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的6.21

第一篇：党史上的6.21

党史上的6.21

201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90周年。90载艰苦卓绝，90载荣耀辉煌。9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实现复兴的奋斗凯歌。32000多个平凡但伟大的日子，承载了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要事件，谱写了壮丽辉煌的历史篇章。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由中央外宣办和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络电视台等中央和地方新闻网站以及商业网站承办的“党史上的今天”于2011年1月1日正式推出，广大网民将共同回顾党的历史上的重要时刻。

1956年6月21日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在押的第一批335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并于当日释放

1956年6月21日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在押的第一批335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并于当日释放。

1992年6月21日 李先念因病在北京逝世

1992年6月21日 李先念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讣告》称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1996年6月21日 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座谈会上发表《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重要讲话

1996年6月21日 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座谈会上发表《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重要讲话，指出75年来，我们有一条基本的经验，这就是：党领导的事业要取得胜利，不但必须有正确的理论和路线，还必须有一支能坚决贯彻执行党 1的理论和路线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基本要求是：（1）要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2）努力实践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密切联系群众，特别是工农群众，坚决维持人民群众的利益；（3）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开拓前进，具有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4）模范遵纪守法，保持清正廉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自觉拒腐防变，坚决反对消极腐败现象；（5）刻苦学习，勤奋敬业，不断加强知识积累和经验积累，具备做好本职工作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第二篇：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的重要事件

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的重要事件

1.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2.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的确定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二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3.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兴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4.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5.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6.五卅运动 1925年5月30日，上海租界的英国巡捕突然在南京路上向游行的群众开枪，激起了上海乃至全国民众的愤怒，全国各地有1700多万人参加了这次反帝运动。

7.北伐战争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约10万人从广东分三路正式出师北伐。

8.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等领导北伐军3万多人，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9.八七会议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

10.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党中央委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赶赴湖南，组织领导秋收起义。

11.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江西井冈山，创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2.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13.古田会议 1929年12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

14.红军反“围剿”战争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调集军队向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反革命“围剿”，红军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5.中央红军主力长征 1934年10月，红军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开始实施战略大转移。

16．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17．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八一宣言”。

18．瓦窑堡会议 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19．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清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

20．洛川会议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扩大会议。

21．平型关大捷 1937年9月25日，日军精锐部队板垣师团一部进入平型关，八路军发起攻击，取得了抗战以来歼灭战的第一个胜利。

22．《论持久战》发表 1938年5月，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方针。

23．百团大战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军出动百余个团，沉重打击了日军。

24．皖南事变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突袭。

25．大生产运动 1942年底，中共中央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26．延安整风运动 1942年春，延安整风运动开始。

27．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8．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

29．重庆谈判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等抵达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并签署了《双十协定》。

30．土地制度改革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31．三大战役 三大战役即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

32．七届二中全会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

3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

3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党史之最和第一

▲ 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起点是1922年1月12日的香港海员大罢工。至3月5日，罢工胜利结束。

▲ 第一次明确提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是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宣言，提出：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章，是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它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都做了具体规定。

▲ 我党第一个妇女部长是向警予同志。192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她被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共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1928年4月30日牺牲于武汉，时年33岁。▲ 中共中央最早的机关报是1922年9月13日创刊于上海的《向导》周报，蔡和森为主编。1927年7月18日停刊，共发行201期。

▲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干校是上海大学。1922年10月成立，1923年4月，邓中夏任总务长。李大钊、瞿秋白、张太雷、蔡和森和恽代英等同志都曾在此任教。

▲ 中国农村最早的共产党支部，是1923年3月在广东省顺德县建立的顺德支部。

▲ 中国共产党中最早提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思想的是瞿秋白同志。1923年6月15日，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新青年之新宣言》，提出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

▲ 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是1923年6月开始的以国共合作为主要形式的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统一战线。1927年随着大革命的失败而破裂。

▲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是1923年6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的。它较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主要增加了新党员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候补党员只参加党的小组会议。

▲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校，是1923年在安源组办的中共安源党校。1923年冬，刘少奇任校长，任岳具体负责。

▲ 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国共合作时期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于广州举办。1924年7月3日开学，8月21日毕业，原有学员38人，毕业时33人，彭湃为主任。

▲ 中共中央最早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是1925年1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提出的。

▲ 第一次规定支部为党的基层单位，是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党的“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规定“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支部。”

▲ 中国共产党第一张日报，是《热血日报》。1925年6月在上海创刊，瞿秋白同志是主办人和主要撰稿人。它歌颂人民反帝斗争行为，揭露帝国主义军阀政府的罪恶淋漓尽致，国内外反动派把它视为洪水猛兽，6月29日被查封，只出版24期。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武装，是1925年11月初在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下，在广东肇庆，以铁甲车队为基础建立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叶挺任团长。

