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法律程序（合集五篇）

第一篇：正当法律程序

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或 due process of law）是美国旨在保护公民权利，具有广泛含义和适应性的一项重要宪法原则，其渊源可追溯到1215年英国《大宪章》第39条。规定正当法律程序的宪法条款，即修正案第5条“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以及修正案第14条第1款“任何州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第5条修正案是针对联邦政府行为设定的限制，第14条修正案是为约束各州。

正当程序分为程序的正当和实质的正当。起初,正当程序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中被解释为仅具有程序性含义，即个人有权按照法律规定获得公正和恰当的审判，如1873年的“屠宰场案”。然而随后的发展大大超越了这个局限，最高法院在判决中逐渐将正当程序的适用范围扩大，使之具有了实质性含义，即最高法院可以以正当程序为依据对各州和联邦立法的实质性内容进行审查，如果法院认为立法侵犯了人民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权即可宣布该法因违反正当程序而无效(见1897年“奥尔盖耶诉路易斯安那州案”和1905年“洛克纳诉纽约州案”)。正是由于实质性含义,才使得正当程序条款具有了限制政府权力的重大意义。在本世纪20年代以前，正当程序主要用于对财产权的保护。在“生存竞争”的法律达尔文主义思想支配下，最高法院运用正当程序的判决对于维护契约自由、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资本主义原则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通过将正当程序所保护的“人”(自然人)扩大解释为公司(法人)，正当法律程序成为维护个人和公司经济利益不受政府干预的有力武器，成为美国商业的“大宪章”，政府对于私人财产或契约自由的任何限制都被视为违反正当法律程序而无效。这种情况的发展最终造成了自由主义的泛滥。无视社会的进步，忽视劳工福利等对现代社会要求的作法遭到强烈抨击，在本世纪上半期得到了纠正，而法院也从强调对于财产权的保护开始转向强调对于人身权利的保护，“人权法案”所保障的基本人权被联邦最高法院判例解释为已合并在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之中，从而发挥了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的作用。

第二篇：关于美国刑事正当法律程序规则的考察下

美国刑事正当法律程序规则的考察下

总之，在这两个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都采取的都是“基本权利”(Fundamental Rights)或“命令性自由”(Ordered Liberty)的方法来解释第十四宪法修正案中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适用，这种方法一直盛行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按照这种方法的解释，在第十四宪法修正案和“权利法案”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正当程序”条款仅仅包括一些重要的基本权利，在刑事诉讼中乃要求被告人有权获得“基本公正”的对待。但是，“权利法案”中所保护的某些个人权利，也存在对各州适用的可能，就像卡多佐(Cardozo)法官在“帕尔科诉康涅狄格州”一案中所说的，有些权利“暗含于命令性自由的概念之中，这样通过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的运用，也可作用于各州”，但是第十四修正案强加于各州仅仅是那些反映了“命令性自由结构本质”(the Essence of a Scheme of Ordered Liberty)的权利，这些权利有可能是“权利法案”所包括的，也可能不是的。同样，即使一项行为不是“权利法案”禁止的，也是有可能违反“基本公正”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达姆森诉加利福尼亚州”一案的弗兰克福特(Frankfurter)法官说，“第十四宪法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条款具有独立的意义”。

因此，按照“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公正”原则，一项权利只要是“基本”的(Fundamental)，不管是否为“权利法案”所规定，也存在对各州适用的可能。1952年，弗兰克福特法官在“罗晨诉加利福尼亚州”(Rochin v.Califonia，342 U.S.165)一案中就运用了“基本公正”理论，得出了肯定的结论。在该案中，罗晨(Rochin)涉嫌贩卖麻醉剂，一天三名警察闯进他的家里，当时罗晨正裸着身子坐在床上，他的妻子还在床上躺着。三名官员看见在罗晨的床头几上有两个胶囊，于是立即询问“那是谁的东西?”这时罗晨把这些东西拿起来就放进嘴里，这三个人虽然立即跳过去，但是罗晨还是把胶囊吞到肚子里。接着罗晨被逮捕，并被戴上手铐送进医院。在官员的监督下，一名医生强制性地把一根塑料管伸到罗晨的胃里，并注入催吐剂，结果他发生呕吐，把两个胶囊吐了出来，警察发现这两个胶囊里面装有吗啡。后来，这两个装有吗啡的胶囊成为反对罗晨的主要证据，最后罗晨被认定非法持有毒品罪。罗晨不服，以非法取证为由向加利福尼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加州上诉法院仍维持原判;接着，罗晨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在该案中，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在罗晨胃里注入催吐剂的行为，是否侵犯了他的“正当法律程序”权利?对此，联邦最高法院持肯定的态度，认为“考虑到正当程序条款的要求，‘不可避免地强加于法院的判决活动必须基于整个诉讼的过程而产生，以此来确定他们是否违反了公正和合理准则的要求——即使对于那些被指控犯了令人发指的罪行的人来说，这表达了美国人们的正义观念。’这些正义的标准尽管是具体的，但不是由任何地方的当局制定的。正当法律程序是一项概括性的宪法保障，正如卡多佐(Cardozo)法官先生两次写道——宪法中对个人特权的尊重，‘如此植根于传统和我们人民的理性之中，以致于被认为是根本的’或者是‘暗含于命令性自由之中的’。”

