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与完善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相关法律规定的理解
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相关法律规定的理解与完善
彭丁聪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因其犯罪行为所引起的损失赔偿而进行的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作为一种司法救济制度，维护司法公正，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是第一宗旨，其立法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贯彻诉讼经济原则，避免人民法院，当事人、证人等的重复劳动，在惩处犯罪的同时，及时地挽回被害人因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有效地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减小犯罪行为所带来的社会危害，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解释》)第八十四条至一百零二条，以及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关司法解释等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进行了相关规定。这些法律、司法解释等虽然对审判人员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相关程序和注意事项进行了规定，但有些规定表述不明确，有些规定缺乏操作性，有些规定不符合法理，本文就《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刑事诉讼法解释》第八十八条、八十九条条存在的问题进行粗浅探讨。
一、《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刑事诉讼法解释》第八十八条、八十九条的内容
《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前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查封或者扣押被告人的财产。”《刑事诉讼法解释》第八十四条规定“ 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可以告知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放弃诉讼权利的，应当准许，并记录在案。”第八十九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提起。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我们从上述规定中可以归纳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相关内容：
1、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形，即只能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才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2、告知的主体是人民法院;
3、告知的对象是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有被害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被害人已死亡的近亲属、被害人是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人民检察院;
4、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时间是刑事案件立案以后至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
5、人民法院告知义务的不确定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可以告知但不是必须告知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6、救济措施，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刑事诉讼法解释》第八十八、八十九条规定存在的问题
1、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立案程序不规范、不明确
(1)告知被害人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不明确。《刑事诉讼法解释》第84条规定的是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可以告知被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没有作出刚性规定，从而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导致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对此为了单位或自己的利益会做出不同的理解，认为既然是可以告知，那么人民法院有权根据不同情况而不告知，于是在刑事案件立案时就会有意无意地省略掉了这一告知程序，造成有的被害人失去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机会，起诉权不能得到有效保证。
(2)法院内部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究竟由立案庭告知还是由刑事庭告知没有明确规定。如在立案时没有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予以区别对待，即当检察院就刑事部分向法院提起公诉后，法院立案庭往往只就刑事部分审查后对刑事案件立案号，而对于附带民事诉讼部分没有专门的案号，使得刑事案件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在案号上没有区别，让刑事审判庭在接收案件时无法确认是否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也有些法院的立案庭为了省事，对刑事案件一概不予审查，直接受理并编案号然后移送刑事庭，这样就把告知被害人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任务推给刑事审判庭;同样刑事审判庭有时也会对当事人在立案环节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是在刑事部分的审理过程中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进行立案程序而直接受理进入审理程序，从而导致立案庭不知道哪些案件有附带民事诉讼，造成了一些附带民事案件只有结
案而没有立案的现象。总之，这种混乱、不规范的现象在实践中普遍存在，这既不利于法院的内部管理也不利于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保护。
2、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时间不具体且不符合司法实践
《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刑事诉讼过程是一个时间跨度很大的过程，根据刑事诉讼法原理可知，刑事诉讼过程包括侦查、审查起诉、一审、二审、甚至重审、再审程序，因此根据司法实践的需要，《刑事诉讼法解释》第89条对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时间进行了适当限制，即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提起。这一规定虽然较《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要明确，但同样存在以下问题：
