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免征农业税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措施建议

第一篇：关于免征农业税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措施建议

关于免征农业税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措施建议根据工作安排，市委组织部近期对农村“减免农业税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面临的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在集中调研的基础上，对影响基层组织建设的新情况进行认真分析，具体情况是：

一、减免农业税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减免农业税后，市里制定了对乡镇转移支付的政策，对乡镇（街道）影响不是很大，受影响较大的主要是村级。据调查统计，我市有908个行政村，减免农业税后，能保证正常运转的有500个村，不能保证正常运转的有408个村。村级不能保证正常运转的原因是：

1、人口少，干部的职数相对较多。不能保运转的村一般是人口少，村干部职数相对较多，全市350人以下的村有99个，占总数的11％，有的村仅有150人左右。人口少的村一般有村“两委”干部3－5职，有的还有享受固定补贴的村民小组长3－5人，村集体发工资的村干部达6－10人之多。村干部兼职的少，造成干部相对过剩，村级负担较重。

2、无集体经济和其他收入。不能保证正常运转的村，主要分布在偏远地区，远离城镇，且经济普遍不发达，没有集体企业收入或其他经营、租赁收入。全市无集体经济收入的村占45％以上，集体收入不足3万元的达到338个村（减免农业税前统计数）。无集体企业的村主要收入靠农业税附加返还，取消农业税及附加，很难保证正常运转。

3、村干部能力偏弱。不能保证正常运转的村，村级班子的战斗力不强，村干部的文化程度较低，科技知识少。全市农村干部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的有1868人，占总数的51％以上，农村干部的文化素质不高和致富能力较差，决定了村干部在带领群众增收和发展集体经济方面，思路不开阔，办法不多，工作能力普遍较弱。

4、公益事业发展慢。不能保正常运转的村，集体经济实力不足，在兴办公益事业方面，缺能力、无实力，群众普遍关心的公益事业无力建设。截至2003年底，全市仍有相当一部分村没有硬化街道，山区群众的吃水、用电等问题还没有～解决，村级无力发展公益事业的问题比较突出。

二、措施建议

1、减少村干部职数。减少干部职数，主要是采取“选、撤、合”的办法。一是通过村“两委”班子换届，减少村干部职数。今年10月份，村党组织将举行换届选举，年底，村民委员会也将任期届满。结合我市减免农业税、村干部工作量减少的实际，大力推行村“两委”干部交叉任职，村党组织书记、村主任“一人兼”的比例要达到80％以上，村“两委”干部交叉兼职比例达到70％以上，通过交叉任职，进一步减少村干部职数。二是撤消村民小组长，减少村干部职数。在调查中，发现部分乡镇至今仍保留村民小组和专职的村民小组长。村民小组长的主要任务收取农业税及附加，农业税减免后，村民小组长作用不大，撤销村民小组长，既减少享受固定补贴的干部职数，又相对增加了集体收入。三是合并小村、弱村，减少干部职数。对350人以下的村，通过大村合并小村、强村合并弱村、小村合并小村的办法，减少村干部职数，把村级有限的集体收入，统一管理使用，增加集体收入。按照有关法律程序，如果合并60个村，可一次性减少享受固定补贴的村干部180人，以每人每月工资300元计算，每年可减少工资开支64万元，大大减轻村级负担。

2、加大支持力度，保证村级正常运转。对不能保证正常运转的村，实行政策倾斜，加大资金支持力度，解决村干部工资和正常的办公经费，确保有人干事。一是加大市财政支持力度。市财政要保证村干部工资的正常发放，采取财政直发的办法，解决村级有人干事的问题。不能保证正常运转的村，享受市财政直发工资的干部职数一般为每村3人，每人每月工资为300元，全市408个村，市财政每年需支付专款440万元。二是加大乡镇财政支持力度。乡镇财政要保证村级正常的办公经费，按每村每年正常支出1万元左右，22个乡镇（街道）财政共支持村级408万元。对村级办公经费可采取统一管理的办法，根据各村的具体情况合理安排使用。三是加大包村市直部门的支持力度。去年，我市安排第十批下派干部包村，109个村由市直部门包驻，109个村中主要是不能保证正常运转的后进村。发挥市直部门的经济优势和自身优势，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保证村级正常运行的办公经费，减轻市财政和乡镇财政的压力。四是强企、强村帮扶，确保村级正常支出。实行结对子、强帮弱的办法，强村、强企帮扶弱村，保证弱村正常运转，减轻财政负担。