“正当程序条款的模糊界限，并没有留给法官太大的空间。我们不可以仅仅依靠个人和私自的观念随意得出一些结论，而不考虑在司法运行中对法官的限制。即使正当法律程序的概念不是最终的和固定的，这些限制也是源于对我们整个司法程序本质的考虑。这些考虑深深地植根于理性和法律职业的传统之中。正当法律程序条款要求法院在受到限制的司法权力范围内，审查一项有罪判决„„”

“把这些一般的考虑适用于目前这个案件的情况中，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说，这项有罪判决制作的过程，不止侵犯了私人感情，这种行为令人的良心感到震惊——非法侵入被告人的私人住宅，强迫打开他的口并从其胃里取出东西——这种政府代理人获取证据的诉讼过程，即使是冷酷无情的人也会受到伤害。这些方法接近于拷问和欺骗，不能得到宪法的许可。”

“最近这一系列案件执行了宪法性的原则，即国家不能基于暴力手段获取的自白而定一个人的罪。这些决定不是对国家广泛权力的任意例外，国家仍可运用自己的证据规则进行刑事审判。它们不是我们宪法性法律中某点的规定，而是一项总体原则的适用。他们仅仅是对国家一般性要求的部分例证，即国家在刑事指控中要采取文明体面的行为。正当法律程序，作为一项历史性的和概括性的原则„„这不是说宪法性的历史过程就使法院认为，警察可以采取精神上的强制手段，从被告人的胃里强制取出东西，以此来判决他有罪。”所以，最终原审法院的有罪裁决被撤销。

总之，由上述的案件可以看出，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间，联邦最高法院在处理“权利法案”和第十四修正案的关系问题上，实行“基本公正”原则，但除部分案件外，在大多数案件中仍然拒绝“权利法案”对州的适用。

四、“合并原则”(Incorporation Doctrine)：

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权利法案”被第十四宪法修正案广泛“合并”的情况，其中的“选择合并”理论和“完全合并“理论取代了以前的“基本公正”原则。与“基本公正”原则不同，“合并原则”(Incorporation Doctrine)是指“权利法案”的内容可以被全部或部分地直接“吸收”(absorbe)或者“合并”(incorporate)到第十四宪法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中去，从而对各州产生约束力。这两项原则尽管有时可能产生定罪错误，但是有助于提高“限制政府上的程序利益和实现种族与阶级平等上的社会利益”。

当然，“合并原则”广义上包括“完全性合并原则”(Tatal Incorporation Doctrine)和“选择性合并原则”(Selective Incorporation Doctrine)两种。其中对于“完全性合并原则”,哈兰(Harlan)法官在很早就提出——“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实际上包括了权利法案中的所有规定;而对于“选择性合并原则”，系指第十四宪法修正案中的“正当法律程序”仅仅吸收了“权利法案”中的部分规定，而不是全部内容，这一原则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从总体上看，“基本公正原则”和“合并原则”之间存在的区别，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首先，它们对“正当程序”的界定不同。从“基本公正原则”的观点来看，“正当程序”的概念可以溯源到英国的大宪章(Magana Carta)，当时的正义标准是重视公正的本质而不是形式，正当程序具有自然法的基础，它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概念，它不是“权利法案”的附属物，相反却可能包括“权利法案”中的所有权利、部分权利、或者甚至什么都不包括;而从“合并原则”的来看，“正当程序”仅仅是一项程序性的保障，它是确保权利法案的程序性调节，按照胡果·L·布来克(Hugo L.Black)法官的观点，正当程序授予的仅是“在现行有效的规则和法律下，由独立和公正的法院审判的权利”。其次，“基本公正原则”仅在

