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论文

第一篇：抗日战争论文

2010-2011年第二学期《中国近代史纲要》科目论文

专业：油气储运工程 班级：储运09-2指导老师：闫亚平姓名:宋宾学号：47号成绩：

抗日战争给我们的启示

1945年8月15日，经过中国人民8年的誓死抵抗，残酷的日本侵略者在各

种压力下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在这一天，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和日本法西

斯的失败而结束。岁月的脚步已悄悄走过66年，黄河边上的硝烟也早已随风飘

散，历史仿佛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从卢沟桥头卷起的那场战争留下的教训却

是刻骨铭心的。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那是永远的国殇，永远的奋斗史，也是永远的追思。

“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也是一本最富哲理的教科书。”正如一位青

年评论家所指出的：“将那段历史仅仅理解为灾难与愤怒，而不从中寻找其内在逻辑，理解其复杂性，则同样辜负了那些身经灾难的一代人的付出。”那段历史

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悲痛欲绝的哀伤、洗刷不尽的血泪、永志追思的英烈和伟岸壮

阔的史诗，更是追求和平的渴望、永不再战的期盼、强国富民的决心、和睦邻邦的祝愿。

启示一：落后就要挨打

抗战并非偶然

74年前，一个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日子———1937年7月7日，枪炮声震

惊了卢沟桥。日军以士兵失踪为借口，要强行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即枪

炮相加，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不屈的中华民族也开始了长达8年的全民抗战。“七

七事变”仅仅是近代日本侵华野心的总爆发。在此之前，日本已经对中国这块富

饶的土地觊觎已久。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在建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时就制定了

以鲸吞中国为核心的所谓“大陆政策”，在之后的70多年里，日本曾发动了1

4次侵略战争，其中多次是对华战争。1894年蓄意挑起中日甲午战争，迫使战败的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与澎湖列岛；10年后又在我国东北土地上发动日俄战争，强迫满清政府承认日本在东北的势力范围。“进入大陆”的迷梦、畸形膨胀的野心，使得这个受中国传统文化恩惠最重的国家成为近代以来祸害中国最深的国家。

上世纪30年代初，严重的经济危机加速了日本的侵略步伐。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我国东北地区，挑起侵华序幕。随后将枪口瞄向内蒙古、华北，步步进逼；1932年，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1933年，侵占热河省。回顾近代中日关系史，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具体战斗在某一地点发生可能有其偶然性，但同日本进行一场决定民族命运的生死大战却是必然的！一个岛国为什么能一步步地侵吞国土面积数十倍于它的大国？历史学家的评论一针见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其军国主义扩张野心不断膨胀的结果。可见，抗日战争的爆发是必然的。

战争是两国实力的对抗

战争是精神的较量，更是物质的对抗。“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然而，虚弱的国力，有国无防的现实，没有做好开战准备的民心士气，让西方的观察家们在惊讶于中国人顽强战斗意志的同时，也预言中国人在这场实力悬殊的厮杀中前景黯淡。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日本工业产值为60亿美元，中国为16亿美元。日本年产钢580万吨，年产弹药可达50万吨，旧中国没有重工业基础，年产钢不过4万吨，年产弹药几千吨，武器主要靠进口。就军队装备而言，日本海军吨位为190万吨，是中国的20倍～30倍。日本作战飞机有2700架，而中国仅有305架。拥有近百万之众的中国陆军只是数量上的优势。日本1个师的武力装备，在战争之初相当于中国1个师武力装备的3倍；而在战争的中后期，已经相当于中国的8倍～9倍。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队让欧美列强也不敢轻视，而中国只有一个虚弱的中央政府和数十个各自为政的地方政府，经济结构、组织形态和技术

水平都还停留在“前现代”的状态。谁都知道，一个软弱乏力的国度与一支如狼似虎的现代化军队开战意味着什么。

据史料记载，当时的正面战场整营整连阵亡不是罕见之事，每日经由兵站送往后方的伤员常在万人以上。从西部内地行军赶到东南、华北前线的川军官兵们没有见过坦克车，一些战士所拥有的武器还是大刀、长矛。他们上战场就像是羊入虎口，甚至还没见到敌人就战死疆场。据统计，仅仅是中央军校1929年至1933年毕业的25000名年轻军官中，就有10000名牺牲在全面战争爆发的前4个月，阵亡的比例高达40％。

回顾这段以人力和火力相拼的历史，我们除了对血肉拼搏的感动，更有对实力不济的无奈。在强大的物质力量面前，精神力量固然可贵，但总呈现出一种苍白无力的悲壮。周总理曾对那场战争感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对付帝国主义却不能不讲实力。只有在国家总体实力包括军事实力方面能追赶上世界水平，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日本的侵略对中华民族的伤害可谓创巨痛深。侵略战争使中国的现代化至少延误了50年时间。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积累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财富丧失殆尽。落后就要挨打，自尊必先自强，发展需要安定。这，就是那段屈辱与悲壮同行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最为深刻的启示。

启示二：民族精神空前凝聚

民族存亡关头，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抗日战争，被我们记住的不仅仅是伤痛、悲惨、哀怨，更有抗争、胜利、尊严。我们经历了落后挨打的耻辱，我们更证明了众志成城的民族力量。

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中华民族的灾难深重到了极点，中华民族的浴血反抗也沸腾到了顶点。然而，蒋介石却在东北奉行不抵抗主义，在全国继续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西安事变”张学良兵谏蒋介石。民族大义面前，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国共产党，在“卢沟桥事变”翌日通电全国，号召全民

抗战。危急存亡之秋，蒋介石最终发表讲话，认可团结救国的必要。国共再次携手合作，誓与日寇抗争到底。

“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军队总动员。到1945年夏，正面战场共进行24次大的会战和数以万计的较小规模的战役、战斗。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一场场会战，一次次粉碎了侵略者“速亡中国”的迷梦。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在漫长的战线和持久的作战中，顽强抵抗，他们以血肉之躯和敌人作拼死搏斗，伤亡320万人，表现出中华儿女为抗击外敌侵略而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民族精神。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迅速挺进敌后，构成对侵华日军两面夹击的战略布局。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黄土岭一战,让日军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雁翎队、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如同一把把钢刀，插进了敌人的心脏。

自我牺牲精神浩然长存

伟大的抗战，中华民族作出了空前的民族牺牲。多少热血青年，多少中华才俊，多少优秀儿女，都倒在了日本军队的枪炮之下。他们有父母，有妻儿，有理想，也有追求，但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他们挺身而出，义无反顾。抗日联军司令杨靖宇，狼牙山五壮士，王二小放牛郎，是千百万抗日军民不畏牺牲、血战到底的缩影。除了这些为后人传诵的英雄，更多为国捐躯的是普通士兵。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留下遗骸，甚至没有留下名字。在华夏大地上，他们已化作青山，化作河流，化作风雨过后的每一道彩虹。

