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专栏]自由市场经济的终结

第一篇：[经济专栏]自由市场经济的终结

[经济专栏]自由市场经济的终结？

这几天无疑是世界金融史上最重要的几天。曾经傲视世界的华尔街金融集团轰然倒台。美国政府手忙脚乱在拯救市场，各种股票大起大落，人人谈债变色。

于是各国的金融学家就跑出来，纷纷表示金融需要加大监管。更有某些国家的经济学家表示，美国的资本主义金融制度是不完备的，中国的政府控制才是最好的制度。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都知道经济学的基础是什么？假设有两只完全一样的苹果，一个理性的消费者应该买下便宜的那一只苹果。这就是整个经济学假设的基础。倘若某一天消费者们都发了疯。大家都愿意买贵的那只苹果，那么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便不复存在。可是，生活中有这样的傻瓜吗？经济学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在统计意义上，这样的傻瓜是不存在的。

如果有一个黑人，他根本没有工作，每个月领救济为生。而这个时候，有一个房地产经纪对他说，我愿意贷款给你买房子。然后黑人买了房子，而过几个月他就还不出任何贷款。而贷款遭受了巨大损失。在这个简化了的次贷故事当中，大家发现，究竟谁是傻瓜呢？毫无疑问，是那些最终贷款人。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贷款人愿意把钱借给黑人，自己做傻瓜呢？

于是我们终于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秘密。次贷**的根本原因，并非自由市场经济，而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信托制度。看一看吧，到底谁是次贷的最终贷款人——也就是那些傻瓜们。当我们翻开美国最大的贷款机构房利美的债权人名单时，我们赫然发现，中国，拥有3760亿美元的房贷债券。日本，拥有2250亿美元。全世界此类国家合计15000亿美元。当然，美国机构持有就更多了。我在此并非要进行什么政治说教，而是想向大家指出。造成目前问题的主要原因，是那些拿了我们的钱去投资的大机构们——无论是主权基金还是投资公司，他们都辜负了我们对他们的信任，做了极为愚蠢的事情。正是因为这些信托机构的失职，才使我们全体纳税人，存款人被迫扮演了经济学中那一个本不该出现的“傻瓜”。让整个自由市场制度发出腐烂的气息。

一些大机构，利用他们的信誉或者威权，大肆敛聚了国民财富，去进行大量的非理性投机赌博，这才是整个次贷危机金融海啸的根源。说到底，这是大机构主义的失败。而今天，当美国政府忙于救市的时候，居然有人说，这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失败。而这些人提出的见解，居然是用一个更加庞大臃肿的官僚机构来“监视”那些大机构。甚至是鼓励这些主权机构来“替”我们投资。毫无疑问，这些投资机构最终将创造一个更为巨大的亏损纪录。

相信我，美国早就不是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巨大的不平衡贸易的基础上，美国早就是一个以计划和威权机构为主要利益集团的变态经济国家。美国的CEO们热衷于财务报表上的好看数字。而各国的债权人在蒙着双眼进行投资。这就是我们的现实世界。这和自由市场经济毫无关系。

第二篇：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

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

——“中凯事件”的启示

“中凯的官司虽然终审胜诉了，但他们还是主动花出1000多万元给消费者，这可真是太了不起了！”

“‘中凯现象’之所以备受国人的关注与盛赞，说明社会对诚实信用的心理欲求，这才是市场经济本质特征。”

“中凯事件”现已圆圆满满地落下了帷幕，但由于这个事件的意义已远远超过其本身，人们对它的思考并未划上休止符。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孔子就曾说：“民无信不立”；管仲说“诚信者，天下之结也”，以诚信为天下万事中的关键；唐代大诗人李白曾为诗“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元好问所说：“言圣人之道无他，至诚信而已”，以“至诚”为圣贤大道的核心，更是把一个“诚”字摆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现代更是把自罗马法以来的诚实信用原则这一“帝王条款”作为对人们法律行为的基本要求。

我们常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所谓的法制经济就必须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之上。所以，准确地说：“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

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人类商品交换经历了三大历史阶段：以物易物阶段、货币交易阶段、信用交易阶段。交易中的信用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交易双方经常处于不同的时间、不同地点，让渡自己的商品和货币，为使交易快捷高效，异地、异时让渡商品或支付货币，所以信用交易便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

市场经济离不开诚信，因为在经济中的各个环节，都少不了以诚信为基础的信用。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环节，生产、运输、赊购、赊销等都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使交易链条中断；作为市场经济核心的银行，信用是其发展的基础；离开信用，股票、债券、其他金融衍生工具就无法发展。离开诚信为基础的市场信用，商品交易链条就会中断，就会发生经济危机。

我国目前的市场信用体系处于起步阶段，企业信用制度还没有健全起来，个人信用制度更为落后，现在市场交易主体信用缺失现象普遍存在。假冒伪劣商品泛滥，虚假广告遍地，坑蒙拐骗横行，企业之间的三角债、银行呆坏帐、信用卡诈骗、偷漏税、走私骗汇等，已造成全社会的信用危机，极大地影响了经济运行效率。

在信用缺失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很多人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信用缺失损害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导致经济环境恶化，阻碍经济正常运行。

如果没有诚信的环境，人人自危，对任何人都不敢相信，生怕自己稍不留神就会上当吃

亏，这样的市场环境、生存环境会让生存于其中的人们不堪其累，基本的信任结构已经崩溃，人际关系不堪重负，交易成本高得惊人。事实上，普遍地大量地存在着弄虚作假，坑蒙欺诈，违约毁约、假冒伪劣、偷税漏税、逃税废债等失信行为，这些已成为当今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和企业经济活动中的公害。据有关资料表明，每年因缺乏诚信而造成直接和间接的损失高达近6000亿元，几乎相当于我国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部分。当然，失信问题在经济上所造成的危害是难以数字来衡量的，因为它的负面影响是长期的，挽回影响也是很难在短期奏效的。

在“中凯现象”讨论得如火如荼的今年8月6日，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工商局一把手欢聚北京，他们在北京市工商局现场观摩企业信用建设的初步成果。企业信用信息系统的建设，起到了服务社会、监管企业的作用，使信用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但是，如同法律之于约束守法的人一样，中国人的历史文化一再表明，约束者和被约束者同样有“不诚信”的风险，所以，单靠信用评级只能解决部分表面问题，解决问题的核心在于建设诚信文化（核心价值系统），只有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力量才是长久的、深远的。

诚信是全社会的事情，不只是企业的事情，更不只是某些“富豪”的事情。做好企业诚信工作，仅靠企业自律是远远不够的，社会对企业的服务和监督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诚信问题需要全社会来关注，只有在全社会、全行业都形成诚信共识，方能打造诚信经济。诚信是相互的，需要服务者和被服务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双方共同来打造。经营者诚信而消费者不诚信，或者要求消费者诚信而经营者不诚信，这些情况的出现都不可能建立起良好的诚信经济。现在社会处于转型期，诚信问题是目前很大的问题。所以“中凯事件”才格外引人关注。

营造诚信环境的核心是建设优秀的诚信文化。市场经济是公平经济、诚信经济，对企业来说，诚信是企业生存之本，没有诚信的企业就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看似强盛，实则短命。而对市场来说，没有诚信的市场，就没有发展。

诚信建设作为企业经营活动的重要方面，自律、自警、公开、公平、公正地进行市场竞争，为建立良好经济秩序做出新的努力，从而促进地方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相对的，经济的发展又反作用于企业诚信建设的发展。事实说明，越是经济发达地区企业的信用度越高，中凯集团的决策层说“不讲诚信，企业就不会有市场”。

市场经济采取自愿平等交换方式，是一种形式平等的经济。“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它要求所有的市场主体都能独立自主地作出经济决策，所有市场主体的行为都是自愿行为，坚持等价交换，没有非经济力量的强制；市场经济的平等性特别强调机会均等，要求社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进入市场的机会是平等，获取收入的机会也是平等的。只有这样的平等性，才能充分调动每一个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其潜在的能力充分发挥。要实

