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免费论文下载

第一篇：国外免费论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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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国外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论文

摘 要：伴随着法治国思想的传播和独立行政法院制度的发展，在法国逐步产生和形成了行政法治原则和行政均衡原则。这两项原则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法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整体。

关键词：法国行政法 行政法治原则行政均衡原则

法国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典型代表，素有“行政法母国”之誉，其行政法被许多国家奉为典范。法国最先从理念上承认行政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并通过行政法院富有创造性的努力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行政法体系。支撑这一庞大的行政法体系的是隐藏在其背后的行政法基本原则。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使法国的行政法体系虽然规模宏大但不显得杂乱无章，虽然范围广博但却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法国著名法学家勒内。达维在谈及法国行政法时自豪地说：“一系列行政法原则已经形成，它完全可以和民法原则媲美，而且在某些方面更胜一筹。”[①]深入研究集中体现法国行政法精神的基本原则可以使我们深刻理解和领会法国行政法的基本内涵、主要观念和规范体系，同时，这对在国情上与法国有许多相同之处的中国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法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发展

法国行政法的产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概言之，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法国行政法的产生提供了政治、经济、思想准备，大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独立行政法院制度直接标志着法国行政法的产生，并使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之行政法院模式与英美法系之普通法院模式形成鲜明对比。正是伴随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出现的法治国思想和独立行政法院制度的发展，在法国逐步产生和形成了行政法治原则和行政均衡原则，这两个原则被认为是法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一）法治国思想的影响

在法国，法治国的思想产生于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前的启蒙时代。以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以理性作为武器向宗教神学和君主专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其中，作为古典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的孟德斯鸠和卢梭比较系统的阐述了法治国的思想。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制衡论”、卢梭的“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都包含有丰富的法治国思想。他们倾向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权力不是绝对的，国家和个人都应服从法律，法律保护个人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非法侵害。”[②]启蒙思想家的法治国思想伴随着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爆发进一步深入人心，并成为法国宪法的一个重要原则。1789年《人权宣言》第5条规定：“……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不得受到妨碍，任何人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该宣言的第6条规定：“法律表达普遍意志。所有公民皆有权亲自或经由其代表来参与法律之形成。不论保护抑或惩罚，法律必须对所有人一样。……”。上述规定都是当时法治国思想的表现。

个人的自然权利是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构造其法治国思想的逻辑起点，这种学说对于弘扬民主、平等、自由等价值观念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适应了当时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但是，随着法国的政治风云变换和垄断资本对加强国家权力的需要，建立在形而上学的个人主义之上的自然权利说被实证主义社会法学派的学说所取代。以狄骥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社会法学不是从个人的自然权利出发，而是以社会的连带关系为逻辑起点对法治国的思想进行了阐述。狄骥认为：“法律的强制力量并不来源于统治者的意志，而是来源于法律与社会相互依存的一致性。由此，法律对统治者的约束同其对庶民的约束一样严格，因为统治者与庶民一样，也受建立在社会相互关联性基础上的法律规则约束。”[③]狄骥与启蒙思想家的法治国思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在使国家的公权力受到法律的控制和约束方面是一致的。比如，狄骥认为：“国家必须遵守它所制定的法律，只要该法律未被废除。国家可以修改或取消某项法律；但只要该法律存在，国家限制行为，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都必须在该法律法定范围之内，而正是因为这一点，国家才是法治国家。”[④]

法治国思想的传播为法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首先，法治国思想的基本精神在于使国家公权力从属于法律，这种精神在行政领域的体现就是行政法治原则，即作为国家公权力之一的行政权也应当到法律的支配。其次，法治国思想不仅要求公权力服从于法律特别是制定法（形式法治国），而且进一步要求公权力的行使必须符合公平、正义的观念（实质法治国）。二战后，随着从经济自由主义向国家干预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行政权更加广泛地深入到法国社会之中。为了应对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法律赋予了行政机关更为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在这种情况下，体现形式法治国思想的行政法治原则的局限性日益明显。为了加强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行政法院通过判例发展出了行政均衡原则。该原则要求，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行政行为必须合理、适度、均衡。而这正是行政法院根据公平、正义等实质法治国的观念对行政行为提出的要求。

（二）行政法院制度与判例的作用

法治国思想在行政法领域的应用必须有制度性的保障才能使该思想变为生动的现实。在这方面，法国的行政法院制度与判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对法国行政法及其基本原则的形成具有较大影响的另一重要因素。

“法国的行政法是由行政法院适用的特殊法律，而行政法院正是为适用行政法而创造的。”[⑤]大革命时期，法国人的一个共同信念是：最高法院代表旧制度，大革命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取消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干预。至今仍然有效的1790年8月16日—24日的法令宣布：“司法机构应当同行政职能相分离，法官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行政人员的活动，违者以渎职论处”。“这项规定意味着一个终点，但它却恰恰是法国行政法的起点的标志。”[⑥]自此以后，法国行政法院从最初的保留审判权到后来的委托审判权直至1889年通过“卡多案件”正式取消部长法官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才逐渐同实际的行政相分离。这个分离的过程是行政法院的独立性逐步增强的过程，是行政审判权对行政权的监督逐渐强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法国行政法及其基本原则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法国行政法院自创立以来已有二百年的历史，在此期间它对推进法国行政法及其基本原则的发展起到了独特而卓越的作用。对此，美国学者莫里斯。拉朗热作了十分精辟的概括：“行政法院所发挥的卓越作用真正是法国独创的。在这个国家里，政府经常变动，宪法也并不持久而来回更改，行政法院却是主要的稳定因素。它所赖以建立的原则，越过成文的宪法，构成一个真实的不成文的宪法。……在这个多次发生革命的国家里，行政法院以渐进的方式发挥作用，它做事既谨慎，又有效，有时也被急风暴雨所颠覆，但很快又达到恢复，就这样保持着国家的永久性和民族的连续性。”[⑦]法国行政法院在控制行政权滥用、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方面所起的作用尤为显著。在第五共和国创立宪法委员会之前，行政法院历年所发展的案例法几乎是唯一限制政府权力的法律。[⑧]行政法院通过判例的形式不仅率先发展了权力滥用理论，从而丰富了行政法治原则，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又发展了行政均衡原则。均衡原则与英国的合理性原则、德国的比例原则、日本的无瑕疵裁量请求权和裁量零收缩理论同属对行政裁量权的有效控制手段，但更能体现法国行政法特色。在比较法国新旧两个时代时，托克维尔认为二者唯一实质性的区别在于“大革命之前，政府只有依靠不合法和专横的手段才能庇护政府官员，而大革命以来，它已能合法地让他们违反法律。”[⑨]这种判断在托克维尔所处的时代也许是真知灼见，但是在后托克维尔时代，伴随着独立的行政法院制度的出现和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发展，这种说法已经与法国当代的现实显得距离过于遥远。

法国本是一个成文法国家，“同至今仍以判例法为基础的英国法相比，法国法则有以制定法为中心的法结构这种大陆法的特征。”[⑩]因此，法院判案原则上以成文法为根据，然而在行政法中起主要作用的却是判例。这是由法国行政法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一方面在公法和私法相互分离的传统之下，行政法院对行政案件的审理不适用民法和其他私法的规定；另一方面由于行政事项极为繁杂，法官经常遇到无法可依的情况，不得不在判决中确定所依据的原则。在法国，“行政法的重要原则，几乎全由行政法院的判例产生。”[11]一位法国行政法学家用生动的语言说，如果我们设想立法者大笔一挥，取消全部民法条文，法国将无民法存在；如果他们取消全部刑法条文，法国将无刑法存在；但是如果他们取消全部行政法条文，法国的行政法仍然存在，因为行政法的重要原则不存在成文法中，而存在于判例之中。[12]这几句话虽然有些夸张，但却十分生动地说明了判例对于法国行政法的重要性，也说明法国行政法的特点。在法国行政法中，判例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这或许有两个原因：一是行政事务复杂多变，成文法难以适应这种速度；二是判例出自具有较高素质的最高行政法院法官之手，质量比较高。[13]此外，最高行政法院的判决，逐月逐年公开发表，供学术界讨论和研究，法学界对于判决的评价，也能提高最高行政法院判决的质量。

