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希(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新闻界（写写帮推荐）

第一篇：志希(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新闻界（写写帮推荐）

今日中国之新闻界

志 希

在此篇开端的时候，我有一句话要预先申明，就是我也是曾经从事过新闻界的人，所以我知新闻界的内容很详细。但是我虽曾处新闻界中，却又等于处在新闻界外，所以能以有第三者的眼光，说几句“局外人”的话。现在中国新闻界的情形，异常复杂，即欲批评，亦无从说起。不得已，乃以本篇专为普通一般居心无他的报纸说法。凡机械报，金钱报，评花评戏的小报，都一概置而不论。我方才引古人的话说“惟善人能受人尽言”，我现在想我国的新闻记者都是善人，所以敢把我对于现在新闻界的感想详细一说。望诸君平心静气一问本心才是。

我第一件对于现在新闻界最不满意的，就是新闻记者缺少常识。一般新闻记者，除了最少数是受过完全教育的，或是真有志向学的而外，其余约分二类。一类是“斗方名士”同“末路官僚”，一类就是堕落的青年。两类人大都只会做几篇“策论式”的论说，甚至中学教育都未曾受完，就来“摇笔纵谈天下事”了。前几月我看见了北京报纸上登了一篇“新闻记者之必须品”的谐文，里面开的只有《两湖课艺新编》《饮冰室文集》等四五部书，这篇问虽然有点刻薄，但是每看各报议论，却也觉同看十几年前的《两湖课艺新编》《饮冰室文集》差不多。不知新闻的天职何等重要。新闻记者所必备的学问，何等繁多。对于政治方面的记载，必须精通政治法律财政等学；对社会方面的记载，必须深研社会经济心理等学；对于外交方面的记载，必须熟悉历史国际法外交史等学；对于记载各事的手腕又须借重文学美学哲学。你看科目这样的繁多，新闻记者是容易当的吗？舆论是容易代表的吗？世上的人，对于做不来的事，偏要去做，是终究要失败的。不过其中有个迟早的问题罢了！所以我劝那一类的人，可收手的时候，早点收手。那二类的人，赶快去求学，十年之后，出来当一个“名实相符的新闻记者”，倒也不迟。我有个朋友舍我知道此中情形很熟。他对我说起，也深为那第二类的发愁。他现在发奋求学，正是最好的榜样。我还有一位旧同学陈清华君，他在美国加利福尼大学已经毕业，现在旧金山办报。他写信对我们说：“吾辈甫得一知半解，便舞笔弄墨，高谈大事，设与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一谈，能不愧死”。诸君听了，自己回心想一想看。

因为记者缺少常识，所以一切纪事的眼光，非常之短。天天的职务，只是抄袭盲从。今天朋友来了谈了几句时事话，他夜间就写出来做他的“大事记”。今天那位要人说了一番酒余饭后的意见，他就立刻抄下来做他的特别要闻。应于大势不应于大势，合于逻辑不合于逻辑，是不问的，只要填得满那一栏好了！你看二三年来世界大势何等紧急，关于中国，何等重要。但是国内大多数新闻记者的眼光都不出国门一步。因为一般名人要人都是勤于国内不谈外事的，所以新闻记者也就跟着不谈了。我问他们何以跟着不谈呢？他说：“谈了没有人看”。我说“没有人看的原因，虽是很多的，但是你们新闻记者对于世界的大事，不能编成一种有统系的记载，是一个最大原因。你们对外研究以为译出了几个路透电就完了事，其余就可以不问了（《申报》上载有欧洲特别通信，实是万分难得）。若是诸君便的时候拿出几份伦敦纽约各大报纸所记载的远东事情，与诸君所记的世界事情，两两比较，诸君能不惭愧吗？现在因为诸君记载不善，所以社会上不愿意看，因为社会上不愿意看，诸君也就不愿意记了。这样快刀断麻的法子，实在佩服。但

是因为诸君不愿意记载，那想看的人也没得看，那不想看的人，更是根本忘记了。现在世界大战已经完毕，‘处治远东’‘国际同盟’的一种声浪，满布天地。独有我们中国人如醉如梦，永不得知。目前虽欲得知，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岂不伤心！将来如果编其亡国史来，诸位目光盈寸的新闻家，能逃得了万世公论，不负一点责任吗？”这番话是我对我的亲切朋友说的，诸君以为是偏激呢？还是公论呢？

还有一件事，也是因为新闻记者缺乏常识所发生的，就是各报无精确的评论。我天天看报，觉得一切评论都是不痛不痒的调头。大约可以分为三派。一种是“道学派”，一种是“诙谐派”，一种是“莫名其妙派”。除了这三种之外，欲求一精确独到痛快淋漓的评论，真是“百不一见”。“莫名其妙派”不但看报的人看了莫名其妙，就是记者写的时候，恐怕连自己也莫名其妙。这派可以不必说了。至于那种“道学派”的评论，天天只晓得提出一个“诚”字，或是一个“决”字，或是“箴某某人”，或是“勖某某官”等字样来做题目。满口所说的都是《人谱》《格言》《联璧》《五种遗规》几部书里的话。自命为“道气古风，训励末俗”等人物。遇着此种材料缺乏的时候，就搜出三四十年前《论杨月楼案》一类的笔记，出来充数，以示维持风化。我以为这派人如果是怕政府社会都忘却了格言，那就把《人谱》等书，印在报上，却也痛快，何必今天背一节，明天背一章呢？如新闻记者见到了政府社会有不诚不决的事，那就把这件事明明白白说出来好了，何必“隔靴抓痒”，令人难过呢？“诙谐派”的评论虽是报界的另一法门，为英国斯委夫特Swift 一派所用过的。但是也有两种流弊，一是太诙谐多了，看的人徒发一笑，就是重要问题，也不把他当做正经事看待；一是诙谐的时候，往往令人真意不明。所以我盼望做这一类评论的记者先生，也要稍微留意一点“徐徐云尔”的时评，实在不见高妙。总之，报纸上的评论，不是仅为规劝政府而设的，是为普告社会而设的；不是为受高等教育的人而设的，是为一般人民而设的。所以总须就事论事，庄谐并出，以明白精确独具眼光八个字为主，“不关痛痒”“人云亦云”的话，日后以少说为是。