现平等性，除了法律赋予每个市场主体平等权利外，最重要的就是诚信，市场主体之间能以诚相待，诚信交易，任何一方的欺诈都将导致交易关系的最终消亡。

市场经济是以货币为媒介的信用经济。市场经济之所以能不断向广度和深度进军，就在于其信用制度的运行和扩展。信用制度的产生，大大拓展了资本的空间，也加强了市场主体相互之间的联系，但信用危机将导致整个经济危机，为此，维护信用制度就成为市场经济能否迅速发展之关键。只有市场主体都能自觉维护其信用制度，才能保证信用关系的稳定性，减少信用风险。可见，没有诚信原则就没有市场经济秩序，就没有市场经济效率，也就没有市场经济的生命力。“诚招天下客，誉从信中来”，既是千古经商法则，更是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内在要求。

虽然道理都懂，但为什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诚信机制却那么难呢？

俗话说“人管人，得罪人，制度管人，管住人。”所以，西方有一句传世的法律名言——“人是最不可相信的”。

那要相信什么呢？

答案当然是相信制度。

记者听过一个故事：一个留学生在德国的地铁站，发现护栏很矮，就自以为聪明地跃栏而入以求逃票。但是，找工作时麻烦来了，用人企业说，你这个人连地铁票都逃，谁敢录用你？还有，有100多年历史的法国保姆协会成立前，总有一些雇主虐待保姆。保姆们联合起来成立了协会，对所有的长期雇主进行声誉记录。那些有劣迹的则不被推荐服务，这下雇主们再也不敢随意欺侮保姆了。这就是国外个人信用的作用。而作为企业更是有严格的信用记录，如果被列入黑名单，没有人会和你做生意。

这些故事告诉人们一个简单的道理“让失信者付出代价”。

国外普遍推行“一卡制”，个人的信用都在卡上有记录，如果一旦有失信的案底，日后在升学、就业、出境等方面都要受到限制，信用制度使他们不敢失信。

而我们国家的企业的卡、帐户有许多，个人也有不少，用起来随心所欲。

去年10月份，北京16家银行建立“信用信息共享系统”，从日前发布的消息来看，此举不仅有利于金融资源共享，而且是对个人信誉进行监督。

大多数人持肯定的态度，个别人担心一旦某人迫不得已透支一次，恐怕就背上了不讲信用的包袱。

其实，凡事有利即有弊，就要看利大还是弊大，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一方面要用法律规范诚信，另一方面，还要用技术手段来防止不讲信用，来要求人们在民事活动中讲究信誉，恪守诺言，严格履行自己承担的义务。

总之，在中凯胜诉的情况下，仍能主能支付1200多万元。这不能不令广大消费者感动，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凯，注定成为房地产行业里诚信的里程碑！

第三篇：市场经济本质是法治经济

市场以产权清晰界定为前提。这是举世知名的科斯定理。

无论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城市的利润留成、利润包干、经理人员持股和股票期权，本质上，都是在进行产权界定。以经济学的视角看来，重要的不是名义所有权，而是实际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实际上是把剩余索取权交还农民，交还天然拥有控制权的农民。企业改革中的利润留成、利润包干、经理持股和股票期权，也无一不是把部分剩余索取权交还天然拥有控制权的企业经理人员。

产权一得到清晰界定，市场就卷土重来。这就是我们三十年来的改革实践。可是，仅仅产权被清晰界定市场还不能良好运行。如果经济的交易费用很高，那么即使产权被清晰界定，市场也不会良好运行，甚至不会有市场。经济的交易费用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高。交易费用占产出的比重稍高一点或者稍低一点，经济绩效就会呈现出天壤之别。

疑问，界定产权本身就有降低交易费用的功能。如果草地产权界定不清，那么我就要多放羊，因为增加的羊的收益由我独享，而草坪遭破坏的损失则由大家分摊。实际上，大家也都会这样做。最终，草地就会变得一毛不生，本来有价值的草地变得毫无价值，租值发生了消散。这就是“公地悲剧”的含义。如果草地产权界定清晰，那么这样的结果就不会发生。

如果企业产权界定清晰，那么我不干了，可以让我的儿子干；儿子不干，还可以卖了获取声誉溢价。我有激励注重并维护企业的声誉；我有激励不卖假货，也有激励改进服务质量。

但是，仅仅产权清晰还不能有效降低交易费用。这在现代社会尤其如是。现代市场经济以非现货交易为主，并且跨空间范围很大，仅靠声誉机制很难确保交易正常进行。现代市场经济通常要借助第三方来协助执行合约和完成交易。这个第三方正是法律和法院。

法治约束的是经济人的机会主义。人的自利有促进生产和增加社会福利的一面，但是也有增加交易费用和减少社会福利的一面。这后一方面需要法治加以约束。正是因为法治对于机会主义的约束，人的自私才不是利害参半，更不是害大于利，而是利大于害；人类也因此能够生存下来。法治是通过界定和保护产权、执行合约来减少交易费用和增加社会福利的。

不仅如此，交易费用还来源于政府。政府随意地增加或者减免税收、滥发货币、政策朝令夕改、形形色色的不合理管制、滥用权力等等，都会极大地增加经济的交易费用。

在现代经济和技术条件下，政府对于经济的影响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或者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在现代经济和技术条件下，约束和规范政府的行为显得特别重要。约束和规范政府的行为，根本出路也在于依靠法治的力量。

法治约束的是政府的任意干预。政府的权力天然大于个人和企业。给定这一权力，政府随意干预经济的倾向很难自我抑制。如果政府行为不受法律约束，独立企业制度和自由交易就没有根本保障，市场经济就没有基础。法治的核心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国，重要一条是老百姓可以通过法律约束政府行为。

法治的第一问题当然是立法，但执法和司法更为重要。原则上，一个国家可以简单地照抄它国的法律。但是执法和司法就是另一回事了。执法者须接受法律的约束。这显然不容易。

现实世界没有完美的市场经济，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也不必一定是完美的市场经济。但总的说来，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较为完善的法治基础上的，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法治建设尚为落后。我们要建设“好的市场经济”，法治是一个关键的环节。

可是，法治不是呼之即来，我们想要法治就可以法治的。法治有前提条件。“公地悲剧”表明，权利必须得到界定，这是人类生存的需要。可以将权利附着在物上面，通过物的所有权来界定权利。资源是我的，那么只有我可以使用并获得相应的收益。别人可不可以使用并获得相应的收益？可以，但要有我的同意，或者要给我支付足够的价格。资源产权也可以模糊界定，但那样就必须要有论资排辈、等级制度等安排来界定权利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大搞论资排辈和取消择业自由不是偶然。这正是产权界定不清情况下避免租值消散的必要的措施。古代的时候，家庭财产不做划分，于是就要对家庭成员的地位做出界定：父亲和长子的地位很高，其他人的地位就要低一些。吃饭的时候，谁先动筷子都有规定。这也是要减低租值消散。今天一家三口过小日子，于是就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了。

法治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产权界定权利，法治于是可以推行；以人权界定权利，法治就很难推行。产权界定不清，人权就不平等，法制很难推行。古代“刑不上大夫”，刑不是不应该上大夫，而是人权不平等的社会里，不可能真正推行法治，刑是不可能真正上得了大夫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就是人权不平等的写照。人权不平等的社会，不可能真正推行法治。

第四篇：儒家与经济自由

儒家与经济自由

“天何言哉”和“惠而不费”

儒家的一个基本哲学精神是什么？

儒家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传统，最可贵的是，对格物致知的有限性有深入理解，对非经验部分非常谨慎，保持敬畏。这导致了一种自然秩序哲学。

《论语》记载：“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以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段对话非常精彩，自然秩序就在那里，遵从它就够了。这包含着儒家社会治理的基本思想，与经济学的基本精神一致。本文侧重讲经济自由与经济制度。