3、建立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基金。省、济南市明确规定，在开展“三级联创”活动中，各级都必须保证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经费，列入同级财政年度预算，由组织部门专款专用。根据上级要求，结合我市农业税，部分村不能保证正常运转的现实情况，成立我市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专项基金。采取市财政拨一块，党员捐助一块，市委从党费中划拨一块的办法，建立专项基金，主要解决村无办公室、救助困难党员、农村干部培训、村级运转困难等问题。

4、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农村党员干部的致富带富能力，增强村级班子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农村减免农业税后，减轻了农民负担，减轻了农村干部的工作量，解决农民致富增收问题是各级党组织的主要任务。解决农民增收的关键是提高农村党员干部的市场经济意识和科技致富能力。要充分利用各级党校、示范基地和全市农村党员干部科技知识培训示范基地，加大对农村干部的培训力度，提高培训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农村干部的工作能力和致富带富能力，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

5、制定优惠政策，发展集体经济。村级引进引办企业、民营经济上缴税金地方留成部分，按照一定的比例，返还到村，增加集体收入，调动村级工作的积极性。通过调整农业结构调整，村级成立服务组织、协会，提供有偿服务，增加集体收入。发挥自身资源优势，走资源开发的路子，扩大集体经济规模，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第二篇：免征农业税后之我见

农业税，在我国已有2600多年的历史。二千多年来，农业税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由占主导地位、次要地位到现在无足轻重。因此，国家确定免征农业税，我认为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我国从“以农养政”向“以工补农”转变。免征农业税不仅仅使我们农民每人每年减少60多元的负担，而主要是从根本上铲除对农民事实上的各种歧视，以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为构筑和谐社会奠定基础；它标志着基层政权从“经济管理型”向“经济服务型”的转变。免征农业税后乡镇工作不再为“要钱、要粮、要命”而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转而在发展经济、维护地方稳定、保持弱势群体等方面进行服务，以全新理念带领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它标志着一个新的农业经济时代的来临。免征农业税，它结束了一个旧的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农业经济时代，取而代之的是开辟一个以二、三产业发展为主来反哺农业的新时代，可以预见，我国的农业经济不久的将来，定会插上腾飞的翅膀，与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在大市场一比高下。意义是无用置疑的，但在调查与接触中我们发现，免征农业税在充分调动广大农民致富信心和创业热潮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s0100

一是免征农业税以及国家一些政策性的补贴，加上目前粮价持续走高，确实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种田积极性，但仅靠一家一户的一亩三分地是不可能致富奔小康的，在～年人均纯收入要达到8000元的小康标准，还有近一半的路要走，出路在何方？

二是免征农业税后，集体的提留统筹、集资摊派等也跟着被取消，有资源、资产的村组还能支付村干部报酬和日常开支，没有的只能依靠财政转移支付，干部无心干比较普遍，同时包括路、桥、河、闸、农机等的购买、维护保养；五保户、困难户的抚养；抗旱排涝、选举等费用的支出等各项公益事业怎么进行？仅靠政府实施、靠村一事一议显然是不现实的。

三是免征农业税后，给本就捉襟见肘的基层政权带来重大考验。财政收入多的镇尚可，财政收入少，且农业税所占比重相对较大的镇，日子相对就十分难过，工资发不出、工作难开展，几百万、上千万的债务难化解，进而必然影响到基层政权的稳定。

为此，本人建议：

一是作为政府，要切实转变职能，改变工作方法，提高为农服务的能力。要以群众需要什么和是否需要作为政府的工作职责。改过去的“收、批、管”为“帮、扶、助”，政府要加大向“三农”转移支持力度，全面建立农业基础设施投入机制，农村弱势群体救助机制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政府要减少考核、压缩会议、精简人员；要将大多数干部的主要精力转移到经济服务领域，主攻招商引资，鼓励发展民营经济，引导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组织。通过发展，求得农民的致富和政府的稳定。

二是作为村干部，要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全方位提供服务。群众缺方向，你要带头创业、自主创业、带领他们发展；群众缺发展路子，你要帮助了解市尝寻找订单，发布各种有价值信息；群众缺技术，你要建立培训基地，提高免费技术培训。

