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激荡三十年》的感想

第一篇：读《激荡三十年》的感想

读《激荡三十年》的感想

《激荡三十年》是按年编写的改革开放后的企业史。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分明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历史，然而我们却对其知之甚少，仿佛无比遥远。《激荡三十年》仿佛给我开辟了一条时光隧道，虽然无法亲历那个年代，但是通过另一种方式触及了离我们感觉遥远而实际最近的中国经济改革史，仍旧感同身受。细细琢磨着1978—2008年中每一个充斥着“原罪”的商业故事，不知不觉的被时代气息深深地感染与震撼。

以一个“后之来者”的身份来回顾历史，总是会不自觉地那现在的情况与过去相比。当年改革伊始的做法，轰动一时的争论，震惊全国的案件等，大多随着时代的发展沦为了历史的滑稽戏，这就是时代的距离吧！身处那个时代的人永远不可能比后者更清楚更洒脱地看待那个时代。然而，这种洒脱可能只有作为旁观者的后人才具有的。当局者都有着最现世的利益冲突，怎么能如后来者那样轻易释怀。而后人也永远无法完全理解“当局者”们所创造的传奇，只能惊叹于时代。

虽然作者力图以客观的史家理性客观的角度，但是它所记述的每一个故事或让人血脉贲张，热血沸腾，或让人惋惜心痛，唏嘘不已，或让人肃然起敬，或让人激动愤怒„„你很难一直保持着非常平静的心情去阅读。或许它更像是一本小说。

这本“小说”讲述了一个能令任何有梦想的人心潮澎湃的三十年故事，中间最能打动人的地方是展示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具有典型性个体的成功、失败以及许多难以言尽的委屈、痛苦。这本“小说”中，主人公之数远不止一百单八个，多到难以一一列举，但是他们都可以冠以“企业家”的名字。他们靠着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勤劳和聪慧在1978——2008年“摸着石头过河”的社会转型期谱写了当代中国可歌可泣的企业史。他们总是承担着改革的政策风险，总是原有体制的突破者也是违规者，常常被迫游离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原始资本积累中不可避免的拥有着血腥和铜臭味道，因此获有“原罪”。虽然少数人顽强的度过艰险修成了正果如今依旧被鲜花簇拥，但是更多人却被无情的被时代碾压过去，或被人遗忘，或坐进了牢房，甚至成为了悲情的时代祭品。然而在今天看来，他们毫无疑问的是那个时代的骄子。不同的人生轨迹背后折射的却是相同的时代烙印——见证经历了激荡三十年里中国企业所有的兴衰荣辱世事变迁，更是那个时代社会的缩影。

许多功成名就至今日的改革成功者，曾经也走过荆棘路。当年的王石同样身无分文过，在深圳街头时的迷茫和毫无方向与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丝毫差别。然而他却主动地跟上了时代的脚步，倒卖起玉米，在“摸着石头”的过程中渐渐找到方向。当年的柳传志在中科院中不过是一个专业不精的工程师，但是他所拥有那个年代人少有的经营热情与智慧致使他脱颖而出。当年的许多人不过是与我们一样的青年人，那些衣着光鲜的熟悉面孔也曾同样面对时代的困惑而苦于自我救赎。然而他们与一般人不同的是他们找到了一般人找不到的、属于自己的时代切入点。

而那些一度成功，几番挣扎，最后被历史遗忘的改革失败者的人总是给人一种悲情英雄的感觉，让人惋惜无比。李经纬将健力宝从三水县的一个只拥有几口米酒缸的作坊工厂，发展成为了一个在中国能与可口可乐相抗衡的国企饮料巨头。而后来整个“国退民进”产权改革中暗箱操的大环境客观造就了政府企业间产权分置时的互不信任，使他与他的健力宝却深陷产权泥潭，作为产权改革的实践者，作为政商博弈的参与者，李经纬成为制度的牺牲品在今天看来仿佛命中注定。最后他一病不起，而他的健力宝也消逝在时代中。与他同样悲情的领导者还有褚时健。褚时健抓住烟草行业发展的机遇，使红塔山成为中国名牌，让玉溪卷烟厂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烟草大王，但是企业家激励机制与监督体制的不健全还有其贪欲葬送了他的政治和职业生命。类似他们的“悲情英雄”还有好多，虽然有许多