▲ 中国共产党最早发布的反对贪污腐化的文件，是1926年8月14日我党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迄今看到的我党第一个反对贪污腐化的文件。

▲ 我党的第一部党史，是1926年蔡和森在莫斯科大学所作的讲演，题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使命》。

▲ 我党第一次使用民主集中制这个科学概念，是1927年6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中提出的。

▲ 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是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起义是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发动。起义部队共两万余人，8月1日零时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全歼驻南昌敌军3000多人，占领了南昌。

▲ 在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历史性转变是由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以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为转折点。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乡村，中国革命由此获得新生。

▲ 第一次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是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在发言中提出的。他指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 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它位于湖南、江西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此地，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建立了工农兵政权，创立了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

▲ 第一次“左”倾错误，是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即错误地估计大革命失败的形势，而认为革命形势仍在继续高涨，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命令少数共产党员和群众去执行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暴动，使保留下来的革命力量又遭受损失。▲ 最早提出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是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而这个明确的公式是在《〈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这篇著作中第一次提出来的。

▲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通过宪法大纲等决议，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 最早决定8月1日为建军节，是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7月11日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1933年8月1日首次纪念“八一”建军节。

▲ 第一次提出政治工作是“生命线”，是1934年2月中央军委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召开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当时的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中央军委主席朱德、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在他们的报告和讲话中，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生命线”的口号。后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同志在有关讲话中，都阐发了“生命线”的原则。

▲ 第一次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是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于贵州遵义城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 长征中的第一个大胜仗是1935年2月毛泽东等同志带领中央红军先后占领了土城、扎西、桐梓和娄山关，28日占领遵义城后，又歼灭前来救援的敌军20个团，俘敌3000多人，史称“遵义战役”。

▲ 第一次提出抗战是持久战，是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的第8天，朱德同志在《实行对日作战》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抗战……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

▲ 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平型关战役后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在聂荣臻同志的领导下，于1937年11月份以晋东北恒山地区为中心建立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 敌后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是1938年1月10日八路军在冀西阜平县召开的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上民主选举的“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宋劭文为主任，它领导着边区39个县和1000多万人民。

▲ 最早将“七一”定为党的生日，是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讲演《论持久战》时提出来的：“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日。”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这是第一次以党中央名义作出的关于纪念“七一”的指示。

▲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是在1939年1月15日至2月4日举行。民选的参议员145人出席会议，代表边区200万民众。会议讨论了边区的建设和抗战问题。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等重要文件，选举林伯渠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 第一次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公式是1939年12月发表的毛泽东同志的重要理论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1948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增加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从而完整、全面地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总路线总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之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是国民党反动派阎锡山、何绍南、石友

三、朱怀冰等，于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武装进攻我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及晋西和晋冀鲁豫等三个地区，中国共产党采取坚决自卫的原则，领导根据地的军民坚决回击；第一次反共高潮遂被击溃。

▲ 第一次系统论述“党风”问题，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整顿党的作风》。这是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会上的演说。

▲ 我党历史上开得最长的一次中央全会，是1944年5月21日党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到1945年4月20日结束。会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全党达到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致，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和迎接对日本侵略军的战略大反攻做了充分准备。

▲ 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是1944年在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下，邓拓同志主持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在当时对毛泽东思想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 中国人民一百年来在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是侵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以及日本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胜利结束。

▲ 第一次提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是1946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的。

▲ 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

第三篇：党史上的历次集中教育

党史上的历次集中教育

2016年06月30日10:38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八路军战士在整风运动中学习。

1952年，广大群众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检举不法商人。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当天，读者在邮局服务站看报。

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

中央国家机关首批“三讲”教育单位负责人、巡视组长会议。

马班邮路乡邮员王顺友的感人事迹，生动诠释了党员的先进性与整个党的先进性的关系。

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

2015年6月29日，山东省“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展在山东省档案局展厅开展。

2016年3月9日，浙江余姚市阳明街道龙泉社区党委组织开展“两学一做”党员学习会。

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是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措施。回顾历次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对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深入开展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在党的早期历史上，怎样解决党内矛盾，加强党的建设，缺少一定的经验。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历史经验，创造了整风运动的方法。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转变，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和党的领导地位，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辛探索。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也开启了党的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在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党先后开展了多次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保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1942年至1945年

延安整风运动

这是第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开创了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先河。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运动贯彻 “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的方针，着重于提高思想认识，团结同志。整风运动的方法步骤是，认真阅读文件，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自我反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认识，总结经验，逐步取得思想认识的一致，增强党性，改进工作。整风运动是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一个创造，对党的建设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1947年至1949年

