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曾国藩

第一篇：我眼中的曾国藩

我眼中的曾国藩

曾国藩，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汉族，出生于湖南。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他的头顶着是如此之多的光环，以至于被许多人认为是，前无古人，后有来者也不多。一个人集军事、政治、思想文化与一体，位极人臣，有副对联说得好：“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就是对曾国藩的真实写照。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河；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甚至在毛泽东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对曾氏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如此有分量的人物对曾国藩都作出的高度赞扬，不得不让人不被曾国藩的魅力所折服。曾国藩作为一个人生的成功者，在他身上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一、立坚卓之志。但凡成功者无不有大志者。曾国藩是个一生都在立志的人，不仅立大志，而且每个阶段都会有每个阶段的志向。曾

国藩开始走向科举之路的时候，就立下了无数个志向，包括他后来点为翰林、平定了太平天国，直至做到两江总督，甚至直隶总督，不同阶段他都有自己的志向。他曾给自己写过一个对子:“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只问耕耘。”这个对子，强调的是自己的一个人生目标，他要朝着这个目标去做，所以曾国藩自己也说:“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也就是说，无论帝王将相，无论圣贤豪杰，各自都有各自的一种志向，只要你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就好了，莫问收获，只问耕耘。

二、勤奋好学、深思求新。曾国藩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尤其在京参加朝考进入庶常馆学习后，“日以读书为业”，勤于求教，不耻下问，在很多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如在理政方面，他提出“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主张严惩贪官污吏；在治军方面，他提出“选将之道，诚为至要”、积极购买洋枪洋炮洋船，兴办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组建长江水师，用先进的装备武装军队；在文化方面，他推崇程朱理学，学术造诣颇深；在发展经济方面，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要以重农为第一要务”。

三、克服懒惰。很多人实现不了自己的志向，其中最大的敌人就是懒惰。曾国藩是努力的，是上进的，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难免会有惰性。他在日记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在一个月中有十三天他未能早起，于是他谴责自己，谴责自己是禽兽，是懒鬼，并把自己睡

懒觉、不愿意起床那一刻的想法写在日记上。他说我以为别人不知道，我睡懒觉就睡懒觉，可清醒之后便想:难道仆人不是人吗？难道仆人就见不到我睡懒觉吗？既然天知、地知、别人也知，那我为何还这么虚伪呢？他就是这样不断地鞭策自已。睡懒觉，也是我的立志之敌。习惯一旦养成便难以除去，尤其是懒惰这一坏习惯。

四、自我警醒。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魔鬼，只有我们时时刻刻警惕着才不会被魔鬼所控制。但是或多或少我们都是有受到了影响，结果大多数的人就是很平凡的过完自己的一辈子。曾国藩认为，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自我警醒一直伴随着曾国藩的一生作为一个时代非常优秀的人，他也有自己人性的一面，当被太平军打败之后，曾先后两次跳江自杀。当他失败的时候，他受到当朝人的嘲笑，他的自尊也受到很大的伤害，他后来的成功都是在其前面失败的基础上不断的反省累积起来的。最主要的就是，他每天都有记录一天的日程的习惯，这个习惯帮助他不断的改正自己，不断的完善自己。

五、意志坚强、临危不惧。曾国藩进京参加会试，两度名落孙山，但他并未气馁，而是愈加努力，第三次终于一试及第。他从29岁 起开始记日记，持之以恒，直到在直隶总督位上去世的前一天。作为一介书生，他本不具备武将的优势，但却凭着顽强的意志，以“屡败屡战”的不屈精神，统领湘军，以少胜多，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在兵败岳州、九江受挫、祁门被困等多次战役中，兵将士气不振，几乎是身陷绝地，但他从容不迫、视死

如归，终于稳定了军心，鼓舞了斗志，转危为安。

六、心胸开阔。左宗棠作为曾国藩的门生，因两人政见不和，多年不通问讯，外人传闻他们之间有矛盾，但当李鸿章问曾国藩“谁是当今第一人？”时，曾国藩却说左宗棠雄才大略、为人耿直、清正廉洁，第一人非他莫属。李鸿章大惑不解，曾国藩称左宗棠“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人之间争的是国家大事，不是个人私情。后左宗棠得知此事后，甚感惭愧。曾国藩在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期间，曾与归其节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因厘金分配问题发生争执，虽然主要责任不在自己，事后曾国藩还是主动反省自己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失误。正因为他襟怀坦荡，易于合作共事，才成就了一番事业。