人都为他们抱不平，叹他们生不逢时，讽制度的僵化，但是我总觉得他们的失败这与他们这一代企业家身上的“草根性”有着极大的关系。他们的成功大多都是当时他们所做出的几个具有时代突破性与相对偶然的正确决策与自身企业特殊的身份与地位所造就的。如果他们没有身处特殊的位置而只是一个普通的民营经营者，取得成功完全是不现实的。如果他们能不断的提升自我，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不是不停地运用自己的那“三板斧”，悲情可能不会上演。假如他们具有职业经理人的基本自身素质与真正科学的管理方法，结果肯定会非常不一样。然而这样要求那个时代的人明显是不现实的，身处时代之中的人想要超越时代太过困难，这不过这只是我这个后者的意淫而已。

这本书中提到的许多故事都是我们高中时极好的论据，而当时对这些事情的评判几乎只是简单的为了单一的论点而简单的贴上符合主题的标签。一件现实的事情没有简单的好与坏，很难用一个或两个简单的方面解释清楚。全面客观是探求事物真相的基础。

30年诞生了太多人物，人们对他们的定义各有不同。我十分赞同这本书前言引用《唐璜》的一句话对他们的定义——“说来新鲜，我苦于没有英雄可写，尽管当今之世，英雄是迭出不穷，年年有，月月有，报刊上连篇累牍，而后才发现，他算不得真英雄。”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成功的时代探路者。虽然在现在看来，他们的成功源于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他们的成功相对容易，但是取得成功始终是困难的，需要我们走在时代最前沿，甚至超前于时代。现在的中国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空白，仍然是个处处存在着机遇的时代。也许过了多年之后，我们在看待如今的时代，正如我们看待过去的年代一样，感叹那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共存的好时代！因为一切皆有可能！

从1978年至如今的30多年是中国最精彩的华章。从改革开放初江浙人民冒极大风险发展贸易，到80年代中后期的全民皆倒，再到南方讲话后爆发的全民下海的热潮„„全体国民及政府的求富渴望，对贫穷现状的坚决告别和现代化的强烈追求成为了所有人的价值追求，而这也是中国改革发展中最重要的动力。从一开始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被自下而上的力量和需求推动的过程，只不过一直以自上而下的政策改革的方式呈现的。

中国这场改革运动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特性令我印象深刻那就是——“不争论特征”。由于中国特有的复杂社会情况，中国的改革的走向非常像是社会学的Gartner光环曲线。每当某一重大改革被激烈争辩和强行推进的时候，往往成效甚微、陷于流产，甚至可能造成社会的动荡和舆论的紊乱，而当所有的争论这都已经精疲力竭的时候，改革却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刻取得突破。其严谨且极优的途径选择往往小于人们之前的猜想。可能这才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吧！

改革开放的种种成就是政治家智慧与企业家智慧交织的结果。然而过去经济还是由政府主导的，普通的人们在其中取得的种种成就，抓住的种种机遇都是由政府政策造就的，有的甚至可以称作政治变革的副产品。民营的企业在政策面前更像是一叶扁舟，那一把握下一刻自己的命运。在未来，还是期待一个更完善的制度，一个系统更稳定的社会。中国经济，至少在企业方面，应该有更多无关政治的商业智慧而创造。不过把握政府的脉搏，跟上时代的潮流仍然是最重要的，因为在潮流、时代面前，人永远是渺小的。

今天中国的虽然有点虚浮，但是你不能否认它的强盛，与1978年时落后而穷困的中国已经有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即使从1949年开始中国没有走上发展的“最优道路”，但是如今的中国未必与所谓的“最优道路”差多少。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相似的，虽然这个过程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相互独立的逐步进行，渐进的路径与速度各不相同，但是我相信肯定会在一个时间点上汇成一股河流。

第二篇：读《激荡三十年》的感想

读《激荡三十年》的感想

《激荡三十年》是按年编写的改革开放后的企业史。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分明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历史，然而我们却对其知之甚少，仿佛无比遥远。《激荡三十年》仿佛给我开辟了一条时光隧道，虽然无法亲历那个年代，但是通过另一种方式触及了离我们感觉遥远而实际最近的中国经济改革史，仍旧感同身受。细细琢磨着1978—2008年中每一个充斥着“原罪”的商业故事，不知不觉的被时代气息深深地感染与震撼。

