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研究

第一篇：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研究

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研究

【内容提要】修改后刑诉法所确立的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在实践中面临着观念与制度上的限制,应当在全面准确把握和落实修改后刑诉法规定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的实践机制和路径,以国家监护人的角色承担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职责、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以刑事检察职能为依托构建合适成年人到场的有效运行机制，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研究。

【关键词】合适成年人 刑事检察 未成年人

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是修改后刑诉法规定的一项旨在维护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该制度的确立是对多年来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理论研究成果以及司法实践探索的肯定,更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进步。制度的生命在于实践,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如何保障该制度的有效落实尤为关键。笔者以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以下简称未检工作)的实证分析为基础,对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内涵、价值以及面临的问题与工作机制的完善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对该制度的实践运行有所裨益。

一、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实证分析

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司法机关在对涉案未成年人进行调查时,应当有包括其法定代理人在内的合适成年人在场,以保证未成年人在合法、公正、舒适的情况下理性对待调查。自1999年开始,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检察院就积极开展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工作,在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实践。从该院近五年来办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来看,年均办案数为50件96人,占该院办理的刑事案件总数的5%左右。在所办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在讯问时无法到场或不宜到场的案件占总数的20%—30%。无法到场的主要原因集中在:法定代理人外出打工,无固定居所或联系方式;法定代理人离异或与子女感情不和或系聋哑人,因而拒绝到场;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无法及时到场等等。不宜到场的主要原因包括系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共犯、案件的证人等情况。在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的个案中,公安机关多以所辖社区的干部作为合适成年人到场,而检察机关则委派本院离退休人员充当合适成年人,对于特殊的未成年被害人案件(如性侵害案件的未成年被害人),也曾由妇联工作人员担任询问时的合适成年人,法院则在指定辩护人后直接予以审判。总体而言,公、检、法各自为政,有效资源难以整合,既缺乏对合适成年人制度的统一认识,又未能形成合力,无法共同促进该制度的发展。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观念上的差异,也有制度衔接上的不足,但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司法机关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工作中未能摆脱传统的社会防卫追诉思维,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价值定位缺乏明确清晰的司法理念,导致实践中呈现出“探索积极性高涨,但探索目标不明晰、定位不准确,注重生存的因素多,考虑发展的因素少,基于核心能力建设的内涵发展普遍缓慢”⑴等状况。

二、修改后刑诉法对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规范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条专门规定了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即“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到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员认为办案人员在讯问、审判中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可以提出意见。讯问笔录、法庭笔录应当交给到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员阅读或者向他宣读。……讯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适用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

根据以上规定,对于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应当”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这是法定要求,而非酌定要求。在特定情形下,到场的合适成年人范围由法定代理人扩大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近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此处的特定情形是指“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值得注意的是,通知法定代理人之外的合适成年人不是法定要求,而是酌定要求,即“可以”通知而非“应当”通知。但在检察实践中,基于实现未成年人保护的制度设计宗旨,一般情况下还是应当通知法定代理人之外的合适成年人到场。关于到场合适成年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的规定,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认为办案人员有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可以提出意见;讯问笔录、法庭笔录应交其阅读或者向其宣读。需要说明的是,法定代理人之外的合适成年人只能行使后两种权利,而不能代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关于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的具体情形,合适成年人的责任义务,相应的法律后果等问题,修改后刑诉法则没有明确的规定,对此,司法实践需要从该项制度的本源及其立法宗旨出发,才能正确把握法律的本意进而有效实施。实践中还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专属于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只适用于诉讼期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情况,对于在诉讼过程中已满十八周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则不再享有合适成年人到场的权利。

三、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实践路径

刑诉法修改以前,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在我国刑事司法中还属于法律规定之外的一种移植性探索,而在修改后刑诉法实施之后,则属于必须执行的一项法律制度。在新的起点上,检察机关还需要探索新的实践机制和路径。

(一)以国家监护人的角色承担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职责

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建立是基于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哲理根基——国家亲权理论。其基本内涵是:国家居于未成年人最终监护人的地位,负有保护未成年人的职责,应当积极行使这一职责。在未成年人的父母缺乏保护子女的能力以及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监护其子女职责时,国家可以超越父母的亲权而对未成年人进行强制性干预和保护。国家在充任未成年人“父母”时,应当为了孩子的利益行事。⑵根据这一理论,当父母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无法保障或者没有积极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时,国家将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和需要,以实现未成年人最大利益为原则,赋予其他成年人以到场权,从而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正当利益。在这一理论背景下,国家亲权高于父母亲权,合适成年人到场权是国家赋予未成年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合适成年人应当积极与未成年人沟通,尊重其选择,争取其信任,帮助其克服紧张、恐惧等情绪,及时制止不当的讯问行为,而非消极地旁观讯问过程。国家则应当建立相应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对合适成年人未到场所取得的口供予以排除,同时建立专业性的合适成年人队伍,以确保未成年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均可以及时获得合适成年人服务，范文《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研究》。

不同于英美法系国家的理念,在我国的法律传统中,父母亲权具有当然的优势地位,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法定代理人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其在代为行使未成年人诉讼权利时,不受未成年人意志的约束,更无须经过未成年人同意。无论法定代理人是否具有保障未成年人正当权益的能力,相较于合适成年人而言都具有绝对的优先性,合适成年人仅能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承担有限替代者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建立在以法定代理人为主的诉讼权利本位基础之上,法定代理人具有是否到场的决定权,无需征求未成年人同意,更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而合适成年人到场则相反,不仅需要征求未成年人的同意,在权利行使上还需要受到严格的规范和限制。

因此,淡化追诉犯罪的国家公诉人身份,突出国家监护人的身份,在维护社会安全和保护未成年人福祉之中选择后者,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加强与综治、共青团、关工委、妇联、民政、学校、社区等有关方面的联系与配合,“促进党委领导、政府支持、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帮教社会化体系建设,争取社会力量对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有力支持,实现对涉罪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无缝衔接”⑶才是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核心价值理念。

(二)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执行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基本原则