个案(case-by-case)的基础适用正当程序，它不限制对权利法案的审查，在该规则下，最高法院权衡所有的情况，决定在特定情况下某项行为是否违反了美国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准，而“合并原则”并不是这样。再次，这两项原则要求各州统一标准的程度不同。在“基本公正原则”下，州和地方的刑事司法体制可以界定它们自己的刑事程序法律;而在“合并原则”下，州和地方没有多少自由来决定自己的刑事程序，它们必须遵循权利法案所框定的规则。

应当说，“选择性合并原则”的出现，也与当时联邦最高法院人员组成的背景有关。1962年，弗兰克福特(Frankfurter)法官和查尔斯·魏特可(Charles Whittaker)法官退休，肯尼迪总统任命赞成“合并”理论的布润·R·怀特(Byron R.White)法官和阿瑟·J·格德伯哥(Athur J.Goldberg)法官接替，受当时的首席大法官鄂尔·沃伦(Earl Warren)的领导——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实现了自由派的组合，他们积极主张通过“合并”原则来实现各州刑事程序的宪法化。

这体现为：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联邦最高法院通过“米兰达诉亚里桑那州”等判例，加强了对警察行为的控制;另一方面，联邦最高法院倾向于对“基本程序权利”作宽泛的解释，把越来越多的“权利法案”的规定“吸收”(absorbe)或者“合并”(incorporate)到第十四宪法修正案中去。

事实上，“选择性合并原则”是“完全合并原则”和“基本权利原则”的结合，它承认“基本权利原则”的基本假设——主张第十四宪法修正案仅仅包括了那些反映了“命令性自由”本质的权利，并且认为“权利法案”中罗列的诸多权利并不必然都是“基本”的(这也意味着即使有些权利没有在“权利法案”中列出，也有可能被视为是“基本”的);但是“选择性合并原则”并不赞同基本权利原则在界定“基本权利”时使用的“所有情况”(Totality of the Circumstances)的解释。

按照“选择性合并原则”的要求，在决定某项权利是否属于“基本”权利时，法院应当看到某条权利法案所规定的全部内容，而不是仅仅看到这项权利的某个方面或某个方面在实践中运行。如果某项权利被认为是“基本”的，那么它应当被“合并”到第十四宪法修正案当中，此时这项权利不仅适用于联邦，对各州也具有同样的约束力。[1]

例如，1968年在“杜肯诉路易斯安那州”(Duncan v.Louisiana，391 U.S.145)案中，被告人杜肯被起诉殴打罪(Battery)，而殴打罪按照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规定是一项轻罪，最高可以判处两年的监禁和300美元的罚金。审判时，被告人要求陪审团审判，但是被法院否决，因为按照路易斯安那州的宪法规定，仅仅在死刑案件和严重的劳工案件中才允许陪审团审判。最后，被告人被判处60天的监禁和150美元的罚金。对此，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认为自己的接受陪审团审判的宪法性权利受到侵犯。

本案中的争议焦点为：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是否属于第十四宪法修正案“正当法律程序”中所包含的权利?对此，联邦最高法院在回顾陪审团历史发展和现实作用的基础上，认为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是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属于第十四宪法修正案保障的范围;并且认为，陪审团的审判适用于重罪案件，而监禁刑为两年的案件属于重罪案件。所以，原审法院对被告人应当享有的陪审团审判的权利的剥夺，侵犯了被告人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其具体论述为：

“由于我们认为，在刑事案件中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对美国司法体制来说是根本性的，所以我们认为，第十四宪法修正案保证了所有刑事案件中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如果他们在联邦法院审判——这将适用于第六宪法修正案的保障。既然我们考虑眼前的这件上诉就是这么一个案件，我们认为，当上诉人对陪审团审判的要求被拒绝后，违反宪法的情形就发生了。”

“在我们制定宪法的时候，刑事案件中陪审团的审判在英格兰已经存在好几个世纪了，它作为一项反对独裁专制的重要规则及其作用的充分发挥，是1689年权利法案和权利宣言追求的主要目标。

