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激荡三十年》有感

第一篇：读《激荡三十年》有感

读《激荡三十年》有感

开学初，老师推荐了几本有关管理的书，我利用课余时间通读了一遍《激荡三十年》这本书。以往，我们只能看到那些有名的企业家和各行各业的精英光鲜的表面，却从来不会去想他们光鲜的背后隐藏着什么。但是，吴晓波的这本书却向我们揭露了他们背后的故事。

这本“小说”讲述了一个能令任何有梦想的人心潮澎湃的三十年故事，中间最能打动人的地方是展示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具有典型性个体的成功、失败以及许多难以言尽的委屈、痛苦。这本“小说”中，主人公之数远不止一百单八个，多到难以一一列举，但是他们都可以冠以“企业家”的名字。他们靠着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勤劳和聪慧在1978——2008年“摸着石头过河”的社会转型期谱写了当代中国可歌可泣的企业史。他们总是承担着改革的政策风险，总是原有体制的突破者也是违规者，常常被迫游离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原始资本积累中不可避免的拥有着血腥和铜臭味道，因此获有“原罪”。虽然少数人顽强的度过艰险修成了正果如今依旧被鲜花簇拥，但是更多人却被无情的被时代碾压过去，或被人遗忘，或坐进了牢房，甚至成为了悲情的时代祭品。然而在今天看来，他们毫无疑问的是那个时代的骄子。不同的人生轨迹背后折射的却是相同的时代烙印——见证经历了激荡三十年里中国企业所有的兴衰荣辱世事变迁，更是那个时代社会的缩影。

在吴晓波笔下所有的改革风云人物中，健力宝的李经纬赢得我深深的同情。这个悲情的南方汉子失败后仰天含泪不发一语的照片很长时间里萦绕在我的脑海。作为政商博弈的参与者，李经纬成为制度的牺牲品已成必然，但作为产权改革的实践者，李经纬的失败必将载入中国改革史。在当年那一轮“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中，李经纬的“以身试法”某种意义彰显了资本在政治搅局中的脆弱，而整个产权改革中暗箱操的大环境客观造就了政府企业间产权分置时的互不信任，“宁与外客，不与家人”的策略使之倒下的不止是一个李经纬，正如吴晓波在最后略带戏谑的写到“地方政府表现出的易于轻信和不善博弈的稚嫩，让我们看到中国公司改革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景象”。这也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理解了张瑞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那耐人寻味的八字箴言背后难以言尽的苦处。

30年诞生了太多人物。我十分赞同这本书前言引用《唐璜》的一句话对他们的定义——“说来新鲜，我苦于没有英雄可写，尽管当今之世，英雄是迭出不穷，年年有，月月有，报刊上连篇累牍，而后才发现，他算不得真英雄。”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成功的时代探路者。也正是由于辛勤和大胆的参与改革创新，才创造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

第二篇：读《激荡三十年》有感

读《激荡三十年》胡平安

胡平安

近日有幸吴晓波先生所著的《激荡三十年》一书，本书分为上下卷，上卷记载了1978年—1992年间的企业变革，下卷记载了1993-2008年间的企业变革。这本书不是用传统的教产书或历史书的方式来写作，而是站在民间的角度，以真切而激扬的写作手法描绘了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年代走向市场、走向世界的成长、发展之路。改革开放初期汹涌的商品大潮，作者不是将一些事件、人物孤立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他笔下的历史是可以触摸的，是可以被感知的，它充满了血肉、运动和偶然性，他把人物和事件放在一个国际和国内的政策、社会和当时现实这样的大背景中，以整体和个别相结合的描述手法，将一部中国企业的曲折发展历程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本书以写实的手法和犀利的风格，描绘了1993—2007年部分国企和民企在改革和崛起中的艰难历程。其中有张瑞敏、马云、王石、柳传志、吴宝仁等成功的典范，也有禹作敏、姬长孔、沈太福等昙花一现的悲剧人物。采用编年体的写法，将1993年以来发生在中国大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大事作了全景式的描绘，其中有政府的决策，有高层领导的指示，有亚洲经融风暴的影响，更多的是企业界人士台前幕后的种种作为，无论成功或是失败，都真实地映衬出中国腾飞中沉重的翅膀，正如书中所说：“过去的三十年是如此的辉煌，特别对于沉默了百年的中华民族，它承载了太多人的光荣与梦想，它是几乎一代人共同的全部记忆。这也是激励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食粮。

