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雪山诉中国财产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理赔纠纷一案代理词1

第一篇：白雪山诉中国财产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理赔纠纷一案代理词1

白雪山诉中国财产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理赔纠纷一案代理词 受本案原告白雪山的委托，甘肃隆庆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指派我们作为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出庭参与诉讼，接案后我详细询问了当事人有关情况，并做了必要的调查，刚才又倾听了法庭质证，对本案有了较清晰的认识，现就本案发表如下代理意见，望合议庭合议时予以采纳：

一、原被告之间存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合同关系。

该甘M16581肇事车辆虽然是2010年6月份付廷成为该车在被告年投保机动车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且被保险人为潘武峰，并挂靠于正宁县福利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也先后由潘武峰转让给付廷成，由付廷成转让给原告，尚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但是这些因素均不影响该车辆与被告之间的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关系，也就是原被告之间存在保险利益关系。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二十二条规定，在交强险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投保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办理交强险合同变更手续。原告及其前手所有人在该车所有权转移时，办理交强险合同变更手续，因此，原被告之间存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合同关系。

二、该投保车辆出现险情，造成受害人郭学池死亡，受害人也不是被保险机动车本车车上人员、被保险人，且受害人郭学池并非故意造成本起交通事故，依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责任。

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五条：交强险合同中的受害人是指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人，但不包括被保险机动车本车车上人员、被保险人。本案的伤亡人郭学池并非是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机动车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的被保险机动车本车车上人员、被保险人，系第三人，安全符合该条款规定。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

我国规定交强险的法律、法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对于法定免责事由，国务院颁布的《条例》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即保险公司的法定免责事由仅为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

本案中，根据合水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合公交认字2011-36号）认定：王海龙持C1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辆上路行驶，超车时与被超车辆没有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是造成事故主要原因，郭学池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文明驾驶是造成事故的次要原因，本起交通事故由于王海龙与郭学池双方共同的违法过错行为造成，王海龙违法过错行为作用大，就负事故主要责任；郭学池违法过错行为作用小，应负事故次要责任。由此可见，受害伤亡人郭学池不具有任何故意因素，因此，被告拒赔没有正当理由。

三、该车驾驶员出险时驾驶的肇事车辆与准驾车型不符，被告不能免责。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有下外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

（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该条例仅规定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并没有增加规定免除保险公司对人身伤亡赔偿的义务，对于受害人的人身损失，保险公司仍应承担赔偿责任。因该次事故造成一人死亡，按照公平的原则，保险公司应在赔偿限额内对死亡的人员赔偿。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该条款确立了保险公司对保险事故承担无过失赔偿责任的基本原则，即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第三者人身伤亡及财产损失，由保险公司首先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论交

通事故当事人各方是否有过错以及过错程度如何。这体现了“交强险”保障受害人及社会大众利益的根本目的。《交强险条例》第21条第1款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从表面上看，该条规定与第22条规定的“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不相一致，但实质上第21条第1款与第22条之间存在一般条款与特别条款的关系。根据法学理论，除非特别条款明确排除的情形，一律适用一般条款。现第22条对无证驾驶等4种情形列出作特别规定，只规定保险公司对财产损失免责，并有垫付抢救费用之义务，但未言明对其它人身损失免责，故保险公司仍应按一般条款规定，对人身伤亡承担赔偿责任。

交强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是针对道路交通事故的一种保险。交强险是一国或地区基于公共政策的需要，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强制推行的保险，其主要目的在于保障车祸受害人能够获得基本保障，具有社会公益属性。而道路交通事故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行人、乘车人以及其他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的人员，因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其他道路交通管理法规、规章的行为，过失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事故。

中国保监会制定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以下简称《条款》）对交强险进行了详细规定，这成为各保险公司制作交强险格式保险合同的依据。但《条款》第一条即规定：“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条款。”款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制定，不应与上述法律法规相抵触。

道路交通安全法确立的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立法精神和目的是将本该由肇事个体承担的赔偿责任扩大到社会保险机制分担，减少受害人的求偿环节，获得有效的医疗救治，有利于保障公民的生命安全，充分发挥保险的社会功能。因此保险行业将未取得驾驶资格认定为包括驾驶人实际驾驶车辆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情形，作为免赔事由，不仅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更违背交强险制度设立的初衷。