民族精神的觉醒和凝聚，不仅是抗战的胜利之源，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之源。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写到：“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这种荣誉是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之后才得到的，这种荣誉是数以百万计的抗日将士用生命换来的。

如同浴火重生的凤凰，中华民族洗去了一百年的屈辱，挣脱了一百年的锁链，赢得了抗日战争辉煌的胜利，也赢得了世界人民由衷的尊敬。

启示三：和平发展才是可行之路

反思战争，是为了避免战争。当我们回顾过去，不能不深刻思考和平的重大意义。只有和平才有发展，只有和平才有进步。中国人民遭受侵略、战祸之苦，深知和平来之不易。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然而，一些日本的右翼势力反省意识太弱、反思成果太小。当周边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努力以最大的善意来对待日本的时候，日本右翼势力却不断制造事端伤害那些被侵略国人民的感情。在日本，极右翼分子一直在为军国主义者招魂，在教科书中篡改侵略历史，日本的一些领导人不断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一个不对罪恶忏悔和反省的民族，是难以获得世界的信任和亲近的。日本要想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一个政治大国、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就应当先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责任感和尊严感的国家。只有正视历史，尊重历史才能取得邻国的信任。

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惨痛的民族历史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战后，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的强国之路，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牢牢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放松，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仅增强我国的实力、改善和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而且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了贡献，对维护地区和平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有能力把侵略者赶出自己的国土，有能力结束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奴役，也一定有能力通过努力实现和平与发展。

66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潮头回顾抗战，就是要更好地珍惜和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就是要从那段悲壮的历史中汲取伟大的精神力量，转化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实际行动，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科学发展的道路，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强国富民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二篇：近代史论文——抗日战争

广石化2011-2012年第一学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科目考查卷

专业班级：任课教师：

姓名：学号：成 绩：

谈中华民主之抗日战争

前言：在日益严峻的国际大环境底下，我们更应该了解历史，尊重历史，还原历史。让后日铭记着我们先辈的共荣历史，从而警醒后人。

一、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恶性

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逐渐发展成为军国主义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进一步控制本国政权，对内镇压人民，对外侵略扩张。然而，日本就开始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发动九一八事变、制造华北事变、卢沟桥事变，各种各种都是日本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故意制造的虚假事件。日本的残暴的殖民统治对我们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它不仅将宝岛台湾进行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还在东北扶持了“满洲国”，企图将东北从祖国怀抱分割出去，最后还诱降汉奸汪精卫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然而，最令人发指的就是日本对中的大规模侵略对中华人民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无论是“南京大屠杀”、还是“慰安妇”，这些词语真是无声地控诉着日本侵略者得无耻的面孔。

除此之外，日本侵略中国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富。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成立了“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满洲重工业股份公司”两大垄断企业，独占全部重工业和铁路交通，控制了东北的经济命脉，肆意掠夺矿产资源。在关内就由日本“华北开发股份公司”和“华中振兴股份公司”分别主管对华北和华中的经济掠夺。日本侵略者还大肆掠夺占领区的土地及农产品。他们还推行“粮食出荷”政策，对农产品实行严格的统制和垄断，强迫农民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

廉价出卖给伪政府，除保证侵华日军的需求外，大部分粮食被运往日本国内，为了它那对外扩张的野心作准备。

二、中华民主抗战的转变

众所周知，在反侵略战争的开始，作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国民党，采取的是不抵抗政策。这大大地降低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救国热情。这时，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即发表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目的是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又发布一系列文告，号召全国工农武装起来，进行民族的自卫战争。中国共产党不仅积极参加和推动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而且直接领导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中共中央以及东北党组织先后选派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中共满洲省委及各级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力量。东北抗联同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在中国共产党关于救亡图存、全民抗战的号召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喊出“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1万多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这就是一二九运动。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为了实现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伟大目标，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进行“哭谏”无效的情况下，依然实行了“兵谏”，扣留了蒋介石。紧接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中国内部矛盾有了初步的缓解，开始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是一场正义战争。全国各界民众以不同形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投入了全民族抗战。

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积极投入抗日洪流。民族工商业者踊跃为前线捐赠钱物，一些人还不避艰险，把工厂迁往大后方。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一致拥护国共

两党合作抗日。宋庆龄接受中共中央建议，从上海移居香港，于1938年6月成立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呼吁世界人民援助中国抗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影响下，各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一起，以各种方式投入抗日斗争。如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就进行大小战斗870多次，歼敌

3．76万余人。在祖国存亡危急的关头，中华儿女表现了空前的民族觉醒和民族团结，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筑成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

但是，好景不长，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在重申坚持持久抗战的同时，其对内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蒋介石还将抗战到底的含义解释为“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这标志着国民党由片面抗战逐步转变为消极抗战。特别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敌后战场开始局部反攻的有利条件下，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却日益下降。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日军发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在这次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遭到大溃败。军队损失50多万兵力，丢失拥有146座大小城市、6 000万人口的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这激起了大后方人民对蒋介石集团的严重不满，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陷入深刻的危机。

就在中华民族又一次陷入水深火热当中时，中国共产党站出来了。在毛主席《论持久战》中，提出了持久战战略的思想方针，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和坚持抗战、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实行的战略方针，对全国抗战的战略指导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八路军不仅取得平型关战役的胜利，更是化被动为主动，发动了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这对停止日军的进攻、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使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起来关键性的作用。游击战还为人民军队进行战略反攻准备了条件。在1945年8月反攻阶段到来前夕，人民军队已经发展到了120万人、民兵220万人，抗日根据地达到了19块。敌后军民的大反攻，就是在此基础上层开的。

在八年全国性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等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他们为坚持抗战、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永远辉耀史册的贡献。

三、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反世界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

第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使中华民族避免了遭受殖民奴役的厄运。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日本在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

第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人民通过抗日战争的实践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正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第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这就是：坚决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侵略者的民族自强信念；开拓创新、善于在危难中开辟发展新道路的民族创造精神。

第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世界各国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人民为最终战胜世界法西斯势力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树立了一个以弱胜强的范例。中国参与发起成立联合国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

无可非议的是，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英、美、法还在实行绥靖政策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英勇地抗击这百万日军的进攻。中国的抗战牵制和削弱了日本的力量，使之不敢贸然北进，从而使苏联得以集中兵力对付德国，避免东西两面作战；同时也推迟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间，并使之在发动和进行战争时由于兵力不足而不能全力南进，从而减轻了美、英军队受到的压力。其中在毛主席提出的坚持持久战的方针中，中国军队还抗击和牵制着日本陆军主力，大大减轻了其他反法西斯

战场的压力，为同盟国军队实施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苏联元帅崔可夫说：“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美国总统罗斯福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中国作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后方基地，还为盟国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