第三篇：读《激荡三十年》有感

历史照亮未来的旅程

——读《激荡三十年》有感

我很庆幸能生活在这个充满了变化和激情的大时代，但是说实话，我希望它快点过去。

——吴晓波

现实远比小说精彩。在这个“地缘广阔，东西纵横上万里，南北温差50摄氏度，各地习俗和消费特性都非常不同”的国度，在这个“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充满了变化和激情”的大时代，在这个不断进行着人性、道德、利益冲突的巨大试验场，《激荡三十年》这个书名可谓名副其实。可以说，我是怀着同样激荡的心情，几乎一口气读完它的。同喜，同悲，同愤怒，同无奈。

费孝通曾在《江村经济》的《土地的占有》这一章中说道，“对游戏本身一无所知，就不能理解游戏的规则”、“你必须首先知道人类怎样使用他的土地；怎样使得民间传说、信仰和神秘的价值围绕着土地问题起伏变化；怎样为土地而斗争，并保卫它；懂得了这一切之后，你才能领悟那规定人与土地关系的法律权利和习惯权利体系。”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如何了．．．解现有的经济状况。如果不对过去30年中国改革的步骤、重点、产生的问题，涌现的标志．．．．．．．．

性人物等有所了解的话，可能无法理解如今的经济模式和与它相配套的法律规定、相关政策及一些潜规则。

历史无疑是最好的老师。

从沈太福到吴英，看渐进式改革

《激荡三十年》中有一个叫沈太福的吉林人。他的长城公司开发了一款高效节能电机，然后通过包装和炒作等方式向社会集资。当时中央实行金融管制，沈太福无法从银行贷到很多款，因此他向投资热情高涨，但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民间资本伸出了手。1992、1993两年间，沈太福以高额利息为诱，风暴般地在全国集资10亿元。如此大幅动作很快引起了中央政府的警觉。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意识到，如果“长城模式”被广泛效仿，一个体制外的、缺乏制度控制的金融流通圈将庞大而可怕地出现，中央的金融管制政策将全面失效，于是，他亲自下令中止长城公司的活动。最终，沈太福被捕并被判处死刑。

十几年后的今天，有个叫吴英的人也被捕了，但她的判刑过程却来得艰难曲折得多。吴英通过高额利息向11个人借贷7.7亿元，最终因无法偿还3.8亿元在一审判决中以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死刑，然后二审维持一审判决、最高院驳回死刑、浙江高院重审判死缓。与此同时，民间却有无数为吴英报不平的百姓、专家、学者，“吴英不是第一个，但也不是最后一个”、“吴英是金融垄断下的牺牲品，循环于体制外的民间借贷成就了浙江一大批企业家以及充满

活力的民营经济，但它不被法律所明确认可，大多数时候被默许存在，然而一旦出现意外，法律便会突然出现”、“吴英案意味着中国公民没有融资的自由，我们在中国获得融资仍然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基本的权利，意味着在中国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产权交易合同仍然得不到保护”。确实吴英不是第一个，之前就有个沈太福。而在2009年至2011年间，因非法集资罪或集资诈骗罪，仅浙江就有5人被判处死刑，6人被判处死缓。

