联邦共和国处于特殊地位，违反各共和国平等的原则

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与少数民族的离心倾向

俄国是以一个民族即大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国家，大俄罗斯民族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占据着统治地位，享有比其他众多民族高人一等的特权地位，变成了压迫民族，从而形成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沙皇对外侵略扩张，对少数民族实行殖民统治的历史产物，而苏联继承了沙俄帝国意识并竭力维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斯大林人为地制造“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镇压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反对强制农业集体化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借口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迫害大批少数民族干部、知识分子；强迫迁移十几个小民族，迫使他们过集中营式的生活；以武力胁迫波罗的海三共和国加入苏联，埋下了民族分离的火种；制造“犹太人复国罪”和“医生案件”，掀起反犹太人运动；赫鲁晓夫借口批判“民族分离主义”，镇压少数民族的不满活动 ；勃列日涅夫压制民族自主的要求，镇压少数民族的不满活动

联邦制的变形与民族矛盾的加深，俄罗斯民族享有特权地位，长期以来，实际上是对其他民族的歧视。强制推广俄语，旨在实现俄罗斯化。长期以来，由于苏联领导人继承沙俄帝国意识，竭力维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因而引起少数民族对联盟中央政府的不满，加深了对俄罗斯民族的隔阂，增强了离心倾向。

第三篇：太平天国兴亡史

《太平天国兴亡史》读书笔记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社会背景

十九世纪中叶，清王朝和整个封建经济制度都已经十分腐朽。鸦片战争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结合体。鸦片战争后，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前，外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廉价商品虽然向中国渗透，开始破坏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中国开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却遭到中国自然经济的顽强抵制。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中国进行疯狂的掠夺，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社会，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和中华民族的矛盾转为社会主要矛盾。因此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肩负了反封建反侵略的双重任务。鸦片战争中，两广、湖南等地区受骚扰和危害最深，从这三省征调兵力和粮饷最多，战后又就地裁遣兵勇，遂使这些地区的无业游民和散兵游勇急剧增多，社会严重动荡不安，这种情况恰好成为洪秀全等人开展反清武装起义的有利条件。

金田起义前洪秀全的革命活动

洪秀全走上革命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摸索前进；洪秀全三次参加科举考试皆名落孙山，他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广大贫苦农民的疾苦有着较深的了解，其生活的两广地区又是天地会武装抗清的活跃地区，这些情况对洪秀全的思想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二、从《劝世良言》中找到思想武器；洪秀全接受了《劝世良言》所宣传的基督教的“独一真神唯上帝”的观点，作为向一切腐朽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和强大的封建势力做斗争的武器。

三、与冯云山去广西宣传拜上帝，发动群众，制造革命舆论。国家社会的动荡，人民生活的困苦，个人发展道路的坎坷，使洪秀全的革命思想逐步形成和发展；日益广泛的群众性的反侵略反封建斗争，蓬勃发展的武装起义，又把他推向革命领导者的地位。洪秀全政治和经济上平等的思想，是中国农民在长期的反抗斗争中的继承和发展。

从金田起义到建都天京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以后，冯云山、洪秀全先后来到桂平紫荆山区，建立拜上帝会。不久，拜上帝会组织遍及浔州、林州各县和广东信宜、高州等地。武装起义条件逐渐成熟。道光三十年六月(1850年7月)，洪秀全发布团营令，各地拜上帝会众一万多人云集金田，准备起义，并于平南思旺和金田附近的彩村江两次大败清军，声势大振。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金田村庄严宣告起义，建号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先锋队占领了起义以来的第一座城市——永安，并在永安做了五项工作：

一、政权建设方面，洪秀全发布封王诏令，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永安封王标志着太平天国的革命政权得到加强。

二、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肃奸工作，初步纯洁了队伍。

三、颁行天历，其重大意义在于它在政治上宣告与反动统治彻底决裂。

四、在经济上沉重打击地主阶级。

五、刻印书籍，加强对革命队伍的教育。太平军在永安驻扎了六个月零六天后，因火药、粮草耗尽而弃城突围。在进攻两湖的过程中，太平军进行了一场怎样进一步前进的争论，这场争论有两点重

要性：

1、把革命引向大发展的道路；

2、确定了进军南京的路线。到达南京时，南京城内革命群众积极展开斗争，配合太平军攻城。天王洪秀全于1853年3月29日进入南京城，并改南京为天京，正式在此建都。

太平军的北伐和西征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实现推翻清政府的斗争目标，于1853年5月8日派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率军2万余人,挺进华北，出师北伐。北伐军由浦口出发，经皖北入河南、五月底从豫西汜水口渡过黄河，八月底挺进直隶境内。九月底迫近天津城郊，攻城受挫，扎营于静海独流镇一带坚守待援。清军四面围剿，北伐军节节败退。1855年3月连镇失守，林凤祥被俘，后在北京慷慨就义。5月，李开芳被杀，至此，太平军历时2年多的北伐失败。

