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大屠杀》读后感

第一篇：《旅顺大屠杀》读后感

～-6-23　字数：725历史作为过去的事实，本是板上钉钉、不容抹杀的，但古往今来，试图抹杀历史者并不乏人。自1982年以来发生在日本的教科书问题就是一场日本国内极少数右翼势力为美化侵略而肆意歪曲历史的闹剧。近读日本作家井上晴树的新作《旅顺大～》（大连出版社出版，日文版名为《旅顺虐杀事件》），更使人清楚地认识到当今日本右翼势力的行为不过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故伎重演而已。说来难以置信，五十有五的井上在1993年之前对于日本侵略者在甲午战争中制造的旅顺大～竟是一无所知。究其原因，正如作者所说：“这决不是我对历史课不热心或对历史不感兴趣，而是因为当时日本的教科书不仅没有记载，就连日本历史教师也根本不知道该事件。在这一点上，日本政府成功地掩盖了大～。”好在井上很执著，为了弄清这段历史，他自1993年9月开始，费时两年，在尘封的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搜集整理出有关当年日军在旅顺野蛮～以及日本～极力掩盖事实～的大量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旅顺虐杀事件》。让史实说话确是本书的特点。旅顺惨案通过美、英等国的随军记者将事实公诸于世之后，不仅使世界各国为之震惊，也使日本～深感不好收场。于是，日本～先采取不承认态度，进而又企图以种种假象来掩盖事实，推脱罪责，甚至还不择手段地收买随军记者和外国媒体。对于日本～的以上伎俩，井上很少置评，而是直接将当时见诸媒体的新闻报道以及日本军人的“从军日记”、日本外务省与欧美各国的往来密件等公之于众，这不仅揭露了日军当年的暴行，而且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以及紧随其后的日本右翼势力掩盖这一暴行的种种卑劣行径。这就使本书作为一部日本作家披露一百余年前日军制造的旅顺大～惨案的信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第二篇：现代与大屠杀读后感

读《现代性与大屠杀》

当代社会学大师、“后现代主义”概念创始人之一, 英国学者齐格蒙·鲍曼反思现代性,写下《现代性与大屠杀》这本书，全书包括前言、八章内容还有附录。第一章导论部分是大屠杀后的社会学，主要包括：作为现代性之验证的大屠杀，文明化进程的涵义，道德冷漠的社会生产，道德盲视的社会生产，文明化进程的道德后果；第二章，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主要包括：疏远犹太人的一些独特之处，从基督教世界到现代性犹太人的不协调，骑跨在屏障上，三棱镜群体，不协调性的现代层面，无民族的民族，各民族主义的现代性；第三章，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主要包括：从异类恐惧到种族主义，作为一项社会工程的种族主义，从排斥到灭绝，展望；第四章，大屠杀的独特性和常态性，主要包括：问题，非同寻常的种族灭绝，现代种族灭绝的特性，劳动的等级和功能划分的影响，官僚体系对象的非人化，现代防卫的破产，结论；第五章，诱使受害者合作，主要包括：“封锁”受害者，“拯救你所能拯救者”游戏，为集体毁灭服务的个人理性，自我保全的理性；第六章，服从之伦理（读米格拉姆），主要包括：具有社会距离功能的非人性，个人自身行动离功能的非人性，个人自身行动背后的同谋，技术的道德化，自由漂浮的责任，权力的多元主义和良知的权力，罪恶的社会性质，第七章，一种道德的社会理论初探，主要包括：作为道德工厂的社会，大屠杀的挑战，道德的前社会来源，社会接近一道德责任，道德责任的压制，距离的社会生产，结束语；第八章事后的思考：理性与羞耻；附录是道德的社会操纵：行动者的道德化，行动的善恶中性化。