整党运动

这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些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存在的思想、作风和组织不纯的问题。整党的基本方针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说服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整党的基本方法是，公开党的支部，吸收非党群众参加党的支部大会，使三查三整工作接受群众的监督；对少数被地主、富农和流氓分子操纵的党支部，则由上级组织派出工作组重新组建党支部，并协助支部开展整党工作。通过整党，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有很大进步，党同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

1950年

整风运动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开展的第一次整风运动。整风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整风的重点是，整顿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一般由首长负责，总结报告工作，阅读指定文件，讨论政策执行情况，检查思想和作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然后制定改进办法和建立健全必要的工作制度。

1951年至1954年

整党运动

1951年2月，党中央提出以三年的时间进行一次整党的任务，重点解决党内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等问题。1952年，随着“三反”运动的开展，党中央要求全党将整党工作与“三反”运动结合起来，查处了一批有贪污浪费行为和官僚主义现象的党员干部及少数腐化变质分子。

1957年

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围绕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主题，采取开门整风的形式，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初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整风运动中，群众提出的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有益的，有利于改进党的领导。但是，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党内整风转为反右派斗争，党和国家的事业遭受了损失。

1983年至1987年

整党活动

这次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整党的步骤是：从中央到基层组织，自上而下、分期分批地整顿。每个单位党组织的整顿，也要自上而下，先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后党员群众。整党的基本方法是：在认真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是非，纠正错误，纯洁组织。

1999年至2000年

“三讲”教育活动

讲学习，主要是学理论，学知识，学技术。讲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讲正气，就是要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形成的好传统、好作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坚持同一切歪风邪气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以整风精神进行的“三讲”教育，是切实解决领导干部队伍党性党风方面突出问题的一次实践。

2005年至2006年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这次活动，以“增强党员素质、加强基层组织、服务人民群众、促进各项工作”为目标，重点在于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衡量标准。通过先进性教育活动，党员和党组织存在的突出问题得到解决，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和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得到解决，取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制度成果和理论成果；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增强；党群关系更加密切。

2008年至2009年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这次活动紧紧围绕“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的总要求，以县级以上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全体党员参加，自上而下分三批进行。这次实践活动牢牢把握坚持解放思想、突出实践特色、贯彻群众路线、正面教育为主的原则，基本实现了提高思想认识、解决突出问题、创新体制机制、促进科学发展、加强基层组织的目标。

2010年至2012年

创先争优活动

这是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继续。开展这次活动，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需要，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需要，是进一步调动和激发广大党员积极性创造性的需要。活动的主要形式是，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做优秀共产党员。活动的主要做法是，紧紧围绕中心工作，服务科学发展大局；贴近基层单位实际，确定具体争创主题；坚持分类指导，设计活动载体；加强舆论宣传；广泛吸引群众参与。这次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是新形势下保持发展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成功实践。

2013年至2014年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这次活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为切入点，以县处级以上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为重点，突出作风建设，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这次活动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重大成果：一是广大党员、干部贯彻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明显增强；二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三是探索了新形势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有效途径；四是制度执行力和约束力得到增强；五是党的执政基础更加稳固。

2015年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三严三实”是指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这次专题教育作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延展深化，把学习教育放在首位，组织专题党课、专题学习研讨、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着力解决“不严不实”的突出问题，强化整改落实和立规执纪，以解决问题的成果检验专题教育的成效。“三严三实”的要求，为党员领导干部加强修养、改进作风、健康成长指明了方向。

2016年以来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当前，全党正在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即 “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这是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这是落实党章关于加强党员教育管理要求、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教育的重要实践，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部署。对于进一步增强广大党员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正确政治方向；进一步树立清风正气，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进一步强化宗旨观念，勇于担当作为，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撰稿：吴伟锋

视觉统筹：李姿阅

《 人民日报 》（2016年06月30日 09 版）

第四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在当代中国史上的伟大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在当代中国史上的伟大意义

朱佳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下简称三中全会或全会），既是历史，也是现实。说它是历史，因为它距今已30年；说它是现实，因为它至今还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还在不断为人们所谈论、所纪念，还在作为党和国家校正前进方向的基准点。

改革开放是三中全会揭开序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三中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和当代中国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是在三中全会上实现的。对此，人们早已了解，并形成广泛共识。但是，这一转折是怎么实现的，是在什么意义上讲的？对于这些问题，人们的了解仍然不够具体，认识也没有那么统一。一、三中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和特点

1、关于两个会议的主要成果

全会及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成果，从三中全会公报上看，可以归纳为六条，即：第一,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第二，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同意党和政府的对外政策；第三，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问题和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第四，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重新评价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第五，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加强民主，明确党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第六,加强和充实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纪委第一书记，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等九人（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

