硝烟中的赤心——读《西行漫记》有感

第一篇：硝烟中的赤心——读《西行漫记》有感

硝烟中的赤心——读《西行漫记》有感

宋柯乐

无穷无尽的断山孤丘，倾斜光滑的农田，蜿蜒曲折的地缝——陕西的乡间景象在静谧中透露着生机。

百姓从容不迫地从事田间劳作，少年先锋队员精神饱满地在军队帮忙，红军战士一丝不苟地在红军大学接受教育——红区的人们各司其职。

工人、农民、学生齐齐涌向河边的大草地，只为去看红军剧社的演出。不售门票，没有包厢，也无雅座，中共的领导人就散坐在观众中间——红区的娱乐生活热情高涨。

这是1936年的陕西红区景象，这是一位外国人眼中的中共红区。埃德加·斯诺在其四个月的“冒险”之旅中记录下了红区见闻，向世人呈现了一个全新的红色中国——在当时当地当景，斯诺深入红区无疑是一大勇敢之举。斯诺凭借自己的勇气向世界展现了一颗在东方冉冉升起的红星。这颗硝烟中的赤心感染了无数人，也带来了巨大的轰动连带效应。

当两种文化遭遇之时，语言交流成为首要之务。当时的中国了解英语之人可谓少之又少，红区中的绝大多数又是最底层的中国百姓，说中文时都尚且带着各地浓郁的地方口音，更别说掌握英语了。面对口音各异的汉语，以英语为母语的斯诺该如何与百姓交流？斯诺没有让语言差异成为第一个拦路虎。带着英语再加一点生涩的汉语，斯诺就这样走进了红色中国。在实际交流中遇到障碍是难免的，正如斯诺第一次见到贫民会主席刘龙火时，刘的一句“hai’ pa”的方言就让他疑惑了许久。可是，斯诺努力通过各种形式的具体沟通来拉近语言方面的距离。斯诺积极探索异文化的勇气让人钦佩。

语言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一个显像表现。而东西方文化影响下的意识形态差异，更是横亘在斯诺与苏区之间的巨大沟壑。作为一名一直接受着西方民主自由教育的美国人，斯诺有着自己的西方价值观念，对于战争和革命都有着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理解。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仍然是农业人口，工业体系即使不说是患小儿麻痹症，也还是穿着小儿衫裤，在这样的国家怎么谈得上“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呢？从资本主义价值出发，斯诺的心中有着太多类似于这样的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疑惑。有着如此迥然不同的价值观，即使到了红区，斯诺又能否理解中共的现状，能否分析清楚中国的革命现状？这些都是巨大的挑战。而在西方大量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失实报道和国民党统治区中的媒体报道影响下，绝大多数人（当然也包括斯诺）对于中共和红区更是有了一定的刻板印象——一群叛乱的刁民。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也因此愈发得到强化。人总是倾向于用自己的标准来评判他们所观察到的文化，常常把那些与他们自己所持有价值观相矛盾的习惯和信仰视为落后和野蛮。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世界相互交流尚不完全的时代，这种种族中心主义更是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人们。可是，斯诺勇于挑战自身的价值观念，在四个月的红区见闻中重构起了有关无产阶级革命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并不是像普遍理解中的反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承认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也只有实现了民族独立和民主以后，中国才有可能转入社会主义。

主观方面，斯诺进入红区存在如此种种障碍；而从客观上来讲，斯诺的西行更是有着许多险阻。1936年正值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日本军队三方战争如火如荼之际，各地都弥漫着战争的硝烟。正所谓炮火无情，斯诺之行有着太多不安全的战争因素。而在这三方的力量争斗中，斯诺作为第四方的加入，无疑会触动各方的利益。首先，斯诺此次想要深入的更是当时非主流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作为政治主流的国民党一直施加着白色恐怖，处处打压着中共力量，即使是在外国租界里，南京政府也有出高价雇佣的大量侦探在从事密集的反共活动。斯诺之行肯定无法得到国民政府的认可，潜在的危险显而易见。而中共作为一个民众的集合与代表，又是否会欢迎一个外国人不明用意的突然到来？斯诺如若无法恰当处理，那么就会处于夹在“红”“白”之间的尴尬境地，甚至会有性命之虞。

