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图文]中共中央党校陈登才教授总结发言范文
[图文]中共中央党校陈登才教授总结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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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n 来源:2012智慧城市 2012-07-12 12:21:29
导读:“智慧城镇 智慧应用——2012智慧城镇发展规划与展望高峰论坛”在华南首个“国家级智慧城镇试点示范区”广东佛山顺德乐从镇举办。物联网世界作为独家合作媒体将全程在线直播此次会议的全部内容。
【2012年7月12日,广东顺德 物联网世界讯】今天,“智慧城镇 智慧应用——2012智慧城镇发展规划与展望高峰论坛”在华南首个“国家级智慧城镇试点示范区”广东佛山顺德乐从镇举办。物联网世界作为独家合作媒体将全程在线直播此次会议的全部内容。
中共中央党校陈登才教授致词(物联网世界 记者摄)
中共中央党校陈登才教授作最后总结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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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文字实录:
陈登才:同志们,今天早上大家很用心的进行交流,介绍了两个经验,一个是乐从的经验,一个是辽源的经验。辽源的最后一句话我看是挺有意思的,叫做“长期建设,持续优化”,如果不是长期建设,恐怕很难实现智慧城镇,扩大一点就是智慧城市,没有十年、八年,这种长期的建设想急于求成大概是不可能,但是你没有“持续优化”,恐怕它的后劲也是挺困难的。
乐从是我们现在所站的地方,他们现在政府有一些经验,现在刚刚开始,有良好的开端,看到光明的前途,也需要技术探索,在实践中作为一个新事物,要做到底。
另外,我今天感到非常高兴的一件事,以前自然科学的研究、社会工程事业的研究都不注意到思想方法论,今天郭理桥先生从方法论思考问题,我觉得挺有长远意义。
我们软通动力、物联天下、IBM的经验,都表明我们现在的研究和日常的科学技术的工作都跟经济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这是我们科学研究搞技术工作的生命力所在,也就是说,我所从事的这个事业,要在经济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能脱离当前中国的实际,不能离开现在我们改革发展的事业。我看到大家很自信,我觉得非常可贵。
林总他们就想,在国内还想进一步扩展到七八十个,那就说明发挥作用的面会更大一点。今天我们小型座谈的时候,物联天下很赞成跟城建部进一步研究智慧金融的问题,这都是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智慧城市、智慧城镇建设需要的。
另外,一些教学单位,包括咱们的邮电系统,能够从自己的研究中为智慧城镇的建设进
行理论的推动和引导,我看到是很可贵的,所以这一次我来的确是得到了一个学习,提高我自己的认识。
我从昨天到今天看了三本材料,全体的八本材料的字是不少,全部的目录我看完了,我感觉到城建部的领导和有关的具体部门,特别是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专业委员会的同志们提供的这些情况和材料,将来在乐从的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再进一步扩大,在全国范围内交流,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如果乐从的同志认真研究好这些材料,包括乐从规划的思路,那么我们的领导同志和镇里各个方面的有关工作人员在这个领域里面做成到很高水平,那是不简单,他能写这些东西的人有的是博士,有的是现在的专家,有的是在这一方面经过反复研究、比较、分析整理出来,根据乐从的需要来考虑问题。
现在突出的一个特点,我们的数字城市也好,智慧城镇建设也好,都不能离开产业的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又不能离开城市发展的转型问题。那么这些情况,我看都非常突出。
第二点非常突出的就是都要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是当前全党乃至政府全部工作的立足点,是我们搞好一切工作的目的,你体现“以人为本”的问题,所以它就有长远的意义,一定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因为今天说我这个讲话应该对今天交流的东西做一点点总结,我认为我没有办法做这个总结,因为在这一方面我不是专家,我是刚刚学习的。第二方面,大家谈的都各有所长,有一点长处大家吸收就行了,所以这个总结就免了。刚才我说的那么一点是我听到的、感受到的最认可的地方,所以跟大家交流一下。
下面我就讲一个问题,就是希望乐从这个点把原来的规划纲要的蓝图怎么样一步一步地变成现实,这方面我发表一点意见。还有大家关心的十八大要召开,可能发表一点意见,就讲这一点。
我认为乐从人挺有志气,也很有智慧,所以敢在乐从城镇方面接受建设部的领导和有关部门同志的意见开展这么一个试点,做国家级的示范点来探索和实践,这是有利于当代人,又是为后代人造福的事,所以它是一个使命的光荣的艰巨的事业,是过去所有人都没有干过的新事业,所以一定要想尽办法把智慧乐从城镇建设这个设计蓝图在实践中变成现实。
在这个过程,要很好的研究这个规划纲要和七个附件的要求,有步骤的来加以落实,在落实与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我看我们的城市科学研究会的同志们和专家们,咱们的博士也是在这个事件中不断完善和发展,我看现在的纲要比原来就有完善了,附件就更加有新意了,但是你在实践的过程中怎么搞的更简明,一下子就抓得住,概念性的东西更少,但是可操作性的东西更强,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功夫。如果这一方面做好了,我们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乐从围绕四大方面,还有刚才讲的一个中心两个平台、几大项目,我相信会管理的更好。
我想达到什么程度呢?希望在近几年的实践中,能够请乐从的镇委、镇政府初步的总结出一条经验,怎么样把智慧乐从的科学发展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科学发展统一起来,这条经验如果总结出来,我看就很有用。
现在国家的任务、顺德区的任务、广东省的任务、佛山市的任务多得狠,什么都要到具体的单位来。以前我们叫做上面牵条线、下面一根针,生产队这个针只有一支,要怎么串那么多条线呀。人家布置工作,围绕中心你不能不执行,但是乐从智慧城镇的建设一步也不能停,那么你就得有那种气魄,还得有那种胆量,还得善于沟通,上下都明白,从实际出发,很多该怎么做的事情都要在智慧乐从的建设中统一进来,特殊的某一些方面开党的会议解决,某一些方面是派群众会议解决,但是总的建设是围绕着智慧乐从的建设来进行,它跟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没有脱离。所以你总结这一条,就是说我们创造一个同整个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布局不矛盾,而且是它的一个最基层的部分,这一条上级领导应该理解,广大群众应该支持,镇委、镇政府到各个村理直气壮的执行,才能够做到不懈的努力,才不会感到负担,而是感到有作为,感到是挺好的事、挺愿意干的事。
我们那些人写博士论文,如果他本人感到到负担就觉得没有意思干了,就干不成,也拿不到博士学位。他觉得这个题目很好、很有意义、很有价值,所以就花心思去做,就做得很好。
昨天我来了之后很多同志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忙得要死、任务很多,我说你们这个工作当然很好,说想办法去吧。就是说他脑子里面的这个东西跟整个中国社会主义特色事业联系不够紧密,这也是方法论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教给人们的就是它如何对待历史和现实的思想方法,给你一个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方法。过去的教条主义者没有学好,所以他照搬,就碰得头破血流,马克思主义说它是行动的指南,不是背的烂熟的教条,是我们没有读好而去照搬所以才遭到失败。这也就是说中央定的一切决策都需要跟我们乐从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得到成效,乐从的具体实践当今关心的是智慧乐从的建设。这是一条。
第二条,希望镇政府、镇委能够尽最大努力做好培养人才的工作,这个工作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条是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四条方针,这是中央提出的全党、全社会都要贯彻的四条方针;第二条是发挥我们基层党的组织在推动科学发展、凝聚人心、服务群众、促进社会安定和谐方面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这种作用是要靠党员和群众共同来努力的,党员是应该起带头作用的,那么这些直接参加智慧乐从建设的人才,这些人才的培养的作用要把它提到镇委镇政府的日程上,要经常鼓励、引导基层的组织,在这些人才中凡是符合党章要求的和本人自愿的、表现又好的,他为人民服务是有本事的、群众是拥护的,把他吸收到党内来,进了党以后就做两件事,始终抓好两件事:一条是怎么使党员保持发展,执政党党员的先进性;第二条是怎么样提高他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就是提高建设智慧乐从的本领,然后推而广之,叫做为人民服务,那就不只是在乐从了,在全国都是这样的。这两方面一做好,乐从建设就有后劲,就有人才的支撑,就有兴旺发达的光明前途。
在整个智慧乐从的建设进程中,原来启动了一些项目,现在根据今年、明年、2015年前应该做的项目做一个规划,把重点项目加以突出,然后做完一个总结一个,打好后续继续前进的基础,我们镇的领导班子应该不辜负全体人民的希望,而且我们在实现重点项目的过
程中也不要脱离群众,把智慧乐从做到整个乐从都深入人心,使大家都知道必须这么做乐从才有新的面貌、乐从才有新的前景。不要糊里糊涂,糊里糊涂没有好结果,也过不了好日子,也没有好日子过,更没有长时间的好日子过。
最后一点,这也是共鸣,咱们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和实际工作研究、理论研究的同志们,在今后还要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这个话你听起来没有什么新东西,但是现在有两个新的针对性:
一个是针对性十八大,十八大党的指导理论我估计是没有意料之外的变动,怎么变动都是意料之内。你如果好好学这三个,就一定是都能理解的。我们就靠这个指导理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且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造者是谁?奠基人是谁?是邓小平。后来为这个理论做了新的贡献的是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大批中国共产党员,包括理论工作者在内。
十七大就有一个重大贡献,把改革开放以来的,原来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后来又叫邓小平理论,还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统一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十七大时候讲的这个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发展理论,“在内的”三个字很重要。
原来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很正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从不成熟到成熟,前后发展了30年,今后经过实践、历史和人民的检验,还会继续完善和发展,因为它是一个理论体系。我说是在探索和研究解决五大实际重大问题而逐步形成的:一个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么对待马克思主义;第二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第三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么样建设党;第四是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么发展;第五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管理,怎么样创新管理。这些都是在自身重大的实际问题探索研究过程中来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了基以后,再一步一步的完善起来、发展起来的,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学。这是一个针对性。
第二个很有针对性的,有一些危害社会主义的人,这些人不多,但是危害性很大,他们有一句话,说马列过时了,不灵了;毛泽东思想要批判;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放弃,叫做过时、批毛、弃邓,这个在小数人中散开,如果它上了物联网你们就统统都看到了,但是咱们也有刹住它的时候。
马列主义是不是过时了?马克思、恩格斯在成熟的著作资本论中说,我们需要的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那种社会形式就是共产主义这个理想,这个是没有过时的,只不过需要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主义高度发展、人的思想觉悟、思想境界高度的提高,国家决定政党走向消亡,满足这些条件才能充分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有一些东西的基本论理不变,都要坚持,个别论断有些要改变,有一些论断需要发展,比如说十六届六中全会写了和谐社会的文件,提出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当时有一些人就提出来,说中国共产党的文件提出了党内和谐的问题,这是理论创新的最新亮点,对不对?错了,因为党内和谐的理论概念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发明的,1894年,也就是118年前,恩格斯早就阐述了,他写信给里博克,他说对党内的分歧,党的领导人要负起
调解的作用,做出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判断,谋求党的统一。但是还有比团结更高的东西,就是要坚持真理。不在于什么呢?不在于否认党内存在着的争论,不在于隐瞒党内存在的不同意见。那么我们的发展只是在后面那一句,要用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因为你是执政党,执政党党内都不和谐、不团队,你怎么促进社会和谐?我们作为执政党,应用恩格斯的这些理论来解决社会和谐问题是可以的,但不能够认为这个是我们最新的发明权,马列著作学少了就会闹笑话。
另外,列宁强调的是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原则,现在也还在做。过时了吗?没有。列宁讲共产党必须有自校的巨力,第一个是党的先锋队员对革命的忠诚坚韧不拔、英勇牺牲的期待;第二是党的先锋队员善于密切联系群众,跟群众打成一片;第三条党的政治领导正确。只有这三条经过艰苦努力才能做成,这条现在过时了吗?没有过时。而且提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和统一,党的团结和统一是无产阶级胜利的条件,不允许党内有派别活动,党的中央委员会必须对各种纲领的派别组织加以撤销,所以说没有过时。