建立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必须立足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有侧重地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在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落实上更是如此。一个完整的刑事诉讼流程包括侦查、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其中侦查阶段的讯问对被讯问人心理和生理造成的压迫是其他阶段行为所不及的,因为在以口供为中心的讯问模式下,“讯问过程是一个侦查人员检验其预先形成的犯罪嫌疑人有罪的怀疑是否合理的过程”,⑷侦查人员希望通过讯问获得有利证据以完善其控诉的证据链条,而在公诉和审判讯问环节,这种对抗性逐渐弱化。从这个角度来看,侦查讯问环节是未成年人权利保护问题最突出,受到正当程序的保障最薄弱的环节,因此合适成年人在侦查讯问时到场所起到的监督作用远比后续环节重要得多,而加强对此环节的监督应是检察机关落实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工作重点之一。除此之外,对合适成年人到场时的权利也必须予以明确,同时建立相关机制,切实保证合适成年人能最大限度地帮助挽救未成年人。

虽然理论界比较一致认为合适成年人以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为己任,应该保持独立,不应依附于国家机关,但实践中没有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的支持,任何合适成年人队伍都很难发展下去。而各地区经济状况、司法配套机制、非政府组织等发展程度差异较大,仅凭检察机关的力量建立专业统一的合适成年人机构或队伍在人力、财力、物力方面都存在不小的问题。从我国目前的社会体制权力配置来看,对于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是由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等多元的主体在行使,因此,加强与社区、教育、民政、共青团等单位的联系与协作,在法律监督工作中突出刑事犯罪预防职能,强化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以及对涉罪未成年人保护整体格局中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三)以刑事检察职能为依托构建合适成年人到场的有效运行机制

1.多制度统筹协调以实现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最佳效能。纵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社会调查、律师委托及辩护、法定代理人及合适成年人到场与非法证据排除四项规则的有机结合已经初步搭建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规范机制。合适成年人到场必须与这一系列法律制度紧密结合,统筹运行,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目前的未检工作实践来看,一方面囿于法定代理人亲权优先的司法理念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制于法律规定的有限性,相应的实践保障机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够系统和完善,使得法定代理人之外的合适成年人的选定、合适成年人如何参与刑事诉讼过程,如何履行保护职责以及承担的相应责任等未能形成整体工作机制,在合适成年人到场后也难以在有限时间内实现其监督、抚慰、教育、帮助的多重功能。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设计中,对诉讼过程的参与面是最广的,向前延伸,涉及对侦查活动的介入与监督,向后延伸涉及到对刑事审判的参与和监督,因此,在有效统筹和协调好法定的未成年人保护的各项诉讼制度方面,检察机关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也是责任。在这方面,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检察院立足检察监督职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一是通过侦查监督适时介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侦查,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获得合适成年人到场帮助的权利,并以此为基础,保障获得法律援助等诉讼权利。为了保证监督的有效性,检察机关还要求公安机关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施讯问,对未成年被害人、证人实施询问时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并将视听资料附卷,以便于检察机关有效监督侦查机关的讯问(询问)活动。对于侦查机关不严格执行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法律援助制度的,检察机关及时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二是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阶段,要求公安机关在移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说明未成年人兴趣爱好、成长轨迹、生活背景、教育条件等基本情况,便于合适成年人对涉案未成年人有所了解,同时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协同司法行政机关展开对涉案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并将社会调查情况告知参与诉讼的合适成年人。对法定代理人不能或不宜到场的,建议公安机关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并提交合适成年人的基本情况备卷附查。三是结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如果侦查机关移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供述、未成年被害人陈述、未成年证人证言存在证据瑕疵而没有及时予以更正或作出合理说明,上述言词证据将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不作为定案的依据。通过以上相关法律制度的整合协调运行,达到保障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和司法目的。

2.多部门统筹协调以实现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有效运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绝不仅仅是司法机关的责任,未成年人犯罪后所受的处遇及社会对他们的态度才是保障其重新回归社会,走向正途的根本所在。2010年8月28日,中央治综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共青团中央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规定,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加大安置帮教工作力度,加强与社区、劳动和社会保障、教育、民政、共青团等部门、组织的联系与协作,切实做好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未成年人的教育、培训、就业、戒除恶习、适应社会生活及生活保障等工作。但在实践中,各单位囿于各自领域的不同,很少进行合作,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方面形成了单方面突出、整体不足的局面。

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检察院在贯彻落实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过程中,与共青团江汉区委、区妇联、区教育局等有关单位展开交流与协作,就如何选任合适成年人,帮助涉案未成年人重新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达成了共识。由协作单位委派专业人员担任检察讯问环节的合适成年人,可以解决合适成年人所面临人员和经费不足的问题,同时保障合适成年人队伍的稳定性和严肃性。由于协作单位自身的独立性,也保证了其委派的合适成年人在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独立性和中立性。检察机关同时赋予了合适成年人调查权、会谈权,确保合适成年人在讯问到场前对涉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有相当的了解,能够切实履行其保护的责任,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在后续环节配合司法机关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开展社区、家庭、学校的教育、监管、帮教工作,对未成年被害人、证人进行更全面的隐私保护工作,同时能够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创造有利条件,为涉案未成年人争取更为合适的处遇,使其顺利回归社会。

第二篇：论“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引入及其本土化

论“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引入及其本土化

闵行区人民法院团总支内容摘要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最初源于英国的少年司法程序。它是刑事司法领域维护人权的一项重要制度。近年，我国也逐步展开了引入该制度的探索。本文以合适成年人制度引入将带来的利弊为主线，介绍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关于此制度的相关规定，并对我国成年人参与制度现状进行评述。本文认为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可以在我国建立，并就此提出本土化建议。关键词合适成年人参与　利弊　本土化

合适成年人（appropriateadult，又称适当成年人）参与制度作为一种司法程序，是一项独特的英国式发明。它是西方刑事司法制度中维护犯罪嫌疑人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它要求警察在讯问未成年人等认知能力不全或具有一定障碍的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有合适的成年人到场。该成年人负有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协助其与警察沟通和监督警察不当行为等职责。近年来，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我国少年司法领域逐步展开了引入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初步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然而，要使一项源于不同法律体系构架下的制度真正融入中国的刑事司法绝非朝夕可成，只有结合本土实际，找到一条适合我国少年司法要求的可行之道，才能在确保司法正义的前提下充分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体现人性关怀。