法国行政法中的原则大都先由法官或法学家们在案件发生后提出或创造出来，经过实践的检验，有的成为普遍性的成文法原则，如行政法治性原则；有的则仍处于判例状态，仅仅出现在法学家们的学术研究中，行政均衡原则即属此类。这些原则由判例产生，经过实践的检验，所以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这正是法国行政法的优点之一。

综上所述，法治国思想的传播为法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独特的行政法院制度为之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而行政法院的法官则根据实践需要通过高质量的行政判例不断对其进行丰富和完善。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逐步推动了行政法治和行政均衡两项基本原则在法国的形成与发展。

二、行政法治原则

在法国，多数学者认为，行政法是调整行政活动的国内公法。调整行政活动是指行政活动必须遵守法律，在其违反法律时受到一定制裁，例如引起无效、撤销或赔偿责任的结果。这就是法国行政法学上所谓的 “行政法治原则”。具体而言，它是指法律规定行政机关的组织、权限、手段、方式和违法的后果，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并积极保证法律的实施。[14]该原则是法治国思想在行政法领域最为重要的体现，是法国行政法的核心原则。

（一）行政法治原则的主要内容

行政法治原则主要包含以下三项内容：

1.行政行为必须具有法律依据。行政机关只能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采取行动，这是行政法治原则的根本要求。对于公民而言，只要法律未明文禁止，就可以自由行动，而无须法律授权。但是，对于行政机关来说，则没有这种自由，而必须严格遵循“凡法律所未允许的，都是禁止的”规则。这是行政行为与公民个人行为的最大区别。唯有如此，才能使行政机关职责清晰、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行政机关的权限（包括事务、时间和地域三方面），主要规定在宪法、法律等成文法之中，当成文法规定不明确时，行政法院根据法的一般原则对成文法的规定进行补充和解释。行政机关不得超越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自由行动，否则，构成“无权限”。无权限行为是最为严重的违法行为，在越权之诉中，“无权限”是行政行为被撤销的首要理由。但是，如果无权限机关所作出的行为，属于羁束行为，且该行为的内容符合法律规定，有管辖权的机关在同样的情况下也只能作出同样的决定，行政法院对这种行为并不撤销，因为撤销该行为“并不影响行政决定的结果和当事人的利益，而徒浪费诉讼时间。”[15]

2.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要求。行政法治不仅要求行政行为的存在须有法律依据，而且进一步要求行政行为的实施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程序和目的。也就是说，行政法治要求行政行为过程必须合法。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法律对行政行为全程的监督和控制，使行政权在法律所设定的轨道上运行。但是，我们不能把行政法治的这一要求，简单理解为行政机关只能机械地把法的抽象原则适用于具体事件而没有任何斟酌选择的余地。行政行为有羁束行为和自由裁量行为之分，它们受法律制约的程度上是有所区别的。但是，二者都必须受制于法律这一点是共同的，不可动摇的。根据行政法治原则，行政行为必须符合如下法律要求：

第一，形式合法。形式合法是指行政行为的方式和程序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律往往出于不同的目的和考虑对行政行为规定不同的形式和程序，比如行政条例的咨询、讨论和公布程序，行政处理的说明理由和书面形式等。由于法律规定的大部分形式和程序是出于保障相对人权利的考虑，因此行政机关必须遵守，否则行政法院将宣布该行为无效。但是，出于行政效率的考虑，行政法院对于形式违法的行政行为也并不是一概予以撤销，而是根据形式违法的具体情况分别作出撤销、不予撤销和补正等不同形式的灵活处理。

明确的管辖权与合法的形式共同构成了控制行政权行使的主要条件，无权限和形式上的缺陷是国家参事院（最高行政法院的前身）撤销行政决定的最初的两个理由。在当代的法国，形式和程序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因为“手续不仅限制每个公务人员的权力，也使每个公务人员受到其他公务人员的制约和补充。”[16]比如，法国在1978年公布实施了《改善行政机关与公众关系法》，1979年公布实施了《说明行政理由及改善行政机关与公众关系法》，1983年又公布实施了《行政机关与其使用人关系法令》等单行的行政程序法。

第二，目的合法。行政行为的目的合法也是行政法治原则的重要内容。首先，任何行政行为都必须符合法律的一般目的，即必须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而不能出于以私人或党派或者所属团体的利益。例如，当某家旅馆与市长的某个亲戚开办的旅馆形成竞争时，该市长不得以危害公共秩序为借口关闭该旅馆。其次，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授权的特别目的。例如，在1875年的巴利塞诉省政府一案中，行政法院撤销了省长作出的关闭巴利塞先生的火柴场的决定，理由是该行为的目的不是法律与规章授予他权力时要保障的目的，而是为了维护国家财政部门的利益。[17]

行政行为的目的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是行政法治原则进一步深化的表现。在法国行政法治进程的初期，只要一种行政行为是由具备法定权限和资格的行政机关依据法定的方式和程序作出的，行政法院就会认定该行为合法，而不问该行为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随着行政法治的进一步发展，行政法院发展了滥用权力的理论，根据该理论，行政法院可以审查行政行为的目的和动机。如果行政行为的目的和动机不符合法律规定，该行为将被行政法院以滥用权力为由予以撤销，从而使每一项行政行为都处于行政法院的监督和控制之下。行政法院对行政行为目的和动机的审查极大地扩展了行政法治原则的内容，狄骥认为这导致了自由裁量行为概念在公法领域的消失。[18]

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除了要求行政行为的形式和目的合法之外，还要求行政决定的内容和法律根据合法。

3.行政机关必须以自己的积极行为来保证法律的实施。行政法治有两层含义：消极的行政法治和积极的行政法治。消极的行政法治要求行政行为不得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方式、程序和目的。积极的行政法治要求行政机关以自己的积极行动保证法律的实施，这是法国行政法治原则的最新扩展。

根据积极行政法治的要求，不仅行政机关拒绝作出实施法律的具体行政处理决定构成不作为的违法，而且当法律和上级机关条例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制定条例，而行政机关不履行该义务的行为同样也是违法的。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在1959年的一个判决中声称，行政机关在情况需要的时候如果未制定有效的条例来维持秩序，就是违反法律。[19]1969年，最高行政法院又重申了上述观点：当制定行政条例为实施某个法律所必要时，行政机关有义务制定这个条例。[20]

（二）行政法治原则的限制

行政法治原则是法国行政法的主要原则，行政法院利用该原则对行政行为进行广泛的监督，对防止行政权的滥用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无论是行政处理行为还是行政条例都受到行政法治原则的支配。但是，该原则的适用是有限制的，不能适用于行政机关的某些行为，这类行为主要包括以下两种：

1.政府行为。行政法院出于避免与总统、议会和管理国际关系的当局发生正面冲突的实际政治需要，对下列的政府行为提起的诉讼不予受理：

第一，涉及政府与议会两院之间的宪法关系的行为，比如总统召集议会或推迟议会的命令，终止议会会议或解散众议院或参议院的命令等。

第二，政府的外交行为，也就是涉及法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行为。比如政府对于国际条约的磋商、签定、批准、执行等行为。