由于儒家有这种自然秩序哲学的取向，必然导致经济自由制度的取向。这种自然秩序的原则用到社会中，其倾向就是让社会自己运转，尽量不要干预。

孔子主张政府惠而不费。“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老百姓认为什么有利就让他们去做，这不就是惠而不费了吗？老百姓认为市场有利，就去交易，进行平等谈判，自愿达成契约，不要去管。“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收益大，成本低。在儒家学说主导的两千多年，这是基本原则。

多年前我很奇怪，儒家怎么会有经济自由主义？后来看了侯家驹先生《先秦儒家的自由经济思想》一书，又读了儒家原典，就知道儒家主流就是主张经济自由的。

轻徭薄赋，尧舜之道

老百姓追求自己的利益，结果就像斯密所讲的看不见的手那样，整个社会繁荣起来。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费用，而是说费用很少。它导致轻徭薄赋和小政府。

轻徭薄赋是儒家一贯的主张，反对加税。孔子的学生冉求在鲁国帮助季康子聚敛税赋，孔子说，冉求哪里还是我的学生，对他要“鸣鼓而攻之”。

孟子讲过“百里可王”。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就可以做王了。轻徭薄赋会激励生产，老百姓能获得所创造财富的较大比例，人们会从四面八方归往过来，这个政治领导人岂不就是王了吗？

儒家知道，税赋不可少。他们承认有王和国家，承认一套社会制度，这套社会制度要有费用，提出了类似于最佳税率的概念，叫“尧舜之道”。政府要提供公共物品，但花的钱应该恰当，多了少了都不行。

白圭问孟子：“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税率5%，怎么样？孟子回答说：“子之道，貉道也。”貉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名字，按当时的说法是蛮夷。孟子说“你这是蛮夷的作法。”

孟子问：“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一个国家很大，只有一个人做陶器等生活用品，行不行？不行，不够用。蛮夷不种五谷，主要是打猎、采集，农业上不发达，“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飱”，这些都是有形的和无形的公共物品，“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5%的税率是合适的。但“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在中国，没有礼乐制度和政府结构不行，所以如果采用5%的税率，太低了，不可以为国。

孟子接着的一句话很精彩，“欲轻之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尧舜的税赋是多少呢？十税一。按现在经济学的说法是“最佳税率”。著名的拉弗曲线讲，有一个税率能使政府收入最大化，同时社会福利也会最大化。低于最佳税率，就是蛮夷。

孟子接着说：“欲重之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桀就是夏桀，暴君。如果税赋多于1/10，就是暴君。尧舜之道是最佳的税率。在孟子那个时代，觉得恰当的就是十税一。当然不能太拘泥，不一定是十税一，后来中国的发展也未必如此。如果国家比较大，公共物品就有规模经济性，平均成本就会低，税率就可以更低。比如汉景帝时是三十税一；又比如清代的田赋大约5%。康熙时推行“摊丁入亩”，并承诺“永不加赋”。有一项对清代田赋的研究说，到了清未，实际田赋也只有2~4%。

不与民争利

再一个原则是“不与民争利”，在儒家的传统中这是很强的观念。

《史记》记载，春秋战国有个叫公仪休的人，在鲁国当宰相，当大官后回家，看菜地里种着菜，就把菜拔掉了，看老婆织布，就把织机毁了。为什么？他的道理是，我当了官，政府给我奉禄，就不应做这些事。种菜织布拿到市场上卖，我的东西卖出去了，可能别的老百姓就卖不出去。这就是与民争利。这个故事很有名，“拔葵去织”是一个成语。

这个原则在后来的多次辩论中都被提出来。比如在汉代《盐铁论》的争论中，在北宋新旧党的争论中，都会提到这个原则。如果有人提设立官营的工业，就会有士大夫站出来说，这不对，是与民争利。

总体来讲，儒家基本的经济制度和政策取向是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取向。这是一个基本结论。

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取向，会使一个社会更有效率。里面包含有多层逻辑。第一层逻辑是，如果老百姓之间自由交易，自愿达成契约，这最有效率；如果不是自由自愿的，交易或契约就会缺乏效率。

新古典经济学讲，自由自愿的交易最有效率。如果不是自由交易，定价就不在均衡点上，交易量也不均衡，不是有过剩就是有短缺。政府制定价格，可能低于均衡价格，但会导致供给减少，需求不能被满足，整个社会就会丢掉这么大一块福利。所以只要是自由交易，会带来财富的增量；整个社会这样的交易越多，效率越高，社会越繁荣。

更一般地说，这就是一致同意原则。只要一致同意，就会达到更高效率，叫做“同意即最佳”，只要这个交易是双方同意的，就是一个最佳结果，对应的就是帕累托最优。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在这个基础上，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社会就会导向效率更高的结果，比如说，分工和专业化的结果。如果是一个奉行经济自由的社会，它的分工会越来越细化，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计划经济的分工和专业化就很难发展。我的博士论文《分工与交易》就是讲计划经济时期为什么无法推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

经济自由还导致社会的制度不断演进，变得越来越有效率。比如交易制度演进，一开始是偶然的交换，后来发展出集市交易、定期交易、专业商人、大型百货商场、连锁店和贸易中心，等等。随着交易的进行，有关交易的制度不断演进。金融市场能更容易看到这种制度发展：如金属货币、纸币、股票、存款、贷款、期票、汇票、期货、期权等等。

简单地讲，经济自由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基础。经济自由主义的表层意思是给个人经济自由，尊重市场，小政府，轻税赋；深层含义就是遵从自然秩序。我们注定不能完全了解这个社会、世界、宇宙；当我们不知道、没把握时，只能对自然秩序保持一种敬畏的态度，尊重、畏惧它就够了，它自然会给我们一个好的结果。自然秩序本身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带来好的结果，这是一种信念，不是人的理性计算所能把握和预料的。经济自由主义更深层次的思想，是一种哲学。

我比较早地对儒家感兴趣，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理解。我1993年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先秦哲学和现代制度主义”。前些年，我写了一篇短文叫“天何言哉”，用孔子这段话来总结改革的经验，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天何言哉”。不是政府有多伟大，而是我们遵从了这样一种自然秩序，是政府明白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慢慢地从市场领域退出，“不与民争利”所获得的结果。

总结如下：儒家主张的是遵从自然秩序的原则取向，强调的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强调的是“轻徭薄赋”，强调的是最佳税率，强调的是小政府，也强调“不与民争利”。

儒家自由经济思想的实施与传播

儒家的这些主张，在成功的朝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实施。如清代的税赋很低。康熙以后不收人头税，只收田赋，摊丁入亩，大约是5%的税率。一个儒家主导的社会经济秩序，基本上是市场经济和强调轻徭薄赋、小政府的秩序，人们有基本的经济自由。

当然历史过程中穿插着有暴政，有很多介入和管制。秦就是暴政，税率可能有30%。再比如隋，有那么多公共工程，税率也很高。汉武帝时期，因为任用桑弘羊这些人，搞官工业，各种政府干预，都有问题。

中国历史以儒家主流为主，但其间有些曲折，宋有王安石变法，是很糟的“变法”，一个很重要的取向是聚敛财政收入。它的结果不好，税率上来了，税收总量并没有上来。儒家旧党反对王安石，认为这样做是不符合儒家原则。

同时，历史有扰动。宋代海外贸易非常发达，尤其在南宋，被挤压到南方，当时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开辟。宋以后，元明清也有大量海上贸易。主要的货物有瓷器，包括现在大家非常热衷的青花瓷，还有丝绸，茶叶等。但其间有海禁，原因不是因为反对自由贸易，而是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和军事原因。比如有海盗。

儒家的一些思想曾影响欧洲。这有大量的历史文献可以证明。我的一篇文章叫“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渊源”，1993年在《读书》上发表过，有比较完整的叙述。在十六、七世纪，有大量欧洲传教士到了中国，目的是传播基督教，同时了解和学习中国的文化。他们把中国的这些思想传到欧洲，对欧洲产生了影响。欧洲当时处于启蒙时代，启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中国的儒家、道家的影响，一部分来自中国的思想资源。