陪审团伴随英国殖民者的入侵来到美国，并受到他们广泛的支持，他们拒绝了皇室对陪审团的干预。1975年10月19日召开了第一届美国殖民地会议，会上作出的决议宣布：“殖民者最重要的权利和自由”是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它“是一项内在的和无价的权利”。

最初的美国宪法吸收了陪审团审判的规定，同时，自此以后加入合众国的每一个州的宪法，也都以这种或那种的方式保护刑事案件中陪审团审判的权利。

按照最高法院以前的裁决，较为流行的观点是：在严重刑事案件中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是一项根本的权利，因此必须被各州作为履行扩展正当程序义务的一部分予以承认，适用于它所管辖区域的所有人。路易斯安那州关于陪审团的规定，主要是依据的是“马克斯伟尔诉窦”(Maxwell v.Dow)、“帕尔科诉康涅狄格州”案(Palko v.Connecticut)和“辛得诉曼彻斯特”(Snyder v.Massachusetts)等案制定的。但是在这些案件中，没有一个州完全实施了在严重刑事案件中实行陪审团审判的规定。

联邦和州宪法中的陪审团审判保障，反映了对法律执行和司法调整方式的深层判断。被告人被授予陪审团审判的权利，主要是为了防止政府的压迫。那些宪法的制定者从历史和经验中认识到，有必要反对那种为排斥异己的无事实基础的指控，也要反对法官对高层当局的讨好和谄媚。宪法的制定者们努力创造独立的司法，并坚持对专制行为进一步反对。为被告人提供由他同类的人进行审判的权利，这对于反对检察官的腐化、过于激情，防止法官的偏见、顺从和古怪，具有坚实的保障作用。

联邦和州宪法中关于陪审团审判的规定，还反映了一项对行使官员权力的基本决定——把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完全交给一名或一群法官，这是危险的。在严重刑事案件中，将审判的权力交给陪审团，这也是辩护方反对专制执法的重要武器，应当被包含在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之中，因此也应当受到州的尊重。

当然，陪审团审判也有“它的弱点和被滥用的可能”，这也是长期争论的问题，尤其是这个世纪以来，许多人提出让未经过法律训练的门外汉决定刑事和民事案件中的事实，这是否科学。尽管这方面争论很激烈，但大多集中于民事案件。最近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在大多数案件中，陪审团确实能够理解证据，并得出正当的结论;当陪审员之间有争议的时候，法官会及时指导;他们共同服务于正当的目的。

路易斯安那州提出异议说，如果认为陪审团审判是第十四修正案保障的权利，那么这将会对所有那些没有陪审团参加的审判产生怀疑。我们认为这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不会主张说，由法官单独审判的刑事案件都是不公正的，也不会说，被告人在法官审判中的待遇永远达不到陪审团审判中的程度。只是，许多案件中被告人喜欢选择由陪审团进行审判，当然他也可以放弃这项权利。

路易斯安那州的最后一项主张是，在严重刑事案件中即使需要陪审团审判，那么在本案中的定罪也是有效的，因为被告人被定的仅仅是殴打罪和60天的监禁。对此，我们认为，虽然有一些罪行不属于第六宪法修正规定的陪审团审判范围，当然也不需按照第十四修正案的要求适用于各州，但是，一项犯罪所规定的刑罚是判断该罪行是否严重的主要标准，如果足够严重的话，那么就适用于第六宪法修正案。本案中，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规定，殴打罪的最高刑期是2年，那么这时是按照一项罪行的法定刑的最高期限来计算，还是按照被告人实际被判处的刑期来衡量呢?如果以法定最高刑期为标准，那么2年算不算“严重”的罪行呢?

我们认为，在判断的标准上，应当以一项罪行法律所规定的最高刑期来计算;那么2年算不算“严重”罪行的刑期呢?对此，我们一般以整个国家的法律和实践的情况来衡量。在联邦体制，轻罪被界定为不超过六个月的刑期和500美元的罚金。在全国50个州里面共有49个州都规定，没有陪审团审判的案件主要限于1年以下监禁刑的案件，这有时也包括一些简单的殴打罪案件。在18世纪末，没有陪审团审判的案件，也主要限于6个月监禁刑以下的案件„„在本案中，我们没必要再详细地列出轻罪与重罪的准确界限了，按照我们国家过去和现在的标准，有充分的事实足以表明，监禁刑为两年的案件是重罪案件，而非轻罪案件。所以，被告人应有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原审法院否定它，这是错误的。”