近来的新闻界，似乎对于“新闻道德”也缺了一点。我说的“新闻道德”，并不是一定说新闻记者敲竹杠的问题：新闻记者敲不敲竹杠，是没有证据，我不敢说的。我所说的新闻界没有道德，一件就是“逢社会之恶”。他国新闻界是开导社会的，我国新闻界是逢迎社会的真真可叹！近来社会不愿意有世界眼光，新闻记者也就不谈国外的事。社会不好学，新闻记者就绝口不谈学问；社会喜欺诈作恶，新闻记者就去搜辑许多小新闻，来做他们的参考；社会好淫乐，新闻记者就去徵访无数花界伶界的消息，来备他们的遗忘。这番话不是我言之过甚，乃是实在有的。两年以来，更发达了！北京的报纸，除了小报几十种不计外，其余大报之后，也纷纷增设评花评戏的附张。北京日报从前算是正经一点的，去年也都设了消闲録登载满纸的“花询”。我以为也就够了，不料他还要印出种种的照片，来替一般的倡妓分“仿单”。诸君想想，这是何等行为！近日上海几位驻京通信员，办了一种《京报》算是消息灵通的报纸，但是也不免附一张《小京报》。现在《小京报》听说也在徵求仿单呢！略举二事，北京新闻界的情形可以看见了。至于上海本是新闻发祥地，报纸都是地位很稳的，无论如何能站得住的。不料去年一种有身份的报，也要添出一张小报来。里面载了些什么“花国花总统”的消息，同人家太太小姐的佚事，弄得一班青年学生，天天离不了这些新闻。请问这些新闻对得这些青年学生住吗？其余若《探海灯》《黑幕大观》种种花门更不消说了。真是可惜！以上所说的都免不了“有心逢迎社会”的嫌疑，还有那无心与社会生恶影响的，就是广告。虽不是记者所管，但是新闻记者是觉醒社会的“木

铎”，也是应该负点连带责任才是。我每拿起一张报纸来，无论前面后面，常有“卖春药”“医梅毒”的广告，“血肉模糊”一大片。西洋大报中几曾有这样怪现象呢？（蔡孓民先生七年十月在新闻研究会演说，也特别提出这层，引以为忧）。其余卖秽书卖假货的广告，更不必说了。（西洋报纸对于一切卖货广告，大都先经审查，然后才登入。民国四年《甲寅杂志》曾以此为例）。现在问来登广告的人，他说“我是营业呀！”唉！营业！营业！社会上一切的罪恶借你的名字去做好了！我以为中国社会污浊的情形，不过是一时的现象。若是有人提倡，终有廓清的一天。廓清的责任就是新闻记者的天职。现在新闻记者也同社会一样，那中国的社会真是“万劫不复”了。现在中国识字的人是一天多一天，只要记者有手腕，仅可以不需用评花评戏的小新闻，而能使报纸一天畅销一天。这不是我的空话，现在美国意里诺意英国伦敦各大学里的新闻科均异常发达，出的书也很多，稍一研究，便可相信的。英国《邮报》《太晤士报》每种一天总要销二三百万份，我国销路最广的报，一天只销得二万份上下，虽是英国的文化发达，但是也差不了许多呢？此事“非天授乃人为”是可以知道的！有人说广告严加淘汰，报馆不免亏本。我以为这是可以不必虑的，若是报上的广告，个个可靠，那不但报纸的名誉可以增进，就是被登广告的货物，身价也就日高了。人家的广告，何乐而不送来登？所以我说若是报纸能取缔广告，日后广告，反可加多不过过渡的时候，稍为受些影响罢了！

资本充足，地位稳固的报纸，何妨出来一试呢？新闻记者常骂官僚得“造孽钱”。我以为若是从“贻误青年”“流毒社会”得来的钱，比官僚“造孽钱”好得多少呢？又有人说，“你所说的是社会的罪。今日的新闻家不幸而生在这种的社会里面罢了！”我说，“这是社会的罪恶，我也十分承认，但是我问你世界上还是报纸改良社会呢？还是社会改良报纸呢？”我望新闻记者想一想。

以上所说是我对于现在新闻界不满意的感想，但是我对其中的好处也不敢一笔抹杀。且把他分别提出来一说。近来报纸上第一件“差强人意”的事，就是有许多报都有了高等通信员（这个风气是黄远生开的）。有几封通信都能将政局内幕，详细揭出，而且有统系，这是很好的（《时报》有几个通信员专说笑话，实在太空虚一点）。若是他们能够把世界的情形，也能如此记载，那就“尽美尽善”了！第二件就是国内的情形，有时颇详。编辑取材，也比前几年进步。不过进步稍迟，未能如我们心中所预想的。第三件就是今年北京同上海的新闻界联络，有渡日考察等事，足以为他日“国民外交”的援助。但是我还望他们继续行，足迹还远一点岂不更好吗？总之，大战以后，国际间趋重一种“平民统治的外交政策”。美国大总统威尔逊的演说与通牒，又口口声声说到“世界有组织的舆论”。我们国内各位新闻记者，又安得不放大眼光，以担负这个重任吗？

统而言之，我上面所说的，都是我良心上的主张，并非攻击那个。我新闻界的好朋友也很多，要求他们见谅我之所说，乃求其“心之所安”。出于此刻政治同社会中间，诸位的痛苦，我也是知道的。不过我望诸位的心太切，所以责难的话愈多。亦惟诸君是“贤者”所以敢责难，诸君是“善人”，所以敢尽言。冒昧之处，望诸君指教才是。

国民七年十一月五日

第二篇：罗家伦与五四运动

罗家伦与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专指l919年5月4日前后至当年6月底北京学生学生发起的以反对北洋政府卖国外交、反对日本侵占中国山东权益为目标的爱国政治运动。