有一本书叫《中国：欧洲的楷模》，是马弗里特写的，有大量记载。我在芝加哥大学找到过英文版。上部分讲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怎么通过传教士传到欧洲，有很多笔记、信件，在欧洲产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影响。下卷是魁奈的一本书，叫《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这本书对中国的思想和制度有一个相对全面的梳理，当时欧洲人很激动，接受了很多这样的思想，其中最突出的内容就是有关自然秩序的哲学，对欧洲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魁奈一直在关注中国，但他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前七章，按照现在的学术道德讲知识产权，很成问题，大量剽窃了一个传教士有关中国的叙述。只有第八章是他自己写的，讲到了中国这套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所以，儒家的这些思想非常实际地影响到了西方知识界和西方经济学的建立。经济学是在实际上实现过中西汇通的学问，不是牵强附会地说这两种文化传统很相似。这是历史，有案可缉，没有猜测成份。当时西方世界称魁奈为西方的孔子，他接受了许多孔子的思想。

中国的历史，儒家只是断断续续地占主导地位。期间有大量其它思想也在起作用。文景之治是道家思想起主导作用的，汉武帝后，儒家的影响才逐渐大起来。魏晋南北朝到唐朝，宋儒崛起前，佛家思想占优势地位。法家也在不断起作用。

在汉武帝时期，因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有了一定的国力以后，想去打匈奴，就要聚敛财政收入，桑弘羊要求盐铁专营，办官工业，一套官僚垄断的制度就建立起来。汉昭帝时爆发了盐铁会议的争论。文学贤良们反对桑弘羊这些官僚阶层聚敛更多财政收入用于军事开支的主张。《盐铁论》把这场争论记录了下来，它反映，当面对官僚垄断时，儒家主流精英们会奋起捍卫儒家的基本原则。盐铁会议后，汉朝政府取消了对酒的垄断，也部分取消了盐铁专营。从长期来看，汉以后基本形成了市场经济制度和较低的政府税赋的经济结构。

所以，不能排除历史上会出现政府干预的事情，但总有争论，通过这些争论，能看到儒家这些原则总是存在。

浙东学派与儒家主流

儒家里有一派叫浙东学派，有陈亮、叶适等，强调儒家的功利主义层面。如果义是对的，必然有利；既然正确，就应该有事功。有一本书叫《功利主义儒家》，对此做了专门讨论，作者叫田浩。功利主义儒家不算主流，他们强调义利合一，义利并举。有点像墨子讲的“义者，利也”。一件好事，它必然有利。

儒家主流也承认利，“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它承认老百姓的利，也承认君王的利。孟子劝梁惠王行仁政，梁惠王说，他不能行仁政，因为“寡人好色”。孟子说，你好色没关系，只要承认老百姓也好色就行。他又说“寡人好货”，孟子说，你好货也没关系，只要承认老百姓也好货，就能行仁政。

儒家不是禁欲主义，承认欲望，承认功利，但不以功利为最高目标，要超越功利。义利之辩，在义和利之间，更强调义。这是朱熹和陈亮之间的微妙区别。

朱熹和陈亮辩论，陈亮说：“功到成处，便是有德”。朱熹说，“固是得道义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义而功利不至者”。两者之间区别很微妙，但也很重要。

陈亮讲的义是形而下的，经验的，是人和人互动形成的均衡。“义者利之和”，有着利益冲突的人之间达成的均衡就是义。在互相冲突的个人之间，找到解决方案，一个均衡点。很了不起，这也是制度经济学强调的好制度的一个特点。

但是这个“义”跟朱熹所讲的“义”有所不同。朱熹讲的是超越的义，这个义是经验所不能或较少体会到的，必须从整体主义的角度，超越地去体验、发现。

如果只有经验推导的形而下之义，这个社会不可能整合得很大。没有超越的义，没有宗教性，国家与文明不可能整合得很大，只靠经验是不够的。所以，超越的义有某种性质，会带来一些和利不太相同的结果，但它肯定代表更大人群的更大的利。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朱熹讲得更对。现代经济学发现了市场失灵。再扩大一点说，就是个人主义失灵，仅从个人的成本收益角度去衡量事物，可能会出错。这就是朱熹所说，也有“得道义而功利不至者”。

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要有其它方法来补救。或者直接靠道德，或者借助于政府。而政府也可能失灵，人们不可能完全监督政府，所以最终还是要靠道德，也就是靠“义”。

用简单的数字比喻，陈亮是说，义和利100%一致；朱熹是说，义和利在99%的情况下是一致的，但在1%的情况下是不一致的。这是他俩的区别。这1%就是市场失灵，个人主义失灵。但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是解决那1%的情形。所以我说，朱熹所代表的主流，比陈亮的更接近正确。

但是，就是这些功利主义的儒家，会在某些时候起积极作用。他们和斯密思想更接近，斯密思想基本上是形而下的。斯密也有义，就是《道德情操论》里的道德，即大家为了自己的利而去达成道德上的均衡，达成一种对道德的遵从。但是它基本上是形而下的道德，是人互相多次博弈形成的一种道德均衡。之所以能形成，是因为人们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没有引进“上帝”。

斯密思想对于欧洲中世纪神权压人权的状态就是一种反抗，这是他的合理性。神权压人权含有某些人的特权在其中，如教会的特权。斯密的自由主义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一是老百姓要理直气壮地争自己的利益，还一个含义就是打破强权集团对利益的垄断。

浙东学派也这样。改革开放后，为什么浙江发展得比较快？和浙东学派的传统有关。但我要强调，这个社会和世界还有很多东西超过我们的理解，所以我们不能仅遵从经验，也要遵从超越的理解，要逐渐走向儒家主流所主张的义利之辩。第一承认功利，第二淡泊功利，最后是超越功利。这是一种恰当的态度。

所以通过儒家主流和功利主义儒家的辨析，儒家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浙东学派有着微妙的区别，也和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有微妙的区别。它在强调利和由利驱动的自然秩序时，也强调超越的义。但它不把超越的义太夸张，只是说有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必须考虑到。

这就是儒家对社会秩序，经济制度、政策的一个基本取向，一个与现代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稍有区别的儒家的经济自由主义。

[ 盛洪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选自作者新近出版的著作《儒学的经济学解释》（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首发于2015年11月28日《南方周末》时略有删改 ]

2015-11-30

中评网e 首发

第五篇：陈志武：市场经济 通向个人的自由之路

陈志武：市场经济 通向个人的自由之路.txt男人应该感谢20多岁陪在自己身边的女人。因为20岁是男人人生的最低谷，没钱，没事业；而20岁，却是女人一生中最灿烂的季节。只要锄头舞得好，哪有墙角挖不到？陈志武：市场经济铸就通向个人自由之道路

市场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里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也创造了辉煌的精神文明。有关市场与政府该如何分工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经济危机使自由市场经济面临更多质疑，弊端在危机中放大。那么，我们应该怎样不受限于眼前的“树木”，而从更深层的人类文明进程中来考量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发展，从而清晰地看到整个“森林”呢？陈志武教授在此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角度。

金融危机冲击全球以后，国内外都在对市场经济、对商业或者说对商业文明，进行一些反思。这些反思本身很健康，有不同的反思，就给我们新机会去重新认识人类，认识不同社会安排的优劣，进行价值判断，也给我们以机会再次审视中国以及其他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今天大家对市场经济、市场化改革、新古典经济学或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流主张，好像更多持否定看法。当然在人类历史上，包括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不是第一次，也不可能是人类社会的最后一次对市场经济的怀疑，因为人类就是这样的一群动物，稍微不注意就很容易被一时一刻的事情和经历所迷惑，把过去更长时间的经历、从更长历史中得出的更加经久不息的一般道理给忘记掉。

