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日本科技发展中的菊与刀问题

第一篇：浅析日本科技发展中的菊与刀问题

摘要：日本人崇尚象征皇室尊荣的菊花，又以柔美的樱花为傲，在这些美丽花瓣之下隐藏的却是日本武士道的象征，刀。“菊与刀”文化模式的两重性决定了日本国民复杂的矛盾心理，使其在科技的迅速发展中忽略了人文精神的培养，最终导致日本走上了一条几尽亡国的道路。通过探寻日本科技发展中的这种双重性，将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

关键词：明治维新；洋务运动；科技；“菊与刀”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17(C)-0316-0

2一、日本科技起源

日本有记载的历史始于公元5世纪。1868年明治天皇终结日本幕府时代，并开始对西方贸易和工业技术实行开放，期间实行的军国主义扩张政策以惨败告终。在坚守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后，日本已然走出战争的废墟，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以尖端的科学技术闻名。

公元263年前，日本的科技发展仍是一片空白。随着中国的儒学、刘徽的《九章算术》，传入日本，成为了其软科技的起源。此的近1500年的时间里，日本的科技发展完全借鉴中国的，从造船术、指南针、纺织术甚至文字、诗词歌赋等，几乎无不触及，中国俨然是日本的一位老师。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老师，于1840年的战争中在科技面前显现出了完全无力的败退。日本由此受到震撼，开始走上了与封建中国俨然不同的道路

当美国将军佩里率领的蒸汽动力舰队敲开日本国门时，日本屈服了，正是因为这次屈服，当局对待外来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态度，由过去的排斥转变为接受和推广。例如，日本在被迫开国以后，开设了翻译局培养大量翻译人才翻译西方优秀书籍，并开办各类学校，研究天文、地理、军事、枪炮、物理学与机械学。相比中国，日本在面对极端威慑时采取了忍让，开始主动的吸收带来威胁的根源。对此，日本教授杉本勋先生的解释是，日本的武士精神比中国的农耕士大夫，更能够敏锐地感到威胁与力量对比的差异。

明治维新的结果是极大的推动了整个日本社会和观念的转变。在亚洲，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是一种地缘化的发展和存在，可似乎即使是在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中，日本的科技水平却保持着快速发展，如果要为这个问题寻求一个答案，或许正是因为一个国家科学发展的水平很大程度决定自其内外的交流能力

二、日本科技发展的三个阶段的反思

明治维新不可避免的会被人们拿来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做对比，因为同样性质的运动，却造就了完全不同结果。究竟为什么会这样？首先我们要知道，西方与日本是存在相通之处的，这一点不同于中国，日本所谓的“东洋道德”在西方也一样存在。因此，借由着改革日本将西洋思想道德包装成其古已有之的东西并深入地学习。“随着对洋学的理解之加深，懂得洋学和儒学思考方式不同，不能满足于‘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学术观。”因为，日本人深知一种文化若不是像大树一样连根移植，是无法存活的。而中国维新带来的失败与屈辱，其根源在于学习西洋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身的本质以至于带来失败的结局。其次，到了明治政府时期，近代科学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科学界受到了文明开化暴雨的洗礼，而这种对科学的认可，基本上是一种对知识的渴求导致的，以各种形式自由发展，而科学的发展无论在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上都与西方的科学文明完全接轨。杉本勋先生就曾说的：“幕府末期洋学并不像军事科学和殖产兴业技术那样只限于科学技术，其范围从法律学、经济学、历史学那样的人文科学到哲学。”因此，同样是为了应对当时顽固的保守派，“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改革的起点。而中国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却是洋务运动的指南，是终极的要求。与中国洋务领袖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基本相似的提法，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两种结局，这种结果是值得深思的。

