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中的菊和刀（五篇范文）

第一篇：日本文化中的菊和刀

日本文化中的菊和刀

日本民族性格和文化具有极大的矛盾性和非常突出的双重性，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专门论述日本文化的著作《菊和刀》中概括日本人：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日本人把截然相反、尖锐对立的东西融合于一身。日本人性格中的“喜新而又顽固”，表现在企业经营管理中时，就是又守旧又创新，并且往往其创新是顽固地持续，坚持不懈。守旧使日本企业能把事情做彻底、把沟通工作做透彻，往往很多创新的根源正在于守旧。

日本企业执著守旧地坚持重视沟通、重视“报告/联络/协商”、重视在尊重个性的基础上获得一致意见。他们看起来优柔寡断、没有像样的战略；他们看起来行动似乎很迟缓，但欧美汽车企业最后发现日本企业一款汽车的整体换型开发到量产上市的时间周期比自己整整少了一半的时间。日本企业强调沟通和尊重意见，不只是在高层和管理层，更着重于基层员工的沟通，日本企业对员工意见的采纳是做得最好的，对员工的教育培训做得也非常好，有了这些基础后员工稳定性也就非常好，全世界公认日本企业培养出来的员工最优秀。中国企业往往不敢和不愿意在对员工教育培训上作大量投入，因为担心员工离职或掌握了技术后另外建立竞争企业，这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一个瓶颈问题，在这方面日本企业积累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和手法，能达到既提高人员素质又保持凝聚力和队伍稳定的效果，也值得我们参考。日本企业认为有了软的管理技术做基础，在硬的技术开发和工艺精细化方面创新和变革也就能延续不断，事实上日本企业在移动电话、数码相机、摄像机、DVD等领域的创新，在世界上占据了70%-90%的份额，不断的创新使日本的核心部件产品一直处于世界尖端位置，并使企业拿到了丰厚的利润。表面上看，大量的产品已经不再是日本制造，但实际上其中关键的部件都来自日本。这种看待软技术和硬技术创新关系的理念、创新机制和创新技能，值得深入研究。中国的企业可以向欧美学习营销和战略管理，甚至有很多的中国企业家本身就是优秀的战略家，而在生产运营、战略执行、精细管理、现场管理等方面，日本企业则有很多东西值得学习。

日本企业“省”出高额利润的管理模式、使“改善”得以持续的组织体系、使物品信息和资金不间断迅速流动的生产运营方式、确保高质量低成本的现场力量、在生产中培养人才的方式方法、强调重视和舒展人的本性的企业文化、建立在尊重个体基础之上的集体协作、都值得中国企业借鉴。

第二篇：浅析日本科技发展中的菊与刀问题

摘要：日本人崇尚象征皇室尊荣的菊花，又以柔美的樱花为傲，在这些美丽花瓣之下隐藏的却是日本武士道的象征，刀。“菊与刀”文化模式的两重性决定了日本国民复杂的矛盾心理，使其在科技的迅速发展中忽略了人文精神的培养，最终导致日本走上了一条几尽亡国的道路。通过探寻日本科技发展中的这种双重性，将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

关键词：明治维新；洋务运动；科技；“菊与刀”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17(C)-0316-0

2一、日本科技起源

日本有记载的历史始于公元5世纪。1868年明治天皇终结日本幕府时代，并开始对西方贸易和工业技术实行开放，期间实行的军国主义扩张政策以惨败告终。在坚守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后，日本已然走出战争的废墟，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以尖端的科学技术闻名。

公元263年前，日本的科技发展仍是一片空白。随着中国的儒学、刘徽的《九章算术》，传入日本，成为了其软科技的起源。此的近1500年的时间里，日本的科技发展完全借鉴中国的，从造船术、指南针、纺织术甚至文字、诗词歌赋等，几乎无不触及，中国俨然是日本的一位老师。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老师，于1840年的战争中在科技面前显现出了完全无力的败退。日本由此受到震撼，开始走上了与封建中国俨然不同的道路

当美国将军佩里率领的蒸汽动力舰队敲开日本国门时，日本屈服了，正是因为这次屈服，当局对待外来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态度，由过去的排斥转变为接受和推广。例如，日本在被迫开国以后，开设了翻译局培养大量翻译人才翻译西方优秀书籍，并开办各类学校，研究天文、地理、军事、枪炮、物理学与机械学。相比中国，日本在面对极端威慑时采取了忍让，开始主动的吸收带来威胁的根源。对此，日本教授杉本勋先生的解释是，日本的武士精神比中国的农耕士大夫，更能够敏锐地感到威胁与力量对比的差异。

明治维新的结果是极大的推动了整个日本社会和观念的转变。在亚洲，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是一种地缘化的发展和存在，可似乎即使是在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中，日本的科技水平却保持着快速发展，如果要为这个问题寻求一个答案，或许正是因为一个国家科学发展的水平很大程度决定自其内外的交流能力

二、日本科技发展的三个阶段的反思

明治维新不可避免的会被人们拿来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做对比，因为同样性质的运动，却造就了完全不同结果。究竟为什么会这样？首先我们要知道，西方与日本是存在相通之处的，这一点不同于中国，日本所谓的“东洋道德”在西方也一样存在。因此，借由着改革日本将西洋思想道德包装成其古已有之的东西并深入地学习。“随着对洋学的理解之加深，懂得洋学和儒学思考方式不同，不能满足于‘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学术观。”因为，日本人深知一种文化若不是像大树一样连根移植，是无法存活的。而中国维新带来的失败与屈辱，其根源在于学习西洋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身的本质以至于带来失败的结局。其次，到了明治政府时期，近代科学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科学界受到了文明开化暴雨的洗礼，而这种对科学的认可，基本上是一种对知识的渴求导致的，以各种形式自由发展，而科学的发展无论在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上都与西方的科学文明完全接轨。杉本勋先生就曾说的：“幕府末期洋学并不像军事科学和殖产兴业技术那样只限于科学技术，其范围从法律学、经济学、历史学那样的人文科学到哲学。”因此，同样是为了应对当时顽固的保守派，“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改革的起点。而中国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却是洋务运动的指南，是终极的要求。与中国洋务领袖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基本相似的提法，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两种结局，这种结果是值得深思的。