一、国外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概览英国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建立最早。1984年英国《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规定，针对未成年人的合适成年人包括未成年人的父母、监护人、社会工作者或其他年满18周岁的有责任能力的成年人，而警察署人员、参与案件的嫌疑人或调查人、未成年人事先已向其承认犯罪行为的人、律师或者以此身份来警察署的探访者则不适宜担任合适成年人。合适成年人阅读并在讯问笔录上签字是该项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没有合适成年人的签名，也没有合适成年人拒绝签名的相关说明记录，那么该讯问笔录就将被认为违反程序。美国的刑事侦查员在讯问少年之前必须通知其家长。在审讯开始之前，被告及家长应当被告知审讯范围。在讯问过程中，家长作为现场观察员出席，否则影响讯问中所获材料的最终效力。澳大利亚《1914年犯罪法案》中也规定了类似的成年讯问朋友制度。根据该法案，未成年人有权与朋友、亲戚和律师在不被监听的情况下进行交流，享有在讯问时有一位成年讯问朋友在场的权利。法案允许未成年人的父母、监护人或未成年人的律师、未成年人选择的朋友或亲戚作为成年讯问朋友出席。如果这些人都不能出席，则由一个独立的第三人来替代。成年讯问朋友不能作为未成年人的辩护人或是律师的替代者，也不能由警方替代，而是作为提供帮助者存在于刑事诉讼中，以阻止警察的压迫行为并确保未成年人所做的陈述是自愿的。综合世界各国有关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规定可以看出，首先，合适成年人作为未成年犯人与讯问者之间的中介人，可以起到监督司法程序正当性、有效防止刑讯逼供等不公正待遇，以充分保障人权的作用。其次，合适成年人参与有助于理清未成年人犯罪的背景和原因，为其提供必要的法律咨询，为未成年人后期的矫治打下基础。再次，合适成年人参与有助于未成年人与讯问者进行沟通和交流。此外，合适成年人参与从心理上有助于缓解未成年人的紧张和无助情绪，使其更多地了解自己享有的被保护的权利。

二、我国成年人参与制度的现状

（一）有关成年人参与的规定虽然我国法律中没有“合适成年人”参与的明文规定，但司法部门也有相近似的成年人参与规定。

1、侦查阶段。1995年10月公安部发布《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11条规定：“讯问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时，根据调查案件的需要，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外，应当通知其家长或者监护人或者教师到场。”即将原来的“可以”改为一般情况下的“应当”。此后公安部1998年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2002年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等文件中都要求讯问未成年人时，除有碍侦查、调查或无法通知的情形外，应当通知未成年人父母、其他监护人或教师到场。

2、检察及审判阶段。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4条第2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2002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1条第4款规定：“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2001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明确，案件“开庭审理前，应当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出庭。法定代理人无法出庭或者确实不适宜出庭的，应另行通知其他监护人或者其他成年近亲属出庭。”

（二）中外成年人参与制度比较虽然中外都有成年人参与的相关规定，但对照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与我国成年人参与制度，可以发现其中的差异。

1、“成年人”参与的目的性差异。从前述英美法系国家合适成年人参与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在少年司法程序中强调程序的正当性。因此，这些国家对相关制度的设计自成体系，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约束力。要求合适成年人参与是未成年人的正当程序权利，也是成年人（尤其对未成年人的父母、监护人而言）的程序权利和义务。大陆法系许多国家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没有英美法系国家那样系统，也未体现出帮助讯问并使之更有成效的目的，但仍有关于成年人参与的法律规定。这体现出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倾向性目的，即从程序上为未成年人提供权益保护屏障。而从我国现有的相关规定及最终操作效果看，成年人参与的目的性更多见于协助侦查、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使其如实交代，争取宽大处理，而程序上的要求并不十分严格。

2、“成年人”选择上的差异。国外“成年人”的人选包括未成年人的父母、监护人、社会工作者、其他年满18岁的有责任能力的成年人或未成年人信赖的人，有的国家允许律师扮演合适成年人的角色，也有的国家对此予以限制。在我国，依据规定，侦查阶段能到场的成年人包括未成年人父母、其他监护人、教师，律师（第一次讯问以后）；诉讼程序中，要求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出庭，在其无法出庭或者不适宜出庭情况下，其他监护人或者其他成年近亲属可以出庭。事实上更类似于家长对子女监护权的延伸，因此，成年人的选择范围明显较小。

（三）我国成年人参与的问题分析依据法律和实践操作的程序要求，我国有关成年人参与的规定具有与国外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相类似的功能——维护未成年人的权益，使讯问等诉讼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相类似的人选来源——包括父母或其他法定代理人。但我国成年人参与司法程序的运作结果远远不能达到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预期效果，或者更确切一些说，现有规定不足以引起执法者对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重视。具体表现在：

1、最重要的讯问参与程序形同虚设。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当未成年人被讯问时有成年人在场。然而，具体操作中成年人在公安机关讯问未成年人时能够参与并切实发挥作用的少之又少。2003年10月，上海市少管所对在押的未成年犯进行了一次关于成年人参与首次讯问情况的问卷调查。参加调查的103名未成年犯中，因犯罪行为而受到首次讯问时，被通知前来指认的家长有20人、青少年保护干部3人、共青团干部3人、社区或街道干部2人、律师9人，合计37人，占39.20%；但首次讯问时无一名成年人在场，即首次讯问合适成年人的参与率为0。调查表明，即使在上海这样一个法制环境较好的大都市，对成年人参与的理解，仅停留在讯问前或拘留期间告知相关成年人该未成年人的在押现状，而非切实将其参与作为一项程序性内容。