我是浙江人。在民间资本活跃的浙江，企业发展、民间借贷、高利贷几乎是身边的事。就我所见，百姓不懂股票，因此不敢把血汗钱投在波诡云谲且监督不力的股市中，但他们也不想把钱放在银行“负增长”，因此古老的借贷非常普遍。当然，有些人也会把钱借给高利贷者，再由高利贷借给一时间资金紧张的企业主。金融垄断下，法律上有一顶非法集资罪。普通人不敢去碰，有胆量、有本事和有渠道的高利贷者就充当了资金的集中站和中转站。拥有大量资金的高利贷者，有时是民营企业家无奈的唯一选择。当然，不可否认，高利贷确实是一件不法及不道德的事。特别是高利贷导致了一些家破人亡的事件，而且很多放高利贷者会养打手以“私刑”方式防止借钱者的欠债不还和“跑路”。

规模小，缺乏有价值的抵押物的民营企业难以向大银行融资；雄厚的民间资本缺乏投资渠道；金融垄断、管制下，民间融资活动处在灰色地带。沈太福1992年开始高息集资，吴英2012年终审判死缓，20年来民间资本的处境举步维艰。但是，正如吴晓波所说的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尽管缓慢，但改革是必由之路。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就吴英案作出回应说，对于案件的处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他还指出，政府应该加以引导，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使其规范化、公开化，既鼓励发展，又加强监管。不久后，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旨在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对待除法律认可秩序外的那些民间自发形成的秩序，国家应该审慎对待。要维持整个秩序的稳定，堵不是最好的办法，疏导才是。“很多时候，改革是从违规开始的。”20年来，这个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背后留下了太多人的血泪和呐喊，但他们的努力将不会白费，他们撬开了紧闭的大门的一角。无论试点改革最终能否成功，能否推广到全国，我相信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的，就会有人一次次的前赴后继。

从乡村工厂到农民工进城，看改革艰辛

在读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时，曾被那些致力于通过发展农村工业来提升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改革者所感动。在开弦弓村，改革者成立集体性质的蚕丝工业合作社，农民出股金和原材料，政府提供充足贷款，蚕丝学校负责技术支持。他们就自己的改革意图做如下阐述：

机器用来增添人类的幸福。不幸的是，它被用来为相反的目的服务。但我仍然

相信，试图把这些工具引进中国的改革者的责任，是寻找一种正当的办法使用机器。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人不应该成为机器的奴隶。换句话说，把机器当作一种生产

资料的人应该拥有机器。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合作的原则。要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

建新的工厂容易得多。但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应该为资本家的利益工作而使人

民更痛苦吗？技术改革所得到的利益应该归于参加生产的人们。

我的另一个信念是，蚕丝工业曾经是而且应该继续是一种乡村工业。我的理由

是，如果我们把工业从农村引向别的地方，像很多工业家所做的那样，也是非常容

易做到的，农民实际上就会挨饿。另一方面，我也很了解，工人们在城市里是如何

生活的。农村姑娘被吸引到城市工厂去工作，挣微薄的工资，几乎不能养活自己，她们离开了自己的家。这种过程既损害了城市工人又破坏了农村的家庭。如果中国

工业只能以牺牲穷苦农民为代价而发展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代价未免太大了。

我工作的目的是，通过引进科学的生产技术和组织以合作为原则的新工业，来

复兴乡村经济。

一幅美丽的蓝图。对此费孝通认为，人多地少而且农业再怎么增产也有个上限。要增加农民收入，重要的一点是在农村发展跟农业相关联的工业。不幸的是，在费孝通走访开弦弓村不久后，抗日战争爆发了，改革者的努力付之东流。

乡村工业真正的繁荣时期，一直要等到改革开放初期。《激荡三十年》中写道，“乡镇企业已经异军突起，占到了半壁江山”、“《经济日报》称‘乡镇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增长板块’”。但是，繁荣是那么短暂。吴晓波随后写道，90代初“在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浙江地区，悄然发生了一场集体企业的量化改革运动，这是企业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产权变革。所谓“量化改革”指的是某些乡镇集体企业的资产通过“土法”评估后，将集体资本全数或部分退出，经营者以赎买的方式获得企业的主要股权。”