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步形成了天皇专制主义的国家体制和天皇制官僚军事机构的专制政治体制，其显著特点就是带有浓厚侵略性的军事殖民扩张。日本这种近代以来形成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其科学技术体制也带有明显的殖民性和军事性。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的科技体制逐步演变为军事科技体制，并以此来制定科学政策和普及科学技术教育，其目的就是配合战争的需要，科学技术沿用逐渐单一化，产品趋于纯军事用品，造成了科研与应用、重轻工业、工农业等方面关系的严重失调，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降低，乃至出现倒退现象，其直接结果就是造成了其科技体制的畸形发展。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的日本，科技与经济政治一样一片萧条。痛定思痛，几乎就在战争刚一结束，日本便在美国的“帮助”下，采取措施恢复科技的正常发展。首先，将几乎所有重工业部门进行改造，废除战时产业统制法令。其次，将许多用于为战争服务的研究机构进行改组，更换其研究项目和内容。例如将原来的中央航空研究院合并到铁道技术研究院内，东京大学的航空研究所解散，改组为自然科学研究所等。通过占领当局的强制命令和日本政府的努力，旧日本科技体制在组织、人事、各项法制机构等方面都彻底改革，新的科技体制逐步确立起来。自此，日本科学技术走上了相对健康的发展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科学史家汤浅光朝曾直接指出：“日本近代科学史有一个必须给予特别注意的重点，这就是日本科学技术的殖民性。”这种殖民性对建立独立的科学技术体系是极大的障碍，给日本战后科技发展留下了严重的隐患。历史上日本多次对外侵略扩张，其目的之一，也正是为掠夺海外资源产地。二次大战的结束，宣告这条道路再也无法通行。因此，资源贫乏的“致命缺陷”从笋观上迫使日本走发展科技的道路。可以说，科技强国是日本别无选择的路。

三、菊与刀中的启示

美国著名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菊与刀》中阐明了日本文化的独特性，这是一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镜里才可能被造就的文化范式。无论是日本这个国家还是人，都在不断的犯错中走向堕落，而最终却将其称之为命运。这是一种将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锐利而又暧昧情形，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全面倒向西欧式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应有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这种理解被滞后了。虽然日本人坚定地、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但正是这种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从而遗留下了阴暗的一面。日本是个矛盾的民族，有着矛盾的思想，也有着矛盾的行为，也正是这样矛盾，造就了现金的日本。从日本的科技发展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即便存在着是或不是、存或不存的疑问，但其科技发展在近代历史中无疑占有着重要的篇章。

中国，这个历经了千年的风霜与起伏文明古国，如今正走在日本也曾走过的坎坷的民族复兴之途，日本的前半段走的并不顺利，但现代的日本无疑是成功的，其转型速度之快，效率之高，是令人佩服的。中国或许不会有日本那样窘迫的生存环境，每一点的进步，乘上基数，成就都是惊人的。但是，我们仍不能有一丝放松，因为这个成功的日本，百年来时时刺激着极想睡个安稳觉的中国，在近代更是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伤痛。

作者单位：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学院

作者简介：张翮（1984—），男，安徽合肥人，合肥工业大学认为经济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国内外科学发展理论研究，生命科学理论研究；张管媛（1986—），女，云南楚雄人，合肥工业大学马克主义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李兆忠.暧昧的日本人[M].北京:金城出版社,2005.[3]万峰.日本近代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4]牛翠萍.透过日本文化看日本外交[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8,(6).[5]秦英.日本外交的文化渊源[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7,(2).[6](加拿大)诺曼著.日本维新史，姚增广译[M].商务印书馆,1962.[7]吴廷璆主编.日本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第三篇：文化人类学读书报告《菊与刀》

浅谈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浅谈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评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

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亟需制定战后对德、日的政策。而对日本，美国并不了解，因此美国政府动员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研究日本。《菊与刀》一书便是作者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政府委托进行研究的的研究成果报告。本文是笔者在文化人类学老师的推荐下阅读该书后写下的一些感想。文中对该书剖析和评论的重点主要是作者本尼迪克特在书中使用到的、对笔者影响颇深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关键词：《菊与刀》文化人类学

①在本学期的“文化人类学”课程中，笔者有幸聆听了教授这门课程的骆老师关于《菊与刀》这本书的介绍。在介绍中，笔者不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作者本尼迪克特本人从未到达日本，无法进行人类学中最为看重的“实地考察”，为何能够如此准确得得出其研究结论并且该结论如此贴合实际？带着这个疑问，笔者阅读了这本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与刀》及几部相关著作，并将心得体会记录下来，因而有了本篇读书报告。

（一）纵向研究方法与横向研究方法

在无法亲自到当地考察的情况下，作者把战时被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才写成本书。因此笔者认为，该书中最主要的两个研究方法是纵向研究法与横向研究法。所谓纵向研究，即通过日本民族在漫长历史中所形成的一些民族性格加以研究，进而推导出当时日本民族的大众心理；而横向研究，则是通过对日本人的民族习惯和西方及东方其它国家的民族习惯加以比较，从而得出日本人性格上的特殊之处，进而推导出日本的民族性格。