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步形成了天皇专制主义的国家体制和天皇制官僚军事机构的专制政治体制，其显著特点就是带有浓厚侵略性的军事殖民扩张。日本这种近代以来形成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其科学技术体制也带有明显的殖民性和军事性。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的科技体制逐步演变为军事科技体制，并以此来制定科学政策和普及科学技术教育，其目的就是配合战争的需要，科学技术沿用逐渐单一化，产品趋于纯军事用品，造成了科研与应用、重轻工业、工农业等方面关系的严重失调，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降低，乃至出现倒退现象，其直接结果就是造成了其科技体制的畸形发展。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的日本，科技与经济政治一样一片萧条。痛定思痛，几乎就在战争刚一结束，日本便在美国的“帮助”下，采取措施恢复科技的正常发展。首先，将几乎所有重工业部门进行改造，废除战时产业统制法令。其次，将许多用于为战争服务的研究机构进行改组，更换其研究项目和内容。例如将原来的中央航空研究院合并到铁道技术研究院内，东京大学的航空研究所解散，改组为自然科学研究所等。通过占领当局的强制命令和日本政府的努力，旧日本科技体制在组织、人事、各项法制机构等方面都彻底改革，新的科技体制逐步确立起来。自此，日本科学技术走上了相对健康的发展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科学史家汤浅光朝曾直接指出：“日本近代科学史有一个必须给予特别注意的重点，这就是日本科学技术的殖民性。”这种殖民性对建立独立的科学技术体系是极大的障碍，给日本战后科技发展留下了严重的隐患。历史上日本多次对外侵略扩张，其目的之一，也正是为掠夺海外资源产地。二次大战的结束，宣告这条道路再也无法通行。因此，资源贫乏的“致命缺陷”从笋观上迫使日本走发展科技的道路。可以说，科技强国是日本别无选择的路。

三、菊与刀中的启示

美国著名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菊与刀》中阐明了日本文化的独特性，这是一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镜里才可能被造就的文化范式。无论是日本这个国家还是人，都在不断的犯错中走向堕落，而最终却将其称之为命运。这是一种将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锐利而又暧昧情形，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全面倒向西欧式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应有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这种理解被滞后了。虽然日本人坚定地、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但正是这种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从而遗留下了阴暗的一面。日本是个矛盾的民族，有着矛盾的思想，也有着矛盾的行为，也正是这样矛盾，造就了现金的日本。从日本的科技发展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即便存在着是或不是、存或不存的疑问，但其科技发展在近代历史中无疑占有着重要的篇章。

中国，这个历经了千年的风霜与起伏文明古国，如今正走在日本也曾走过的坎坷的民族复兴之途，日本的前半段走的并不顺利，但现代的日本无疑是成功的，其转型速度之快，效率之高，是令人佩服的。中国或许不会有日本那样窘迫的生存环境，每一点的进步，乘上基数，成就都是惊人的。但是，我们仍不能有一丝放松，因为这个成功的日本，百年来时时刺激着极想睡个安稳觉的中国，在近代更是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伤痛。

作者单位：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学院

作者简介：张翮（1984—），男，安徽合肥人，合肥工业大学认为经济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国内外科学发展理论研究，生命科学理论研究；张管媛（1986—），女，云南楚雄人，合肥工业大学马克主义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李兆忠.暧昧的日本人[M].北京:金城出版社,2005.[3]万峰.日本近代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4]牛翠萍.透过日本文化看日本外交[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8,(6).[5]秦英.日本外交的文化渊源[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7,(2).[6](加拿大)诺曼著.日本维新史，姚增广译[M].商务印书馆,1962.[7]吴廷璆主编.日本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第二篇：《菊与刀》读书笔记

读《菊与刀》之日本对战后责任的认识

摘要： 《菊与刀》是美国文化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的一部经典的研究日本文化类型的著作。从“耻感文化”、“等级制度”、“重视报恩与情义”等方面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大和民族文化的各种模式。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这些文化模式论来解释战后的日本对战争罪行一再否认也并不是不可理解的。