十一届六中全会又根据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出现的新进展（主要是华国锋不再担任党中央主席），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中，从新的认识高度，将三中全会主要成果明确概括为八条，即：第一，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第二，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第三，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第四，停止使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第五，提出了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第六，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第七，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第八，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决议》在列举了这八大成果后写道：“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30年后的今天，如果回过头对三中全会的成果再作进一步归纳的话，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有两个：一是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二是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说三中全会实现了当代中国史上的伟大转折，主要根据即在于此。

邓小平在1989年6月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前说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1]三中全会闭幕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共有6个人，主席是华国锋，副主席是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由于会议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所以，中央工作的实际主导权已从华国锋手中转移到了邓小平手中。另外，汪东兴在会议期间作了书面检查，提出了辞职的请求，并在不久后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批准辞职。到了十一届六中全会前夕，华国锋也提出请求辞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并得到会议同意。所以，邓小平所讲的三中全会建立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是指也只能是指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明确说：“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2]

对于三中全会路线，曾有过各种各样的表述。党的十三大之前虽然没有把它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但从三中全会公报上看，这些基本意思已经有了。例如，公报提出：在思想上，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研究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政治上，把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对经济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同时不放松同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阶级斗争，不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不允许损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组织上，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意见的权利，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特别是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为了正确贯彻解放思想的方针，及时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明确提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意思更加凸显出来。三中全会的组织路线在会后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发展是，要在政治合格的前提下，使干部队伍做到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使选拔中青年干部的工作制度化。

由此可见，三中全会确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是指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前提下，通过改革开放，促使生产力不断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相反，搞什么指导思想多元化、经济制度私有化、政治体制西方化，使中国纳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融入资本主义的体系。搞清楚这一点，才能搞清楚什么叫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什么叫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

2、关于两个会议的基本特点

首先，议题中途发生了违反主持人意愿的改变。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前发出的通知和开始时由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宣布的议题，都是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商定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学习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只在进入正式议题前，用两三天时间讨论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但是，会议刚进入第3天，陈云便率先在小组会上发言，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现在干部、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有顾虑。接着，他提出了6个影响大或涉及面广、需要由中央考虑决定的冤假错案和问题，如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陶铸、王鹤寿的历史遗留问题，彭德怀的骨灰安放问题，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康生的严重错误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当时最为敏感，也是大家最为关心但又不便于说的问题。因此，这篇发言在简报全文刊出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起到了扭转会议方向的作用。代表们纷纷表示赞成他的意见，同时加以发挥和补充。华国锋在紧接着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要求会议由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转入讨论农业文件。但代表们并没有照他的要求办，而是依旧热烈讨论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并且延伸到了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出现的不正常情况，对“两个凡是”的提法和中央个别领导同志的意见，对中央和中央宣传领导部门人事调整的建议，等重大现实问题。

鉴于会议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在会议开始不久后出访回国的邓小平，与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力促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对与会代表所提问题一一作了答复，宣布对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彭德怀问题、陶铸问题、杨尚昆问题予以平反，决定撤销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全部文件，将康生、谢富治的问题交由中央组织部审理，对地方性重大事件问题交由地方自行解决。这次会后，胡乔木在小组发言中又提出，真理标准问题已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政治问题，建议华国锋能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也作一个结论，以便统一全党思想，澄清国内外各种猜测。于是，华国锋在第四次全体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又就“两个凡是”的提出作了自我批评，对没有能及时解决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分歧作了解释。

会议对原有议题的突破和取得的进展，使邓小平会前请胡乔木就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为他准备的讲话稿显得不再适用。会议临近结束时，他针对会议内外出现的新情况，亲自草拟了讲话提纲，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一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的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要研究经济建设上的新情况，解决经济管理方法、管理制度改革上的新问题等。这篇后来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工作会议作出了深刻总结，为全党指明了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拥护，并列入三中全会的学习文件，成为全会事实上的主题报告。

三中全会原定议题是审议通过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后提交的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1979—1980年的计划安排，选举产生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但实际上除上述内容外，主要是确认中央工作会议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

其次，会议持续的时间长，解决的问题数量多、分量重。

中央工作会议于1978年11月10日开始，原定开20多天。三中全会原定与中央工作会议间隔十来天，在12月10日开，会期3天。但工作会议讨论十分热烈，不断有新问题提出，使会议结束时间一延再延，实际开了36天。全会则在工作会议结束2天后召开，会期也比原计划延长了2天。两个会加在一起共41天，把它们合起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1月12日陈云在小组会上发言算起，到11月25日华国锋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平反决定，共14天，可以看作是发动阶段。其间主要讨论历史遗留问题，也涉及对个别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