马列主义基本原则要坚持,要好好学。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发展,没有毛泽东思想革命不能走向胜利,社会主义中国不能建立,尽管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都有缺点,但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一大胜利,一个大国在绝大多数的汪洋中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不容易。
毛泽东早年有错误,那是他违背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跟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轨道,所以理论上他无产阶级专政下打走资派打错了,也没有抓出一个走资派来,头号走资派是俄鬼大资产革命家,第二号的走资派说他还在走,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这个错误跟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分开来,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是作为我们科学的指南,还是胜利的旗帜,不能因为毛泽东往年有错误就说毛泽东思想也不对,然后就说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政府和党的组织都是新的法西斯诞生,都是新的皇权统治,那它就为党摸黑了,就不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方向了,所以他批毛,别有用心。
弃邓也不行,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就包括理论、道路、制度,还有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变革,是靠这个引导我们前进的。您放弃了就是要我们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什么来代替呢?他说用民主社会主义来代替,全世界瑞典这个国家是在民主社会主义旗帜下发展的,他是一个小国,没有一个大国民主社会主义救得了他。
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有它的优点,但是它的理论我们不能照搬,正如我们搞智慧城市,智慧城市这个语言不是在中国首先发明创造的,早上有同志谈到这一点,有的国家比我们搞的早,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这个工作同样也搞得不错,我们可以借鉴,但是在我们这里搞,我们搞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智慧城镇,是这么一个东西,要有自己的道。
以前我去访问越南,越南的同志就说现在我们就是恢复胡志明思想,胡志明思想就是马列主义跟实践主义相结合,就是中越友好,有的人就糊涂,反过来搞我们。
过去很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搞不明白,我们自己搞不太明白了,外国人也不太明白。有一个外宾代表团来,大概来中国十几天,他说中国地大,东西很多,好看、好吃,大家去到好好享受一下,但是不要忘记咱们代表团是要求了解清楚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有一个怪物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是怎么样的要搞清楚。他的成员就说这个搞不清楚,才十
几天你会搞得清楚?他说你不懂,你找到人就搞得清楚,找谁?找邓小平,因为他说的,你找他就跟他说得清楚,找对人就说得清楚。咱们听了告诉邓小平,邓小平说外国人对中国特色有兴趣,我找他们跟他们谈,小平同志来了说,现在我们在改革,好多东西还在发展,大家有问题可以告诉我们。他们团长就说,邓小平先生,我们对中国共产党说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非常感兴趣,就是不明白,请你给我们讲一讲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说这个事情基本就是两条,第一条,它是社会主义的;第二条,它是有中国特色的。然后他就问这个团长,团长先生,你不是说不明白吗?就这么两条,现在明白了吗?那个团长跟团员异口同声的说,明白了。他说邓小平的话很相信,所以就明白了。我们研究了十几、二十年老是弄不明白,他听了这两条就明白了,因为这两跳太经典了,概括的太明白,又简单、又明白、又好记。
如果讲是社会主义的,我们的基本制度等等你都可以讲,我们现在的政党制度,现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们要完善、要发展,但是那个基本的东西还是社会主义的要求。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都不要把它当教条来读,但是对外界那些歪曲、那些胡说八道,我们脑子要清晰。
希望大家喜迎十八大,理论有长进,实践有进步,科学技术自主创新有新成果,祝大家健康长寿。(文/物联网世界)
第二篇:陈志武教授在中央党校的演讲
陈志武教授在中央党校的演讲《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挑战》
2009-07-06 11:05:43| 分类: 转载文章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当前大家关心的,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学界、决策层还有民间,都很关注中国以后的走向,社会怎么走?经济怎么办?在经济模式方面,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主要靠投资,特别是靠政府投资带动。由投资带动以后,产生很多制造生产能量(产能)。产能增加这么多以后,就得靠出口市场带动整个中国生产链的不断上升,以这种方式给制造业工厂提供销售渠道。
但是有一个问题,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对出口、对投资的依赖度这么高,长久如何能持续?这是很多学者和业界人士都谈论的话题。过去十几年,很多人在呼吁,包括发改委也呼吁了多年,要改变经济增长过渡依赖投资、过渡依赖出口的现状,必须要调整。但是讲了十几年,到现在,依赖度不仅没降反而上升。为什么呢?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更加逼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提了十几年,愿望表达了十几年,但是到目前为止,不仅仅没减少对出口依赖、对投资依赖,反而还恶化了很多?”
今天我想就这个话题,从基础制度角度来理解,去看为什么只要中国还是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特别是国有资产、国有土地等)、还是让征税权不受制约,只要政府在经济中继续唱主角的话,那么,这个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会很困难,这种愿望可以表达,但最后要实现非常难。
具体讲,我想回答下面这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很难向消费驱动的模式转型,而只能够继续依赖投资、依赖出口?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对于中国,GDP增长速度如果低于8%就不行?从大到小的各级政府都在追求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保8。为什么保8对中国这么重要?如果你跟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或者老百姓或者政府官员去说,在中国必须要有8%的GDP增长速度,大多数人会觉得很纳闷,如果在美国的话,每年有百分之二三的增长速度就很高了,那就会让整个美国社会非常欣欣向荣。但是,在中国,要8%才能够产生足够多的就业、让老百姓感受到足够多的增长,为什么会这样?去年我在广州跟网易的首席运营官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向我问过同样的问题。我说:你把中国的GDP增速跟其他私有市场经济的GDP增速做直接比较之前,大致上应该先把中国的GDP增速除以2,才可做直接比较,否则不可以直接比。我待会儿再解释为什么。
第三个问题:这实际上跟第二个问题有关,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总是慢于GDP的增速,就是大家能够感受到的经济增长没有官方公布的GDP增速那么高,为什么?
第四个问题:为什么要8%或更高的增速才能产生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包括在座的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能够有足够多的工作给大家去选择?为什么中国GDP的增长所能带来的就业机会那么低,比其他国家普遍低很多?
我今天就针对这四个问题做些回答。
过去的经历
首先,我要强调,中国作为国有制主导的经济体,在过去30年做的贡献总体上还是积极的,这可以从一组数据中看到。1980年时,欧盟的GDP差不多是全球GDP的28%,美国占22%左右,中国那时只有4%左右,尽管中国的人口一直是占全球人口的20%或者是更高。198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最快,从1980年占世界GDP的4%,到2006年就上升到16%,期间翻了3倍。日本在1980年的时候,其GDP占世界的8.5%左右,但到2006年下降到6%,因为日本在这个期间,除了1980—1990年的快速增长以外,1990年以后基本上是呈下降的趋势,往下走。
所以,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明显,当然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个跟我今天讲的主题最相关的原因是,在过去30年,国有制体系确确实实让政府调动资源很容易,做大的建设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还有大的工业基地,政府投资的能力,确确实实是非常高,能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特别是当我们把中国跟印度做比较时,这一点更明显。因为跟印度比,印度是以私有财产、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那么,在私有制下,如果你要去调动资源,就得像美国一样有非常发达的资本市场来调动,否则就会难以兴建大工程。但是,印度处于一个差不多两边都不靠的状态。就是它既没有非常发达的资本市场,没办法像美国的资本市场那样汇集资源、调动资源,难以调动几十亿美元、几百亿美元去发展大的基础设施或者大的制造业项目;它又没法像中国这样通过政府调动,因为印度不是国有制。比较一下,印度没有很发达的资本市场,又没有国有制安排下给政府带来的调动资源的这种便利,所以,印度的基础设施、工业基础可能跟中国比要差一些。
我去年10月去巴西的时候,一次跟出租车司机聊天,他说:巴西政府一旦有钱,不是去想到把他们的机场、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做好,而是想怎么把这钱分给老百姓,发给老百姓去花。我就跟他说: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政府有了钱,首先想到的不是给老百姓发钱,而是在哪个地方盖几幢大楼、建几个更漂亮的立交桥或者建高速公路或者是修铁路。所以,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带来的开支、消费、投资结构是绝然不同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学习的时候不仅仅是学经济学,还学了很多政治学以及其他学科。
所以,过去30年里,国家对资源、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是,其负作用也很多,到今天甚至是负面后果大于正面,这种模式使整个经济过于偏爱大型基础设施、工业建设等等,让经济过于依赖投资。这种模式不应该、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说到底,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建设,更重要的是人的终极幸福。当然,我知道年纪越大的中国人,越会把发展跟建设划上等号,接着又把经济建设跟投资、跟生产能力的扩张等划上等号。这是很片面的。
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当你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个标题——“加快经济建设、加快经济发展”时,你对此的第一个反应、理解会是什么?我想,你可能马上想到:要建很多工厂,要建很多产能和楼房,要做更多的投资!但是在我看来,当生产能力上升到一定水平时,经济发展至少不完全等于产能的扩张,而更多的是围绕生活的幸福,围绕消费空间的扩大,还有特别是金融交易的深化。换句话说,过去这种国家控制生产资料、生产资源,控制资本,做这些大项目,做基础设施投资,产能扩张,做到一定的时候,必须要慢下来,发展的重点必须转移。毕竟,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要盖无穷多的楼房,也不是要建无穷多的基础设施,或者无穷多的厂房,最终的目标还是围绕着人们幸福的最大化。—— 幸福最大化的这个目标,仔细去想一想,在温饱解决以后,幸福最大化的目标不再完全跟产能、跟投资联系在一起,当投资做到一定规模时,这种模式必须转变。
当然,过去30年之所以能够通过不断投资、不断兴建基础设施、不断产能扩张来发展经济,能够不断实现增长,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全球化带来的市场范围的扩大,让中国的产品卖到世界各个地方去。但是现在,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我们发现这个出口增长原来并非没有上限,不是可以无限延续下去的,到今天,再让海外出口份额往上升很多,已经越来越难。
所以,今天,即使没有这次经济危机,中国经济模式也到了一个瓶颈口,到了一个没有选择的转折点。改革开放30年成就的背后,也隐藏了很多问题,特别是今天我们不得不反过来面对这些基础制度的问题。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
国有经济比重越高,民间消费增长越慢
我们再看一些数据,首先是在中国,民间消费即家庭消费历年占GDP的百分比是多少?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又是多高?换句话说,把每年民间消费总量除以GDP,对政府开支做同样的计算,然后看两者的变化轨迹。那么,在1952年即国有化之前,中国的民间消费相当于当时GDP的69%,我们说美国人太喜欢花钱了,但是美国今天的民间消费是相当于GDP的71%,所以跟1952年时中国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基本上差不多。当然我要强调,那时候的中国经济更多的是为了温饱而去从事生产、从事经济活动的,因此,差不多所有的收入都是围绕吃住穿来的。所以,当时的民间消费占总体GDP比例是相当高,可以理解。但是到1978年的时候,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到了45%左右,到1993年继续下降到42%,到最近,民间消费下降到相当于GDP的35%。换句话说,整个过去五十几年,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一直呈下降的趋势。
跟民间消费比重相对应的是政府开支,在1952年时,政府消费相当于GDP的16%,到最近则上升到30%左右,翻了一倍。
所以,我们总体上看到中国的两个趋势,过去六十年,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在直线下降,而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是直线上升,而这两种趋势不管是计划经济时,还是改革开放期间,都没有改变,这是中国的情况。为什么呢?