2、成年人参与率得不到保障。一是《刑事诉讼法》对成年人参与所持的“可以”态度常常被理解为“可以不”，成年人到与不到并不影响司法进程。二是公安部或最高院虽有“应当”通知成年人参与的要求，但往往也因为客观原因，特别是因侦查需要或无法通知等情形而得不到满足。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近年来受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为例，该院2002年1月至2006年3月判处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本市人员656人，外来人员749人，上述二者庭审时父母等成年人到庭参与率分别为87%和50%。除不愿来院、庭审时已满18周岁等原因外，导致成年人参与率低，特别是外来人员庭审时成年人参与率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法庭无法与被告人的合适成年人取得联系。三是我国关于成年人参与的规定较为原则，对经通知后拒绝到场的成年人缺少后续监督措施。父母、监护人在被通知后，享有到不到场的决定权。在他们不到场的情况下，未成年人被讯问时将无法获得合适成年人的帮助。

三、引入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利弊

（一）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引入的有利之处

1、合适成年人参与符合“保障人权”的宪法规定。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所有被剥夺自由的儿童应受到人道待遇，其人格固有尊严应受尊重，并应考虑到他们这个年龄的人的需要的方式加以对待。”公约要求“所有被剥夺自由的儿童均有权迅速获得法律及其他适当援助”。一直以来，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状况都是衡量一国人权保护水平的重要标准。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违法犯罪后应给予特殊保护。“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的明确规定。合适成年人参与恰恰可以成为这一规定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体现，将极大地提高我国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的力度与水平。

2、合适成年人参与符合程序正当性要求。该制度本身就体现了程序先行的理念，标志着从犯罪控制模式向正当程序模式转变的司法公正的追求。与犯罪控制模式注重对犯罪的打击相比，正当程序模式更关注程序的正当性，坚持任何做法都要经过正当的程序。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就是以程序公正确保司法公正的表现。通过合适成年人旁听讯问过程，监督司法程序，向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咨询建议及协助其与讯问人员沟通，使未成年人在公正、宽松的环境下理性对待讯问。同时，对公权力行使者来说，也有益处，即合适成年人在场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监督程序公正与否、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与否的作用，防止权力滥用。

3、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更适应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生理发育与心理发展之间的矛盾、心理活动本身各部分之间的矛盾、心理发展与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产生及其相互作用是未成年人产生犯罪心理的重要原因。加上犯罪后的焦虑、不安和对讯问人员潜在的恐惧和排斥心理，讯问者与未成年人单独相对的审讯效果难免欠佳。因此，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一个保护与沟通的桥梁更为必要。从人文关怀的角度讲，应当引入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允许合适成年人为未成年人提供帮助，并保证未成年人能获得成年人的帮助。

（二）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引入可能带来的问题

1、从法律层面上讲，可能存在的问题。一是缺少有力的法律依据。该项制度的理论研讨和实践操作近年来刚刚起步，积累的可行性经验不多，法律依据欠缺。即使立法，但因缺少先期可行性制度作为铺垫，可能产生立法与实践脱节，或给制度运行带来难题。二是影响未成年人供述的真实性和办案效率。对合适成年人制度的引入，侦查机关深感忧虑。他们担心当着成年人的面，特别是父母、老师等亲近的人，在首次讯问时，未成年人是否仍会如实交代，是否会因为惧怕家长生气或被老师、同学看不起而有所隐瞒，是否会因家长伤心、气愤的情绪而影响讯问活动，是否会与成年人串通影响侦查；是否会因通知成年人而影响及时审讯。三是成年人参与后泄漏审讯机密。侦查机关担心成年人对案件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后会对外透露情况，导致同案人闻风而逃等严重后果。

2、从实践层面上讲，可能存在的问题。一是经费保障问题。实施这一制度的经济条件问题不容忽视，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密不可分。要建立一个完备的合适成年人制度，需投入相当大的财力、人力和物力，这对一些不发达地区来说无疑很难做到。因此在实践中可能无论是从财力还是警力方面都不容易得到支持。二是组织保障问题。该制度的运作涉及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但却缺少专门的组织保障。三是专业人员资源问题。在涉及审讯秘密事宜、不能及时通知或无法通知的情况下，缺少随叫随到、能保守秘密的专业的合适成年人队伍。此外，还存在其他现实性的疑虑，如由于看守所的现有严格管理制度，合适成年人难以或不便参与等。

（三）问题的化解方法我们认为，引入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利大于弊，各种困难仍可克服。

1、法律层面问题的化解途径第一，立法方面可以化整为零。虽然我国缺乏此方面的立法支持，但设立相应规定并非全无依据。从侦查讯问直到审判阶段，如果严格执行成年人到场规定，前述的局面将会有所改观。当然，现有法律规定还很不完善，应当尽快完善和制定相关规定。考虑到我国地域广泛，各地情况不同、能力存在差异等情况，立刻制定具有全面约束力的法律有一定难度，不妨以“合适成年人参与”为专题，先行制定公安、检察、法院条线内部工作程序，对合适成年人的法律地位、人员来源、参与条件、运作程序、权利义务进行系统的规定，然后在实践成熟的基础上考虑将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引入法律规定。同时，可以在省或直辖市范围内进行一定范围的试点，积累更多的经验。第二，因参与产生的问题可对症下药。合适成年人到场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监督司法程序公正的效果，虽然这可能给办案人员带来一些不便，但从长远看，它为讯问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特别是合适成年人参与可为取证提供保障，在成年人参与下获取的陈述和证据更具有说服力，证据的采信度得以提高。同时，成年人参与能达到使讯问活动免受怀疑的目的。讯问者还可以事先与到场成年人沟通，请其协助做好未成年人的思想工作，如果能得到成年人充分理解，相信其更乐意与侦查机关合作，争取未成年人得到宽大处理。

2、实践层面问题的化解途径第一，拓宽经费来源渠道。一是规定政府应当为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提供经费保障。经费的管理可以由各级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负责，在没有建立专门青少年保护机构的地区，可以由民政部门负责。二是通过社会捐助或成立相应慈善基金的方式筹措资金，还可与外来未成年人来源地的政府组织加强沟通联系，请其划拨专款。三是建立罚没专款专用机制，即从刑事案件罚没统一上缴款中重新划出一部分归专门机构，用于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建设。第二，设立专门机构。确立一个管理成年人参与工作的专门机构，全面协调资金、人员及各方工作。该机构可以设在青少年保护委员会中，在没有此类委员会的地区，可以下设于民政部门。第三，建立专业合适成年人队伍。建立专业合适成年人队伍是参与及时性和到位率的保障。为了应付紧急情况，保证合适成年人的参与，可以实行协调员24小时值班制度。未成年人将被讯问时，可通过协调员联系合适成年人，当派遣的合适成年人由于意外等原因不能及时到达讯问场所时，协调员负责联系新的合适成年人。