(1)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的法律原则不能很好的实现。因为当被害人是在刑事案件已进入开庭准备程序或者已经开庭，甚至在开庭审理的过程中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必然会打乱刑事案件的开庭审理工作，刑事审判庭不得不停止刑事案件的开庭准备甚至休庭，以等待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立案后重新安排开庭。然而刑事公诉案件的审理期限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刑事审判人员会利用法律赋予他们的“先刑后民”的权利，从而使“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这一法律规定成为徒有形式没有实质作用的“空壳”规定。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中关于“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的规的定也无法落实。因为公诉案件的审理期限很短，即简易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审理期限只有20天，普通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审理期限是30天，最多45天要结案。当出现被害人在刑事案件已进入开庭准备程序、已经开庭，或者在开庭审理的过程中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形时，刑事审判员有时不得已采用先刑事后民事的方法对案件进行处理。这样一来司法解释规定的“被告人及家属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的规定就无法落到实处，也不能实现设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目的。
三、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告知程序和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时间
(一)、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告知程序
1、明确规定由法院立案庭告知刑事案件被害人及相关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向法院起诉
由法院立案庭告知刑事案件被害人及相关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向法院起诉有以下优点：
(1)符合法院内部职能部门的分工原则及立审分离原则。公诉案件起诉到法院后，首先由法院立案庭审查，决定是否受理，如果受理则统一编排案号，编好案号后再移送到刑事审判庭对案件进行审理。
(2)解决“省而不告”和“审而不立”的现象
如果没有明确由法院立案庭告知的话，立案庭和刑事庭可能为了省事都不愿告知刑事案件被害人及相关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向法院起诉，即“省而不告”。这样既不能对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进行及时、有效的保护，也不能确定是哪个部门、哪个人的责任并进行相关处罚。即使刑事庭的审判员及时、有效地告知了被害人及相关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向法院起诉，刑事案件审判员一般不会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去立案庭进行立案，立案庭为了省事也不会另行立案，实际上立案庭没有相关制度和文书，事实上立案庭也不知道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进行另行操作。从法院内部分工的职能来分析，刑事庭没有直接受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权利，如果直接受理有违“立而不审，审而不立”的原则。因此，由法院立案庭告知刑事案件被害人及相关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向法院起诉最为妥当。
(3)便于案件管理
明确规定由法院立案庭告知刑事案件被害人及相关人员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案庭会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进行统一的案件编号以便与单纯的刑事案件区别开来。
(二)、明确规定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时间
综合《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笔者认为规定刑事案件被害人及相关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人员必须在告知后三日内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为宜。这样规定有以下理由：
1、规定有权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人员必须在三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有其合理性。第一，刑事案件的证据已经由侦查机关获取，换句话说，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对案件的民事构成侵权，应负民事责任的证据已经由公诉机关提供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只要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受到的损失有多少就行;第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已经有足够的时间去收集证据，因为刑事案件的发生、侦破、审查起诉到法院受理等阶段有相当长的时间;第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也有足够的时间考虑是否对被告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2、规定有权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人员必须在三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有其必要性。第一，刑事案件审理期限短;第二，早点确定有利于法院组织双方在庭前对赔偿部分进行调解;第三，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在规定时间内起诉有利于实现刑民一并审判的原则以及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中关于“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的法律精神，最终落实我国设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目的。
四、完善相关法律规定
通过上述分析，应当明确规定由法院立案庭告知刑事案件被害人及相关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人员必须在告知后三日内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否则法院对附带民事诉讼不予立案，但可以再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因此，有必要对相关法规进行修改与完善。