总之，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身为中华民族中的一员，我既感到无限的光荣，也感受到沉重的压力，在日益严重的世界大环境底下，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必须时刻警惕着，当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义无反顾地站出来。、阅读文献和参考资料

1、毛泽东：《论持久战》（节选）（1938年5月）

2、《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1937年8月25日）

3、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节选）（1945年4月）

4、胡锦涛：《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05年9月3日）

5、中国近代史纲要（2010年修正版）

BY玮仔

第三篇：土木班抗日战争论文

近现代史论文

摘要：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人民群众和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关键词：封建欺压 愤然觉醒 全面抗战 国际援助 民族振兴 宝贵经验 正文：

中国近代的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国内封建王朝的统治，原来的封建社会开始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主权不断丧失，外国侵略者接踵而来，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以攫取越来越多的侵略权益，中华民族面临生存危机。面对中外反动势力的双重压迫，中国人民进行了不折不挠的英勇斗争，经过不少曲折，付出极大牺牲，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历史表明，在西方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之后，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国已经落后，因此饱受欺凌宰割。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为了救亡图存、重新振兴，其道路极其艰难坎坷。无数中华优秀儿女，甘愿牺牲一切，为了这个崇高目标，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他们的斗争精神，永远激励后人奋发向上。

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中国被迫签订了《中日北京条约》，赔偿50万两白银。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日本逼迫中国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赔偿2亿两白银。自始，日本帝国主义蓄意扩大侵华战争，先是台湾，继而是东北、热河、缓远，大片中国领土沦为日本殖民地。经过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5年的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逐步实现其吞并东北、吞并华北进而吞并全中国的野心，从而使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中日矛盾的发展和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使得中国各社会阶级的阶级关系和政治态度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严重的民族危机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民众的抗日爱国精神。不但中国的工农群众和多数知识分子日

益觉悟起来，而且其他社会阶级和阶层中的进步力量也不同程度地转向参加或同情抗日救亡运动。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抗战胜利，挽救民族危亡，动员千百万群众起来参加抗日战争，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1937年7月7日发生的卢沟桥事变(即“七七事变”)和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使得我国的民族危机愈加严重。经过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并在全国人民的强大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极力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是国内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是包括由于政治态度的分野而形成进步势力、中间势力和顽固势力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因此，我们在实行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扩大抗日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共产党提出和切实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是推动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根本性力量。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人民战争，是既包括正面战场又包括敌后战场，既包括阵地战又包括山地游击战，既包括全国军事总动员又包括全国人民总动员，既包括实行抗日的对外政策又包括实行对内的战时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政策，既包括发动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民主运动又包括发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群众抗日斗争的全面抗战。在抗日战争的初期，中国军队曾集结大量兵力发动松滬会战、忻口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重大战役，并取得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等重大胜利。然而，在上海、太原、武汉、长沙等城市相继失陷后，正面战场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或表现为不能持久，而敌后的游击战争则上升为抗战的主要地位。日寇1938年10月侵占武汉后就停止了对国民党战场的战略性进攻，而将其攻击的矛头主要地指向解放区战场，实行所谓铁壁合围的“囚笼政策”。为了打击日本法西斯的嚣张气焰，克服因国内正面战场形势低迷而在国民党政府内出现的失败情绪和妥协投降危机，中国共产党坚定地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发动了威震中外的八路军百团大战和坚忍持久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共产党坚持“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理念和全面抗战的路线，坚定地领导全民族的人民战争，是推动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直接的动因。伟大的抗日战争，是对中国人民、人民军队和革命政党的严峻的历史考验。这场战争不仅极大地锻炼了人民，也极大地锻炼了领导人民抗战救国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中国人民在共产

党领导下赢得了战争胜利，也赢得了和平与进步。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也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积累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诸方面的新的丰富经验，成为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完全成熟和巩固的革命政党，成为领导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核心和决定性力量。抗日战争是对凶残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取得完全胜利的极其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对灭绝人性的法西斯强盗进行殊死搏斗，为人类生存与尊严作出重大贡献和巨大民族牺牲的无尚光荣的战争。日本法西斯匪徒在1937年12月13日侵占南京后进行了长达六周的大屠杀，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报告中国军民被集体枪杀和活埋的有19万余人，零散被杀的居民收埋的尸体有15万余具，其中虐杀妇女同胞有2万件以上，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永远不应忘记这笔南京屠城的血债。日本法西斯匪徒为了摧毁我军建立在敌后的抗日根据地，还在1941－1942年对根据地的野蛮“扫荡”中残酷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和进行细菌战，并在东北抗日联军和华北八路军活动地区制造长达数百公里、宽数十公里的“无人区”。由此可见，日本法西斯的残暴和肆虐欧洲的德国的、意大利的法西斯的劣迹，同样都是不耻于人类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场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对日作战的主要战场。中国的抗日战争援助了欧美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反之，欧美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也援助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和世界反法西斯军事力量的援助，使得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后的战略反攻阶段的时刻提前到来。苏联红军胜利地进军东欧和德国本土，追击德寇直至攻克柏林并迫使德国投降。此前，意大利也向反法西斯同盟国投降。英美军队在法国西海岸的诺曼底地区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战争形势的变化，使日本法西斯陷入极端恐慌和孤立的境地。苏联在消灭德国法西斯三个月后，即1945年8月8日对日宣战。8月9日起，苏联百万红军从海、陆两方面在广阔的战线上对日本法西斯军队展开大规模进攻，迅速击溃近百万的日本关东军，帮助中国人民解放了沦为日本殖民地达十四年之久的我国东北地区。美国也于8月6日和9日先后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掷两颗原子弹，给日本法西斯以毁灭性的打击。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在华的128万日本侵略军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经历了

八年波澜壮阔、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并在世界反法西斯军事力量的援助下，赢得了最后的完全胜利。

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最终得到了这场胜利。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历史的胜利、人民的胜利，是和平与进步事业的胜利。而团结统一，坚忍持久，机动灵活，顽强不屈，同仇敌忾，浴血奋战，众志成城，夺取胜利的抗战精神，则成为中国人民用生命和鲜血凝聚成的宝贵精神财富。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华儿女的民族凝聚力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总动员，是中华民族经历百年屈辱和抗争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是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世界和平进步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是人类历史上正义战胜邪恶的不朽篇章。它带给了我们很多深刻而重要的启示，这些启示，是中国人民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是中国人民乃至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牢牢铭记。所以切记强国方御悔，落后就要挨打，想远离战争，我们必须在中国中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发展经济、科技文化事业，时刻牢记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

第四篇：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下的中国

AP0903226吴玩玲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开始。自此，日本开始大举进攻，使中国的大片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在其占领区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