以上的种种险阻让无数中外记者对于红区止步，也才造成了长达九年的消息封锁。斯诺凭借着新闻人的勇气，泰然地面对了这些困难——“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 斯诺就这样怀着冒险的精神，踏上了“探红之路”——从北平到保安，接着长途跋涉至宁夏预旺，重新折回保安，再到西安。斯诺的足迹遍及从根据地后方到战场前线，斯诺的笔下更是孕育了沉甸甸的《红星照耀中国》。

新闻也正是需要这样的勇气。新闻是什么？新闻是有关不为人知却又应为人知的事实的报道。“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尽想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共产党员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答这些问题，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因此，这里有一个日益使人感到兴趣和日益变得重要的值得采访的消息，正如记者们在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上发出电讯之余相互承认的一样，这是中国的唯一值得采访的消息。然而，我们大家对它却一无所知，实在令人可悲。”正是出于这份对于潜在的巨大新闻价值的追求，斯诺才有了如此巨大的勇气深入红区。对比之下，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新闻行业的“客里空”问题实在让人汗颜；而当下，一些记者面对灾难性事件时的临阵脱逃更是相形见绌。日本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的奠基人小野秀雄曾说：“新闻是根据自己的使命对具有现实性的事实的报道和批判。” 正是这份使命感才将新闻人区别于普通民众。记者是眼睛，帮助广大民众去看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记者是喉舌，帮助各个角落发出自己的声音。当然这些有新闻价值的东西都不可能自动显现，其潜在性要求新闻人去深入挖掘。而挖掘的勇气也正是新闻人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职业荣誉感的体现与要求。

当然，埃德加·斯诺也绝对不是唯一的一个勇于跨越重重障碍的新闻人。就在他的同时代，和他并称为“3S”的另两位外国进步记者——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深入报道战况的爱泼斯坦，著写《中国的惊雷》的白修德等等，他们通过文字和照片，为宣扬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任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更是在韩国践行了其新闻人的勇气——与韩国革命家金山进行了长谈，一部《阿里郎》展现

了韩国的抗日运动和独立战争的实况。以西方人之眼看东方世界，更再次呈现给西方世界。他们作为西方人的身份，降低了西方人对于东方的戒备态度，更顺利地搭建起了东西方的交流桥梁。新闻的媒介作用也正在此。

即使是在“地球村”的今日，新闻媒体在东西方之间还是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宽阔沟壑。这与意识形态的差异固然还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当代新闻人的一部分“无作为”更是加速造就了这一局面。新闻绝对不仅仅局限于书面资料的查找和写作技巧的提升，好的新闻需要自己勇敢地去寻找、深挖。在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尚有那么一批新闻人勇敢地冲在前面；而在如今这个和平年代，却又存在这么一批新闻人怠于挖新闻，连报社的门都懒得出，更无论走出国门了。

诚心希望中国的当代新闻人当以此硝烟中的赤心自勉——中国的新闻业当发展，中外的社会当交流。新闻人就当拥有这份勇气来承担起“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职业荣誉感”。

第二篇：读《西行漫记》有感

读《西行漫记》有感

在家里书架的最上面，有一本封面早已泛黄的书，封面的颜色是已经褪色的橘黄色，一个吹军号的红军战士侧身像成为封面的主角，这本书就是《西行漫记》----一本我父亲小时候的书。当我得知这次作业的时候，脑海中立刻浮现出这个红军战士的侧影--尽管我还是在高一的时候读过它。也许，曾经读过的这本书，还藏在记忆深处，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刚读这本书，对它的名字感到很好奇，为什么叫《西行漫记》呢？难道不知道还有一本赫赫有名的《西游记》吗。后来上网查资料得知这本书的英文名直译过来其实应该是《红星照耀中国》，尽管《西行漫记》这名字更诗意，我还是觉得前者更贴切些。

细读这本书，仿佛跟随作者的足迹，来到1936年的陕甘宁边区。年代的久远，让我们难免对有些文字感到生疏，可是这丝毫不妨害斯诺告诉我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好像就在昨天。这本书真实记录了斯诺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通过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广大红军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接触交往，了解了革命根据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准确、鲜明、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斗争业绩。

通过他的描述，我看到了一个此前虽有所了解却并不熟知的延安根据地。当面对误解和扭曲，红色中国的领导人敞开胸襟，热烈的欢迎这个远方而来的不速之客。无拘无束的告诉他他们所知道的一切。然后信任地通过这个青年，告诉全世界，在世界东方的战场上，不起眼的角落里发生的故事----在这里，西北的漫天黄沙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清新的民主之风；滚滚的硝烟暂时退却，到处一派欣欣向荣的革命气象。斯诺仿佛是带着一张白纸来到中国，而他笔下的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直至毛泽东本人，都好像是在那白纸上画下的绚丽墨卷。这些此前国民党通缉令上的人物，突然之间活生生的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坚定、执着、深邃而不乏快乐和幽默，让人迷醉。这些红军领袖的个人魅力，也是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以各种形式去同情或追随共产党，并为之流血牺牲的原因之一吧！