第一，对《刑事诉讼法解释》第八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受理部门应当告知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有权在法院告知后三日内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否则法院对附带民事诉讼不予立案，但可以再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第二，《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二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即人民法院对附带民事诉讼决定立案受理的，该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如果已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应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
第二篇：诈骗案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诈骗案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很多被害人询问能否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罪犯赔偿损失？对此，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行。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被害人能否要求罪犯赔偿损失；二是被害人可以通过什么途径挽回损失。现解答如下：
一、关于被害人能否要求罪犯赔偿损失
对于诈骗行为人被刑事追诉后，受害人能否要求其赔偿损失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不同的时期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其一，1990年1月24日，在《关于个体经营人因诈骗罪判刑后被骗人能否再对其提起经济诉讼问题的电话答复》（以下简称“《答复》”）中，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认为诈骗行为已按刑事犯罪处理的，不宜再作为经济纠纷案重复审理。较早的时候，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失主向罪犯追索被盗被骗财物应如何处理的问题的复函（1974年6月29日）》（以下简称“《复函》”）中认为罪犯已判刑处理，刑满释放后，不应再令其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同时，1999年10月27日，为了统一农村刑事案件司法政策，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指出：“对因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的物质损失，应当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处理，即应通过追缴赃款赃物、责令退赔的途径解决。如赃款赃物尚在的，应一律追缴；已被用掉、毁坏或挥霍的，应责令退赔。无法退赃的，在决定刑罚时，应作为酌定从重处罚的情节予以考虑。”
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规范性文件强调“一事不再理”的司法原则，但忽略了“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界分；不允许被害人通过民事途径求偿，容易产生“以刑代偿”的不当结论，不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其二，2000年12月19日，出于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在法释〔2000〕47号《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进一步明确，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这一规定改变了《纪要》不允许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规定，有利于刑事案件被害人避免因为司法机关主动性不足、处置不当等原因而丧失向犯罪嫌疑人求偿的权利。诈骗犯罪嫌疑人挥霍诈骗取得的财物属于“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情形。因此，依照《规定》，在司法机关依职权追缴或责令退赔的基础上，被害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要求诈骗罪犯赔偿损失。
二、关于被害人可以通过什么途径挽回损失
首先，诈骗案中的受害人不能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获得赔偿。《纪要》明确：“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应只限于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行为侵犯和财物被犯罪行为损毁而遭受的物质损失，不包括因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的物质损失。”《规定》也指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情形，由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由于犯罪嫌疑人挥霍诈骗取得的财物不属于“毁坏财物”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而属于“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情形，所以，依照《规定》，受害人不能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要求诈骗犯罪嫌疑人赔偿损失。
其次，诈骗案的被害人主要通过追缴退赔制度，由法院对犯罪嫌疑人诈骗的财产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我国《刑法》第64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纪要》确定：“对因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的物质损失，应当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处理，即应通过追缴赃款赃物、责令退赔的途径解决。如赃款赃物尚在的，应一律追缴；已被用掉、毁坏或挥霍的，应责令退赔。无法退赃的，在决定刑罚时，应作为酌定从重处罚的情节予以考虑。”
当然，依职权追缴或责令退赔的做法，有赖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及人民法院的主动作为，如
果处置不力，将直接影响刑事案件被害人损失的求偿。实践中，由于依职权追缴或责令退赔可能存在与无罪推定原则相冲突的问题，同时，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本质上不属于（也不应该属于）裁判机关，一旦案件最终被人民法院宣告无罪，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会陷于被动。因此，有关机关在追缴或责令退赔时，多持谨慎的态度。这也直接影响了刑事被害人的损失获偿水平。
再次，刑事被害人可提起民事诉讼及时向犯罪嫌疑人或罪犯请求赔偿损失。依照《规定》，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刑事被害人在法院对犯罪嫌疑人作出终审判决后，可以结合自身损失受偿情况，决定是否提起民事诉讼，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但是，对于已被判无期徒刑、并处没收全部财产的罪犯，被害人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其承担赔偿损失，已无实际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是否应当受理仍有待最高院进一步明确。
第三篇：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几点思考
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几点思考