第二阶段从11月26日到12月13日，共18天。可以看作是深入阶段，其间主要是开小组会，议论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出现的种种不正常情况，对中央个别领导提意见，对中央领导机构和中央宣传领导部门的人事安排提建议。

第三阶段从12月13日下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到12月15日下午工作会议结束；再从12月17日三中全会召开小组召集人会议到12月22日全会闭幕，共7天，可以看作是总结阶段。其间主要讨论邓小平的重要讲话，酝酿增选、增补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名单，同时继续发表前两个阶段没有讲完的意见。

再次，会议气氛生动、活泼、热烈，真正做到了面对面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会议开始时，还有扣压简报的事情发生，但当代表提出意见后，情况很快变了，基本做到了代表们畅所欲言，直言不讳；简报有闻必录，印发及时。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在评价中央工作会议时指出：“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3]陈云在全会闭幕会上的即席讲话中也说：“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成功„„真正实现了毛泽东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一九五七年以后，由于种种干扰，毛泽东提出的这种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很多年没有实现。这一次党中央带了个好头，只要大家坚持下去，就有可能在全国实现。”[4]他们这些话，高度概括了会议的真实情况。

在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上，同时具有以上三个特点的会议，即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极其少有的。正是这些特点，构成了三中全会成为中国当代史上伟大转折的直接原因。它说明，三中全会的胜利并非自然而然取得的，而是与会的大多数高级干部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动、支持下，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争取到的。二、三中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的历史必然性

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议题，主要不是全会公报所讲的那些内容；会议之前，中央起码是中央主要负责人，并没有打算开成那样一个会；出席会议的代表起码是绝大多数代表，事先也没有想到会议会开出那样一个结果。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三中全会实现的伟大转折是偶然的、突发的，是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呢？应当说，转折发生在1978年11月，发生在三中全会及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如果把它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把它放在粉碎“四人帮”后国内国际、党内党外、主观客观的大背景下来分析，就会看出，这个转折绝不是偶然的、突然的，而是老一辈革命家和党内正确力量的努力与国内外形势变化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人心之所向、大势之所趋，或迟或早总要发生的。即使那次会议未能实现这一转折，此后的会议也一定会实现这一转折。

1、转折的客观条件

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两年，揭发、批判、清查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体系的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也得到了部分进行。但作为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华国锋，不仅未能顺应党心民心，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系统清理在党内已持续很长时间的“左”的指导思想，反而提出并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1978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再拖延和阻挠恢复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大批老干部的工作和平反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一大批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并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制造新的个人崇拜，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在粉碎“四人帮”后焕发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起党内外同志的广泛不满。因此，要求尽快解决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文化大革命”及此前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重新评价党和国家许多领导人的功过是非，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以及调整各方面社会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投身四化建设的呼声，变得日益强烈。

那两年，大部分地区工矿企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混乱状况已被制止，国民经济开始从瘫痪、半瘫痪的状态中走了出来。但华国锋在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尚未理顺的情况下，又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大口号，使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进一步失衡，违背了人民要求尽快改善生活的强烈意愿，犯了急于求成的急躁冒进错误。他虽然看到了国外技术的进步和中美、中日关系解冻后西方在对华贸易、投资方面出现的新形势，提出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举借外债，但不考虑国内对引进的配套和消化能力，也不考虑还债的能力，片面突出钢铁、石油、化工等重工业部门，追求高速度、高积累、高投资，同样是急躁冒进思想支配下的表现。这一切都迫切要求在经济工作中认真清理“左”的指导思想，对国民经济进行一次重大比例关系的调整。另外，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经营管理体制，国家对粮食征购下达的过重任务，制约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一亿多农民有待解决温饱问题。在城市，“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实行上山下乡政策而累积的约一千多万知识青年有待返城安排就业，加上其他新生劳动力的出现，使国家已无法单靠国有企事业单位满足就业需求；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企不分、所有权经营权不分的经营方式，也已到了非改变不可的程度。这一切，都在客观上呼唤对经济体制、所有制结构进行必要的改革。

2、转折的主观条件

三中全会召开前的头两年，通过部分平反冤假错案，使许多“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或靠边站的老干部回到了领导岗位；通过真理标准讨论和“两个凡是”方针、按劳分配问题、经济管理体制问题的争论，使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得到很大宣传，逐渐形成了有利于克服“两个凡是”的错误、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实行改革开放方针的舆论氛围。这一切，为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做好了充分的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正因为如此，陈云那篇改变了中央工作会议议程的发言，才可能取得一呼百应的效果；邓小平在会议期间的运筹帷幄、因势利导，尤其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才可能发挥出巨大作用。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才会在1980年初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5] 三、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