三是作为农民，要抓住这个难得机遇大力发展。免征农业税，减少了农业发展运行成本，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得轻松优越。这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期。这时农民要大胆闯，大胆试，不要固守自封，小富即安，要以创造财富和增加收入为基点，艰苦创业奔小康。

第三篇：免征农业税后乡镇干部应创新工作思路

在中央一号文件惠农政策的鼓舞下，全国相继有个省市区全面免征农业税，乡镇干部从以前繁杂的收钱收粮工作中摆脱出来，没有了压力，没有了抓手，一时显得无所适从。面对新形势，乡镇干部在抓好常规工作的同时，应创新工作思路，由原来的行政型向服务型转变，认真指导农民生产与就业，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共建和谐农村。

一、强化服务理念

要转变工作作风，淡化管理意识，强化服务理念，倾心为农民服务。要对农民加强市场经济知识、劳动技能的培训，抓好农业生产、农民就业过程中的一系列服务。要鼓励农民自主闯市场，摒弃等靠要的思想，积极发展生产。

二、示范带动

乡镇干部是农村工作的重要财富和宝贵资源，同一般群众比，他们具有知识更丰富、思想更活跃、信息更灵通等优势，应提倡和鼓励乡镇干部带职带薪，直接参与到农业种养、加工及流通的各个领域。乡镇干部直接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能发挥示范带动效应，加快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的推广普及和农村物流业的发展。同时能减轻乡镇财政压力，避免人浮于事，为乡镇机构改革开辟一条生路。

三、抓好农业产业化建设

乡镇干部要结合本地实际，搞好科学论证，因地制宜制订好本地产业化建设规划，并认真组织实施。在农业产业化建设中要加强对农民的培训、引导、服务，特别是要统一生产、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的标准，树立品牌意识，创建无公害农产品。要做到多乡一业、多村一品，形成特色产业、规模产业。

四、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农民的小生产直接与国际大市场对接，单个农民的市场谈判能力，抗风险能力较差，这就需要乡镇干部加以培训引导，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增强农户市场谈判能力，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积极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与发展壮大，大力发展公司农户、协会联基地、职业培训学校联厂家的生产和就业模式，直接与市场对接，提高农民的生产效益与抗风险能力。

五、落实村为主工作思路，共建和谐农村

乡镇干部工作重心应下移到村，突出抓好村支两委建设，落实村为主工作思路。逐步改善村级办公条件，加大财政对村级工作的转移力度。将现代办公与信息化管理延伸到村，切实提高村级工作效能，村民办事一般不出村。在抓好农村常规工作的同时，着重抓好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小城镇建设、招商引资等工作，使农村的发展走上快车道，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只有富民，才能安民，同时加强农村的民主建设，才能共建和谐农村。

第四篇：关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建议

关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建议

新农村建设事关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事关和谐社会的构建，事关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而农村基层组织的建设，则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和基础。经历了2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的广大农民，民主素质、法治意识己有一定的提高，尤其是经过三年一届的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检验，他们的管理水平、民主制度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不可否认，农民的思想素质、文化水准、社会道德等还将面临着实际的考验，农村的基层组织现状与建设新农村的要求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需要各级党委政府予以高度重视并加强相关工作。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村级组织选举不公正，班子不纯洁。在选举过程中，村级班子由于依托家族势力进行对抗和争斗，使少数素质不高甚至是劣迹人员当选村级主要领导，造成先天不足，有的班子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

2、村村级财务管理混乱，制度不公开，管理不民主，一些村干部利用权力中饱私囊，群众反映强烈，存在着严重的不稳定因素。

3、村级经济基础薄弱，自然条件落后，发展后劲不足，村干部和群众观念落后，对建设与发展信心不足，情绪不高。

4、领导班子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有待加强。部分干部观念淡薄，服务意识淡化，有的干部由于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思想观念陈旧、政策水平不高，在群众中威信不高，得不到群众的信任与支持，管理水平偏低，难以承担新农村建设的艰巨任务。

5、党员学习、活动内容和形式单一化，造成党员学习没有积极性。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着重形式、轻内容，重过程、轻结果，党员活动没有吸引力，达不到预期学习效果，适应不了党员日益增长的多方面的需求。