本案中，原告在处理该起事故时已预先垫付，因此，被告应向原告在交强险范围内支付原告人民币110000元。

四、被告应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虽然交强险保险条款第十条规定保险公司不承担诉讼费用，但是本案是由被告在原告出险后拒绝赔偿引起诉讼，是被告不作为义务造成的，被告不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于法无据，因此被告应负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

甘肃隆庆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

司小龙律师

2011年12月23日

第二篇：薄某诉被告陈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代理词

薄某诉被告陈某、郑某民间借贷纠纷

代 理 词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根据法律规定，浙江XX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陈某的委托，并指派我担任其代理人，依法出席法庭参加诉讼活动。

本案通过刚才法庭调查、质证，代理人为了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代理人除对原告主张的借款的真实性有异议外，认为被告郑某即使有向原告借款，也属郑某的个人债务，不属陈某与郑某的夫妻共同债务。理由有：

一，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缺乏事实依据。

1，被告陈某对原告提供的《借据》的真实性有异议； 2，原告在诉状中称“两被告因资金周转向原告借款”不事实，原告对此主张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实际上原告提供的汇款凭证，通过其继父、妻子支付给被告郑某四笔共计60.50万元，但是证人一与原告母亲不具有婚姻关系，证人二与原告已于所谓的借款发生之前2009年11月30日离婚，其所主张的亲属身份关系均不存在。至于证人一于2009年10月21日汇款给被告陈某父亲10.20万元，是证人一与被告父亲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人二于2009年12月28日、31日次，10年1月15日、1月27日共四次汇款给被告郑某，也只能说明证人二与郑某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另外原告所主张的16.80万元也没有交付的证据。所以，被告对《借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且

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借款已经交付履行。

2，被告陈某与被告郑某虽于2001年11月12日登记结婚，生育一个孩子，但未按本地的风俗举行结婚仪式，被告陈某与孩子长期生活在娘家，生活费用由陈某的父母承担。而被告郑某长期在外，陈某对郑某的情况不是很了解。陈某与郑某没有固定地共同生活，没有一个固定(稳定)的家，更没有为共同生产或生活向外举债的必要。

原告提供的《暂停人口信息登记证明》，证明被告陈某在“曾于2010年7月10日到2010年9月6日在地南京”，而本案原告主张的借款发生时间在2009年10月21日至2010年1月27日，原告主张的立据时间是2010年12月份。该证明反而证明原告主张的借款时间和立据时间，被告郑某于陈某不在一起，被告陈某没有共同借款的时间。

3，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郑某的借款是与陈某共同意思表示，即共同举债的合意。

所以，即使被告郑某向原告借款的真实的，在事实上是被告郑某的个人债务。

二，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缺乏法律依据。

原告认为被告“陈某对夫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应共同承担偿还义务”，缺乏法律依据。虽然最高法院《婚姻法解释

（二）》第24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代理人认为，关于夫妻共同债务，对《婚姻法解释

（二）》第24条的理解应当回归立法，忠于立法，应根据《婚姻法》

第41条、结合《婚姻法解释

（一）》第17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9条规定，综合认定。

首先、《婚姻法解释

（二）》是对《婚姻法》相关问题作出的解释，其第24条的规定是相对于《婚姻法》第41条夫妻共同债务所作出的司法解释。而《婚姻法》第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共同偿还。明确夫妻共同债务是因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婚姻法解释

（二）》第24条规定“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共同债务”应在《婚姻法》第41条规定的“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范围内。

其次、《婚姻法解释

（二）》第24条规定“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其法理基础是夫妻日常家事代理，即是指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事务而与第三人为一定法律行为时，被代理方须对代理方从事家务行为所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譬如：妻子因子女教育需要而向他人借款，应属其与夫的共同债务，其丈夫应共同偿还。

关于夫妻日常家事代的法律依据，《婚姻法解释

（一）》第17条(一)规定，夫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的，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该解释明确了夫妻日常

家事代理限为“日常生活需要”。如果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必然涉及夫妻共同财产的减少，同样适用《婚姻法解释

（一）》第17条规定，限于“日常生活需要”。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9条规定“日常生活需要”是指夫妻双方及其共同生活的未成年的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事项，包括日用品购买、医疗服务、子女教育、日常文化消费等。