太平天国在北伐的同时也开始了大规模的西征，战略目标是夺取武汉、九江、安庆等军事重镇，以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1853年5月19日，即北伐军出发几天之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又派出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和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率领战船千余艘、步军二三万人，由天京溯长江西征。西征军首先占领安徽和州，继经太平、池州，于6月10日占领长江北岸重镇安庆。8月西征军分为进攻皖北和进攻湖北两路。之后太平军与曾国藩建立的湘军进行多次战役，及至1856年占领江西7府1州50余县，取得了辉煌成绩。1856年4月，太平军击溃了清军江北大营，5月攻破江南大营，至此解除了两大阵营对天京的威胁，形成了太平天国军事上的全盛时期。

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

1853年冬，洪秀全颁布了太平天国革命的总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这是洪秀全根据《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著作中所阐述的平等思想而提出来的，它不仅是一个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纲领，而且牵涉到政治、思想、文化和生活等各个方面。在此之前，在中国农民革命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系统的纲领文件，它的诞生标志着太平天国把中国农民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政治上，全国人民都按照军事体系组织起来，反对封建统治，主张发展生产。《天朝田亩制度》把“杀敌”和“耕田”结合起来，体现了洪秀全思想的高度，他始终没有忘记杀敌，没有忘记农业的生产发展，农民革命的斗争目标在这个纲领里是十分明确的。他们实行推举乡官的选官制度，军帅以下各级官员叫做乡官，都是由下面保举的，被保举之人在前期多是出身贫困，忠诚于革命的积极分子，他们掌握基层政权，对革命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经济上，《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重新平均分配土地的具体办法，但是他们又宣传“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损害了平分土地后的农民所有制。实际上《天朝田亩制度》通过在分配制度上实行绝对平均主义，否定了按人口平分土地和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制度，它主张消灭一切私有。

文化教育方面做出了三项改革：

一、废除了私塾和书院制度，实行政教合一，由两司马兼任老师；

二、教学内容废除了四书、五经等孔孟经书，改为太平天国的宗教理论和方针政策；

三、二十五家的童子都去读书（包括女童在内），做到了幼童教育的普及。以孔孟为代表的封建旧思想、旧文化，是封建统治者奴役、压迫农民的精神枷锁，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对以孔孟为主的，包括诸子百家佛教等思想文化进一步作了冲击。《天朝田亩制度》从内容上讲，就包含了对封建“政权”、“族权”、“神权”的批判，也就是对以孔孟为代表的封建主义旧思想的批判和否定。批判封建思想文化中的糟粕是有必要的，但采取如此简单粗暴的方式显然是不明智的，这也反映了小生产者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同时也没有达到批判旧思想文化的目的。从客观评价历史的角度出发，太平天国反对传统的思想文化虽然有严重的错误和局限性，但在当时对打破人民群众的精神枷锁，解放人民群众的思想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太平天国还改革科举制度，广开才路，这种招贤政策使他们自身吸收了各方面的有真才学识之士，这些人才在以后为革命作出巨大贡献。与思想文化领域的改革相适应，太平天国在文风上也发动了一场改革，文风的改革是把文化知识从地主阶级的垄断中解放出来的一场改革，从另一方面表现出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深刻性。

内部斗争的激化——天京事变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和清王朝对于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风暴极端仇视，他们除了进行疯狂的军事围剿之外，总是千方百计地妄图从内部瓦解革命运动。天京事变，在客观上适应了敌人从内部瓦解革命的需要；在主观上是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封建思想的大暴露，是农民政权受封建思想腐蚀的恶果。

天王洪秀全在“永安封王”时，命其他四王归东王杨秀清节制。自从南王冯云山及西王萧朝贵相继战死后，权力更加集中在东王杨秀清一人身上。在太平天国前期，实权由军师掌握，天王虽然地位在各王之上，然而在制度上是一个虚君，实际权力在正军师东王杨秀清手上。另外重要的是，洪秀全在承认“天父下凡”附身杨秀清后，杨秀清不时假托“天父下凡”发令，连洪秀全也要听从他的命令。在定都天京后，东王与其他诸王的关系越来越差，然而由于东王权大，众人往往敢怒而不敢言。1856年，杨秀清利用“天父下凡”之名，逼迫天王洪秀全准他“万岁”的称号，洪秀全表面答应，却暗自筹划对付杨秀清的计策，北王韦昌辉闻讯后从江西前线赶回，在燕王秦日纲的配合下击杀杨秀清及其全家老少，并持续搜杀一个多月，死者约有2万多人。在湖北前线的石达开闻变后赶回天京劝阻韦昌辉，韦昌辉不但不听，反要杀死石达开，石达开逃走之后，韦昌辉将其留在天京的家人全部杀死，此举逼得石达开在安庆起兵。之后洪秀全在天京军民的支持下捕杀韦昌辉及其同伙200多人，平息了长达两个多月的**。