集体所有的一大弊端就是产权不清晰，而产权不清晰将严重制约企业的发展。同时，抑制乡镇企业发展的还有农民本身的狭隘性。有着“天下第一村”之称的天津大邱庄在与现代国家法制的对抗中陨落了。乡镇企业标杆式的人物——该村党支部书记——庄禹作敏企图以个人权威对抗法律最终让他得到了20年的有期徒刑。为此，另一个著名的乡镇企业家的鲁冠球写了一篇题为《乡镇企业家急需提高自身素质》的文章，说道：“我们面临经营者的自身素质障碍。这是一道更困难的障碍„„障碍的真正根源，其实是传统的小农意识与现代精神的冲突，显然，我们今天需要一次彻底的决裂。”

以上两点，加上城市集中了资源、市场、政策，人才，交通等等便利，工业最终没有大规模下乡，集体工厂也难以为继，大批大批的农民奔赴城市，寻求生存的机会。时至今日，我们也慢慢意识到城市的农民工潮带来的许多问题：城市治安问题，留守儿童问题，农村养老问题，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是乡村工厂还是农民工进城？无论哪个都体现了改革的艰辛，考验着改革者的智慧。吴晓波写道，“中国的经济变革常常让人生发峰回路转、否极泰来的感慨。这一段历史，从来不是按照人们预想中的路线一丝不苟地前行的。更多的情况是，一条又一条的岔路总是在最意外的时刻出现，它让人们的智力和承受力面临极限的挑战。”

或许，这就是改革的魅力所在。但我认为，不管怎样，改革的方向都应该是让人们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

第四篇：读《激荡三十年》有感3000字

读《激荡三十年》有感3000字

经济16-1 葛源方

注：此为中央财经大学陈运森老师《高级财务管理》课程的学生作品

《激荡三十年》一书讲述的是1978至2008年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企业改革发展史，对三十年来发生在中国大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大事作了全景式的描绘。其实它也是一部中国崛起的历史，摒弃了从传统枯燥乏味的文件陈述，以鲜活灵动的典型形象，记录着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来数百位企业家的成长经历，书中既有任正非、柳传志、马云、、吴仁宝等成功的典型，也记述了禹作敏、牟其中、姬长孔、沈太福等人的命运沉浮。全书以编年体的写法，透过一个个企业家的成功或者失败，勾绘出一幅中国经济三十年来的改革发展历程。

一如笔者所述：“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读罢全书，我主要收获以下几点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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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革与违规

“很多时候，改革是从违规开始的。”

说这句话的是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城的温州基层干部陈定模。80年代中期，他怀揣一张图纸建设龙港农民城，使原来的小渔村成为了中国第一座农民城。根据当时国家的政策，“国有土地不得私自进行商业性转让”,陈定模大胆突破，通过土地有偿出让的方式集资建城。

在当时那个年代，意识形态严厉地钳制着经济发展的咽喉，形式主义、平均主义的盛行和贫穷人民对财富的狂热产生剧烈的碰撞。经济特区建设之初，福建项南、海南雷宇、广东任仲夷，这些地方大员纷纷压上了自己的政治生涯，顶着社会舆论，冒天下之大不韪，一力推进改革开放。

“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的小岗村，78年立下生死状，分田到户搞包干；在全国一样穷的年代，穷出了名，穷成了洼地的华西村，69年在村里偷办起了五金厂；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牟其中、王石在浙江、珠三角一带做起“倒爷”,依靠灰色收入积累原始资本；鲁冠球在改革开放前夹缝里搞乡镇企业，绕开民企重重暗礁和国企竞争。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苟延残喘，一无所有的冒险者孤注一掷，有的一步登天，有的昙花一现。