除了共产党领袖的故事，斯诺还描写了许多形形色色的百姓。从斯诺火车上偶遇的老者，到飞夺泸定桥的敢死队队员，还有穿得破破烂烂、头上扎着辫子的农民，这些普通人的群像组成了红区真实鲜活的生活画卷。在斯诺笔下的那些小人物，反映出当时当时的社会情况，折射出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

对于那些在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他们的言语和行为，他们的思想，也由这些小人物的环绕，获得了更加人性的衡量尺度。如此的叙述形态，恰好在某种角度上符合了历史的要求。它的意义，在于和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相互渗透、相互参照，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多维度、多方位的视角。

在书中，斯诺探求了中国革命发生的背景、发展的原因。他判断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具体行动，使穷人和受压迫者对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了新的理念，有了必须行动起来的新的信念。由于有了一种思想武装，有一批坚决的青年，所以能够对国民党的统治进行群众性的斗争长达十年之久。他对长征表达了钦佩之情，断言长征实际是一场战略撤退，称赞长征是一部英雄史诗，是现代史上的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他用毋庸置疑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照耀全世界。书中记载了斯诺与共产党领导人及红军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中，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热情。他发现了一个“活的中国”，他发现了隐藏在亿万劳动人民身上的力量，并断言中国的未来就掌握在他们手中。

回想起《西行漫记》，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书中所体现的红军精神——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这种精神不应是静止的，而是历久弥新的；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

与同时期其他的同类作品比较，斯诺的《西行漫记》是第一本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向世界报导中国革命真相的书。美国新闻记者白修德说：“斯诺对中国共产党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正是这种唯一性和特殊性，使得《西行漫记》的成功在必然性之外，还蒙上了一层偶然性的神秘色彩。“

今天，当年的战争硝烟已经散去，但和平发展的天空并非晴空万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新的长征与当年红军长征一样将是山水重重的漫漫征程，也将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和考验。作为一名大学生，在新时期新阶段，应当高举红军精神的火炬，让曾经推动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光荣传统在新的长征中焕发出时代光芒，照耀着我们像当年的长征红军那样去不断开创出新的局面。在我们的学习中要坚持 “努力学习、艰苦奋斗、不怕吃苦”，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丰富我们的内涵，成为对社会的栋梁之才。

第三篇：读《西行漫记》有感

翻开厚重历史

感受别样岁月

——读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二版有感

久闻德加·斯诺和《西行漫记》的大名，今日有暇得以看到，第一眼看到这本书时，红色的略呈灰灰的书的色调，立即给人以“红色”的感觉，更兼有历史的厚重感，仿佛书面上一直有历史风沙在吹，显示出设计者的独具匠心和对红色中国那份历史的把握。《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当时因为便于在“白色中国”发行才译成西行漫记的，坦率地讲，我更喜欢红星照耀中国这个名字，觉得更有中国革命的特色，更有力度，更有影响力和冲击力。

今年有幸去延安等西北地区参观学习，所以对书中提到的很多景物都有直观印象，那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时过七十年了，依然属于欠发达的地区，同事们去一趟“面子上”都有反应，依然是一地干渴的黄土和太阳能晒开石头的缺水区。

翻开书本，心就平静下来了，作者平铺直叙、娓娓道来他的西部之行，而一个个鲜活人物跃然纸上，一幅红色苏区斗争图浮现在眼前。作者运用欧美作家善用的描写的手法，以平视的角度，朴实的笔触给我们讲述着那段历史。朴实的语句却将东西方文学的区别体现的淋离尽致，当时这样的文章应该算作新闻或通讯了，而在今天就是一部传记了。

朴实的语句却感觉别样而新鲜，外国人看中国的革命对每个读者和关心中国的人来说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们还是看看作者是如何描写别样情景和人物的吧。“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这是对周恩来同志的描述。

“我开始有一点点懂得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长期地、这样毫不妥协地、这样不象中国人地进行战斗。”这是作者对中国革命的初步认识和认同（当然象中国人地战斗我们不知道是一个怎样的战斗）。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这是对伟人毛泽东的描写-----是一个喜欢憨笑的人。