1、三中全会实现的转折不是党的领导工作一般意义上的转变

自从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曾有过多次工作重点的转移、指导思想的转变、发展战略的转折。其中有的正确反映了当时客观实际情况的变化，有的则被实践证明是脱离实际的；有的转得比较顺利，有的则因为种种原因转得不够顺利，甚至中途出现反复。与以往相比，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决定，无疑带有更根本的性质；实现的党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和发展战略的转折，也无疑比以前深刻得多。究其原因，除了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外，主要在于这次转移、转变、转折，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社会以下两个新的认识基础之上。

首先，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认识上。

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家对中央政治局关于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定一致拥护，没有提出任何疑问。但是，在对工作重点转移的解释上则是有分歧的。华国锋在开幕时的讲话中说，重点转移是“国内国际形势的需要”，并提出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实现重点转移。所谓“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种解释，受到了与会代表的质疑。胡乔木在会议进入小组讨论后的第二天发言说：把工作重点的转移讲成是形势的需要，这个理由不妥。应该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就要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建国后，我们已开始了这种转移，但是没有坚持住，这次转移是根本性的转移，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转移。不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今天形势需要，就把工作重点转过来，明天不需要了，还可以再转回去。除了发生战争，今后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不能有其他的中心。这篇发言被简报全文刊出后，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对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作了更为精辟的阐述。他说：政治路线的问题解决了，今后看一个部门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加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6]三中全会公报吸收了邓小平讲话的精神，指出：“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初期，特别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再三指示全党，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7]这里虽然没有明确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但这个意思显然已经有了。正是这一认识，赋予工作重点转移的命题以更大的科学性、稳定性，使它具有了更强的生命力。

三中全会闭幕后不久，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的理论作了进一步阐发。他指出，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矛盾问题，“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8]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和今后的阶级斗争，显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这也是客观的事实，我们不能否认，否认了也要犯严重的错误。”[9]他的这些论述，更加深入地分析了在社会主义时期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错误性，为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其次，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制的新认识上。

这里说的管理体制，既包括经济体制，也包括政治体制；既包括国内的经济体制，也包括对外经济联系的体制。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加快工业化建设的客观需要，也有对苏联经验的盲目学习和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可以自觉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思想的不准确理解；有用较短时间初步建立起独立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丰功伟绩，也有经济效益不高、对市场反应不灵活、人民生活不够丰富多样等弊端。在对外经济联系上，由于西方的全面禁运和经济封锁，建国初期只能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以后与苏联关系破裂，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开始增加，但总体规模也不大。在政治体制上，建国后长期延续战争年代的做法，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造成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对民主与法制建设不重视，基本处于无法可依的状况。尤其“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上越统越死，对外经济联系的门越关越小，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被严重破坏，连《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也得不到保障。粉碎“四人帮”后，开始从经济与政治管理体制的层面上思考过去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新理论，逐步澄清了对社会主义的许多不准确的认识。

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早在三中全会之前就已提出了一些改革和开放的思想。例如，邓小平曾指出：“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10]又例如，陈云在长期思考计划与市场关系这个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的基础上，于三中全会前后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命题。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工作会议才可能对经济体制和对外经济合作进行深入讨论，全会公报才可能提出对经济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

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三中全会前，对政治体制也提出了一些改革的思想。例如，邓小平在三中全会前指出：“现在关于民主问题的讨论不够，这个问题很重要，要展开讨论。”“法制确实需要建立和健全，民法、刑法要搞，但都没有搞成。„„现在是领导人说的话就叫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违法，这种状况不能继续下去了。”[11]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三中全会才可能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全会公报才可能写上：“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使党的统一领导和各个生产组织的有效指挥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12]

以上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管理体制问题的新认识，不仅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认识相对立，而且与“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认识也有很大不同。这种认识上的不同，使三中全会实现的转折与以往的转折产生了重要区别。看不到这种变化，混淆它们之间的区别，就难以理解三中全会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难以说清楚为什么三中全会是当代中国史上的伟大转折。

2、三中全会实现的转折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社会性质的转变

现在有一种观点，把三中全会与1911年的辛亥革命相提并论，说它们是中国近代以来两个最伟大的事件；或者把三中全会前后的两个历史时期与1840年至1949年的历史相提并论，说它们并列构成了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这种观点从表面上看，似乎在抬高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但由于它无视和抹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国历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割裂三中全会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社会形态上的内在一致性，因此必然是违背历史实际的主观臆造，在实质上贬低了三中全会。对此，只要看看三中全会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待以下两个问题的态度便清楚了。

