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顶层设计推动改革发展5篇

第一篇：通过顶层设计推动改革发展

通过顶层设计推动改革发展

2012-07-17

在现代国家，通过制度改革提供有力、可靠的支持，是现代国家的基础，因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例如，对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而言，只有推进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才能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才能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创造良好的体制制度环境，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又如，只有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推行依法行政，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才能促进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完善。

对于满足市场经济内在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建立保障人民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体制机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的经济崛起不算什么奇迹，只有民主制度的建立才能真正创造奇迹。其原因在于，市场经济运行可以创造财富，但更需要民主政治制度来保护财富。

随着当代中国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日益强烈地要求改革进一步满足和实现人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利的全面发展，并以健全完善的法治精神和法制秩序保障之，最终确立起科学、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

当前，通过顶层设计推动改革发展，还要着重解决权力配置问题。邓小平指出，政治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国的“总病根”（《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权力过分集中主要表现为，某些人或某个组织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于一身，因而能够既当“组织员”、又当“运动员”、还兼“裁判员”，一切由自己说了算、做了算。这样的权力配置极不科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逐步完善，政治权力的决策与执行、监督不分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现在，中央已提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为此，政治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务必将权力结构合理地划分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分离的体制机制，使“三权”能够各自运行又相互制约。

第二篇：学校发展离不开“顶层设计”

学校发展离不开“顶层设计”

《光明日报》撰文：“十七届五中全会以来，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要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在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提交审查的‘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均强调：‘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并强调‘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其实，学校发展更离不开“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是一个工程学概念，是一项工程“整体理念”的具体化。中央财经大学改革发展研究院邹东涛院长说：“‘顶层设计’是源于系统科学的一个概念，指用系统、全面的视角，审视系统建设中涉及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和要素之间的关系，实现统筹、协调发展的目的。”在学校这个系统中，主要包含德育、教学、行政、总务、党政工团等各个部门；在整个系统中，如果说从层次的角度来讲，主要有班子队伍、教职员工队伍、学生队伍、家长队伍、社会中其他与学校有关的人员队伍等五个层次；从要素的角度来讲主要包含人、财、物、环境等。那么作为学校的领军人物——校长，就应该从教师发展、学生发展、学校发展等教育发展的宏观视角，充分统筹好、把握好各部门、各层次、各要素之间关系，做好“顶层设计”！

学校的“顶层设计”的“顶层”应至少包含两层意思。首先，这个设计应是源于学校最高层的，要么是校长的智慧，要么是校长带领班子体现出的集体智慧。总之，是自上而下的系统、科学的设计，并非某个部门的设计；其次，这个设计应体现出设计的“顶层”，也就是设计的高水平。所以，此设计应是全面的、高屋建瓴的、立足长远的。

“顶层设计”中的“设计”是关键。在学校建设、发展过程中，任何一项规划都要体现“设计”的思想，立足学校实际，统筹、协调各部门、各层次、各要素的关系，既要做到合理科学地宏观设计，又要做到有的放矢地微观指导，这样充满“设计”思想的设计，才真正有利于学校的长远发展，有利于使每一步工作思路更清晰、方向更明确。

“顶层设计”是源自“顶层”的系统、科学的“设计”，是高水平的充满“设计”思想的“设计”；学校的发展离不开“顶层设计”！日常工作中，我们经常听到一些中层部门和一线教师的抱怨，他们工作都很卖力气，可是放在大的环境中，却发现付出很多收获甚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其实主要是缺乏“顶层设计”。没有自上而下的系统化设计，而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拆了东墙补西墙”，工作中我们就会不自觉地去充当“救火队员”的角色，今天说要加强教学工作，提高成绩；明天说要加强德育，提高学生素质；后天说安全太重要了，出一件大事别的都白干了！这是在搞教育吗？我们的学校教育太需要系统思维了，太需要顶层设计了！