从他的记叙中也让我们看到了极为难得看到的、很有点神秘色彩却极为悲壮的西路军的有关资料。西路军的很多故事、当然也包括很多女红军战士惨烈经过至今仍在民间流传，在中国革命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当年的残酷是我们现代人无法想象，而那种信念、意志也令我们不能望其项背的。如果你感受过西北的风沙，有幸、有缘你可能在宁夏、青海依然能听到当地百姓将一种树叫“红军杨”，折断树枝略呈红色的液体慢慢地渗出来，百姓们说那是当年红军的鲜血，每一节树枝中间有一个非常规则的、鲜红的五角星，百姓们说那是红军当年头上的红五星。这个故事是我听来的，我们无须去分辩真假，而那段悲壮、惨烈的历史却是真实的，至今放在档案里、在百姓中间口口相传，而经济仍欠发达或者说贫困的当地百姓对红军的那份感情言语间听来让你落泪，你是男人也会的。

让我们铭记那段历史吧，珍惜今天所拥有的，跟一位美国人---斯诺一样深爱这片红色土地或者说更爱这片土地，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第四篇：读《西行漫记》有感

读《西行漫记》有感

《西行漫记》是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性作品。作者斯诺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

书中作者描绘的苏区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坚忍不拔、应用卓绝的伟大斗争精神以及他们的领袖人物的伟大而平凡的精神风貌深深感动和震撼着我。

斯诺写道“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他认为这要归因于他在少年时代在父亲的田里干过苦活，要归因于他在学校读书的刻苦时期。当时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组织斯巴达俱乐部一类的团体。他们常常饿着肚皮，到华南山林中作长途跋涉，在严寒的日子去游泳，在雨雪中光着脊梁——这一切都是为了要锻炼他们自己。他们凭直觉知道，中国的来日需要他们有忍受最大艰难困苦的能力。”朴实真诚的文字深刻展现了我们伟大领袖坚毅不拔、吃苦耐劳的高尚品质。在苏区，不仅伟大的领袖是这样，各级党人、百姓都英勇无畏、追随正义，许多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甚至抛弃原有的地位和财富，义无反顾地奔赴苏区。

“虽然几乎都遭遇过人生的悲剧，但是他们都没有太悲伤，也许是因为年纪太轻，也许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快活这种比较高一级的感情确实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一种自信的感觉。”斯诺说，“有时我几乎不能相信，只是由于至一批坚决的青年，有了一种思想的武装之后，竟然能够对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了群众性斗争达十年之久。”这段话让我体会最深，最触动我。对于青年一代，在年龄层上，我们与那时的青年是一致的，但是他们所处的年代与我们是截然相反的。他们的时代国家面临重大考验，社会动荡不安，他们时常食不果腹，与亲人分离，但是他们似乎从来都不曾妥协过，不曾畏惧过，他们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坚定自己的意志，为党的事业而奋斗。身在国家强盛，社会和平的年代的我们，是否更应该传承和发扬他们的精神？答案是肯定的。我们青年一代，在这个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自己的思想显得尤为重要，一个人有否自己的思想，决定自己的发展方向。正如那个年代的青年们，他们的思想就是为红色事业而奋斗，他们有目标，有理想并为之努力，这就启发我们要有自己的信仰，要有自己的理想。而身为党组织中的一员的我们，更应严格要求自己，用科学文化知识武装自己，强大自己，为日后回报党组织、回报社会、回报祖国打下坚实的基础。虽然现在物质条件蒸蒸日上，但是我们始终要保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品质，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西行漫记》带给我很多触动，同时又带给我很多思考，让我更加坚定了追随党组织的信念和信心，我会牢记历史，牢记前人的教诲，一步一步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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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方

第五篇：读西行漫记(斯诺)有感

看斯诺如何“说话”

——读《西行漫记》有感

有种说法是，历史最好别从教科书上学来，旁门左道反而好些。虽然我一直认为这句话无论在用词还是因果关系上都存在逻辑问题，但是我引用这句话的目的只是想说明，在学习本专业的一年半时间里，我的许多新闻知识都是从课外读物上习得的。也许这有贬低教科书之嫌，那我换一种说法好了。课外读物让我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这个专业，当然，结果就是我更加不知所以然。大家都知道潘多拉最后的一个盒子里装的是“希望”，换一种说法就是人的期待。我觉得能不能探寻到高深的知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所期待，发出质疑。而《西行漫记》一开始吸引到我的也是作者斯诺的好奇心。