首先，在对待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的问题上。

早在三中全会上，我们党就明确，改革是为了挽救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事业得以继续发展，而不是要取消社会主义。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重要讲话中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3]全会公报也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14]会后，邓小平又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但是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15]他在1980年初所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又说：“现在，特别是在青年当中，有人怀疑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这种思想一定要大力纠正。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探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但不管怎么样，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已经得到了证明，不过还要证明得更多更好更有力。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拿今后的大量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16]

其次，在对待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上。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的重要讲话中说：“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17]这个论述的精神，后来写进了三中全会公报。《历史决议》进一步指出：“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18]

3、全面贯彻三中全会路线是改革开放最可靠的保证 自从1992年中共十四大以来，我们党在对改革开放进行的历次经验总结中，始终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相结合这条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放在所有经验的核心位置，称它为改革开放“最可宝贵的经验”，“最可靠的保证”。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上总结我国改革开放近30年的实践，提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等“十个结合”，并且指出：这些是“取得了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19]会后不久，他又对这“十个结合”作了进一步阐述，强调其中“前三条是管总的”，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和根本”。[20]

目前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二十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8亿人一直在实行市场经济和主导着国际经济之外，余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50多亿人口，要么早就在实行市场经济和与国际经济接轨，要么也是在向市场经济和与国际经济接轨的方向过渡。如果说改革主要是以市场化为取向，开放说到底是与国际经济接轨的话，那为什么在这么多实行市场经济和与国际经济接轨的国家及地区中，唯有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发展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呢？尤其考虑到中国人口负担重、经济基础弱、气候条件差、人均耕地和各种资源相对贫乏、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等不利因素，这个问题就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

只要回顾一下历史就会知道，中国近代以来曾丧失过很多发展机遇，但有两次机遇被我们抓住了，实现了自身跨跃式的大发展。其中一次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次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如果说第一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话，第二次则主要是由于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基础上实行改革开放的结果。可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最大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改革开放，而在于改革开放是否与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

对于中国在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取得改革开放成功的“奥妙”，许多发展中国家渐渐看明白了，西方敌对势力自然也很清楚。他们为了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也为了消除中国的发展道路在发展中国家中产生的影响，与中国国内各种敌对势力沆瀣一气，把攻击的矛头都对准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他们在经济上竭力兜售西方的新自由主义，集中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上竭力贩卖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集中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在意识形态上竭力鼓吹历史虚无主义，集中攻击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丑化、妖魔化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人物。他们有时甚至显得比我们更加关心改革开放，一有风吹草动就造谣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要变了。对此，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21]

苏共下台、苏联解体从反面告诉我们，改革开放如果脱离四项基本原则，必然会导致失败。当年戈尔巴乔夫搞的改革，正是由于“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22]他们在经济改革方面错用了新自由主义药方，在政治改革方面错用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药方，在意识形态方面错用了多元化、公开性的药方。在这种形势下，苏共怎么可能不下台，苏联又怎么可能不解体呢？近些年来，俄罗斯执政者和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并逐渐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等方面，调整苏联解体初期的政策。就连戈尔巴乔夫也对我们《光明日报》的记者说：“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我对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不会有好结果！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在这些方面，中国领导人的表现是出色的。”[23]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三中全会刚巧处在这60年的中间。它是一次拨乱反正的会议，也是一次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会议。它上承的是新中国头30年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所探索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所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下启的是后30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及其未来的发展。30年来的实践说明，不改革不开放，生产力发展不了，社会也不可能稳定，中国只能是死路一条；同时改革开放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生产力也要遭受破坏，社会就要分崩离折，中国同样是死路一条。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实践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给予我们的最深刻的启示。今天，我国经济总量虽然已跃居世界第三位，但按人均计算只有2700美元。我们要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最根本的保证仍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这条三中全会的路线，并把它贯彻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

[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5页。[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141页。[4]《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页。[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页。[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7]《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1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130页。

[1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页。[1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1页。[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14]《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1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页。[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251页。[1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149页。

[18]《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6—837页。[19]《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20]《人民日报》2007年12月18日。

[21]邓小平：《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7页。

[22]江泽民：《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出230页。

[23]摘自2006年9月3日人民网

第五篇：党史上著名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

历史上著名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

所谓“28个半布尔什维克”指的是1927－1930年前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来往密切的一群中国学生，也被称为“米夫帮”。他们是：

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绪)、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继民(际明)、杜作祥、宋潘(盘)民、陈原(源)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一)新。

从性别上看，“二十八个半”中有女性4人，即孟庆树、张琴秋、朱自舜、杜作祥。

在这些人中，有些人之间有着较为深厚的渊源，如：沈泽民和张琴秋当时已是夫妻；孟庆树则是王明当时追求的对象，回国后不久也结成了夫妻；朱自舜则是孟庆树在中山大学里最好的朋友。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归国以后，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和形势的不断变化，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王稼祥到达中央苏区后不久，就支持毛泽东担任红军的领导工作，遵义会议上在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斗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张闻天也最终站在了正确的路线方面，以后在长期的工作中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秦邦宪在中共七大上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在领导《解放日报》、新华社以及在同国民党谈判的斗争中，做出了非常积极的贡献。