这本“小说”讲述了一个能令任何有梦想的人心潮澎湃的三十年故事，中间最能打动人的地方是展示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具有典型性个体的成功、失败以及许多难以言尽的委屈、痛苦。这本“小说”中，主人公之数远不止一百单八个，多到难以一一列举，但是他们都可以冠以“企业家”的名字。他们靠着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勤劳和聪慧在1978——2008年“摸着石头过河”的社会转型期谱写了当代中国可歌可泣的企业史。他们总是承担着改革的政策风险，总是原有体制的突破者也是违规者，常常被迫游离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原始资本积累中不可避免的拥有着血腥和铜臭味道，因此获有“原罪”。虽然少数人顽强的度过艰险修成了正果如今依旧被鲜花簇拥，但是更多人却被无情的被时代碾压过去，或被人遗忘，或坐进了牢房，甚至成为了悲情的时代祭品。然而在今天看来，他们毫无疑问的是那个时代的骄子。不同的人生轨迹背后折射的却是相同的时代烙印——见证经历了激荡三十年里中国企业所有的兴衰荣辱世事变迁，更是那个时代社会的缩影。

许多功成名就至今日的改革成功者，曾经也走过荆棘路。当年的王石同样身无分文过，在深圳街头时的迷茫和毫无方向与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丝毫差别。然而他却主动地跟上了时代的脚步，倒卖起玉米，在“摸着石头”的过程中渐渐找到方向。当年的柳传志在中科院中不过是一个专业不精的工程师，但是他所拥有那个年代人少有的经营热情与智慧致使他脱颖而出。当年的许多人不过是与我们一样的青年人，那些衣着光鲜的熟悉面孔也曾同样面对时代的困惑而苦于自我救赎。然而他们与一般人不同的是他们找到了一般人找不到的、属于自己的时代切入点。

而那些一度成功，几番挣扎，最后被历史遗忘的改革失败者的人总是给人一种悲情英雄的感觉，让人惋惜无比。褚时健抓住烟草行业发展的机遇，使红塔山成为中国名牌，让玉溪卷烟厂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烟草大王，但是企业家激励机制与监督体制的不健全还有其贪欲葬送了他的政治和职业生命。类似他这样的“悲情英雄”还有好多，虽然有许多人都为他们抱不平，讽制度的僵化，但是我总觉得他们的失败这与他们这一代企业家身上的“草根性”有着极大的关系。他们的成功大多都是当时他们所做出的几个具有时代突破性与相对偶然的正确决策与自身企业特殊的身份与地位所造就的。如果他们能不断的提升自我，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不是不停地运用自己的那“三板斧”，悲情可能不会上演。假如他们具有职业经理人的基本自身素质与真正科学的管理方法，结果肯定会非常不一样。然而这样要求那个时代的人明显是不现实的，身处时代之中的人想要超越时代太过困难。

从1978年至如今的30多年是中国最精彩的华章。从改革开放初江浙人民冒极大风险发展贸易，到80年代中后期的全民皆倒，再到南方讲话后爆发的全民下海的热潮„„全体国民及政府的求富渴望，对贫穷现状的坚决告别和现代化的强烈追求成为了所有人的价值追求，而这也是中国改革发展中最重要的动力。从一开始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被自下而上的力量和需求推动的过程，只不过一直以自上而下的政策改革的方式呈现的。

改革开放的种种成就是政治家智慧与企业家智慧交织的结果。然而过去经济还是由政府主导的，普通的人们在其中取得的种种成就，抓住的种种机遇都是由政府政策造就的，有的甚至可以称作政治变革的副产品。民营的企业在政策面前更像是一叶扁舟，那一把握下一刻自己的命运。在未来，还是期待一个更完善的制度，一个系统更稳定的社会。中国经济，至少在企业方面，应该有更多无关政治的商业智慧而创造。不过把握政府的脉搏，跟上时代的潮流仍然是最重要的。

今天中国与1978年时落后而穷困的中国相比已经有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即使从1949年开始中国没有走上发展的“最优道路”，但是如今的中国未必与所谓的“最优道路”差多少。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相似的，虽然这个过程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相互独立的逐步进行，渐进的路径与速度各不相同，但是我相信肯定会在一个时间点上汇成一股河流。