四、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本土化构建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本身是一件“泊来品”，有利之处固然不少，但直接用于本土却未必完全适合，考虑我国司法现状，本文就其本土化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一）合适成年人参与的范围从国外合适成年人参与工作的情况来看，侦查讯问是成年人参与的重点阶段，但在我国，不妨将其延伸到检察起诉阶段及审判阶段。因此，合适成年人可参与的案件应包括：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侦查、检察讯问阶段及法院庭审的全过程；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未成年人可能被处以劳动教养案件的讯问阶段；未成年人可能被予以治安处罚案件的讯问阶段以及其他被传唤讯问的阶段。

（二）合适成年人的选择

1、人选范围。一般来讲，未成年人的父母是首选的合适成年人，其他监护人、近亲属、老师也可以成为合适成年人。要将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作为一项制度确立起来，不能单靠纯粹的伦理关系，建立专业合适成年人队伍是最好的选择。该队伍中应吸纳共青团和妇联等社会团体的人员、社会工作者、司法所司法助理员、街道（社区）从事青少年保护的专职人员，以及其他志愿从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人员。在地域选择方面以就近为好。2．人选条件。除了与未成年人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及有师生关系的教师外，合适成年人应当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和工作经验，年龄超过25周岁，最好能经过相应的工作培训，了解基础心理学、诉讼法学常识及教育方法，热心于青少年保护，为人正直，有完全责任能力。3．人选限制。合适成年人人选应当有所限制。一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不能作为合适成年人人选，即使是未成年人的父母或监护人。二是与司法程序有关的公职人员。在公安、检察及法院担任公职的人员（属未成年人近亲属的除外）不宜为合适成年人。三是与本案或未成年人曾经所犯罪案件有牵连的人员。为保障合适成年人不受偏见地行使职能，其必须在担任合适成年人之前，未成年人未向其做出承认有罪的陈述。同时，合适成年人不能是本案的被害人、证人。四是其他不适宜担任合适成年人的人。如有犯罪前科人员（属未成年人近亲属的除外），与未成年人疏远且被拒绝到场的父母。为保证程序的公正性，在父母不适宜到场的情况下，应向未成年人说明情况，由其他人选予以替代。

（三）合适成年人的职责合适成年人的职责在侦查、检察和审判阶段应基本相同，但有所侧重。首先，在侦查、检察阶段，合适成年人的首要职责在于监督程序的公正性。合适成年人出现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在讯问过程中不受侵害，特别是要防止其因受到违反程序的侦讯方式影响而做出违背意愿的陈述。因此，合适成年人有权对司法程序进行监督，这就要求每一次讯问，合适成年人都能及时到场，并观察司法机关的活动，确认侦查、检察活动中无违法和损害未成年人人权的行为。其次，合适成年人在侦查阶段应安抚未成年人的不安心态，协助其与讯问人员交流。合适成年人应对讯问等诉讼活动的意义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协助侦讯人员与未成年人进行沟通，努力使未成年人准确地理解提问，并进行陈述，避免未成年人陷入焦虑、恐惧之中。如实交代犯罪是争取宽大处理的一种方式，试想，当讯问人员要求未成年人交代全部犯罪事实时，在场的成年人保持缄默或无动于衷，无疑会助长未成年人意图逃避惩罚的心态。如果因为未成年人一时迷惘选择了交代不实从而失去从轻、减轻处理的机会，这对未成年人来说并无益处。更何况与未成年人相比，成年人审时度势、全面衡量利弊并做出选择的能力要强得多。再次，进入审判阶段后，合适成年人参与重在配合法庭教育及庭后矫治。与侦查阶段不同，相对而言，审判阶段程序更为严谨。庭审在公诉人、辩护人、法定代理人多方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违反程序侵害未成年人权利的可能性比较小，此时，合适成年人无需将注意力放在监督程序的环节上。实践表明，在法庭上，面对法官、检察官、自己的代理律师和亲人，特别是面对自己的父母，未成年人往往更能从心底感受到犯罪的耻辱和对自己行为的追悔，借此机会，如果合适成年人给予其真诚的教导，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庭后，合适成年人还可以在回归帮教工作中起重要作用。

（四）合适成年人的权利、义务及其参与地位

1、合适成年人的权利。参与对未成年人的讯问，不受非法干预；对司法工作人员违法或不适当行为提出纠正；向未成年人阐明其享有的合法权利；与未成年人沟通，了解犯罪动机、目的；专业合适成年人还有权了解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背景，并享有必要的费用补贴权。

2、合适未成年人的义务。不非法干涉公安、检察、法院的正当活动，特别是在讯问过程中不插话、引导未成年人回答、歪曲文字表达意思等；遵纪守法；不泄漏与案件有关的秘密；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权。专业合适成年人还应当了解未成年人的家庭情况和交往范围;保护未成年人的基本诉讼权利;根据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具体情况，提出和参与对其司法或非司法的分流处理工作;为开展帮教和矫正工作打好基础。

3、合适成年人参与的地位。应当明确要求合适成年人参与是未成年人的权利，也是合适成年人的权利和义务，如果未成年人的父母等家属因种种原因未能到场，应通知专业合适成年人到场，讯问后应当由合适成年人就程序的公正性进行签字确认。对无合适成年人签名确认公正性的讯问笔录，又无合理理由加以说明的，该笔录中涉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事实自认不能作为依据。

（吴金水、刘敏、张红、夏盛、张倩、徐啸）

第三篇：材料到场检验制度

材料到场检验制度

为保证现场施工进度的正常进行，材料到场后必须对材料的质量、数量进行核查，为此特制定以下条款：

1.材料在到场后，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进行检验，人员包括项目部材料员、保管员、质检员、施工队材料员、保管员。