日本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和在中国部分地区的殖民统治，犯下了空前严重的罪行，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经济上，抢占耕地，低价掠夺粮食。日本侵略者还大肆掠夺占领区的土地及农产品。他们还推行“粮食出荷”政策，对农产品实行严格的统制和垄断，强迫农民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廉价出卖給伪政府，保证日军的需求外，大部分粮食被运回日本国内；垄断工业，掠夺工矿资源。他们一方面加紧对沦陷区民族工业及资源的掠夺,一方面增加对军事工业及与掠取资源有关的工矿业的直接投资。其基本指导思想是发展东北,开发关内,以最快的速度掠夺中国的经济资源,为其漫长的军事战线提供急需物资；掠夺金银，滥发纸币；在文化上，实行奴化教育，企图以此来达到泯灭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维护其殖民统治的目的。在政治上，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华中“清乡运动”。日军还在其占领区掳掠和残害中国劳工，强迫一些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

面对日本的野蛮侵略，中国人民毅然奋起，英勇抵抗。中国人民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后开始的局部抗日战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中国在东方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与当时国民党当局采取的不抵抗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统一战线旗帜下，由中国各族人民和海外华侨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由于统一战线的存在，四亿五千万人民都动员起来，投身到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洪流中，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于一个目标——抗日，日本侵略者因此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注定了他它必然失败的命运。早在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就曾说过中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将主要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大联合。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上，由于日本企图独占中国，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使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亡国灭种的威胁给中国一切政党和一切政治派别都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首先主动摒弃前嫌，呼吁“无论各党各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第三党等中间势力认为，“国内任何矛盾，都大不过日本帝国主义者与中国的矛盾；各党派的任何分歧，都不能否认集中力量反日的必要”，并指出“现时中国一切的党派中，没有任何一个党派，具有单独负荷反日使命的力量。因此，‘反日阵线’只能由各党派各社团共同集结而成，决非某一党派所能包办”。在日本的步步进逼下，国民党的政策和态度也发生很大变化，甚至表示“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政府无不开诚接纳”，从而在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同意两党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抗战。可见，是抗日战争促成了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催化了中国合作性政党政治和政党关系的恢复与发展。经济上，抗日战争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中日经济力量的悬殊，是日本敢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基本条件。日本侵华战争的残酷破坏，野蛮掠夺，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１０００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５０００亿美元，大大地延缓了中国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抗战期间，中国人民开展了对敌经济斗争。国民政府通过建立大后方基地、采取有利农业发展的措施、实行经济统制政策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通过开展对日物资禁运、破坏敌伪掠夺计划、发展生产、货币斗争、贸易斗争等措施，打破了敌人“以战养战”政策，增强了抗战的经济力量，为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在文化上，中国文化虽然在抗日战争时期遭受巨大的战争创伤，但自五四时期开始高涨的新文化运动并没有中断，而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主张的导引下，进入以动员民众抗日救亡为主要任务的抗日文化新阶段。抗战文化的新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各种抗日文化社团大量涌现，遍及各抗日根据地和后方各地，社团的规模也盛况空前，有力地推进了抗战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在文艺理论上突显时代性和现代性，强调文艺界和文艺要为抗战救亡这一最大的时代主题服务，文艺的战斗性明显增强，民族性也非常突出。文化界在利用戏剧等旧文艺形式进行抗战宣传的同时，也对旧文艺进行了改造，就文艺的大众化和传统文化艺术的现代性转换作了有益的尝试。与此同时，新文艺通过从大都市到小城市、从城市到乡村的转移和“文艺下乡”运动等途径得到大力推广，成为推动抗战的重要力量。抗日救亡不仅成为这一时期新文艺的主要目标和主体内容，而且成为新文艺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以新文艺运动为主流的抗战文化的发展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仍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处于军阀混战时期，不过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得到了暂时的象征性的统一，却依然政治腐败，贪官四起。社会上贫富差距十分大，有钱的就越有钱，没钱的就越穷，当时中国的货币财源只掌握在部分人，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严重的损害。还有日本军队四处占领城市，给城市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使战后的中国工业经济都十分猥琐，十分落后。抗日初期，中国文化中的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广泛传播，共产党依靠马克思主义发动了南昌起义，建立红军，走向辉煌。中国抗日初期还有繁荣的新文化，各地文物都纷纷出土，对部分朝代的考古学也十分兴盛，可惜日本侵略者的打击，中国的文化从那个时候开始衰败下来。

第五篇：抗日战争

陈述性内容

1、总述

中国抗日战争（Anti-Japanese War），又称为日本侵华战争。是指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由于日本帝国非法入侵中华民国引发的战争，主战场在中国大陆，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事之前与期间，最终以日本投降而告终。

这场战争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名称。中华民国政府及多数华人称其为八年抗战、中日战争等等，简称抗战，中国共产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称其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日本称其为日华战争（日语：日中戦争）或支那事变（支那事変），西方国家多数称其为第二次中日战争（把甲午战争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

2、战争经过

一、战争背景(1)矛盾深远

1894年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告终，中国与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日本利用条约中从中国夺得的赔款2.3亿银其中的80%利用来发展军事，从此日本开始加强对中国的侵略。1900年，因为庚子事变问题，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主力之一，占领天津、北京，并利用《辛丑条约》在京、津一带驻屯重 兵。1904年到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把俄国建立的旅顺口要塞攻占，并于对马海战中重创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从俄国手中夺取了在中国东北的特权，更加加强了日本的野心。1910年日韩并合，更使日本有朝鲜作为侵略中国的跳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国宣战，入侵胶州湾的德国势力，进而占据山东。1915年，跟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彻底取代德国在山东的特权。1928年，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试图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炮轰南城，与中国北伐军发生交战，造成济南惨案，杀害了中国外交部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十六人。最后，在蒋中正表面惩办参战主要军官之后，日军退出济南。

（2）“攘外必先安内”

时隔三年，1931年7月23日、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攘外必先安内”，“故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乃不能攘外”。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趁张学良调动东北军主力入关参加中原大战留驻华北之机，由司令本庄繁亲自策划，在沈阳附近的柳条湖破坏了一小段南满铁路，诬蔑此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所为，当夜向沈阳北大营之国民革命军发动进攻，标志着“柳条湖事变”，又称“九一八事变”的爆发。驻防沈阳的中国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张学良声称奉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严禁部下对日军作战（晚年虽承认是他自己的决定，但究其根本原因，仍是迫于蒋介石及其“中央军”的压力），但团长王铁汉等仍率部进行了抵抗，还有黄显声领导的沈阳警察成为东北为数不多的给予日军打击的武装力量。但他们皆战不胜日军，翌晨全城即告陷落，警察们在缴械之后大多被屠杀。东北主要军事负责人张学良引咎降职，后赴欧洲躲避舆论谴责。而大敌当前，蒋介石思想上犯了重大错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处于一定的战略思想“以空间换取时间”，但忽略了国人的抗日热情，推行“不抵抗政策”（此处有争议，一些资料上也说是少帅张学良决定的）。中共趁机加紧发展，在湘赣等地建立起多个“苏区”，并不断扩大.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国庆日在中央苏区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设在江西瑞金）。此后，蒋介石不断发动对苏区的“围剿”，想消灭红军，但结果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告终。