七、严格要求自己。曾国藩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家人，要求都非常严格。30岁时，他做了一件青缎马褂，只有遇庆贺及新年时才穿一次，30年后，衣犹如新；在南京总督府任内，他要求夫人和儿媳们，每晚要纺纱织布，下厨做饭；他的诸位弟弟同在军中，在承担职责方面，他总是督促他们身先士卒，论功行赏时则让他们排在后面，并嘱咐他们：“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当他得知叔叔打着自己的旗号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劝阻家人，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也不可与他人“构衅争讼”，以免让地方官难堪或鄙视；他的儿子在其谆谆教诲下，也都非常出色，其中长子曾纪泽靠自学精通英语及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外交家。

时势造英雄，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曾国藩自身具备这些常

人没有的优点，才使他在那个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成为一代英雄。

第二篇：曾国藩评价(我眼中的曾国藩)

我眼中的曾国藩

历史似一幕绚烂的烟火，稍纵即逝，却始终萦绕在我们心中，像是音乐，或婉转，或悲戚；像是影像，或宏伟，或俾小。它慢慢汇聚成一条大河，看不见，却流淌在每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骨髓里，于是，我们有了同一种语言，用一种经历，同一种信仰。

历史的过程看似宏伟，却也是由一个个故事组成的，而故事的中心永远是人。今天本文的中心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曾国藩。

说起对曾国藩评价，正如辛亥革命中的怪杰章炳麟对所说，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处咎清 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 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汉奸、卖国贼、杀人不眨眼换刽子手等等，予以全面否定。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曾国藩的研究逐步深入，对他的评价也相对客观。随着有关曾国藩的小说和传奇故事的出版，越来越多的人对其产生兴趣，他们希望能透过作家描述的人物形象更多的了解曾国藩的学识、见解和主张，更直接、更清晰、更深入地窥见他的内心世界。历史是各种复杂因素的有机组合体，历史从物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应该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与环境，从多个角度对曾国藩进行评价。

曾国藩与金田起义

时势造英雄，汉末出了个奸雄曹操，清末出了个忠臣曾国藩。太平天国起义是清朝由胜及衰的必然结果，只是不早不晚，发生在了曾国藩所在的年代，于是一介书生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走上了自己人生的巅峰。治国、平天下，无数英雄人物的未完之梦，曾国藩做到了，是时代选择了他，而也是他，选择了这个时代，偶然中的必然，这就是命运，这就是历史。

金田起义的历史功过究竟如何呢? 首先，从功绩方面看，第一，极大地冲击了整个封建统治秩序。它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松动了板结的封建秩序。清朝政权从此一蹶不振，中央集权大大削弱。这就有利于新的政治经济的因素的产生。如中央集权的削弱，即部分权力下移，地方督抚则有可能利用这些权力来推动近代化。

第二，太平天国虽然在形式上没有超出旧式农民起义的框框，却显露出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趋向，洪仁歼提出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政新篇》，主张发展近代工商业和交通业。虽然它只是部分人心中的蓝图，但至少也反映一种趋向，而且太平军在吴淞、苏州等地建立了工厂。世界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历史潮流冲击着中国，在太平天国里也激起了资本主义近代化趋向的涟漪。太平天国的近代化趋向对当时兴起的洋务运动是有影响的。

第三，太平军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太平天国不仅敢于反抗清王朝，也敢于反抗船坚炮利的外国侵略者，一百多年来，这种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志。

曾国藩镇压了作出这些功绩的太平天国，当然是有罪的。但也不能把曾国藩的罪过扩大化。曾国藩作为清政府的督抚不能自主，这同林则徐、左宗棠等镇压农民起义无区别。

太平天国除了有上述功绩之外，也有它的过失。

第一，太平天国没有给农民带来解放，只是换了某种名义把农民仍旧束缚在封建剥削制度下。

第二，太平天国也没有使农民得到政治上的自由，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农民政权。太平天国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推翻了清朝的专制统治，却又建立起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专制的统治。封建主义加上神权主义，便形成了太平天国的特权主义，在农民政权中，造成了它的特权阶层。洪秀全天王就踞特权的顶巅。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么中国的历史将倒退到黑暗时期。所谓“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并不意味着农民得到了多少政治自由。