为了看得更清楚,我们可以比较其他国家。比如说,美国从1952年到2004年,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从期初的65%上升到最近的71%,所以,美国的民间消费在过去五十几年总体上在上升,当然这个速度很慢。因为到最后,我们如果以百分比来衡量任何东西的话,最高的是多少?100%,你再怎么上升,最终不应该超过GDP的100%的水平。美国的政府消费在1952年时跟中国那个时候的相对水平差不多,相当于GDP的16%,到最近美国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下降到10—11%之间。因而,美国的趋势是,民间消费相对于GDP的水平越来越高,而政府消费慢慢在下降,从原来的16%,下降到现在差不多10%的水平,这是美国的情况。
或许我们说美国太富,中国不能与其相比。那么,我们看看巴西,因为巴西人均GDP虽然是中国的两倍,但是它比美国要低很多。巴西在1950年时,民间消费相当于GDP的51%,到2003年民间消费上升到GDP的60%,在2001年和2002年是64—65%左右。所以,巴西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总的趋势在过去五十几年也是逐渐上升,当然中间有几年是因为金融危机造成冲击所致,但总趋势是民间消费越来越高。在1950年,政府消费相当于GDP的22%,到2003年还是保持在22%的水平,因此,巴西的民间消费比重越来越高,政府消费总体上没怎么变,这是巴西的情况。
俄罗斯于1991-92年改革之后的情况大致跟巴西类似。1991年,俄罗斯民间消费占GDP的35%,也就是俄罗斯进行休克疗法之前,其民间消费跟今天的中国差不多,但是现在,这个比例上升到55%。政府消费当初是占25%,现在占GDP的22%。所以,俄罗斯的情况跟巴西、跟美国的总趋势是一样的,其民间消费占经济比重越来越高,但政府消费要么持平,要么呈下降趋势。
实际上我可以给大家看很多国家的数据,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就不给大家谈更多国家的数据了。但是,如果你对每个国家做分析,你会发现下面两个结论:
第一:在民主宪政国家,因为征税权和政府预算权受到民主宪政制度的制约,政府消费相对于GDP的比重难以膨胀,难以失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看到巴西、美国、俄罗斯、日本基本都表现出这一共同点,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要么不怎么变,要么就是往下走,这跟民主宪政对权力的制约,特别是对征税权的制约,关系很大。
第二,与国有经济相比,私有市场经济更能使民间消费随着经济同步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看到的这几个国家,每个国家的民间消费相对GDP的比重在过去五十几年都是呈上升的趋势,俄罗斯在1991年后是如此。
当然,你可能觉得也许我给大家看到的这些数据,反映的只是这几个国家的情况,是经过我挑选的特例,是一些例外。为了说明并不是这样,从做研究的角度讲,除个案以外,我们更应该去搜集一些尽可能大的样本,做系统的分析。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跟何乐水同学把70个不同国家的数据放在一起,首先根据每个国家在1980年时国有企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从高到低分成五等份组,每组包含14个国家,然后,看从1980到2003年间这些国家的民间消费的增长速度,谁高谁低?换句话说,一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其民间消费会增长多少百分点?对GDP增长速度的敏感度有多高?比如,国有企业比重最低(3%)的第一组国家,在这14个国家里,民间消费对GDP增速的敏感度是0.97,也就是说,对这些私有经济国家来说,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老百姓的消费就会增加0.97%。那么,这五组国家基本上是这样: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其民间消费根据GDP的增长而增长的这个系数就越低,最低的是0.82,也就是,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这一组国家,其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民间老百姓消费只增加0.82%。当然,中国属于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那一组。
所以,从70个国家的情况看,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在整个经济中比重高,就越会抑制老百姓收入、抑制民间消费。
为什么国有制抑制民间消费?
从学理上说,为什么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社会,民间消费相对增长速度就越低?为什么是这样?如果大家熟悉现代经济学的消费投资预算优化模型,那么,模型有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你个人、家庭每天在决定可以花多少钱、可以存多少钱时,你会有两方面的收入,一方面是劳动收入,就是工资、跟劳动有关的收入;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是资产性收入,就是资产升值,或者说财富型、财产型收入。这时我们看到,如果整个社会的主要资产财富、产权是私有,那么,那些私有的土地、资源、楼房、股票等等,所有的这些投资和非投资品种的增值都可以反映到每个个人、家庭的消费与投资预算约束中,可以直接进入老百姓的日常开支计算之中,这是私有制国家的情况。
但,如果是国有制,差别就大了,因为国有资产、国有企业、国有股权,它们升值再多,尽管名义上说全民每个人都有一份,可实际上随便问一个普通中国人,问他:“昨天中石油股票涨了很多,你今天是否能多花几块钱了?”大家知道,他会说“你疯了”!比如前年中石油A股上市时,整个中石油的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按理说,用这1万亿美元除以13亿人口,每个中国公民在中石油里面差不多有属于自己的一千美元财富,一个三口人的家庭在中间有3千美元财富。所以,任何时候中石油的股价涨10%,每个中国人的财富差不多就增加了100美元!如果是私有制的话,如果每个人直接拥有属于自己的中石油股票,那么,增值之后,会有很多人立即跑到餐馆多吃一顿饭,女士们可能会多买一件漂亮的衣服,是吧?换句话说,如果是私有制,这些中石油、中石化、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等的股权财富就都能转换成民间的收入、民间的消费。大家知道,按照市值计算,工行、建行和中行今天是全球银行排名的前三名,但是这些银行的价值再高、升值再多,中石油升值再多,也不会给任何一个中国老百姓马上带来新的收入感、带来新的消费或再投资愿望,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些国有资产升值,跟我每天可以花多少钱、可以存下多少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目前的全民所有制安排,名义上是全民所有但实际上谁都不拥有。所以,我们每天决定可以花多少钱、存多少钱的时候,不会、也不能把国有资产的升值算进来。
但是,在私有制国家里不会有这个问题。在1998年、1999年、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期间,大家猜一猜美国当时GDP的增长速度有多高?最高的时候只4%。但是,在美国,4%的GDP增速能给社会带来的消费、欣欣向荣程度,比中国8%、10%的GDP增长速度所带来的欣欣向荣程度还要高。为什么会这样?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私有制下,老百姓分享增长好处的途径除了劳动收入外,还有财产性收入,有资产升值的收益。按照我粗略的计算,美国股市每年上涨的幅度差不多是GDP增速的三倍左右。也就是说,在私有制的安排下,随着GDP按3%、4%的速度增长,人们的劳动收入差不多也按3%、4%的年速度增长,但同样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资产亦即私有财产这一块可能按照9%—12%的速度升值,也有许多资产分红收入。有了两条分享增长的收入渠道,一个是劳动收入的渠道,一个是资产财富渠道,通过这两种渠道把GDP增长,按照三到四倍放大的效果对老百姓家庭的消费带来很大推动力,所以,在私有制国家里,不需要8%、10%的经济增长速度,社会照样能够欣欣向荣!
也正是由于国有制堵塞了上面讲到的老百姓财产性收入渠道,在我们把中国GDP的增速跟私有制国家GDP增速做比较之前,大致上应该先把中国的GDP增速除以二,然后才可以比较,否则不是一回事。原因就是,中国GDP增长对老百姓消费增长发挥的作用基本是只通过劳动收入这单一渠道,财富增值这个渠道被国有制封住了。
这些年,中国的土地增值这么多,但是,土地名义上是集体所有,但实际上、操作层面上是国家拥有,这些土地增值通过土地财政或其他方式变成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可以花的钱。当然更不用说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一年上万亿人民币的利润了,这些本来都可以转移到老百姓的腰包里,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转移的通道是封住的。当然,许多朋友会说,如果像现在股市和资产都在缩水的时候,老百姓不直接拥有这些资产不是更能规避金融危机风险吗?因为这些缩水是由国家承担了,这些损失不直接由老百姓承担。不过,我们必须看到,虽然财产会贬值,但中石油、中石化等今天还是值几万亿元,老百姓不拥有这些股权当然不会面对财产缩水,但也不拥有这些价值。更何况,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从长远来看资产是升值的。
在中国,民间消费为何难以增长?
刚才讲到的可能相对比较抽象,基于70个国家的大样本分析,会有一个缺陷,就是总感觉不太具体。在一个国家里,国有企业、国有经济、还有民主宪政或非民主宪政,到底是如何阻碍民间收入、民间消费的?为了说得更清楚,下面我们具体看中国的情况,看看民主宪政特别是对征税权和财政预算权的有制约还是没有制约,最后以什么方式抑制民间消费增长。再一个是国有制的安排,为什么它会进一步妨碍民间消费增长?
先从收入的角度看,也就是看每年的国民收入,如果按照三个群体来分,亦即政府、城镇居民、农民三个群体,哪个群体分到的最多、哪个群体从增长中分享到的最少?我们知道,中国目前的征税权基本不是由全国人大掌握,而是由行政部门掌握,差不多各部门就有权去推出新税种或新费种,也可以对现有税种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去调高税率,也包括股票交易印花税。
那么,在宪政层面讲,征税权不受制约到底已经给中国社会的这三个群体带来什么影响?国民收入在他们中间的分配又有什么影响?从1995年到2007年,扣掉通货膨胀的影响之后,仅预算内的国家财政税收就翻了5.7倍,这还不包括土地销售收入、地方和中央预算外的收入!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同期间增长了1.7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1.2倍。
因此,在民主宪政缺失的情况下,政府在国民收入中分到的比重,蛋糕中由政府切到的这一块,在过去12年里不断膨胀。这必然意味着老百姓分到的这一块是越来越小。经济增长的成果由政府拿走的最多,其次是城镇居民,最糟糕的、分享最少的是农民。
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政府规模失控膨胀的趋势。也就是,政府财政规模相对于老百姓的收入来说到底有多大?像我们做研究,特别是碰到宏观经济数据的时候,会让老百姓感到太抽象,你说GDP或者政府税收增加多少、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多少等等,这些数字对个人来说太抽象。为了避免过于抽象,我把每年政府预算内的财政税收除以老百姓一年的可支配收入,看政府的收入需要多少老百姓的收入才能支持得了。
为了有一个比较的对象,我们先要问,在中国历史上,朝廷的收入等于多少百姓的收入呢?比如说,清朝乾隆时期(康乾盛世嘛),朝廷一年的财政税收有多少?1766年,朝廷的财政税收4937万两银子。当时北京的普通工匠大概一个月赚2两银子,一年24两。这样算,当时清朝一年的财政税收相当于205万个北京工匠一年的收入,差不多就是205万个北京工匠就可供养整个乾隆朝廷方方面面的开支。
今天,其他国家的政府有多大?在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税收(不包括地方政府)是25000亿美元,除以当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这相当于8500万个美国老百姓当年的可支配收入。8500万个美国人的收入可以供养联邦政府。相对于中国的乾隆朝廷来说,现在的美国政府确确实实也是很大、很大,因为乾隆朝廷由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可以养活了!话又说回来,清朝多数时候,国家财政税收差不多只有国民总收入的3%—5%,那个时候是真正意义上的“小政府”时期,尽管我们说清朝以及中国的其他朝廷是那么专制、那么封建,你怎么说,怎么骂都行,但是拿这些数字一看,原来那个时候是真正的小政府典范。当然,不是乾隆朝廷不想滥用权力要更多钱,而是那个时候收税实在太难了。大家都知道,通过运河运粮食都那么艰难,你要收更多的钱,谈何容易呀!不过现在征税、收税容易多了,尤其是有了电脑之后,你逃也逃不掉,这本身也说明在政府的收税能力、运输能力空前提高之后,通过民主宪政制约征税权是多么重要呀!