缺乏“顶层设计”还会出现的一种现象就是集体无法聚力。热播的电视剧《雪豹》中百十来号土匪能消灭鬼子一个中队，靠的是什么？顶层设计！战争谋略如此，学校教育亦然！学校“顶层设计”缺失，各中层干部指挥本部门各干各的，就会出现像《伊索寓言》中天鹅、虾和梭子鱼拉车似的，每个人都卖力气地拉车，个体使的劲儿越大，越分散集体的劲儿。总之，学校“顶层设计”是促使学校各项工作得以有效进行的前提。学校发展、教师素质的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彻底改善，迫切要求学校有一个整体发展规划，即“顶层设计”。只有搞好“顶层设计”，才能确保学校走上良性发展轨道，才能让师生员工共享学校改革发展的成果。

第三篇：媒体解析：深改组如何从顶层推动全面改革？

媒体解析：深改组如何从顶层推动全面改革？

2015年12月14日04:26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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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中央深改组召开了成立至今的第十九次会议。此次会议后，中央深改组审议的改革文件已超百份，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关于财税体制、户籍制度、央企负责人薪酬制度、考试招生制度、环保督察、律师制度、医保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方案、细化意见相继出台，并逐步实施。两年时间中，作为改革的“总牵头机构”，中央深改组如何从顶层推动全面改革？

如何运行？每年制定改革清单年末总结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是中央深改组的全称，2013年12月30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后仅一个多月，该小组成立，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作为一个全新的机构，如何开展工作？北京青年报记者注意到，2014年1月22日成立后的首次会议上，中央深改组即审议通过小组、下设专项小组、小组办公室的工作细则，确立了自身的运作机制。在这次会议上，组长习近平还要求各省区市要尽快建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有关部委的改革责任机制也要尽快建立起来，并同领导小组形成联系机制。

机制建立后如何运行？2014年2月28日，中央深改组第二次会议上，一个月前习近平要求抓紧研究提出的中央深改组2014年工作要点审议通过，当年的改革任务和重点被明确。不仅如此，习近平还要求逐项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时间进度。6个月后，深改组通报上半年改革进度，并于当年年底总结了一年的改革成果，总结报告透露，2014年领导小组确定的80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

2015年也是先明确一年改革清单，只不过仅在年末总结。2016年延续这样的工作节奏，最近召开的中央深改组会议不仅审议通过2015年总结报告，也通过了2016年的工作要点。2016年中央深改组要“把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重点改革任务抓在手上，主动出击，贴身紧逼”。

如何推进？为国企改革曾派小组赴地方调研

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国防和军队改革等7个方面。据北青报记者统计，目前包括国防和军队改革在内，各领域改革总体方案基本都已对外发布。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改革中，《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都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仅《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由中央深改组会议审议通过。

不过，此前组长习近平曾介绍，研究确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方面改革的重大原则、方针政策、总体方案是中央深改组的主要职责之一。

以国企改革为例，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发布。这份文件并未出现在中央深改组会议的议程中，但早在2014年10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改革专项小组曾派出由不同部门负责人领队的国企改革调研小组，分别前往重庆、济南、黑龙江以及武汉东风日产进行调研，了解地方国资国企改革情况。

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了国企改革中某一方面的改革文件，如《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等。

进展如何？民主法制领域改革进度最快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各项改革中，民主法制领域改革进展最好，中央深改组审议的102份文件中有四分之一涉及该领域。两年来召开的19次会议中，有13次会议的议题涉及民主法制领域改革。

2014年2月28日，中央深改组成立后的第二次会议即审议通过《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随后在6月6日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上，中央深改组一次通过3个司法改革相关文件，其中之一是《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值得一提的是，今年12月9日，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的请示》，一年半的时间里，司法体制改革在全国铺开。

十八届四中全会后，中央深改组又审议通过《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此后法制领域改革文件更加频繁地出现在中央深改组的议程上，从第十次会议开始几乎每次会议都有涉及。巡回法庭、跨区法院（检察院）、人民监督员、人民陪审员、立案登记制、公益诉讼、法律援助、司法责任、行政应诉、纠纷调解、城市执法等改革文件先后通过。此外，检察官职务序列、工资制度及公安警务人员职务、技术序列改革试点方案也由中央深改组敲定。

此外，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等领域改革力度也较大，如第九次会议曾一次通过三份纪委书记提名办法文件，第十四次会议则一次性通过《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等4份有关生态文明改革的具体意见。