关于大屠杀的研究, 或更狭义上说“为什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恐怖” , 学者们(包括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往往存在两种倾向：:其一, 关注大屠杀的德国特性和犹太特性, 也就是将其视为发生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和一段有限的时间内的独特事件。关注大屠杀的德国性和犹太性往往使人们在探讨大屠杀的原因时, 会将恐怖的根源追溯到德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德国的历史传统以及欧洲的反犹主义等方面。其二，将大屠杀看作广泛而常见的一类社会现象中的一个极端, 也就是将大屠杀视为类同于普遍的、人人熟悉的那类人种、文化或者种族之间的压迫与迫害中的一项, 只不过是较突出的一项。将大屠杀视为社会的常态的方式, 使学者们力图从大屠杀与其他种族屠杀的共同性中寻找原因大屠杀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 它是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发生的一个事件, 脱离现代性的背景去探讨大屠杀是无法理解其一些内在的特性。正是基于此一理念,英国社会学家齐·鲍曼在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提出另一种观点: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 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 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 大屠杀式的现象必须被看成是文明化趋势的合理产物和永久的潜在可能。大屠杀从某种意义上是迫害者和受害者之间互动的结果。如果没有得到及时便捷或存在于一个较大范围内的合作, 执行集体屠杀这样程序繁复事物的官员们将会遭遇到棘手程度绝然不同的管理、技术和资金方面的问题。为了大屠杀的顺利进行, 纳粹诱使受害者合作, 也就是利用受害者自己的理性选择从而配合迫害者的目的。要想使受害者的理性选择符合迫害者的目的的基本前提在于“封锁”受害者, 即将受害者限定在一定的职权范围内, 使其做出理性决定时只能以迫害者的意志为唯一参照系。犹太人本身已经被剥夺反抗的资源, 纳粹又采取分阶段的消灭方式, 这迫使犹太人的价值世界压缩成一个标准———继续活下去。犹太人中的大多数以他们的理性和理性判断的技巧做允许他们做的选择, 而这个选择恰恰是有利于纳粹的大屠杀。

鲍曼力图通过以上探讨来说明现代性的一些本质要素(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等)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通过对书中所提及的现代种族主义之于大屠杀的影响、现代官僚主义与园艺文化的关系、受害者的理性以及道德盲视的社会生产等方面予以分析，进而阐释现代性是如何将大屠杀等非理性行为运作成整个社会的集体行动。他反对把大屠杀的意义简化为犹太民族的灾难, 也不赞成将其归咎于人性恶这一古老然而在文化上又难以排除的问题。他认为, 大屠杀既然是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高峰中酝酿和执行, 它就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自身的一个问题。尽管现代性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 但它绝对是必要条件。这首先指的是“工具理性的精神以及将它制度化的现代官僚体系形式”, 它使大规模高效率的屠杀成为可能;并且, 由于官僚体系和现代技术能够有效地造成其执行者的道德盲视, 所以它极大地增加了屠杀发生的可能性。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 鲍曼进一步指出, 大屠杀与下述现象有着更为内在的关联, 这就是通过大规模的“社会工程”造就“完美社会”的现代“人为”设计理念, 与具有前现代特征但同时也是现代产物的种族主义在观念和实践上的共鸣。鲍曼对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关系的揭示, 不是简单地暴露现代性的负面问题, 更非告诉我们人类文明进程中仍然有未被克服的野蛮, 他从根本上反对这种属于启蒙理性的解释, 而将质疑和鞭挞的对象直接指向了启蒙理性及奠基于其上的整个现代管理体制。

鲍曼想努力通过他的书让我们相信，大屠杀的发生绝非由残存于现代文明中的原始蛮性所引起，他说：“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正是现代理性化的世界使大屠杀变得可以想象。”