这场运动已经过去九十多年了，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在五四运动爆发的问题上，许多基本的事实至今仍不甚清晰。几十年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发挥了领导作用”的叙述代替了对五四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的深入研究。如果不是学习了这段历史，还不知道那句名言就是出自“右”的罗家伦之手。而五四运动真正的发起者和组织即《新潮》社和《国民》杂志社的核心人物如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许德珩等则在近几年来才进入历史学家和普通民众的视野。本文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对罗家伦在这段时间做一简要的评述，可以从一个侧面透视当年五四运动的真实一幕。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1917年入北大后，在北大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和新文化运动激流的影响下，他和傅斯年等创办《新潮》杂志，勇敢地“批评旧文学、旧观念、旧社会制度不合理的地方，而介绍若干西洋近代文化中可以观摩和采取的部分”，积极参与了新文化运动。当1919年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不断传来时，罗家伦和他的同学们毅然决然的投入了争取国权的斗争，并从此与五四结下不解之缘。

一、参与组织五四发难大会，当选为2O名总代表之一 直接促使“五四”运动爆发的一次会议是1919年5月3日晚在北大北河沿法科第三院临时召开的有北大学生和北京其他十几所学校学生代表参加的紧急会议，即所谓“五四”运动发难大会。罗家伦不但参加了这次大会，而且还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19年4月底，巴黎和会的坏消息一天天传来，北大的部分学生商量要在北京取一种积极反抗的举动，遂决议由北京各大学学生在5月7日国耻纪念日发难。可是5月3日山东问题失败的消息传来，北京民众的情绪达到激昂的热度，各界都在召集会议，商议对策。5月2日，校长蔡元培把巴黎和会上的消息告诉了北大学生罗家伦等人。他们立刻召开学生会议，商讨办法，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1点。罗家伦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反对牺牲中国主权的巴黎和会。会中通过几件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提前在第二天，即5月4日中午十二时半召集所有北京的大专学生举行群众大会，游行示威，抗议当局的外交政策，同时推选应付时局的2O名学生总代表，罗家伦即为其中之一。

二，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五四”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具体目标

5月4日上午，罗家伦除了进行组织联络外，还协助筹备准备送给各国使馆的备忘录及各种文件，而最重要的工作则是起草了后来被称为《五四运动宣言》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5月4日上午1O时许，罗家伦刚从高师联络完毕返回北大《新潮》社时，有同学跑来对他说：今天的运动不可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公推北大起草，北大又推罗君执笔。罗见时问紧迫，不容推辞，乃站着靠在一张长桌旁边，于15分钟内一挥而就，并立即送印刷所印刷。这份宣言印了两万份，“逢人便给”，成为“五四”唯一的白话文宣言，也是在当时发挥作用最大、在后来影响最深远的宣言。

宣言较好地概括了五四事件发生的原因、斗争的方式、斗争的目标及学生奋斗的精神等内容。在当时，它言简意赅地表达了学界的热切愿望，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充满了爱国激情，因而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并得以流传至今，其中有些还成为爱国主义永久性的口号，从而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对于鼓动学生和市民的爱国热忱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宣言提出的“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政治口号，是五四运动的中心口号，它标志着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宣言虽然是他个人起草，而其精神却是代表了全北京乃至全国青年的意见，说出了大家共同要说的话，外争主权与内除国贼的主张，是数十年来全国人民共同一致的要求，可以说在中国几十年来，是比较有影响的一篇很短的文字。

三、参加游行，积极奔走营救被捕同学

5月4日下午一时半左右，北京十三所学校学生三千多人齐集天安门广场，在进行了简短的演说之后，学生们就排队由天安门南出中华门，向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前进。游行队伍由傅斯年任总指挥，按预定路线出发开始游行，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在这一过程中，罗家伦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当队伍到达东交民巷使馆区时受阻，于是推选四位代表前往美国公使馆交涉，并递送了一份说贴，要求美国公使瑞恩施转达本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中予中国以同情之援助”。这四位学生代表有三位是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随后学生到达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地，上演了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壮举，北洋军阀政府则出兵镇压，逮捕学生32人，内有北大学生许德珩等20人。5日，北大以罢课通电各方，并组织对被捕学生的营救。罗家伦为营救被捕同学奔走各界寻求支持。5日下午三时，在北京大学法科召开了以北大学生为主体和其他学生共3000人参加的全体联合大会，在大会上，罗家伦报告了被捕学生在狱中之情况及与商界、报界接洽的情形。当学生忙于营救被捕同学时，北大校长蔡元培也联合北京各大学校长，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随后，警察总监吴炳湘告以各校复课为释放学生之条件。5月6日晚10点多钟，蔡元培召集罗家伦等学生代表，要求他们连夜通知各校复课。罗家伦等四五个同学于深夜赶赴各校，经过许多费尽口舌的解释，任务最终得以完成。5月7日上午l0时，被捕学生终于得以释放。罗家伦为五四运动奔走呼号，可谓全力以赴。而把五四时期高涨的民族主义潮流涌向全国，对我国近代以来的救亡运动产生了极大的积极影响。

罗家伦还首先使用“五四运动”一词，颂扬五四精神5月7日之后，他和北大同学们一起为实现罢免卖国贼曹、陆、章，拒签巴黎和约的目标而继续努力。与此同时，他也开始了对这场运动的历史意义进行探讨。5月26日，罗家伦以“毅”的笔名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这是“五四运动”这一名词的首见。罗家伦的这篇文章也是迄今为止所能发现的国内对五四运动这一历史事件进行综合评论的最早的一篇文章。从那以后，人们就以“五四运动”来称呼这场由北大学生首先发起的爱国救亡运动。在这篇文章里，罗家伦开篇就指出：“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几千人因山东问题失败在政府高压的底下，居然列队示威，作正当民意的表示”，“这是中国学生的创举，是中国教育界的创举，也是中国国民的创举。”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文章中首次将五四运动的意义概括为关系中华民族存亡的三种精神：其一是“学生牺牲的精神”，它是“再造中国的元素”；其二是“社会制裁的精神”。“在这无法律、政治可言的时候，要使中国有转机，非实行社会制裁不可!”其三是“民族自决的精神”，此次运动是中华民族对内、对外自决的第一声。这时的罗家伦，只不过是一名二十三岁的青年，却能具有如此新的观念和崇高理想，无论在文学革新或政治民主、民族本位方面，理念都相当坚定且明确！而这篇文章发表在五四运动尚未结束、斗争尚未取得重大成果之前，确属有相当见地。