窥一斑而知全豹。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公司一直是在非规范化的市场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数以百万计的民营企业在体制外壮大，在资源、市场、人才、政策、资金甚至地理区位都毫无优势的前提下实现了高速的成长。而这种成长特征，决定了中国企业的草莽性和灰色性。正如书中所说，这三十年来，中国商业圈出没着这样的一个族群：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忍而勇于博取。他们的浅薄使得他们处理任何商业问题都能够用最简捷的办法直指核心，他们的冷酷使得他们能够拨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脉脉而回到利益关系的基本面，他们的不畏天命使得他们能够百无禁忌地去冲破一切的规则与准绳，他们的贪婪使得他们敢于采用一切的手法和编造最美丽的谎言。

三十年风雨走来，这种从违规开始的改革，带来的不仅是一批走在时代前端的冒险者的成功，和一批批如雨后春笋的民营企业的崛起，还有突破重围习惯于“闯红灯”的后遗症，而这也造就了我们现今所看到的中国问题。

民营企业的草莽性和灰色性，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法制建设的滞后，以及因此而带来的改革者对现行法律的漠视与破坏。三十年改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跨越，其中产生的动荡和混乱，使得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呈现出本能的不安全感。而这种不安全感则使得容易产生短期化的行为，追求短期的利益和发展，对产业和市场缺乏应有的责任心和长期准备。所有这些后遗症，随着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增长，在日益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越来越展现出它的不适应性。

三十年前，走私的猖獗，甚至超出正常进口的数倍；国家配额和公众利益被贩卖到南方，滚滚财源流进有政府背景人的口袋；贪污行贿堂而皇之在阳光下大行其道；一个政策推翻另一个政策，政策、制度的波动起伏让走在改革道路上的人们忧心忡忡，非理性繁荣在精心编织的谎言被拆穿之后被击碎地毫无声响。在一个僵硬的计划体制内寻求突围，“绕开红灯走”与“选择违法”有其时代的必然性。但是，三十年之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完善以及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加强企业法制建设的呼声越来越高。不论企业还是政府，都需要走出计划体制下固有思维的牢笼，摆脱企业成长初期的草莽性和灰色性，这才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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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雄与时势

梁启超先生在著作《李鸿章传》中曾写道“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而通读《激荡三十年》下来，感觉更像是在讲述一个道理——顺应时势者为英雄。

那个年代，每一个人都有权利选取参与历史的方式，每一种方式又都暗示着历史的必然选取。在这跌宕起伏的三十年里，很多企业和企业家因为把握政治脉搏潜力而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命运。

鲁冠球长于政策，也赢于政策。79年，鲁冠球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政府打算大力推动汽车产业的发展，他调整战略，集中力量发展汽车装配业务，很快成为全国仅有的三家万向节定点生产专业厂之一。他看到了国家出台的农机厂政策，看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机遇，看到了国家鼓励汽车产业的风口，才有了现在的“万向系”.可以说，鲁冠球的每一次机遇，每一次转型都是顺应时代的潮流，都是相当具有政治智慧和政治眼光的选择。

不同与鲁冠球这样的时代弄潮儿，健力宝的李经纬成为了政企博弈中的牺牲品。1984年，健力宝之所以能横出空世，归功于李经纬一个跳出常人思维的想法和举动。为了让世人知道健力宝，李经纬将目光瞄准了洛杉矶奥运会，豪掷25万元赞助了12支国家队。那一年的奥运会，()许海峰、李宁一战封神，女排更是以勇不可挡之势登顶，引发举国沸腾，健力宝因此一夜成名。然而，在那个中国经济野蛮生长的年代，李经纬出其不意地创造了奇迹，又因时运和性格铸成了悲剧。2000年前后的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变革大潮中，处置国有企业产权的时候，握有生杀大权的地方政府由于对经营层的极端不信任，外加此时健力宝集团又饱受效率低下和人心涣散的诟病，最终成为跨国公司和资本经营者们争相追逐的猎物。那一轮“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中，李经纬的“以身试法”恰恰彰显了资本在政治搅局中的脆弱，而整个产权改革中暗箱操的大环境也客观造就了政府与企业间产权分置时的互不信任。