而被告陈某与郑某虽已领取结婚证，但领取结婚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办理孩子的出生手续和户口登记，俩被告在事实上尚未组织家庭共同生活。被告郑某借款不可能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其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再次、在《婚姻法》第41条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夫妻共同债务是“因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的前提下，原告主张夫妻共同债务，应对被告郑某借款是因“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承担举证责任。理由有：

1，原告是债权债务关系当事人，在控制风险方面具有较大的主动权，在收集证据方面也有优势，如果原告认为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完全可以在出借时要求夫妻另一方作出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

2，即便不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原告的债权并非无法实现，其债权仍可以向借款的夫妻一方即被告郑某主张

3，被告陈某没有参与借款关系，如果对被告陈某课以过重的举证责任，则很可能诱发虚假诉讼。

所以，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的借款，出借人认为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应承担举证责任。

基于上述，本案原告所主张的借款虽发生在被告陈某与被告郑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借款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不属于被告陈某与郑某的夫妻共同债务。同时原告也不能举证证明是俩被告人夫妻共同债务。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陈某的诉讼请求。

以上代理意见请法庭采纳

代理人：浙江XX律师事务所律师

律 师

二○一二年三月十二日

第三篇：最高法院裁定顶盛公司诉中国财产保险公司内河船

最高法院裁定顶盛公司诉中国财产保险公司内河船

舶保险纠纷申诉案

裁判要旨 保险事故是否属于“一切险”的责任范围，应以保险条款的约定为依据。如保险条款已对承保范围作了列明式规定，则不应对保险责任范围作扩大解释。保险条款属于格式条款，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

案情

2005年11月3日，浙江省奉化市顶盛船务有限公司（下称顶盛公司）就其所属的船舶“顶盛11”轮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下称保险公司）投保，投保单中特别约定“碰撞、触碰责任以条款为准”。保险公司签发了沿海内河船舶保险单，保险险别为沿海内河船舶一切险附加船东对船员责任险。保险条款第二条“一切险”对“碰撞、触碰责任”作了如下规定：本公司承保的保险船舶在可航水域碰撞其他船舶或触碰码头、港口设施、航标，致使上述物体发生的直接损失和费用，包括被碰撞船舶上所载货物的直接损失，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保险条款“除外责任”中约定，桥的损失和费用属于除外责任。2005年12月2日，“顶盛11”轮在行驶过程中为避让一小船，触碰了苏通大桥临时墩，造成临时墩严重损失。顶盛公司赔偿临时墩的损失后，向保险公司索赔遭拒，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裁判

武汉海事法院一审认为：1.关于“一切险”的承保范围。从保险条款的规定看，保险船舶的触碰事故属于保险事故，且船舶触碰的范围包括码头、港口设施、航标。但顶盛公司主张保险条款的列举没有穷尽船舶触碰的范围，而保险公司则主张此种列举是列明式，已穷尽船舶触碰的范围。双方对船舶触碰范围的列举是否穷尽理解不同，属于对保险条款如何解释的问题。保险合同作为格式合同的一种，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故本案事故造成的损失及责任属于一切险承保范围。2.关于“除外责任”条款的效力。保险公司主张本案事故造成的损失属于除外责任，其已对除外责任条款进行了明确说明。但本案除外责任条款仅包括桥的损失和费用，未明确界定大桥临时墩损失的性质，且保险公司无法证明其对除外责任条款进行了明确说明，故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武汉海事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赔付顶盛公司的相应损失。

保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1.关于承保范围。保险条款以列举规范规定了保险人的赔偿责任。本案保险船舶触碰的是桥墩，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保险公司无需赔偿。2.关于“明确说明”的问题。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涉案事故是否属于保险人赔偿范围，而不是涉案事故是否属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内容，故保险公司在本案争议的问题中没有“明确说明”的义务。湖北高院二审判决如下：

一、撤销一审判决。

二、驳回顶盛公司的诉讼请求。顶盛公司不服，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审查认为：本案所涉“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对触碰责任的范围作了列明式的规定，保险人对触碰责任的承保范围仅限于“触碰码头、港口设施、航标”，致使上述物体发生的直接损失和费用。故本案“一切险”的承保风险应当为列明风险，未在保险条款中列明的风险不属于保险公司的承保范围。顶盛公司签署的投保单中特别约定“碰撞、触碰责任以条款为准”，说明顶盛公司已知悉有关保险条款，保险公司对保险条款已尽到一般性说明义务。综上，本案事故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保险公司无需承担赔付责任，裁定驳回顶盛公司的再审申请。