（3）危机重重

事变两个月内，日军占领中国东三省诸多主要城市，除在黑龙江遭到马占山部等的强烈抵抗之外，并未遭受重大损失。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民众自发组织了大量东北抗日义勇军抵抗日本军阀侵略，这些抵抗得到了关内民众同情和声援。部分中国学者视九一八事变为抗日战争的开始。1932年3月，日本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其傀儡政府名义上的领导人是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这政权其实是关东军拥有，他们以日満亲善大使作占领东北的借口，以继续进行侵略。国民政府面临“北有日军、南有共军，交相呼应，同时进逼”的危局。各地军人亦各自为政，不听中央调遣，山东韩复榘与刘珍年、陕西杨虎城与马青苑、四川刘湘与刘文辉，各起冲突，蒋费尽心机，“居中调停”，实为借机扩大地盘。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粤军）在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带领下展开回击，张治中率第五军（中央军）增援上海，双方陷入僵持。2月28日，英国、法国、美国三国公使介入调停。5月5日，中日双方签署《淞沪停战协议》，规定中国国民革命军不得驻扎上海，只能保留保安队，日本取得在上海驻军的权利，参与抗战的主力国军第十九路军不得不离开上海，赴福建剿共，第五军则撤退至苏州、南京一带，日本历来以压迫蒋介石惩办抗日军队的手段来打压中国军民抗日士气。6月，日本军阀全部退回日租界。日本军阀在中国北方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并将军队开进长城一线，进犯热河、察哈尔两省，史称“长城事变”。

1933年1月，日军进占山海关，开始向中国关内进攻。热河省会承德遭到袭击，仅10余天即告陷落，驻守热河的国军主要是东北军万福麟等部，抵抗意识极差。驻守平津的西北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率部抵抗，中央军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率所部3个师北上参战。同年5月，日本军阀向察哈尔进攻，并一度占领察北重镇多伦，然而不久冯玉祥和吉鸿昌发起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经过5天的激烈战斗，夺回多伦，并成功将日本军阀驱赶出察哈尔，保证了长城一线战事的基本稳定。二十九军、十七军等部队虽然奋勇抵抗，终不敌装备精良的日军和伪“满洲国”部队，长城抗战失利。5月31日，中日签署《塘沽协定》，国民革命军退出热河和冀东，日本打开了通往华北的大门。

1934年6月9日，南京日本总领事馆书记官因个人原因，出走藏匿，欲自杀。领事馆扬言“应由中国政府负完全责任，如无生还之希望，则日方将撤回侨民发动自卫。”并将上海的日本宪兵派往南京，日舰云集下关江面。由于领事馆的一名从事抗日组织情报收集工作的中国人员詹长麟提供的可靠消息，首都警察厅调查课长赵世瑞于紫金山一山洞中寻获藏本，而平息了事端，史称“藏本事件”。1935年5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声称天津亲日报刊《满洲晨报》社社长白逾桓、《国权报》社社长胡思溥被杀，是中华民国政府所为，不久又诬指受中国政府援助的东北义勇军进入《塘沽协定》中规定的非武装区（实际上当时的东北义勇军为独立的武装），再次出兵南下。蒋介石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派遣大亲日派何应钦与日方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在部分满足日本要求的情况下，保证“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同年9月，日本再度制造舆论，要求“华北五省（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山东）自治”。因应这个事态，1935年10月4日，日本冈田启介内阁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发表《鼓励华北自主案》，扶植当地的汉奸殷汝耕设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防止“赤化”。以上史称“华北事变”，它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标志。

（4）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3年12月，福建蔡廷锴、李济深及其十九路军组织“中华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与红军签署《抗日停战协定》，力图挽救危局，史称“福建事变”。但由于蒋介石勾结日伪军对这支革命武装进行血腥镇压，加之当时中共领导人奉行的“左”倾关门主义政策，福建事变最终失败，蒋介石撤销了十九路军的番号，十九路军这支名扬四海的抗日部队的历史到此结束了。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态度激起了中国国内许多人士的不满，这给刚刚完成长征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扩大影响力的机会。1935年底，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决定按照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活动，以建立统一战线为方式抵御法西斯国家的侵袭。该年底，毛泽东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不仅确定了这条统一战线的确立方式和理论基础，也提出吸取中国大革命时期的教训，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中共开始抛弃左倾的关门主义，主动和合围陕北根据地的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部磋商结成抗日反蒋的军事同盟。并借助各种渠道与国民党中央试探妥协的可能性。

一二九运动中学生在北平的活动同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共产党的宣传领导下，针对日本即将设立的非法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展开了大游行。上万名学生在北平附近高呼口号，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内定的负责人宋哲元镇压了这次学生运动。在这种形势下，冀察政务委员会宣布延期设立，并极大的提高了共产党在中国尤其是华北地区的声望。这次学生运动的大部分骨干后来成为八路军和中共的新生力量，包括黄敬、李昌、谷景生、宋黎等。

但蒋介石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意图，并调遣撤回关内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继续围攻共产党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希望非嫡系军队和共产党的争斗两败俱伤。在此情况下，张学良及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决定接受共产党的联合抗日主张。1936年12月，蒋介石亲自来到西安“督战”，12月12日，张、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实施“兵谏”。亲日派何应钦认为时机已到，积极鼓吹讨伐张杨，欲置蒋介石于死地，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一旦如此，全国就将爆发更大规模的内战，这正是日本人希望看到的。这次事变最后在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势力的协商下，得到和平解决，国共两党也达成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协定，成为日后影响抗日战争的关键因素之一。西安事变后，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的三位一体联盟被蒋介石瓦解。张学良被蒋扣押，杨虎城被迫出国，东北军被调往兰州、河南、安徽等处，被完全拆散。红军从陕北南下，占领了西安附近地区。周恩来、叶剑英、博古代表中共中央开始和国民党中央展开关于合作的谈判。大批在十年内战期间被关押的共产党政治犯被释放，其中最著名的是薄一波和陶铸。中共中央派遣刘少奇到天津指导北方局工作，刘少奇很快打开了华北地区的统战局面，号召平津学生支持宋哲元抗日。蒋中正开始全面积极加速进行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准备，这包括在上海至南京一带修建了三道国防工事，进口了大量德国装备武装中央军。

二、战争经过

（1）战略防御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是战略防御阶段。

1、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

中华民国最高统帅蒋中正在庐山先後发表谈话7月16日、17日，中华民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先后发表《对于芦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谈话，表示：“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至此表明了对日本军阀挑衅的退让底线。7月28日、30日，日本军阀相继占领北平、天津，第二十九军退守保定一线。平津一带的大学纷纷迁移。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全体将士书》：“……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宣告战争已经全面爆发。