我经常说,之所以民主宪政在人类社会是非常现代的事,不是偶然。比如,最早真正建立起民主宪政的国家是英国,那也只是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才完成的历史进程。所以,到1688年才有第一个民主宪政国家,而大多数我们熟悉的民主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的。
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是这样?民主宪政是这么近代的人类现象,跟人类技术革命的发展关系非常大。比如,我刚才讲到乾隆时期税收占国民收入3%—5%,那时候尽管朝廷可以随意加税,但现代交通运输工具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技术更是没有。所以,没有火车、汽车、飞机这些运输手段的支持,不受制约的权力给民间利益、给老百姓财产所能形成的威胁也非常有限。“天高皇帝远”指的就是这个地理距离所形成的、意想不到的对老百姓的变相保护,还有一个是通信手段的缺失,这也变相把老百姓的私人利益、财产和民间少女更好地保护起来。
但是,现在有了火车、汽车、飞机、万吨巨轮,还有这个互联网时代,征税能力、搬动运输老百姓利益的能力,真是空前呀!你逃也逃不掉呀!这个时候,由民主宪政把政府权力约束起来的必要性,跟历史上任何时候相比较,都是高得多。因为你稍微不约束政府权力,让权力稍微发挥、滥用的话,给老百姓利益能够构成的冲击和伤害是前所未有的高。这就是为什么不只是在中国,在几乎所有其他国家,民主宪政都是在最近两百年、甚至几十年才变成各社会共同的诉求。
我们很多人说民主自由、民主宪政,历来就不是中国的传统,跟中国文化很不兼容。我要说,民主宪政不仅不是中国的传统,也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以往的传统。没有哪个国家在1688年之前就有真正运作好的、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宪政制度。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稍微不注意,就很容易被一些学者的话蒙住了,他们说,中国历来就没有民主宪政,所以未来也没必要有。想想也对,秦朝、汉朝、唐朝、宋朝等都没有民主宪政,但是这些人就不会跟你讲,不仅中国是这样,过去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没有民主自由、没有宪政。我们必须考虑到交通运输技术、通信手段以及调动老百姓财产和民脂民膏的能力,必须相对于这些东西来看民主和对权力制约的必要性。
看到乾隆朝廷以及美国2007年的政府规模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政府规模的变化,国家财政税收每年相当于多少个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1978年时,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亿3千万个城镇居民当年的可支配收入。那个时候是全能政府时期,至少对城市人来说,工作、小孩教育、医疗、退休、养老、住房等等,这些都由国家包下来,正因为此,所以就要改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到1994年、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亿5千万个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相对规模在改革开放第一期,是减少了一半,砍掉一半,不过那还是远远大于只需要205万人的收入即可供养的乾隆朝廷规模,比美国政府的两倍。
但是,1995年的税收体制改革,直接效果是使政府从国民收入中拿到的比重重新大规模回升。所以到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又上升到相当于3亿7千万个城镇居民的收入,比1978年的还要大。从1978年到90年代中期,所实施的改革的确朝小政府的方向迈进;但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又重新向大政府迈进;最近由于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政府在开支和投资方面支出增加,再次使政府规模上升。
相对于农民的纯收入而言,1978年的国家财政税收等于当年8亿5千万个农民的纯收入;1996年时,相当于3亿8千万个农民的纯收入,到2007年这个数字是12亿3千万农民的纯收入。
所以,征税权不是控制在民选人民代表的手里,而是掌握在行政部门的手里,其结果是征税失控,而且趋势越来越严重。我知道有很多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很喜欢说中国要加强税收,要让中国税收不断增长,认为税收增加越多越好。这当然使财政部高兴。特别是很多学者最近十几、二十年在世界不同国家跑,去找哪个国家的哪些税种是中国还没有的。回国以后再介绍给中国,以各种名义帮助摄取老百姓的收入。
另一种不可思议的做法是,一些人把中国预算内税收占GDP的比重跟那些私有经济体比较,说中国财政税收占GDP才22%左右,比西欧国家的低,比美国的17%要高。所以,他们就说中国的征税水平不算太高,说还可以有增长的空间。
可是,这些认为中国老百姓税赋不高、还要到处引进各类名目税种的人,没有把另外一个重要背景考虑进来,也就是那些国家基本都是私有制国家,而中国还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国家。如果大家去翻翻教科书,就会知道我们建立公有制、建立国有制的初衷就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就是为了由国家经营企业、经营资产赚钱,不要老百姓交税。至少,老百姓的税赋应该跟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总量成反比,不能够一方面继续保留那么多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却还像私有制国家那样去征税。这样的话,老百姓的收入、民间消费还如何增长呢?
所以,那些学者、经济学家把中国的税收水平跟私有制国家做比较之前,必须把这个前提考虑进去,因为国有经济毕竟还是中国经济的主角。不能忘记建立国有制经济的初衷,否则就是误导人。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每年国民收入这一流量在政府和民间的分配情况。如果从资产所有权的角度理解,资产财富的存量在国家与民间之间的分配怎样?我做一个粗算,这可以给我们一个大概印象。根据国土资源部的一些资料做推算,到2006年底,国有土地总价值大约是50万亿人民币。按照国资委主任李荣融2007年在《求实》上发表的一篇文章,2006年底全国有11万9千家国有企业,包括央企和各部委拥有的国企,加起来有6、7千家,还有地方政府的国有企业。所有这些国有企业的总资产是21.9万亿人民币。把国有土地和国有企业的总价值放在一起,相当于72万亿人民币的国有资产。我们上面谈到的国家财政税收5万多亿人民币,这只是国家可以花的钱的一部分,更大的是这些资产升值和财产型收入。比如说,2007年如果国有土地和国有资产都按GDP的速度升值,那么,在2007年,国有资产的增值相当于8万亿人民币,因为那一年的GDP增速是11%有余;另外,2007年国有企业总利润中,央企是1万6千亿人民币。8万亿的资产升值,加1.6万亿的央企利润,国家作为资产拥有者,就得到9.6万亿人民币的资产性收入。这9.6万亿,如果是均分到13亿公民身上,每个人就多了7千多元的财产性收入呀。但是,这些钱留在政府手里,政府预算内的5万4千亿财政税收就已经很多了,没有这些资产性收入也够了。
许多人会说,政府得到财政税收以及财产性收入,不是在给老百姓的民生做很多投入吗?不是为了共同富裕吗?一些经济学家会说,征税是现代国家进行转移支付的手段,即所谓的“第二次分配”,也就是由政府先征税、再用税收帮助低收入群体。这种转移支付、第二次分配不是很好吗?
真的如此?实际情况可能跟很多学者讲的理想相差很远,因为在没有民主宪政制度安排下,当财政预算是黑箱操作时,你靠什么制度机制保证所谓的第二次分配真正能实现,分配到你希望的对象上,花到民生项目上?所以,我就说,你不能装作没看到,不要装着说第二次分配的初衷是多么好的理想,然后就不去看实际的财政预算是不是真的在进行希望看到的第二次分配。
还是让我们看几组数据。根据财政部谢部长的一个发言稿,2007年财政税收5万4千亿,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三大民生项目上的开支,是6千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税收的15%,那一年有点财政盈余,所以,大致上说政府总开支的15%用在这三个民生项目上。这6千亿民生开支相当于当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政府为人均开支461块钱,这461块钱相当于当年城镇居民一年可支配收入的3%。这些相对数字能帮助我们做跨国比较,因为你不能拿绝对开支数值去比较,原因是各国的富裕程度不同。
在2007年,美国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是1万5千亿美元,相当于美国联邦政府当年开支的61%,这个61%跟中国政府在这三项开支占政府开支的15%可以做比较。1万5千亿美元的民生开支相当于当年美国GDP的11.5%,这跟中国政府这三项开支相当于GDP的2.4%也可做比较,算到3亿美国公民身上,每个公民平均得到的好处是5000美元,相当于当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跟美国比较一下,我们发现,有没有国有经济,征税率的高与低,最后对政府在民生项目上的开支没有直接影响,国有制经济、高征税并不必然意味着更多老百姓福利,而私有制经济并不意味着老百姓得不到政府的好处。当然有人会说,你不能走极端,如果政府不收任何税,是不是也可以让政府在民生上花这么多钱?我是说,中国有那么大的国有经济、光预算内财政税收就占GDP的22%,而美国是私有制经济、其联邦政府税收只占GDP的17%,但是,中国花在民生上的相对开支却还是低于美国。
关键在于民主宪政制度安排。如果说美国比中国富有,所以不好比,那么,巴西应该同中国更可比了。
2007年,巴西政府在医疗卫生这一项上就花了GDP的10.4%,而中国在三个项目,医疗卫生、就业福利和社会保障上的开支花了GDP的2.4%。巴西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开支相当于GDP的5.4%,而中国政府在教育上花了不到GDP的3%。所以,那些“第二次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理念,并没有被中国的这些数据所支持。
国有制和私有制带来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式
国有经济带来的负面作用,除了抑制民间消费以外,其他方面的后果也很值得思考。在经济学界过去的讨论中,在谈及国有企业要不要民营化时,往往把焦点放在国有企业的效率比民企的更高还是更低上,从纯粹的效率回报来判断。那显然很片面。要不要私有化,要不要民营化,还必须看到国有经济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影响,是使经济对投资、对工业的依赖度过高,对消费的依赖度有什么影响?
有一个很容易看到的事实是,前苏联、前东欧计划经济国家,它们当时基本没有服务业即第三产业,连面包都严重短缺,消费品和服务品始终供不应求,是短缺经济。计划经济的中国经济也是如此。那么,苏联在国有制下,整个经济发展重点、投资重点放在哪里呢?放在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包括军工上!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回过头看,尽管70年代、80年代苏联的高科技发展跟美国军事发展基本相当,但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下,今天我们在中国用到的方方面面技术,特别是跟生产力、跟生活有关的技术,不管是家电、电脑也好,汽车也好,甚至是火车,等,没有哪一项是苏联当年科技发明创造留下来的。说明他们的发展离民生太远、距离重污染、重资源的消耗性工业太近。
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现象,为什么国有经济、国家主导型经济都偏爱重化工业,轻视民生类行业呢?国家主导的经济最终把重点放在工业发展上,一点不奇怪。这里我不是说由政府官员做投资决策、做开支决策的时候,他们会不负责任,不是这么回事。他们很好,但是制度激励安排会逼着他们按照某种方式去做决策,如果让我处于他们的位置,我也会像他们一样,把能够控制的资源和钱都花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大楼与高速公路上,还有就是投资建大工业项目。因为从业绩评估的角度讲,也就是因为我要对上司负责,如果我的工作好坏由上司评定,他的业绩再由他的上司评定,而我们的前途又分别由各自的领导决定,那么,我就要想,拿到这几十亿、几千亿元,往哪里投资、往哪里花才更能让我的领导们看得见,怎样表现对我的政治前途最有利?那我肯定倾向于这些高楼大厦、基础设施,还有那些工业大项目。
这话怎么说呢?过去几年,我每年带着耶鲁大学的MBA学生到中国访问、参观企业,去年我们去宝钢给每个学生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宝钢炼钢车间这么宏伟,轧钢工序那么长,又长又壮观的钢条被那些机器送来送去,又是加热又是冷处理,让这些都是第一次到中国的我的学生们觉得:哇!中国制造业这么宏伟、这么厉害!客观想一想,几乎每个炼钢厂都会这么宏伟,因为它们必然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宝钢给他们留下甚至是最深刻的影响。过去七年,我每年带着不同的耶鲁MBA学生到中国来,这些学生每次都是对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制造业工厂和高楼大厦留下的印象最深刻。正因为考虑到这点,同时考虑到制造业工厂最能代表中国的经济结构,所以,两种因素吻合之下,我每年都会选一些制造业工厂去参观。既然我的学生有这种偏好、按照这种方式去审视一个国家的经济成就,所有领导也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偏重、鼓励有形的大工程,喜欢那些形象工程,轻视那些对社会更重要但属于无形的项目。
这就是为什么过去那么多年里,每当领导人为了培养出几所世界一流大学而宣布加倍对北大、清华、人大等大学的投入时,我看到新闻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些大学的校园又要大兴土木、环境又要被糟蹋了,因为他们肯定又要多盖新楼,之所以是这样,是由于我知道,如果我是校长或者书记,如果我把10个亿的钱,真正用来改善教育、改善研究,那我就太笨了。你想一想,什么叫更好的教育?什么叫更好的研究?这些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如果我真的往这些方面投入,十年或者永远都看不出成效,那样,我作为校长的功劳和业绩就永远无法表现出来,看不见。相反,如果我把这些钱花在新大楼上,我的校友、我的领导以及各种来访者很快都能看到,他们来的时候,每个人会说:“哇!你这个校长做得真好!前两年还没有这些大楼,现在到处都是摩登大厦了!”