二、针对上述情况，建议：

1、拓宽选任渠道。在坚持从本村内部选配村干部的同时，打破地域、身份、职业界限，通过下派、回请、公开招聘等途径，拓宽村干部选任渠道。鼓励外出创业致富能人、退伍军人、优秀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或退休干部职工回村任职。注重选派镇级机关和事业单位的优秀人员、后备干部、退居二线人员到村任职。选派政治素质好、开拓意识强、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的县乡机关干部担任农村工作指导员，符合条件的可直接担任村党组织书记或副书记。

2、切实加强村级班子制度建设与民主监督。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特别对群众反应敏感的土地征用、劳力转移、经费开支等问题,实行民主公开透明的管理方式,依法循章办事。

3、积极探索发展集体经济的新途径，壮大集体经济实力。集体经济薄弱，是农村各种问题产生重要的乃至根本的原因。在新的形势下，要想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有序推进，前题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要走出困境唯一的途径是理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新思维，想出新方法，闯出新路子，坚持从实际出发，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优势，千方百计地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集体经济实力增强了，为农民办事多了，农村的矛盾就会自然减少，农村基层组织在群众中的信任度就会逐步提高。

4、强化村级班子建设，提高村班子的战斗力、凝聚力和创造力。在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村级班子建设是核心问题。在领导班子建设中，以思想建设为重点，从思想建设入手，扎扎实实抓思想解放工作，把村班子建设成坚强的战斗集体和领导核心，把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成为能够领导和带领农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高素质的战斗群体，以振奋的精神，全新的姿态开展工作，才能在推进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真正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5、加强农村党员队伍建设，全面提高农村党员队伍素质。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党员队伍是基础。一是视野放宽。注重从政治素质好、年纪轻、有文化、具有一定的致富技能和本领的“能人”中发现和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对他们进行重点教育和培养，使新发展的党员真正能够发挥带头致富、带领群众致富的示范和表率作用。二是进度加快。乡镇党委和村党支部，要对发展党员工作实行目标管理，对长期不发展党员工作、不培养入党积极分子的农村基层党组织，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对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追究领导责任。三是关心到位。对老党员关心照顾，增强党员对党组织的凝聚力；对年轻党员教育培训，增强党员对党组织的向心力；对优秀党员表彰宣传，增强党组织的吸引力。同时，建立健全党内生活的各项制度，做到重大事情党员先知道，日常事务党员多参与，重大决策党员作讨论，切实尊重和维护党员的民主权利，提高党员在群众中的威信。

第五篇：贺雪峰著《组织起来——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研究》自序

农民如何组织起来？

一

毛主席在1943年所作著名讲话《组织起来》中认为，“在农民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组织农民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毛主席的这些话，现在读来仍然发人深省。

新中国建立后曾通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中国农民组织起来，在不长时间，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大量原始积累，同时也通过组织起来的力量，极大地改变了农业生产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尤其是通过大量劳力投入修建了完善的水利设施，极大地提高了可灌溉耕地面积。人民公社的优点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并为国家从农村获取用于工业化建设的资源提供了有效组织手段。人民公社的问题是对农户个体激励不足，人民公社后期普遍出现了消极怠工和集体低效的问题。

分田到户以后，人民公社解体，农户的家庭经营主体地位重新确立，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成为具有合法地位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归村社集体，农民拥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农民自主经营土地，“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因为具有全部的剩余索取权，农民的经营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

遗憾的是，分田到户后不久，体制改革所焕发出来的生产力即释放殆尽，而“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制度安排，虽然可以让农民有全部的剩余索取权，却使得两个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解决好的顽疾再次出现，一是农民若不愿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怎么办？二是国家和集体无度索取怎么办？且越是农民不愿交，国家就越要多收，越多收，农民就越不愿交。农民剩余可能因为国家和集体无度索要而所剩无几。到1980年代中后期，农业中几乎已是活力不再，以致到1990年代，“三农”不仅成为问题，而且成为全党和全国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三农”成为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乡村组织借双层经营“统”的功能加重农民负担。加重农民负担，其中一部分负担用于各级政府的政绩工程，甚至被吃喝掉了，还有一部分用于解决农村的公共品供给。在1990年代，农村流行的说法是：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一税是指农业税，二税指“三提五统”和各种集资，三税指共同生产费。所谓共同生产费，是指村社集体用于共同生产的费用，比如用于集体灌溉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在中央为减轻农民负担而明确限制“三提五统”和社会集资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普遍通过增加共同生产费来加重农民负担，以至共同生产费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框，沉重得农民根本就挑不动。