2、正面战场的展开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定下了“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大方针，为了吸引日本把侵略重点放到日军难以施展的山川河流众多的东南，利用山川河流众多的地形抵消日军装备训练优势，尽量消灭日军有生力量，避免在利于日军装备训练优势发挥的地势平坦的华北平原与日军作战，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为中国争取部分战争主动权，蒋中正决定在上海发动战争。中国国民革命军扮作保安队进入上海市区。日军则以保卫租界为名，占领租界外的地区。8月13日，冲突爆发。遭日军轰炸的上海南火车站日军在1937年8月派出上海派遣军（三个月后增加到50万人），开始向上海进攻；中华民国则共派出中央军精锐和大批内地省份部队（但由于蒋介石与这些部队的司令关系恶劣，所以装备极差。而参加者包括川军、滇军、桂军、粤军、湘军等）合计70万人，与日军血战三个月之久，粉碎其“三月亡华”之战略，此即为淞沪会战。指挥凇沪会战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先是冯 玉祥，后蒋中正亲自兼任。11月20日，中国国民革命军在伤亡25万人之后，被迫撤退，上海自此沦陷；由于下达撤退命令过于仓促，后方国防工事交接发生失误，加上中国抗战初期的军队训练素质极低，引致撤退演变为溃败。同一天，中华民国政府立即宣布将首都和所有政府机构由南京迁往陪都重庆，而军事作战中心则是先迁往武汉直到武汉会战后再迁往陪都重庆。虽然第二次淞沪会战中国方面在战术上是失败的，但是在战略上却成功的将日军吸引于中国东南，使日军主力陷入山川河流众多的地形，消耗甚大，导致日军无实力占领全部中国。上海国民革命军的持久抵抗，掩护了党政机关、学校和大批工商企业转移内地，为抗战保留了元气。

南京大屠杀

1937年的南京，日军暴行在上海遭到约4万伤亡的日本军队，在同年12月13日侵占南京，由于守将唐生智不久便弃城逃亡，所以南京城于4天后陷落。日军以持续数月的南京大屠杀作为摧残中国民众士气的手段，由于战争前夕中国国民革命军把所有逃生的方法都堵塞了，结果间接导致约三十万无辜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残暴地杀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统计为26万）。下令进行南京大屠杀的日军上海派遣军（后改称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是松井石根，杀戮最严重的第六师团师团长是谷寿夫。

同年9月，日本为夺取山西丰富的煤炭资源，派出10余万陆军展开进攻。国民政府因应组织展开了太原会战，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总部位于不远的延安。根据9月的国共合作协议，共产党奉命派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林彪115师协助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

1937年底，南京陷落之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节节抵抗。但是因为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临阵脱逃，致使黄河防线失守，山东大部失陷，交通要点仅剩鲁南的滕县、台儿庄。于是，1938年1月14日，蒋介石将其枪毙。

1938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企图南下和华中派遣军会合。中国国民革命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与日军激战，史称徐州会战。3月，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令川军王铭章所部防守滕县，因无援兵，滕县失守，王铭章师长自杀殉国。李宗仁队以西北军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在徐州以北的台儿庄与日军反复争夺，以西北军张自忠部五十九军和庞炳勋军团掩护台儿庄的右翼临沂战场，以中央军汤恩伯军团卷击台儿庄日军侧背，最终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以毙伤日军一万多人的战果成为中华民国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日军精锐第10师团遭到毁灭性打击，精锐第5师团遭到重创。但是南北两线日军源源不断增兵，这次胜利没有扭转徐州战场的局势。

黄河花园口决堤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6月6日占领河南省会开封。6月9日，蒋中正命令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南岸大坝，史称黄河花园口决堤。此举虽然暂时阻挡了日军南下，但是也造成了黄河下游的大规模水灾，造成上百万民众直接死亡或间接因饥荒而死，造成不知情的当地民众对国民党的不满。战后蒋中正调拨了大量资金修复黄河大堤，史称“黄河归故”，即恢复故道。参与会战的国民革命军分路撤退，粉碎了日军的合围企图，至此，徐州会战结束。会战后，有一部分国军留在鲁南苏北敌后战场，后蒋中正下令组建苏鲁战区，以东北军于学忠为战区司令。这部分国军坚持到1943年，被日伪军压迫，与中共军队摩擦也告失利，被迫退出鲁南苏北。华北日军除以主力进攻山东津浦线方向外，还以一部向河北平汉线追击，宋哲元率部节节抵抗，最后退至黄河以北的豫北地区。

1938年8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是中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会战，参战日军达30多万人，中国军队达110万人，战争中日本损失8万人，因病减员8万人，由此丧失了战略进攻的能力。国民革命军大部脱离战场，安全撤退，一部留在大别山区敌后坚持游击，主要是桂系军队。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最大的胜利是兵团司令薛岳指挥的万家岭大捷，日军第106师团遭到毁灭性打击，阵亡4000人。10月21日，在大亚湾登陆的日军占领广州，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部退至粤北地区。10月25日，湖北重镇武汉三镇相继陷落。中国国民政府的作战中心迁往重庆继续抵抗。

日军在占领武汉和南方的广州后，战线拉长，无力作进一步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转入休整。在会战期间，以卢作孚为首的民族企业家运送了大批军队及作战物资到前线，并将武汉地区的大批工业装备和人员转移到四川，在敌机狂轰滥炸下的川江航线为抗战胜利立下了殊勋。此外，苏联航空志愿队参加了 保卫武汉的空战。武汉会战迫使日军大本营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华战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战略，以求尽快结束所谓的“中国事变”。政治诱降的主要对手是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但到了1940年日本发现汪精卫政府在中国国内影响力甚小，且无法左右抗日力量最强的黄埔系军队，于是将蒋介石选定为诱降对手，但终未成功）。在历时4个多月的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伤亡40万人，中国军民以巨大的牺牲迎来了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