第三，总统根据1958年宪法第16条在国家遭到严重威胁时，根据情况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另外，总统根据宪法第11条将法律草案提交公民复决的行为。

政府行为制度主要是行政法院通过判例创造的，其范围也主要是行政法院的判例所决定的。在法国，先后有政治动机理论、统治行为等理论对于政府行为的存在予以辩解。但是，无论如何解释，既不受行政法院监督又不受普通法院监督的政府行为毕竟是对行政法治原则的破坏。因此，随着法律地位的巩固和提高，行政法院通过判例逐渐缩小政府行为的范围，从而扩大行政法治原则的适用范围。比如在1875年拿破仑亲王诉战争部长案中，行政法院抛弃了“政治动机”理论，实质上缩小了不受行政法院审查的政府行为的范围。另外法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原则上不受法院的管辖，但是最近行政法院也通过案例减弱了这一原则性。[21]

2.特殊情况下的行政决定。特殊情况下的行政决定是指在发生了诸如战争、自然灾害等的特殊情况下，行政机关为了保证公共秩序和公务运行的连续性而采取的特殊行动。特殊情况在最初是指战争，之后特殊情况的范围越来越广，扩展到和平时期发生的危机和紧急情况，比如发生全国性的罢工或者是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等。

对于特殊情况下的行政决定，行政法院不能用合法性原则进行审查，否则，这类行政决定可能都会因为违法而被撤销，这将使行政机关在面临特殊紧急的情况时，不能迅速采取行动以消除现实存在的威胁，以维护公共利益和保证公务活动连续进行。但是，特殊情况下的行政决定对公民权利和自由是极大的威胁，必须对其加以制约和限制。因此，行政法院通过判例发展了行政法的另一项基本原则，即行政均衡原则。行政法院运用均衡原则对特殊情况下的行政决定进行监督和制约，从而维系了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

上述可见，行政法治原则的适用存在着一定的限制，但是，随着政府行为范围的逐渐缩小，该原则的适用范围正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同时，为了加强对自由裁量行为和特殊情况下的行政行为的监督，行政均衡原则作为行政法治原则的补充应运而生。

三、行政均衡原则

在法国，行政均衡原则（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主要是适应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需要而出现的，它是法国行政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逐渐强化的产物，是法治国思想进一步深化的表现。二战后，法国行政法院的权力迅速加强，逐渐取得了独立于行政机关的法律地位，到1970年代形成了对行政权力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并建立起一整套以行政法治原则为中心的行政组织、行政行为、行政监督和行政法院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对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长，国家加强了对社会的干预，行政事项迅速增多，行政自由裁量权出现了日益扩大、难以监督的趋势。法院对自由裁量的行政行为和特殊情况下的行政决定难以直接运用合法性原则进行监督和控制。在此情况下，行政法学家们根据具体案件总结出了一些在特定情况下适用的、作为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均衡原则。

（一）行政均衡原则的涵义及其主要内容

“均衡性”作为行政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或审查的原则，其含义目前仍没有一致的解释。大体说来，它是行政法院在行政机关具有自由裁量权或其他特殊情况下，在无法依据法律条文或其他原则对行政行为进行裁决的情况下，监督、审查、决定是否撤销一定行政行为的法律手段。它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理、行政决定是否适度，审查事实与法律适用是否一致。其根本要求是“合理均衡”。[22]该原则的本质是行政法院通过对行政行为的均衡性审查，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维护行政机关和相对人之间，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一般认为，下列行为违反了均衡合理原则：[23]

1.判断事实明显错误。在很长时期内，行政法院只审查行政决定的合法性而不审查行政决定的适当性，以免以行政法院代替行政机关，妨碍行政效率。事实问题属于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范围，行政法院不评价行政机关事实上是否应当作出某项决定。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为了加强对自由裁量权的监督，行政法院在“越权之诉”中开始审查作为行政行为根据的事实问题，将“判断事实明显错误”作为撤销行政行为的理由之一。所谓“明显错误”是指不需要专门的知识，任何通情达理的人根据一般的常识都能看出的错误。当一个行政行为存在这类错误时，必然会造成事实和法律适用之间的失衡或者不相称。“当行政决定的结果看起来有背良知、丑恶可耻、违背逻辑（例如，在公职部门中，一个小小的错误导致解职）时，法官将撤销这个决定。”[24]而且，随着地位的逐渐提高，行政法院以越来越灵活的方式来判断“明显”的特征。“判断事实明显错误”是行政法院对自由裁量行政行为进行均衡性监督的最常见方式。通过这种均衡性监督，行政法院力图保持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

2.手段与目的不相称。行政机关有选择达到行政目的手段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不是没有限制的。在有多个手段可以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目的情况下，如果行政机关所选择的不是对行政相对人损害最少的手段，则属于手段与目的不相称。手段与目的不相称造成了对个人权利的过度侵害，使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失去了平衡。行政法院对行政行为手段和目的的均衡性监督主要适用于两个方面：第一，适用警察行政领域。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1933年的“本杰明”案。在该案中，本杰明先生要求举办一个艺术研讨会，但是，市长担心发生骚乱，因此以维持公共秩序为由，下令禁止研讨会的举行。最高行政法院认为，市长可以采取其他手段达到维持公共秩序的目的，如召集大量警察，既可以避免骚乱，又不至于对公民的自由构成威胁。再如，在1953年的一个判决中，行政法院撤销了市长的一个命令，市长规定集市上的流动商贩必须具有对第三人伤害保险的保险单，法院认为为了保护公共安全，这项规定对进行危险表演的艺人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对于贩卖糖果和花卉的商贩来说是过分的。[25]第二，适用于监督“特殊情况”下的行政决定。对于特殊情况下的行政决定，法院无法进行合法性监督，但是，为了避免该类行为造成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造成过度的侵害，行政法院仍然要对行政行为进行均衡性审查，这包括审查特殊情况是否存在；行政行为的目的和动机是否是为了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其行政是否与当时的情况相适应，是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可见，在上述的两种情况中，行政法院同样是致力于在公共秩序和公民的自由之间，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寻求合理的均衡以避免行政权对相对人的过度侵害。

3.损失与利益失衡。这是指行政决定所要实现的利益和所造成的损害结果之间不相称，失去平衡的情况。行政法院对行政行为的这种均衡性监督主要适用于计划行政与公用征收相关的领域。如在计划行政领域，行政法院曾经以一个飞机场开放计划可能花费的资金与有关市镇可能提供的资金之间不成比例为由而宣告该计划违法。[26]又如，在1971年的一项判决中，行政法院根据均衡原则拒绝了居民诉请撤销某项市政工程计划的要求。在该案中，法院认为该工程计划中修建一条公路的得益高于因此而征用拆除的90所房屋的价值。在类似的另外一个案件中，尽管地方议会为了公共利益具有提供牙科诊所的广泛权力，行政法院仍然可以审核是否有必要在该地区设置诊所以及公共投资与收益是否相称。[27]在上述案件中，由于行政机关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行政法院难以应用行政法治原则进行监督审查，同时，由于这类案件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法官中也很难找出“判断事实是否明显错误”，因此，法院往往审查公共工程计划所可能得到的效益和可能引起的损害之间是否达到了平衡。法国法学家古斯塔夫。佩泽尔在谈到法律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限制时指出：“在为公益事业而进行的行政征用方面，今天法官监督是否存在对私有财产的损害，财政成本和可能对社会产生的不便，或征用是否损害其他公共利益，它所代表的利益是否过分。”[28]可见，行政法院对这类案件的审查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权衡各方面利弊的结果。法国行政法学称这种权衡是“损失和利益对较表”。[29]由于损益平衡监督实际上最接近于对行政行为进行妥当性的判断，因此在实践中的运用受到严格的限制。