我国《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上述法律规定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能够使被害人在遭受犯罪行为的侵害后就其损失获得法律救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实践中，也出现了因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不完备或不合理而影响被害人合法权益保护的情形，实有完善之必要。现简要分析如下：
一、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可以告知因犯罪行为遭受损失的被害人、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由于这里规定的是法院“可以告知”，而非“应当告知”，不是强行性规定，实践中就出现了审理刑事案件的法官因为怕麻烦而怠于履行或疏忽大意忘记履行该项义务的情况，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到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却被告知刑事案件已经审结，不能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虽然其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但却要交纳诉讼费，而附带民事诉讼是不收取诉讼费的，这就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并且造成权利救济的迟延，更为严重的可能使被害人本应得到的赔偿无法得到。因为在刑事案件与附带民事案件同时审理时，被告人为了得到从轻处理，本人或其亲属往往会积极主动地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但如果刑事判决已经宣告，再审理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就不会主动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因为他知道即使赔偿了刑事判决也不会更改。这种情况的出现是违背法律设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本意的，因此应当予以纠正。笔者建议将“可以告知”修改为“应当告知”，增加“如果因为法官没有及时告知而导致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在刑事判决宣告前未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应由同一审判组织来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并且要追究法官不作为的责任，以减轻被害人的负担，促使法官积极履行自己的义务，使被害人的损失得到最大限度的赔偿。
二、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
（一）侵财型犯罪造成的财产损失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故在实务中，对于盗窃、诈骗、抢劫、贪污等侵害财产的犯罪，采取追赃和退赔的办法，将追回的赃款赃物返还被害人或者由人民法院责令被告人退赔，不得由刑事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属于限制解释，违背了立法的本意，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损失得到有效救济。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规定为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或者物质损失的场合，也就是说，只要被害人遭受了财产或物质损失的，就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却缩小了该范围，仅仅局限在因人身权利受到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笔者认为，最高法院之所以限制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可能是基于避免过度增加法院刑事审判庭的负担的考虑。如果将盗窃、抢劫、诈骗等侵财型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财产损失也纳入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将会使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大幅度增加，由于刑事案件审理期限较短，再要审理附带民事诉讼，将会使法官不堪重负。有人认为，虽然这类案件的被害人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并不妨碍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笔者认为，将侵财型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纳入附带民事诉讼范围固然会增加刑事审判庭的负担，但并不是不能承受的，因为诸如盗窃、抢劫类案件，只要刑事部分确定了，附带民事诉讼只是走一下程序而已，因为被害人的损失在被告人犯罪事实部分已经查清了，并不会给法官附带民事案件的审理增加太大的工作量。即使法官感到工作量太大，也可以通过增加刑事审判庭的法官人数来解决。因此，将侵财型犯罪造成的损失纳入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是切实可行的。如果让被害人通过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方法来解决，有以下弊端：一是要交纳诉讼费，增加被害人的经济负担；二是要等到刑事判决生效后才能提起，且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较长；三是被告人可能已被送交监狱执行刑罚，而监狱往往距离被告人原住所地遥远，审理不便。基于以上几方面因素，实践中，被害人往往会自认倒霉，而不会花费精力去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如果我们从更深的层次来思考，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设立的目的是什么？显而易见，就是要使被害人对犯罪行为给其造成的损失得到充分赔偿，因此，解释法律时，应当首先考虑哪种规定更能有利于被害人权益的实现。综上
所述，笔者认为应当扩大现行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将侵财型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财产损失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
（二）精神损失能否纳入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问题
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局限在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或者物质损失的场合，没有规定对犯罪造成精神损害的可以适用刑事附带
民事诉讼程序进行救济。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12月19日公布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解决，于法无据。