评析

“一切险”的承保范围，首先应当审查保险条款关于“一切险”的具体规定，以确定其属于列明式条款还是概括式条款。如果属于列明式条款，则未在保险条款中列明的风险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不必再审查保险事故是否属于除外责任。只有当保险事故属于保险责任范围时，才有必要审查除外责任条款是否有效，以及保险事故是否属于除外责任条款规定的情形。

关于“一切险”的承保范围，不同的保险条款有不同的规定。本案所涉保险条款为“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该条款对触碰的承保范围作了明确的列明式规定。船舶触碰大桥临时墩，显然不属于保险条款所列明的“码头、港口设施、航标”，保险公司关于“事故本身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才拒赔”的抗辩理由成立。本案无需再审查除外责任条款的效力。

本案保险条款与适用于远洋船舶的船舶保险条款不同。1986年“船舶保险条款”对“一切险”关于船舶碰撞和触碰的规定为：本保险负责因被保险船舶与其他船舶碰撞或触碰任何固定的、浮动的物体或其他物体而引起的被保险人应负的法律赔偿责任。该条款对船舶触碰范围并未一一列明，系概括式规定，故保险事故发生后，除非属于除外责任条款中所规定的情形，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本案另一个争议焦点是如何理解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问题。本案当事人对保险条款是否已经穷尽船舶触碰范围有不同的理解。一审法院认为，保险合同系格式合同，此种情形属于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即涉案保险条款未穷尽船舶触碰的范围。这一理解并不正确。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因此，认定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应当是按照一般人通常的理解，存在两种以上可能的解释，而不是双方当事人存在不同理解就可认定为存在两种以上的解释。本案保险条款明确列明承保范围内的船舶触碰对象为“码头、港口设施、航标”，并未作概括性规定，故按照通常理解，触碰对象只限于上述三种，不存在两种以上的解释。

对格式条款的理解还牵涉到对2002年修订的保险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理解问题。该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从该条文字表面看，只要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对保险条款的理解存在争议，就要作出对保险人不利的解释，但这种认识与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并不一致，在实践中也未得到广泛认同。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第三十条已作了

相应的修改：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本案案号为：（2009）民申字第572号

案例编写人：最高人民法院张国蓉

材料来源

第四篇：谢永祥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等保险合同理赔纠纷一案一审民事判决书

谢永祥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

等保险合同理赔纠纷一案一审民事判决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0）潢民初字第209号

民事判决书

原告谢永祥，男。

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

代表人李立新，男，该公司经理。

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潢川支公司。

代表人刘正金，男，该公司经理。

原告谢永祥与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财保信阳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潢川支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财保潢川公司）保险合同理赔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代理人、被告联合财保信阳公司的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联合财保潢川公司经本院开庭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8年5月7日我为自有的车号为豫S－05802“解放”牌大货车向被告联合财保潢川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险，2009年3月24日3时26分，该车在我聘请的驾驶员罗某某的驾驶下行驶至杭甬高速公路往杭州方向35公里+690米处发生交通事故，我的货车损毁，驾驶员受伤。事故发生后，浙江省高速交通警察总队绍兴支队一大队到场勘察现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公司也派员到事发现场勘察，并认定本案属于保险理赔范围，应由保险公司全额理赔。现我的车辆损失49000元，已支付驾驶员医药费36000元、路损10300元、抢救及搬运费13280元，这些损失应由被告公司在保险

合同范围内全额赔偿，但现被告仅同意对车损部分支付小厂配件赔偿三万余元，故诉请法院判令被告联合财保潢川公司及其上级公司联合财保信阳公司按合同约定对我的各项损失进行赔偿。