为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顽疾，也为彻底解决三农问题，中央自2001年开始在全国试行税费改革，并最终在2006年彻底取消农业税。取消农业税的改革，不仅彻底取消了数千年的农业税，而且取消了“三提五统”，取消了共同生产费。取消农业税后，如何筹集公共事业和共同生产费用？中央的建议是通过“一事一议”的办法筹集资金，“一事一议”与“三提五统”和共同生产费的大不同在于，“三提五统”和共同生产费是带有强制性的收费，“一事一议”则是“谁受

益、谁负担”，采取自愿原则，强制性的因素很弱。因此，通过“一事一议”筹集公共事业和共同生产费用的办法在全国绝大多数农村都无法落实，“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中，“统”的一层因为不再有行使土地集体所有权的能力，而彻底解体。

也是因此，在农村调查时，我们听到农民讲“单干以来”就有两种指代的时点，一是分田到户以来，二是取消农业税以来。应该说，农民相当准确地把握了这两个时点，分田到户的单干主要是农民具有了经营自主权，村社集体也有一定能力来解决一家一户“不好办和办不好”的公共事务。取消农业税后，村社集体统的能力极大地削弱，有些地区甚至在税费改革前后取消了村民小组长，单家独户小农因此不仅要直接面对市场，而且直接面对生产的所有环节。

二、当前中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形式是以“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为基础的小农经营，尤其重要的是，当前中国农村的小农经营是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队基础上，经过土地均分而来，这种土地均分，一般为了公平，而按土地肥瘦、远近进行了细碎分割，一户几亩土地，可能会分散在10多处，每户小农不仅耕地面积狭小，而且地块分散。这样的小农经济，在如何解决生产协作问题上，就完全不同于美国式大农场经济形态。中国式小农经济需要有中国式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这个上层建筑的第一层是农民如何组织起来解决共同生产问题，典型是农田灌溉、机耕、植保等等方面需要的合作问题。

从目前中国农村情况来看，小农经济还将长期存在，具体地讲，9亿农民和2亿多户小农中的绝大多数人还将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依托于农业和农村，当前中国农村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再生产模式也将长期存在。代际分工基础上的“半工半耕”，即年龄比较大的老一代在家务农，年轻人外出务工，由两代人同时务农和务工来获取两笔收入，从而获取相对体面的生存条件。正是这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使小农经营具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即年轻人进城务工，他们却并不将耕地流转出去，（更不用说会卖掉了），而是留给年老父母耕种，父母耕种小块土地，收入不多，却可以基本上应对家庭一般性人情社会支出，可以解决一家温饱问题。有了父母的务农收入，年轻人在城市务工收入就可以储蓄下来，中国外向型产业就可能具有廉价而高素质的劳动力，从而可以在全球化中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必须以小农经济长期存在为前提来思考中国农村基层组织与基层治理。中国式小农经济不同于美国式大农场经营，一个美国农场的耕地规模可能超过中国若干行政村，或者说，中国几百户小农经营面积只相当于美国一个农场主的经营面积。美国农场主的私人决策，对于中国小农来说，就成了数百农户的公共决策。小农经营利润微薄，风险很大，以自愿为基础的集体决策成本极高，自下而上的决策成本几乎会高到无法承受地步，因此，在当前中国农村，几乎没有真正自下而上小农合作成功的例子。美国农场主的合作，是三个农场主商议一条河流灌溉的分配，是就2亿立方米的水源进行水量、水权的分配。中国小农经营规模太小，根本无法就河流进行流域管理与使用，农户因此只能通过打井这样的微型水利，通过私人品来解决灌溉问题。这种办法不仅成本极高，而且难以持续。

分散的中国小农需要组织起来，除了应对生产中的需要以外，还有如何面对市场的问题。小农户与大生产的矛盾以及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是当前农业经营中的两对基本矛盾。解决矛盾的方向有二，一是将小农户组织起来，形成农户的联

合或合作，比如组织合作社，或形成有效率的集体经济组织，二是随着越来越多农民进城，而推动土地流转，形成规模经营，从而解决农户与大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