那么如何来拯救或避免呢?《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从社会学出发, 最后回到伦理学, 主旨是道德责任问题。纳粹大屠杀所以发生并成功地得以持续，变换一个角度，也未尝不可以视作“抵抗资源”的失效。其中，知识精英的表现特别引人注目。德国的大学同其他现代国家的大学或相似的机构一样，坚持所谓的“价值中立”，标榜追求知识和科学研究的动机的无功利性，为此，必然把认为与科学追求的利益相冲突的其他意愿置于不顾。书中举例说，像普朗克、索末非、海森堡等都曾经向政府提出过各种忠告，目的在于避免正面冲突，恢复某种秩序，以使他们的职业自主性得到维护。在纳粹建立的新秩序中，知识分子纷纷投降，从受害者变为杀人者的附庸、犯罪的同谋。在血腥的空气里，他们缺乏抗争的勇气，为了宽慰自己，竟至于认同官方的结论，把受害者视为可耻的一群，从而像以往一样，继续安然沉湎于大学的“清白”和科学界的“纯洁”的喜悦之中。知识精英的表现，进一步支持了鲍曼的关于大屠杀源于“现代性”的结论。鲍曼在第七章力图重新建构道德的社会学理论。他驳斥了传统的观点———道德是社会的产物, 从“与从“与他人相处”的基本状况为出发点来论述道德的前社会来源, 从而将道德归结为主体性的无条件的责任。于是, 拯救之途或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 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作者之所以将“现代性”与“大屠杀”这两个词语并置，我认为有这样的原因，在德国人屠杀犹太人的每一步骤中，几乎都渗透着技术性的现代因素，更重要的，是人的问题。鲍曼提到，那些参与屠杀的德国人并不异常地具有虐待性也不异常地狂热，在招募杀人成员时，组织甚至会将性格狂热的人排除在外，因为这是听从命令以一种组织形式杀人，而非出自欲望杀人，后者将会招致审讯和判刑——这就是所谓现代化的杀人。

关于纳粹大屠杀的悲剧会不会重演？根据鲍曼的逻辑，结论同样是肯定的。所有导致纳粹大屠杀的因素仍然存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道德责任的漠视，现行社会组织甚至可能因为“现代化”的单向度发展而使不道德的行为变得更为合理。因此，他认为，惟一的希望在于接受纳粹大屠杀的挑战，承认纳粹大屠杀的意义，把人性、同情心、羞耻感从死亡的历史阴影中拯救出来。但是，这是可能的吗？为了战胜邪恶，应该有多少人反抗那种逻辑？有没有一道神奇的门槛，能让邪恶的技术在跨越时戛然中止？“有多少人选择道德义务高于自我保全的理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确实有人这样做了。”鲍曼这样回答。作为知识分子，批判并不曾使他失去对人类的热爱。其实，惟其热爱，批判才会变得如此执著、锋锐和彻底。

作为已经逝去的历史，我们无从还原真实的场景，但仅仅是留下的残迹和数据足以震撼我们的心灵，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我尚可感到一丝的温情，可面对鲍曼笔下赤裸裸的现实，我已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是啊，大屠杀本就是残酷的，整整600万鲜活的生命被无情的吞噬。鲍曼透过大屠杀这扇窗，看到了一点儿也不令人愉快的东西，可他愈是坚信倘若拒绝看到窗外，那将是十分危险的。

读完这本书，我不禁思考，其实大屠杀并不是“史无前例”的。700多年前，蒙古帝国西征，无数人沦为刀下亡魂。亚述人、罗马人、希腊人征服敌国后，屠杀丁壮，尤其是挑出知识分子屠杀以毁灭文化，然后把妇孺贩为奴隶，平毁城池，连土地都要撒上盐，防止遗民复兴。考虑到当时的技术水平，这比纳粹杀犹太人恐怖多了。其实呢，大屠杀和过去几千年的历次屠杀没什么大区别。蒙古骑兵护送大汗灵柩回草原，所过之城皆屠，理由当然也很充分，比如大汗圣灵不能被人打扰云云。历史上，许多大国为了摧毁对方的战争潜能，经常派轻骑深入敌国，屠杀青年，掳掠儿童，也是统帅很明确的指示，与个别部落、军官的抢劫行为完全不同。犹太人被屠杀的每个细节都不是新鲜事情。即便在工业化社会，也并不比布尔战争或英国策动的巴拉圭战争更另人发指。但是因为此事发生在太平盛世以后，在最发达、最富裕、最“文明”的中欧，所以对作者那代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触动特别大，让他们有天塌下来的感觉，好比大户人家子弟，吃了苦以后要多发点感慨。一定要把自己经历过的苦头特别提出来说一说。而忘了这是几千年以来人类社会一贯的传统。开出来的药方自然也就不会对。作者觉得工业化、官僚化、技术化杀人真的厉害，可这是整个社会的变化啊，不止杀人机器如此。人类社会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杀人的器具更精良了，耕作、生产用的东西也更好用了，这能说明什么？我不好说人类进步了，但起码你不能说人类因此就堕落了。但这个作品把罪过在很大程度上归于极权，归于国家对社会的干涉，归于官僚化和泛道德化。大屠杀是由国家名义号召去屠杀，由一个官僚机构去屠杀，参与屠杀的大部分人都不必负担道德责任。