关键词： 《菊与刀》；日本文化；耻感文化；等级制度；战争责任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谋划、发动、实施侵华战争的罪行在日本国内外应承担法律、政治、道义上的责任。日本进步派大多认为日本应该承担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日本保守派大多否认战争的责任并否认其战争中的罪行。普通民众中既有人承认战争责任也有人否认战争责任，还有些战后出生的日本人认为那场战争与自己“无关”。日本进步派普遍承认战争日军暴行，呼吁向战争受害者道歉和补偿。但日本保守派普遍否认战时的日军暴行，或故意缩小日军暴行的程度与范围，或以“英美同罪”的态度要求对日军暴行忽略不计。纷繁复杂的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追踪其源与其文化模式有着根本联系。从 1《菊与刀》日本文化模式论可以找到答案来辨析日本对战后责任的认识。

就是不可做出丢脸的事。在“耻感文化”里，有错误的人即使当众认错或忏悔也不会感到解脱，相反，只要自己的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就不用懊丧，坦白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菊与刀》书中说道：日本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上帝忏悔的习惯也没有。《菊与刀》 中指出：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犯了罪的人可以通过认罪来减轻内心重负;而日本则属“耻感文化”，由于强烈的耻感，也使得日本人无法承认自己的失败和否定自己战时日军的暴行，时至今日，日本保守派与很多普通民众仍旧否认失败的事实和战争期间的暴行，931—1945年期间日本的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那么深重的苦难，在中国实行极其残酷的“三光”政策，一次南京大屠杀就杀死30万中国人，把活生生的中国人用作细菌战、化学战的试验品，一、耻感文化

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耻”，1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却至今不肯承认战争罪行。《菊与刀》中这样写道：天皇是日本现代国家神道的核心，如果我们向天皇的神圣性进行挑战并予以摧毁，那么，敌国日本的整个结构就会坍塌。日本奉信神道，天皇为神道核心，那么天皇对战争责任的思考也很大程度上决定国民对战争责任的意识。余志民在他的《战

2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著作中说道：“昭和天皇在战败投降后不仅没有承担战争责任，反而 处处掩盖。推卸战争责任，极力避免危及自身安全和‘国体’安危。” 昭和天皇不仅自己不愿意承认侵略战争的性质和承担战争责任，而且从他“玉音放送”的《终战诏书》天皇不仅对侵略战争没有反省和忏悔，反而到处充斥着为侵略战争的辩护之词。用日本“耻感文化”来辨析日本对战后事实的否认是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正如3《从<菊与刀>中看日本人性格的特殊性》中阐述的那样：“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承认自己有错的习惯。假如他的行为是违反道德标准的，但没有被社会其他人得知，那他就没有“羞耻感”，从而也不认为自己有错。所以，日本“耻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战争责任的思想。

2徐志民著 《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9 3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91 黎丽著

《从<菊与刀>中看日本人性格的特殊性》

二、极端价值观

日本人说：“我受某人之恩”，就等

于说“我对某人负有义务”，并且把这位债主、施恩者称作“恩人”。i 在日

本文化模式中，“恩”这个词承受着“负

担”、“债务”、“重负”。在日本等级观

念下，一个人接受上辈或上级的恩，或者是从同辈处受恩，就会使接受者有一种很强烈的自卑感。日本人认为，自己有幸生在这个国家，安居乐业，幸福生活，就应该怀着无比感激的心情来恭受天皇所赐的恩典，这是天皇的“恩情”。这“恩情”是无条件的义

务，这恩情可以将“忠”相互依存与

相互矛盾的。在日本民族史诗集《四

十七士》ii里是以对主君的“情义”为核心。在日本人心目中，它写的是“情义”与“忠”、“情义”与“正义”的冲突以及“单纯情义”与无限“情义”之间的冲突。故事发生在1703年封建