该文被上海《申报》全文转载，影响很大。在文中，罗家伦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华民国开国以来第一件大事。这件事为中国的政治史上，添一个新改革，为中国的社会史上，开一个新纪元，为中国的思想史上，起一个新变化!五四运动长远的影响应当是：(一)思想改革的促进；(二)社会组织的增加；(三)民众势力的发展。联系中国社会此后数十年的发展变化，我们不能不钦佩罗家伦出色的前瞻能力。

总之，在“五四”运动爆发前，罗家伦是一位思想敏锐、热心于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的青年。在五四运动期间，他不但自始至终参与了整个过程，而且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发起、组织、协调联络的作用。不仅如此，他还起草了《五四运动宣言》，及时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和目标，较早使用了“五四运动”的名称，第一个撰文总结了五四精神，称颂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因此，无论事前的筹划、事中的参与、事后的思考和总结，罗家伦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正如吴相湘所言：“罗在这一运动中，始终是主角之一。” 这些评论从另一面说明罗家伦在五四运动中的角色。罗家伦在五四运动中的所作所为展现了五四青年追求进步、敢于斗争的精神面貌，客观地说，罗家伦的确是五四时期的杰出青年代表。作为五四运动的宣传、组织和参与者，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罗家伦都堪称五四运动的健将，甚至是旗手。特别是他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和《五四运动的精神》两篇文章，最早阐述五四运动目的及精神。

其实，罗家伦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应该有其特殊的地位的，不管是作为政治上的“右”了，站错了队,并且是始终不悔地站错队!从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开始,罗家伦的政治生命就已经与反动的蒋家王朝 自觉地相交相融,死心塌地地为旧的统治阶级服务。还是作为学者终其一生留下的煌煌千万言的著述中, 过滤掉大量的为党国作政治宣传和政治批判的应时应景之作, 还是有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富有建设性的学术精品甚至是思想精品。

他的所作所为，从五四正式开始，不管是参加北伐, 还是后来出任国民政府驻印度大使。都是为了当时的国家的，也之为这一主题而奋斗着的，是完全符合爱国主义这一高度的。而就其一生我们不能因为他追随的当时的政府的反动，就完全的否定他。当时的政府是世界成仁的唯一合法政府，他所服务的就是当时人民的国家，是为民族的利益而战的武士，为民请命的精神，这也是不能否定的。

第三篇：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罗家伦 傅斯年

“五四”运动期间涌现出一大批仁人志士，热情的投身到争取国家主权、抵御外族入侵的斗 争当中去，为爱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开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这其中不仅有胡适、蔡元培、鲁迅等这些大人物，还有罗家伦、傅斯年、许德绗、段锡朋等一大批学生代表。

一 人物介绍

罗家伦（1897—1969年），他是五四领袖之一，不仅首创“五四运动”一词，而且是清华大学首任校长，更是一位学贯中西与新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并不能盲从西洋，我们也不能迷信中国。”

1917年，20岁的罗家伦考取北京大学，成为北大外文系的一名学生。很巧，胡适也于此时进入北大担任教授，而陈独秀则是文科学长，罗家伦成为胡适与陈独秀的学生。

罗家伦入学以后，惊喜地发现教授中有“拖辫子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以至于主张激进的陈独秀”，百家争鸣，却平安相处。而新派的胡适更受年轻学子们的追捧。入学的最初一个阶段，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成为了学子们辩论的热门话题。在这些新思想的影响下，罗家伦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评论《青年学生》。到了第二年的11月份，罗家伦与傅斯年等20多名年轻人组织了一个“新潮社”，大家决心集资办一份刊物。罗家伦提议取名《新潮》，傅斯年担任总编辑，罗家伦担任编辑。蔡元培与教务长蒋梦麟批给他们3000元作印刷经费。1919年元旦那天，《新潮》杂志第一期出版了。罗家伦在《新潮》的1—5期，共发表了13篇文章，其中3篇是评论，针对当时小说界、新闻界和杂志的各种现象，作出了尖锐批评，提出自己的中肯建议。远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看到这些评论后，很受启发，对商务印书馆所办的几份杂志，如《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进行了革新，使杂志销量大增。在当年，《新潮》在青年中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新青年》。因为它更激进，更有诱惑力，特别符合青年学生躁动的情绪和在那转型期间并不成熟、定型的世界观。

傅斯年（1896～1950），人，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

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傅斯年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1913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乙部，1916年秋升入本科国文学（后改称文学院中国文学系）。

1917年秋天，傅斯年等人受《新青年》杂志的影响，萌生了组织学生学术团体的想法。经过酝酿和准备，1918年10月，召开第一次筹备会，决定组建新潮社，创办学术刊物《新潮》杂志，自任主任编辑。1919年1月，《新潮》杂志创刊号面世。傅斯年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强调《新潮》杂志的宗旨是本着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鼓动学术之兴趣”，“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引导此‘块然独存’之中国同裕于世界文化之流”。傅斯年在《新潮》杂志上共发表44篇文章，数量最多，其内容涉及政治、学术和教育，其文风颇有锋芒、大气磅礴，议论激切深刻，积极提倡伦理革命以及文学革命等新思潮。

二、罗家伦起草宣言

五四运动前一阵，不断传来巴黎和会的不利消息，学生们已经是按捺不住了，罗家伦、傅斯年、张国焘、段锡朋、刘仁静等一大批学生跃跃欲试，一致决定5月7日“国耻日”那天举行大规模请愿示威活动。不料5月3日那天，蔡元培得到北洋军阀政府同意和约中关于山东条款的消息，立即告诉了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康白情等几位学生。当天深夜，北京各高校学生开会，一致决定把示威游行活动提前到5月4日。罗家伦的任务是联络各校学生和购买写标语的白布。5月4日上午10点，罗家伦刚从城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回到北大新潮社，准备和大家一起去天安门游行，同学狄福鼎一把推开门，对罗家伦喊道：“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我们北大起稿，你来执笔罢！”罗家伦见时间紧迫，也不推辞，就站在一张长桌旁，匆匆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宣言》仅有一百多字，这是五四那天唯一的一份印刷品。宣言虽慷慨激昂，但不论是文字上，还是字里行间都没有采取激烈行动的意思，只是呼吁全国民众关注青岛、山东问题，而“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也只是寄希望于“国民大会”的召开。不过，宣言中的“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八个字倒是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的主要证据。