世界历史，几千年下来，马克思用唯物主义来概括，也就是弱肉强食，靠物质力量说话。竞争的胜利者就是正确者，真理和正义随着胜利者的转移而改变，旗鼓相当的时候就是用大炮射程来划分各种真理的适用范围，从来没有什么绝对价值。为了某个集团或某个阶层的真理，人类可以进行种族灭绝，可以故意制造饥荒，可以悬赏去买平民的人头，可以把别人当商品出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些倒霉的牺牲品甚至往往不被看做是同类。从弱肉强食的角度来说，从尼安德特人的灭绝到以色列人攻克耶利哥城再到贩卖黑奴，唯一在人类社会通行的规则就是物质竞争规律。在这样的世界上，大屠杀本身不是问题，一切以竞争结果为准，如果屠杀对自己有利，就做，不利则不会乱杀人以泄愤。在过去的时代，这是唯一能阻止大屠杀无限扩大的力量。人类之所以不会被少数疯子杀光，原因也正在于此。犹太人大屠杀并不是非常值得单独讨论的一件事情，共产主义者应该在更高的角度上，把它放在整个人类历史里来看。到现在为止，历史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受竞争规律影响，在许多地方，真理还要受大炮的限制，但这不等于没有绝对价值。最起码，我们都谴责大屠杀。我们要打破的是几千年甚至几十万年的弱肉强食进化规律，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大屠杀，避免以前人类的罪恶。

对于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这本书，我有如下看法：

1.鲍曼相对于传统学者来说提出一种不同的研究大屠杀的观点与视角。正如鲍曼所

说的, 有两条相反的路径可以接近对大屠杀的解释。可以把大规模屠杀的恐怖看成是文明 脆弱性的证明, 也可以将它们看作是文明令人生畏的潜能的例证。换一种说法, 就是一个人 可以遵从霍布士传统, 相信尽管已经付出彻底的文明化努力, 但野蛮的前社会状态还是没有 被完全消除;相反一个人也可以坚信, 由于文明化进程已经成功地用人为的、灵活的人类行 为模式代替了自然驱力, 因而会导致一定范围内的不人道和破坏的发生;而只要自然秉性主 宰着人类行为, 这种不人道和破坏还是不可想像的。由于西方的文明病因学理论的影响和 人们在情感上对于现代性包含的进步性的理念的坚持, 大多数学者本能地选择第一条路径, 从而使大屠杀的解释一直处于相对固定的模式当中。鲍曼则从第二条路径着手, 从而丰富 大屠杀研究的范式, 也使对现代性的反思提高到更高的程度。两条路径都将理论的基点定 位于人类的本性, 但人类本能中的单纯的“恶”却无法解释大屠杀的发生和规模。鲍曼虽将 其理论奠基于人类的本性, 但其侧重点并不在于此, 它试图以此为前提来分析大屠杀的社会 性因素, 即非道德的社会性根源。

2.本书显示著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渊博的知识。著者在此书中采用大量的历史研究

成果, 并运用许多社会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理论对此分析。首先需要指出的是, 本书的理论 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米格拉姆的实验。米格拉姆通过实验发现, 残酷只是微弱地与执行者的 个性有关, 而实际上却非常紧密地与权威和下属的关系, 与我们正常的、每天都碰到的权力 与服从的结构相关。鲍曼在此书中用一章(第六章)的篇幅来阐述米格拉姆的理论, 同时在 其他各章节中充分利用米格拉姆的理论来分析和解释大屠杀。其次是约翰·拉赫斯的行为 中介理论(mediation of action , 即个人的行为通过另外一个人、一个中间人来表现的现象, 这 个人“站在我和我的行为中间, 使我不可能直接体验到我的行动”)。鲍曼运用行为中介理论来分析现代社会机制对于大屠杀现象中的道德盲视等方面的影响。当然, 著者还运用其他 许多的社会学理论。在本书的最后, 著者还提出其关于道德的传统社会学理论的修正问题, 力图重新建构道德的社会学理论。