制度鼎盛时期，按照近代日本人的想象，那时，男儿都是大丈夫，对“情

义”绝不合糊，包括浅野在内的四十

七位勇士为 “情义”而牺牲一切，包

括名声、父亲、妻子、妹妹、正义，最后以自杀殉

“忠”。他们这种对“忠”与“恩”的回报是极端的，但是在日

本，它不断传播、翻印并被拍成电影而广泛流传。四十七士的墓地长期成为著名圣地，成千上万的人前往凭吊致祭，凭吊者留下的名片使墓地周围

变成一片白色。甚至关于这一段内容，日本小学五年级的国语课本这样写着：

他们为主君报仇雪恨了，而且情义真诚、意志坚定，应该奉为永远的典范„„于是，幕府经过再三考虑，命令他们剖腹以效忠，这是在是一举两

得的好办法。把这种极端的价值观与战后日本对战争责任的否认是有着联系。例如：昭和天皇在《终战诏书》依旧大言不惭的地说：“交战业已四载，朕之陆海军将士勇武善战，朕之百僚有司励精图治，朕之一亿庶众克己奉公，各尽最善；但战局并未好转，世界之大势亦于我不利；加之，敌新近使用残虐之炸弹频频杀伤无辜；残害所及之甚实不可勘测。若继续交战，终将招至我民族之灭亡，进而更会破坏人类之文明。果如斯，朕将何以保持至亿兆赤子，何以谢慰皇祖皇宗之神灵。此乃朕着帝国政府接受共同宣言之缘故。”昭和天皇这是贼喊捉贼。把自己日本是站在正义的立场，赞扬日军英勇善战，反而谴责盟军残杀“无辜”。日本神道的核心是天皇，民族有着对天皇的“忠”和“恩”，而战后初期，缺衣少食的悲惨生活，四处流浪的的战争遗孤，高度残废的退伍军人，以及残留的原子弹灾难，都很容易使日本国民产生“受害”的意识。加之日本天皇的否认和缩小战争责任，让更多的日本人不提及自己参与或支持侵略战争的责任。

在日本自上而下并且奉信神道的国度里，“情义”与“义务”的关系，不论其对个人要求如何艰巨，至少总是指对其骨肉近亲，或者对代表其祖国、其生活方式及其爱国精神的最高统治者所应尽的一系列责任。这种牢固的联系是与生俱来的，因而理应履行。对“情义”的报答则充满内心的不快。在“情义”的领域中，欠情者的难处是无以复加的。日本极端的价值观——“忠”、“情义”、“恩”等，根深蒂固在当时的国民文化里，并天皇等高层对国民的欺骗，逐渐使日本后来的不讳留下了毒瘤。并且4《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对这欺骗和隐瞒的事件写道：日本政府基于推卸昭和天皇和统治集团战争责任目的，面对国内外战争追究日本人战争 4徐志民著 《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9 第55页

责任的行动，除提出“一亿总忏悔”论及作出《关于战争责任的决议》的阁议，以表明追究战争责任的态度外，千方百计地掩盖日军战争罪行，极力模糊本应承担的战争责任。这种自上而下的欺瞒对日本人之所以缺少从加害者的角度认识战争的意识，与对其战争责任的追究不彻底有很大关系。日本政府在战争责任问题上越走越远，以至掩盖战争罪行，默许、纵容否认战争责任的活动。以下列举几项实例例证此事件。

第一：掩盖银帝事件背后的日本生化战争罪行。1948年1月26日，在东京帝国银行椎名町分行发生的事件。一名伪装成预防寒伤人员的男子用氰酸钾毒杀了12名行员，抢走约16万日元的现金。平泽贞通作为罪犯而被逮捕，1955年由日本最高法院判决死刑。银帝事件发生后，警视厅的搜查官中不少人任务嫌疑犯与军人相关，此案或疑与731部队余孽有关。嫌疑对象最初由处理氰酸的习至野学校、第6陆军技术研究所相关者，逐渐转向731部队、第九陆军技术研究所、陆军中野学校的相关者。在整个事件的询问中，习至野学校、第六陆军研究所相关者常去中国东北进行释放氰酸毒气和饮用氰酸毒液的实验，以测量致死量、致死时间的人体实验的事实大白于天下。为掩盖毒气活人实验的反人道罪行，日本政府将油画家平泽贞通作了“替罪羊”。

第二：修改教科书，掀起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逆流。1951年7月，日本文部省发布《改定学习指导要领》，首先用“进出”取代了高中日本教科书中的侵略一词。1955年2月，初中《学习指导要领》也将“侵略”一词改成了“进出”。1958年，日本政府开始在各府县城实行教师的勤务评定，通过一些列的措施，日本政府逐步严密地控制了教育权，并通过教科书检定制度偷梁换柱地填充歪曲侵略史实的内