有何特点？关注黑户、足球等热点问题

除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的方方面面改革外，中央深改组还会关注一些热点问题，如黑户落户、足球改革、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智库建设等。

12月9日召开的第十九次会议，中央深改组就审议通过《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会议提出，把计划生育等政策与户口登记脱钩，全面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要摸清无户口人员数量、分布及产生原因等，分类实施无户口人员登记政策。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今年3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官网曾发布《“黑户”群体的生存状态及其社会问题》的调研报告，其中指出不符合政策超生是黑户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央深改组提出全面解决“黑户”至少惠及1300万人，此前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2010年全国没有户口的黑户人口数量超过1300万人。

与户口相关的身份证问题也曾进入中央深改组的议程。今年8月，中央深改组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建立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挂失申报和丢失招领制度的意见》，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另外，北青报记者发现，中央深改组还曾多次审议针对单一省份的改革文件。如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上海市开展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工作的意见》、第十八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上海、重庆两市的群团改革试点方案。

延伸

中央深改组如何开会？

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习近平任组长。23天后，中央深改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截至今年12月9日已召开十九次会议。那么深改组又是如何开会的呢？

何时开会？

每月例行开会一次

北青报记者梳理发现，中央深改组的开会时间已稳定为一月一次。2015年中央深改组共召开11次会议，除召开全国两会的3月外，固定每月一次。此前2014年，中央深改组的开会时间并不固定，有时一个月开两次会议，也有连续三个月不开会的情况。

另外，除1月、2月的会议外，今年中央深改组会议基本都在每月中上旬。北青报记者注意到，这个时间与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好错开，本届中央政治局自成立以来已召开34次会议，平均起来接近一月一次，其中25次会议在当月月底召开。

能否请假？

副组长偶尔因事缺席

2014年1月22日中央深改组召开的首次会议，曝光小组的领导架构为“一正三副”。组长习近平，副组长为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

目前召开的19次会议，都由组长习近平主持，除中央深改组成员出席外，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都会列席。偶尔也有地方负责同志参加，如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上海市开展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工作的意见》时，列席人员中就有上海市负责同志。

不过，北青报记者发现，中央深改组成员特别是深改组领导成员并非每次都出席。三位副组长都曾缺席中央深改组会议，其中，张高丽曾两次缺席会议。不过，副组长缺席会议一般都事出有因，以张高丽为例，2014年10月27日他缺席第六次会议因人在江苏调研，今年10月13日第十七次会议召开时，张高丽因出访新加坡没有参加。

开会干吗？

每次会议平均审议5份文件

据北青报记者统计，中央深改组自成立至今，已在会上审议了102份文件。不过这些文件并非都是审议通过，有15份文件就只是审议但没有在深改组会上通过。例如，2014年6月6日，在中央深改组第三次会议上审议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就没有在会上通过，不过，当月月底，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这份方案。

官方报道并未披露中央深改组的开会时长，不过北青报记者注意到，中央深改组一次会议审议5份文件的情况较为常见，19次会议中有8次会议是这样。最近召开的这次中央深改组会议是历次会议中审议文件数量最多的一次，一次会议审议了10份文件。少的时候如2014年的第五次、第八次会议仅审议3份文件。

与2014年相比，今年中央深改组的工作量似乎更重，11次会议中单次会议最少也要审议5份文件，除创纪录的10份文件外，还曾两次审议8份文件。从总量上看，2015年中央深改组共审议65份文件，几乎是2014年的两倍。

本组文/本报记者 邹春霞

(责编：王吉全)

第四篇：改革推动供销创新发展

坚持向改革要动力 推动供销事业创新发展

紫阳县供销联社

2016年以来，紫阳县供销联社认真贯彻落实中省市县关于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的工作部署，从紫阳县供销系统的实际基础出发，以供销社综合改革为动力，坚持服务“三农”方针不动摇，开放办社合作发展，主动融入乡村振兴大局，强力实施“1241”壮基强社战略（始终坚持突出服务“三农”宗旨，紧扣老体系改革和新体系构建两条主线，抓好供销电商、产业扶贫、基层社恢复、联合社合作社创建等服务平台打造4大重点、突出抓好自身建设提升能力固基工程），全面推进供销服务体系的恢复，开拓了供销社恢复发展的新局面。