比如，关于市场与政府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角色分工，在20世纪30年代有个两大阵营的讨论，那时期自由市场国家处于高度经济危机中，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处于快速发展中，所以，讨论来讨论去，不管哪种安排在逻辑上更符合人性、在激励上更与人性自洽，那种实际业绩上的差异——尽管事后看是基于太短时间的业绩比较——让当时的世界普遍认为基于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苏联模式更优，更有利于经济增长。于是，在那种基于一时冲动性的结论之下，二战之后，从东欧到亚洲、非洲、拉美，甚至西欧、北美，都在不同程度上模仿苏联计划经济或者说政府管制经济、政府拥有并经营企业的模式。

到1970年前后，世界各国都有国有企业，只是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各国的国有企业都全面亏损，而且越来越严重的亏损，逼着人们反思政府经营经济、管制经济的模式。那些亏损和反思为后来的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私有化、重新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基础。这就有了1978年中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1980年后美国里根、英国撒契尔夫人的私有化，后来的俄罗斯与东欧私有化等等，对二战之后的国有化和经济行政化进行逆转。当然，这次危机冲击后，人们又看到了中国与私有市场经济的差别表现，所以，人们就问：是不是又要对过去30年的经济“去行政化”、对“市场化”改革进行逆转，要“再行政化”、“再国有化”呢？

在这个时候，我们有必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避免重犯二战结束后所犯的判断错误，不要又因为一时一刻的短期经历得出一般性结论。“花别人的钱不心痛，花自己的钱才心痛”是委托代理问题出现并存在的基本人性条件。那么，如果本次金融危机或者任何市场危机都源自委托代理链条所必然带来的利益扭曲的话，由政府代替市场不可能消灭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因为政府权力体系所含带的委托代理链比市场主体——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解决现代市场交易链条太长所带来的危机的办法，不是由政府更多取代市场，因为包括民主法治的美国，针对政府权力体系所包含的委托代理问题的规制机制，都还远不如规制公司中委托代理问题的机制来得可靠，后者毕竟还可以依赖广大市场参与者的压力来解决，更不用说在权力制衡问题还没解决好的其他国家。

不过，今天我还是希望从另一角度来解读市场经济、商业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贡献，那就是，市场的发展是如何把“人”从传统的“工具”约束、从“不自由”中解放出来的？以往，在中国的语境下讨论“市场化”，我们都不知不觉地从“相对于政府权力”的角度来理解“市场化”，也就是，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市场化等于去行政化”。相对于政府权力而言的市场化，大家已经谈得很多，我这里就少说。

婚姻与家的经济和非经济功能

在中国、在人类历史中，由政府权力全面管制经济毕竟历史很短，是近现代的事情，至少不是人类历史的主旋律。也就是，从更长人类历史看，市场化发展、商业文明首先是或者说更重要的是，相对于制约个人自由、压制人性的传统社会体系而言的。这是因为在现代政府权力、在现代市场主导资源配置之前，人类社会的资源配置是由既非行政权力又非市场的社团组织来完成的，包括家、家族、宗族、教会、寺庙、社邑、社团等等。商业发展使市场成熟之后，市场不仅取代了传统社团体系，更好地实现了人际间的利益交换，而且同时把人给解放出来。换言之，我们应该从更深层人类文明进程角度来思考市场化、商业化发展，才能看到森林，而不受限于眼前的树木。

就以我们很熟悉的“家”作为起点吧。在黄梅戏《天仙配》中，其经典对唱是“夫妻双双把家还”，一首男女对唱情歌。该歌流行几十年，受到广泛欢迎，因为它代表的是中国传统婚姻、家庭的最高境界。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来看看中国人最向往的 “婚姻”、“家”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对任何人的一生，没有东西比婚姻、家庭更重要，更影响到他的人生甜酸苦辣。像人生这么根本的基石，市场化的发达或者不发达是如何对其产生影响的？我们的核心生活内涵又是怎样受制于市场的发不发达呢？

歌一开头，“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绽笑颜”，为后面更为实质的内容布景。接下来，“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这是劳动分工、经济合作的概念，家是生产单位。也即，家的第一个功能是经济生产上的互补与互助体。婚约支持下的家，使劳动分工有了信任、不违约的基础，因为虽然任何两个人之间都可以进行劳动分工合作，但是不一定有保证合作能顺利的信任基础，为了强化信任，两人、两家联姻是一种方式，甚至是传统社会里最主要的方式。成家是生产意义上的结盟，借此保证彼此的劳动优势能可靠地发挥，让产量高、产出不确定性低。

下一句，“寒窖虽破能抵风雨”。从字面上理解当然是，成了家，有了房子，就能躲雨和取暖。但，更深的意思是，家是一个相互保障的保险体系，是成员之间跨越时空的风险交易体，好像一个内部金融市场。有了这样的无条件结盟互助，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是刮风还是下雨，是生病、天灾人祸还是年老，都不用怕！这种结盟增强了彼此抗拒风险、应对意外事件的能力，此即家的经济风险交易功能。

“夫妻恩爱苦也甜”，这体现了家的情感交流、心理安全功能，家是一种归属，夫妻间的情感，精神上的相依相连，让双方在未来即使碰上物质与非物质的困难，也能相互安慰支持，让苦也能变成甜。

“你我好比鸳鸯鸟，比翼双飞在人间”。这是说，如果双方能够通过婚姻成家，使共同的产出最大化，在彼此之间互担风险，让俩人在心理与情感世界里互相关爱，那么，他们俩就能飞遍天下，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到哪里都不怕！

也就是说，“婚姻”、“家”的生产单位功能涉及到当下有没有足够多的物质产出，是为了今天能更好地活下去；其风险交易功能是涉及到未来的经济安全问题，通过“家”所建立的“寒窖”来保障未来；第三个功能涉及到人的精神、心灵、心理健康和安全。

那么，商业化、市场化发展对上述“家”的功能带来了什么变化？“家”在如何转型？这些转型在解放个人还是在进一步限制个人权利？

首先，我想强调，在过去30年，商业文明在中国慢慢地兴起，“家”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单位已经或正在被解体。背后的原因至少包括两个，一个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另一个是公司化发展。《天仙配》“夫妻双双把家还”的背景是农业生产，那当然是“家”作为生产单位的原始境况，一个浇水浇园，另一个耕田。那种安排下，不仅夫妻差不多每天24小时在一起，而且父母跟子女也主要在一起，吃饭、睡觉在一起，生产工作也在一起。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农村、农业进入工厂和城市，从事非农。于是，“夫妻双双把家还”的境界越来越成为历史。

当然，有人会说，即使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他们也可以开杂货店、开“夫妻店”餐馆，夫妻不是照样能在一起工作、生活吗？只是现在的商业领域越来越公司化，连锁店公司化，像国美、家乐福、沃尔玛等公司已经把许多传统杂货店挤垮，俏江南、永和大王、麦当劳、星巴克等连锁餐饮公司把许多“夫妻店”的空间挤掉，于是，越来越多的夫妻只能加入工薪队伍。因此，工业化、城市化、公司化把“生产”从“家”的功能中剥离出来，传统意义上的生产离开“家”，由市场胜任。

但是，这样一来，对“家”有什么影响？至少，夫妻间花在一起的时间，还有父母跟子女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会发生很大变化。前面讲到，按照“你挑水来我浇园”的生产方式，传统中国夫妻不只吃饭、睡觉在一起，工作也在一起。如果我们做一简单研究，对比1000年以前，200年以前，50年以前和现在一般夫妻每年花在一起的小时数量，看这个指标在怎样变化。原来没有工业化时，家作为生产单位，夫妻每天也许有20到22个小时在一起。当然，那样可能彼此烦的机会很多，但换个角度，夫妻和家的感觉和关系近的程度也会很高。总在一起，不彼此了解也很难。