（二）行政均衡原则的限制与前景

在法国，行政法院对行政行为的监督主要表现为合法性审查，对行政行为是否合理、妥当和均衡的监督被严格限制在特定的范围内。目前，行政法院只能将该原则适用于对行政处理的审查而不适用于对行政条例的监督。在实践中，行政法官尽量不应用均衡原则，而是采用行政法治等原则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和审查。因此，行政均衡原则是以行政法治原则的补充的面目出现的。

行政均衡原则的适用之所以有上述的限制，一方面是分权的需要。行政权和行政审判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有必要保持二者之间适当的分离和独立，这在客观上要求行政审判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应当保持在适当的范围内，以免行政审判权过分侵犯行政权，妨碍行政效率；另一方面是历史传统的原因。“独立的普通和行政法院为法国保持了基本法治，从而在动荡的政局背后为社会带来了稳定。但或许是大革命的冲击，法国的法院至今坚持着谦逊的外观。”[30]大革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行政审判权依附于行政权，因而行政机关也就放心地接受了行政法院的监督。但是，随着地位的逐步提高，行政法院对行政权实行了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的监督，这种情景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唤醒法国人对大革命前的最高法院的回忆。因此，行政法院对行政权的监督在富有创新性同时又是非常谨慎的。行政均衡原则的适用实质上相当于对行政行为是否适当的审查，这已经达到了行政权和行政审判权相互交叉的灰色地带，稍有不慎，就有行政审判权侵犯行政权，行政审判权代替行政权之嫌。因此，行政法院在适用均衡原则时也就格外小心谨慎，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

如上所述，由于分权和历史等原因，行政均衡原则的适用存有一定的限制，但是，应当看到的是该原则对控制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和政府日渐扩大的特殊权力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在很多情况下，行政法院对行政行为的监督表面上是利用的行政法治原则，实则应用的是行政均衡原则。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行政法院独立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和权力的进一步增强，以及社会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和特殊情况下的行政决定加强监督的需求的不断增长，该原则在法国行政法中将发挥将越来越大的作用。目前，该原则已经超越了行政法领域，为法国宪法委员会所继承，用以审查法律的合宪性。[31]同时，该原则也超出了国界对其他国家的行政法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比如，英国上议院认为，英国行政法将来有可能接受这一原则，作为审查行政行为的一项依据，并承认它相当于英国的“温斯伯里不合理性原则”（Wednesbury principle of Unreasonableness）。行政法学者约威尔和莱斯特尔也主张英国应引进和移植这一原则，以弥补英国行政法原则的缺陷。[32]从现实看，均衡性监督在欧洲法中也已经得到了实际的应用，比如，欧洲法院在“超热牛奶许可案”、“消毒牛奶进口案件”、“产品国籍标志案”以及“原油进口案”等一系列案件中都运用了该原则。[33]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这一原则将不仅对欧洲大陆行政法产生更大的影响，也将会被英国行政法所接受而带来英美法系行政法的变化。

作者：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法]勒内。达维：《英国法和法国法：一种实质性比较》，潘华仿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

[②] 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

[③] [法]莱昂。狄骥：《宪法学教程》，王文利等译，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④] [法]莱昂。狄骥：《宪法学教程》，同前，第29页。

[⑤] [法]勒内。达维：《英国法和法国法：一种实质性比较》，同前，第102页。

[⑥] [法]勒内。达维：《英国法和法国法：一种实质性比较》，同前，第115页。

[⑦] [美]莫里斯。拉朗热：《国政院》，《图莱法学杂志》1968年第1期。转引自袁曙宏、赵永伟：《西方国家依法行政比较研究-兼论对我国依法行政的启示》，《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

[⑧] 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下册。欧洲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⑨]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95页。

[⑩] [日]早川武夫等：《外国法》，张光博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5页。

[11] 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12] [法]弗德尔：《行政法》，1984年法文版，第107页。转引自王名扬：《法国行政法》，同前，第22页。

[13] 参见胡建淼：《比较行政法-20国行政法评述》，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页。

[14] 这里涉及的“法律”，是指广义上的法律，在法国包括：宪法、法律、欧共体的规则和指令、法的一般原则、判例和条例。

[15] 王名扬：《法国行政法》，同前，第689页。

[16] [法]莫里斯。奥里乌：《行政法与公法精要》（上册），龚觅等译，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41页。

[17] 参见胡建淼：《外国行政法规与案例评述》，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616页。

[18] [法]莱昂。狄骥：《公法的变迁。法律与国家》，冷静译，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65—171页。

[19] 见法国最高行政法院1953年Doublet案件的判决。

[20] 见法国最高行政法院 1964年 11月 27日 Dame Vre Renard案件判决。

[21] 参见胡建淼：《外国行政法规与案例评述》，同前，第614页。

[22] 王桂源：《论法国行政法中的均衡原则》，《法学研究》1994年第3期。

[23] 参见王桂源：《论法国行政法中的均衡原则》，同前。

[24] [法]古斯塔夫。佩泽尔：《法国行政法》，廖坤明等译，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45—46页。

[25] 王名扬：《法国行政法》，同前，第472页。

[26] 赵娟：《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的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27] 张千帆：《法国的国政院与行政行为的司法控制》，《中国法学》1995年第3期。

[28] [法]古斯塔夫。佩泽尔：《法国行政法》，同前，第47页。

[29] 王名扬：《法国行政法》，同前，第699页。

[30] 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下册。欧洲宪法），同前，第6页。

[31] 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下册。欧洲宪法），同前，第98页。

[32] [英]勃伊伦：《英国行政法中的均衡原则》，《牛津法律研究》1992年第2期。转引自王桂源：《论法国行政法中的均衡原则》，同前。

[33] 赵娟：《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的比较研究》，同前。

第三篇：工商管理论文-国外中小企业培训体系建设

作者： 游春内容摘要： 本文通过对我国中小企业员工培训存在的问题、面临的困境以及知识经济时代激烈竞争的挑战进行分析，从基于中小企业人力资源发展战略的角度，提出改善和加强中小企业员工培训发展管理的具体措施，并将培训发展定位于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的最为重要的环节，以此指导和加强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从而提高中小企业的竞争力。

关键词： 中小企业 人力资源管理 培训体系

我国政府陆续颁布了《中小企业促进法》 和《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等一系列旨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使得我国中小企业取得了空前的发展，总体数量得到显著提高，获利能力明显增强。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数量已占全国企业总量的 99.3%； 全国 GDP 的 55.6%、工业新增产值的 74.7%、社会销售额的 58.9%、税收的 46.2%以及出口总额的 62.3%均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而且，全国 75%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也是由中小企业提供的。就工业来看，我国中小工业企业解决了五千多万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可以看出，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工业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由于数量巨大的中小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面临弱势的竞争地位以及自身有限的竞争性资源，往往也很难吸引到高素质的适应自身发展且迫切需要的人才来支持企业自身的发展。人才的缺乏严重地制约了我国中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与壮大； 同时，中小企业人才的流动性较大，导致企业对员工的培训成本居高不下，也严重制约了中小企业开展员工培训的积极性。目前中小企业开展培训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员工胜任目前岗位的工作，而未能根据企业的长期发展目标开展有效的培训，导致中小企业培训的战略性和前瞻性不够。同时中小企业也普遍存在培训的方式方法缺乏有效的创新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来进一步深入分析目前中小企业员工培训面临的问题与困境，探求建立知识经济时代有效的中小企业员工培训与发展体系。