第三篇：《激荡三十年》感想

读《激荡三十年》有感

寒假期间我读了吴晓波写的《激荡三十年》，心中有种抑制不住冲动，看到三十年的壮举，我有了烈士鲜血染红旗的悲壮，以及舍身就义的激动。该书激情洋溢，洞彻见底的剖析让我们依稀又置身于那个不知水深却又激流勇进的时代，也让我们三思再思时代的车轮究竟是如何载重碾压下厚厚辙痕以记录下那个激情、喜悦、呐喊、苦恼和悲愤交织的年代。时间的流逝带走的是拼搏的青春和心力的澎湃，而留下来的是财富的积累和人生履历的丰富。感怀往昔的变迁，我们无法忘记那个时代一个个件事的背影，因为他们就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改革者。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然又有几个人能看出在经济的发展中蕴含的玄机呢!作为改革开放的元年，78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一年是激荡起伏的开端。而开端又岂会是一帆风顺呢？思想的解放才算是真正拉开了改革的序幕。春江水暖鸭先知，作者通过介绍柳传志等让我们重新看到了中国企业是如何迈出第一步的。意识形态的交织，体制的残缺等等都影响着改革的推进。而在改革中，随着民营经济的加入和外资企业的参与，中国经济呈现出多元化，也是在这多元化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激荡的年代，高速的发展，我们总会惊叹取得的成绩，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很多，都值得我们深入了解，社会公平的问题，环境保护的问题，对人的尊重问题，不正是我们现如今面对的问题吗？作者在书中也阐述了很多理性的思考和忧虑。作者指出任何被视为奇迹的事物，往往都很难延续，因为它来自于一个超常规的历程。这种看法，我很是赞成。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我们很容易看到里面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善于解决问题，也同样冷酷破坏，他们也是善良和贪婪的结合体。因为在任何时候，财富会改变一个人，就如同繁荣会改变一个民族一样。现如今，我们就经常陷于这样的难题，许多既得利益者的所作所为，都让我们感觉发展不是公平的，改革也是可以怀疑的。思量之下，问题多多，据刚刚的报道，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GDP的超速增长，并没有提高普通工人的幸福感，我们的人均收入在世界上的排名也远在日本之后。因此我们要纵览这激荡的三十年，为未来的发展探出一些可鉴的东西。

随着作者的反思，借照当下的情形，现如今的我们确实面对不少改革留下来的弊端，这也正如某些人所说，中国的进步，是进二步退一步，是在曲折中缓慢前行。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继承者，我们还要和作者一样相信未来会是一个美好的时代，我们要有探求未知答案的勇气，迎接未来的曙光。

第四篇：读《激荡三十年》有感

读《激荡三十年》胡平安

胡平安

近日有幸吴晓波先生所著的《激荡三十年》一书，本书分为上下卷，上卷记载了1978年—1992年间的企业变革，下卷记载了1993-2008年间的企业变革。这本书不是用传统的教产书或历史书的方式来写作，而是站在民间的角度，以真切而激扬的写作手法描绘了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年代走向市场、走向世界的成长、发展之路。改革开放初期汹涌的商品大潮，作者不是将一些事件、人物孤立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他笔下的历史是可以触摸的，是可以被感知的，它充满了血肉、运动和偶然性，他把人物和事件放在一个国际和国内的政策、社会和当时现实这样的大背景中，以整体和个别相结合的描述手法，将一部中国企业的曲折发展历程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本书以写实的手法和犀利的风格，描绘了1993—2007年部分国企和民企在改革和崛起中的艰难历程。其中有张瑞敏、马云、王石、柳传志、吴宝仁等成功的典范，也有禹作敏、姬长孔、沈太福等昙花一现的悲剧人物。采用编年体的写法，将1993年以来发生在中国大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大事作了全景式的描绘，其中有政府的决策，有高层领导的指示，有亚洲经融风暴的影响，更多的是企业界人士台前幕后的种种作为，无论成功或是失败，都真实地映衬出中国腾飞中沉重的翅膀，正如书中所说：“过去的三十年是如此的辉煌，特别对于沉默了百年的中华民族，它承载了太多人的光荣与梦想，它是几乎一代人共同的全部记忆。这也是激励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食粮。