被告联合财保信阳公司辩称，该起事故经浙江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绍兴支队一大队认浙公高绍一认（2009）第10097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本起事故因仅系当事人单方口述，无法作出责任认定”，故我公司在责任不明情况下无法对其理赔。另外，即便原告口述属实，车辆事故发生系由另一辆不名牌照的车造成的，那么依照交强险的规定，原告车辆交强险部分的损失也应由对方肇事车辆的交强险投保公司赔偿，我公司也不应承担交强险内的赔偿；商业险中，省公司核价车损损失是按副厂配件审核确定的，市公司无权变更；另外，联合财保潢川公司系我公司下属机构，其不具备理赔权，因此本案相关事宜均应由我公司承担。

被告联合财保潢川公司未做答辩。

经审理查明，2008年5月7日，原告谢永祥就其自有的豫S05802“解放”牌货车与被告联合财保潢川公司签订保险合同，购买被告联合财保潢川公司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保险单号020841***00565）商业险（保险单020841***00398），双方约定：“本车被保险人为信阳华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实际所有人为谢永祥，保险期间为2008年5月7日到2009年5月6日止；商业险承保险种为第三者责任险不计免赔险、车辆损失险不计免赔险、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不计免赔、车上人员责任险－驾驶员不计免赔、火灾、爆炸、自燃损失险、车上货物责任险，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车上人员责任险（驾驶员）、第三者责任险、车辆损失险。”2009年3月24日，豫S05802货车在原告聘请的驾驶员罗某某的驾驶下以时速65Km/h从台州驶往湖北，3时26分，途经杭甬高速公路往杭州方向35公里+690米处时，行驶在第四车道上的豫S05802车发觉前行第三车道的一辆红色普通半挂牵引车有向第四车道变道的趋势，但驾驶员罗某某认为此时仍可从第四车道超车，于是就从第四车道向右靠近护拦处变更车道意欲超车，在超车过程中致其车的左侧车头于红色半挂车车尾右侧相撞，撞击使得S05802车方向盘抱死，驾驶员双脚卡住，此种情型下致使该车穿过第一、二、三车道撞到中央护拦，造成车辆损坏及驾驶员受伤的交通事故。原告随即拨打报警电话，浙江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绍兴支队一大队到达事故现场进行了现场勘定，2009年12月22日，该大队做出浙公高绍一认（2009）第10097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本起事故因仅系当事人单方口述，无法作出责任认定”，而同期到达现场的受托代勘现场的财保联合浙江绍兴公司则认为损失属实属保险责任的认定。事发后，原告向财保潢川公司提出赔偿请求，财保公司潢川公司核定车损损失48486元，但上报后，其省公司核价仅为34745元，对此原告提出异议。2010年6月28日，经潢川县价格认证中心潢价证字[2010]51号道路交通事故车物损失估价鉴定结论书确定豫S05802车估损值为47350元。此外原告向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绍兴管理处支付路产赔偿款10300元，支付驾驶员医药费、误工费36000元，提交车辆搬运及运输费票据13280元、鉴定费1500元。

本院认为，本案原告谢永祥做为豫S05802号车的实际所有人与被告财保潢川公司签订了交强险及商业险的保险合同，双方在合同中就保险主体、险种、赔偿种类及赔偿限额进行了约定，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系合法有效合同，本院予以确认。豫S05802号车在运输途中于浙江杭甬高速公路往杭州方向35公里+690米处发生事故，浙江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绍兴支队一大队于虽于2009年12月22日做出无法认定责任的事故认定，但结合本案案情及联合财保浙江绍兴公司的现场勘查情况，豫S05802号车的驾驶员在发觉前行车辆变道时，仍加速从右侧超车，违反了安全驾驶规定，应负本案全部责任。对于该车及其造成的损失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应由保险公司进行理赔。现原告车损47350

元，应由被告在商业险约定限额内赔偿；路产赔偿款10300元，应先在交强险的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支付2000元，下余8300元在商业险中的第三者责任险中支付；原告支付给驾驶员的医药费及误工费因超出了商业险中车上人员责任险（驾驶员）的最高赔偿限额20000元的约定，故该项损失应确定为20000元，超出部分由原告自行负担；原告事故后为减少损失支付车辆货物搬运及运输费，对于其六张计7680元的有效票据本院予以认可，但对于其车辆从绍兴运回潢川的4800元运费，结合本案客观情况，本院斟定为1500元，即搬运费用共计应为9180元，该款应由保险公司支付；被告联合财保信阳公司做为联合财保潢川公司的上级公司具有事故的理赔权并自愿要求由其承担本案赔偿，故上述赔偿事宜均应由其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谢永祥保险理赔款86800元（47350+10300+20000+9180）。