而现在工业化、城市化、公司化之后，越来越多的夫妻即使想在一起也没办法。在北京，绝大多数夫妻早晨六七点起来，快快吃完早点，就你到你单位、我去我公司，然后晚上八九点才回到家里。所以，我们会发现，夫妻每年花在一起的小时数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特别是过去30年在快速地下降。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的“家”因为工业化和公司化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家”作为生产单位的功能在淡化，生产单位意义上的“家”在解体。

这已经带来很多挑战，比如，离婚率会上升，夫妻之间的关系也许会比以前淡。从另一方面看，“家”的生产单位性质或许没有了、少了，夫妻之间的感情也许反而比以前深了，因为原来每天24小时在一起不值得珍惜，现在在一起时间少了，反而使彼此去思考到底怎样以新的方式巩固他们的婚姻和家庭。总之，工业化、公司化的发展在改变传统的婚姻和家。今天的“家”已不是我们从小长大所熟悉的“家”了。

市场不发达迫使人当交易工具

“家”作为农耕时代的简单生产单位在解体，但是，当商业规模或者商业复杂度、所需要的融资量高到一定程度时，以“家”、“家族”为基础的商业组织还会是常态，也即成“家”的目的之一仍然是建立生产单位或者使其扩张，只是所从事的生产比农业、传统商业更复杂。

我们先看一组研究数据。2008年，香港中文大学范博宏教授跟他的两位同事做过一项研究，对象是泰国最大的150家家族企业，看这些家族企业掌门人子女和亲戚的结婚对象是谁。他们收集了从1991年到2006年16年里的200个婚姻样本，并把这些婚姻分成三类：第一是政治联姻，家族企业子女的婚姻对象是政府官员子女；第二类是商业联姻，对象也是家族企业的子女；第三类是既没权力因素，也没商业目的，而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总样本里，33%的家族企业子女婚姻是为政治联姻，商业联姻发生的频率是46.5%，这两项加在一起，占总样本的79.5%，将近80%，只有20%的婚姻是由于爱情。有意思的是，当家族企业把子女婚姻对象的消息公布时，如果是爱情婚姻，那么股市对该家族企业的股票没有反应，而如果婚姻对象是官员或者其他家族企业的子女，那么，股价会涨不少。

很明显，家族企业子女的婚姻不能自由，婚姻不是爱情的结果，而是为了家族商业利益去跟其他商业财团、政府官员家族联姻，因为联姻能扩大家族企业的交易机会和资源空间，降低有联姻关系家族企业间的交易成本。实际上，股市也希望企业掌门人家族这样做。

为什么在泰国、中国香港和台湾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子女婚姻往往成为商业手段，而在美国等社会这种现象已经很少？亚洲社会是否有其他选择？

答案在于市场的发达程度，更具体讲，取决于市场交易的信用环境，也即市场制度架构，还有资源机会是否平等开放。如果各行业机会对谁都平等开放，商家与官权力联姻的必要性就下降，子女的婚姻自由也因此而解放；如果市场上陌生企业之间的交易信用不是问题，那么，商家之间就用不着通过联姻来强化他们家族企业间的信用关系。商业联姻、政治联姻是外部法治不到位、信用机制还主要依赖血缘的传统社会产物，是市场不发达的表现。

为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哪些行业的家族企业更倾向使用政治联姻、商业联姻。首先，范教授他们发现，需要得到政府审批才能进入的行业中，那些家族企业子女的婚姻93%是政治联姻、商业联姻，特别是房地产与建筑业的家族企业，其子女有96%是为了商业利益去联姻，远高于政府管制比较少行业的关系婚姻频率。反过来看，就是市场化程度高的行业，家族企业子女爱情婚姻的比例也高。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不奇怪，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这种传统，通过婚姻关系把家族企业的利益保护起来，让自家财产不受政府权力的威胁，而跟实力企业家族发生联姻，可以扩大未来发展前景。婚姻因利益而发生，人成为具体的交易载体。

相比之下，在今天的美国，盖茨也好，巴菲特也好，家族企业掌门人不会要求自己的女儿去为了家族利益嫁人。西方社会以前跟这里谈到的泰国和中国情况类似，但是，随着市场契约机制的深化发展、政府管制的减少，企业家子女的婚恋就被逐步解放。发展市场交易机制、减少政府管制，不仅使交易更公平、降低陌生人间的交易成本，而且决定民营企业、家族企业的子女到底能否自由恋爱、自由结婚。市场化就是这么具体地把自由权利还给个人。

朋友说，为了家族的利益，牺牲掉自己的婚姻有什么关系？对于人一辈子的生活幸福，什么最重要、最具决定性？是婚姻，这决定你一辈子要跟谁生活、跟谁一起生子女。特别是，当婚姻是因家族利益而成时，未来几乎没有离婚的可能，你不能说“没有感情了，所以要离婚”，因为当初就不是因爱情而结婚的。

当人际交易不是在市场上而是以人格化形式发生时，人就成了工具，人的价值由其工具价值决定。我们可以看看日本家族企业的传承习惯。在中国，我们说“富不过三代”，其核心原因是接班人不好找。如果由自己的亲子接班，儿子可能靠得住，但可能没有能力，企业长不了；而如果请血缘关系外的人接管家族企业，他可以很有能力，但可能靠不住、信不过，委托代理问题可能严重。不过，“富不过三代”问题不只是中国有，其他社会也都有，是人的本性决定的。

我们知道，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西方社会发展出了职业经理人市场，让家族企业创始人不用只在子女中找接班人、不用任人唯亲，而是通过契约关系以及相配的法治架构，到广泛社会去招聘，任人唯能。这样一来，企业创始人的子女可以凭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职业，不至于除了父亲企业以外没有其他选择，反而因父亲事业的成功而失去自由。

但是，美国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发展还是近代的事，在其之前，其他社会也推演出过解决企业传承问题的变通办法。在日本，三井集团创始人三井高俊有一句名言，“宁可要女儿也不要儿子，因为有了女儿我可以挑选儿子”。他说，亲子尽管可靠但可能没能力，而有了女儿，他可选择女婿。接着，他改革了日本家族企业的传承方式，使儿子并不一定成为接班人，企业掌门人会在儿子和公司有能力的年轻人中间挑选一个；如果他选中的不是亲生儿子，就让女儿先嫁给被选中的年轻人，等女儿结婚一年后，再举行仪式，把女婿改姓三井，并由女婿宣誓作为三井家的养子，并且会为了三井家族的利益而做出最大的努力。之后，家族公司就由“女婿养子”掌门。

加拿大阿拉伯塔大学的RandallMorck教授和他的同事做了一个研究，看日本公司在二战之后哪种类型公司的业绩最好？第一类公司的掌门人是企业创始人的亲子，就像中国的家族企业一样；第二类企业的掌门人是外面请来的职业经理；第三类是由“女婿养子”管理的企业。研究结果是：“女婿养子”管理的公司业绩最好，其次是职业经理人管理的公司，最不好的是亲子管理的公司。这些结论，或许对中国的民营家族企业有一些启示。

在今天的日本，松下集团掌门人松下正治从血缘上不是真正松下的人，三井集团从1673年到现在有好几个掌门人不是三井家族的，丰田汽车也是这样。

“女婿养子”比较好地解决了企业传承的问题，通过仪式把女婿收为养子，达到“双保险”效果，这样既靠得住，又是最有能力的。但是，当我跟女儿讲这个故事时，她的第一个反应是：那他女儿的幸福怎么办呢？她说，这样做太残忍了，不能接受，因为女儿为了家族企业的利益而被当成工具，要牺牲自己一辈子的幸福！

当职业经理人市场不发达，或者说在市场制度还不完善的时候，子女会被迫做工具用，她们的幸福被牺牲掉。

今天在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对经济学家不满，原因是他们认为经济学者过于迷恋市场，说市场不是万能的—— 市场当然不是万能，世界上没有万能的东西。只是，从上面的这些具体事例和数据，我们看到，当把注意力放到具体的人类活动和传统习俗时，方方面面的市场化细节正在把个人从各类工具用途中解放出来。所以，市场化、公司化不是坏事，恰恰相反，市场经济给人类以自由。