第五篇：读《激荡三十年》有感

历史照亮未来的旅程

——读《激荡三十年》有感

我很庆幸能生活在这个充满了变化和激情的大时代，但是说实话，我希望它快点过去。

——吴晓波

现实远比小说精彩。在这个“地缘广阔，东西纵横上万里，南北温差50摄氏度，各地习俗和消费特性都非常不同”的国度，在这个“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充满了变化和激情”的大时代，在这个不断进行着人性、道德、利益冲突的巨大试验场，《激荡三十年》这个书名可谓名副其实。可以说，我是怀着同样激荡的心情，几乎一口气读完它的。同喜，同悲，同愤怒，同无奈。

费孝通曾在《江村经济》的《土地的占有》这一章中说道，“对游戏本身一无所知，就不能理解游戏的规则”、“你必须首先知道人类怎样使用他的土地；怎样使得民间传说、信仰和神秘的价值围绕着土地问题起伏变化；怎样为土地而斗争，并保卫它；懂得了这一切之后，你才能领悟那规定人与土地关系的法律权利和习惯权利体系。”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如何了．．．解现有的经济状况。如果不对过去30年中国改革的步骤、重点、产生的问题，涌现的标志．．．．．．．．

性人物等有所了解的话，可能无法理解如今的经济模式和与它相配套的法律规定、相关政策及一些潜规则。

历史无疑是最好的老师。

从沈太福到吴英，看渐进式改革

《激荡三十年》中有一个叫沈太福的吉林人。他的长城公司开发了一款高效节能电机，然后通过包装和炒作等方式向社会集资。当时中央实行金融管制，沈太福无法从银行贷到很多款，因此他向投资热情高涨，但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民间资本伸出了手。1992、1993两年间，沈太福以高额利息为诱，风暴般地在全国集资10亿元。如此大幅动作很快引起了中央政府的警觉。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意识到，如果“长城模式”被广泛效仿，一个体制外的、缺乏制度控制的金融流通圈将庞大而可怕地出现，中央的金融管制政策将全面失效，于是，他亲自下令中止长城公司的活动。最终，沈太福被捕并被判处死刑。

十几年后的今天，有个叫吴英的人也被捕了，但她的判刑过程却来得艰难曲折得多。吴英通过高额利息向11个人借贷7.7亿元，最终因无法偿还3.8亿元在一审判决中以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死刑，然后二审维持一审判决、最高院驳回死刑、浙江高院重审判死缓。与此同时，民间却有无数为吴英报不平的百姓、专家、学者，“吴英不是第一个，但也不是最后一个”、“吴英是金融垄断下的牺牲品，循环于体制外的民间借贷成就了浙江一大批企业家以及充满

活力的民营经济，但它不被法律所明确认可，大多数时候被默许存在，然而一旦出现意外，法律便会突然出现”、“吴英案意味着中国公民没有融资的自由，我们在中国获得融资仍然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基本的权利，意味着在中国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产权交易合同仍然得不到保护”。确实吴英不是第一个，之前就有个沈太福。而在2009年至2011年间，因非法集资罪或集资诈骗罪，仅浙江就有5人被判处死刑，6人被判处死缓。

我是浙江人。在民间资本活跃的浙江，企业发展、民间借贷、高利贷几乎是身边的事。就我所见，百姓不懂股票，因此不敢把血汗钱投在波诡云谲且监督不力的股市中，但他们也不想把钱放在银行“负增长”，因此古老的借贷非常普遍。当然，有些人也会把钱借给高利贷者，再由高利贷借给一时间资金紧张的企业主。金融垄断下，法律上有一顶非法集资罪。普通人不敢去碰，有胆量、有本事和有渠道的高利贷者就充当了资金的集中站和中转站。拥有大量资金的高利贷者，有时是民营企业家无奈的唯一选择。当然，不可否认，高利贷确实是一件不法及不道德的事。特别是高利贷导致了一些家破人亡的事件，而且很多放高利贷者会养打手以“私刑”方式防止借钱者的欠债不还和“跑路”。

规模小，缺乏有价值的抵押物的民营企业难以向大银行融资；雄厚的民间资本缺乏投资渠道；金融垄断、管制下，民间融资活动处在灰色地带。沈太福1992年开始高息集资，吴英2012年终审判死缓，20年来民间资本的处境举步维艰。但是，正如吴晓波所说的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尽管缓慢，但改革是必由之路。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就吴英案作出回应说，对于案件的处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他还指出，政府应该加以引导，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使其规范化、公开化，既鼓励发展，又加强监管。不久后，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旨在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对待除法律认可秩序外的那些民间自发形成的秩序，国家应该审慎对待。要维持整个秩序的稳定，堵不是最好的办法，疏导才是。“很多时候，改革是从违规开始的。”20年来，这个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背后留下了太多人的血泪和呐喊，但他们的努力将不会白费，他们撬开了紧闭的大门的一角。无论试点改革最终能否成功，能否推广到全国，我相信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的，就会有人一次次的前赴后继。