容。

第三：否认从中国强征劳工的战争暴。日本不愿承认战时日本强征中国劳工的事实，并试图掩盖这一战争罪行。

第四：肯定日本战犯和“日本战殁者”的“贡献”，意在抹杀起战争的责任，借此否认日本侵略战争性质。1952年5月2日，日本政府在东京新宿御苑召开战后首次‘全国战陨者追悼会”，日本首相在追悼会上致辞说”毋庸置疑，因为战争而殉国的诸位，是以身奠定了和平的基础，使我们能够展望民主日本的成长和发展，值此追悼会之际，我的心驰向那些战陨者，谨此祈祷其冥福。”5将日本战犯视为“为国殉难”，称之为奠定日本战后和平与民主的“基础”。造成里日本国民的思想混乱。

第五：提前释放在押战犯和恢复公职，试图结束“战后”。根据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公职追放”令，日本先后有21万人曾被解除公职，但到1951年末，竟又有201507人恢复公职。未曾认真反省战争责任的日本战犯及其追随者，战后重返日本政坛，成为歪曲侵略史实和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主要政治势力。

与德国相比，日本方面对于战争责任的追究是极不彻底的。对于战争责任者的审判，只限于东京审判的被告，其余的以天皇为首的政界和财界的领导人都没有被追究。虽然也有开除军国主义分子公职的规定，但主要的对象是军人，以官僚为代表的战争中的许多领导人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有的学者指出，天皇的战争责任一直得不到清算，这就向人们提出一个严肃问题，既然日本人不愿承认天皇的战争责任，就更难奢望日本对外承担 5徐志明：《战后日本人的责任认识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59页。

战争责任。正是这种对天皇无条件崇拜的皇国史观，阻碍了日本人在历史问题上有一个正确认识。极端的价值观阻碍了本人对战后责任的正确认识。

三、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

关于影响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的内因，学者们分别从经济、思想、文化、政治结构等多领域多视角进行了探讨，研究成果相对而言也更为丰富一些。

从思想、文化、政治结构等视角探讨形成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内因的研究，虽然论述的深浅不一，但大多集中在对天皇制、皇国史观的负面影响的探讨上，且观点大同小异。例如，的学者指出，天皇的战争责任一直得不到清算，这就向人们提出一个严肃问题，既然日本人不愿承认天皇的战争责任，就更难奢望日本对外承担战争责任正是这种对天皇无条件崇拜的皇国史观，阻碍了日本人在历史问题上有一个正确认识还有的学者指出，天皇制的保留，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被免予追究，具有十分严重的象征性意义作为一般的日本民众，多数人也无意去深究绝对主义天皇制与象征天皇制之间的本质差别，对他们来说，天皇依旧是国家的象征，依旧是国家的最高元首天皇制被保留下来，那么，作为这一国体制度理论支撑的神国观念和皇国史观，反过来也便在战后重新获得了“合理性”这一点，战后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及右翼势力也多方利用，作为他们散布错误的历史认识的重要手段。

对此，连日本的外交官也有同感。日本外交官小原雅博曾在其著作中指出: “日本没能找到相当于德国纳粹那样的承担历史清算责任的特殊对象。周恩来总理曾表示，中国把日本军国主义者与一般的老百姓区别开来，把

战争责任归咎于前者的方式，放弃政府赔偿，对中日邦交正常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可是，在从战前至战后有一定连续性的政治状况下，日本没能像德国一样以‘加害者限定论’总结历史，只好采取了大家都有责任的形式。”有着重要影响，而且作为民族性格还影响到思想领域和国家政治上。7日本在对外交往中寻求维护“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秩序，是与其国内文化中强调的等级观念相联系。古代，由于中华文化圈的强大影响和吸引，6