金融市场具体地解放个人

上面谈到，市场化、商业化发展已经在改变“家”作为生产单位的功能，但，另一方面，在交易复杂度高因而对信用依赖度高的领域，“家”和“人”还在继续被做工具用，所以，“家”仍然是生产单位，只是其程度在随着市场化的深化而不断下降。

接下来，我们讨论“家”的金融交易功能的变迁，重点看外部金融市场的发展在如何改变社会结构、社会文化，主题继续是谈市场经济给个人带来自由，只是把注意力放在金融市场上。

之所以几乎在所有传统社会中“家”是最原始、自然的生产单位，是因为生产需要投资，一投资就涉及到价值的跨期配置，亦即把今天的价值节省下来、投入项目，要等到未来的某个时候才能有回报，这样一来就涉及到跨期信用问题：怎样让人们能放心、愿意投资呢？其他人今后违约不认账或者耍赖怎么办？所以，“企业”基于什么组建、如何组建实际上是一个如何安排跨期价值配置、保障跨期价值配置的问题，而基于婚约和血缘的家、家族是一个古老又不允许有选择的共同体，以它为基础来实现跨期价值配置，当属自然。

实际上，围绕生产单位、企业的跨期利益安排，只是许多潜在的跨期价值配置交易中的一种形式，还可以有许多其他种，比如像养老金、保险、借贷、证券投资等等，这些没有涉及生产、实业投资，但却更单纯地围绕价值、风险的跨期交易。前者是为了解决人的物质生产问题，后者是为了解决个人的未来经济安全问题。

就以防老、养老为例，一般是人在年轻时多存钱、多投入，老了退休不能赚钱后再从原来的投资中得到回报，来养老。这是非常典型的跨期价值配置需要，或者说最原始的跨期风险交易品种。前面谈到，这种跨期交易的违约风险很高，投无所报的情况极容易发生，所以，就有了前面说到的“家”的风险交易功能，尤其是通过养子来防老的安排，亦即，壮年生子，钱花其身，供其长大，等自己老了，也会是儿子壮年之时，儿子的回报恰好供养老用。这就是我们熟悉的人格化“养子防老”金融安排。

除了“家”作为养老交易体系外，人类社会还发展了三种其他的交易体系，其一是基于宗教的寺庙和教会、民间社邑等；其二是我们熟悉的非人格化金融市场，像养老基金、投资基金、人寿年金；还有就是近代出现的政府养老保障体系。

每种交易体系都有一套相配的文化体系，有它建立、维系和巩固交易信用的基础。前面说过，基于“家”的风险交易体系之所以比较靠得住，是因为其基础是血缘和婚姻，而血缘关系是人出生前不能选择的，儿子跟父母亲的关系是天生的，所以，最为牢靠。更何况，通过再加以一套类似儒家“三纲五常”这样的刚性文化体系，把每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按照名分等级固定下来，约束其行为规范，让你动也不能动，社会结构中没有自由流动的余地，于是，整个社会基于血缘体系的跨期价值交换，生病、养老等保障，就有相当的可靠度了，生存意义上的交易风险就不多了。

基于社团组织的跨期互助体系，也不是以明码标价的方式进行人际跨期利益交换，其建立并维系信用、保障“回报”的基础一般是某种具有凝聚力的东西，比如共同信仰、同乡、同性、共同理想。基督教教会以共同的宗教信仰为基础，加上做礼拜等等有形和无形的安排，使这套体系的凝聚力极强，近两千年不衰。而教会时常给教徒提供类金融服务，比如，在现代金融发展之前的中世纪，教会允许年壮夫妇把房产、地产先前签约，承诺在夫妇都去世后财产的所有权给教会，但是，在他们有生之年，教会要给他们生活上、经济上的支持，从效果上，这种安排等同于现代保险公司出售的人寿年金。

在中国历史上，超越血缘的社会互助组织相对不发达，有较多记载的是从敦煌出土的唐朝社邑，像女子互助性的社邑、红白喜事社邑，等等。宋朝的义庄还是以血缘宗族为主。到明清，稍微多一些。比如，广东等南方地区的“自疏女”、“姑婆屋”组织，虽然跟佛教有关系，但主要还是为十几岁就选择不嫁人的女子提供一辈子的生活保障体系，这样，选择不嫁人的自疏女可以十几岁搬进“姑婆屋”，在那里吃住、劳动，此后所有的劳动所得都属于姑婆屋，供养其他年长、病残的自疏女，但是，等到今天进去的自疏女自己也老了后，未来的年轻自疏女要给她们以保障。就这样，一代一代的自疏女就能实现彼此间的相互支持，只是她们间的价值交换是跨时间的，姑婆屋就成了具体完成这种金融交换的社团机构，从本质上类似于“养子防老”、金融市场交易。但是，正因为中国以往超越血缘的社团组织总体不很发达，从某种意义上，相对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社会的人，儒家人除了家、家族以外没有太多可供选择的信得过的互助体。

第三种跨期交易安排就是金融市场，其范围是广大社会的人，交易产品明码标价，其交易组织不是基于血缘，也不是基于宗教或其他信仰，而是每个参与者追求显性利润的最大化。正因为此，它的信用支持体系很难建立，失约、违约会时常发生，它需要公平、公正、透明的契约法治体系的支持，亦即与其配套的是法治文化。

第四种跨期交易安排是政府社会保障体系，支持这种安排的信用保障体系是国家的强制力，即立法、行政与司法。正因为这种交易体系的组织不是基于血缘、共同信仰或者利润最大化，而是基于政府权力，所以，其腐败空间和因此带给社会的交易成本也会很高。计划经济、福利国家的教训证明了这一点。

既然我们可以依赖血缘家族体系，也可以依赖基于宗教的社团组织，或者基于某种共同志向建立的非血缘社团组织，可以依赖政府权力，还可以依赖市场，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跨期价值交易，那么，到底哪种安排更好、更优？为什么有些安排会更糟呢？正因为每种安排要求相配套的社会文化支持，其带来的文明性质也不同。基于金融市场的安排所带来的是商业文明、契约文化和法治精神，而基于政府权力的人际跨期价值配置体系培养的是官本位文化，是抑制个人权利的权力文明。就像西方在中世纪所经历的那样，基于教会的跨期利益交换体系会压制个人自由，压制个人信仰的选择权利。

很多人说，既然儒家的家也可以实现今天金融市场所能做的经济安全保障，为什么还要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市场的发展？问题是，通过“养子防老”人格化安排达到经济安全，这种互助体系必然要延伸出很多压制个人自由、把人当工具而不完全当人的风俗和规范，必然要牺牲人的尊严。

例如，休妻。在中国，今天已经没有合法休妻了，但是，至少从汉朝开始，以七条理由之一就可以合法地把妻子休掉，这对女士来说非常不公平。

唐律“七出”理由中，第一条就是不能生子。为什么呢？“养子防老”是依靠儿子来实现未来经济安全，妻子必须要能生儿子，否则整个家里长辈未来的安全就无保障了。所谓“不孝有三，无子为大”，所有的不孝中最首位的就是不能生儿子。二是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嫉妒，七恶疾。七条理由中，有五条跟“养子防老”有关。

比如，如果妻子妒忌心太强，那么，丈夫怎么纳妾、怎么娶更多妻子？实际上，当一个社会只能依赖子女来养老、避险，那么，一夫多妻是必然的制度，因为在一夫一妻的制度下，妻子有可能不能生育，或者即使能生育，也只能生女儿；或者即使能生儿子，也只能生一个或者两个，在过去的社会里婴儿死亡率高，生一两个儿子还是不够安全。所以，就有了休妻的法律和传统。