国内外中小企业培训体系模式与经验

日本中小企业虽然面临与我国中小企业相同的一些问题，比如： 对高素质高技能的人员吸引力不够； 市场以及中小企业之间的竞争激烈； 中小企业高度集中于传统行业，从事高新技术生产和服务的中小企业不多等等。但受日本文化的熏陶与影响，日本中小企业的人员流动性不太突出，企业内部培训非常发达，对不同层级的人员有不同的培训内容和要求； 日本中小企业在改善企业自身条件，吸收外来人才的同时，更加注重企业内部员工的在岗培训，根据调查，日本中小企业有70%的人力资源开发资金被投放于员工的技术业务等不同层次的培训活动中。同时日本的中小企业非常注重管理者潜能的开发和管理胜任力的培养。

美国的中小企业培训工作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专门的机构——美国小企业管理局，为美国的中小企业提供培训技术服务、咨询和资金援助计划。在美国的一些大学也相应地成立了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为小企业提供技术培训、咨询以及研究顾问服务。注重员工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实行专才培训制度。

意大利、德国、比利时等欧洲地区中小企业在不同程度上受政府的影响较深。欧洲地区的国家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职工培训都给予了补贴、资助计划、政策和法律上的保证。意大利政府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中小企业联合组织，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以及培训技术人员。分布于德国全国各地的技术管理培训中心，为中小企业提供免费的技术与管理培训，开展一系列的咨询服务。比利时政府则对中小企业的培训活动津贴支持，鼓励中小企业的管理者和职工进行不同层次的带薪培训。

土耳其政府则对中小企业雇佣的大学毕业生给予工资支援计划，即中小企业招聘的大学生的前半年的工资由政府承担70%，同时设立小企业培训资助基金为小企业人员的培训给予支付 50%的费用。

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对支持中小企业十分重视，成立了中小企业总会，该会的主要工作为促进中小企业与国际间技术交流与合作提拱信息咨询，培训服务及研讨共同关心问题； 提高中小企业技术及经营管理水平； 协助政府发展中小企业； 同时为支持中小企业应付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挑战，香港政府于 2001 年10 月并拨款成立四项资助计划，其中包括中小企业培训基金，以协助中小企业应付新的挑战和机遇。香港中小企业培训基金旨在为中小企业提供培训资助，以鼓励中小企业为其东主及员工提供与企业业务有关的培训，协助中小企业为人力资源增值，以提升中小企业的实力及竞争力。基金分为两部分： 东主培训及员工培训。培训基金每宗成功申请可获资助的比例最高可达培训费用的 70%。

总的来说，以上国家和地区已经在本国和地区中小企业服务的过程中积累了比较成熟的培训经验。概括起来看，这些国家和地区通过政府制定统一的中小企业培训的有关计划并由各级地方政府负责实施； 或通过社会中介机构、民间团体为中小企业提供培训、信息咨询服务，政府给予提供服务和接受服务的人员适当的津贴或补助； 从提供培训服务主体来看，均突出了政府或社会中介机构的主导作用。

有效的中小企业培训体系的特点

中小企业培训体系的构建应充分考虑中小企业自身的特点，从领导层和人力资源部门应给予培训工作高度的重视，加强和统一企业领导层对培训工作的认识，要把通过培训来提升员工的能力素质作为一个常效机制来建立。既要重视员工的实际工作操作技能培训，也要重视员工的管理能力提升。

有效的中小企业培训体系必须从受训者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受训者的真正培训需求，必须从培训内容的选择、培训前的内容准备、受训个体的培训考核以及培训后的绩效追踪评估，必须进行全过程的分析评估，同时要在企业内部建立浓郁的学习氛围，鼓励员工的自主性学习，通过企业内部制度安排来强化形成竞争性的学习环境。作者： 游春

有效的中小企业培训体系必须充分借助政府和中介组织的力量，一定程度上引入培训市场化的体系和制度，根据“谁受益，谁承担” 的原则，让员工与企业共同分担一定的培训成本。

有效的中小企业培训体系必须强调培训的直接有效性； 要结合中小企业自身经营实践的特点，与企业自身的发展规划和生产流程相结合，更好地体现学以致用和针对性的特点。

有效的中小企业培训体系应基于企业的文化，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有助于加强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强调员工与企业共发展同命运的理念。

构建我国中小企业培训体系的建议

必须高度强调政府和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在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在我国建立中小企业支持服务机构，直接服务于众多的中小企业，研究中小企业发展中遇到的突出难题，开展中小企业发展的有关课题研究，根据中小企业的培训需求，开展培训活动和编制培训计划，通过行政规章制度规范中小企业的培训活动； 通过设立中小企业培训发展基金，直接培训中小企业人员或资助中小企业开展培训活动。

社会中介组织可以根据当前中小企业发展的状况，开展有偿咨询服务，对中小企业技术和管理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同时政府也可以鼓励社会中介组织成立中小企业发展研究组织，通过相关政策鼓励和扶持社会中介组织为中小企业提供咨询或培训服务。政府应规范和引导有关中介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形成规范的中小企业外部培训市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小企业的培训活动质量以及效果，同时也促进培训市场的正常发育。必须重视中小企业管理者的培训工作。由于中小企业自身组织结构的单一性，中小企业的管理者对员工个人施与了更大的影响力，管理者的一言一行将更加直接影响到员工的行为和企业的发展。因此，对中小企业管理者的管理培训必须有力地进行。管理培训一定要有创新性，要在实践中找出有效的培训措施和方法，要在实践中强调管理者培训活动的直接有效性，针对企业特点，在培训活动中加强对企业的诊断咨询功能，结合企业发展规划和行业特点，开展案例教学，更好地强调针对性。可以借鉴国外有效的做法，对中小企业管理者参加培训活动可以通过津贴等形式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促进管理者提高自身管理技能，从整体上能促进一个有活力的中小企业群体的蓬勃发展。

中小企业必须充分利用企业自身的培训资源。许多中小企业往往倾向于实行培训外包，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内部培训资源力量的发挥。当确定了培训需求后，或者当培训计划完成后，就开始着眼于搜寻、筛选和考察培训课程承包商，而很少甚至没有意识到本企业内部存在着丰富的培训资源，从而也就没有去着力建立一支规范化的内部培训师队伍并充分利用。在实践中企业可以充分利用中小企业内部培训力量来有效降低培训成本，通过建立一支企业员工组成的内部培训师队伍，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加强培训的效果。中小企业内部培训师资是在业务知识和技能包括培训的内容方面，其针对性、适用性较强。虽然有的外包培训项目的培训师在类似或相同的企业、岗位有过工作经历，但是不同中小企业之间的管理体制、企业文化等方面迥然相异。而这正是内部培训师能够很容易克服的地方。因此，内部培训师所做的培训内容都具有十分显著的个性化，是真正针对管理体制、企业文化和培训需要等而度身定做的。但内部培训师的培训技能和培训风格，及其所影响的培训方式等，虽然多不及外包的培训师那样专业化，但这些服务于培训内容的外在形式可以通过培训和锻炼后可有显著改进。

我国可借鉴比利时政府的带薪培训制度、德国政府提供的员工免费培训制度等的经验，给予中小企业员工参加培训活动的激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小企业员工的流失率，促进中小企业的良性发展。