所以,由于业绩评估的困难、信息不对称和知识不对称的原因,政府官员在做花钱与投资决定时,不可避免地会倾向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大工厂和大基础设施。于是,在国有经济下,不管是当年的苏联和其他计划经济国家,还有当今的中国,都有偏重工业、偏重基础设施的倾向。
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这两种不同的安排,所带来的对经济产品的总体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会很不一样。正因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倾向于基础设施和大工业项目,所以,国有主导的经济对资源、对工业品的需求最高,会远远高于对消费品、对民生服务业的需求。因为为了建这么多高楼大厦、基础设施和工厂,对方方面面资源的需求会更高,然后对环境的污染也会更严重。这是一种偏向资源、能源的需求结构。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想像,如果整个社会的主要资产和国民收入由民间老百姓掌握,由他们决定怎么花、怎么使用,由此产生的需求结构会更侧重消费品和民生服务品,看淡工业品。道理很简单,如果是我们自己去花钱,特别是由女士们去花钱时,首先想到的是家里要买多少家具、多少衣服、多少日用品、多少养老产品、多少医疗品等;然后到哪里去旅游,到哪里吃饭等等,这很容易理解,由家庭来花钱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民生,想到自己的生活,而不会是那些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跟民生有关的行业大致有两大类,一种是消费品,就是我们以前讲到的轻工业;第二种服务品,也就是说第三产业。
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带来两种不同的产品需求结构,由此引申的发展机会和产业结构当然会不同。这就是为什么私有制经济往往能带来对第三产业和对轻工业的发展,而现在的和过去的国有制经济都经历了轻工业、第三产业严重落后的局面。需求结构在私有制和国有制安排中出现的这种差别,最后演变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所以在国有制下的国有经济结构必然把重心放在工业上,放在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的重化工业上。而私有制经济必然会更偏重于轻工业、消费品和第三产业。任何国家的经济结构都是它的需求结构所致。需求结构是什么样,会决定整个经济的供给结构。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想,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只要国有经济唱主角的局面不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就不可能改变,就只能靠重化工业、靠投资然后靠出口市场来发展。否则,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只能是一种愿望。
偏重国有经济的结果使就业难以增长
在就业的问题上,只要社会资本主要由政府掌握并且由政府把钱主要花在国有企业上,花在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上,所能创造的就业机会就不会多。比如,从1990年到2006年,对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历来是对民营企业固定投资的3至4倍。例如,2006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为8万亿元,而民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是2万亿元,是4:1的比例。
那么,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的这种投资结构,所产生的就业后果怎样?从1990年到2006年,民营企业每年在创造就业,而国有企业每年在丢失就业机会。1998年,那年国有企业在改制,总共损失两千多万个就业机会,而民营企业在那年创造了五百万个就业;1999年,国企丧失了5百万个就业机会,到2006年还是减少了50万个就业。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在1999年新增150万个就业机会,2005年新增 520万个就业;2006年也增加了450万个就业。
换句话说,从最大化创造就业的目标看,过去这些年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之间的投资分配,是非常低效,是最不利于就业机会最大化的。那样做,或许让GDP按照“打肿脸充胖子”的方式虚增,但对民间就业是很糟糕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GDP增长带来的就业很少,必须要“保8%”或更高增速才能勉强解决每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需要。
之所以偏重国企、偏重基础设施的投资结构对就业机会最大化非常不利,最明显的例子是像奥运场馆,大概总投资是4千亿人民币,奥运会之后,这4千亿投资创造了多少个就业机会?也许有2000个?如果是这样,差不多是花了两个亿才创造一个就业机会。
如果把资源投入服务业的民营企业,创造的就业会很不一样。比如,重庆富侨足疗公司,创业才几年的一家公司,在很多城市都有富侨足疗分店,共有4百家分店。这家公司总共雇佣4万多人。它的投资是多少?每开一个分店,大概花几百万,每两万块钱的投资就能创造一个就业机会。这个服务业新就业机会跟投资比值是1:2万,而奥运场馆是1:2个亿的投资。因此,大家能看到,服务业创造就业的效率跟基础设施、大工业项目就是不一样。
为改变经济模式,民有化改革是必需
综上所述,为了长久持续的增长,必须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具体讲,就必须从事下面两方面改革。第一当然是民主宪政方面的改革,这是最直接约束征税权、约束政府管制权的无限扩张并对财政预算过程进行更透明监督的必要条件。
第二就是把剩下的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股权注入到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一个是全国性的国民权益基金,即把剩下的138家央企产权以及中央部委所属的国企股权,都注入其中,然后,把这个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平均分到13亿公民身上,这样才真正实现“全民所有制”,就是把原来的“全民所有制”理想中还没有到位、虚的全民“所有者”给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然后,就像现在的公众股权基金一样可以交易。另外,在31个省市分别成立各省市的国民权益基金,把各省国企资产都注入其中,每个省的国民权益基金基本上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这样一个原则,比如按6:4或是7:3这样的比例,将各省国民权益基金分到所有公民手里。最好是允许国民权益基金股份自由交易。
我知道,关于这一方案已经说了一年多,有很多不同反应。有人说,这些国民权益基金交易起来很难,有13亿人口。其实,我觉得,在操作层面上,今天的中国证券市场和基金行业已经走得很远了,到现在本来就有1.5亿左右的基金帐户。所以,既然这些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能够处理好1.5亿个基金帐户,处理13亿国民权益基金帐户,在规模、难度上应该是相差不多。
另外,很多人说,这是不是像俄罗斯、其他东欧国家那样在私有化?我要强调说“不是”,我讲的民有化改革和俄罗斯当初的私有化不一样,民有化是实现一直追求的“全民所有”理想。我并不是说把国有企业都拆分了,国有企业继续可以运作,而且也可以受到不同政府部门的管制,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产权收益、财产性收入都应该注入到这些国民权益基金,然后由13亿公民直接拥有这些基金的股权,这样把全民所有制下的所有者给具体落实,这没有违背原来的全民所有的概念,并且也能帮助实现十七大强调的增加老百姓财产性收入的理想。
最后,关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私有化改革路径的问题,以前有很多误解。对于所谓“休克疗法”改革的结果,我觉得太多学者仍然把结论停留在90年代中期和90年代末期东欧国家的状况上,没有几个人今天再去东欧国家去看看,看今天的东欧跟90年代末期的东欧有什么差别。最近跟一位东欧学者谈到渐进式改革与休克疗法的问题,他说,在东欧,这些已经不是问题,因为在那里改革已经完全结束,而且多数东欧国家的生活水平已经离西欧国家很近。比如,捷克,前南斯拉夫分出来的这些国家,前苏联分出来的很多国家、波兰等等,这些国家的人,不管是决策层还是老百姓,都已经把改革画上了句号,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相比之下,接下来在中国的改革该怎么走,这还是一个问号,还是继续进行时。所以,说“东欧国家的改革是一种失败,中国渐进式改革是一种成功”,这句话在逻辑上还不成立,因为一个已经完成,而另一个还在进行,中国下一步怎么走?我希望提一下这点,大家可以自己去观察、收集数据做一些判断。
[2009年5月23日]
第三篇:学习中共中央党校张希贤教授专题辅导录音整理材料
学习中共中央党校张希贤教授专题辅导录音整理材料
心得体会
通过学习中共中央党校张希贤教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新形势与党建的新任务”专题辅导录音整理材料,让我领会了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精神。这次十七大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党和国家将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主义建设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同时强调,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党建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
有为才有位,如果党组织光会喊口号而不做实事或者做不好实事,便失去了地位;相反,如果实实在在做了事,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和改善生活条件,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如: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问题,人民群众便会由衷地给予拥护和信任,便拥有了地位。企业党建工作也是一样,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才能取得成效,紧紧围绕企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来开展工作,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服务,积极开展各种岗位技能培训,提升党员和员工的业务能力,为员工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企业党组织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建工作也能得到行政领导班子的有力支持,得到广大职工群众的拥护,党政同心协力,各项工作定能齐头并进。