三、罗加入游行示威

5月4日下午一时半左右，北京十三所学校学生三千多人齐集天安门广场，在进行了简短的演说之后，学生们就排队由天安门南出中华门，向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前进。游行队伍由傅斯年任总指挥，按预定路线出发开始游行，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在这一过程中，罗家伦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当队伍到达东交民巷使馆区时受阻，于是推选四位代表前往美国公使馆交涉，并递送了一份说贴，要求美国公使瑞恩施转达本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中予中国以同情之援助”。这四位学生代表有三位是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离开东交民巷后，游行队伍受到军警阻挠，愤怒的学生们高呼“我们去除国贼吧！”这与示威游行组织者的初衷是不相符的。因为在天安门广场前开露天大会决定游行程序时，只是决定到总统府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卖国贼，再到东交民巷使馆区，向外国驻华使馆表达中国人民的立场与态度。示威游行总指挥傅斯年表示一定要使示威游行成为“有纪律的抗议”。所以，这时急忙阻拦游行队伍，劝同学们不要去，但根本劝阻不了，也控制不了当时那种在高昂情绪下形成的局面。

四、傅斯年指挥游行（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

傅斯年只好举着大旗带领大家向东单曹汝霖住所赵家楼前进，而上百名巡警则跟随着队伍行进。到了赵家楼，曹府大门紧闭，内外已有二三十名警察把守，罗家伦回忆说，他亲眼见到是一个叫蔡镇瀛的学生首先翻墙进了院内，紧随着就有十几名学生几乎相差无多同时翻进院落，其中有匡互生、许德珩、杨振声、陈荩民、傅斯年的弟弟傅斯严。他们将大门打开，愤怒的学生们蜂涌而入，一边高喊“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打倒卖国贼曹汝霖！”一边四处搜索。曹汝霖一看学生冲了进来，仓促间，躲进一间专门放置箱子的小房内。驻日公使章宗祥这时刚从日本回到国内，暂住在曹宅。5月4日这天中午，徐世昌在中南海宴请章宗祥，总理钱能训与曹汝霖（交通总长，但此时是由曾毓隽代理）、陆宗舆（币制局总裁）作陪。席间，接到警察总监吴炳湘的电话，天安门外有千余名学生，手执白旗，标语为和会失败，攻击曹总长诸位。吴炳湘在电话中说：请诸位暂留总统府，不要回家，因为学生将要游行。徐世昌当即劝说曹、章宴后到别处暂避风头。散席后，钱能训邀请曹、章、陆到他办公室，并打电话给警察总监吴炳湘，禁止学生游行。吴炳湘报告说：段芝贵（首都卫戍司令，段祺瑞族叔）要出兵弹压，如果这样，即由他去办，我就不问了。由于两派的矛盾，钱能训两边劝，说好话都无效果，陆、曹、章见状，遂告辞回家。孰料，到家不久，示威游行的学生队伍就到了。

学生进了院子后，曹汝霖连忙吩咐仆人将章宗祥掩蔽在锅炉房。就在曹家被学生冲砸得七零八落时，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俞劲和另一名同学点燃了衣被，大火烧了起来。章宗祥觉察到起火，慌忙从锅炉房中逃出来，被学生抓了个现，用拆下来的铁床棍子打得遍体鳞伤。这就是五四中著名的“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事件。据罗家伦事后说，章宗祥被赶来的大批警察送到医院时，已不省人事。曹汝霖说，主要是被学生一棍子打在脑壳上所致。学生们也有点慌了，出了人命就是刑事案。实际上，大火一起，就授人以柄了，徐世昌当时就下令抓人。结果，在曹宅中没有来得及撤出的32名学生全部被捕。回校后，大家一致决定北京所有高校一律罢课。同时，接受狄福鼎建议作为策略，统一口径，就说游行回来后因游行疲劳过度本患肺病死去的北大同学郭钦光，是在曹宅被曹家佣人殴打致死的，气愤之中，学生也殴打了章宗祥。学生们还煞有介事的为郭钦光举办了追悼仪式，郭也由此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的一名“烈士”。这件事激起了公众对政府的义愤。

五、傅斯年退居二线

第二天，在讨论下一步行动时，傅斯年和一位名叫胡霹雳的同学意见不一致，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后二人互殴，胡霹雳动手打坏了傅斯年的眼镜，傅斯年一怒之下，发誓不再过问学生会的事。

傅斯年从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第二天开始，不再投身运动的领导与指挥，而是退居第二线，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一方面为其他学生领袖段锡朋、罗家伦等人出谋划策，一方面开始对五四运动的发展过程和意义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研究。运动结束不久，他考取了山东官费留学生，不用为生活、工作奔波，使他更有时间考察社会状态，反思和总结五四运动经验教训，评价其功过是非，探索以后青年的努力方向。他在这个时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论述了这些问题，并系统提出了改造社会的理论，其中代表性的文章有《〈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国狗和中国人》、《时代与曙光与危机》、《欧旅途中随感录•北京上海道中》、《在美国公使芮恩施送别会上的谈话》及一些个人书信等。

六、罗家伦积极奔走营救被捕同学

5日下午三时，在北京大学法科召开了以北大学生为主体和其他学生共3000人参加的全体联合大会。通过了上书大总统和教育部，有23所高校共9860名学生签了字，向政府提出外交和教育政策方面的要求，以及通电罢课的决议。在大会上，罗家伦报告了被捕学生在狱中之情况及与商界、报界接洽的情形。当学生忙于营救被捕同学时，北大校长蔡元培也联合北京各大学校长，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随后，警察总监吴炳湘告以各校复课为释放学生之条件。5月6日晚10点多钟，蔡元培召集罗家伦等学生代表，要求他们连夜通知各校复课。罗家伦等四五个同学于深夜赶赴各校，经过许多费尽口舌的解释，任务最终得以完成。5月7日上午l0时，被捕学生终于得以释放。