纵向比较方法主要运用在该书第三章中，该章从日本幕府时代形成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出发，参考了当时日本家庭之中仍盛行森严的“家长制”以及战俘中几乎所有人都对天皇有着近乎狂热的崇拜，最终得出了“日本民族制度化”的结论。这个结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在日本，天皇是日本精神上的最高统治者，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同时，日本的等级制度虽已不再严格盛行，但几乎所有国民都承认天皇的统治权——这种统治权并不是行政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因此，本尼迪克特认为，只要天皇签署投降合约，① 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出版；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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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即使日本抵抗最为激烈的太平洋战场，也会乖乖放下武器，接受成为敌人俘虏这一待遇。当时，大多数学者对其结论表示嗤之以鼻，因为日本军队被俘与战死者的比例大约为1：120，并且当时日本军队面对先进的美国武器并没有感到丝毫的惧怕，在“精神必定战胜物质”的口号下，日本军队战斗意志之顽强令美国深感震撼。在此情况下，作者的观点很难得到大多数人的承认。但最终结果正如大家所知道的：1945年8月15号，日本裕仁天皇宣读同意接受波茨坦公约的无条件投降诏书，命令各战区的日本军人放弃抵抗，向盟国军队投降并于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正式举行投降仪式。天皇命令下达之后，几乎所有日本军队都放弃抵抗，甚至对投降抵触情绪最大的日本“关东军”也向其战区的苏联及中国表示投降。更令人诧异的是，当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对战后日本本土实行占领的美国官员踏上日本本土后，非但没有遭到任何形式的抵抗，反而受到日本上下的热情欢迎。不得不说，本尼迪克特十分具有远见，但更为重要的是其得出这个结论的研究方法十分正确。因此，在文化人类学研究当中，研究者应清晰的把握该民族的历史，找出该民族历史中存在并在现实生活中仍具有外在或内在征兆的文化加以研究，力求找到该民族隐藏在历史之中的文化特性以完成对该民族的认识。这种方法也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历史的一个重要作用——通过历史，认知当代，正如美国学者科林伍德说的：“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①

横向比较方法在该书中则运用十分广泛，书中第四、第五、第六、第八章均有用到此方法。作者本人对这种方法十分推崇，在其另一部著作曾提到“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一种使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模式”②，因此必须通过比较，找到一个民族独有的文化特征，才能将该民族从世界众多民族中区别开来。因此在《菊与刀》中，作者将日本的政治、法律、文化等各方面分别同西方及东方其他国家作比较，得出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结论。政治上，作者将日本政府机构和西欧国家比较，得出了在日本“人民的舆论”是完全没有地位的，决策者永远只能是那些“阁下”们的结论。法律上，作者将日本人对法律的理解与其它民族对照加以研究，得出了一个日本民族独有的法律观：按照日本人的观点，遵守法律就是对他们的最高恩情——“皇恩”——的回报。因此日本民族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对待法律，认为法律都是“对个人事 ①② ［美］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38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美］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45~46页，张燕、傅铿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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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务中的个人自由的干涉”，从而无条件的服从法律，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由这点来看，似乎日本军队在接到天皇的投降命令后，所表现的前后如同判若两人的矛盾举止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了。文化上，作者把日本的人生曲线概括为“浅底U字型曲线”，即幼儿和老年期间具有充分的自由，但青壮年时期则要受到严格的束缚，而美国人的人生曲线则刚好相反，即幼儿老年期间要受到很大的约束，而青壮年时期则有很大自由。作者认为，日本人的人生与美国人相比，无疑是具有很大的优势的：在一个人体力最强、精力最旺盛时，无疑需要背负更大的责任，从而就需要社会、家庭等各个方面的约束。因为他们坚信：约束是最好的精神修炼。总之，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文化有着许多其他民族所不具备甚至难以理解的因素，这点与西方十分不同。而笔者认为，如果非要概括，“西方文化的要点是‘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①，而日本，则很难概括出它的文化要点，本尼迪克特的“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厌旧，服从而又不驯”理论仅仅揭示了日本民族文化中的矛盾性，而这仅仅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特点，而不是“要点”。因此，对日本这个民族，还应当加以更加深入的剖析和研究，尤其是对日本对外扩张首选对象的我国而言，更应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

（二）以绝对公正的态度进行文化人类学研究

对于《菊与刀》这部人类学，笔者认为它绝对不会是作者站在美国人的角度去审视日本而写出的作品。书中虽然较多的将日本文化与美国文化进行对比，但这只不过是由于美国文化可以较全面的概括西方文化的特点而已。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绝对不能戴上有色眼镜，而应当以绝对公正的态度去进行研究。就作者本尼迪克特而言，她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这点并加以行动，对美国当局的许多违反文化人类学的活动，作者都加以否定甚至批判。例如，针对美国当局许多人要对日本进行“完全意义上的占领”——即在战后对日本进行完全管制的情况，作者在第八章对此观点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作者写道：有些美国人叫嚷，只有我们推行平等原则，日本人才能获得自尊。他们其实是犯了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错误。诚然，作者受到美国政府的委托，是不应当说出如此攻击当局决策的话来的，但人类学研究就必须有严谨的态度，如果只站在本民族的角度来观察其他民族，是根本不可能得出什么有价值的成果地。因此，在进行有关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时，① 冯友兰：《冯友兰选集》上卷，66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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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既不能抱有民族自尊主义，认为出本民族文化之外，其余民族文化都没有可取之处。也不能带有文化歧视观点，即用自己的眼光来看的，凡是“落后”的文化都没有可取之处。教授笔者“文化人类学”这门课程的骆老师经常给学生强调的一句话就是：不要用“先进”和“落后”两个词去形容文化，文化并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这种绝对公正的态度，是值得每一个研究文化人类学的学者和每一个学习文化人类学的学生都应当怀有的。