本来我们认为在刑事诉讼程序终结后，当事人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程序解决精神损害赔偿问题。这样的做法有其弊端。这就是，把损害赔偿责任人为的分为不同的两种，一种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可以提出的，如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害的赔偿；一种是不可以提出的，如精神损害赔偿。将一个完整地损害赔偿责任人为的分为两种，采用不同的诉讼程序解决，是没有道理的，也割裂了损害赔偿这个完整的法律制度。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7月15日公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就连当事人通过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程序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也给予了否定的回答。该《批复》认为：你院云高法[2001]176号《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被害人就刑事犯罪行为单独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根据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以及我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很明显，这两个司法解释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上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实际上是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基本精神相悖的。
侵害人格权，侵权人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受害人有权得到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这个问题在今天已经不是疑难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和法学界的共识。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做出了肯定的司法解释，2001年3月8日公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个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包括侵害人格权、其他人格利益、身份权，甚至是侵害财产权的侵权行为，受害人都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其中人格权包括了：
1、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2、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
3、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其他人格利益指的是隐私权和其他法律未明文规定但需要保护的人格利益。身份权包括侵权和亲属权。在这个司法解释中，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问题，但是，这种案件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应当是文中应有之义。而且很多法院也都是这样理解这一批复的。
该司法解释的出台是我国人格权司法保护的一项重大举措，而随后2002年7月15日公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的这个意见，实际上是又走回了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19日公布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的老路，而且越走越远。这两个司法解释的实质，就是对犯罪行为“打了不罚，罚了不打”的变种。这种解释与《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条关于“对承担民事责任的公民、法人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应当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对公民、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是背道而驰的。
对于犯罪行为造成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的，在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同时，追究其民事赔偿责任，从理论上说，就是不同法律部门的法规竞合。现代社会在规范社会生活现象的时候，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做出规范，或者从行政法的角度规范。有时候，这些从不同角度做出的规范发生重合的现象，就形成了法规竞合。
例如，对侵害健康权的侵害，在刑法上规定为故意伤害罪，应当处以刑罚，在民法上规定为侵害健康权的侵权行为，应当赔偿损失。侵害财产的行为，刑法上规定为故意毁坏公私财产罪，在民法上规定为侵害财产权的侵权行为。在法规竞合的场合，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就是一个行为，这个行为一方面侵害了公法的秩序，一方面侵害了私法上的权利。对行为人处以刑罚，维护的是公法秩序，对行为人责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则是对受到侵害的私权利的救济。这两个方面的救济都是必要的，都有分别实施的必要。因此，《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分别规定了刑事附带民事制裁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条也作了相应的规定。这些都是法律对基本法律法规竞合的确认。因此，当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的，依照现行法律的规定，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附带民事诉讼，或在刑事案件审理终结以后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以救济自己的损害，恢复自己的权利。司法解释规定对这种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不予受理，实际上等于剥夺了公民的这个权利，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这不是人民法院的权力。人民法院的权力是审判权，是对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通过行使审判权，依法予以保护，任何人侵害人民的权利，法院都要依法予以保护，救济损害，恢复受到侵害的权利。无论是任何一级法院，都无权限制公民的权利。任何限制公民权利的司法解释，都是违宪的、违法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当将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失纳入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这里的精神损失，应当是侵犯人身权利而造成的精神损失，而不包括侵犯财产权利而造成的精神损失，并且人身权利应作扩大解释，不仅仅局限于一般的生命、健康、身体权，而是包括《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各项人格权和身份权。在《刑法》的规定中，发生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竞合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类案件：一是侵犯被害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案件，如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交通肇事罪等；二是侵犯被害人名誉权的案件，如诬告陷害罪、侮辱罪、诽谤罪等；三是侵害人身自由权的案件，如非法拘禁罪等；四是侵害亲权和亲属权的案件，如拐卖儿童罪、拐骗儿童罪等，虽然此类案件直接侵害的是妇女、儿童的人身权利，但同时使儿童脱离其父母或其他亲属，侵害了亲权和亲属权，不可避免地会给孩子的父母或其他亲属造成精神上的严重损害；五是侵害性自主权的案件，如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强迫卖淫罪等。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虽然没有对性自主权作明确规定，但是在第一条第二款的关于“其他人格利益”保护的规定中，包含着对性自主权的保护。由于对性自主权的侵害，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害主要是精神上的损害，即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上的恐惧、悲伤、怨愤、绝望、羞辱痛苦以及使被害人在社会评价上所受到的损害，因此对其通过精神损害赔偿进行救济是理所当然的。