不久，蔡元培和教育部长傅增湘在政府压力之下，一个被迫出走，一个被免职。学生们在罢课的同时，一面全力营救被捕学生、发起挽蔡运动，一面策划全国性的抗争。6月3日，演讲学生被捕，**再一次扩大，遭拘的学生也越来越多，超过1400人。“六三”事件成为五四运动的转折点。4日，罗家伦在被军警盯梢的情况下，冒险把北京学生遭捕的情况拍电报到上海，引发全国范围的“三罢”（罢课、罢工、罢市）。政府这时面对的不再仅仅是年轻的学生了。迫于强大的压力，6月5日，政府释放了所有被捕学生。6月10日，天怒人怨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被免职。28日，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宣布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运动胜利结束。

七、罗检讨五四运动

5月26日，罗家伦以“毅”的笔名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这是“五四运动”这一名词的首见。罗家伦的这篇文章也是迄今为止所能发现的国内对五四运动这一历史事件进行综合评论的最早的一篇文章。从那以后，人们就以“五四运动”来称呼这场由北大学生首先发起的爱国救亡运动。在这篇文章里，罗家伦开篇就指出：“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几千人因山东问题失败在政府高压的底下，居然列队示威，作正当民意的表示”，“这是中国学生的创举，是中国教育界的创举，也是中国国民的创举。”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文章中首次将五四运动的意义概括为关系中华民族存亡的三种精神：其一是“学生牺牲的精神”，它是“再造中国的元素”；其二是“社会制裁的精神”。“在这无法律、政治可言的时候，要使中国有转机，非实行社会制裁不可!”其三是“民族自决的精神”，此次运动是中华民族对内、对外自决的第一声。该文被上海《申报》全文转载，影响很大。在文中，罗家伦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华民国开国以来第一件大事。这件事为中国的政治史上，添一个新改革，为中国的社会史上，开一个新纪元，为中国的思想史上，起一个新变化!五四运动长远的影响应当是：(一)思想改革的促进；(二)社会组织的增加；(三)民众势力的发展。联系中国社会此后数十年的发展变化，我们不能不钦佩罗家伦出色的前瞻能力。

总之，在“五四”运动爆发前，罗家伦是一位思想敏锐、热心于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的青年。在五四运动期间，他不但自始至终参与了整个过程，而且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发起、组织、协调联络的作用。不仅如此，他还起草了《五四运动宣言》，及时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和目标，较早使用了“五四运动”的名称，第一个撰文总结了五四精神，称颂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因此，无论事前的筹划、事中的参与、事后的思考和总结，罗家伦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八、傅斯年对五四运动的反思

傅斯年经过观察和总结，认识到五四爱国运动以后，社会出现许多好的现象，好的兆头，但他没有陶醉于社会“新动机大见发露”的萌芽阶段，因为他对中国历史和现状有着深刻的了解。清末以来，中国有过几次“新动机发露”的现象，但由于中国社会的条件不具备，“都是结个不熟的果子，便落了”，他提醒人们，要总结历史教训，“厚蓄实力，不轻发泄”，做持久的努力，做长期的积累，使新动机引发出来的社会新因素，从容生长、发达、最后结出成熟的果子来。

数月来之学生运动原为提醒国人之作用，我等深信，国家事件非学生可得一一处治者，我等并不愿一一为处治，特以各种方法唤醒国人，使其共负国民的责任心，知一切社会在一国中受同等之利害，必负同等之责任，有民族的觉悟然后收共治的效果。这就是说，只有民众的觉悟，才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很明显，傅斯年的这种认识是对“五四”运动的深层次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傅斯年是最早认识“五四”运动伟大意义的人物之一。

（中国民众过去由于长期受专制统治，纯粹处于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只有义务，没有丝毫的政治权利，慢慢丧失了社会责任心。但是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促进了民众的觉醒，民众积极参与运动取得了运动的胜利。傅斯年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思想有了很大改变，认识到：如果给予教育和启发，民众会迅速觉悟起来，成为社会改革的主力。傅斯年通过五四运动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进一步论述说：自“五四”运动以后，我才觉得改造的基本萌芽露出了，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我是绝不主张国家主义的人，然而人类生活的发挥，全以责任心为基石；所以五四运动自是今后偌大的一个平民运动的最先一步。也就是说“五四”运动直接的意义是促进了民众的觉悟，开始了参与社会改革的行动，这是中国改革和进步的第一步。）

五四时期中涌现大批皖籍知识分子的原因(陈独秀、胡适、高语罕、朱蕴山、高一涵、李辛白、刘希平、刘文典等)

一、孕育皖籍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背景

从20世纪初安徽的新式学堂的兴办和留学运动的展开是催生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产生的两个主要因素。通过新式学堂和留学途径培养出来的学生全然不同于旧式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人才风格。他们学成归来，对于推动安徽近代教育的发展，开通安徽的社会风气，促进新思想在安徽的传播，倡导民主革命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皖籍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的集结与重组

二十世纪的前十年，中国社会正酝酿着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激起了知识分子的巨大热情。随着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相应伴随着安徽新型知识分子的第一次集结过程。第二次集结以袁世凯统治的瓦解为起点，他们看到时局变化的转机，相继回到省内，重新开始革命历程。两次的集结让安徽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由产生、发展而壮大，密切了联系，形式和和内涵都有递进和升华。随着《新青年》的问世，以及陈独秀等皖人相聚

第四篇：中华魂读书征文活动-喜看今日之中国

中华魂读书征文活动

喜看今日之中国

九龙镇西刘小学六年级 马蓉儿

指导教师姜敏艳

2013年2月26日

中华魂读书征文活动

喜看今日之中国

九龙镇西刘小学六年级 马蓉儿指导教师姜敏艳

近年来，祖国的突飞猛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卓越成就，跨出了历史性的一大步，让世界看到了一个最完美的中国，中国的进步体现在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只要留心，就会发现。