柳工不断发展壮大,对员工的业务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柳工的一名员工党员,我认为只有不断提升,有所作为,在企业才会有自己的位置。首先,加强学习,提高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认真学习政治、经济、文化等知识外,还应学习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同时注重在实践中提高能力,工作中遇到问题都会向工程师和经验丰富的老师傅请教学习,做到在学习中工作,在工作中学习,做学习型党员。
其次,爱岗敬业,勤恳工作,把十七大精神贯彻落实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中,落实到干好本职工作上。对于企业来说,我们每一位员工就像一台机器上螺丝钉,螺丝钉虽小,作用却不可低估。凡事就怕“认真”二字,平时的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从细节做起,把本职工作做完善,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作,我们柳工的每一名员工都做好本职工作,相信我们柳工明天会更好。
最后,以创先争优为契机,在学习工作中争先进、争第一。在以后工作上力争工作本领、工作水平、工作质量比别人更高一筹,工作作风比别人更加扎实一些。能立足本职岗位,从自我做起,以高度的责任感和饱满的工作热情,自觉接受教育,经受锻炼,出色完成本职工作,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柳工的各项任务的实现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YQ 2011年1月20日
第四篇:陈湘君教授治疗风湿总结
陈湘君教授扶正为主治疗风湿病的经验总结
指导老师简介
陈湘君,1962年毕业于上海中医学院(现为上海中医药大学)医疗系。现为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临床医学院中医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常务委员、上海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中医药学会老年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中医风湿病特色专科主任等职。1995年被评为首批“上海市名中医”,2002年入选第三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2004年入选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上海专家指导组成员。
陈教授从事中医临床、教学及科研40余年,学术上主张在全面掌握中医经典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临床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中西医方法相结合的双重诊治。擅治各种内科疑难杂病,尤对中西医结合治疗风湿病有独到心得。自1982 年来开展“中医药治疗风湿病” 的系列研究,强调扶正法在中医治疗风湿病中的运用,先后荣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三等奖3项,上海市卫生局中医药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同时因中医教学方面成绩突出,曾获上海市优秀育才奖、上海中医药大学 “师德标兵” 及 “我心中的好老师金奖” 等荣誉。多次主编国家级及省市级《中医内科学》 教材和辅助教材,还主编、参编了 《进补与养生》、《中国中医秘方大全》、《中医病证诊疗常规》和《历代名医医案精选》 等近20本学术专著,发表论文50余篇,多次赴国内外学术交流并作大会发言。
继承人: 顾军花(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类风湿性关节炎(RA)
一、基本病机 早期脾气亏虚,风寒湿热外袭;晚期肝肾不足,痰瘀交阻。中医学虽无针对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准确病名,但根据其临床表现为反复多关节肿痛伴肌痛、关节畸形等,一般将之归属于 “痹证”、“历节风”等范畴。历代医家对痹证论述非常详尽,外因多归于风寒湿三邪为患,内因则责之气血不足与痰瘀阻络为主,并由此提出了祛风、散寒、化湿、化痰、活血等多种治疗原则。
导师在40余年的风湿病临床诊治中发现,由于患者的体质及感邪的性质都有寒热偏胜,所以在临床上RA往往有多种不同的证型,如寒湿阻络型、湿热阻络型、痰瘀交阻型、气虚湿热型和肝肾亏虚型等,但就活动期RA患者而言,所感之邪大多为两种复合邪,即风寒湿邪与风湿热邪。而其之所以感受外邪,往往首先责之于患者本身存在正气不足。其发病往往是因禀赋不足,正气虚弱,加之劳累过度或气候转变而引发,因此正气虚弱是发生本病的根本,在正气不足的基础上,致使机体卫外不固,腠理不密,使风、寒、湿、热之邪乘虚侵袭,注于经络,留于关节,使气血痹阻,引发本病。其本虚往往牵涉两个方面: 一是腠理不固,卫气亏虚,造成患者邪来之时无力御邪于外,邪入机体之后又无力祛邪外出,从而反复感邪。另一方面则是肝脾肾不足,肝主筋,脾主肌肉四肢,肾主骨,RA多表现为筋骨肌肉的酸痛、肿僵、麻木,正乃邪袭其虚处所致;且脾为后天之本,脾虚则气血生化乏源,肝肾虚则筋脉骨节失养,而表现为RA后期之肌肉消瘦、屈伸乏力之象;脾虚又能生内湿,湿邪困阻筋脉骨节乃见RA之关节肿僵痛之象;病久则湿滞为痰,血阻为瘀,痰瘀交阻于关节局部,损筋害骨则见关节漫肿不消,皮色紫暗,关节畸形,或伴关节周围痰核丛生,低热缠绵。
因此,导师认为临床活动期RA主要表现为两种证型,即气虚寒湿型与气虚湿热型,而缓解期 RA患者则又兼肝肾不足与痰瘀阻络等表现。在临床上,气虚寒湿型常表现为畏寒怕冷、关节肿胀僵硬或重着不举、疼痛持续不解、舌淡苔白腻、脉沉迟滑等寒湿阻络之象;而气虚湿热型常表现为低热缠绵、关节红肿灼热、重着疼痛、舌红苔腻、脉弦滑数等湿热蕴结之象。两型患者可同时伴随神疲乏力、面色少华、反复易感、自汗、关节酸楚乏力、屈伸不利等气虚络阻的表现。而缓解期患者往往又伴腰膝酸软、眩晕耳鸣等肝肾不足或关节畸形、皮色紫暗瘀肿或伴小结节等痰瘀凝结之象。就其病理性质而言,RA是一个全身属虚(气血亏虚、肝肾不足)、局部属实(寒湿、湿热、痰瘀)的疾病,同时又是一个正虚为本、邪实为标的疾病。
二、治疗大法
扶正为主,内外合治。
1.活动期RA
扶正首重益气温阳,同时主张内外合治。如前所述,活动期RA病人大多是在气虚基础上外感风、寒、湿、热等复合邪而染疾,故气虚为导师首先调治之本。而气虚之人,感受寒湿为主或病人为阳虚湿盛体质,则病多寒化,由气及阳,或湿邪为患日久,耗伤脾阳,均可导致阳气并虚。所以益气温阳为导师首先选用于活动期RA的治法。治疗时导师多以乌头汤、防己黄芪汤等为基本方,选药多重用黄芪、太子参、生甘草、山药、白术、薏苡仁、制川乌、白芍、桂枝、骨碎补、巴戟天、补骨脂等。因为RA以周围关节病变为主,特别是以手足小关节多见,导师在内服之外,更喜配合外洗外熏。应用熏洗法治疗RA具有两大优点,一是可使药力直达病所,产生迅速有效的治疗作用;二是因RA病人长期内服的中西药物,几乎都是败胃之品,久服易伤胃气,妨碍进一步治疗,若用熏洗法治疗,可减少内服药物的用量,甚至不用内服药物,从而顾护胃气。所谓 “保得一份胃气,便增加一份生机”。导师常用的温阳散寒外洗方为生川乌、生草乌、生南星、红花、细辛、冰片、枯矾等。一般与内服方配合运用,每次10~15分钟,1日2~3次,1 ~2周为1个疗程。
另有一型活动期RA,由于患者素体阳盛或感受湿热为主,则病多热化,证以气虚湿热为主,日久可见湿热耗伤阴津而成气阴两虚之证。此时则需益气清络,兼顾养阴为主。治疗时导师多以桂枝芍药知母汤合三妙丸加减,药选生黄芪、生白术、生薏苡仁、防风、防己、土茯苓、知母、黄柏、忍冬藤、泽兰、泽泻等。外用方则以清热利湿为主,方用透骨草、枯矾、冰片、生南星、生半夏等,用法同前。
2.缓解期RA
重视补益肝肾,顽症加以虫类通络。缓解期RA往往关节僵硬而疼痛轻微或酸痛麻木,一般无肿胀或肿而不热,同时往往伴见关节畸形,或伴关节周围痰核(风湿结节),神疲乏力,面色欠华,肌肤消瘦,关节屈伸不利等。其辨证多属肝肾不足、痰瘀交阻。而一旦卫外不足,重感外邪,则也可并见关节肿痛灼热、发热不退等活动期表现,此时往往需内补外攻,标本兼顾。因此,扶正法在缓解期RA的治疗中尤其重要,而此时的扶正则以补肝肾、补气血为主,同时视标证之缓急,而决定是否先治标或标本兼治。先治标者,则视邪为寒湿为主还是湿热为主,参照前述活动期的不同分型进行辨治。
本虚为主者多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1)肝肾不足: 大多数缓解期患者以肝肾不足为主要表现,症见关节酸软无力或僵直不能屈伸,腰膝酸痛,眩晕乏力,耳鸣健忘,发落齿摇,少寐多梦等。导师多以六味地黄丸为主,加以血肉有情之品,如鳖甲、龟板、鹿角片等,以滋补肝肾、温阳通络。
(2)气血不足: 一部分兼有贫血的缓解期患者可表现为此型,症见关节麻木不利,酸痛乏力,不耐久劳,面色萎黄,自汗盗汗,心悸少寐等。导师多以独活寄生汤合当归补血汤加减。
(3)痰瘀交阻: 晚期患者因邪阻日久,气血痹阻,痰凝血瘀于关节局部,同时耗伤气血,可见正虚瘀结痰凝兼见之象,症见关节畸形僵直,不能弯曲,局部刺痛,或漫肿持续不退,皮色紫暗或见痰核,形体消瘦,肌肤甲错,渴不欲饮,大便干结等。导师多以大剂活血化痰药为治,活血药如莪术、徐长卿、落得打、苏木、扦扦活等,化痰药如制胆星、僵蚕、白芥子、露蜂房等。
导师认为,各类痹证,或因年老或体衰,或缘误诊误治或久病不愈,后期皆导致痰湿、气血凝滞,血行不畅,脉络不通,瘀血内停。轻则疼痛不移,重则关节僵硬变形。治此非草木之剂所能宣达,须借透骨搜络之虫类药,搜剔络道之瘀,方可收效。痛甚者加全蝎、蜈蚣研末吞服;舌紫暗或有瘀点瘀斑者,加䗪虫;寒湿甚者,加乌梢蛇、晚蚕沙,甚者亦可以白花蛇代之,但毒性较大,用量宜在10g以下。
此外,对病在上肢者,导师习用羌活、桂枝、桑枝、姜黄;病在下肢者则习用独活、防己、牛膝、宣木瓜等。
对于一些缓解期患者虽邪实之象不明显,但由于患者素体肝肾不足或气血阴阳虚弱,留滞筋骨关节中之余邪易于深入,转为痼疾,或邪气潜伏深处,一遇外邪,相感发病而致病情复发,因此,导师强调即使在病情的缓解期仍需坚持中医药的调治以治其本,益气养血,补益肝肾,防邪深入及逐邪外出。若服汤药不便,可用丸药或膏剂内服,如益肾蠲痹丸、补中益气丸、六味地黄丸以及在冬季服用有针对性的膏滋药等。这类药物药性稳、效持久,病人服用方便,且很少副反应,故易于实施。长期坚持治疗的病例,复发较少,关节强直、畸变的发生相对延缓,生活质量满意度明显提高。
干燥综合征(SS)
一、对病因病机的认识
SS好发于中年女性,临床表现主要有口、眼干燥,关节疼痛,原发者还可伴肺、胃、肾等内脏损害。西医学对此病的治疗以人工泪液等替代疗法为主,有内脏损害者通常予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虽然对症状改善有所帮助,但疗效不持久,且激素等免疫抑制药有较多副反应。该病的病机较为复杂,中医界至今尚无定论。导师根据多年临床经验认为其应属 “内燥” 范畴,病机主要为气阴两亏,血瘀燥毒,临床常立法益气养阴、活血解毒治疗之。口眼干燥是其表象,本质乃阴津亏虚。口、咽、眼干燥,舌面干裂少苔,唾液、泪液甚至胃液分泌减少皆是津液亏涸的表现。肺在液为涕,鼻为肺之窍,喉为肺之门户;涎出于脾而溢于胃。肺胃焦燥失润则津不上承而出现口、鼻、喉之干燥症状。同时肝主藏血,在液为泪,开窍于目。肾藏精,主骨生髓,在液为唾。肾为先天之本,五行属水,肾之阴阳为各脏腑阴阳之本。若先天禀赋不足,或素体肝肾阴虚,加之后天经产乳育之苦,以致津伤血耗而成阴虚血弱之体。而肺胃之阴伤往往也责之于肝肾阴虚。盖肾阴亏虚,肝木失于涵养,双目干涩,肝肾阴虚,肝阳上亢,反灼肺金,肺失肾阴滋润,则鼻咽干燥,或伴干咳痰黏。脾胃为后天之本,脾胃的正常生理功能依赖于先天的支持,肾阴不足,脾胃失养,无法化生水谷精微,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则津枯胃燥,而见口舌干燥、吞咽食物亦随之困难。燥盛不已,酝酿成毒,煎灼津液更益其燥,或因久服药物,积热酿毒,灼津炼液化燥,其毒系缓慢渐积而成。故该病病程较长,不能速效,又易反复发作,皆因燥毒所致。阴津亏耗,久则伤及精血,血燥成瘀,燥瘀搏结,又添缠绵,阻于经络关节,不通则痛,可见关节疼痛甚至肿胀。本病因阴虚致燥,燥盛成毒,瘀毒互结,上则皮毛失养焦枯,口眼无润而发干燥,外则关节肿痛,内而伤及内脏,而致脏腑之疾。阴虚燥热,虚实夹杂,病久难愈。
导师对本病的病机认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气阴两虚在先,肝肾阴虚在后