一夫多妻制在人类历史上被绝大多数社会所采用，或许道理也在这里，因为金融市场只是到近代西方才发展起来。我最近看到一份人类学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是基于对今天还在地球上的849个不同社会的调查，这里各社会是文化意义上的而非政治意义上的社会。他们发现，其中，708个社会今天还是一夫多妻制，一夫一妻制的社会有137个，这里面包括中国，只有4个社会正好反过来，是一妻多夫。

这种研究发现不奇怪，实际上，在一百年前，执行一夫一妻制的社会可能不到100个。在相配的金融市场没跟上、也没有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前，当基于宗教的超越血缘的社会互助体系也不是非常广泛的时候，即使从愿望上要终结一夫多妻制，也很难，因为今天终结了，明天可能还要恢复。

那么，一夫多妻制首先在哪里开始终结的呢？最早以一夫一妻约束社会的是古罗马。而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前，其教徒可以一夫多妻。后来，罗马帝国康斯坦丁皇帝就任后，于公元4世纪接受基督教为罗马国教，并使罗马城变成基督教世界的首府。随着基督教的罗马化，古罗马社会的一夫一妻制也慢慢成为基督教的官方主张。罗马教皇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要求在西欧各地的基督教徒不要娶很多妻子，要争守一夫一妻制。到公元6世纪，基督教世界基本上只容许一夫一妻。当然，在今天美国，一些地方因为摩曼教还允许一夫多妻，主要是摩曼教认为原来在 《旧约全书》里并没有说只能一夫一妻，旧版《圣经》包括一个男的娶多个妻子的故事。他们认为，之所以今天的基督教社会只允许一夫一妻，主要是因为公元4世纪基督教被罗马化了，他们认为这改变了基督教的初衷。

但是，退一步讲，在公元4世纪基督教接受并推广一夫一妻制后，实际上使西方社会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家族越来越不旺，这变相逼着西方人不能只靠血缘家族达到安全保障，而是要更多地依赖教会这个人际互助体系，这当然促进了基督教在西方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

一旦一夫一妻，家庭没儿子的概率会上升，靠养子防老会日益不安。虽然人们可以依赖教会提供的经济和精神上的互助，但是，到一定时候，人们还是会发现这不够。这也恰恰是为什么金融市场必然要在基督教世界里发展起来，因为经过了几百年的一夫一妻制，西方家庭逐渐缩小，教会提供的经济安全还是不够高。所以，现代金融在13世纪出现在西欧，或许不是巧合。

一夫多妻在中国真正结束是20世纪50年代。跟在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一夫多妻历来是中国社会的传统。如果大家都靠子女这种人格化的交易工具规避身老病残的经济风险，那你必须容许人们娶多个妻子，纳多个妾，让他们不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多个妻子可以生多个儿子，未来的经济风险就小了，多子多福。大家比较熟悉的历史名人中，郑成功有8个妻妾，胡雪岩妾36个，张作霖妻妾6个，李鸿章4个。

以前，我们总喜欢用“旧社会”来形容、解释过去社会的现象，但是，每一种过去的风俗和习惯都有它的内在原因，尤其是经济的原因。比如，为什么有“典妻”、“租妻”的传统？前面说到，“养子防老”体系下，一夫多妻制是一种必然结果。但是，并非所有家庭都有钱娶多个妻妾，所以，就有了“典妻”、“租妻”以及妻妾买卖的交易市场。我们看到，之所以有这些历史传统和风俗，原来是因为过去的商业文明不发达，因为金融市场的不存在或不发达。

过去的人值几个钱？这话听起来不舒服，因为它本身就隐含了人只是商品的假设。但是，在人是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生活安全保障的社会里，人的买卖交易是正常的事。王跃生教授有一本著作 《十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我非常喜欢，其中有四张表，反映从乾隆后期的1781-1791年间，四种不同的女子的交易价格，童养媳、初婚少女、再嫁寡妇、被卖掉的妻子。那十年间，童养媳的平均交易价是10两银子，初婚女子是12两银子，寡妇再嫁是13到15两，妻子被卖掉的平均价最高，是21.58两银子。

为什么寡妇被卖掉时反而比15到20岁左右的初婚少女的价格更高？卖妻的价格相当于初婚女子的价格两倍，这两倍价差从某种意义上是反映情感的溢价。在妻子被卖时，决定价格的是婆婆和丈夫，如果丈夫和婆婆对这个妻子有感情，可能不太会把妻子卖掉。所以，丈夫和婆婆在卖妻时，肯定以最高价格作为他追求的目标。对于被卖掉的妻子和被卖掉的寡妇来说，买方付价越高对她自己更不利，因为被买过去后，做对方的妻子或妾会更苦，未来的丈夫出的价越高，他今后用得会更狠。当父母让女儿嫁出去时，彩礼谈判过程中因为感情的因素，价格最大化不一定是目标，因为亲生父母可能会觉得，如果要的彩礼太高，女儿嫁过去后的日子会很难过。寡妇被卖掉时，谈判的往往是婆婆和死去的丈夫的兄弟，他们也会把价格谈得很狠。

用子女作为交易工具以实现安全，不仅会把人变成商品，也必然给人口带来膨胀的压力。相反，如果金融市场很发达，就不需要靠多生子女来规避身老病残下的经济安全了，人口增长的压力就会低。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为什么在今天的世界上市场不发达的穷国人口总在不断增长，而市场发达的国家人口增长慢，甚至负增长。

市场经济是个人自由的基础

中国的“家”正在转型，其“生产单位”功能尽管还不低，但正在下降；其风险交易、跨期价值配置功能正在被金融市场取代。也就是说，随着中国市场化的深化发展，商业文明正在中国社会落地、扎根，而在商业文明架构下，家的经济交易功能在淡出，可以由市场完成的人际利益交换，就留给市场去做，市场在取代“家”的许多传统经济功能，但是，中国婚姻和“家”的定位正在往感情功能集中。

换言之，在以前，结婚不是或者不全是爱情的结果，而更是利益的交换，是一种经济交易，因为在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为了生存难有别的选择。但是，随着各类市场的发展、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发展，人们用不着为了身老病残的安全保障而去跟一个不爱的人结婚，因为这些经济需要越来越通过市场就能解决好！

回头看当初的五四运动，年轻知识分子呼吁自由解放。但当时的知识分子没有一个学经济学的，更没有了解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是实现他们要追求的理想的基础。他们更多从价值观念、从文化愿望角度，表达了对自由、平等、权利的呼唤，并没有充分认识实现这些愿望的经济制度基础。

从我们前面的讨论中看到，如果没有金融市场替代传统的家庭，帮助人们实现人际间的风险交易、保障未来的生活需要，那么，“家”作为风险交易体系的传统安排就不可能被放弃。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金融市场，即使今天“打倒孔家店”，明天还要“重建孔家店”。从长远讲，市场经济的发展除了让GDP增长更快、使资源更有效使用之外，更重要、更根本的贡献是，市场经济把个人从工具中解放出来，让个人更有权利和尊严。

所以，尽管今天的环境好像对市场、对金融不利，但是，从更深层面来理解，我们会发现，目前的局面只是短暂的。历史上这样的争论反思多次了，这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商业文明、公司化、市场化不是坏事，而是一件非常好的事。许多学者指责经济学人，说经济学者只顾市场、只顾经济增长，而不在乎人文价值。我觉得我们恰恰太在乎人文价值，反而感到人类社会离不开市场经济。

如果离开市场经济，不管你靠儒家“三纲五常”体系，还是靠计划经济、国有经济，还是以宗教教会为基础的安全保障体系，都要求你牺牲个人、让出你的自由空间，或是服从政治领导，或是服从宗教领导，或是服从于“三纲五常”之下的家权威，这些都是通向个人不自由之路。相对而言，市场经济最核心的原则是个人自由选择，不是威权压力下的被迫接受，所以，通过市场实现互通有无的安排，个人所要做出的权利牺牲是最少的。

(作者为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北京长策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本文为作者在经济观察报国际观察家沙龙上的发言，经作者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