农村的医疗机构，设施越来越完善；没有劳动能力，经济来源的老人和家庭的生活越来越有保障……出现这些，标志着中国在不断进步，一点点地壮大起来。虽然只是一件件小事不也是汇成中国进步的因素之一吗？

今天的中国和以往的中国相比，真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贫穷笼罩着中国的百姓，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现在，中国富强起来了，一座座高楼大厦挺立在中国土地上；整洁，美观，大方是人们的评价；各处的名胜古迹也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现在的中国人才济济，一个个新颖、美观的作品在他们手中呈现出来。

现在随着人们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各城市的绿化都非常好，给人以美感，空气清新，使人心情舒畅。

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小学生可以按自己的兴趣爱好参加兴趣小组，中老年人也有适合自己的活动，比如去公园跑跑步，锻炼身体，或者散散步，聊聊天，让自己的一天更加充实。

即使在我们农村，你也一样会感到心旷神怡，笔直的水泥路旁种

者高大的树木，大片大片的田地长势喜人，亲自感受一下摘果子的乐趣或者找一个幽静，周围环境优美的草地野炊一下一样会使你心情愉快。

中国近几年取得的成就也是非常突出的，2008年的奥运会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使中国一下成为了世界瞩目的焦点，而且每次都是以完美的结局而告终，中国还注意对外交往与合作，积极地学习西方各国先进技术从而更好的完善自己，使中国变得更加无懈可击。

在中国这个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中，我们互助互爱，共同努力，携手共进，目标只有一个：使中国更加美丽，更加强大，我们每个人都见证着中国的努力与进步，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中国的确跨出了一大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虽然前进的路上难免会有坎坷，但我相信，风雨后的彩虹更美丽。中国将永不言败，她始终都会以最佳的状态呈现给世界，中国会永远地屹立于民族之林，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中国一定会一步步地强大起来。

第五篇：罗志田：《中国近代史的再次重估 》

罗志田：《中国近代史的再次重估 》

罗志田：中国近代史的再次重估 2010年03月30日 东方早报

核心提示：

近三十年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已经在冲击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或许用不了多久，还会出现一次中国研究的典范转移，导致对近代中国史的再次重估，且必然影响到重新审视古代中国。

现在的世界局势真是风起云涌，石油价格瞬间以倍数涨落，与生产和供需渐离渐远；金融风暴闪电般穿透全球，来得快似乎也去得匆忙；明明是全球变暖，却一再以世界范围的严寒来表述！在这样一个变化急剧的时代，面临多方面的失序，“我是谁”的问题又变得重要，文化认同的意义被重新唤起，中国人的往昔又成为社会关注的一项中心议题。对史学而言，这一新来的关注是福是祸，也只能让历史来证明。

大体上，世界每经历一次大的动荡，西方思想家都会产生某种“历史终结”意味的观念。一战、二战和冷战结束后，都有过某一历史时期已经结束或过去的类似表述。这些论述本身不一定都被证实，更多时候是被证误。但这里反映出一种兼具危机感和前瞻思路的“弃往开来”倾向，即意识到在某一历史时期具有规范支配作用的一些基本理念开始失范，所以想要寻求更能解释世界和我们自身（大到人类，小至个人，但更多是一些区域性的文化群体）之历史和现状的新理念。每逢这样的观念转换时段，史学都会受影响而出现某种转变。从西方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可以看出，史学受外在世局的影响是很显著的。中国本身（有时也包括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状态往往可以影响相关研究取向和研究典范的形成。以近代中国为例，试图从历史理解当代现象的倾向一直存在。1949年中共掌权后，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西方中国史想要解答的一个主要“问题”，即中共的革命何以成功？由于是要诠释既成事实，目的论非常明确，所问的基本是一个答案已经前定的问题；不过可能有多种不同的解答，需要相对更多的探索方向而已。

在那以后，如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以及八十年代末欧洲和中国的事变，都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西方学界的思路转变（就美国而言，越战的全方位影响更是无论如何不能低估的）。最近的全球经济危机似乎又引起一些全面的反思，而近三十年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已经在冲击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或许用不了多久，还会出现一次中国研究的典范转移，导致对近代中国史的再次重估，且必然影响到重新审视古代中国。

刚开始进入学界而又试图赶超欧美的史学新手，可能要充分注意这一点。但我绝对不是建议初学者放弃目前，而致力于想象什么预案，以抢占学术制高点云云。任何将来的转变，一定产生在过去和现在的基础之上。“弃往开来”，或不如温故知新；最初的一步，仍是把握过去和现在。但有此思想上的预备，更能提示研究者保持一种更开放的心胸，以适应可能很快会面临的变化。

蒙文通尝据孟子所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提出：“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然而“澜”本形成于水“流”之中，涛起涛落前后，可能是很长一段平静的水面。此正如“潮”之有涨有落，且高潮的时间不长，高潮 1 后还会有一个更长的退潮过程。假如只在转折处看波涛翻滚之刹那形态，岂非观“澜/潮”而忘“水”？但若保持一定距离，或更容易看清潮起潮落的变化。

重要的是对整体水流要有清晰的把握。水流那相对平缓的部分，或历史那不变的一面，不论是否表述出来，都要始终存于胸中，决不能忽视。从整个水流的全局看，有时“未来视野”对历史转折的认识也有重要的推进。如果我们知道所研究的时段正处于变化之中，就像潮水尚未达到顶峰，则已发生的“巨变”对于未来者而言可能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其变之“巨”就可能大打折扣，而研究者也可以更平缓的心态来观察和分析已发生或正发生的变化。

面向未来本是许多近代中国读书人的共同心态，胡愈之那句“永远向着未来，不要怀念过去；一切为了明日，不要迷恋昨日”恐怕说出了许多人心中想说的话。这一思路正可以借鉴到史学之中。同时，闻一多稍早所说的，他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一语，更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柯文（Paul Cohen）教授《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近年在中国很有影响。然而在该书翻译之时，他就曾担心，由于中国学者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者“多年以来努力探索的争论焦点不甚熟悉”，以及对其“用来表述这些争论焦点的一套惯用术语感到陌生”，他们“是否就能理解这本书的论证，从而体会书中提出的问题对美国史家所具有的重要含义”呢？从今日的后见之明看，他的这一疑虑绝非多余。“在中国发现历史”口号的流行，已经产生某种不可忽视的误会，不少人开始较为封闭地考察近代中国（未必是有意如此，更多可能是无意所为）。