供销综合服务能力提升，主要经营业务较快增长。截止到2018年9月，纳入统计范畴的供销经济实体包括直属公司、基层社、全资公司、控股公司、联合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等6类，数量达到148家，较上年同期数增长740%。全县供销系统经营业务包括日消品下行、生产资料下行、土特产上行、电子商务、租赁等。上半年商品购进总额实现37300万元，同比增长55%；商品销售总额实现31700万元，同比增长49%；实现利润563万元，同比增长56%。

供销电子商务成为供销综合改革有力抓手和最大亮点。2017年起，紫阳县供销联社在县政府的支持下，与商务部门同力推进供销电商惠农工程示范县、商务部农村电商示范县、农产品出县示范县等3个示范县项目融合发展，陕西供销电商集团、紫阳县供销社、紫阳县思兰电子商务公司3方出资1080万元设立了紫阳县供销思兰电商有限公司，承建县域供销电商经营服务体系，已建成1个9000平方米的供销电商物流仓储运营中心、6个镇级电商超市、116个村级供销电商点（包括37个供销电商扶贫点）、1个县域供销电商微商平台。供销电商网货中心正加快建设。紫阳县供销思兰电商有限公司上半年实现销售额2980万元，运营质量在陕西供销电商集团所有子公司中排名前茅。着手推进供销电商运营集群化发展。发挥紫阳县供销思兰电商有限公司的旗舰作用，与思兰商贸、三生公司、锌硒粮公司等电商企业密切合作，抱团发展，打造供销电商舰队。上下贯通的供销商务控制力不断增强。着力供销电商扶贫，开发了紫阳时令特产微商汇、青春洋芋、茶言蜜语、过年猪腊肉等供销电商系列产品。注重供销电商品牌建设，注册了“秦巴壹品”商标，正积极拓展提升农产品加工包装业务。

供销产业精准扶贫工作起到了产业扶贫的先行示范作用。紫阳县供销联社按照县政府的统一部署，与省供销企业集团紧密配合，督促指导紫阳县富硒食品有限公司、紫阳县开源富硒科技有限公司、紫阳县紫诚旅游有限公司、紫阳县秦巴山富硒茶业有限公司4家试点企业在7个试点镇带动贫困户1334户发展主导产业。试点工作对我县魔芋、富硒玉米、茶叶、养殖等主导产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相关的产业链环节为贫困户带来多重增收。4家试点企业在省供销企业集团的指导下管理逐步规范，市场拓展能力增强。其中：紫阳县秦巴山富硒茶业有限公司积极投入研发，研发出红茶、伏茶等新品，积极拓展销售，与中石油、建总行等建立合作销售关系。争取上级供销部门支持开源公司实施富硒玉米产业融合项目，拟投资780万元建储粮库一座，改造生产线两条，给予财政补助360万元。

积极助力紫阳富硒特色产品宣传推介。近3年来积极组织企业参加西安丝博会、安康硒博会、广元推介会等10余场推介活动。邀请供销系统的《农林卫视》对紫阳特产进行了5场次宣传活动。支持秦巴山茶业有限公司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在西安市、渭南市、咸阳市等地建设10余家直营店，动员支持紫阳县向阳茶厂在西安市建设了1家富硒茶直营店。

供销经营服务体系得到快速恢复。紫阳县供销服务体系2年前尚处于全面瘫痪状况，紫阳县供销联社以电商服务体系为支撑积极恢复基层社，今年完成汉王镇、红椿镇、斑桃镇、双桥镇、麻柳镇5家挂牌任务。在此基础上积极拓展综合服务。积极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建设。培育紫阳县双台茶叶专业合作社为省级示范社；培育毛坝镇电商综合服务社为市级供销电商扶贫点。培育毛坝镇供销社、红椿镇供销社为市级示范社。积极筹建紫阳县现代供销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工作，指导紫阳县魔芋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紫阳县联民农民茶叶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紫阳县开源富硒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紫阳县硒康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等合作经济联合体，组建为农服务综合平台，以此为基础促进农合联以及“三社”协同改革基础。紫阳县供销社还积极支持有关企业拓展土地托管发展产业的路子。先后与紫阳县科宏茶叶公司、紫阳县山水富硒农业科技公司、紫阳县臻硒富硒农业科技公司等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已累计发展土地托管3000余亩。紫阳县紫诚旅游有限公司领办的秦巴硒农合作社以订单种植方式发展土地托管1200余亩。上述累计新增土地托管面积5200亩。对上述优质项目积极争取项目给予支持。通过上述措施，两年来在全县恢复县、镇、村3级供销经济主体、服务网点148个，供销服务覆盖城乡，新的体系基本建立起来，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中重新贡献供销力量。