由于本病以目涩、齿枯、口干涸的征象为突出表现,故大多数医家根据《内经》 提出的“诸涩枯涸,皆属于燥”,将其归入 “燥证” 范畴。此外,本病亦有关节、内脏系统的损伤,故又可归属于 “燥痹”、“内脏痹” 等。导师在对干燥综合征的长期临床观察后,发现本病早期耗气伤津,多见肺胃气阴两虚,中晚期则以伤及肝肾之阴为主,致津液难复,疾病缠绵难愈。故认为本病系气阴两虚在先,肝肾阴虚在后。
2.燥证之生发转归当责之于肺脾肝肾四脏
肝开窍于目,在液为泪;脾开窍于口,在液为涎;肺开窍于鼻,在液为涕;肾为先天之本,主津液,在液为唾。肺、脾、肝、肾四脏阴亏则涕、泪、涎、唾分泌不足,津亏不能上承以濡养孔窍,则见两目干涩,口干不能咽下干食,齿枯焦黑成块脱落,皮肤干燥,舌质红绛、舌面干燥、苔少舌裂等 “阴虚水涸” 之征象。且肺、脾、肝之阴耗伤日久,可下汲肾阴,而致肺肾、脾肾、肝肾阴亏不足,导致全身燥象丛生、变化多端。故导师总结本病之燥毒的产生责之于肺脾肝肾四脏。
3.瘀血内生、痰湿互结为标
“津血同源”,“燥必入血”,津亏日久则营血被耗,流行不畅而易致瘀,瘀血阻滞气机,津液不能随气升发则燥象愈炽,燥瘀搏结,又添缠绵,阻于经络关节,不通则痛,可见关节疼痛甚则肿胀。此病患者又往往因气虚肺卫不固,风热邪气易于入侵,脾失健运,痰湿内生,津亏内燥而化热生毒,风热痰毒交杂,则易出现耳前后与颌下肿胀,以及咽喉肿痛等症,病久津液干涸而瘀血内生,败血留瘀与痰湿互结,则耳前颌下肿块难消。故在认识到气阴亏虚之本外,不可忽视瘀血痰湿之标。
导师认为本病早期多见肺脾气阴两虚之候,此时病在中上焦。若燥毒不解,继续耗津伤液,则损伤肝肾之阴,肝阴不足则目干、目涩痛加重;肾阴虚衰则咽燥腰酸乏力迭现。此时病在中下焦,以肝肾阴枯为主。因此提出宗《内经》 “燥则润之、濡之” 的原则,运用润养的方法使津液内生,以濡养干燥之孔窍、关节、皮肤、脏腑,而使燥象得除。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医家认为燥证需重用滋阴之品以缓解燥象。而导师则认为本病早期已有脾气亏虚表现,若过用或久用滋填之品,必致脾失健运、湿浊内生,津液敷布受阻而燥象愈甚,故提出以酸甘养阴生津为主,同时配合益气健脾、活血通络之法,共奏其效,使津生液承而燥证得缓。
二、扶正法治疗SS的具体运用
针对上述病机,导师认为对本病的治疗应以益气养阴、酸甘生津为基本治则,而根据患者患病阶段不同,所滋养之脏腑也各不同,具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口干鼻燥为主者以健脾益气、滋养肺胃为主
脾开窍于口,肺开窍于鼻,故口鼻干燥者多提示肺胃阴津亏少,且这部分病人多先表现为乏力、便溏、虚汗、易感等肺脾气虚的表现,然后才见口鼻干燥之象。导师认为此时主要的病机为肺脾气虚,气不布津,津液失运,不能上承所致。故治当益气为先,主补肺脾之气。所创酸甘生津2 号方由黄芪、太子参、白术、北沙参、麦冬、五味子等组成,适用于气阴两虚型患者,表现为口鼻干燥为主,眼干燥之象较轻,但多兼有乏力、气短、纳差、腹胀等肺脾气虚之象。
2.眼干齿枯为主者以滋阴生津、补益肝肾为主
肝开窍于目,齿为肾之余,肝肾阴液不足,上不能荣养齿目,下则为筋骨酸痛、腰酸膝软。这部分病人多为病情中晚期,口干可更甚于前者,且得饮而不解,同时还可伴见咽干、消瘦乏力、低热盗汗等阴虚内热之象。导师认为此时燥毒已深入下焦,下汲肝肾之阴,上灼肺胃之津,故临床表现为一派阴亏液涸之象。治疗不外补益肝肾,滋阴生津。所创酸甘生津1号方由生地、北沙参、麦冬、五味子、石斛、大白芍、乌梅、鸡血藤、丹参等组成。适用于主要以肝肾阴虚为主,除口干、眼干外,其腰膝酸软、五心烦热、失眠便干的症状较重者。
3.颐肿痰核为主者以健脾化痰、疏肝解郁为主
临床还有一部分患者以两侧腮腺肿大或多发淋巴结肿大为兼证,乃属癥瘕之证,病人同时多伴情绪怫郁、夜寐不安、困重苔腻等表现。此因津燥输布不利,滞涩凝聚,燥结为痰,痰阻脉络,结而成形,导师认为此多为肝郁脾虚所致。肝气不疏,情志失调,气机郁滞则情绪低落,夜寐不安;脾气不健,痰浊内生,则为肿为痰,瘀阻局部,乃成颐肿痰核。治当健脾化痰、疏肝解郁为治。化痰软坚多用山慈菇、象贝母、海藻、昆布等;疏肝解郁多用郁金、合欢皮、生铁落、栀子等。
此外,导师对本病患者还多喜用枫斗一味煎汤代茶常服,该药甘淡微寒,一药二用,既可生津益胃,又能清热养阴。本病之燥,由来已久,非重剂填补所能起效,应以甘凉平润药物久服长用为主,且须防滋腻之品以碍脾运。若燥从寒化,耗伤阳气或病久阴损及阳,除内燥证候外,多伴倦怠乏力,肢端欠温,胃纳差,或有便溏,舌质多淡胖、边有齿痕,苔薄腻等。在滋阴同时选加黄芪、白术、茯苓、党参、太子参等药味甘平者,健脾益气助运,盖阳能化阴,气行则津行,阴充则燥解。若伴关节僵痛明显者,多以蠲痹除燥,蠲痹之品,应择辛而不烈、温而不热者,如秦艽、防风、威灵仙、木瓜、鹿衔草等,以防苦燥伤阴,配伍养阴药,柔肝利筋通络。
除上述病因外,尚有因湿热致病者,虽是少数,其病因证治与前述大相径庭,故单独列出。此系湿热阻遏中焦,气机不畅,津不上承所致。临床除口眼干燥外,多伴口臭,口苦,口中黏腻不适,苔多厚腻、色白或黄。治以理气化湿、清热除燥。化湿与除燥并不矛盾,湿热祛除,中焦气机通利,水谷精微得以化生津液,输布全身,清窍得润,燥证可除。多选苍术、川朴、藿香、佩兰、陈皮、薏苡仁、砂仁、郁金等芳香化浊、祛湿通络,切不可乱投燥烈之品重创阴津。
皮肌炎/多发性肌炎(DM/PM)
一、强调辨证,治分急缓
导师认为,本病一病多证,变化多端,需认真辨证,详析病机方能求得正治。根据临床所见,本病的发生,内责于脾胃虚弱,外由风寒湿热之邪入侵,而膏粱肥美、饮食不节所伤为不内外因。盖脾胃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若脾胃虚弱,则气血生化无源,不能充养肌肉、四肢,故见肌肉消瘦、痿软无力,以致上不能抬臂举重,下不能抬腿行走,甚至于吞咽、呼吸也感困难。且脾气亏虚,不能健运水湿,湿浊内生,湿性黏滞,留而不去,气血运行不畅,则肌肉困重,酸痛无力;又无力御邪,风寒湿热易于入侵,与内湿相合,日久化热成毒,血滞为瘀,湿毒瘀相搏,充斥肌肤,气血运行受阻,故肌肉肿痛无力,或持续高热,或口渴心烦,或身重乏力,进而伤筋耗血,筋脉肌腠失荣,遂出现肌肉萎缩、肢体不仁不用;营阴不足,心肾受损,或肺热逆传心包,则心悸、气短、喘急、水肿,诸症丛生。正气亏虚,无力祛邪外出,疾病缠绵难愈,致病程漫长,易于反复发作。
导师认为,本病应以脾气虚弱为本,温热湿毒为标,是一本虚标实、虚实夹杂的疾病。1995年导师发起了上海市近10年的DM/PM患者临床分型调查。调查显示,该病分为急性期与缓解期两个阶段,DM急性期以热毒炽盛型为主,缓解期以脾虚为主,同时夹有不同兼证,如血瘀、湿困、肝旺、肝肾阴虚等。而PM急性期多以寒湿入络为主,但肺热炽盛型发病比例要较DM高,同时在PM 缓解期病人中脾虚表现也更为突出。此外,本病伴发肿瘤的患者多兼有瘀血内阻的表现。通过上述调查,更确立了本病之标与湿毒、气虚、血瘀密切相关,而病变脏腑则应责之于肺、脾、肾为主。由此得出本病的治疗原则,急性发作期以清热解毒化湿为主,兼顾健脾益气;缓解期,则以益气健脾为主,兼以化湿活血。正所谓 “标盛之时解毒为先,本虚之时以益气为主”,使正气充足于内,更兼清热解毒、化湿祛瘀之药力,则邪来犯时有可挡之兵,邪未盛时可御邪于外,不使之进一步入里化热,实为标本兼顾之良法。
二、急性期治在心肺
DM/PM急性期的突出表现往往是一身肌肤尽痛或肌肉极度无力甚则全身软瘫,DM还可见大片紫红色皮疹,严重者可迅速出现呛咳声嘶、胸闷气急、心悸水肿等累及心肺的表现。也有病情相对较轻,而以突发的肌肤酸痛无力起病者。盖肺主皮毛,行宣肃之功,湿热毒邪内侵肺卫,肺失宣肃通调之能,则肌肤红肿灼痛,呛咳声嘶;肺朝百脉,主治节,若邪郁不解,逆传心包或内陷心营,则可迅速瘫痿无力,胸闷心悸。而脾虚之人,外受寒湿,客于肌肤,阳气被遏,则多见酸痛无力之象。故对急性期DM/PM,导师辨证多归于以下几型:
1.热毒炽盛型
多在烈日曝晒或接触化学物质后数日内出现眼睑、面颊、前胸、耳前后水肿样紫红斑,四肢和躯干也可见成片斑疹出现,其色鲜红,或有烧灼感,或有痒、痛,手指关节处可见红色丘疹伴有脱屑,四肢近端肌肉酸痛无力,甚则剧痛不可触按,严重者吞咽受阻,举头乏力,时有呛咳,声音嘶哑,全身软瘫,同时伴见面红目赤,身热不退,时觉心烦,口渴喜冷饮,便结溲赤,舌质红绛或紫暗,苔黄燥而干,脉弦数或洪数。此型主要在DM中存在,治当清肺解毒、凉血通络。方用犀角地黄汤合黄连解毒汤加减。基本方: 生地、水牛角、黄芩、黄连、黄柏、牡丹皮、赤芍、桑叶、防风、金银花等。
2.内陷心营型
发病之初,即见高热,咳嗽,痰黄稠或干咳无痰,胸闷气急,声音嘶哑,吞咽困难,时有呛咳,不久出现四肢无力,甚则迅速瘫软,心悸怔忡,皮疹色鲜而肿或发而复隐,遍布全身。时伴气喘息粗,渴喜冷饮,烦躁不安,大便干结,小溲短赤。严重者神昏不醒或伴呕血黑便,或见尿少尿闭,舌质红绛而干,苔黄腻或光绛,脉滑数或结代无力。若抢救不及,往往迅速出现阴阳离决之危象。此型主要见于DM/PM以心肺受累为兼证的患者。治当清肺解毒,清心凉营。方拟清瘟败毒饮合清营汤加减。药用: 生石膏、水牛角、生地、草河车、白花蛇舌草、青蒿等。
3.寒湿入络型
平素怕冷畏寒,神疲乏力,面色苍白,大便清稀,四肢末端遇冷之后则见发白或发紫之象,移时缓解。外感风寒或久坐湿地后,则突发四肢抬举无力伴酸痛重着,遇冷痛剧,关节周围可见紫红色斑疹伴脱屑,面部、四肢及眼睑也可见暗红色肿胀斑疹。伴见身热不扬,四肢乏力,周身酸楚,关节窜痛或兼肿胀,吞咽不利,舌淡苔薄白腻,脉浮紧。PM患者多以此型起病,而DM中相对较少。治当散寒化湿,温阳通络。方拟防己黄芪汤合乌头汤加减。药用: 生黄芪、防风、防己、羌活、独活、制川乌、白术、红花、川芎等。
三、慢性期治在脾肾
DM/PM至慢性期可见乏力肌痛或反复发作的皮疹或色素沉着,也可表现为迁延难愈的干咳、心悸胸闷等内脏受累症状。盖脾为后天之本,主气血生化,湿热毒邪内侵日久,必耗气伤阴,初则为脾气亏虚,或兼湿郁;久则由气及血,由脾及肾,累及阳气,可见脾肾阳虚之证;另有脾虚而肝郁,耗气伤阴,由肝阴不足而下汲肾阴以成肝肾阴虚之候。因此,对DM/PM慢性期导师多强调标本兼顾,主张从脾、肝、肾治其本,祛湿化瘀理气治其标,具体可分六型论治:
1.脾气亏虚型
全身皮疹消退,或仅余淡淡红斑,眼睑虚浮,四肢肌肉近端微感乏力,肌肉酸痛不明显,胃纳不佳,食少腹胀,面色不华,神疲乏力,少气懒言,虚汗频频,动则尤甚,时有头晕、目眩,或有心悸时作,大便偏溏,舌质淡边有齿印,脉细软无力。大多数恢复期病人属此型,在PM中更为多见。治宜益气健脾为主,佐以利湿。方拟补中益气汤合黄芪防己汤加减。药用: 党参、生黄芪、生白术、茯苓、生熟薏苡仁、生升麻、陈皮、川芎、炙甘草等。
2.肝肾阴虚型
面部、四肢、躯干遗有红斑色暗或色素沉着,四肢肌肉酸痛隐隐,近端肌肉萎缩,时感乏力,行滞语迟,腰酸腿软,举动软弱,甚或吞咽不利,足不任地,形体偏瘦,面色潮红,皮肤干涩少泽,时有五心烦热,头晕目糊,面部烘热,口干咽燥,耳鸣健忘,失眠多梦,时时盗汗,经乱经少,舌红少苔或中剥有裂纹,脉细数。此型多见于DM/PM稳定期。治当滋补肝肾,养阴和营。方拟六味地黄丸合大补阴丸加减。药用: 生地、熟地、牡丹皮、丹参、知母、黄柏、生黄芪、山茱萸、菟丝子、山药、玄参、龟板等。
3.脾肾阳虚型
局部红斑色淡或已消退,眼睑虚浮,四肢肌肉酸痛、重着,甚则肿痛不消,或肌肉萎缩,精神不振,神疲欲睡,面色㿠白,形寒肢冷,腰酸膝软,时有心悸、喘咳,下肢浮肿,甚则全身浮肿,胸闷气短,动则汗出,唇甲青紫,四肢末端时有发冷发白之象,遇寒尤甚,大便一日数次,常有完谷不化,小便清长,夜尿增多,经少或淋沥不尽,舌质淡紫,舌形胖大,边有齿痕,苔薄白或白腻,脉沉细弱。此型多见于DM缓解期病人。治当温肾健脾,通阳利水。方拟金匮肾气丸加减。药用: 熟附片、生黄芪、仙灵脾、巴戟肉、仙茅、牡丹皮、熟地、山药、茯苓。
4.气虚血瘀型
局部红斑色淡不显或呈暗紫色,四肢肌肉以刺痛麻木为主,按之加剧,固着不移,伴双下肢废痿,行走不便,双手遇冷或情绪激动时则见发冷、发白、发紫,不久缓解,面色不华,胸胁脘腹常有癥瘕积聚伴疼痛,胁下可触及痞块,时有气短乏力,心悸,食少便溏,胃纳不佳,妇女可见痛经、血块、经色紫暗,舌质淡而有瘀斑或舌色紫暗,边多齿印,脉弦数。此型也多见于DM缓解期病人。治拟益气活血为主。方拟补阳还五汤加味。药用: 生黄芪、当归、赤芍、白芍、红花、川芎、虎杖、莪术等。
5.肝旺脾虚型
面部、眼睑、四肢仍时有红斑丘疹发出,色暗红,四肢近端肌肉时痛,情绪急躁时明显,四肢近端肌肉轻度萎缩,面色潮红或萎黄,时有胸闷腹胀,喜叹气,常感乏力,心烦易怒,怕热,动则汗出,口干口苦,胃纳不佳,时有头痛、目赤、耳鸣、吞酸,大便时干时溏,一日多次,舌淡苔薄白腻,脉弦缓或细弦。治当清肝柔肝,益气健脾。方拟清肝饮合二至丸加减。药用: 白芍、旱莲草、女贞子、生黄芪、生甘草、知母、黄柏、白术等。
6.脾虚湿困型 局部红斑消退或色淡不显,四肢近端肌肉酸痛重着,甚则肿胀不消,关节酸痛,屈伸不利,四肢抬举、行走乏力,身体局部常有溃疡滋水,身体困重,面色㿠白,神疲欲寐,少气懒言,声低语怯,头重头痛,时有自汗,食少脘闷,渴不欲饮,大便溏烂不爽,小便短少,舌淡边有齿印,苔白腻,脉细滑弱。治当健脾益气,化湿通络。方拟防己黄芪汤加味。药用: 生黄芪、白术、白芍、防己、猪苓、茯苓、生薏苡仁、白扁豆、姜半夏等。