第三，太平天国也没代表或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天朝田亩制度》中这种平均主义蓝图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实质上乃是带有反动性的。第四，太平天国不加分析地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时和后世社会都产生了不良影响。

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为了巩固清朝封建统治。如果说，两个政权，清王朝与太平天国都是封建政权，我认为消灭哪一个都是一样的。巩固哪一个也都是一样的。太平天国既然已经转化为封建政权，甚至还加上了神权统治，我们就不必因它源于农民，就予以特殊同情。镇压太平军的湘军士兵又何尝不是源于农民呢?所以只能看政权的性质。这样一个标榜空想的平均主义的封建主义加神权主义的专制腐败政权，如果统一了中国，难道能比腐败的清王朝好吗?谁好谁坏这要由历史来选择。而历史的选择是假曾国藩来实现的。正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实现了中国重新统一与重建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任务，其历史功过是不言自明的。

曾国藩与中国近代化

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化运动。而洋务运动的发起人、倡导者、最早的实践者正是曾国藩。

曾国藩是引进西方科技的带头人，是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倡导者。“第一个上奏提出‘师夷智以制船造炮’者是他；第一个造出轮船者是他；第一个派人出洋购买成套‘制器之器’者是他；第一个提出‘官督商办’者是他”。第一个上奏促成容闳实现派遣留学生计划的，也是他。他率先筹设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曾国藩与李鸿章共同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办起了中国第一家大型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厂。

曾国藩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的近代化。在曾国藩的主持下，江南制造局不仅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基地，而且又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扩散中心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这些书籍不仅为培养我国近代科学技术人才作出了贡献，而且对近代思想界也有相当大的影响。江南制造局一创办，还附设了一机械学校，培养生产技术力量，开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河。1872年，曾国藩还采纳容闳的建议，派幼童到美国留学，揭开了我国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历史。此举推动了中国的对外开放、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的近代化，以及新式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

曾国藩促进了我国的海军建设。曾国藩在世时，我国的近代海军虽然还未形成，但近代海军的发展壮大，他是有谋画之功的。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化运动，不仅有发轫、首创之功，而且还使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

曾国藩在学术、道德、文章等方面的成就

曾国藩的学术思想既带有浓厚的封建伦理道德色彩,又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一“, 从理到礼”的学术思想。曾国藩虽一生信奉程朱理学,但其理学思想并不囿于程朱理学的“天理人欲”之辨,而是将“理”具体化为“礼”,由“天理”转向“经世之礼”。他认为“礼”是一种“经世之礼”和“治世之术”,即“礼治”。他既表示要“恪守程朱”,又主张确守“仲尼之本旨”,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将人们的思想控制在“古礼”之中,使人们死心塌地为清王朝卖力。

第二,“汉宋兼容”的学术思想。曾国藩认为,“笃守程朱,不废陆王”不失为治学的好办法。在历史上,汉学与宋学曾经是对立的两个学术派别,曾国藩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提出了“不废汉学”的主张,要求两派“克己和众”,扫除门户之见,以此融会汉、宋之学。尽管曾国藩兼容汉宋之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政治服务的需要,但这种扫除门户之见的学风在学术上无疑开创了一代新风,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第三,“以文为道”的学术思想。曾国藩在“文”、“道”关系的问题上,提出了“文以载道”的主张,从而强化了“道”的政治性。

曾国藩家训中道德思想以孝为基本核心，包含居家美德、个人道德修养、交接之道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伦理道德体系，这有助于形成一个公平正义、诚信互爱、简朴清廉、忠义有孝的社会环境。对现代化进程中公共道德建设有着积极的作用。

所以曾国藩在学术、道德、文章等方面的成就是超越前人的，对前人的思想有积极地融合、发扬与舍弃，并对现代文化的产生发展有积极作用。

曾国藩，他的人生，他的智慧，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以至他虽已去世一百余年，提起曾国藩，人们仍然津津乐道。有的评论者说：如果以人物断代的话，曾国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人，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人。