3.本书的逻辑论证十分严密。本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具有严密的逻辑和充实的

论证过程。鲍曼首先对传统的关于大屠杀研究的一些理论质疑, 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接 着又通过两条路径来论证其观点:一是从大屠杀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生产过程来探讨其与 现代性的关系;二是大屠杀的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现代性作用问题。最后又试图从伦理学的 层面来提出解决之道。整本书的各章节可以说是一环扣一环, 而且所有章节论述的指向都 是一致的, 都是指向其所要阐述的中心主题。

当然此书也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著者是将其理论的元起点定位于人类的本性, 而这个起 点在逻辑上却是不可证明的。但无论如何, 此书不失为一部研究大屠杀的佳著, 它丰富大屠 杀研究的模式, 拓展人们的视角, 而且此书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 融合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多方面的理论

第三篇：现代性与大屠杀读后感

最近无论是看历史、哲学还是社会学，甚至巴巴地跑去以色列一趟，都带着一个疑问：为什么是犹太人而不是别人遭到大屠杀的厄运？二战期间的犹太大屠杀并不是传统意义的战争大屠杀，比如清朝的扬州十日屠城、南京大屠杀都属于战争屠杀，在历史长河里屡见不鲜。而纳粹发起的犹太大屠杀是种族灭绝性的，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是罕见的。

《现代性与大屠杀》是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的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文明走向高度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作者引用了米拉格姆《对权威的服从》里的实验，“在远离的条件下，受害者真的成为一个外人，在身体上与心理上陷入孤立。”实验结果表明，距离与冷漠成正比。米拉格姆的发现让人震惊：不错，我们过去能够那样做，而如果条件合适，我们仍然可以。

克尔萧在透彻地分析了纳粹企图唤起集体的反犹仇恨与“解决犹太问题”得出这样的结论：纳粹最成功之处在于对犹太人的非人化（depersonalization）。非人化增加了德国大众舆论中已经存在的广泛的冷漠，并迈出了在无政府的暴力和死亡集中营理性化的、“生产线式”灭绝之间决定性的一步。

没有这些进展顺利的将犹太人从德国社会中驱逐出来的步骤，“最终解决”就没有可能。这些步骤在公众的眼皮底下，以其合法的形式得到了广泛的赞成，并最后使犹太人的形象非人化，并遭到贬损。

希尔博格，对于导致道德自抑逐渐寂静无声与启动集体消灭的机器的步骤做了如下说明：定义——开除雇员和没收商业公司——集中——剥削劳动与饥饿措施——灭绝——抹杀个人的影响。

集中完成的是拉开距离的过程。饥饿让灭绝变得合理。在行动序列上，离最初下定义的行动越远，则行动就越是纯粹被理性——技术的考虑所引导，确切地说，它使得道德选择不再成为必须。

大屠杀昭示，人类记忆中最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秩序的涣散，而是源自完美无缺、无可指责且未受挑战的秩序的统治。这也是我看反乌托邦三部曲的深深的恐惧所在。

又读完了一部虐心虐脑的书。

第四篇：《现代性与大屠杀》读后感800字

《现代性与大屠杀》读后感800字

苑灵

最近无论是看历史、哲学还是社会学，甚至巴巴地跑去以色列一趟，都带着一个疑问：为什么是犹太人而不是别人遭到大屠杀的厄运？二战期间的犹太大屠杀并不是传统意义的战争大屠杀，比如清朝的扬州十日屠城、南京大屠杀都属于战争屠杀，在历史长河里屡见不鲜。而纳粹发起的犹太大屠杀是种族灭绝性的，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是罕见的。

《现代性与大屠杀》是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的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文明走向高度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作者引用了米拉格姆《对权威的服从》里的实验，“在远离的条件下，受害者真的成为一个外人，在身体上与心理上陷入孤立。”实验结果表明，距离与冷漠成正比。米拉格姆的发现让人震惊：不错，我们过去能够那样做，而如果条件合适，我们仍然可以。