《菊与刀》中这样写道：“日本人不能以要求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别的国家。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他们认为能够如此。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心甘情愿地满足于‘各安其分’的日本道德观是不能指望别的国家接受的。其他国家并没有这种道德观。这是真正的日本产品”。所以这种心理又反映了日本这种“假如他的行为是违反道德标准的，但没有被社会其他人得知，那他就没有‘羞耻感’，从而也不认为自己有错”的心理。”今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必将保持它某些固有的态度，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对等级制的信仰和信赖。因此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存在着迷糊而且思想混乱的认识。

四、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文化是民族产生和发展的源泉与动力。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表现为不同的文化形态。文化与外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外交的进行自始至终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展开的。无论是对外交往对象的认识还是对外交往政策的制定过程，文化始终是在幕后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政治文化是文化中与政治密切相关的部分。所以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尤为突出。

在考察日本的政治文化现象时，有这样一个不可轻视的重要因素，即集团主义精神不仅对其国民性的形成 6 张建立著，核心期刊：《试析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形成原因》。虽然日本对中国是一种崇拜的态度，同时也主动遵守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但是依然注重在“中华帝国”面前自己的角色;日本民族对外在世界的秩序一直保持有一种敏感的洞察，并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时机，改变与己不利的国际等级秩序，同时维持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秩序。从古代对中国文化的尊崇、对中华文明的向往，到近代以来的“脱亚入欧”的口号。“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文化脱离不开对外交的影响。

日本侵略的历史就摆在那里，谁也抹不去。但历史的背后总有一种叫做真理的东西。那便是正义的力量永远压在肮脏手段和黑暗的思想之上。

苑崇利：试析日本政治文化的思想根

源[Ｊ]，外交学院学报，2003

Read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of Japan's awareness of responsibility after the

warAbstract: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is United States cultural scholars Committee tee on a classic study of Japan culture works.From the “shame culture” and “hierarchy”, “placing emphasis on gratitude and friendship”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external behaviors and deep in their way of thinking, namely Japan Yamato modalities of national culture.Culture is a complex whole, including knowledge, belief, art, morals, law, custom, and humans in society of all ability and habit.These cultural patterns to explain the post-war Japan for war crimes has repeatedly denied that it is not incomprehensible.Key words: of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Japan culture of shame culture;a hierarchy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ar 参考文献 i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第69页 iiii 日本民族史诗 《四十七士物语》

徐志民著 《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9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91 黎丽著

《从<菊与刀>中看日本人性格的特殊性》

张建立著，核心期刊：《试析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形成原因》。苑崇利：试析日本政治文化的思想根源[Ｊ]，外交学院学报，2003 臧秀玲 宋小霞：核心期刊《日本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山东济南,250100

第三篇：《菊与刀》读后感

《菊与刀》读后感

亲爱的书友：

大家好，我跟大家分享的是近期看过的《菊与刀》。

《菊与刀》是一本介绍日本文化双重性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他从一个西方文化人类学家的视角，运用各种专业的方法，帮助我们站在一个全新的维度去理解日本。

日本是一个极度矛盾的民族，正如书中所说：“他们极度好战又极度温和，极度黩武又极度爱美，极度粗鲁傲慢又极度彬彬有礼......”这种矛盾性和他们的历史是分不开的，大和民族是一个善于借鉴和模仿的民族，从公元7世纪开始，日本开始向唐朝学习，不断派遣遣唐使，并且仿照当时的长安城修建了奈良城。19世纪60年代，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又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这些借鉴和模仿不是生搬硬套，而是经过日本民族的加工和消化，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民族文化，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文化中有着中国和西方的残影，但更多的是这个民族独特的文化和风韵。

比如，日本是一个阶级观念非常强的国家，这种观念从封建时期的“士农工商”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日本强调“各就各位”，每个人都特别“顺从”，他们认为自己所处的位置是理所当然的，不会去做出逾越的行为。日本的道德观是基于“耻辱感”的，他们非常害怕被嘲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侮辱，并且会采取报复行动，他们认为这种报复行为是值得被尊重的。除此之外，日本人往往把自己视作一个“负债者”，而他们的一生都在还债，这种债是一种恩情债，天皇的恩，父母的恩和来源于身边各种人的恩。他们把这种恩情视为一种“债务”，所以接受来自他人的恩情对于日本人而言是一种负担，所以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尽量避免接受来自各方的恩惠。