第三篇：我眼中农信社

我眼中农村信用社

时间飞逝，转眼间我已在信达分社锻炼了35天，这35天里，每一刻都有对农信社有更深的感悟，每一天都有新的成长。在各位领导及同事的关心帮助下，我探索着，努力着，感恩着，逐渐成长。现在的我越来越为自己身为一名农村信用社人感到骄傲！

考上农村信用社之前，我心中的农村信用社有一丝神秘，有一些期盼，更对在农信社工作的人充满羡慕。后来我了解到，农村信用社其职能始终是服务农民，经过60多年发展历程，从服务农民到服务农业、服务农村，“三农”成为农村信用社发展壮大的根基，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的60年的激情岁月里，浓缩了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探索进程，记录了合作金融成长的艰难蜕变，透视着中国“三农”的发展历程。这期间，农信社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怎能让我对在这里工作不充满向往！

现在我幸运的成为了农村信用社中的一员，融入了这个大家庭。我们的营业网点装修的明亮整洁，我们的办公环境优越舒心，高品质高效率的服务为我们带来储蓄存款的节节攀升。忘不了，我们新员工入职时培训的新鲜感；忘不了，-1-

拥有自己第一张金燕卡时的激动；更忘不了，在实习期间各位领导和同事对我工作学习上孜孜不倦的指导和帮助。我暗暗下定决心，要在这看似平凡的岗位上，不断的吸收着新知识，迎接着新挑战，为农村信用社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在实习期间，我亲眼目睹了农信社的生机活力，目睹了开拓进取的领导班子给农信社带来的巨大变化，对自身的责任有了更深的体会！

我相信，如果愿意承担成长的责任，那么就会获得成长的收益;如果竭尽自己的才能，那么就会得到进步的机会。织网是为了多捕鱼；磨刀是为了多砍柴；播种是为了多收获；希望的种子决定了我，要用最努力的行为和最积极的态度，为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尽心尽力。这是我们每一个新入职员工应该为之奋斗的目标！

在工作中，我不断的告诫自己：与金钱打交道，对于贪心的人来说其险无比；与金钱打交道，对于无私心的人来说，却可以陶冶更高尚的情操。在工作中我始终谨慎小心，因为只要一个微小疏忽，就可能给客户带来很大的麻烦，只要一个微小失误，就可能给信用社带来巨大的损失。每当遇到工作难题时,是同事们帮我答疑释惑；每当工作上犯错误时,又是同事们对我教育启发；当我心情失落时,是同事们给我鼓舞；当我骄傲时,又是同事们提醒我以谦虚。我周围的农信

人正用他们的模范行为和高尚精神，为我树立了学习和工作的标杆！一路走来一路欢喜！能在这样一个团结互助、相互鼓励的环境中工作，我感到自己很幸运。感谢这个大家庭，为我提供学习的动力，使我不断成熟进步，在以后的道路上，无论是阳光灿烂还是风雨交加，我都会执着坚定地一路前行。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2014年我在农村信用社种下了希望的种子,我将用一生的勤奋去浇灌！

如果说农村信用社好比一艘前进的大船，目标任务是船头，它决定着船前进的方向;信用社的各项业务是船身，它是农村信用社的主要构成部分;员工的素质以及绩效考核的办法是船桨，它决定着船行进的速度！工厂企业在进行产业升级，急需资金支持时，出现了我们农村信用社人的身影，我们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涂上一抹亮丽的色彩；我们以服务三农为己任，为农民兄弟搭起了一座通往幸福与富裕的桥梁，我们宣传着信用社的新政策、新业务，不仅是送去了资金，更是送去了生活的希望与美好，我们不仅是在锦上添花，更多的时候是在雪中送炭！

我们面临着农行的重返、邮政银行和各种村镇银行、民间借贷与我们争夺市场，要怎样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中成长壮大？我们不能畏畏缩缩，瞻前顾后。因为雄鹰是在风雨中练