众多民企在一轮又一轮改革中的浮沉起落向我们深刻阐释了一个道理“识时务者为俊杰”.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应时刻保持对政治和政策的敏感度，尤其是在行业选取、经营地域、资金调配等诸多方面需要顺势而为，才能趋利避害，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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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财富会改造一个人，如同繁荣会改变一个民族

吴晓波在写完这本书的时候写道“财富会改造一个人，如同繁荣会改变一个民族一样”,但是，接下来他就提到“我很庆幸活在这个时代，但我希望他快点过去。”

一如狄更斯在他的《双城记》中这样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1978年~2008年的中国，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2008年~2018年的中国，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从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一跃成为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量大约是日本、德国、英国的GDP之和。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注定面临着解决不完的问题。面对来势汹汹的各种问题，中国有着在其特有政治体制下作为一个超大型社会克服、消化问题的独特能力。当我们站在时代的大潮中央，被裹挟着前进，往往无法辨认一个正确方向，一如我们不能确定在未来中国经济是会变得更好或是更坏。

但眼前所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飞跃式发展并非假象，相信所带来的巨大繁荣也会在潜移默化之中改变一个民族。

读罢全书，不由感慨作者笔力之深厚，流畅的文字间既有纵观三十年风雨的激情澎湃，又不失细腻、冷静和睿智。全书从细微之处切入，逐渐为读者铺展开一张描绘着三十年中国企业筚路蓝缕、风雨兼程的宏伟画卷，以小见大，发人深省。

正如吴晓波书中所说：“过去的三十年是如此的辉煌，特别是对于沉默了百年的中华民族，它承载了太多人的光荣与梦想，它是几乎一代人共同成长的全部记忆”.

第五篇：读《激荡三十年》有感1000字

读《激荡三十年》有感1000字

阜新公司 吕晓涵

因为我是企业的一名员工，所以我对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企业的发展更加地关注。《激荡三十年》这本书是我近年来所读之最佳中文图书。读了《激荡十年》，对作者吴晓波深为敬服，中国企业的发展脉络在他的笔下非常生动，有故事情节，不枯燥，也引发了立刻就找来《激荡三十年》，希望继续深入了解中国企业发展的过程，并通过企业发展了解自己的祖国是如何一步步走到现代社会的。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据研究考证，改革开放这四个字是后来才拼成一个词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到的只有改革两个字，但正是这两个字，拉开了轰轰烈烈延续至今的社会变革的序幕。当历史宏大叙事下的前因后果印证在自己身上，令人自觉不再孤单渺小，体会到自己是整个社会的一份子，继而越发认识到自己的普通平凡微不足道。

通过这本书能够更全面的了解改革开放历程。看着三十年来风云变幻，那些我们耳熟能详或者素昧平生的响亮名字，那些轰动全国席卷九州的风云旧事，那些纷争喧扰的利益争斗与妥协，那些起伏动荡的政策变化，那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康并且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经历的阵痛、挫折、牺牲、丑恶、无奈、欢笑和泪水，真是怪只怪造化弄人，令人扼腕唏嘘。毕竟这不是回忆童年的游戏或者小人书，历史进程，必然是沉重的，那是真实的重量，每一个瞬间，都是千万人活生生的刹那呼吸，堆叠起来，汇聚成的才是历史的澎湃洪流。

全书的组织以编年之形式，每一年为一章。而每一章中，择重要之政策变化、经济景气、社会事件讲述，另穿插以典型之企业家，在若干相关章节中连续提起，使各章节间既有历史逻辑性之连贯，又有人物（企业）命运之连贯，让人读来手不释卷，是个高明的办法。另外，在每一章之结尾，另附有一二人物传记，更将突出的典型人物着力描绘。如此写法，不光是书的可读性强，在理论上也使得我所感兴趣的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联系得以展示，且相互解释，这正是“社会学的想像”的力量。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发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从那时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全党要坚定信心、奋发有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挡。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