一、善于质疑——带着问题出发

翻开书籍，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长达三页纸的发问，“中国红军到底是支怎样的队伍？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吗？……”斯诺一连问了81个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西方社会迫切想要知道却没有获得真相的问题。1936年，斯诺带着这些疑问，踏上了去往延安的道路，进行了为时五个月的采访。作为一名记者，斯诺深知此次采访的危险，用书里的话来说就是，“用微生物的眼睛来看一下我的血液，就可以发现一支毛骨悚然的队伍，在我的臂部和腿部注射了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的病菌”，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中国的确有些“危险”，但是，斯诺的好奇心无疑成了他最大的武器之一。

学者朱光潜曾说过，“人的最大问题在于自身的惰性”。我觉得，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来分析的话，斯诺当年去“红色中国”的决定无疑是解决了身为人的最大问题。一个记者，敢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因为一颗好奇的心奔赴到一个充满着“生与死”抉择的国度，甚至说只是一片随时会被侵占并改变地名的区域，这在别人看来是多么疯狂的行为呀。但是斯诺去做了。在为时五个月的采访里，斯诺带着问题前后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获得了第一手材料，获得了自己问题的答案。

写到这里，我想起去年元旦《南方周末》的一篇新年献词因提出了敏感问题而最终受到上级领导的多次删除修改，这件事在读者中引起了一番声讨与抵抗，文章作者最后也离开了报刊，出国深造。我无力深究这篇新年献词是否真的具有社会危害性，在这件事中，我看到的是一个新闻工作者被扼住了喉咙，制止了提问，他的确没有失去所有，但却成了“无源之水”。《西行漫记》的成功带有太多的必然性，假如78年前的斯诺同样被制止提问，那么斯诺对“红色中国”的认识只能是泛泛而谈，且不说深刻问题，也许连最基本的客观情况都难以说清。

我觉得，问题即事实。斯诺从一开始“说话”就是提出疑问的，他把这种说话方式在为期五个月的采访里时时处处地使用，为的是什么？事实。在沉默的大多数里，斯诺无疑发出了那个时代响亮的声音，而在这里，他教给我的第一门课程就是，记者该如何“说话”呢？提出问题！

二、真实客观——捍卫自己的话语权

为这本书着迷的原因，大概因为它记叙的是真实的事情，一位美国的记者第一次进入被层层封锁的红军苏区，以一个记者客观的视角来描叙他接触的人与物。书中讲述的事像小说，可是它是真实的，我似乎能够想象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我新发现的来自浏阳的李长林在延安生活战斗的情景，它们是那么亲切而又新鲜，有血有肉。

易中天曾说过，“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客观，是记者的职业道德。”我想，仅从一本《西行漫记》探究“真实与客观”对一个记者的价值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这里，我想换个词，“窥见”——以《西行漫记》作为一个小孔，去看我所能看到的，并转化为自己的所有。

首先，斯诺特别注重细节描写。

我们来看一下斯诺对苏区共产党员描写，“忽然间，他们（毛泽东夫妇）两个都俯过身去，看到一只飞蛾在蜡烛旁奄奄一息地死去，高兴得叫起来。这的确是一只很可爱的小东西，翅膀是淡淡 的苹果绿，边上有一条橘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夹了进去。这样的人会是真的在认真的考虑战争吗？”

我认为，苏区共产党员的描写是全书的亮点，也是让人为之动容的精华。斯诺在选取人物相关的资料上，并没有大段生硬的引用他们经历、职务和政治观念，而是更多选取了一些非常生活化的细节：这些材料出现在历史题材作品中，的确让人眼前一亮。年轻时期的毛泽东形象忽然丰满起来。关于毛泽东的历史书籍很多，但是比起斯诺描写的段落，恐怕使看过的人都会会心一笑。书中谈“正事”固然不误（如毛泽东谈抗日战争等内容），但是有了许多这些鲜活的材料点缀前后或穿插其中，全书却更让人感觉更是可信，真真实实。

其次，斯诺能够有限度的说一些话。比如书中记载到，一个战士在跟老农讨价还价半天之后，用心爱的兔子换了农民三只西瓜，吃完西瓜之后，他很不高兴，要农民把兔子还给他。这种故事，多么损坏红军战士的形象。但是斯诺写进去了。此外，斯诺还写了自己在苏区成立的“赌博俱乐部”，“周夫人、毛夫人时常聚在我的土炕上‘聚众赌博’”。