在上述“杜肯诉路易斯安那州”(Duncan v.Louisiana)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在回顾陪审团历史发展和现实作用的基础上，认为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是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属于第十四宪法修正案保障的范围，所以，原审法院对被告人陪审团审判权利的剥夺，是对正当法律程序的否定。在本案中，对于“基本权利”的判断，怀特(White)法官说，现在我们考虑的不再是某项争议的权利是否是“命令性自由的本质”，或者这项权利是否是一个文明社会所要求的“永恒的正义原则”，我们也不再考虑“如果没有它，那么一个文明的司法体制是否可以想象”。相反，现在考虑的是“在美国各个州所进行的刑事程序的大背景下”，这项程序保障“对于美国司法体制”是否是“根本的”或者是“必需的”。

当然，“选择性合并原则”在本案中也遭到部分法官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一理论仅仅是“基本权利原则”和“完全合并原则”不自然的妥协，从第十四宪法修正案“完全合并”的观点来看，它缺乏“内在统一性”。事实上，“选择性合并原则”也一直面临着这样的批评，比如许多人认为，这一原则破坏了美国的联邦制，干扰了地方刑事司法，剥夺了各州在用不同方法解决刑事司法问题时的多样性和实验的权利。既然联邦和州存在着广泛的区别，那么在解决地方问题时，只能采取适合当地的方法。由于联邦政府的刑事司法主要集中于欺诈、偷税和其他复杂的犯罪，对这些犯罪的侦查主要是在办公室、而不是在野外进行;相比而言，地方政府发生的案件多是一些街头骚乱、暴力性犯罪等，侦查、辨认起来都比较困难，并且地方警察的装备、技术等也都没法和联邦警察尤其是FBI相比。因此，“权利法案”在联邦刑事司法中运行良好，并不能代表在地方也能得到执行，有时甚至会阻碍地方刑事司法的有效运转，毕竟联邦处理的案件只占全国的0、6%，对于地方99、4%的案件来说，这种对权利法案的“选择性合并”理论并不一定能取得良好的效果。[5]]

但是，尽管人们对“选择性合并原则”还存在这样那样的批评，它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刑事司法中茁壮地发展起来，并在20世纪60年代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就像布伦南(Brennan)法官所说，“选择性合并原则”几乎改变了整个“法律的面目”;第十四宪法修正案中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差不多“合并”了“权利法案”中除“重罪应经大陪审团提起公诉”和“禁止课以过多的保释金和罚金”外的所有诉讼权利。这些权利一经被“吸收”或“合并”到第十四宪法修正案后，便对联邦和州具有同样的约束力。

下面的表格反映了“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对“权利法案”的“合并”与“吸收”情况：

序号 “权利法案”中被“合并”的权利 判例名称 判决日期 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 “沃福诉科罗拉多州”案(Wolf v.Colorado,)1949年 排除州无理搜查和扣押取得的证据 “马普诉俄亥俄州”案(Mapp v.Ohio, 367 U.S.643)及“科尔诉加利福尼亚州”案(Ker v.California, 374 U.S.23)1961年1963年 反对残酷和非正常的惩罚 “罗宾逊诉加利福尼亚州”案(Robinson v.California,)1962年 律师帮助的权利 “吉迪恩诉温赖特”案(Gideon v.Wainwright, 372 U.S.335)1963年 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 “马洛伊诉霍根”案(Malloy v.Hogan, 378U.S.1)1964年 与反对自己的证人对质的权利 “波伊特尔诉得克萨斯州”案(Pointer v.Texas, 380U.S.400)1965年 传讯证人为其辩护的权利 “华盛顿州诉得克萨斯州”案(Washington v.Texas, 388 U.S.14)1967年 迅速审判的权利 “克罗普弗诉北卡罗林纳州”案(Klopfer v.North Carolina, 386 U.S.213)1967年

对于上述八项“权利法案”中的重要诉讼权利，基本上是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联邦最高法院判例，被“吸收”和“合并”到第十四宪法修正案中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里的，它对联邦和州具有同样的效力，一定程度上“确保了50个州的司法体制建立于根本的公正基础之上”。

正如布来克(Black)法官在“杜肯诉路易斯安那州”(Duncan v.Louisiana)一案中所说，“选择性合并”原则“使法官避免了对于权利法案以外政策定位上的随意波动，并且，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选择性合并程序’在利用权利法案对州实施保护方面，已经显示出重大优势。”总之，美国“通过一百多年的努力，特别是近四十余年来最高法院的个案判决，目前美国各州对权利法案的保障已基本达到联邦政府所给予的水平。”