杨尚昆、张琴秋等很早就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党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

何克全(凯丰)在遵义会议时仍然坚持不改，但在后来也改正了错误。

夏曦后来在战斗中成为烈士，殷鉴则在唐山煤矿开展工作时被捕牺牲。

李竹声、王云程、孙继民、盛忠亮、汪盛荻、朱阿根等少数几个人回国后便脱离了革命队伍，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

另外一些人，在归国后没有什么令人瞩目的表现，如朱自舜、宋潘民、李元杰等，既没有做什么好事，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平平淡淡，不知所踪，远不如他们在中山大学时那样“领风气之先”。

只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头头王明和其妻孟庆树，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始终不悔改，而是一意孤行，一错到底。

王明也名“陈绍禹”，他在1971年在苏联写的《中国共产党50年》一书，与张国涛的《我的回忆》同是研究党史的反方参考资料之一。

夏曦病死在红2军团（贺龙）和红6军团（肖克）赴云南的路上，是2、6军团的重要负责人之一（2、6军团后编为第二方面军，由任弼时负主要责任，贺龙、肖克、关向应为辅），他一生功过互抵。由于在肃反中过分扩大化，成千上万的革命者，被当成反革命杀害。他死后，二方面军内有人心大快的说法。但平心而论，他的功绩也不能因此被完全埋没。

陈昌浩归国后与张国涛同去湘鄂豫西，并成为红四军（后红四方面军。先前朱德毛泽东领导的军队编号也是红四军）的领导人之一，张国涛毛尔盖会议后南走西康，陈昌浩是红四方面军的政委（时张国涛系红军总政委，朱德系红军总司令），后北征到甘肃会宁过黄河时，因军事上的错误延误了渡河时机，不得不与张国涛朱德等人分手，四方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陈昌浩与徐向前同为左路军负责人，统领7军、31军、5军团（董振堂）和9军团渡河西行，后在河西走廊与马步芳军激战中，几乎全军覆没（最后在甘肃高台一战中，军团长董振堂以下3000余人全部战死），他只身回到延安，从此一蹶不振。解放后，他因俄文非常好，被任为马列主义编译局局长（地在北京西单附近的西斜街），大约在文革期间去世。

还有，那“半个布尔什维克”是指张闻天(洛甫），这是毛泽东戏称的，缘是他从遵义会议起，已背离那留苏的米夫帮，完全赞同毛的领导，尽管他是实际上的党的负责人（党中央总书记），直到1944年7大中落选为止。

张闻天解放后任副外长，并曾任驻苏大使。在庐山会议（中共8届8中全会）上，因发表同情彭德怀的观点，被打成“彭、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成员。看起来，他这“半个布尔什维克”未必比得上那些100％的，比如，杨尚昆后曾贵为国家主席。

所谓“28个半布尔什维克”指的是1927－1930年前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来往密切的一群中国学生，也被称为“米夫帮”。张国涛不在此列，因为他在苏联的两年期间没有在中山大学上学。左权和伍修权虽都在1925年夏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但1927年冬两人都转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已经脱离了中山大学。伍修权后在1929年调苏联伯力远东国家保卫局工作，1930年转为苏联共产党(布)候补党员，已完全脱离中山大学的米夫帮的控制。

因此，张国涛、左权和伍修权3人虽都留过苏，但不属于那“28个半”。

附录：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简介

1920年5月决定建立莫斯科东方大学(全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招生对象是苏联远东各少数民族和亚洲各国的革命青年[13]。瞿秋白、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王一飞、柯庆施、彭述之等首批去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东方大学中国部改名为孙逸仙大学，又叫中山大学。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选送一批人去中山大学[14]。张闻天、叶剑英、王稼祥、秦邦宪、罗亦农、许光达、杨尚昆、伍修权、乌兰夫、廖承志、刘伯坚、谭平山、蒋经国、屈武、谷正纲等都在东方大学或中山大学学习过。1923年以后，朱德、邓小平、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聂荣臻、李富春等从西欧转到莫斯科东方大学。1926年中山大学在校生340人，1927年达到800人。到中山大学1930年关闭止，留学生总数当在千人以上。另外，1922年联共(布)远东局在满洲里开设政治学校，毕业后分送苏各大学续读，共接收中国学生310人(广州180，上海、北平、天津共100，湖南、云南、黄埔军校各1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