（三）多推一的表达方法

在对其它文化进行研究时，常常有需要表达的内容，用本民族的词汇很难准确、完整地概括出来，甚至本民族中根本就没有与之相关的词汇。学者心中了然却表达不出来，确实是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就使用了一个简单而有效地方法避免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多推一的表达方法，即使用本民族语言中的多个词汇来表达研究民族的一个词汇。众所周知，日本民族的许多文化观点迥异于西方文化及许多东方文化，因此其语言中的许多用词非常之古怪。例如，在日文中，“报恩”、“报仇”、“以德报怨”以及“以怨报德”都是一个词语，统称为“情义的回报”。再比如，日本民族的军人常在最后关头“向天皇尽忠”而剖腹自杀，这点在西方甚至包括在中中国，都是“自我牺牲”的范畴，但日本人却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他们认为，这么做只是“报答天皇的情义”，这么做并不是高尚的，相反，不这么去做才是不正常的。因此，这个词不应当完全是“自我牺牲”，而是带有“自重”的性质了。

而本尼迪克特在本书中十分注意词汇的表达，在美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在用词上有异议时，常采用多个词汇去解释在日文中只有一个词语甚至只有一个字的词汇。这一点在全书各章中几乎都能找到，这里仅仅举一个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日本人所说的的“恩”，在英文中是包含了很多层面的意思的。包括“obligation”（义务），如父母对子女的“恩”；有“loyalty”（忠诚），如臣民对天皇、下级对上级的“恩”；有“kindness”（关切），如同龄人、同伴之间的“恩”；甚至还有“love”（爱）的意思，如丈夫对妻子的“恩”。对于含义如此复杂的“恩”，作者只用了四个词汇就完美的诠释了它，不得不让人对这位伟大的女人类学家的智慧感到由衷赞叹。

多推一的表达方法绝对应当成为文化人类学家最常用的表达方法之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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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可以使人类学家不必使用很长的篇幅去描写研究对象的一个词汇，从而使文章显得更加简洁。同时，也可以省去读者苦思许久却难以理解之苦，以增加他们的阅读兴趣。因此，这种表达方法应当值得推广到各个领域的写作之中去。

《菊与刀》一书中涉及到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笔者对此书把握尚浅，因此无法一一列出并加以评价，就是本篇读书报告谈到的对上述几种研究方法的解析也有很多谬误之处，还请老师雅正。

参考书目：

[1]《日本文化史》，叶渭渠著。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文化人类学》，[美]艾伦·比尔斯著，骆继光等译。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3]《日欧比较文化》，[葡]路易斯·弗洛伊斯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西方文化概论》，方汉文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美]查尔斯·蒂利著，魏洪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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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文化人类学读书报告《菊与刀》

浅谈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浅谈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评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

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亟需制定战后对德、日的政策。而对日本，美国并不了解，因此美国政府动员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研究日本。《菊与刀》一书便是作者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政府委托进行研究的的研究成果报告。本文是笔者在文化人类学老师的推荐下阅读该书后写下的一些感想。文中对该书剖析和评论的重点主要是作者本尼迪克特在书中使用到的、对笔者影响颇深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关键词：《菊与刀》文化人类学

①

在本学期的“文化人类学”课程中，笔者有幸聆听了教授这门课程的骆老师关于《菊与刀》这本书的介绍。在介绍中，笔者不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作者本尼迪克特本人从未到达日本，无法进行人类学中最为看重的“实地考察”，为何能够如此准确得得出其研究结论并且该结论如此贴合实际？带着这个疑问，笔者阅读了这本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与刀》及几部相关著作，并将心得体会记录下来，因而有了本篇读书报告。

（一）纵向研究方法与横向研究方法

在无法亲自到当地考察的情况下，作者把战时被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才写成本书。因此笔者认为，该书中最主要的两个研究方法是纵向研究法与横向研究法。所谓纵向研究，即通过日本民族在漫长历史中所形成的一些民族性格加以研究，进而推导出当时日本民族的大众心理；而横向研究，则是通过对日本人的民族习惯和西方及东方其它国家的民族习惯加以比较，从而得出日本人性格上的特殊之处，进而推导出日本的民族性格。

纵向比较方法主要运用在该书第三章中，该章从日本幕府时代形成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出发，参考了当时日本家庭之中仍盛行森严的“家长制”以及战俘中几乎所有人都对天皇有着近乎狂热的崇拜，最终得出了“日本民族制度化”的结论。这个结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在日本，天皇是日本精神上的最高统治者，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同时，日本的等级制度虽已不再严格盛行，但几乎所有国民都承认天皇的统治权——这种统治权并不是行政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因此，本尼迪克特认为，只要天皇签署投降合约，① 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出版；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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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日本抵抗最为激烈的太平洋战场，也会乖乖放下武器，接受成为敌人俘虏这一待遇。当时，大多数学者对其结论表示嗤之以鼻，因为日本军队被俘与战死者的比例大约为1：120，并且当时日本军队面对先进的美国武器并没有感到丝毫的惧怕，在“精神必定战胜物质”的口号下，日本军队战斗意志之顽强令美国深感震撼。在此情况下，作者的观点很难得到大多数人的承认。但最终结果正如大家所知道的：1945年8月15号，日本裕仁天皇宣读同意接受波茨坦公约的无条件投降诏书，命令各战区的日本军人放弃抵抗，向盟国军队投降并于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正式举行投降仪式。天皇命令下达之后，几乎所有日本军队都放弃抵抗，甚至对投降抵触情绪最大的日本“关东军”也向其战区的苏联及中国表示投降。更令人诧异的是，当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对战后日本本土实行占领的美国官员踏上日本本土后，非但没有遭到任何形式的抵抗，反而受到日本上下的热情欢迎。不得不说，本尼迪克特十分具有远见，但更为重要的是其得出这个结论的研究方法十分正确。因此，在文化人类学研究当中，研究者应清晰的把握该民族的历史，找出该民族历史中存在并在现实生活中仍具有外在或内在征兆的文化加以研究，力求找到该民族隐藏在历史之中的文化特性以完成对该民族的认识。这种方法也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历史的一个重要作用——通过历史，认知当代，正如美国学者科林伍德说的：“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①