在目前中国有9亿农民仍然需要依托农业生产的现实条件下面，农民转移进城是较为缓慢的，而更加缓慢的是农民真正将耕地流转出去。也就是说，在未来30年，中国式小农经济还将长期存在，这是我们思考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基本前提。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如何解决与大市场的矛盾？可行的办法是合作。让农户通过合作，降低与市场对接的成本。但合作本身是有成本的，从事粮食作物生产的小农，利润十分薄弱，小农合作成本高，利润少，合作会很困难。实践中，则几乎没有农民通过合作来生产粮食以对接市场的成功先例。相对来说，种植经济收物，风险虽大，收益往往也比较高，农民通过种植经济作物来获得较多利润，从而可以支付得起合作成本，并因此与市场形成有效率的对接。经济作物多是鲜活农产品，不耐储存，对市场销售的要求高，对市场价格反应特别敏感，因此也有更高的合作需要。恰恰又是因为经济作物价格波动幅度比较大，与利润较高相对应的是风险比较大，风险大也就使得每有一次风险，农民合作即面临一次解体的危机，最终，能够在市场波动中维持下来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寥寥无几。

中国大国农业特征决定了中国耕地的90%要种植大宗农产品，绝大多数农户也都是要生产粮食。与经济作物不同，大宗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作物的重要特点是耐储存，价格稳定，品质相对单一，从销售来看，基本上是国家保护价收购，从产前环节看，种子、农药、化肥，基本上都是标准化的大宗商品，因此，从事大宗农产品生产的小农恰是对市场不敏感，而不存在与大市场对接困难（基本上没有这个需要）的农户，这部分农户占全国农户的90%，耕种大约90%的耕地。

这个意义上讲，对中国绝大多数小农来讲，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并非一个真实的问题，这个问题可暂时搁置。

但这个90%小农户在产中环节，或生产环节中与大生产的矛盾，或他们需要的基础生产条件的矛盾，却是真问题。如何让小农户生产方便是取消农业税后的关键问题。

生产领域的合作，在取消农业税之前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中，恰是村社集体可以相对有效解决的问题。

三、通过集体统的层次不仅可以解决生产合作的问题，而且可以解决生活合作的问题。组织起来的重要方面还在于社会秩序的再生产。

进入21世纪，中国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与人口进城相伴随的是人财物流出农村，农村留下来的老弱病残居多。在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因为人财物的流出，农村内生秩序能力下降，系统稳定容易出现问题，更重要的是，外出农民并未融入城市，而大多与农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父母和子女留守农村，他们仅仅是年轻时进城务工，年老时还要回来。也就是说，稳定有序的农村对进城农民也是极为重要的。在人财物流出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农村秩序是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

在农业税费已经取消、且双层经营中集体一层基本解体的情况下，维持基层秩序的资源便大成问题，再加上农村人财物流失所导致农村内生秩序能力不足，使得外来资源变得极为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维持农村基本秩序的途径有三个，一是发育农村社会组织，比如建设老年人协会等等，二是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比如配备相对健全的村组干部队伍，三是配置必要的治理资源。遗憾的是，在当前农村政策的实践中，健全的村组干部队伍正在遣散，国家给农村投入的资源越来越多，但这些资源大多要么直接由各部门帮农民修建了公共设施比如水、电、路、桥和图书馆，要么直接发到农户，村组集体除极低的村组干部报酬和极少的办公经费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可以支配的资源，由此导致农民自下而上的公共品需求偏好无法与国家自上而下的资源转移对接起来，更无法让基层组织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并因此使基层组织得到能力的训练与强化。

立足中国9亿农民和农村人财物不断流出将是一个长期过程的现实，基于农村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的战略定位，在农村基层的内生秩序能力将长期不足的情况下，维持农村基本秩序是中国现代化所必需要面对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唯有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由国家和城市向农村输入资源。这种资源的输入，目标不是为了让农民致富，也不是为了发展经济，而是维持农村基本的稳定局面。其中最重要的是，要通过这种资源输入，加强农村内生解决问题和保持稳定的能力。首当其冲就是要建设一个强有力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以在农村发展中以不变应万变。衡量国家对农村输入资源效果的最重要标准是看这种资源输入是否加强了农村基层组织：若加强了，这种资源输入就是有效的，若没有加强，这种资源输入可能就是无效的。