在我看来，这本书最特别的地方，就是需要我们抛弃我们的主观臆断。我们必须意识到，任何一种被自己国家和人民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文化现象，在别的国家看来，可能百思不得其解。所以这本书给我最深的启示就是，我们在了解别的文化的时候，始终要具备国际视野，要有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要能从历史原因推断出国民价值观的根源。

对于我们语文教师来说，“教”的意义不仅是知识的搬运，更是文化的传承、解读、熏陶、维系和文化力的培养。因此，借鉴他国的文化，从中汲取营养，不失为一种提高教学能力的好方法。我推荐大家看看这本书。

最后，祝愿书友们在新的一年事事如意，幸福安康。

第四篇：《菊与刀》读后感

在我们中国人眼中，日本人基本上是白眼狼的代言人。我们常说日本人“知小礼而无大义”但是为什么同在一个汉文化圈内，他们就如此的残忍狡猾呢，难道是人种问题？直到我阅读了这本书，在作者的层层阐述之下，我开始有了一点理解。

在二战即将结束之前，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接受了美国政府所托从日本战俘开始研究，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然后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把这些研究成果形成了一份报告。本尼迪克特用“菊”和“刀”这两样东西来形容日本人极端矛盾的性格。其中“菊”是日本皇室的象征，而“刀”则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体现。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好战而祥和，黩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礼，呆板而善变，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这一系列矛盾的体现，都源自于日本独特的文化模式。在作者看来，日本是一个极其崇尚等级制度的国家。各守其位是核心思想：每个人都有其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每人都应安守其地位，享受其地位应得的权利，履行该地位所要求的义务。一个人必须向地位高于他的人表示敬意，而地位高的人不得侵犯地位低的人的权利，否则地位低的人的报复是正当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二战结束之后，日本人总不愿意承认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因为日本人眼里，他们只是想重建东亚的国家等级次序：我们日本是第一等的国家，你们其余的国家都要接受我的管理，接受我的制度就可以了，我们各安其位。

日本早期文化很大程度上是继承和发展了汉文化。他们使用汉字，推崇儒家文化，他们的京都是按照唐长安来建造的。在发展过程中，日本在对儒家文化的吸收上，根据其特殊需求做出了改变。比如我们中国人崇尚的“忠、孝”，日本人也把这两点作为了他们名族文化中最核心的点。“忠”是针对国家层面，而“孝”是针对家庭层面。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人的忠是忠于自己的上级。即大名效忠将军，武士效忠于大名。封臣的效忠对象只需要是自己的封君，每个人都恪守自己的本分即可。到了明治维新之后，忠就统一变成了效忠天皇。而孝是要孝顺自己的父母。在家里面父亲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所有人都应该谦卑的对待父亲。子女在面对长兄之时也要谦卑有理。

是在接受了“忠、孝”这两点的日本人眼中，中国人看重的“仁”则被他们抛弃了。我们所说的“仁”是一种极高的道德标准，包括了仁慈、慈爱、博善等一切美好的东西，是每个人都需要有的。但是日本人则认为“仁”是多余的，是不利于社会团结的。这一切都源自于他们的等级观念以及极端的“人情债”模式。因为他们的等级制度很严格，上级无论做了什么，哪怕是错的你也要遵照着去办，否则就是冲撞了上级。这是对他最大的羞辱。而平级之间每个人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别做多余的事情去“麻烦”别人就可以了。这个“麻烦”就是会引起“人情债”的东西。比如说A走路摔倒了，B就应该看着他自己站起来，如果这个时候B去帮忙搀扶了，那么A就已经欠了B的情。“人情债”就这样产生了，这会让A背负着心理压力。所以“仁”是多余的。每个人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就可以了，不要做多余的事情即可。这种思想让日本人过的非常压抑，书内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日本人因为接受了朋友请客的一杯冰水而觉得自己背上了“人情债”。内心一直处于非常纠结的状态直到有一天他听到这个朋友在背后说他坏话的时候，他愤怒的把1分钱——那杯冰水的价格扔到了他朋友的手中，并大声说道：我已经不欠你什么了！是的，你没有看错，哪怕是极其小的一件事都可以让日本人背负很大的心理压力。