横向比较方法在该书中则运用十分广泛，书中第四、第五、第六、第八章均有用到此方法。作者本人对这种方法十分推崇，在其另一部著作曾提到“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一种使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模式”②，因此必须通过比较，找到一个民族独有的文化特征，才能将该民族从世界众多民族中区别开来。因此在《菊与刀》中，作者将日本的政治、法律、文化等各方面分别同西方及东方其他国家作比较，得出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结论。政治上，作者将日本政府机构和西欧国家比较，得出了在日本“人民的舆论”是完全没有地位的，决策者永远只能是那些“阁下”们的结论。法律上，作者将日本人对法律的理解与其它民族对照加以研究，得出了一个日本民族独有的法律观：按照日本人的观点，遵守法律就是对他们的最高恩情——“皇恩”——的回报。因此日本民族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对待法律，认为法律都是“对个人事①

② ［美］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38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美］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45~46页，张燕、傅铿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务中的个人自由的干涉”，从而无条件的服从法律，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由这点来看，似乎日本军队在接到天皇的投降命令后，所表现的前后如同判若两人的矛盾举止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了。文化上，作者把日本的人生曲线概括为“浅底U字型曲线”，即幼儿和老年期间具有充分的自由，但青壮年时期则要受到严格的束缚，而美国人的人生曲线则刚好相反，即幼儿老年期间要受到很大的约束，而青壮年时期则有很大自由。作者认为，日本人的人生与美国人相比，无疑是具有很大的优势的：在一个人体力最强、精力最旺盛时，无疑需要背负更大的责任，从而就需要社会、家庭等各个方面的约束。因为他们坚信：约束是最好的精神修炼。总之，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文化有着许多其他民族所不具备甚至难以理解的因素，这点与西方十分不同。而笔者认为，如果非要概括，“西方文化的要点是‘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①，而日本，则很难概括出它的文化要点，本尼迪克特的“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厌旧，服从而又不驯”理论仅仅揭示了日本民族文化中的矛盾性，而这仅仅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特点，而不是“要点”。因此，对日本这个民族，还应当加以更加深入的剖析和研究，尤其是对日本对外扩张首选对象的我国而言，更应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

（二）以绝对公正的态度进行文化人类学研究

对于《菊与刀》这部人类学，笔者认为它绝对不会是作者站在美国人的角度去审视日本而写出的作品。书中虽然较多的将日本文化与美国文化进行对比，但这只不过是由于美国文化可以较全面的概括西方文化的特点而已。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绝对不能戴上有色眼镜，而应当以绝对公正的态度去进行研究。就作者本尼迪克特而言，她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这点并加以行动，对美国当局的许多违反文化人类学的活动，作者都加以否定甚至批判。例如，针对美国当局许多人要对日本进行“完全意义上的占领”——即在战后对日本进行完全管制的情况，作者在第八章对此观点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作者写道：有些美国人叫嚷，只有我们推行平等原则，日本人才能获得自尊。他们其实是犯了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错误。诚然，作者受到美国政府的委托，是不应当说出如此攻击当局决策的话来的，但人类学研究就必须有严谨的态度，如果只站在本民族的角度来观察其他民族，是根本不可能得出什么有价值的成果地。因此，在进行有关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时，① 冯友兰：《冯友兰选集》上卷，66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

2既不能抱有民族自尊主义，认为出本民族文化之外，其余民族文化都没有可取之处。也不能带有文化歧视观点，即用自己的眼光来看的，凡是“落后”的文化都没有可取之处。教授笔者“文化人类学”这门课程的骆老师经常给学生强调的一句话就是：不要用“先进”和“落后”两个词去形容文化，文化并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这种绝对公正的态度，是值得每一个研究文化人类学的学者和每一个学习文化人类学的学生都应当怀有的。

（三）多推一的表达方法

在对其它文化进行研究时，常常有需要表达的内容，用本民族的词汇很难准确、完整地概括出来，甚至本民族中根本就没有与之相关的词汇。学者心中了然却表达不出来，确实是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就使用了一个简单而有效地方法避免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多推一的表达方法，即使用本民族语言中的多个词汇来表达研究民族的一个词汇。众所周知，日本民族的许多文化观点迥异于西方文化及许多东方文化，因此其语言中的许多用词非常之古怪。例如，在日文中，“报恩”、“报仇”、“以德报怨”以及“以怨报德”都是一个词语，统称为“情义的回报”。再比如，日本民族的军人常在最后关头“向天皇尽忠”而剖腹自杀，这点在西方甚至包括在中中国，都是“自我牺牲”的范畴，但日本人却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他们认为，这么做只是“报答天皇的情义”，这么做并不是高尚的，相反，不这么去做才是不正常的。因此，这个词不应当完全是“自我牺牲”，而是带有“自重”的性质了。