第五篇：中央顶层设计透露的改革大趋势

中央顶层设计透露的改革大趋势

2015年06月12日

来源：凤凰财经

顶层设计，一个近年来频频被应用于政治领域的工程学术语。在中国的改革史中，顶层设计是重要的改革逻辑——由中央从全局的角度，系统地对改革任务进行统筹规划，调配资源，高效实现目标。从“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的2014，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的2015，这两年，中央一直“蹄疾而步稳”地推进改革。其中最大的特色就是，无论政治局会议、深改组会议形成的方案，还是以中办、国办名义联合下发的文件，都体现出浓重的“顶层设计意味”。为何如此？这种现象，透露出中国改革的何种趋势和走向？ 顶层设计的三个关键词

近两年多来，中国的各种“顶层设计”密集出炉。这些顶层设计，类别不少，有的叫“决定”，有的则叫“方案”、“意见”、“办法”、“规定”、“条例”、“纲要”等等，可统称“方案”。这些方案，看似“应接不暇”，实则有规可循，可通过三个词读懂。

首先，“全面”。理解为何如此众多方案密集出炉，先要理解一个词——“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例，既然要“全面”，涉及领域、地域、范围必然宽泛：文化体制、财税体制等体制要改，户籍制度等制度要改，足球等项目要改，新型智库等要建设，上海自贸区等要试点，京津冀则要推动协同发展，等等，它们无不属于“全面”中“一面”。梳理十八大以来大量的顶层设计方案，不难发现，它们正是围绕“四个全面”铺开。

其次，“层次”。顶层设计之间，层次分明。有的位于“最高层”，属于“上位法”，如十八大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有的则属于“下位法”，就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某个方面展开。如《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党的纪律检查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等，属于从严治党的几个方面。第三，“有序”。相关度高的顶层设计，衔接有序。自贸区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之一。围绕此事，先有国务院批准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2013年9月），继而中央深改组第六次会议审议的上海自贸区“工作进展和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的推广意见”（2014年10月），再是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进一步深化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2015年3月）。即先有上海试点，继而经验推广，再是上海“进一步深化”，有条不紊。着眼全局与具体领域：两年来的顶层设计

6月5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3次会议上，《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等5份文件被审议通过。

6月3日，中办下发《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按照这一最新的制度设计，今后的事业单位要进一步实行企业化管理改革，领导人员可以委托诸如猎头公司在内的第三方进行，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全球选拔”，进一步凸显专业性、职业化的发展方向。5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要求在各级单位和组织中设立党组，进一步发挥党组的领导作用。这是有着90多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史上首个专门党组工作的制度性条例。

短短一周时间，以中央名义讨论和通过的制度设计就达到如此的密集频率。

这也是十八大以来两年多时间的一个缩影——据统计，在中央深改组成立以来的18个月间，召开的13次会议中，已经审议通过60份文件；而在2015年以来召开的5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则有4份纲要、条例、意见式的顶层设计出台。

而最能体现“顶层设计”的全局性、系统性意味的，莫过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所绘制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宏伟蓝图。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深改组会议、中办国办联合下发的文件，都可以视作是对这两次会议顶层设计蓝图的具体落实和拓展。

比如，高频的制度设计，涵盖的领域非常广阔：在国家安全层面，有首份《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在经济领域，有国企改革、财税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自贸区试点等；在社会领域，户籍制度改革、养老金并轨、事业单位改革、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媒体融合发展等都有涉及；在政治领域，则有司法体制改革、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党的统战工作条例、纪检干部派驻和选拔办法、协商民主发展等等。在频密而丰富的制度设计中，既有诸如司法、财税、户籍制度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具有全局意义的体系改革，也有诸如《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这样针对某一个地区统筹发展的意见；媒体融合发展、足球改革等具体而细微的领域，也被上升至国家层面统一规划。