2.各人员认真核实材料的名称、产地、规格、材质、数量、批号、生产日期、外包装等直观要素。

3.需要开箱检验的仔细认真检查，清点附件、配件等物品的情况，不得有缺失、损坏、锈蚀等问题。

4.检查随材料到场的合格证、质量证明书、清单等物品是否齐全，准确。

5.任何人发现任何问题应立即提出，不得延误，更不得隐瞒不报。

6.材料验收结束后应立即填写《材料到场检验记录》，对于有复检或是复试要求的材料要尽快组织进行，不得延误现场生产。

中化十三公司晋城项目经理部

2013-7-20

第四篇：民法总则中增设成年人监护制度的规定和意义

一、民法总则中增设成年人监护制度的规定和意义

（一）民法总则中对成年人监护制度的规定

中共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17年3月15日通过了《民法总则》，其民法总则第33条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立自己的监护人。协商确立的监护人在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履行监护职责。”由此，这标志着我国成年人监护制度在民法总则中正式予以规定或确认。仅仅用一个条文规定了成年人监护制度，虽略显简单，不够健全，但成年人监护制度的设立补足了我的成年人监护制度长期缺位的短板，可谓意义重大，进一步保障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民法对人的终极关怀，体现了民法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理念。民法总则在监护制度增加了“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和“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这些都是以往民法通则没有规定的。这些规定的增加都不同于以往的民法通则，虽然规定的较为简单，但立法的价值理念较为先进，吸收了“尊重本人自我决定权”，“维持生活正常化”的监护制度理念，与国外的国家监护制度的立法理念相接轨，总体上适应了的时代和社会的变化需求。这些规定都进一步体现了民法的意思自治和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突显了民法为人法和权利法。

（二）民法总则中增设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意义

1.保障人权，进一步维护了老年人的社会养老保障权“人权是人依其自然本性和社会属性所享有或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它体现了人的尊严、正义、公平、人道、善良等美好的人类精神和价值。”社会养老保障权是公民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公民的社会养老保障权是人权的进一步体现。保障人权是政府不可推卸的法定义务和职责。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1948年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确定了社会保障权是一项基本人权。该宣言第22条规定：“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利享受社会保障。”在民法总则中增设成年人监护制度兼顾社会保障和人权保护的双重机能，在民法总则中增设成年人监护制度体现了对老年人的终极关怀，体现了弱势群体的保护，进一步保障了老年人社会保障权，有效地保障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从而保障了老年人的人权，这符合保障人权的历史潮流和国际趋势。

2.体现了民法以人为本价值理念，突出了民法为人法和权利法民法总则第一章基本规定的第二条规定：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而之前的民法通则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虽然是简单的顺序的调整，可谓意义深远，对整部民法典的制定都具有指导性意义，就能看出此次制定民法总则的主导价值理念是“人”，更进一步凸显了民法为人法和权利法。虽然《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了成年人监护制度，这标志着我国成年人监护制度正式予以确立，而在民法总则中再次予以规定或确认，成年人监护制度兼顾财产管理和人身照顾的双重机能，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凸显了民法对老年人的终极关怀，体现了我国“尊老爱幼”的优秀文化传统，体现了民法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理念。民法总则中再次予以规定或确认成年人监护制度，从根本上说就是民法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一切以人为出发点。

3.体现了公平的价值理念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而公平价值理念为民法总则的一项基本原则，贯穿于整部民法典之中，贯穿于民法的各项制度之中。“法律更全面地介入监护关系，更多地尊重被监护人的意志，更细致地区分被监护人的需求，为生活中的弱者提供更人性化的保护和支持，确保他们与其他人平等地实现法律赋予的权利”。民法总则对成年人监护制度再次予以规定或确认，构建“财产管理和人身照顾并行的”成年人监护制度，弥补了民法通则成年人监护制度的不周延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年人权益保护需求急迫性，迫切性，体现了民法对弱者权利的保障，从而进一步从制度设计上体现了民法的公平价值理念，体现了民法追求实质正义的价值取向。

二、民法总则中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缺陷

（一）对成年人监护缺乏弹性化制度设计对成年人监护没有分情况对待，有点过于机械化，制度过于僵化，难以发挥成年人监护制度应有的功能和作用。老年人体力、脑力、识别判断能力、意识能力、自我保护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渐衰退和减弱，但是每个老年人的行为能力程度不同，还有不同障碍程度的智力障碍，因身体的缺陷导致的行为能力的残疾人行为能力也有区别，他们对帮助的需要程度也有区别，这些都需要法律给予关注和保护。而民法总则将行为能力欠缺状态划分为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不足以涵盖老年人的行为能力的状态，难以满足老年人多元化的保护需求。

（二）对成年人监护的监督和救济缺位民法总则对成年人监护制度，尤其是成年人意定监护，缺乏相应的监督制机制和救济机制，这就使得成年人监护制度起不到立法预期的效果。而民法总则第三十四条第三款只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并没有说明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应当承担何种法律责任，有谁可以请求监护人承担法律责任，通过何种程序请求都没有规定。民法总则第三十六条对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这对被监护人并不能起到监督的作用，这仅仅是对被监护人的保护，监护人被撤销其监护资格，对监护人并不能产生多大影响。总体上说，这两条的规定不能对成年人监护起到监督的作用，从而使得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功能会弱化和衰减。

（三）公共监护制度规定不足“纵观各国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历史演进，大致都经历了由私权自治到公权介入的转变，如今几乎没有国家认为监护制度属于家事范畴，而我国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私权色彩浓厚，公权介入较少”。正是因为公共权力介入较少，要强化公共权力的干预，因而要设立公共监护。而民法总则第32条规定：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此规定虽然规定了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由民政部门或者被监护人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但是规定的较为简单，容易造成民政部门和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之间互相推诿监护职责，并没有规定何时何种情形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何时何种情形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监护人，没有明确划分各自的监护界限。对于如何履行监护职责都没有规定，这不利于保障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民法总则第32条规定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监护，而是一个兜底性质的条款。而伴随着丁克家庭的增多和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越来越多的老龄人口无子女或者老年人的子女已经过世，这就造成了被监护人无监护人监护的局面。公共监护制度的规定不足，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不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带来的挑战。