可以将胜任素质模型应用于中小企业培训发展体系。在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培训活动中可以将胜任素质模型作为确定培训内容、培训课程设计和培训效果评价的依据。根据胜任素质模型要求的个人素质、能力、态度、知识来比对公司现有不同岗位员工的实际胜任状况，找出与胜任素质模型要求的不足之处。并且在公司培训活动中针对知识能力的欠缺之处设计培训课程，为不同类型员工定制培训计划，快速弥补员工自身有关知识能力的不足，提高员工的胜任能力，使之能满足企业和行业快速发展的人力资源需求，为企业在飞速的行业发展中创造和保持自身的竞争力，适应中小企业和行业发展对人才要求。借鉴国外成功的培训经验，在培训设计和培训效果评价环节中，根据不同的学习特点设计科学的培训方法，改善中小企业的培训流程和方法，针对不同岗位人员的特点根据培训的重点和参训学员的特点，让受训者积极参与培训学习活动。通过多媒体、互联网（包括E-learning）、游戏、情景演练、分组讨论、案例教学等新技术和新方式的采用，以及脱产和在职相结合的培训形式，改变我国目前注重课堂讲授的培训单一形式，来改善和提高目前中小企业内训和外训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杨书林.中国企业员工培训现状的思索.集团经济研究，2005

2.马国建.对中小企业人才培训误区的思考.企业经济，2004

3.王钧.浅谈我国中小企业培训体系的构建.商场现代化，2005

第四篇：国外环境污染治理怎么做论文

“常外”毒地事件，是环境污染带给我们的又一次惨痛经历和又一次警醒。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之前粗放式发展所带来的恶果越来越多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十二五”期间，污染场地治理与修复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等工程已经一并列为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工程。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对于这项工程的推进也越来越显示出紧迫性，已成为城市发展转型、城市产业布局与规划中的重大课题。

放眼全球，很多国家都曾遭遇过环境污染的难题，“品尝”过环境污染造成的恶果，在治理污染方面都走过漫长而艰辛的道路。然而，不少发达国家通过利用环境科学先进的技术与严格的法规进行污染治理，已经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并积累了大量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我国的环境污染治理与修复不无借鉴与启示作用。

西方的前车之鉴

环境污染几乎是每一个工业化国家都曾经遇到的棘手问题。环境污染成为一种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危机，始于18世纪末兴起的工业革命。

从18世纪下半叶起，经过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初，首先是英国，而后是欧洲其他国家、美国及日本相继经历和实现了工业革命。在这些国家，伴随煤炭、冶金、化学等重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城市化的推进，出现了烟雾腾腾的城镇，发生了烟雾中毒事件，河流等水体也严重受害。

英国作为最早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其煤烟污染最为严重;水体污染亦十分普遍。除英国外，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美国的工业中心城市，如芝加哥、匹茨堡、圣路易斯和辛辛那提等，煤烟污染也相当严重。至于后来居上的德意志帝国，其环境污染也不落人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德国工业中心的上空长期为灰黄色的烟幕所笼罩，工业区的河流也变成了污水沟。

随着工业化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西方国家煤的产量和消耗量逐年上升，由此酿成多起严重的燃煤大气污染公害事件。1943年洛杉矶首次发生的光化学烟雾事件，第一次显示了汽车内燃机所排放气体造成的污染与危害的严重性。在这一阶段，污染源增加，新的更为复杂的污染形式出现，因而公害事故增多，公害病患者和死亡人数扩大，这体现出西方国家环境污染危机愈加明显和深重。

20世纪50年代起，世界经济由战后恢复转入发展时期。西方大国竞相发展经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这也使得工业生产和城市生活的大量废弃物排向土壤、河流和大气之中，最终造成环境污染的大爆发。

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了对环境的认真治理，工作重点是制定经济增长、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长期政策。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国家在治理环境污染上不断增加投资，如美国、日本的环境保护投资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它们十分重视环境规划与管理，制定各种严格的法律条例，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控制和预防污染，努力净化、绿化和美化环境。到80年代，西方国家基本上控制了污染，普遍较好地解决了国内的环境问题。

1992年6月的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正式否定了工业革命以来的那种“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标志着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环境保护工作又迈上了新的征途——从治理污染扩展到更为广阔的人类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范围，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主张成为人们的共识，“环境与发展”则成为世界环保工作的主题。

在生态危机威胁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今天，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依然重蹈发达国家覆辙的情况下，重新审视与研究发达国家环境污染与治理的历史，学习这些国家治理污染的经验，就显得十分的必要和迫切。

英国：利用技术科学治污

200多年前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促进了钢铁、煤炭、化工和其他行业的繁荣，推动了英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然而与此同时，对于废料处理和运营管理的疏失，也导致了化学废料流入土壤或者直接排入地下，带来非常严重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问题。从20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就陆续制定相关的污染控制和管理的法律法规，同时进行土壤改良剂和场地污染修复研究。英国土地修复技术非常规范，目前主要采取物理方法、化学方法、生物修复三方面的技术。

对于泰晤士河的治理，英国成立了治理专门委员会和水务局(公司)，对整个流域进行统一规划与管理，提出水污染控制政策法令。1850～1949年，英国政府开始第一次泰晤士河治理，主要是建设城市污水排放系统和河坝筑堤。1950年至今进行了第二次污染治理，不仅重建和延长了伦敦的下水道，还建设了大型城市污水处理厂，加强工业污染治理，采取对河流直接充氧等措施治理水污染。目前，全流域建设污水处理厂470余座，日处理能力为360万吨，几乎与给水量相等。泰晤士河沿岸的生活污水都要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才能排放到河中，污水处理费用计入居民的自来水费中。

在泰晤士河的治理中，科学技术的作用同样得到高度重视，尤其是泰晤士河的第二次治理。科学研究帮助水务局制定合理的、符合生态原理的治理目标，根据水环境容量分配排放指标及时跟踪监测水质变化。经过100多年的综合治理，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高强度治理，泰晤士河已成为国际上治理效果最显著的河流，也是世界上最干净的河系之一。1955～1980年间，泰晤士河总污染负荷减少了90%，河流水质已恢复到17世纪的原貌，100多种鱼重返泰晤士河。

日本：针对立法 问责严厉

在工业化较早的日本，1968年的“痛痛病”事件直接导致了1970年《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出台。1975年，大量六价铬污染土壤事件在东京地区频繁爆发，逐渐演化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进而引起全社会对“城市型”土壤污染的关注。在此背景下，2002年5月29日，日本公布了针对“城市型”土壤污染的《土壤污染对策法》，并于同年12月26日公布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

《土壤污染对策法》的立法目的旨在通过确定土壤中的特定有害物质进而实施土壤污染防治对策保护公众健康、确立相关措施防止人体健康受到污染的侵害等，主要内容包括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划定受污染区域、消除污染措施的相关规定、变更土地形式和土地使用计划的相关规定、委派调查机构、促进法律实体等相关规定等。显而易见，专门性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内容仅限于对已经污染的土壤的改良和恢复。但是，日本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并不仅仅限于这些专门立法，还有大量与土壤污染预防相关的外围立法，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法》《 Dioxine类物质特别对策法》《水质污染防治法》《废弃物处理法》《化审法》《肥料取缔法》《矿山保安法》等，这些外围立法通过对大气污染、Dioxine物质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特定化学物质污染、化肥和农药污染以及矿物污染的控制，从不同方面来阻断新的土壤污染源，从而达到预防土壤污染的目标。

日本在水资源安全问题上同样有过沉痛的教训。从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各地连续发生多起水污染造成的社会事件，引起日本全国的强烈反响。如九州地区的熊本县，由于当地的化肥厂直接排放含有汞的废水，使当地居民患上脑神经麻痹的怪病。