就坚实的翅膀，梅花只在严寒中绽放扑鼻的芬芳。我们将在竞争中学会生存，在逆境中谱写人生的乐章。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在工作中，坚持多一点坚韧，少一点浮漂；多一点勤奋，少一点机巧；选择农村信用社，便以农村信用社为家，敬业爱岗、开拓进取，让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更美好的明天！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不求轰轰烈烈，只求滴水穿石；不求闻达于世，只求无愧于心。也许我并不能做到完美，也许并不能做到优秀，但我一定会努力的去做！我会用点点滴滴的奉献为农村信用社和祖国的“三农”建设发展添砖加瓦。我坚信，我们追求的不是艺术，而是为民服务的理念；追求的不是荣耀，而是默默奉献的精神；追求的不是金钱，而是热爱事业的豪情；追求的不是地位，而是农信事业的永恒！

今生与农信社相伴，一路携手同行！我无怨无悔！

第四篇：曾国藩[推荐]

曾国藩的事迹：曾国藩勤奋好学。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在虚岁28岁时，道光十八年（1838）殿试考中了同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在京十多年间，曾国藩就是沿着这条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35岁 10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李鸿章入京会试，以年家子投其门下受业（收李鸿章为徒）。

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天国的起义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可是这支腐朽的武装不堪一击。因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革命势力的发展，这就为曾国藩的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咸丰三年（1853年）藉着清政府给予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他因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勇。1854年2月，湘军倾巢出动。

曾国藩知人善用,并以身作则遵守军纪，大军所到之处百姓皆“各行其是”，八本之一的“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便可能总结于湘军剿灭太平天国这一时期。湘军在军事素质落后的清朝武装力量中成为中国南方地区与太平天国军事力量作战的主力之一。曾国藩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1864年，湘军在其弟曾国荃的率领下攻下天京，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

作为一个时代非常优秀的人，他也有自己人性的一面，当被太平军打败之后，曾先后两次跳江自杀。当他失败的时候，他受到当朝人的嘲笑，他的自尊心也受到很大的伤害，他后来的成功都是在其前面失败的基础上累积起来的。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同治九年（1870年），正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曾国藩到天津后，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引起全国朝野的唾骂，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其功名的匾额砸烂焚毁。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正历：1872年3月20日）在南京病逝。朝廷赠太傅，死后被谥“文正”，其墓地在今长沙市望城区坪塘镇伏龙山下桐溪寺后，文革期间遭到破坏，现墓地仍残留石马等遗迹。其家族后代多出官宦，如曾纪泽等。

一生著述颇多，但以《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本人也善于运用人才，清朝另外一些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都与他有密切关系。李鸿章等称呼曾国藩为老师。

错误：曾国藩筹备的远征军打算于1854年年初沿湘江而下。这是它第1次被用于对抗太平军，而此时太平军已经溯湘江而上，进入湘阴与宁乡。湘军在3月打了几个小胜仗，将太平军赶回到了岳州，曾国藩及其整个水师，与大约4000名陆军一起，火速向岳州挺进。战船分散开来，在洞庭湖靠近湖南各条河流入湖口的水面上巡逻。一封又一封告急信送来，催促湘军火速增援湖北，该省的省会武昌十分危急，东王率军来到那里，打算攻陷该城，控扼长江上游。还有人提出要求，催促湘军救援安徽，因为该省已被太平军占领。曾国藩很高兴，他现在终于上路了，去实现皇帝的愿望。

然而，等待着他的是失望。4月4日，新舰队的24艘战船沉没了，几十艘战船被横扫湖面的大风暴损坏，导致许多人溺毙。与此同时，在准备出征的那几个月内与曾国藩意见相左的王錱，已经离开岳州，率领约2000名部众，朝武昌方向推进。在距离羊楼司不远的山上，他们遭到太平军优势兵力的四面围攻。王錱所部没有作战经验，惊慌失措，丢下辎重，向四面八方溃逃，一直逃到岳州，抵达围城之外。他在这里得到2000名正规军和朱孙贻指挥的600名新军增援，抵抗太平军的前锋。但是打着黄旗、披着红衣的太平军主力很快就杀到了，把恐惧散播到官军心中，他们再次逃离至城外选定的阵地，只有1个营的500人坚守不退，鏖战全天，抵挡几千名太平军的进攻。官军被赶进了岳州的城墙之内，但是他们缺米缺盐，没有做好抵御围攻的准备，曾国藩只有1600人留作预备队。停泊在岳州城旁的战船给了太平军一定的打击，但是很不幸，在风暴中损失了那么多战船以后，岳州又缺乏补给，而太平军在向长沙推进，这就迫使曾国藩不得不撤退，以便在长沙及时布防。曾国藩在4月17日撰写的奏疏，首尾两次请求皇帝将他交给刑部议罪，作为对这次失败的惩罚。