三、我国民法总则中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完善

（一）设置弹性监护制度保护，细化监护的措施类型设置弹性监护制度保护，细化监护的措施类型，满足不同层次的老年人的需求，能够更好尊重老年人的自我决定权，尊重其意思自治，尊重其生活的正常化。在弥补其行为能力不足的同时，尊重了其真实意思，意思自治原则不仅允许当事人依其意思亲自为法律行为，而且包括当事人依其自由意思授权他人代为意思表示，从而充实了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的自由，使其意思自治得以充分实现。我国民法总则对于成年人监护只规定了意定的成年监护，虽然意定监护为老年人监护的核心，符合当今监护改革的价值取向，但略显不足，没有考虑到一些特殊情形的发生，这会显得规定的过于粗糙。笔者建议应该在以后的司法解释完善监护的设立方式，使得监护方式设立多元化。应借鉴日本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立法模式，根据被监护人的具体情况设置监护、保佐和辅助，将老年人监护措施类型化，不同的监护措施分别对应不同的监护对象，最大限度地尊重老年人尚存的意思能力。

（二）增加相应的成年人监护监督和救济机制对成年人监护的监督不可或缺，尤其是意定监护，如果监督缺位，就会出现监护人滥用监护职责或者不履行、怠于履行监护职责侵犯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这就使得成年人监护起到应有的效果和作用。笔者建议，首先第三人或者被监护人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都可以起到监督者的角色，并且该第三人并非一定是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监督者应督促监护者应遵循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尊重其意思自治的原则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履行监护人职责。其次，要对意定监护的合同进行公证。最后，建立成年人监护登记制度。老年人的监护人应在民政部门等机构进行监护人信息登记，并在互联网上进行公示，起到对监护人监督的作用。建立全网络的成年人监护登记公示制度，任何第三人都可以登录网站查询到相关信息，起到公示的作用，有利于维护第三者的交易安全，促进市场交易效率，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要明确当被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监护人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法律后果，当发生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被监护人通过何种途径基于何种权利向谁请求其合法权益，法律都应当明确规定。建立与成年人监护制度相配套的救济机制对于应对日益复杂的老龄化带来的诸多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并且必不可少。

（三）增设公共监护制度随着丁克家庭的增多和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越来越多的老龄人口无子女或者老年人的子女已经过世，这就造成了被监护人无监护人监护的局面。让公权力介入监护制度，增加公共监护制度，由公共财政予以负担。笔者建设在现有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改造，施行监护制度双轨运行，第一条轨即个人担任监护人，而第二条轨国家公共部门担任监护人，构建完整的监护制度体系。公共监护作为个人监护制度的补充，公共监护弥补个人监护制度的不足，双轨并行的监护制度能够能够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带来的严峻挑战。施行双轨并行的监护制度双也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七条规定的具体表现，即第七条规定：“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监护制度施行双轨制体现了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监护制度施行双轨制有利于应对我国日益严峻老龄化社会带来的诸多问题和挑战。

民法总则中增设成年人监护制度回应了时代的关切，补充了成年人监护制度的长期缺位。但规定的较为简单，不足以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为更好适应社会转型和应对老龄社会的挑战，让每个老年人更有尊严生活，完善我国的成年人监护制度，建立适应我国老龄化社会的成年人监护制度体系势在必行，这对于维护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巨大作用。总而言之，建立完整的成年人监护体系任重道远，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五篇：退市制度研究（本站推荐）

我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研究

摘要

上市公司退市制度是证券市场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退市制度能够有效保证证券市场的高效有序发展。我国已基本建立了上市公司退市制度，但该制度还很不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功能的发挥。依据我国现有退市制度的相关规定和运行现状，有针对性地提出进一步健全我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对策，有利于我国早日健全上市公司退市制度。

关键词：上市公司；退市原因；退市制度；证券市场

一、中国退市制度变化的情况

2012年5月1日起实施的创业板退市制度拉开了中国股市退市制度改革的大幕，改革后的主板退市制度不仅弥补了现行退市标准和程序的不足，还通过新增指标完善了净资产、营业收入、非标审计意见等相关退市标准，并且新增了股票成交量、股票收盘价两个市场交易方面的退市标准，明确了恢复上市和重新上市的条件，同时保障新旧退市制度的平稳衔接和过渡。

(一)主板、中小板上市公司出现最近一个会计期末净资产为负值的、出现最近连续两个会计营业收入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的,其股票将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股票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营业收入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的,其股票将暂停上市;公司股票暂停上市后,首个会计营业收入继续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的,其股票将终止上市;股票成交价格连续低于面值,上市公司出现连续20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每股面值的,其股票将直接终止上市等。

(二)创业板4月20日正式发布的《创业板上市规则》明确了创业板退市相关规定,主要包括八大亮点:创业板暂停上市考察期缩短到一年;创业板暂停上市将追述财务造假;创业板公司被公开谴责三次将终止上市;造假引发两年负净资产直接终止上市;创业板借壳只给一次机会补充材料;财报违规将快速退市;创业板拟退市公司暂留退市整理板;创业板公司退市后纳入三板等,并自2012年5月1日起施行。

二、退市制度难以真正建立的原因分析

1.非市场化的发行制度导致壳资源的价值太高。

现有制度下，我国证券市场一直以来都是被政府严加管理和控制，对于企业上市实行严格的行政审批，在一定的时期内只允许一定量的企业上市。上市指标的稀缺及其高昂的成本抬高了壳资源的价值，那些长期亏损、经营惨淡，早应该退出市场的公司依靠着这一香饽饽反复进行无效的重组。壳资源的高价值使得企业退出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2.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成为上市公司退出的一大障碍

上市公司多数是所在地方的利税大户，是带动就业，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政府为了守住自己的财神爷，给予其大量的优惠政策。为了支持地方上市公司不被退市，有个别地方政府甚至会纵容企业违法违规，地方保护虽然暂时地保住了本辖区的部分短期利益，却是以损害整个证券市场的稳定运行为代价，结果往往也是积重难返，自食恶果。