克尔萧在透彻地分析了纳粹企图唤起集体的反犹仇恨与“解决犹太问题”得出这样的结论：纳粹最成功之处在于对犹太人的非人化（depersonalization）。非人化增加了德国大众舆论中已经存在的广泛的冷漠，并迈出了在无政府的暴力和死亡集中营理性化的、“生产线式”灭绝之间决定性的一步。

没有这些进展顺利的将犹太人从德国社会中驱逐出来的步骤，“最终解决”就没有可能。这些步骤在公众的眼皮底下，以其合法的形式得到了广泛的赞成，并最后使犹太人的形象非人化，并遭到贬损。

希尔博格，对于导致道德自抑逐渐寂静无声与启动集体消灭的机器的步骤做了如下说明：定义——开除雇员和没收商业公司——集中——剥削劳动与饥饿措施——灭绝——抹杀个人的影响。

集中完成的是拉开距离的过程。饥饿让灭绝变得合理。在行动序列上，离最初下定义的行动越远，则行动就越是纯粹被理性——技术的考虑所引导，确切地说，它使得道德选择不再成为必须。

大屠杀昭示，人类记忆中最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秩序的涣散，而是源自完美无缺、无可指责且未受挑战的秩序的统治。这也是我看反乌托邦三部曲的深深的恐惧所在。

又读完了一部虐心虐脑的书。

第五篇：现代性与大屠杀读后感

现代性与大屠杀

作为已经逝去的历史，我们无从还原真实的场景，但仅仅是留下的残迹和数据足以震撼我们的心灵，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我尚可感到一丝的温情，可面对鲍曼笔下赤裸裸的现实，我已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是啊，大屠杀本就是残酷的，整整600万鲜活的生命被无情的吞噬。

鲍曼透过大屠杀这扇窗，看到了一点儿也不令人愉快的东西，可他愈是坚信倘若拒绝看到窗外，那将是十分危险的。

可能我们仍然把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看作是德国人和犹太人的事情，看作人类文明进程的一次反常事件，那时整个世界分化成疯狂的刽子手和无助的受害者，邪恶之徒对无辜者犯下滔天罪行。

当时的诸多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大多这样认为，认为这场已经解除的危机，现有的知识足以“解释”、“了解”、“理解”它。大屠杀被理解为现代性的一个失败，而不是它的产物，而事实上，大屠杀绝对是现代性成功的最佳实例，是现代性的副产物。

莫学认为现代性即使文明的，野蛮便是被完全剔除的，文明与野蛮并不是对立的，他们只是文明这枚硬币的两面，就看那一面偶然的落在上面。

大屠杀最震撼我们心灵的，或许不是被屠杀的命运也有可能落在我们身上，而是想到，我们也可能去进行屠杀，如果有适当的条件，我们可能会去这样做。这也是鲍曼写这本书的理由。我看过这本书后，对大屠杀与现代性的理解有三点。

现代文化——园艺文化

现代性所代表的现代文化是对自然和自身的积极管理，追求各种机制的相互之间的平衡，一切有条不紊的运转，这种管理就像是园丁对待花园的花茸，应该精心培养香花，同时也毫不吝啬的清除杂草；就像医生给病人治病，应该维护正常健康的身体组织，同时毫不吝啬的消除病态的癌变细胞。这是园艺文化，而犹太民族则被当成是这个花园的杂草。

犹太人在全世界大范围的大迁徙，但他们普遍无家可归，因为他们失去了曾有的故土，人们会普遍的认为，由于犹太人没有自己的领土国，犹太人无法参与征途土地，以战争为其一般形式的普遍的权力争斗，同时他们就不得不采取下流、卑鄙、偷偷摸摸的手段，这使他们成为特别可怕和邪恶的敌人，他们被定义为“我们中间之外的人”。难以融入现有的社会，也难以得到“我们的”认可。

再者，作为社会精英的犹太人，他们在一个阶段曾充当“中介”角色，也可定义为“三棱镜”群体。

例如，在十九世纪，波兰的犹太人基本都是贵族和乡卿的奴仆，他们负责收租和监管对农产品的处理——也就是为土地的真正主人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对土地上耕作的贫苦大众进行剥削，在贵族乡绅的严重，犹太人是粗鲁的，为驯化的，野蛮的下层阶级，而在下层大众严重，犹太人则是冷酷而傲慢的。犹太人这种不协调令“我们”的紧张和焦虑在现代性构建的社会达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强度。