此外我一直对日本人极高的自杀率感兴趣，在阅读了本书之后，我还了解到了日本人对于耻辱的理解。即作者所说的“耻感文化”。这是指日本人之所以感到愧疚不安是因为觉得自己受到了耻辱——这种耻辱可以是因为做了不合别人期望事由自己造成的，也可以是别人无端施加的。耻辱加身是日本人最忌讳的事情之一，而努力洗刷耻辱则被视为最应得到称赞的品行。决定日本人是否感觉受到耻辱的关键因素不在于行为本身正确与否，而在于别人对行为的看法。如果自己的行为遭到社会其他成员的鄙夷，那么即使这种做法本身无可指摘，日本人也会因感到莫大的耻辱而备受心灵的煎熬。日本人认为自我牺牲以努力遵循既定的社会规范被视为一个人坚毅、勇敢的表现。所以如果你创业失败了，读书成绩不好了，让周围的人指指点点了等等都可以被认为是“让自己和家里人蒙羞”，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之下只能自我“牺牲”一下来表现自己的勇敢。

除了社会家庭等级观念和特殊的“人情债”以及如何维护“名誉”外，本书还讲了日本家庭教育，自我训练等，都很有意思，有兴趣的同事可以读一读。《菊与刀》虽然成书很早，有一部分的观点已经和现在的日本社会有所不同，但是这依然是一本研究日本人，了解日本人的必看之书。

第五篇：菊与刀读后感

报恩于万一

读《菊与刀》有感

对日本的兴趣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刚开始只知道日本很厉害，后来长大了渐渐了解到日本和中国自古以来错综复杂的关系，便产生了一种异常矛盾的感觉，就像不想用日本的东西，但又不能不看日本的动画，不坐日本的车一样。这样一来，对日本的兴趣就更大了。

无疑的，第一次看到菊与刀的时候就毫不犹豫的把它买回家了。“菊”本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菊和刀象征着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他们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日本人。一个充满矛盾的民族。

虽然说日本这个民族不懂得真正的“仁”，但是，另一种思想——报恩，在日本社会同样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日本现代电影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农村女学生因为天灾，被自己的父母卖到妓院里去。她的老师发动村民凑了一笔款子为她赎身。然后，这位教师的母亲把这笔钱偷了。儿子知道钱是母亲偷的，却不得不自己承担指责和惩罚。他的妻子发现了真相，为保全丈夫的名誉，就留下遗书称丢钱的责任全在自己，然后抱着婴儿投河自尽。事件宣扬出去后，母亲的责任居然无人过问。儿子尽了孝道之后只身前往北海道，磨练自己人格，以求今后能坚强地经受同类的考验。电影里这个儿子全然是正面形象，是品德完美的英雄。

还有一个例子，有位比较现代的日本妇女，住在美国，曾经在东京收留过一个被婆婆赶出来的年轻孕妇。这个女孩子的丈夫很爱她，但只能悲伤地与之断绝关系。当时她没有责怪丈夫，把感情逐渐倾注到即将出生的婴儿身上。但孩子刚生下来，婆婆就带着那个孝顺的儿子来索要婴儿。当然婴儿是属于婆家的。婆婆把孩子带走后立刻送进了孤儿院。

在日本，母子关系很特别。或许是因为我是中国人的关系，我不能理解日本这种所谓的恩情：孝道是子女必须要偿还的，受之于父母的债务。

大和民族是一个我们需要去了解的民族，无论是作为朋友还是作为陌生人亦或者作为敌人。

作者说，要解放一朵朵被看不见的线圈捆绑的菊花，日本人要负责擦掉自己“刀上的锈”。而这刀“不是进攻的象征，而是理想和敢于自我负责者的比喻”。

而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不能仇视日本的精神，要师夷长技以制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