而本尼迪克特在本书中十分注意词汇的表达，在美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在用词上有异议时，常采用多个词汇去解释在日文中只有一个词语甚至只有一个字的词汇。这一点在全书各章中几乎都能找到，这里仅仅举一个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日本人所说的的“恩”，在英文中是包含了很多层面的意思的。包括“obligation”（义务），如父母对子女的“恩”；有“loyalty”（忠诚），如臣民对天皇、下级对上级的“恩”；有“kindness”（关切），如同龄人、同伴之间的“恩”；甚至还有“love”（爱）的意思，如丈夫对妻子的“恩”。对于含义如此复杂的“恩”，作者只用了四个词汇就完美的诠释了它，不得不让人对这位伟大的女人类学家的智慧感到由衷赞叹。

多推一的表达方法绝对应当成为文化人类学家最常用的表达方法之一。它

可以使人类学家不必使用很长的篇幅去描写研究对象的一个词汇，从而使文章显得更加简洁。同时，也可以省去读者苦思许久却难以理解之苦，以增加他们的阅读兴趣。因此，这种表达方法应当值得推广到各个领域的写作之中去。

《菊与刀》一书中涉及到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笔者对此书把握尚浅，因此无法一一列出并加以评价，就是本篇读书报告谈到的对上述几种研究方法的解析也有很多谬误之处，还请老师雅正。

参考书目：

[1]《日本文化史》，叶渭渠著。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文化人类学》，[美]艾伦·比尔斯著，骆继光等译。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

[3]《日欧比较文化》，[葡]路易斯·弗洛伊斯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4]《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西方文化概论》，方汉文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美]查尔斯·蒂利著，魏洪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第五篇：《菊与刀》读书笔记

读《菊与刀》之日本对战后责任的认识

摘要： 《菊与刀》是美国文化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的一部经典的研究日本文化类型的著作。从“耻感文化”、“等级制度”、“重视报恩与情义”等方面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大和民族文化的各种模式。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这些文化模式论来解释战后的日本对战争罪行一再否认也并不是不可理解的。

关键词： 《菊与刀》；日本文化；耻感文化；等级制度；战争责任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谋划、发动、实施侵华战争的罪行在日本国内外应承担法律、政治、道义上的责任。日本进步派大多认为日本应该承担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日本保守派大多否认战争的责任并否认其战争中的罪行。普通民众中既有人承认战争责任也有人否认战争责任，还有些战后出生的日本人认为那场战争与自己“无关”。日本进步派普遍承认战争日军暴行，呼吁向战争受害者道歉和补偿。但日本保守派普遍否认战时的日军暴行，或故意缩小日军暴行的程度与范围，或以“英美同罪”的态度要求对日军暴行忽略不计。纷繁复杂的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追踪其源与其文化模式有着根本联系。从 1《菊与刀》日本文化模式论可以找到答案来辨析日本对战后责任的认识。

就是不可做出丢脸的事。在“耻感文化”里，有错误的人即使当众认错或忏悔也不会感到解脱，相反，只要自己的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就不用懊丧，坦白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菊与刀》书中说道：日本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上帝忏悔的习惯也没有。《菊与刀》 中指出：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犯了罪的人可以通过认罪来减轻内心重负;而日本则属“耻感文化”，由于强烈的耻感，也使得日本人无法承认自己的失败和否定自己战时日军的暴行，时至今日，日本保守派与很多普通民众仍旧否认失败的事实和战争期间的暴行，931—1945年期间日本的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那么深重的苦难，在中国实行极其残酷的“三光”政策，一次南京大屠杀就杀死30万中国人，把活生生的中国人用作细菌战、化学战的试验品，一、耻感文化

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耻”，1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却至今不肯承认战争罪行。《菊与刀》中这样写道：天皇是日本现代国家神道的核心，如果我们向天皇的神圣性进行挑战并予以摧毁，那么，敌国日本的整个结构就会坍塌。日本奉信神道，天皇为神道核心，那么天皇对战争责任的思考也很大程度上决定国民对战争责任的意识。余志民在他的《战

2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著作中说道：“昭和天皇在战败投降后不仅没有承担战争责任，反而 处处掩盖。推卸战争责任，极力避免危及自身安全和‘国体’安危。” 昭和天皇不仅自己不愿意承认侵略战争的性质和承担战争责任，而且从他“玉音放送”的《终战诏书》天皇不仅对侵略战争没有反省和忏悔，反而到处充斥着为侵略战争的辩护之词。用日本“耻感文化”来辨析日本对战后事实的否认是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正如3《从<菊与刀>中看日本人性格的特殊性》中阐述的那样：“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承认自己有错的习惯。假如他的行为是违反道德标准的，但没有被社会其他人得知，那他就没有“羞耻感”，从而也不认为自己有错。所以，日本“耻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战争责任的思想。

2徐志民著 《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9 3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91 黎丽著

《从<菊与刀>中看日本人性格的特殊性》

二、极端价值观

日本人说：“我受某人之恩”，就等

于说“我对某人负有义务”，并且把这位债主、施恩者称作“恩人”。i 在日

本文化模式中，“恩”这个词承受着“负

担”、“债务”、“重负”。在日本等级观

念下，一个人接受上辈或上级的恩，或者是从同辈处受恩，就会使接受者有一种很强烈的自卑感。日本人认为，自己有幸生在这个国家，安居乐业，幸福生活，就应该怀着无比感激的心情来恭受天皇所赐的恩典，这是天皇的“恩情”。这“恩情”是无条件的义

务，这恩情可以将“忠”相互依存与

相互矛盾的。在日本民族史诗集《四

十七士》ii里是以对主君的“情义”为核心。在日本人心目中，它写的是“情义”与“忠”、“情义”与“正义”的冲突以及“单纯情义”与无限“情义”之间的冲突。故事发生在1703年封建