第四篇：票据质权法律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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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质权法律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所谓票据质权，是指以票据法上的汇票、本票及支票出质而设定的质权。票据质权以票据权利为标的，性质上属于债权质权;以票据设质的行为则属于票据行为。在我国目前的民商事法律体系中，规范票据行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票据法司法解释》);规范债权质权的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司法解释》)。《担保法》、《物权法》对票据质权的规定，是从权利的角度将其作为担保物权之下的质权之一种——权利质权来规范的，其内容涉及质权的设定、效力及实现等方面;《票据法》对票据质权的规定，则从行为的角度将其作为票据行为之一种——质押背书行为加以规范，主要规定质押背书行为成立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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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票据质押背书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设定票据质权，换言之，票据质押背书行为的目的与后果是(也只能是)设定票据质权。由此可见，无论是《物权法》还是《票据法》，关于票据质权拟或票据质押背书行为的规定，实质是对一个事物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规范，本质上不应当有任何冲突，但是学界普遍认为两部法律的冲突的确存在。有人认为“在关于票据质权设定的要件上，《担保法》与《票据法》之间存在冲突。……这一法律上关于票据质权设定要件的冲突在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颁布的两部司法解释中又得以延续。……担保法解释以票据交付作为票据质权的生效要件，而以质押背书作为对抗要件。”而票据法司法解释“明确以质押背书作为票据质权的生效要件。”有人认为“显然在质权的设定要件上，《物权法》、《担保法》与《票据法》之间存在冲突。《担保法》明确以交付作为票据质权设定的生效要件，而《票据法》以质押背书作为票据质权设定的要件。”还有人认为，依《票据法》规定，票据质权的设定应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为必要，而物权法则规定质权自票据交付起设立，对是否需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未作规定。如何正确理解与适用《物权法》、《票据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票据质权的不同规定，遂成为理论界与司法实务部门共同研讨的课题。
一、票据质权成立之法律规定
(一)法律规定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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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法》第76条规定：“以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应当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将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质押合同自权利凭证交付之日起生效。”这一规定将票据的交付作为票据质押合同的生效要件，近年来受到学界的广泛质疑，其明显将质权的成立、生效要件与质押合同的成立及生效要件混为一谈，导致理论上的混乱与实践中的争议。一般而言，先有质押合同才有票据质权，票据质押合同生效在先，票据质权生效在后，而不是反之。如果质押合同在票据交付后才生效，则必然导致质押合同对于质押双方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任何一方都可以肆意毁约。值得欣慰的是，这一立法缺陷在《物权法》中得到了纠正，《物权法》第224条规定：“以汇票、支票、本票……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时设立……。”这一规定在承继《担保法》第76条规定的同时，也作出了修正与完善：票据质押合同应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自依法成立时生效，而票据质权则应自出质人将票据交付质权人时生效。
依据《物权法》“票据质权自票据交付质权人时设立”的规定，票据质权的成立以交付票据为已足，并不要求在交付的票据上进行背书记载。但《票据法》第35条第2款却有不同规定：“汇票可以设定质押，质押时应当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同时，该法第80条及第93条还规定了本票与支票的质押背书对第35条规定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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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也就是说，依据《票据法》规定，以票据出质，在交付之前还必须在票据上背书，并明确记载“质押”字样。表面看来，两部法律的规定存在明显的冲突。倘若当事人以出质为目的而为票据交付，却并未记载“质押”字样，按《物权法》规定可以成立票据质权，而按《票据法》规定则不能构成票据质押，当然也就无所谓票据质权。
由此可见，《物权法》与《票据法》有关票据质权设立上的冲突规定，突出地表现在交付出质票据时是否需要在票据上记载“质押”或者与“质押”同义的字样，或者说，出质人交付未记载“质押”字样的票据给债权人能否构成票据质权。这是近年来学界及司法实践争议的焦点问题，这种争议不仅仅因为两部法律的不同规定，更是直接受到最高人民法院《担保法司法解释》与《票据法司法解释》不同规定的影响。《担保法司法解释》第98条规定“以汇票、支票，本票出质，出质人与质权人没有背书记载‘质押’字样，以票据出质对抗善意第三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票据法司法解释》第55条则规定：“……出质人未在汇票、粘单上记载‘质押’字样，而另行签订质押合同、质押条款的，不构成票据质押。”学界及司法部门几乎一致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对同一问题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规定。有人认为“对于质押背书在票据质权的取得上的意义，《担保法司法解释》和《票据法司法解释》存在冲突”，“《担保法司法解释》并不将质押背书作为票据质权的取得要件，而是作为票据质权的对抗要件……;《票据法司法解释》将质押背书作为票据质权的取得要件，未背书的，法律咨询s.yin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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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构成票据质押’……。”那么，对这一冲突规定应当怎样理解呢?