第三篇：浅谈确保程序正当的重要性

结合行政执法工作从依法行政，建设法制政府的高度浅谈确保程序正当的重要性？

确保程序正当是建设法治政府，保障公民权益的客观需要。2004年开始实施的行政许可法以来，我们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行政执法方面，进一步加强了对执法行为的监督管理，改进执法方式，推行综合执法，要求向社会公开特别是向当事人告知执法依据、执法程序和执法结果，有效遏制了乱处罚、乱收费、乱摊派和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等问题，广大公务员依法行政的自觉性和能力进一步提高，行政执法总体上有了很大改善，但乱执法、粗暴执法、执法谋私的问题依然突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建设法治政府，政府严格依法行政，是保障公民各方面权益的基本要求，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确保程序正当是依法行政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行政行为要于法有据程序正当。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要由法律来确定。政府只能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力，所有行政行为都要于法有据、程序正当。各项法律、法规一旦公布实施，必须得到有效贯彻执行，做到令行禁止，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是新时期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指导性文件。建设法治政府的核心是依法行政。行政执法是政府大量的、日常性行政活动，与企业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市县政府要特别加强依法行政。市县政府处在政府工作的第一线，直接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头绪繁多，工作压力大。提高市县政府依法行政能力，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任务，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特别是减少社会矛盾，把矛盾有效化解在基层、解决在当地具有重要作用。

确保程序正当是政府依法履行职能确保民主公正的需要。政府要依法履行各项职能，不仅要按照法定权限办事，还要按照法定程序办事。没有程序的民主，就没有实质的民主；没有程序的公正，就很难保证实体公正和结果公正。当前重权限、轻程序的问题比较突出，许多损害、侵犯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往往是不按程序办事或程序不规范造成的。要把建立和完善行政程序，作为推进依法行政的一项重要任务。各级政府及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树立程序意识，严格按程序办事。对违反行政程序损害群众利益、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纪依法追究责任。

第四篇：从茂名PX事件看正当运用法律程序重要性

从茂名PX事件看正当运用法律程序重要性

威廉姆.道格拉斯曾说过：“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的基本区别。” 顾名思义，这里的程序是指法律程序，按照学者季卫东的解释即从事法律行为、做出法律决定的过程、方式和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关系”——人民遵循法定时限和时序并按照法定方式和关系进行法律行为。在我国这样一个建设中的法治国家，法律程序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

法律程序包括审判、立法、调解、仲裁、行政、选举等活动的程序。法的制定到修改、现代政治和社会公共问题的决策、市场行为、普通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都需要程序来规范。缺乏程序要件的法制是难以协调运作的,其结果,往往是“法制”存、“法治”亡。因此,程序应当成为中国法制建设乃至社会发展的一个真正的焦点。

程序的实体意义主要表现在“正当过程”原则和“程序正义”原则，一种法律行为即使结果存在漏洞，但只要是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的，那么这个结果就可以被人所接受。正如J·罗尔斯认为：公正的法治秩序是正义的基本要求,而法治取决于一定形式的正当过程,正当过程又主要通过程序来体现。

有社会即有纠纷。实在法起源于消弥纠纷的实践。最初是由审判者根据习惯、道德和理性来宣示法律的。但这样做具有极大的恣意性。因此，人们设想出两种基本方式来限制:一种是审级制度,在审判者之上

设立审判者,以资补救；另一种是分权制度,使制定法律的机构与适用法律的机构相互分离。而这些制度的操作都离不开程序。随着社会的进化,法律现象日益复杂,相应地,程序也越来越精致。很多学者强调,法的发展是通过程序体系的严密化而实现的。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程序在调解社会纠纷方面的重要作用。而茂名PX事件更说明了程序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

2014年3月30日上午，茂名市区一些群众为了表达对拟建芳烃项目的关切，在市委门前大草坪聚集，并在个别路段慢行，整体情况理性、平和。下午，有小部分人上路堵塞交通，后逐步散去。但晚上10点半之后，一群不法分子开始在市区拦车辆，实施打砸行为，事后开始冲击茂名市委北门和东门。晚11时许，违法分子将停在市委东门附近一辆正在执勤的警车烧毁，随后小部分闹事者开始乘摩托车继续在市区多个地方打砸沿街商铺、广告牌，纵火烧毁多辆执勤警车及无线电通讯车、拖车等。公安机关迅速行动，果断处置，有效控制了局面，事件中没有人员死亡。