陆军的其他部队已经从其他道路前进，朝崇阳与通城方向推进较远，但其司令官塔齐布与胡林翼也奉命率部返回长沙。于是开拔后仅仅过了4周，湘军整体又退回了长沙。太平军在长沙以北60里处的靖港分兵进军。他们一部分从陆地上前往湘潭，于4月24日攻克该城。塔齐布于4月25日奉令前去收复该城。第2天，5营水师也前去参加战斗。水陆两军联合攻击，摧毁了太平军舰队的大部，扫清了陆地上的壁垒。可以说，新军的士气在这几天的战斗中才首次高涨起来。4月29日，太平军再次遭到重创，湘军于5月1日漂亮地收复了湘潭。

这些大捷几乎被中和掉了，因为在4月28日，曾国藩亲自率领一支由40艘战船与800名士兵组成的部队攻打靖港，吃了败仗。当时南风大作，水流湍急，其相加的作用力致使战船无法操控。它们被太平军俘获或烧毁。曾国藩在刚刚被迫从岳州撤回后，就遭到第2次失败，他又羞又愤，两次跳水自尽，但每次都被朋友们救起。由于3天后有了湘潭大捷，有了胜过希望之光的胜利，曾国藩可以说是幸运的，因为这是黎明的到来，太平军终于遇到了敌手，在对手没有满人参与的情况下遭到了惨败。尽管有了这个胜利，但曾国藩还是在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里备受煎熬，受到长沙官员的公开嘲笑。他发现到处都是欺诈，并且受到手下几名将领的刁难。我们已经讲述过王錱的不诚，此人在左宗棠的帮助下将一场小仗虚报为大捷。他还被自己家人的行为所困扰。他的二弟曾国潢来到长沙跟他吵架。他还向家人倾诉了对于大势的看法，说到处都是尔虞我诈，他不得不承担几名部属将领的任务。

这些日子里他的精神极为烦恼苦闷，他后来回顾时，视为自己的道德大修炼。但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起过回家的念头。相反，他以坚定的信心开始修造战船，修改军营制度。他在湘阴的失败多少是偶然性的，并且是难免的，但针对岳州之败，他认为自己犯了四条大错。第一，部队起床不够早。从此以后，官兵必须在黎明前起床并吃完早餐。第二，军营不够牢固，将来必须修建得更为坚实，要有高而厚实的围墙，周围有宽8尺深6尺的壕沟，还要挖掘一道浅沟，底部埋设尖竹签。第三，全军未能合作一处。他在岳州只率领5000人中的一小半，其余都分散了。如果全军1万人驻扎一起，他就能够经受住围攻。第四，应该逮捕并严厉处置行动可疑的人，不可宽宏大量。

对洋务的贡献：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 改变了清朝历史上总督无汉人的状况,且因其拯救成功, 权倾一时。清王朝的部分军政大权由满人转到汉人手中, 由中央转到“封疆大吏”手中, 就为洋务运动的发生发展创造了条件。那些握有实权, 且思想开放的汉族官员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办洋务, 曾国藩便是其中为首者, 他成为洋务运动的发轫者。

洋务运动由曾国藩发其端, 是因他在解决内忧外患的过程中接受了西方的部分事务, 希望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枪炮船只来解决现实的危机, 这也充分体现了他重视“实用、实功”的思想。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次惨败,使得颇有民族意识的曾国藩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悲痛和愤怒无法抑制。战争使他真正懂得了船坚炮利的威力,于是他加紧催请清政府采用西方先进武器武装军队。曾国藩希望中国能渐图自强, 抵御外侮。他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等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虽然他的思想很保守,“然见他人之长, 则勇取而不惑”，遂开清季提倡洋务之先声。

曾国藩主张买船购炮, 但他并不仅停留在买船买炮的手段, 他还主张:“购成之后, 访募覃思之士, 智巧之匠, 始而演习, 继而制造, 不过一二年, 火轮船必为中国官民通行之物, 可以剿发逆, 可以勤远略。”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到这时已逐渐形成了。“师夷”可以“剿发逆”, 可以“勤远略”, 解决清政府面临的实际困难。1860 年, 湘军攻陷安庆, 第二年曾国藩即在安庆创设内军械所, 制造新式船炮。正是以安庆军械所开始,“师夷智”从一种议论转化为一种社会现实, 开始了规模宏大的洋务运动。