从乡村工厂到农民工进城，看改革艰辛

在读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时，曾被那些致力于通过发展农村工业来提升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改革者所感动。在开弦弓村，改革者成立集体性质的蚕丝工业合作社，农民出股金和原材料，政府提供充足贷款，蚕丝学校负责技术支持。他们就自己的改革意图做如下阐述：

机器用来增添人类的幸福。不幸的是，它被用来为相反的目的服务。但我仍然

相信，试图把这些工具引进中国的改革者的责任，是寻找一种正当的办法使用机器。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人不应该成为机器的奴隶。换句话说，把机器当作一种生产

资料的人应该拥有机器。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合作的原则。要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

建新的工厂容易得多。但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应该为资本家的利益工作而使人

民更痛苦吗？技术改革所得到的利益应该归于参加生产的人们。

我的另一个信念是，蚕丝工业曾经是而且应该继续是一种乡村工业。我的理由

是，如果我们把工业从农村引向别的地方，像很多工业家所做的那样，也是非常容

易做到的，农民实际上就会挨饿。另一方面，我也很了解，工人们在城市里是如何

生活的。农村姑娘被吸引到城市工厂去工作，挣微薄的工资，几乎不能养活自己，她们离开了自己的家。这种过程既损害了城市工人又破坏了农村的家庭。如果中国

工业只能以牺牲穷苦农民为代价而发展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代价未免太大了。

我工作的目的是，通过引进科学的生产技术和组织以合作为原则的新工业，来

复兴乡村经济。

一幅美丽的蓝图。对此费孝通认为，人多地少而且农业再怎么增产也有个上限。要增加农民收入，重要的一点是在农村发展跟农业相关联的工业。不幸的是，在费孝通走访开弦弓村不久后，抗日战争爆发了，改革者的努力付之东流。

乡村工业真正的繁荣时期，一直要等到改革开放初期。《激荡三十年》中写道，“乡镇企业已经异军突起，占到了半壁江山”、“《经济日报》称‘乡镇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增长板块’”。但是，繁荣是那么短暂。吴晓波随后写道，90代初“在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浙江地区，悄然发生了一场集体企业的量化改革运动，这是企业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产权变革。所谓“量化改革”指的是某些乡镇集体企业的资产通过“土法”评估后，将集体资本全数或部分退出，经营者以赎买的方式获得企业的主要股权。”

集体所有的一大弊端就是产权不清晰，而产权不清晰将严重制约企业的发展。同时，抑制乡镇企业发展的还有农民本身的狭隘性。有着“天下第一村”之称的天津大邱庄在与现代国家法制的对抗中陨落了。乡镇企业标杆式的人物——该村党支部书记——庄禹作敏企图以个人权威对抗法律最终让他得到了20年的有期徒刑。为此，另一个著名的乡镇企业家的鲁冠球写了一篇题为《乡镇企业家急需提高自身素质》的文章，说道：“我们面临经营者的自身素质障碍。这是一道更困难的障碍„„障碍的真正根源，其实是传统的小农意识与现代精神的冲突，显然，我们今天需要一次彻底的决裂。”

以上两点，加上城市集中了资源、市场、政策，人才，交通等等便利，工业最终没有大规模下乡，集体工厂也难以为继，大批大批的农民奔赴城市，寻求生存的机会。时至今日，我们也慢慢意识到城市的农民工潮带来的许多问题：城市治安问题，留守儿童问题，农村养老问题，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是乡村工厂还是农民工进城？无论哪个都体现了改革的艰辛，考验着改革者的智慧。吴晓波写道，“中国的经济变革常常让人生发峰回路转、否极泰来的感慨。这一段历史，从来不是按照人们预想中的路线一丝不苟地前行的。更多的情况是，一条又一条的岔路总是在最意外的时刻出现，它让人们的智力和承受力面临极限的挑战。”

或许，这就是改革的魅力所在。但我认为，不管怎样，改革的方向都应该是让人们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