（2）战略相持阶段

第二阶段：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是战略相持阶段。

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严重不足，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一些大城市，广大农村均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1938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批判和克服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在此阶段，日本的侵华方针有了重大变化：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而对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日本侵略军集中了大部分兵力和几乎全部伪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艰苦的斗争，坚决地进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在日本政府的诱降下，国民政府内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公开投降。同时日本的作战方针一改再改，由最早的“三月亡华”，转变为1938年11月第二次近卫声明的“东亚新秩序应由中日共同主导”、“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并声称只要答应和解，就从华中、华南撤军，华北在名义上属于中国。日本仅用少量的资源即能引诱中国农工阶层加入皇协军的队伍，创造出大量的伪军，在经济上也诱惑资本受损的中国资产阶级，向他们开放日军占领区的实业投资。面对这些因素，中国国民政府中开始不断出现“中日和解”的声音。同年底，第三次近卫声明发表，除了更为温和的语气外，将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部分义务分担给中国，透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藉以从侧面诱导国民政府和谈，并承诺和谈成功后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归还租界。日本态度的转变引起了包括欧美国家与中国的注意，其中欧美研判三次近卫声明的目标由中国转向苏联，这样的行动将有助于各国的利益，与慕尼黑协定类似，希望将日本的战火燃烧到苏联的土地上，因而欧美各国开始向国民政府派遣游说团进行劝说，希望蒋介石在各方利益没有太大损失的情况下，与日本达成停战协议。受此影响，主张与日本媾和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到达越南。他在1938年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提出与日本“恢复和平”。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在战争最为紧张之时的这番言论，被视作公开的叛国投降，中国抗战的士气受到巨大打击。1939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之后发生“河内刺汪案”，蒋介石派出特务企图暗杀而不果。3月，汪精卫在军统策划的刺杀事件中生还，这使得他彻底投向日本，并于5月在上海与日方开展秘密谈判，年底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的保护下来到南京，以“还都”的名义于

3月30日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同时日本发动了扫荡重庆外围的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希望国民政府能尽速投降。在这场危及战时陪都重庆的战役中，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殉国。1940年夏，蒙古族展开了自发的抗日斗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军由于军事进展过于迅速，兵力和后勤补给均不敷使用，只能保证对主要城市和军事据点，以及主要交通线的占领。

1939年9月，纳粹德国军队向波兰不宣而战，引发法国、英国向德国宣战，标志着绥靖政策的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欧美列国放弃了将法西斯国家力量引向苏联的企图，一反早先要求中日和谈的态度，支持中国国民政府进行抗战。但德国军队进展超乎人们预料，连当时的欧洲强国法国在1940年6月22日迅速宣布投降，德国迅速组织力量对英国展开袭击。世界各地的战况均有利于法西斯。这一时期中国也出现了广泛的悲观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两党展开了不同形式的宣传，鼓舞抗战士气。其中三次长沙会战对日军造成重大打击；1941年薛岳指挥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5万多人。这一度改变了当时中国国内的抗战士气。一些不受国民政府指挥的民兵组织（如中国共产党、蒙古抗日游击队等）也开始逐步壮大。

敌后战场开始大多为国民党的地方部队所占据。另外还有民间与共产党等抗日团体，而敌后地区也成为各抗日武装的势力范围。随着日本对敌后大规模扫荡以及蒋介石“曲线救国”策略的影响，国民革命军敌后控制区大大减少﹐日军没有足够兵力长期守住这些地区。而八路军、新四军利用其灵活的游击战技巧生存下来，成为插入敌后的一把尖刀，使敌军不得安宁。

随着汪精卫等投日，几十万敌后的地方军阀部队投日，也有一部分不满意国民政府者投向共产党的部队。共产党成为敌后游击战的重要力量。至1940年7月，共产党已发展至近40余万人，并拥有约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和近200万的民兵组织，这些部队除了反对日军之外，也经常出现各种摩擦，但究其原因，仍是蒋介石的地方顽固势力所挑起。百团大战后，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华北日军兵力达到47万[来源请求]，并集中了傀儡政权中投入战场的全部军队。为应对共产党方面的游击战术，采用了“保甲制”来断绝共产党军队与当地民兵的接触，设立无人区，进行极为野蛮残暴的“三光政策”，甚至使用违反国际法的生化武器来作战。共产党面对日军扫荡的压力下，全军实行战略转移，化整为零保留实力，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扫荡”斗争，如著名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等。日军因无法找到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民兵武装，便把参与扫荡任务的日军为基础，发动一号作战，以消灭中国有生力量。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后，日本的战略重心从中国转变为美国。翌日，美国向日本宣战，并呼吁世界各国对日本实施贸易制裁。12月9日，中国正式向日本宣战。不久之后，除了与日本保持中立的苏联以外，英国等同盟国也对日本宣战。从此中国不再独立对日作战，抗日战争正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美国加入二战后，通过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从缅甸、印度向中国运送了大批作战物资，支持中华民国继续抗战。

世各国的介入对中国而言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也是因为英美出于本身利益考虑而希望中国拖住日本陆军主力。因此，中国与英国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并与英、美等国签订协定废除了部分不平等条约，令重庆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上升。

香港时间12月8日早上8时，即珍珠港事件后仅数小时，由酒井隆指挥的日本军队从深圳向香港发起进攻，香港保卫战于此开始。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率驻港英军投降，香港沦陷。同时，日本在国内进一步征兵动员，将战场扩大至荷属婆罗门（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英、荷、美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夺取当地产量丰富的石油、橡胶等战略资源。并派兵向英国远东军进攻，接连攻克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并在暹罗湾发动主力决战，将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击沉，标志着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已无人能敌。

日本方面不满足于控制东南亚的油气资源，同时注意到滇缅公路对中国战场的意义，转而出兵缅甸，想意图切断滇缅公路，孤立中国。此时英国在远东的军队已无力抵抗日本的进攻，转而向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求援。于是，罗斯福与蒋中正磋商组建了盟军中缅战区，由蒋中正兼任司令，中国派代理司令长官杜聿明率10万名集合中国精锐力量的中国远征军（主要是第5军和第66军）进入缅甸与日本作战。原本中英两国军队预定在曼德勒筹划与日军会战，但是日军先夺取了英军控制的仁安羌，使得英军开始向印度方向退兵，于是日军迂回至国民革命军背后，令中国远征军右翼暴露，结果联合作战失利，远征军第5军被迫撤退到印度，第66军撤退回国。这次战斗中，黄埔将领戴安澜师长牺牲。最终缅甸被日本占领，滇缅公路中断，10万远征军经血战只有4万余人安全撤离。而杜聿明被召回，美军兼任中缅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和第5军的师长孙立人、廖耀湘则留下继续负责在印度编练军队。

1940年3月，他 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组织伪军，协同日本侵略军进攻抗日根据地。同时，国民党的反共倾向也日渐增长，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掀起了三次 反共高潮，妄图消灭共产党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领导解放区军民一面抗击日伪军的“大扫荡”，一面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

开罗会议三巨头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元首在埃及开罗开会，通过《开罗宣言》，要求战后日本归还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包括台湾及其附属岛屿。至1943年12月，日军在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被迫收缩战线，华北方面军停止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3）战略反攻阶段

第三阶段：从1944年1月解放区战场局部反攻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是战略反攻阶段。