在舆论的压力下，日本政府不得不下决心解决企业排污造成的水污染问题。日本首先从立法开始，短短几年，先后通过了《控制工业排水法》《水质污染防治法》《湖泊水质保全特别措施法》等法律，后来，日本又根据情况变化多次修改《水质污染防治法》。这样，日本主管部门和法律部门就可以依据这些法律监督和管理水资源，并调查和追究污染水质的责任方。在这种法律和舆论的约束下，日本任何一级行政长官对水资源和居民用水的安全达标都不敢掉以轻心，否则不仅自己的“乌纱帽”不保，而且可能身陷法律纠纷。

日本为确保水资源安全，防止水污染，还建立了信息公开和居民查询制度。在许多城市，主管部门都在供水系统的各个环节设立了监控系统。如东京都，从上游的水源到最终段的居民家庭管道，一共安装了10多个检测点，共有60多项检测项目，而且随时公布这些项目的检测结果。居民每天可以从东京都水道局的网站上看到有关信息。如果居民感觉自己家中的水质有问题，可以电话询问水道局，或登门查询，水道局必须给予说明，或上门检查。

为解决企业排放问题，日本政府采取了“鞭子加糖块”的政策。一方面，严厉打击非法排放的企业，作出严厉的处罚。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向投资建设污水处理系统的企业提供一定的财政补贴，还给予税率上的优惠。这些政策让企业知道，与其违法排污被罚高额罚金甚至企业倒闭，不如拿出些资金修建废水处理设施，而且还能得到政府的补贴，政策引导使日本在短时间内就杜绝了企业排放污水问题。

德国：摸清家底 区别对待

在工业化过程中，德国留下了许多污染场地，有15%～20%的土地被怀疑可能受到污染。调查结果表明，德国有30万块土地需要治理。在后工业化时代，土壤保护已经成为德国环保的一项重要工作。德国的土壤保护工作做得比较深入细致，开展了污染场地调查，底数清楚，为开展土壤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首先，全面开展土壤监测。目前，德国各州都对土壤进行长期监测，全国共有800多个监测点，绝大部分是环保部门设立的，也有一些是农业部门设立的。联邦与各州政府设立土壤污染调查小组，根据土地的用途，对土壤进行监测，随时了解土壤特性的变化信息，同时观察土壤发展趋势，评估治理措施是否有效。

其次，对全国有污染嫌疑的地块进行排查、筛选，对重点污染地块进行详细调查，然后，通过情景模拟，开展土壤修复研究，制定技术方案并实施。

再次，建立污染场地数据库。如萨克森州对全州污染土地建立了一个详尽的数据库，所有与土壤保护相关的州政府部门都可以使用这个数据库，下一级地方政府也可以查找属于本地区的污染场地情况。同时，建筑公司也可利用这个数据库。通过这个数据库，可以对全州土壤保护进行有效的动态管理。

德国还通过精密计算设计了一套指标来评估土壤风险：在绿色线上的，主要是预防土壤恶化;在黄色线上的，要发出警告;在红色线上的，必须进行清理。

当然，土壤保护最好的手段是尽量少用土地。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农业用地转为工业、交通、住宅用地，土地利用的转型导致了土壤污染。少用地意味着少污染。因此，现在德国对土地转型利用实行总量控制，现在每年农业土地转型利用的总量为50多公顷，到2020年年利用量不能超过30公顷;为满足建设需要，重点向城市要土地，重视土地的重复使用，避免无节制地向周边拓展，造成新的污染。

澳大利亚：改造污染土地成公园

和世界很多其他国家一样，澳大利亚也逐渐将重度污染的工厂企业慢慢搬离城市中心和住宅区周边。搬迁留下的空地会经环境署的严格评估并由开发商做出改造意见申请，获得批准之后才允许将污染地块修复和转型为非工业用地。

澳大利亚很多受污染严重的土地最终并没有转型成商住用地。一些大型的森林公园、湖滨公园，由于可以广种树木、使土壤自然修复，更适合污染土地的转型。获得过多项大奖的澳大利亚BP石油公司遗址公园就是在原BP石油公司场地改造后建成的。这座公园中，很多被污染的土壤并没有被运走，而是和有机物相结合，重新加以使用，通过自然法则，慢慢把土地净化。对于被污染土地的修复工作，澳大利亚的标准和规格非常高，曾经被严重污染的奥林匹克公园地块，已经被改造成了适合全家出游的绿色天堂。

在悉尼西区一个工厂变住宅区的地块改造中，市政厅要求改造者必须把所有被污染的土壤全部装进密封的卡车中，沿特定路线运出后，倾倒在专用的屏蔽空间内，最终用水泥板封存。光这种土壤修复就耗资500万澳币，约为2500万人民币。

第五篇：国外低成本卫星技术研究的论文

低成本卫星内涵辨析

当前，低成本卫星仍是相对概念，一般由工业界和学术界以“低成本”(Low Co s t)、“较低成本”(Lower Cost)或“降低成本”(CostReduction)等概指。国外研究界一般认为，低成本卫星是指全寿命周期成本显著低于同类卫星平均成本的卫星。每个卫星任务都有其特定的任务需求、项目管理和指南要求，这些要素决定了卫星应具备的功能及其实现途径。不同卫星的任务有效载荷显著不同，其性能指标也具有较大差异。因此，国外研究界认为，无法用定量化的方式定义低成本卫星，但基于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可以对比确定属于低成本范畴的卫星项目。总结这些满足低成本条件的卫星项目研制期间所采用的技术手段，即可认为采用这些手段能比传统手段更有效地降低卫星成本。

低成本卫星是全寿命周期概念

必须从卫星项目的整个寿命周期视角降低任务成本，包括项目的概念研究阶段、项目定义阶段、设计阶段、研制阶段和运行阶段。降低任务要求、引入创新技术、优化发射选择、创新运营模式都是发展低成本卫星的重要手段。

低成本卫星是价格和性能的综合作用结果

低成本卫星不以追逐绝对的低价格为最高优先级，而是聚焦发展高性价比卫星，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为空间任务提供高性价比实现途径。低成本往往意味着低要求，但发展低成本卫星不等同于要以完全牺牲卫星可靠性和卫星功能为前提，其核心目的应是以较低成本发展利用空间技术。

低成本卫星不等同于小卫星

尽管小卫星相较传统大卫星的研制成本和发射成本更低，但实际上小卫星低成本更多是依靠轻量化、小型化及对发射能力需求更低实现的。低成本卫星的关键则是降低任务需求，以高性价比的方式发展满足功能需求的卫星系统。因此，低成本卫星不等同于小卫星，中大型卫星也可以是低成本卫星。国外降低卫星成本典型案例

实施有效的卫星成本管理，避免成本过度上涨是发展可持续航天能力的关键。降低卫星成本需从项目决策层面到项目执行层面，再到技术研制层面一体贯行。美国政府、Microcosm咨询公司、萨瑞卫星技术有限公司(SSTL，以下简称萨瑞公司)和泰雷兹-阿莱尼亚航天公司(TAS)等均进行了相关研究，并采取了必要措施以降低卫星成本。

美国政府从工程技术、竞争力和商业三个层面提出降低卫星成本的技术途径为了有效解决航天任务“拖进度、涨成本、降能力”问题，美国国家情报办公室于2011年12月面向美国工业界和学术界发布了“信息征询书”(RFI)，征集低成本卫星技术途径和备选方案。美国国家情报办公室征询结果表明，低成本卫星可从工程技术、竞争力和商业三个层面实现，其中标准化、通用化、模块化设计是工业界关注的焦点。据此，美国国家情报办公室启动了“空间通用模块化架构”(SUMO)项目，重点提高卫星部组件通用化水平，以实现降低卫星成本和引入模块化概念鼓励创新的目标。)工程技术手段。包括： 支持即插即用(PnP)设计的标准化电子接口;通用化部件，满足多种应用需求;模块化平台设计;通用测试和鉴定要求;可升级体系架构;技术升级与创新。)竞争力手段。包括： 基于全局标准而不是用户产品调整目标;调整国际武器贸易条例(ITAR)，去除不必要的限制约束;政府保持全球航天领导者地位;政府和工业界联盟，创造双赢机会。