制度鼎盛时期，按照近代日本人的想象，那时，男儿都是大丈夫，对“情

义”绝不合糊，包括浅野在内的四十

七位勇士为 “情义”而牺牲一切，包

括名声、父亲、妻子、妹妹、正义，最后以自杀殉

“忠”。他们这种对“忠”与“恩”的回报是极端的，但是在日

本，它不断传播、翻印并被拍成电影而广泛流传。四十七士的墓地长期成为著名圣地，成千上万的人前往凭吊致祭，凭吊者留下的名片使墓地周围

变成一片白色。甚至关于这一段内容，日本小学五年级的国语课本这样写着：

他们为主君报仇雪恨了，而且情义真诚、意志坚定，应该奉为永远的典范„„于是，幕府经过再三考虑，命令他们剖腹以效忠，这是在是一举两

得的好办法。把这种极端的价值观与战后日本对战争责任的否认是有着联系。例如：昭和天皇在《终战诏书》依旧大言不惭的地说：“交战业已四载，朕之陆海军将士勇武善战，朕之百僚有司励精图治，朕之一亿庶众克己奉公，各尽最善；但战局并未好转，世界之大势亦于我不利；加之，敌新近使用残虐之炸弹频频杀伤无辜；残害所及之甚实不可勘测。若继续交战，终将招至我民族之灭亡，进而更会破坏人类之文明。果如斯，朕将何以保持至亿兆赤子，何以谢慰皇祖皇宗之神灵。此乃朕着帝国政府接受共同宣言之缘故。”昭和天皇这是贼喊捉贼。把自己日本是站在正义的立场，赞扬日军英勇善战，反而谴责盟军残杀“无辜”。日本神道的核心是天皇，民族有着对天皇的“忠”和“恩”，而战后初期，缺衣少食的悲惨生活，四处流浪的的战争遗孤，高度残废的退伍军人，以及残留的原子弹灾难，都很容易使日本国民产生“受害”的意识。加之日本天皇的否认和缩小战争责任，让更多的日本人不提及自己参与或支持侵略战争的责任。

在日本自上而下并且奉信神道的国度里，“情义”与“义务”的关系，不论其对个人要求如何艰巨，至少总是指对其骨肉近亲，或者对代表其祖国、其生活方式及其爱国精神的最高统治者所应尽的一系列责任。这种牢固的联系是与生俱来的，因而理应履行。对“情义”的报答则充满内心的不快。在“情义”的领域中，欠情者的难处是无以复加的。日本极端的价值观——“忠”、“情义”、“恩”等，根深蒂固在当时的国民文化里，并天皇等高层对国民的欺骗，逐渐使日本后来的不讳留下了毒瘤。并且4《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对这欺骗和隐瞒的事件写道：日本政府基于推卸昭和天皇和统治集团战争责任目的，面对国内外战争追究日本人战争 4徐志民著 《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9 第55页

责任的行动，除提出“一亿总忏悔”论及作出《关于战争责任的决议》的阁议，以表明追究战争责任的态度外，千方百计地掩盖日军战争罪行，极力模糊本应承担的战争责任。这种自上而下的欺瞒对日本人之所以缺少从加害者的角度认识战争的意识，与对其战争责任的追究不彻底有很大关系。日本政府在战争责任问题上越走越远，以至掩盖战争罪行，默许、纵容否认战争责任的活动。以下列举几项实例例证此事件。

第一：掩盖银帝事件背后的日本生化战争罪行。1948年1月26日，在东京帝国银行椎名町分行发生的事件。一名伪装成预防寒伤人员的男子用氰酸钾毒杀了12名行员，抢走约16万日元的现金。平泽贞通作为罪犯而被逮捕，1955年由日本最高法院判决死刑。银帝事件发生后，警视厅的搜查官中不少人任务嫌疑犯与军人相关，此案或疑与731部队余孽有关。嫌疑对象最初由处理氰酸的习至野学校、第6陆军技术研究所相关者，逐渐转向731部队、第九陆军技术研究所、陆军中野学校的相关者。在整个事件的询问中，习至野学校、第六陆军研究所相关者常去中国东北进行释放氰酸毒气和饮用氰酸毒液的实验，以测量致死量、致死时间的人体实验的事实大白于天下。为掩盖毒气活人实验的反人道罪行，日本政府将油画家平泽贞通作了“替罪羊”。

第二：修改教科书，掀起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逆流。1951年7月，日本文部省发布《改定学习指导要领》，首先用“进出”取代了高中日本教科书中的侵略一词。1955年2月，初中《学习指导要领》也将“侵略”一词改成了“进出”。1958年，日本政府开始在各府县城实行教师的勤务评定，通过一些列的措施，日本政府逐步严密地控制了教育权，并通过教科书检定制度偷梁换柱地填充歪曲侵略史实的内

容。

第三：否认从中国强征劳工的战争暴。日本不愿承认战时日本强征中国劳工的事实，并试图掩盖这一战争罪行。

第四：肯定日本战犯和“日本战殁者”的“贡献”，意在抹杀起战争的责任，借此否认日本侵略战争性质。1952年5月2日，日本政府在东京新宿御苑召开战后首次‘全国战陨者追悼会”，日本首相在追悼会上致辞说”毋庸置疑，因为战争而殉国的诸位，是以身奠定了和平的基础，使我们能够展望民主日本的成长和发展，值此追悼会之际，我的心驰向那些战陨者，谨此祈祷其冥福。”5将日本战犯视为“为国殉难”，称之为奠定日本战后和平与民主的“基础”。造成里日本国民的思想混乱。