韦昌辉被镇压之后，石达开回到天京，一段时间内掌握了军政大权，但是由于洪秀全对其的猜忌，导致石达开率部出走，从此走上了流寇主义的道路。1863年6月，石达开率军抢渡大渡河失败被俘，后在成都被凌迟处死。

天京事变中，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先后被杀，翼王石达开出走败亡，严重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领导和军事力量，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洪仁玕来到天京和《资政新篇》的提出

洪仁玕到天京不久后就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包括《资政新篇》、《立法制喧谕》等一系列文件，力求改革内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之后《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文件颁布。政治上，洪仁玕特别强调加强中央集权，反对分散主义。在加强中央政权的集中和统一时，还应加强地方政权的建设。还有，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把太平天国建设成一个“兵强国富”的资本主义式的新国家，是《资政新篇》的另一主要内容。在思想文化方面，其坚持太平天国反对封建旧文化的同时，又提倡向西方学习。经济上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近代工业，而且还提出要兴办学校、开设医院等公共设

施。外交上主张与外国自由通商、文化交流和平等往来，但不允许干涉本国内政。《资政新篇》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政治纲领，它与《天朝田亩制度》不同的是，它要求建立的国家已经不是农民的平等的理想王国，而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蓝图的新国家，它集中反映了洪仁玕等农民革命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向西方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要求。

但是《资政新篇》中没有明确提到如何解决土地问题，没有提到如何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迫切需求，没有明确提出土地政策，严重脱离了革命斗争的实际。还有一点时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问题。不解决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不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想要建立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新国家是不可能的。

太平天国革命推动历史前进

太平天国革命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农民的革命传统，高举反封建反侵略的旗帜，把旧式农民战争推向新的高峰，从思想、政治、经济等方面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其推动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这场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削弱了地址阶级的统治；一是太平天国革命为我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胜利打下了一块重要的奠基石。太平天国十余年的革命风暴给清王朝以沉重地打击，革命失败后人民群众继续坚持斗争，结果使战后清王朝的统治一直呈现出极不稳定的状态。这种状态也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奠定了有力的基础条件。

参考书目：《太平天国兴亡史》 茅家琦 方之光 童光华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8月

第四篇：近代史《北洋海军兴亡史》观后感

甲午海战战败之反思 观《北洋海军兴亡史》后感

这两天我看了纪录片《北洋海军兴亡史》。

这部纪录片改变了以往我对甲午战争战败原因的看法，让我对北洋海军及甲午战争的失败有了新的认识。

在看这部纪录片之前，受某些原因的影响（比如我曾在某历史方面的书中看到过清军在朝鲜战场上士气低不怎么抵抗就逃跑的片段）我总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是因为清军士气低下，将领无战心。但看了《北洋海军兴亡史》后我发现事实可以说跟我之前的认知基本是相反的。在整个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高级将领中一半以上殉国，这在世界海战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并且北洋海军大部分官兵都是英勇抗战的。可以说北洋海军的将士门已经竭尽全力了，那为什么还是失败了呢？甲午海战结束后，李鸿章去日本与日本的伊藤博文谈判前，他们之间曾有这样一段对话，伊藤博文：想当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风，谈不成就打，如今真的打了，结果又怎样呢？李鸿章：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伊藤博文：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并且当时北洋海军被认为是东亚第一，虽然后来发展停滞了，但武器装备并不是决定性因素（这从解放战争就可以看出来）。因此甲午海战的失败是有着更深层次原因的，而不是所谓的将无战心，士气低落。通过观看这部纪录片我认为甲午海战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两方面的不足：思想制度落后、战略失误。

首先是思想制度落后。事实上在建造北洋海军的过程中，李鸿章、沈葆桢、丁汝昌等人甚至清政府都做了大量努力。如李鸿章主持创建了江南制造总局，而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又创建了福州船政局、上海轮船招商局、金陵机器局等军工企业；并且多次向英德购买一流船舰，打造出了一支一度位居东亚第一的海军。但是清政府官员的思想、清朝的相关制度却很落后。清政府官员几乎没有意识到海军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醇亲王为首的海军衙门成立后，成为为太后“修园子”的重要资金渠道。勘修“三海工程”（三海工程即慈禧太后颐养之地南海、中海、北海）曾经先后挪借海军衙门经费四百多万两、修缮颐和园又挪用了大量海军衙门军费。为了挪用海军经费，醇亲王奕譞与海军衙门会办大臣庆郡王奕劻竟然提出恢复当年乾隆皇帝的昆明湖水操旧制！在小小的昆明湖里训练大洋海军，是多么的荒谬绝伦！这其中有清政府官员在思想上没有认识到海军重要性的原因，更是由封建社会唯上是从的专制制度造成的。而时任户部尚书翁同龢在听说渤海门户已有深固不摇之势后竟然决定把“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舰等暂停二年”，完全没有意识到海军建设的持续性、长期性。这导致了北洋海军停止了自己的发展，以致错过了当时的世界大势，最终导致了北洋海军在与日本的对决中丧失了装备优势。而清军的体制也存在很大问题，如军队的指挥权不统一，军队的编制不统一。这就导致了各部队之间相互配合的缺失，削弱了战斗力。总之，清政府对海军的不重视，封建社会唯上是从的专制制度，以及海军的体制问题是北洋海军战败的的重要原因。