广东茂名是中国重要的石油化工基地。2012年10月，茂名芳烃（PX）项目正式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由茂名市政府与茂名石化公司采取合资方式共同建设。作为基础化工产品，PX已经成为当今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之中。全球生产的3000多万吨PX，绝大部分都成为聚酯纤维的原料。大量的聚酯纤维被加工成服装，不仅满足全球60多亿人口的穿衣，还解决了自然

纤维与粮食争地的问题，为我国节约近2亿亩耕地。PX不仅与人们的衣着有关，它也是可以直接入口之物，比如药物胶囊，PX就是原料之一。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很多国家，PX不算危险化学品。资料显示，无论是危险标记、健康危害性、毒理学资料，还是在职业灾害防护等标准下，PX都不属高危高毒产品。然而，在部分“环保人士”的反对中，中国PX项目停滞不前。在2013年5月，中国石油在昆明安宁的1000万吨/年炼油项目遭到民众的反对。其中人们反应最强烈的，是这个炼油厂将生产PX。这不是PX项目第一次遭到抵制。2007年6月厦门PX项目、2011年8月大连PX项目，以及2012年10月宁波PX项目都在公众抗议声中停摆。

2014年4月3日，茂名市政府召开茂名市PX项目新闻发布会。主要内容如下：第一，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环境保护。当初提出茂名芳烃项目的设想，是立足于芳烃项目安全可靠这一科学认定以及学习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做法为前提的。第二，市政府没有制定开工建设芳烃项目的具体时间表。只是处于科普阶段，项目环评、立项等前期工作还没开展，远未具备国家有关部委同意施工建设的基本条件，离启动为时尚早。在这次事件中我们看到，部分市民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共识，下来，我们将尊重民意、民情，在社会没有达成充分共识前我们决不会启动该项目。第三，在项目普及知识阶段，部分群众表达了对这个项目的关切。在这次事件中，绝大多数表达诉求的群众是理性平和的。广大人民群众对芳烃项目所表达的关切和意愿，充分体现了大家对茂名的无比热爱，对茂名未来发展的

深切关注，与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和愿望是完全一致的。但在事件中，极少数不法分子编造谣言、借机闹事，采取打砸烧等暴力手段破坏市政设施，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既违反了国家法律，又严重背离了广大群众理性表达对芳烃项目关切的初衷。对这些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必将依法严厉打击。

从市民角度看，正如茂名市政府的公告所言，“茂名人关心茂名这座城市”。公众对工程项目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表达关注和焦虑，完全可以理解。但也应承认，很多这样的焦虑，更多是从个人主观的判断、先入为主的经验而来，并不一定正确。实际上，关于PX项目的重要性和安全问题，已多有讨论，PX并非危险化学品，相同浓度下，它对接触者可能产生的健康危害，还不及醋酸和尿素。近年来，我国每年都要从日本、韩国等地进口大量PX产品，而在这些地方，很多PX工厂与居民区的距离相当接近。这样的事实，对于能不能、要不要建PX工厂，应该是很有说服力的了。

而且，就算是表达诉求，也需要坚守一个“法”字、也要经过合法的程序，依照法律规定行使自己的权利。少数人浑水摸鱼，无端让冲突加剧、矛盾升级，已经触碰到法律的底线。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化解矛盾，应是全社会的基本共识。政府依法行事，市民依法维权，只有在法制的框架中、法治的轨道上，才能实现理性对话，那种偏见导致的杯弓蛇影、曲解带来的风声鹤唳，才能最终消除。从市政府角度看，茂名不忘厦门、宁波、彭州、昆明PX项目遭遇民

意阻击的前车之鉴，在信息公开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目前项目仍处于科普宣传阶段，不仅当地媒体发表系列文章“揭开PX的神秘面纱”，还邀请中国工程院、清华大学的相关专家解疑释惑，却仍未能阻挡负面情绪的滋生乃至“决堤”，这也说明，复杂现实远非一句“公开透明”就豁然开朗。如何才能最大程度的避免矛盾和误解，就是要一切按合理程序进行。和其他政府决策一样，茂名市政府决定建设PX项目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如得到国家有关机关的审批、向市民公布征求意见、公布实施等，只有经过了必要的程序，才能得到市民的支持与配合。