3.退市会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监管层出于保护中小投资者，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在决定上市公司是否退市时态度不够坚决。上市公司退市不仅仅是对企业经营状况、价值的一种否定，它同时也意味着对其所有人的惩罚。一般而言，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多为机构投资者或者大企业，中小投资者的所持股份仅为一小部分，然而其数量往往庞大得涉及各个社会角落，他们的自有资金有限，能够获取的社会资源、信息不足。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小股东承担了过多的退市风险。一旦其所购买的股份被退市之后，他们受到的打击的程度远远较之于大股东要大。监管层面对是既要制度执行、又要社会稳定的两难境地，维稳的任务使其倾向于牺牲规则的执行力。

4．公司上市功能的错误定位

证券市场的核心功能，最本质地表现为为社会先进生产力提供长期资本资源及对这种资源进行交易、优化配置的功能。一般而言，证券市场具有筹资、资源配置，对资本资产的风险收益进行合理定价、促使公司形成高效合理的运营机制等作用。基于此我国发展股票市场的初衷，更多的是考虑股票的融资功能，尤其是为国有企业筹资，为国有企业解困。另一方面公司上市后，通过市场对公司股票的反应，可以激励上市公司改善资产质量状况，提高经济效益，但是许多上市公司进入证券市场，其真实想法只是为了“圈钱”。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上市对企业来说只是一种低成本的筹资渠道。未上市的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千方百计的上市；而那些理应退出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则千方百计的逃避退出上市。这样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实施也就大打折扣。上述行为误解了我国开放证券市场的初衷，是对证券市场功能的错误定位。

三、完善我国退市制度的思考

对于完善退市制度，应该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特别是美国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应该本着法制化、多元化、定量化、层次化的原则完善我国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１．完善我国上市公司退市的法律法规并加大执法力度

“资本市场的建立、运行和发展，离不开法治的支持和保障。发治强则市场兴，法治弱则市场衰。这是为国际、国内资本市场实践所反复证明的一条客观规律。”首先完善退市标准和退市程序方面的内容，美国成熟证券市场在退市标准和退市程序方面的规定是相当完备的，而且各个程序的时间限度和衔接问题也很顺利。但是一直以来我国的退市标准都是以“连续三年亏损"作为基本条件的，此标准规定过于单一，应该从净利润退市标准、净资产退市标准、１元退市标准、违反持续上市标准、成交量退市标准、虚假陈述标准、主动申请退市、市值退市标准、被监管谴责退市标准等方面完善上市公司的退市标准。对于程序性的退市问题作出细致准确的安排，各个阶段的时间衔接尤其重要。其次法律应限制甚至禁止“借壳”重组，这样做的目的与股票发行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一致的，所有欲上市的公司应当按照我国证券法规定的核准条件申请上市而不应该借“壳”上市。再次在ＳＴ制度实施过程中，仍然有一部分股票经历了长年的Ｓ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退出证券交易市场，这从侧

面说明我国的证券市场退市制度实施的力度很小，基于此执法机构应当在现有法律法规的框架内加大执法力度。

２．完善对投资者的保护机制

“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是各国证券法的核心任务与根本目的。”“当前讨论讨论投资者保护问题，不仅是非常重要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而且是有远见的、战略目光的，反映了中国证券市场在发展中走向成熟的必然需要。”“买者自负”在证券市场上是通行的原则，似乎在此处强调投资者的利益保护是不恰当的。但是上市公司退市往往是由于上市公司违规操作或者经营不善造成的，所以“买者自负”对投资者就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对抗风险能力更弱的中小投资者更是如此。首先由于上市公司退市的原因包括操纵市场、非法挪用募集资金、不正当关联交易、虚假陈述等其他类型的严重违规违法行为，但是我国法院只受理投资者因虚假陈述受到损害而提起的民事诉讼。这样投资者的权利就得不到全面的救济，所以法院应全面受理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其次，完善对中小投资者的赔偿制度。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中小投资者由于信息不对称，权利极容易受到侵害。如果中小股东在投资决策前所获得的信息是虚假并因此遭受损失，可以向相关责任主体提出民事赔偿要求。

３．建立多层次的证券市场退市体系

上市公司退市并不是说明他们不再需要进行融资或者没有资格再从证券市场上进行融资，除了公司主体资格消灭的以外，退市公司还是市场主体，他们还有融资需要。“多层次资本市场是配合一国经济发展战略、满足市场多样化需要、实现专业化管理的必然选择，也是证券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我国现在实行的主要是主板市场退市制度，对于退市的股票将进入股份代办转让系统。对于刚刚建立起来创业板市场以及场外交易市场退市制度更是不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结构不完善，不利于资本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理想的多层次的证券市场体系应包括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场外交易市场和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这个体系中的交易市场虽然不同，但是应该建立上市公司的流通机制，在标准考核的基础上实现上市公司进退法制化。这样才能形成良性的循环，为上市公司退市提供市场依托。

４．发挥证监会在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中的作用

证券市场的证监会一般只作为证券市场的监督者，专职于证券市场各种规则的制定和执行监督工作，其主要职能是制定证券市场的各种制度并保证这些制度的有效运行，为各种市场主体提供一个公平、透明、自由的市场环境。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尤其需要确立完整统一的法律制度，建立相对集中的监管体制，形成统一互联的场内场外市场体系。这样就必须发挥中国证监会的作用。首先，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应该监督上市公司违法违规行为，监督沪深证券交易所的暂停上市、终止上市的执法行为。其次证监会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制定详细的上市公司退市实施细则或办法，使上市公司的退市制度更具有可执行性。

2012年作为改革渐进深水区的一年,证券市场也将面临着全面的改革挑战。不论是新股发行制度的严格化,亦或是陆续在完善中的股票退市制度,它们都在昭示中国的资本市场正在通往一条规范化、法制化的道路上。面对股市一级市场普遍存在的资金超募的投机风气,本轮退市制度的完善性改革针对了三大市场痼疾:财务造假、利益层护壳及创业板高估值。总体来看,规则的设计遵循了这样的一条思维路径:首先是完善退市体系包括规则和时间;其次,大力度提高“借壳”难度;最后是严肃会计规则以及强化信息披露。这些切中要害的措施虽然短期内不会发生乐观者预想的效果,但绝对是长期利好市场健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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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蔡奕．十字路口的中国证券法［Ｍ］．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９．

5.退市与否应考虑制度严肃性与公平性,证券时报,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