四、适当外治,兼调饮食
针对患者急性期的皮疹和肌肉酸痛重着,导师多主张内治之外,辅以外治。故常取古人养颜玉容膏之意,以芙蓉叶、野菊花、玉竹等煎汤代水,日洗面部红斑1 ~2次,以清热消疹,退斑养颜。对肌肉肿胀疼痛较甚者,若辨属寒湿入络,则用川草乌、生南星、红花、细辛、枯矾、冰片等外洗以温经散寒,活血通络;若辨属湿热蕴毒者,则用金银花、冬瓜皮、泽泻、泽兰、知母、黄柏、土茯苓等外洗以清热泻火,利水消肿。
对DM患者中红斑时发者则应时时关照病人注意饮食忌口,一方面忌食光敏食物,如芹菜、菌菇类等;一方面要少食炙煿油炸食品,忌食海鲜发物。而对PM患者则饮食可适当开放,并鼓励病人多食健脾补肾的食品,如山药、薏苡仁、淡菜、蛇肉等,以帮助病情恢复。
第五篇:厦大陈兰芬教授课题组成果再登《Nature immunology》封面
厦大陈兰芬教授课题组成果再登《Nature immunology》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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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 BioArt。
自身免疫性疾病是一类机体对自身抗原发生免疫反应而导致自身多器官、组织受累的慢性炎症性疾病。目前大量研究表明机体内促炎症的TH17细胞和抑制炎症Treg细胞在类群数量和活化状态的失衡是造成自身免疫疾病的主要致病因素。尽管目前关于Hippo信号通路在对免疫缺陷和自身免疫有一些相关报道,然而对于Hippo信号通路在调控T细胞分化过程中的作用机理方面尚缺乏深入地研究。
5月15日,细胞信号网络协同创新中心、细胞应激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陈兰芬教授和周大旺教授研究团队在Nature immunology杂志上以封面论文(Cover story)形式发表题为“The transcriptional coactivator TAZ regulates reciprocal differentiation of TH17 cells and Treg cells”的研究论文,该研究揭示了Hippo 信号通路转录共激活因子TAZ在决定CD4+初始T细胞分化为促进炎症的TH17效应细胞和抑制免疫反应的Treg调节性细胞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拓展了当前对于Hippo信号通路的相关研究内容。
此外,该工作还被Nature Reviews Rheumatology杂志作亮点评论,BioArt也有幸邀请到了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李斌老师撰写了相关评论。据悉,这是周大旺教授和陈兰芬教授团队回国后在Nature immunology杂志上发表的第二篇封面论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周该团队还在Cancer Cell杂志上发表重要文章揭示了肝癌形成的重要机制。1论文解读
自身免疫性疾病是一类机体对自身抗原发生免疫反应而导致自身多器官、组织受累的慢性炎症性疾病,如克罗恩肠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和干燥综合征等。目前大量研究表明机体内促炎症的TH17细胞和抑制炎症Treg细胞在类群数量和活化状态的失衡是造成自身免疫疾病的主要致病因素(下图)。图片引自:Bonnevier, J., Guerra, A., & Goetz, C.(2013).Identification of novel cell surface markers on mouse and human TH17 cells(P6354).The Journal of Immunology, 190(1 Supplement), 199-3.陈兰芬教授和周大旺教授团队的前期研究发现小鼠中Hippo信号通路中激酶Mst1/2缺失导致免疫缺陷,机体易受病原体感染并伴随着严重自身免疫疾病。随后,法国与德国研究人员发现一种人类家族遗传性的免疫缺陷及自身免疫病综合征是由于Mst1(STK4)基因功能缺失突变造成的(Abdollahpour et al., Blood,2012;Nehme et al., Blood,2012);2014年复旦大学陶无凡教授课题组也报道了Mst1/2缺失导致免疫缺陷(Du et al., The Journal of Immunology,2014)。2015年,陈兰芬教授和周大旺教授研究团队发现Mst1/2缺失导致吞噬细胞的线粒体无法募集到吞噬体周边导致损伤性ROS产生缺陷,从而导致机体病原体杀伤能力下降的重要机理(下图)(Geng et al., Nature immunology,2015,封面文章)。在这项研究中,该团队应用CyTOF2质谱流式细胞仪,针对Hippo信号通路关键成员在T细胞特异性敲除小鼠,利用KLH模型分析发现,与野生型小鼠相比Mst1/2敲除后TH17细胞亚群数量显著上升与之相对应的Treg细胞亚群大量减少;而当被Mst1/2抑制的下游效应分子TAZ敲除后,这两类亚群细胞数量呈现相反的变化。进一步研究发现CD4+初始T细胞分化为促进炎症的TH17效应细胞过程中TAZ表达显著上调,更重要的是通过分析类风湿性关节炎和干燥综合征病人的外周血记忆性T细胞后发现,TAZ与TH17细胞的核心转录因子RORgt的表达呈正相关。这说明TAZ的大量表达对于促进TH17细胞的分化及其介导的炎症性疾病的发生十分重要。针对TAZ在TH17细胞培养分化条件下被诱导表达的现象,他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诱导TH17细胞分化的两大信号IL-6和TGF-β下游的转录因子Smad3和STAT3协同促进TAZ基因的转录和表达。利用超高分辨率显微镜GE OMX V4观察和生化手段验证后发现,多聚化的TAZ能够同时与TH17细胞的核心转录因子RORgt和Treg细胞关键转录因子Foxp3形成复合物(下图),TAZ能够促进RORgt转录活性但抑制Foxp3的功能,从而促进TH17细胞的分化和减弱Treg细胞的产生。颇为有趣的是,他们发现初始T细胞分化为Treg细胞时,Hippo信号通路下游主要转录因子TEAD1的表达量明显上升,并且与RORgt、Foxp3或TEAD1相比TAZ与TEAD1具有更高的亲和力,从而阻断了TAZ与RORgt或Foxp3的相互作用,继而增强了初始T细胞分化为Treg细胞的能力。同时通过小鼠模型和细胞体外分化发现,当缺失TAZ或过表达TEAD1后,可以大幅提高初始T细胞分化为Treg细胞的能力,然而在初始T细胞中过表达TAZ,特别是突变与TEAD1作用位点的TAZ突变体后,能显著增强其分化为TH17细胞的能力。TAZ调控TH17细胞和Treg细胞分化的机理示意图
本项研究阐明了TAZ在调节CD4+初始T细胞分化为TH17细胞和Treg细胞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调控作用和重要机理。该项研究对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机理提供理论依据,也为早期诊断和治疗慢性炎症性疾病提供可能的分子标志物和治疗靶标。
据悉,本篇论文的主要工作由博士后耿晶、博士生余淑娟、赵昊和孙秀峰等学生共同承担,并与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浙江大学、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等单位合作完成,通讯作者为陈兰芬教授和周大旺教授。该研究工作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项目、青年千人计划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基金的资助。2专家点评
李斌(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国家“杰青”)Comments:FOXP3阳性调节性T细胞(FOXP3+ Treg)与RORgt 阳性炎性效应性T细胞(RORgt+ Th17)分化发育与功能平衡对维持机体免疫稳态,控制机体炎性反应至关重要,其分子机制涉及到决定Treg免疫抑制功能的关键性转录因子FOXP3与决定Th17促炎性因子分泌功能的关键转录因子RORgt的相互作用和调节。陈兰芬老师与周大旺老师的该项新研究发现了调节FOXP3与RORgt功能平衡的一个关键性转录共激活因子TAZ。其在Treg/Th17平衡中的作用,通俗来说,类似于蜀国(TAZ)的联吴(RORgt)抗曹(FOXP3)。TAZ在Treg/Th17平衡中的功能有可能独立于其先前已知的在Hippo信号通路中的经典功能。深入研究其上游调节信号通路,可能会对有关Hippo信号通路研究领域的拓展很有启发意义。另一方面,在某些组织特异性Treg细胞,如肠道中还发现FOXP3+RORgt +双阳性的诱导型Treg, 在这些细胞中FOXP3与RORgt功能还有相互协调作用。深入研究TAZ在不同组织特异性Treg及Th17细胞分化及功能的差异性,也会有重要的生理意义。3陈兰芬教授简介陈兰芬,博士,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1993-2000年厦门大学本科和硕士、2001-2006年爱因斯坦医学院博士、2007-2012年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2013年获得国家'青年千人计划'资助、2015年获得国家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项目“资助、特聘为福建省“闽江学者”教授。长期从事炎症和免疫疾病发生,以及肿瘤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和功能研究,近五年以通讯作者在Cancer Cell、Nat Immunol、Nat Commun、Cell Rep等期刊上发表多篇研究论文。End 参考资料:1)Abdollahpour, H., Appaswamy, G., Kotlarz, D., Diestelhorst, J., Beier, R., Sch?ffer, A.A.,...& Engelhardt, K.R.(2012).The phenotype of human STK4 deficiency.Blood, 119(15), 3450-3457.2)Nehme, N.T.et al.MST1 mutations in autosomal recessive primary immunodeficiency characterized by defective naive T-cell survival.Blood 119, 3458–3468(2012)3)Du, X., Shi, H., Li, J., Dong, Y., Liang, J., Ye, J.,...& Xu, T.(2014).Mst1/Mst2 regulate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 of regulatory T cells through modulation of Foxo1/Foxo3 stability in autoimmune disease.The Journal of Immunology, 192(4), 1525-1535.4)Geng J, Sun X, Wang P, Zhang S, Wang X, Wu H, Hong L, Xie C, Li X, Zhao H, Liu Q, Jiang M, Chen Q, Zhang J, Li Y, Song S, Wang HR, Zhou R, Johnson RL, Chien KY, Lin SC, Han J, Avruch J, Chen L*, Zhou D*.Kinases Mst1 and Mst2 positively regulate phagocytic induction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and bactericidal activity.Nature Immunol.2015.(Cover 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