取消农业税后，在资源输入方式和乡村体制改革举措上都存在着严重的方向性错误，从乡村体制改革来看，普遍的思路是，既然不再向农民收税了，还留下健全的基层组织干什么？因此，撤乡并镇、合村并组、减少乡村干部、取消村民组长，将乡镇“七站八所”推向市场等等做法，都是在极大地削弱农村基层组织的力量。这种思路和做法的错误在于，他们没有看到，在农村人财物流出的背景下，农村基本稳定与秩序的维持存在巨大困境；没有意识到，健全的基层组织对于维持中国农村基本稳定与秩序的极端重要性。因此，现在不是要削弱农村的基层组织，而是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况且，进入21世纪，与农村人财物大量流出农村相关，城市工商业快速发展使国家也有了越来越多可以转移进入农村的资源。不是将农村基层组织作为向农民提取资源的制度设施，而是作为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维持农村基本秩序的制度设施，我们就应该创造性地转化既有的农村基层组织，使其服务于新时期的新需要。

因为对基层组织存在偏见，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要么直接补到农户，要么通过“条条”专政，由各部办委局直接到农村建设公共品，这些公共品与农民需求脱节。因为农民无法有效表达对公共品需求偏好，公共品建设就成为政府部门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国家的钱花了，农民的事情却没有办好。

乡村基层组织这个块块，正是对接国家资源与农民需求的关键点和关节点。20多年村民自治制度建设也为这种对接提供了极好的实践条件。河南邓州发明的“4+2”工作法，被2010年中央1号文件吸收（本村重大事项由村党支部提议、支委会和村委会联席会议商议、全村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以及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以自上而下资源输入为基础的基层组织建设制度安排。遗憾的是，在实践中，很多地方忽视了“4+2”是农民通过民主来表达其公共品需求偏好从而分配自上而下资源的办法，而不是“一事一议”的改头换面，也因此，一些地方推广“4+2”出现了形式化的问题。有国家的资源输入，这种资源输入可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同时又可以与农民自下而上的需求偏好相对接，则即使在农村人财物流出的背景下，农村仍然可以大体保持稳定。若是，则中国因为有了农村这个稳定的大后方和现代化的战略

纵深，中国现代化的重心就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一定可以实现。

四、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重点不在于发展经济，不在于让农民致富，而在于如何防止农村人财物流出背景下农村基层的失序。中国现代化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维持农村基本秩序，就是要从中国现代化的结构性条件出发，从大局出发，从一般性方面出发，来建设好中国当前的基层组织，并以此为基础，来将农民组织起来。

要达到此目标，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三农政策实践应尤其重视以下几点：

1、农民组织起来的核心问题不是与市场对接，而是在解决以农田灌溉为代表的产中环节的合作问题。

2、农民组织起来不是为了致富而是为了维持底线秩序。解决农民生产生活基本秩序，是当前基层组织建设的最重要的也最基础的功能。

3、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必须立足大多数。比如对富人治村要警惕，尤其是党建部门不应再提倡误导性的“双带”、“双强”工程。再比如，对土地大规模流转也要持谨慎态度。当前农村之所以可以保持稳定的一个原因是，大量农民进城，但是他们的土地仍然留在农村，这些土地在村庄内流转，从而形成了主要依靠种地来获取收入的“中农”阶层，这个中农阶层经营大约20亩土地，农业收入接近甚至超过外出务工的收入，且可以保持完整的家庭生活，他们的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都在村庄，他们也就十分关心村庄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正是这批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都在村庄的中农，可以成为新时期农村治理的骨干力量。政府推动大规模土地流转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中农被消灭，从而导致当前农村人财物流出背景下村治基础的丧失。

4、农村基层组织改革要慎重，切忌大撤大建。保守但稳妥的办法是在保持既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组织功能的转换。尤其是目前乡镇“七站八所”改革要慎重，要有智慧。

5、不要迷信外国经验，包括不要迷信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日韩台的农业与农村组织与当前中国大陆农村基层组织的功能重点完全不同。假若说日韩台的重点在于农业的话，中国大陆基层组织建设的重点就在于农村和农民。中国大陆的农业问题仅仅是附着在农村和农民问题之上的相对次要的问题。最近数十年，在解决农业问题上，中国大陆一直比日韩台做得好很多！

2011年9月16日

本文为贺雪峰著《组织起来——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研究》自序，《组织起来》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2月出版，30万字，323页，定价3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