二、曾国藩的洋务实践

曾国藩办洋务, 是从购买西洋新式武器开始的。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 侵其对洋枪洋炮的威力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1861 年, 曾国藩在安庆创办军械所, 制造枪炮, 虽然它的规模相当的小, 但它是中国最早生产近代武器的工厂。安庆内军械所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炸炮等, 成为当时清军的主要火器供应中心之一。它虽以手工制造为主, 但它标志着手工制造向机器工业过渡, 在军事器械制造方面出现了新的技术。

1863 年，曾国藩在容闳建议建立一座机器母厂,使得曾国藩深受启发, 认识到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必须首先发展机器制造业。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近代军工厂江南制造局成立了, 它也成为中国近代兵工业的母厂。在它的带动影响和人力物力的支持下, 军事工业在各地不断兴起。

曾国藩十分重视人才,广泛罗致懂科技通洋务的人，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并予以破格使用, 他还组织了一批翻译人员筹建翻译馆、印书处, 翻译西方书籍,以介绍传播西方科学技术，遂使洋务运动在有人才、有资料的基础上开展起来。为中国的近代史进程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对多数中国人来说, 他们了解西方, 吸收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和文明的精华, 是由此而得来的, 翻译馆为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真可谓功德无量。

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曾国藩与李鸿章两次联名上奏选派留学生出国，并为幼童留学拟定详细章程。虽然幼童赴美留学中途夭折, 但此后风气大开, 留洋的人日渐增多, 在中国社会各方面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留美幼童归国后, 经过艰难曲折的奋斗, 在各行各界展露头角成为国家的栋梁。如第一批留美幼童毕业于耶鲁大学的詹天佑, 第一次不假外力, 设计并领导修成了京张铁路可以说留学为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造就了大批精英人物, 为近现代中国革命和建设储备了人才。曾国藩在设立翻译馆, 派学生出洋这两件事上是功不可没的。洋务运动的推行, 必须有和平的国际环境作为保障, 采取什么样的外交策略, 直接关系到洋务运动的发展, 面对虎视耽耽的西方列强, 曾国藩既没有心浮气躁, 也没有惊慌失措,而是冷静理智地提倡和戎外交。1870年, 当突发性的外交事件----天津教案爆发以后，为了尽快平息事态, 曾国藩决定委曲求全, 失小保大。虽然天津教案的最后处理结果对中国来说是屈辱性的, 但是在曾国藩的主持交涉之下, 中国毕竟避免了一场战争的浩劫。

三、曾国藩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

洋务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个运动, 是在古老的中国社会开始萌发新的经济、新的思想文化和新的社会力量这个历史转变时期产生和开展起来的，面对变局，曾国藩没有故步自封，我们姑且不论其思想是否朝着完全正确的方向发展，但这种积极求变的思想却值得我们去学习。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崭新的世纪，科技发展带动了社会思想变化，在面对这种变化时，惟有积极求变，不断发展，才能顺应时代潮流，推动社会进步。

作为洋务自强新政的首倡者, 他的突出贡献还在于在那充满复杂矛盾的关键历史时刻为洋务活动确定了正确的指导方针, 赢得了生存空间。应该说, 曾氏提出的指导洋务活动的“ 中体西用” 的思想, 在洋务运动的初期阶段, 是有非常明显的进步作用的, 它助长了国内学习西方思潮的抬头和近代工业的兴起，给闭塞的中国社会开了生面,从而引发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热潮和新思想的大传播, 曾国藩家书：《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的书信集，成书于清咸丰年间19世纪中叶）。《曾国藩家书》记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30年至同治10年前后达30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近1500封。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是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其治政、治家、治学之道的生动反映。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形式自由，随想而到，挥笔自如，在平淡家常中蕴育真知良言，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尽管曾氏留传下来的著作太少，但仅就一部家书中可以体现他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从而赢得了“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称誉，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第五篇：我眼中的京剧