迟延履行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300元、鉴定费1500元，由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心支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周新峰

人民审判员 黄守志

人民陪审员彭福兴

二0一0年七月六日

书 记 员 施 青

第五篇：周某诉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为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一审民事判决书

周某诉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为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一审民

事判决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0）涧民二初字第124号

民事判决书

原告周某，男。

被告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洛阳市涧西区建设路154号。

法定代表人刘大功，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葛某，该公司法律顾问。

委托代理人赵某，该公司人事科长（特别授权）。

原告周某诉被告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拖集团）为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某、被告一拖集团的委托代理人葛某、赵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1987年进入被告单位工作，1995年10月1日签订十年期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1995年12月1日至2005年11月30日止，2001年6月18日双方签订《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再就业服务中心托管协议书》托管期限自2001年7月1日至2004年6月30日止。托管协议到期后被告未给原告安排工作岗位，并将原告的社会保险缴至2005年8月。被告在未通知原告的情况下2005年9月私自与原告办理了失业登记。为此原告于2005年11月提起仲裁申请，经仲裁和两级法院审理，均驳回原告的请求。由于被告至今未办理解除原告劳动关系的手续，双方劳动关系至今未解除。现原告再次提请仲裁，但仲裁以不属于受案范围为由未受理原告的仲裁请求，故原告依法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

1、被告支付原告自2004年7月1日起至办理解除劳动关系手续之日的生活费每月550

元；

2、依法裁决被告为原告办理解除劳动关系的手续并按照原告的工作年限支付经济补偿金；

3、依法裁决被告为原告缴纳2005年8月至办理解除劳动关系手续之日的各项社会保险金；

4、依法裁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400元。

被告一拖集团辩称：

1、原告多次以同样的理由诉我公司支付其经济补偿金于法无据，建议法庭裁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原告混淆了对劳动合同终止和解除的概念认识，本案是劳动合同自然终止，按当时的法律规定，自然终止的劳动合同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

3、未能办理终止劳动合同手续的责任应由原告承担。

经审理查明：原告周某于1987年进入被告一拖集团工作，1995年10月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一份期限自1995年12月1日起至2005年11月30日止的十年期限的《劳动合同书》。后2001年7月1日，原、被告双方又签订了《劳动合同变更书》，该变更书约定了原告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进行托管，托管期自2001年7月1日至2004年6月30日止，同日，双方签订了《托管协议书》一份。2004年6月30日该托管协议到期后，被告单方解除了劳动合同，但是未办理相关手续。2005年9月25日，被告为原告办理了失业证。庭审中，因被告不同意调解，致本院调解不能。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属有效合同，本院予以认定。虽然原告于2001年下岗，并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进行托管，但仅是被告对原告工作岗位的调整，而并非对双方合同期限进行变更，因此，被告于2004年6月30日解除双方劳动合同的行为显属不当，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在被告处工作达十七年之久，依据1994年12月3日劳动部发布的《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之规定，原告的经济补偿金应按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计算，而上述办法规定的月平均工资指企业正常情况下劳动者解除合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本案中，因原、被告双方均未提交相关证据，故本院以2003洛阳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7702元/年除以12月认定原告的月平均工资，经本院计算，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为7702元。双方的劳动关系解除后，被告应当为原告办理解除劳动关系的手续。关于原告要求的生活费、各项社会保险金，因被告已于2004年6月30日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在劳动关系终止后，被告没有义务继续为原告支付生活费、缴纳各项社会保险金，故原告的该两项请求，因缺乏证据，本院不予支持。庭审中，原告主张的损失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故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在庭审中辨称原告以同样的理由起诉，没有法律依据，要求驳回原告诉求的辩解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依据劳动部《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五条、第十一条及相关法律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为原告周某办理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相关手续，原告周某应予配合。

二、被告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周某支付经济补偿金7702元。逾期，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执行，即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三、驳回原告周某的其它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0元，由被告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书，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石平安

人民陪审员沈 利 利

人民陪审员胡 宝 红

二0一0年 三 月 八 日

书记员赖 晓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