1944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与此同时，国民党正面战场却出现了大溃败的局面，先后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分和贵州省的一部。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恶化，兵力不足与物资紧缺到惊人的程度：橡胶、钢铁被列为国家资源，禁止向民间出售；华北地区的资源生产遭到当地民兵与八路军连续不断的袭扰，绝大多数地区丧失了生产能力。为了取得东南亚地区的物资，必需打通中国沿岸的航线，于是日本发起了豫湘桂会战。日本华北方面军轻易击溃汤恩伯在河南省的大军，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阵亡，结果日军打通了平汉线之河南至武汉段。之后，华中日军乘胜追击，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中击败薛岳，一路追击至湖南南部重镇衡阳。黄埔将领方先觉率部顽强抵抗47天，最终城破，方先觉自杀未遂，后被俘。华中日军与华南日军又联手发起桂柳战役，一路占领广西，打通湘桂铁路，最后打到贵州独山，震动重庆；另一路则从衡阳南下与广州北上的日军打通了粤汉铁路。全国舆论哗然，各界痛斥。此役日军事先精心准备，兵力也经过大大补充；国民革命军一方面因为长期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另一方面精锐部队被史迪威调往西南战场，加之腐败成风、军人素质低下，导致豫湘桂会战的大溃败。日军最终控制了华南交通动脉粤汉铁路，将“大陆交通线”完全打通。

豫湘桂溃败的同时，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发动了滇西缅北大反攻。1944年5月，由卫立煌将军指挥的中华民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后攻克日军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收复西南失地。

（4）日本战败投降

1945年2月，英、美、苏签订《雅尔塔协定》，规定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苏联应对日宣战。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加。由于美英是以牺牲中国的主权（如承认外蒙古独立），来换取苏联对日出兵的条件，也被称为“远东慕尼黑”阴谋。

1945年2月以后，虽然日本军阀在豫湘桂会战后已基本上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是由于经常受到来自于内地的美国空军的攻击，再加上太平洋战场已日益吃紧，盟军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于是为了消灭美军在中国的飞机场以维持大陆交通线的通畅并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以集中全力于本土防卫，1945年3月起日军先后发动豫西鄂北会战和湘西会战。在河南，日本军阀于3月下旬从豫中会战之后的防线以东向西发动攻击，其前锋一直冲到西峡口。在湖北，3月日本军阀向西北部发动攻击，于4月8日攻陷老河口；不过之后国民革命军随即发动反攻，收复了除老河口之外所有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在湖南，日军以空军基地芷江为目标，于4月向湖南西部发动攻击，但是在国民革命军抵抗之下，日军遭受大挫败而退回原阵地。之后国民革命军乘胜追击，向广西地区发动反攻，于5月27日收复南宁，6月29日收复柳州，7月27日收复桂林，8月收复广西全境。此外，国民革命军原本预定于8月收复广州以打通中国对外运输要道，因为日本投降而未实行。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共同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予以日本“最后之打击”。由于此时美国的原子弹已试验成功，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对于苏联的参战并不抱太大兴趣，所以未邀请苏联协商或署名，造成苏联颇为不满。

1945年8月6日，为了避免采取大量伤亡的登陆战以及在先苏联一步拿下日本本土，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3天后又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苏联红军也根据《雅尔达密约》，随即在8月8日对日宣战，发动八月风暴行动，并立刻于于8月9日出兵中国东北。此时的日本关东军兵力仅有70万人部署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苏联红军投入到远东战场则多达150万人，双方的装备也相差悬殊，于是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横扫日本关东军。

同时，由于美国的核武打击与苏联军队的参与，中国内部开始有人感觉到抗日战争终结之日即将到来。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大反攻阶段。将原本分散的抗日根据地一一连通。国民党方面也在美军空运、海运帮助下，迅速占领各大城市，接受日本投降。共产党军队则接收经营许久的中小城市、乡村地区，但是在苏军协助下也收复了一个省会城市张家口。而且八路军、新四军因为长期敌后抗战的缘故，控制了大量铁路干线，增加了远在西南方面对敌正方的国民革命军接收日占领区的难度，为日后解放战争打下了坚实基础。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6日，苏军总参谋部发表声明指出：“日本天皇8月15日所发表的投降声明，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的一般宣言，并未向武装部队发布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而且日本军阀仍在继续抵抗，因此，日本尚未实际投降……远东苏军将继续对日攻势作战。”此段时间，由于日军的敢死队出动，导致苏联伤亡颇为惨重。战事直到8月23日苏军占领旅顺港口才真正结束。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9月9日，在南京陆军总部举行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上，日本驻中国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并交出他的随身佩刀，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评价性内容

抗战时期中国社会背景：当时国民政府的外交是基本成功的，力促美国修改中立法，限制对日贸易，尽量争取财政援助。国民政府施展了种种手段，力图操纵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使中美关系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就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走上了中国所期望的道路。抗战前期，中国还撇开意识形态的分歧，争取到了苏联的大规模援助，并尽可能地延缓德国与日本的靠拢过程，从德国也获得相当数量的军事物资。这些举措最大限度地孤立敌国、争取友邦的外交方针应该说是明智的，并基本取得成功。

近代历史上，中国由于政治腐朽与经济衰退，无法遏止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在列强一次次进攻面前败下阵来，最后引起列强的瓜分狂潮。在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束缚中，中国一步步沉沦，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到抗日战争开始时，中国的国际地位无足轻重，在世界事务中无力发挥作用，没有与强国平等对话的资格。虽然中国人口众多，仍被国际社会视为一个弱国。在日本军队大举入侵、中国面临亡国危险的紧急关头，过去曾经是一盘散沙的中国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前线将士，牺牲流血。各党各派，精诚团结。各界人民，协力救亡”，形成了谋求国家独立解放的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到了抗日战争后期，特别是在国际社会规划战后世界格局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42年1月，26个反法西斯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尽管英国与苏联对中国的大国地位尚有怀疑，但美国认为中国已成为同盟国四强之一，力排众议，主张中国在宣言中领衔。而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谈话中表示，中国应作为四大国之一参加此后的国际机构，而中国也确实以大国身份积极参与筹划当时及战后的重大国际事务。特别是在计划、筹备成立联合国的过程中，中国成为主要的发起国和创始国。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宪章》签字后，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国国际地位的这种变化，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经过长期浴血奋战获得的。正是由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显示出重要的军事价值，由于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才使中国取得了在国际事务中相应的发言权。近年来，对于中国的抗战如何牵制日军主力向东南亚的转移及与德国的配合；中国的持久抗战如何导致日本陆军主力改变实施进攻苏联的战略，使苏联避免两线作战，得以全力对德作战；中国如何在本身承受巨大军事压力的情况下，从反法西斯战争全局考虑，派出中国远征军协助英军在缅甸作战；以中国军队为主体的盟军如何在缅北最早发起反攻；中国战场如何与太平洋战场互相配合、互相呼应、互相支持，使日本侵略者处于腹背受敌的两线作战，从而加快日本法西斯的失败等问题，越来越成为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研究这些课题，使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机地融合起来，不仅深化了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从理论上论证了抗日战争是中国从弱到强的转折点，是中国与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

战争胜利意义：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取得反对外来侵略斗争的胜利。它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