程序的对立物是恣意,程序在当今社会的最大作用就是可以限制行政官吏的裁量权、维持法的稳定性和自我完结性。当然，程序不是要抑制决策过程与外部环境的关系,而是要控制这种关系。各种宏观影响和微观反应要经过一定的过滤装置、通过适当的途径反映到决策中去 可以说,程序是一种角色分派的体系，程序参加者在角色就位之后,各司其职,互相之间既配合又牵制,恣意的余地自然就受到压缩。在一项政治决策中，人民和政府就是其中的两个角色，这也是宪法赋予人民知情权、参与决策权、游行示威和言论自由等权利的意义所在。人民通过听证会和行使以上权利等方式干预政府决策，让人民的意见得到关注和尊重，从而使政府决策更加民主性、科学性。正如在此次事件中市民和市政府形成了两大角色，彼此牵制，相互制约，一切未经合法程序的行为都会被否定。

程序的一个特点是它包括选择的两个方面:改善选择的条件和甄别最满意的选择机制。现代政府调整选择的主要方式就是公正而合理的程序。亦即，程序平衡了市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稳定发展的根本。通过中立性的程序来重建社会共识、整顿竞争秩序,既是过去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今后改革深化的重要前提。只要中国仍坚持国家主导型的变革模式，同时又希望避免剧烈的社会动荡,那么突出程序合理性和程序正义问题就具有特殊的和紧迫的意义。

【讨论题】法院怎么啦？

近日兰州数位公民向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兰州威立雅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对自来水苯污染超标事故进行民事赔偿并公开道歉。而法院拒绝受理此案。兰州中院拒绝立案的理由，是起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55条“对污染环境„„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公民个人不具备诉讼原告主体资格。

【 问题】： 你认为兰州中院的拒绝受理此案的理由是否成立？ 法律意义上的公益诉讼，既可以由该事件的利害关系人提起，亦可以由非利害关系人提起。只有由非利害关系人提起的公益诉讼，才应该

受到民事诉讼法第55条的限制。如果是由利害关系人提起的诉讼，不能因其涉及公益而剥夺利害关系人的诉讼权利，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不但是公益诉讼，亦是侵权诉讼。该案的五名原告均为该事件的利益关系人，具备诉讼原告主体资格。因此，兰州中院的拒绝受理此案的理由不能成立。

第五篇：正当四号少年

国旗下讲话稿：邓福平

争当四好少年

老师们，同学们： 早上好！

今天国旗下讲话的主题是“牢记贺信要求，争当四好少年”。胡锦涛主席在致中国少年先锋队60周年的贺信中饱含深情，对全体少先队员提出了殷切希望，要求全体队员要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争当热爱祖国、理想远大的好少年，争当勤奋学习、追求上进的好少年，争当品德优良、团结友爱的好少年，争当体魄强健、活泼开朗的好少年。于是全国上下，迅速掀起了一股“学习胡爷爷贺信，争当四好少年”的热潮。

争当四好少年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思想境界，是一种高尚品德，更是一份责任。我们学校马上就要响应上级号召，开展“争当四好少年”的活动。在此，我对全体同学提出几点要求：

1、制订“争当四好少年”行动计划。每位同学在家长或班主任老师的帮助下，制订好争当“四好少年”的行动计划，对照自己的不足之处提出切实可行的做法，从细节入手，从小处做起，激励自己按照计划不断努力。

2、参加“争当四好少年”主题活动。全体同学要积极参加学校或班级组织的“争当四好少年”主题活动，如参加主题队会、参与“争当四好少年”主题黑板报的设计、排版和书写，参加班上和学校组织的主题活动等，使自己在活动中不断进步。

3、分享“争当四好少年”心得体会。各班级要积极组织同学交流和分享“学习贺信要求，争当四好少年”的实际行动和心得体会，可利用主题队会、学习园地、队角、宣传栏以及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来交流学习心得。

4、向“四好少年”榜样学习。各班要组织评比“四好少年”榜样，并鼓励学生向榜样学习。

同学们，让我们从身边小事做起，为争当四好少年而努力吧！让我们常怀一颗向上之心、常注一腔感激之情，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刻苦学习，用优良的品质、强健的体魄、良好的行为习惯来回报学校、回报社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