科层制

“准确、快速、清楚、了解文件、持续、谨慎、一致、严谨、服从、减少摩擦、降低物质和人的消耗”，这是马克斯·韦伯队科层制的描述。的确，科层制是现代文明所发明的一个“完美”作品。

若没有如此高效的“科层制”官僚体制，“大屠杀”是无法完成的，这是鲍曼对科层制作用的判定。

借助现代文明的高度结晶来做一件极其野蛮而失去人性的事情，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可这对于冷漠无情的科层制来说根本无足挂齿，他们觉得自己只是进行着例行的行动，平淡无奇。他们绝不会因此而废寝忘食，反而会为自己效力国家而感到自豪。

在犹太人的集中营，在这条生产线上，“人”是一种原料，“死亡”是最终的产品，完成工作任务的成员就像机器一样在体制中高速运作着，排除个人思想，极少带有自己的判断。此外，纳粹组中的更名也起到的安抚作用，比如研究屠杀犹太人的中心被命名为“经济和管理厅”。“科层制”的官僚体系对于效率的追求者盲目而刻板，每阶段对新危机都有不同的目标，目标确立后却不直接告诉执行方式，而是由专家通过可行性和成本测算制定出最优方案。

其实在纳粹的队伍中大对数人都是正常人，不存在通常社会意义上的病态或失常，依赖组织的惯例，在这里暴力被赋予权威，行动被例行化，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在这个组织中要求清除个人独立性，牺牲个人利益，取缔一切需求。

由此纳粹还创造出一个“道德中间地带”，有一群“中间人”他们的道德完整感被破坏，他们只是站在中间，挡住了行动者的目光，让他们看不见结果。由此对自身的结果缺乏直观的认识，很多人就此堕入了一个道德空白，他们对自己所执行的命令可能导致的结果熟视无睹。而大屠杀的成功要归功于官僚体系和现代技术所提供的这支道德催眠剂。

最令人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秩序的涣散，而是源自完美无缺的秩序统治。科层制的官僚体系把持最高权力，他们用权利赋予暴力以权威。给予刽子手赦免，让民众习以为常，把“大屠杀”合法化了。

劳动分工

现代性还有一个特点，高度的劳动分工，用劳动分工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德国要用“毒气室”对付犹太人，纳粹将受害者与执行者分离开来，执行者只需各自完成自己的一小步工作，开闸，关门````几个简单的动作就足以致人死命，而完全看不到血腥，狰狞甚至最后丑陋的尸体都看不到，这其中的每个环节都可以规划，计量，操作。这些环节正视坐在办公室里的设计师或是实验室里的生物学家设计完成的。他们只是完成了他们最平常的工作罢了。这意味着什么，等于用技术替代了道德责任感，或者说他们不做价值判断。

纳粹改用杀人技术的目的在于，在大屠杀中形成了一种机制，通过分开杀人行为与其后果之间的身体距离和心理距离，克服人性同情的弱点，使杀人者无视自己IDE道德责任。在这种机制下，任何通常意义上非道德败坏的人都有可能转变成杀人犯或者屠杀过程中的合作者。

理性

在这场毫无感情的屠杀中，刽子手运用了最理性的屠杀工具，集中营中，犹太人不愿惹来杀身之祸，就在德国人的监禁下努力提供文职和体力劳动，行程日常生活的社区机构，他们以为，通过工作可以获得解救，在奥维斯纵横交错的曲折道路 完工前，很多桥都是出自犹太工匠的利落灵巧之手。犹太人天真以为，自己劳动收益获得德国人的津贴就可以避免驱逐和杀害，殊不知，在德国人眼中，这些犹太人是迟早要杀掉的。只不过用“劳动”麻痹他们的反抗神经。纳粹利用这种理性欺骗诱导犹太人从而完成屠杀的目的，犹太人似乎已经陷入了理性的囚笼，越想保全，月算计，越妥协，敌人就越猖狂。

理性只能是并且唯一是我们用来协调行动的工具，而不应该成为行为的决定者，若本末倒置，必然导致“理性的不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