我眼中的京剧

物电113班

尤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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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Beijing Opera）又称平剧、京戏，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戏曲种类，分布地以北京为中心，遍及全国。清代乾隆五十五年起，原在南方演出的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陆续进入北京，他们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并接受了昆曲、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又吸收了一些地方民间曲调，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京剧。京剧流播全国，影响甚广，有“国粹”之称。它走遍世界各地，成为介绍、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

一直以来京剧在我眼中都是一种难以理解、驾驭的艺术。京剧音乐属于板腔体，用锣鼓、胡琴（京胡）、京二胡、月琴等伴奏。主要唱腔有二黄、西皮两个系统，声腔为主的“三庆”，所以京剧也称“皮黄”。京剧常用唱腔还有南梆子、四平调、高拔子和吹腔。京剧的传统剧目约在一千个，常演的约有三四百个，其中除来自徽戏、汉戏、昆曲与秦腔者外，也有相当数量是京剧艺人和民间作家陆续编写出来的。京剧较擅长于表现历史题材的政治、军事斗争，故事大多取自历史演义和小说话本。既有整本的大戏，也有大量的折子戏，此外还有一些连台本戏。

京剧有唱、念、做和打四项表演基本功。唱指歌唱，念指具有音乐性的念白，二者相辅相成，构成歌舞化的京剧表演艺术两大要素之一的 “歌”，做指舞蹈化的形体动作，打指武打和翻跌的技艺，二者相互结合，构成歌舞化的京剧表演艺术两大要素之一的“舞”。

京剧角色的行当划分非常严格。早期分为生、旦、净、末、丑、武行、流行（龙套）七行，以后归为生、旦、净、丑四大行，每一种行当内又有细致的进一步分工。“生”是除了花脸以及丑角以外的男性角色的统称，又分老生（须生）、小生、武生、娃娃生。“旦”是女性角色的统称，内部又分为正旦、花旦、闺门旦、武旦、老旦、彩旦（揺旦）、刀马旦。“净”，俗称花脸，大多是扮演性格、品质或相貌上有些特异的男性人物，化妆用脸谱，音色洪亮，风格粗犷。“净”又分为以唱工为主的大花脸，如包拯；以做工为主的二花脸，如曹操。“丑”，扮演喜剧角色，因在鼻梁上抹一小块白粉，俗称小花脸。

在人的脸上涂上某种颜色以象征这个人的性格和特质，角色和命运，是京剧的一大特点，可以帮助理解剧情。简单地讲，红脸含有褒义，代表忠勇；黑脸为中性，代表猛智；蓝脸和绿脸也为中性，代表草莽英雄；黄脸和白脸含贬义，代表凶诈凶恶；金脸和银脸是神秘，代 表神妖。脸谱起源于上古时期的宗教和舞蹈面具，留用至今。

京剧的板式是指：唱腔的-板眼结构形式。通俗的讲就是——唱腔节奏。通常有四类：一眼板，三眼板，无眼板，散板。在各种声腔中，原板是变化的基础。除原板外，还有慢板，快板，导板，摇板，二六，流水板，快三眼。

京剧耐人寻味，韵味醇厚。京剧舞台艺术在文学、表演、音乐、唱腔、锣鼓、化妆、脸谱等各个 方面，通过无数艺人的长期舞台实践，构成了一套互相制约、相得益彰的格律化和规范化的程式。它创造舞台形象艺术的手段十分丰富，用法又十分严格。不能驾驭这些程式，就无法完成京剧舞台艺术的创造。由于京剧在形成之初，便进入了宫廷，使它的发育成长不同于地方剧种。要求它所要表现的生活领域更宽，所要塑造的人物类型更多，对它的技艺的全面性、完整性也要求得更严，对它创造舞台形象的美学要求也更高。同时也相应地减弱民间乡土气息，纯朴、粗犷的风格特色相对淡薄。因而，其表演艺术更趋于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最大限度超脱了舞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达到“以形传神，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表演上要求精致细腻，处处入戏；唱腔上要求悠扬委婉，声情并茂；武戏则不以火爆勇猛取 胜，而以“武戏文唱”见佳。

2010年11月16日，经在内罗毕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第五次会议24个成员国共同审议，北京市文化局代表全国京剧传承机构和流布地区申报的京剧成功入选2010年“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我想这就是对京剧最大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