3)商业与合同方面的手段。包括：创建可预测的、稳定的政府规划周期;有效载荷搭载;充分使用商业服务、能力和基础设施;资源共享—软件库，开发工具、开发技术和开发信息;资源共享—轨道和频率资源;风险容忍文化;避免需求变化，保持需求的稳定性;项目管理和监管稳定;优化投资，与工业界利益保持一致;批量购买，实现采购方和供应方双赢;尽可能鼓励使用固定价格合同的方式;协调标准化和资源共享，并保护公司私有技术、发展战略和交易等秘密信息。

英国萨瑞公司从六个方面践行低成本卫星发展理念

萨瑞公司通过优化组织管理、改进卫星设计、形成了独特的低成本卫星研制文化。萨瑞公司自20世纪70年代成立之初，就以快速建造低成本小卫星为目的。按照以大卫星20%的成本和40%的研制周期获得80%性能的设计思想，采用降低技术难度、降低寿命要求、降低进入门槛等方式，促进了新型研制模式的出现，通过大量使用商用现货部件、快速非连续制造、研制和测试流程优化，降低了卫星成本。

1)小型团队，集同工作。高效精简和扁平化架构的研制管理团队是萨瑞公司保持较高工作效率、降低人力成本的重要举措;管理、设计、制造和运行部门在同一地点进行可以显著降低成本。

2)减少分包商的数量，保持完整的“内部能力”。发展从卫星总体到分系统再到部组件级的研制能力，避免转包商所带来的制约与依赖，将减少正式接口文件和合同协商，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3)广泛使用商用现货产品，控制部件成本。在可能情况下，优先使用商业或工业部件。在商业或工业部件可用的情况下，该方法可以避免航天级部件的高成本，减少交付周期、避免出口许可证及部件研制的重复等问题。

4)采用灵活性设计。卫星设计采用在轨重构的方式，可以通过冗余将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多年的经验证明，软件上传的功能至关重要，可以避免一些预想不到的情况发生。

5)采用分布式计算机和测控系统。通过大量的处理器节点，可以分散系统的复杂性，可以减少对一台星载计算机的依赖。

6)自主在轨运行。地面站和卫星自主运行意味着在进行常规运行时，地面站可处于无人值守状态;高度自主的小卫星技术以及先进的地面站技术，极大降低了卫星的维护成本，从而有效降低了任务的综合成本。低成本卫星关键技术

低成本卫星是全寿命周期概念，需要创新的系统解决方案和关键技术作支撑。本研究重点从卫星平台设计和组装、集成与测试(AI&T)两个方面分析低成本卫星关键技术。

模块化卫星平台技术

模块化平台是低成本卫星的关键技术。模块化平台技术尽量将技术上的升级、新功能的增加限制在某个模块上。当需要进行技术升级或需要增加新功能时，只需升级局部模块而不用对整个系统进行大的变动。采用模块化设计还能简化卫星系统组装、集成与测试过程，大大减少保障人员和保障设备，进而降低成本费用。美国诺格公司发展的 “鹰”(Eagle)系列平台、波音公司“ 幻影凤凰”(P h a n t o mP h oe n i x)系列平台、萨瑞公司“静止轨道迷你卫星平台”(GMP)和“日本电气公司下一代星”(NEXTAR)平台等均是典型的模块化卫星平台。

“日本电气公司下一代星”平台是由日本电气公司(NEC)研制的新一代模块化平台，平台各功能舱在物理结构上独立设计，在功能架构上基于SpaceWire标准联接，可细分为数据处理、姿态轨道控制和任务控制三层网络。这种物理结构分离、功能联接一体的模块化平台架构，使得“日本电气公司下一代星”平台能够快速适应不同任务需求，仅做有限的局部修改即可支持可见光、高光谱、红外和雷达等不同的对地观测任务，形成对不同对地观测任务的通用支持能力，降低了平台“裁剪”成本。“日本电气公司下一代星”平台星载计算机硬件标准完全一致，各部组件也具有相同定义的接口管脚，这种接口标准化设计使得基于“日本电气公司下一代星”平台的卫星部组件通用化程度和可替换性大幅提高，减少了备用部组件数量，降低卫星研制和测试保障费用。

美国宇航公司(Aerospace)对采用模块化卫星平台带来的经济效益进行了研究分析。该公司广泛采样军事和民用卫星市场订单数据，利用回归分析模型研究得出：大量使用模块化卫星平台有助于降低卫星成本，研发模块化卫星平台投入的经费在9年内即可获得效益回报。长远看，研制并使用模块化卫星平台技术，卫星成本总节省额高达188亿美元，占比约为29%。

快速组装、集成与测试技术

空间即插即用(SPA)技术是系统快速组装、集成与测试的基础，能够实现识别接入组件并进行动态监测和配置，能够大大减少卫星系统设计、组装、集成与测试各个环节的特殊需求，从而缩短项目周期。

空间即插即用技术是美国和空军研究实验室(AFRL)为推动发展快速响应能力而联合推进的关键技术。空间即插即用技术初期聚焦快速即插即用技术，发展快速响应能力。随着技术不断成熟，空间即插即用概念已被欧洲、日本等航天发达国家接受，并成为缩短卫星研制周期、发展快速组装、集成与测试能力、降低卫星成本的重要技术途径。欧洲发展了支持空间即插即用技术的SpireWire总线标准;瑞典与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合作研究纳卫星即插即用架构(NAPA);日本也基于SpaceWire标准研制了支持空间即插即用的新一代模块化快速响应平台。

对于硬件，空间即插即用定义了组件与平台结构的机械接口标准，设计人员可在集成一次结构板(ISP)上自由选取标准化连接触点的位置，这些触点能够提供电源动力或空间即插即用设备接口。对于软件，卫星数据模型(SDM)负责飞行软件的集成，原理上与集成一次结构板类似，确保各种应用能够根据需要选择软件和硬件组件。卫星数据模型集成在分布式星载计算机的多个CPU节点上，具有空间即插即用软硬件的自检测能力，主要负责管理硬件设备和上层服务。

空间即插即用技术在缩短卫星研制周期、降低成本方面具有重要优势。为验证空间即插即用技术应用效能，美军作战响应空间(ORS)办公室在2009年利用即插即用卫星-1(PnPSat-1)完成了3种不同构形的6次组装、集成与测试。6次装配测试的平均时间是5h，标准偏差是3h。这种偏差主要是由装配人员的培训和技能水平决定，而不是卫星构形的变化引起的。完成卫星测试和任务模拟的时间平均约为14.5h，标准偏差为0.3h。就经济方面考虑，单个大型军事卫星的成本一般约为1亿美元，如果采用成熟的空间即插即用技术则可在人力成本方面节省800万美元。对单个技术试验或科学卫星而言，相对传统建造方式花费的3700万美元，采用空间即插即用技术可节省约500万美元。结束语

低成本卫星是平衡成本预算和能力需求的重要手段，是可持续发展利用空间技术的有效途径。要改变传统的“面向任务”设计，牢固树立“面向成本”设计理念，围绕卫星任务需求，充分考虑经济因素，对可实现任务目标的各个方案进行权衡分析。研究表明，创新管理模式，采用模块化平台设计和快速组装、集成与测试技术，是实现技术和商业双赢、达成降低卫星成本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