因此，针对“在中国发现历史”这一口号在中国引起的误会，我曾提出更当去“发现在中国的历史”。这不是文字游戏。西人所长乃是傅斯年所谓“虏学”，本在中国之外，柯文所归纳的方向使其向中国之内倾斜，自然非常适合。我们相对更长于内，同样跟着再向内转，便可能未获其利而反承其弊。若在关注中国当地的同时，侧重在地之外来影响，则更适合自身的特点，或可收扬长避短之效。

我当然绝非提倡“中国人自身的中国史研究”或“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史研究”。陈寅恪一向主张“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他曾一再强调，中国的所谓“国粹”，从很早开始就含有大量外来成分。后人视为“真正之国产土货”者，常不过是“外国材料之改装品”。它们中很多都经历了一个混成的过程：最初是“本土之产物”，后来“逐渐接受模袭外来输入之学说技术，变易演进，遂成为一庞大复杂之混合体”。故要真正了解古代中国，就不能忽视历代融入的各种外来成分。

到了近代，从政治到文化、思想、学术、生活、经济等多方面的变化，处处可见外来的影响。外国在华存在是近代中国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对此无需太高的学理修养也能认识到，孙伏园很早就观察到，帝国主义的力量，“是没有一个乡僻的地方不到的”。或用芮玛丽（Mary Wright）后来的术语，即外国无所不在。当然，承认其无所不在之余，也要注意具体所在的强弱——在沿海和城市，帝国主义的直接影响仍远大于乡僻之地。

一句话，如果外来“冲击”退隐或淡出，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个虚幻而失真的“近代中国”。我想要强调的，就是一种充分考虑近代“在中国”的各类外来因素（及其作用和影响）的开放取向，并希望时刻警惕不要陷入哪怕是无意识的封闭倾向。可以说，研究近代中国，不仅要深入了解所谓“前近代”的中国，至少还须参考三方面的外部历史，即十九世纪以来的西方、日本和各殖民地（以及后人对其的研究）。三者在这一时期都是变量而非定量，即其本身都处于发展变化的进程中。前两者直接间接影响了中国，尤其是中国的上层政治和读书人，以及口岸地区的社会和生活；后者中的大多数与中国没有太直接的关联（印度人、朝鲜人和越南人等则有直接联系），但西方对殖民地的研究有意无意中影响着我们的近代史研究，很多人实受其影响而不自觉。

只有对十九世纪以来的西方和日本——特别是其发展变化的一面——具有较深入实在的了解，才能真正认识近代中国很多前所未有的变化。过去的研究很少真正做到这一点，尤其在日本和中国的关联方面做得最不够（常见的不过是对比双方改革之成败）。只是在所谓思想史领域，中西和中日的关联受到了较充分的关注，然或许又走得太过：我们的思想史研究最常见用西方观念来套中国实际，下焉者不过以中国为战场实施西与西斗，即以西方的主义或理论为武器而相互作战；上焉者也多学步邯郸，追随西方“问题意识”的新潮，而不问这些从非中国历史环境中产生出来，有着特定的基本预设、方法论与认识取向的“问题”和思路，是否与中国自身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存在的“问题”相一致。

就殖民地而言，中国虽与各殖民地一样受到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却有一个与殖民地大不同的重要特点，即领土主权基本保持；由于这一重要因素的存在，帝国主义采取的策略和中国对侵略者的态度，都与殖民地场域中的大不相同。故近代中国与各殖民地被侵略和反侵略的历史，往往没有很直接的可比性，却又有很多相似或相反的参考之处；对殖民地的研究取向（包括前些年兴起的“后殖民”取向），很多都不直接适用于中国，但又有极大的参照性。必须充分了解各殖民地的发展演变，才能真正看到中国近代史的一些重要“特色”。一方面，今日中国研究已成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学术；另一方面，也必须参考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张光直先生前些年提出，既存“社会科学上所谓原理原则，都是从西方文明史的发展规律里面归纳出来的”，如果不“在广大的非西方世界的历史中考验”，特别是经过“拥有极其丰富史料的中国史”的考验，就不能说具有“世界的通用性”。他由此看到了“西方社会科学的局限性和中国历史（以及其他非西方史）在社会科学上的伟大前途”。黄宗智先生近年也有系列文章讨论他所说的“悖论社会”概念，以及将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形成的独特认识方法提高到理论概念层面，以认识和解释与欧美不同的近代中国社会。近代中国社会是否“悖论”到黄先生所说的程度，还可斟酌。尤其是在意识层面，以西方观念为世界、人类之准则并努力同化于这些准则之下，是相当多二十世纪中国读书人普遍持有的观念，并有着持续的努力。类似倾向和努力也直接表现在学术领域，迄今影响不衰，不可轻视，更不可忽视。当然，历史发生现场的在地特殊性及发生在那里的具体实践，特别是众多个人和群体的亲身体验，更是研究近代中国所必须充分考虑的。

就像不同类别的史料皆如落花之各有其意，外在的或他人的研究，亦皆各有其“意”在；顺其意或逆其意而读之，皆当有所得，不过要充分意识到这是产生于特定语境的“他方之学”。今日中国学人可以有更开放平和的心态，作为在地的学者，对外国的研究不必追风，不必全盘套用其理论，更不宜像章太炎所说“颠倒比辑”其见解，但无论如何不能忽视他人研究的建树一面和具有启发性的地方，且最好在论著中有所因应，而不是视而不见，自说自话。

实际上，异文化的视角可以提供一些受本文化浸润之人忽略或思考不及之处，恰可能是在地的“本土”研究者所缺乏的。李济很早就从学理上论证了异国与本土眼光的互补性，他也曾长期提倡一种对特定“文化”的双语互证研究模式。知识往往源于提问，若能在意识层面尽可能依据特定时段里“在中国之人”（包括在华外国人）的所思所虑所为进行提问，并探索怎样解答，或者真能产生包括时空两层面的“地方性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