第五：提前释放在押战犯和恢复公职，试图结束“战后”。根据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公职追放”令，日本先后有21万人曾被解除公职，但到1951年末，竟又有201507人恢复公职。未曾认真反省战争责任的日本战犯及其追随者，战后重返日本政坛，成为歪曲侵略史实和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主要政治势力。

与德国相比，日本方面对于战争责任的追究是极不彻底的。对于战争责任者的审判，只限于东京审判的被告，其余的以天皇为首的政界和财界的领导人都没有被追究。虽然也有开除军国主义分子公职的规定，但主要的对象是军人，以官僚为代表的战争中的许多领导人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有的学者指出，天皇的战争责任一直得不到清算，这就向人们提出一个严肃问题，既然日本人不愿承认天皇的战争责任，就更难奢望日本对外承担 5徐志明：《战后日本人的责任认识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59页。

战争责任。正是这种对天皇无条件崇拜的皇国史观，阻碍了日本人在历史问题上有一个正确认识。极端的价值观阻碍了本人对战后责任的正确认识。

三、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

关于影响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的内因，学者们分别从经济、思想、文化、政治结构等多领域多视角进行了探讨，研究成果相对而言也更为丰富一些。

从思想、文化、政治结构等视角探讨形成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内因的研究，虽然论述的深浅不一，但大多集中在对天皇制、皇国史观的负面影响的探讨上，且观点大同小异。例如，的学者指出，天皇的战争责任一直得不到清算，这就向人们提出一个严肃问题，既然日本人不愿承认天皇的战争责任，就更难奢望日本对外承担战争责任正是这种对天皇无条件崇拜的皇国史观，阻碍了日本人在历史问题上有一个正确认识还有的学者指出，天皇制的保留，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被免予追究，具有十分严重的象征性意义作为一般的日本民众，多数人也无意去深究绝对主义天皇制与象征天皇制之间的本质差别，对他们来说，天皇依旧是国家的象征，依旧是国家的最高元首天皇制被保留下来，那么，作为这一国体制度理论支撑的神国观念和皇国史观，反过来也便在战后重新获得了“合理性”这一点，战后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及右翼势力也多方利用，作为他们散布错误的历史认识的重要手段。

对此，连日本的外交官也有同感。日本外交官小原雅博曾在其著作中指出: “日本没能找到相当于德国纳粹那样的承担历史清算责任的特殊对象。周恩来总理曾表示，中国把日本军国主义者与一般的老百姓区别开来，把

战争责任归咎于前者的方式，放弃政府赔偿，对中日邦交正常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可是，在从战前至战后有一定连续性的政治状况下，日本没能像德国一样以‘加害者限定论’总结历史，只好采取了大家都有责任的形式。”有着重要影响，而且作为民族性格还影响到思想领域和国家政治上。7日本在对外交往中寻求维护“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秩序，是与其国内文化中强调的等级观念相联系。古代，由于中华文化圈的强大影响和吸引，6

《菊与刀》中这样写道：“日本人不能以要求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别的国家。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他们认为能够如此。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心甘情愿地满足于‘各安其分’的日本道德观是不能指望别的国家接受的。其他国家并没有这种道德观。这是真正的日本产品”。所以这种心理又反映了日本这种“假如他的行为是违反道德标准的，但没有被社会其他人得知，那他就没有‘羞耻感’，从而也不认为自己有错”的心理。”今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必将保持它某些固有的态度，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对等级制的信仰和信赖。因此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存在着迷糊而且思想混乱的认识。

四、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文化是民族产生和发展的源泉与动力。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表现为不同的文化形态。文化与外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外交的进行自始至终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展开的。无论是对外交往对象的认识还是对外交往政策的制定过程，文化始终是在幕后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政治文化是文化中与政治密切相关的部分。所以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尤为突出。

在考察日本的政治文化现象时，有这样一个不可轻视的重要因素，即集团主义精神不仅对其国民性的形成 6 张建立著，核心期刊：《试析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形成原因》。虽然日本对中国是一种崇拜的态度，同时也主动遵守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但是依然注重在“中华帝国”面前自己的角色;日本民族对外在世界的秩序一直保持有一种敏感的洞察，并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时机，改变与己不利的国际等级秩序，同时维持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秩序。从古代对中国文化的尊崇、对中华文明的向往，到近代以来的“脱亚入欧”的口号。“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文化脱离不开对外交的影响。

日本侵略的历史就摆在那里，谁也抹不去。但历史的背后总有一种叫做真理的东西。那便是正义的力量永远压在肮脏手段和黑暗的思想之上。

苑崇利：试析日本政治文化的思想根

源[Ｊ]，外交学院学报，2003

Read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of Japan's awareness of responsibility after the

warAbstract: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is United States cultural scholars Committee tee on a classic study of Japan culture works.From the “shame culture” and “hierarchy”, “placing emphasis on gratitude and friendship”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external behaviors and deep in their way of thinking, namely Japan Yamato modalities of national culture.Culture is a complex whole, including knowledge, belief, art, morals, law, custom, and humans in society of all ability and habit.These cultural patterns to explain the post-war Japan for war crimes has repeatedly denied that it is not incomprehensible.Key words: of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Japan culture of shame culture;a hierarchy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ar 参考文献 i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第69页 iiii 日本民族史诗 《四十七士物语》

徐志民著 《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9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91 黎丽著

《从<菊与刀>中看日本人性格的特殊性》

张建立著，核心期刊：《试析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形成原因》。苑崇利：试析日本政治文化的思想根源[Ｊ]，外交学院学报，2003 臧秀玲 宋小霞：核心期刊《日本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山东济南,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