在中国的改革史中，顶层设计的逻辑，和试点的逻辑一直并行不悖，因为基层的经验，总能体现最鲜活的改革实际。但进入改革深水区，中央的顶层设计也开始将试点逻辑涵括在内——司法改革、自贸区、地方债、农村土地改革，中央都设计了相应的试点。

从中国的改革史看，不断出现着中央顶层设计与基层自主创新的结合。地方自主的试验，会为中国改革带来不同的范本和经验；而由中央选择试点进行改革，则包含了对整体改革战略的思考和设计。查漏补缺与啃硬骨头：破解改革真命题

为什么要进行顶层设计？一个例子或许可以说明问题。

6月5日，在国务院例行吹风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林念修表示，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审议通过了《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将于近日印发，助力大众创业。

林念修介绍说，2014年，中国创业产生的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达到365万个，相当于平均每天成立1万个公司。但在大量鼓励创新创业的措施背后，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在国家发改委看来，由各部门、各省区市自主出台的支持性政策，交叉重复多，缺乏顶层设计，有的政策可操作性、落地性较差，改革性举措少；一些政策执行程序繁杂，传导时间较长；部门之间、部门与地方之间出台的政策缺乏有效衔接和协调联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份制度性文件应运而生，主要聚焦于创业中容易产生困难的融资等问题。换句话说，这样的制度设计，来自于实际的操作困难。地方和部门解决不了的困难，就需要中央层面统筹规划。类似的作用，也体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上。也有的顶层设计是出于“查漏补缺”的需要，填补的是长期以来的改革空白。

例如，新出台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就是第一个专门规范和加强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的党内法规，此前此处的制度规定一直欠缺。

对于党政机关如何选拔领导干部，有《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14），也有《公务员法》规定和保障体制内的工作人员；对于央企领导人员的培养和遴选，则有《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但事业单位作为一个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社会服务组织，一直没有独立的条例规定其领导人的组织事项，而只得依照《公务员法》施以管理，这一制度上的“真空”地带亟须填补。新的规定，也使事业单位领导人的管理有独立规定可依，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有助于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

更多的制度设计，则来自于“啃硬骨头”的需要。司法、户籍、财税、国企改革等，每一项牵动多方利益的改革，都需要中央层面审慎研究，不仅推动改革落实，更要推动改革有序、长远地进行。在改革的攻坚区和深水区，“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式已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发展形势所需。具备全局性、协调性、战略性、长远性等特点的顶层设计改革方式，在当前的经济社会转型期和关键期，越发彰显其重大意义。治理现代化与依法治国：改革逻辑与走向

从理论上看，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决议、„四个全面‟的理论指导，给顶层设计设立了理论框架。而针对当前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民众要求公平正义、要求在改革发展中得到„获得感‟的呼声也很高。在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共产党越来越主动而明晰地把握着改革的方向、节奏和力度——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顶层设计的意味越来越浓的原因。

换句话说，密集的顶层设计，正是落实“四个全面”要求的体现。

例如，为了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面对京津冀地区巨大的人口规模，日渐扩大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首都愈发凸显的“城市病”，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协调三地发展、激活城市活力、推进共同繁荣；面对雾霾的频繁笼罩、能源的不断消耗，首个关于生态的文件《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出台，全局性协调生态环境治理。十八大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的顶层设计有三个特点：

一是全面性，过去我们的改革重点放在经济上，而现在则体现在各个方面，无论是教育还是司法、养老还是户籍，更注重社会的全面发展，也更关心群众呼声强烈的问题领域；

二是制度特征明显，过去理念性的比较多，很多体现在领导讲话、指导等内容里，现在则落实在制度性的条文中，形成刚性制度约束；

三是制度的联动性——过去的改革措施更多是针对某一个领域进行改革，而顶层设计则要求各项改革之间相互协调、共同推进，一个方面的改革能同其他方面的改革相互补充、相互映照。比如事业单位的改革、政府自身的改革、国企改革，都与经济创新发展相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