还有就是海军战略问题。在发展海军方面，虽然清政府也设立了海军衙门这一类的海军部门、制定了相关章程，并且海军也经常进行演习、出海巡航，显示存在，但并没有明确的战略，很大程度上觉得只要能保卫门户就够了。而反观日本，明治天皇一开始就确立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打破岛国地缘困境，“雄飞世界”的国家目标。并且在大臣上的“耀皇威与海外，非海军莫属”的奏折上批示“海军建设为当今第一急务，应从速奠定基础”。从而在国家层面上确定了海军建设的战略地位。并且用实际行动推进海军建设及其近代化。如1870年时在兵部省内设置海军局；1872年又撤销了兵部省，设立了海军省；1885年建立内阁时就设立了海军大臣。与此同时，还对国民进行尚武和军国主义教育。到1889年日本确立了近代化军事制度。并且确立了夺取制海权的目标。而清政府一直没有制海权的概念。因此，中国与日本相比，在战略上就存在巨大差距。这也是北洋海军战败的原因之一。

总之，清政府跟日本在思想制度、战略上的的差距是北洋海军战败的最主要原因。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为了不再重蹈北洋海军的覆辙，今天我们必须以史为鉴，真正从思想上认识到海军建设的重要性；并且要不断完善军事体制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同时还要制定适当的军事战略，防患于未然，打造一支真正能打仗、能打硬仗、能打胜仗的海军，决不再让甲午战争的悲剧重演。

第五篇：北洋海军兴亡史观后感 徐聪

看了中央电视台第十套探索节目播出的由中国海军制作的六集《北洋海军兴亡史》后不禁心潮澎拜热血喷涌。

节目呈现了120多年前日本发展军国主义道路处心积虑野心占领朝鲜及至中国种种罪恶卑鄙行径。让人悲愤难忍，雪耻之恨。

英勇的北洋海军将领和战士在甲午战争中所表现出的英勇顽强宁可战死也决不让日本鬼子侵略我中华大地的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精神深深地撼动着我的心。今天的日本右翼军国主义甚嚣尘上不但不悔悟军国主义给朝鲜、中国带来的灾难、伤痛及耻辱也给日本自己带来遭受核打击深痛教训，现在反而还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百般狡赖，试图复活军国主义。

严正的奉劝当今日本政府切底反省军国主义罪恶历史，真诚地给受害国家人民道歉，得到世界人民原谅才是日本的唯一出路。在观看完之后我也有一些心得体会

一是感动。片首和片尾的北洋军歌，令人慷概激昂。综观当时中国，虽未经启蒙，民智尚未开启，但军人以死报国的朴素情怀和死战不屈的精神意志仍令人敬仰。陈京莹给老父家书中开篇就写到，“军人战死沙场，幸事也，然尽忠不能尽孝，自古忠孝难两全也”，家书还未寄达，陈已随经远战沉大海。

二曰愤懑。巨舰忠魂，忠臣良将，到头来不过做了腐朽没落王朝的陪葬，这部纪录片，是迄今官方最为客观地对甲午的反思。这种反思国耻的纪录片，看了难免让人心情淤塞，但我们要的是理性反思，不是燃起复仇主义的烈火，而是要苦练内功，让国耻不再重演。当年北洋海军以一己之残躯唤醒国人四千年之大梦，但国人似乎离大国民还有距离，据到过刘公岛纪念馆的朋友说，留言薄上尽是歪七扭

八、错字连篇、满篇生殖器，叫嚣战争与复仇的文字。纪念甲午，就是要冷静地近乎残酷地再次揭开自己120年的伤疤，牢牢记住耻辱和教训，而不要在叫嚣复仇中迷失自我。

三是激动。许多沉睡了120年的历史一一浮现。特别是慷慨激昂的北洋海军军歌，完爆鬼子的军舰进行曲。另外，此片是由海军拍摄的，也可以说代表了官方对于甲午、海洋、海权、海军的认识，令人鼓舞。环顾当今东亚局势，此片值得国人尤其是当政者好好学习，中华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之林，一定要以史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