在这两个小片段里，我们看到的是比较完整的苏区人民以其人性。斯诺在书中没有一味地讴歌苏区的伟大存在价值，没有片面地只看到苏区战士哪怕是重要的领导人的优秀品质。他敢于把他所看到的事实有限度地说出来，把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呈现出来，始终坚守着真实与客观。

迪克在《作为话语的新闻》里有这么一段话，“事件感觉和解释的结果是该事件在记者记忆中形成一个主观、但又受社会监控的认知模式。社会的认知模式即公认的伦理道德和舆论走向。为什么谈到歹徒就是滋事挑衅而警察就是维护正义，这样的刻板印象无异于是一道新闻审查的过程，其区别在于这种审查是在潜移默化中由记者主动配合完成的，从这个角度也说明了绝对的客观性也不可能存在”。我想，斯诺“有限度”地说一些话的确无可厚非，许多时候，我们恰恰连这个“限度”都没有给自己。

再说，斯诺的“说话”是相对客观的。这本书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红色经典，根本不在于这本书的内容如小说般精彩，而是活生生的一个个事实。用斯诺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而且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所口述的”。

斯诺作为一名资深记者，深谙描写的客观对新闻报道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因此，斯诺一开始进入苏区就是不带意识形态的区别的。他以一名记者的身份来到苏区，他的任务就是把这里的一切呈现出来。斯诺除了较为全面地呈现苏区人民的人性以及他们的生活外，采访对象所说的每一句话他都会再三落实；遇到自己不了解的情况而又需要加以描述时，斯诺在引用别人的描写后，一定会严格说明来源。例如，斯诺对朱德怀有极大兴趣，但不巧的是，他离开延安后，朱德才到达延安。为了使《西行漫记》不落下朱德总司令这个人物，在《关于朱德》的写作中，他引用了尼姆•韦尔斯对朱德访问的笔记材料，文章严格注明材料的来源，没有一点隐讳引用韦尔斯的材料。斯诺的采访和任何时代都会不断涌现的历险猎奇行径有着本质的区别，那就是斯诺对客观地“说话”的执着追求。

福柯曾说过，“话语即权利”。作为“无冕之王”的记者，被赋予了太多的责任，但是不是权利。权利是记者自己争取来的。记者只有通过客观真实地“说话”，才能对社会起到一定的舆论作用，才能倡导一种社会道德，才算是把握住了“话语权”。

三、提高素养——为了更好地“说话”

为什么一个外国记者的手记无形中吻合了本国历史教材和政治宣传的宗旨，而且这种吻合是如此地有机而自然呢？上文说过，《西行漫记》的成功有着太对必然的因素，我想，作者斯诺的个人素养就是其中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斯诺在书中经常与毛泽东一谈就是一个通宵，毛泽东渊博的知识不必多说，一位外国记者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居然和毛泽东聊了一个又一个的通宵，就不得不让人对斯诺本人产生兴趣。

通过资料查阅，我得知斯诺在1925年秋天进入密苏里州大学著名的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学习，同时兼职于《堪萨斯城明星报》驻校通讯记者。1928年，斯诺帮助J•B•鲍威尔编辑出版《新中国》特刊，并担任《密勒式评论报》助理编辑，后又任该报代主编，同时兼任美国《芝加哥论坛报》驻远东记者。1930年，斯诺任美联社远东代表，在中国和远东各地采访。1934年，他应聘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并任英国《先驱日报》特派记者。如此显赫的工作背景，也许我们对斯诺本人的个人修养可窥见一斑。

邵飘萍曾说过，“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我以为，要获得这种大无畏的勇敢，记者实在是需要渊博的知识水平和高尚的个人修养。记者许多时候不是在采写，就是在采写的路上，面对的未知太多，没有过硬的本领难以更好地“说话”。

结尾

最后，我想以一个小故事来总结我对斯诺“说话”方式的感悟。“有一位年轻人曾求教于一位大提琴家：‘我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大提琴家？’大提琴家回答说：‘你先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再成为一个音乐人，然后会很自然地成为一个优秀的大提琴家’”。

在社会急剧发展的今天，许多包容都带着歧视，许多矛盾又蕴含着平衡，记者在说与不说、怎么说之间一直徘徊着，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一个群体的问题，而是一整个社会的问题。我自认年纪方小，任何批判都显得过于无力。所以我想说的是，记者学“说话”前，先学做人，做一个优秀的人，再成为一个记者，然后就会很自然地优秀地“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