(二)冲突规定之解读
笔者认为，上述规定，无论是两部法律还是两个司法解释，冲突只是表面上或者说是形式层面上的，并不存在实质上的矛盾，只是表述的角度不同而已。
未记载“质押”字样的票据，包括两种情况：其一，出质人在票据上背书，只是没有记载“质押”字样，此为以背书方式设质;其二，出质人不在票据上做任何记载，当然也无“质押”字样记载与出质人的签章，仅将票据交付给债权人，此为以单纯交付方式设质。
1、以背书方式设质
出质人以背书方式设定票据质权，只是没有记载“质押”字样。对于这种情况，票据法理论一般认为“质押”字样的记载是票据质押背书的必备要件，必须记载“质押”字样或相同文义的字样，否则即不构成质押背书。未记载“质押”字样的背书，背书人应负转让背书之责。也就是说，“质押”字样的记载是质押背书的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如果欠缺此项记载，视为一般转让背书。”由此可见，只有背书人背书时在票据或者粘单上明确记载“质押”字样，被背书人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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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票据质权。如果背书人在背书时没有记载“质押”字样，对除背书人与被背书人之外的第三人而言，票据质押不成立，被背书人不能通过该背书取得票据质权，其只是一般转让背书的被背书人，基于该背书取得票据权利，任何一方当事人均不得以票据以外的证据(包括质押合同或质押条款)证明票据质权的存在，这是由票据的无因性与文义性特征所决定的。但是，在背书人与被背书人之间，作为背书这一票据行为的基础关系的票据质押关系当然存在，其所签订的质押合同、质押条款是其票据质权存在的依据和证明，但这一票据质权只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物权法上的效力，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不产生票据法上的效力)。也就是说，“未记载设定质权目的之字样者，对设质之当事人言，仍生‘民法”上设定权利质权之效力(须佐以民事之基础关系)，对设质当事人以外之第三人言，所发生者乃票据法上背书之效力。”
由此可见，当背书人没有在票据上记载“质押”字样，而与被背书人之间存在另外的质押合同或质押条款时，票据质权只是出质人与质权人之间的一种内部关系，最高人民法院《担保法解释》第98条“以票据出质对抗善意第三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正是对这一内部关系的表述。而票据的文义性决定了未记载“质押”字样的背书，只能是转让背书，被背书人不可能因此而取得票据质权，这是就被背书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而言的，也就是说此时票据背书的外部关系是一种票据转让关系，被背书人取得的是票据权利而非票据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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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最高人民法院《票据法司法解释》第55条“不构成票据质押”的规定正是针对这种外部关系所做出的。一言以敝之，就背书人与被背书人内部而言，是一种票据质押关系;从第三人的角度(外部关系)来看，背书人与被背书人之间则是一种票据转让关系，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
2、以单纯交付方式设质
出质人没有在票据上做任何记载，就将票据以设质目的交付，也要区分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分而论之，只是由于票据的种类不同，情况更复杂一些。依票据法理论，如果该票据为无记名票据，交付之后即能成立票据质权;但若涉及第三人，则该交付将直接导致票据权利的转让，债权人取得的是票据权利，而不是票据质权;如果该票据为记名票据，则该交付是不符合票据法规定的行为，既不产生票据质押关系，也不产生票据转让关系。这当然是针对票据流通过程中存在第三人的情况而言的，也就是说是就外部关系来讲的;如果债权人受让票据后并未再行转让或提示付款，那么就只存在内部关系，在出质人与债权人之间，票据质押关系仍然存在，即当事人可以据其之间的质押合同或质押条款证明质押关系的存在。也就是说这一质押关系只存在于双方当事人之间，不能对抗取得票据的善意第三人，道理与上述以背书设质的情况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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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单纯交付方式设立的质权是很难实现的。依据《物权法》第220条规定，“……质权人可以与出质人协议以质押财产折价，也可以就拍卖、变卖质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但依票据的性质，折价、拍卖及变卖的方式并不适合票据质权的实现。按照《物权法》第225条及《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01条、102条及《票据法司法解释》第47条的规定，票据质权的实现，应当由质权人以自己的名义主张权利(提示付款或行使追索权)，从而实现票据权利，使自己的债权得以清偿。但由于票据上缺乏必要的背书记载导致背书不连续，质权人因而无法以自己的名义主张票据权利，也就是说，“因票据上未有设质背书，票据付款人当然得拒绝质权人的付款请求，此为票据文义性原则的必然结果;而质权人亦不可能以未记载自己姓名的票据的让与来满足债权，因为背书的连续性已被中断。”此时质权人只能请求出质人提示付款或进行追索(行使票据权利)，再将所得款项转交给自己，而一旦出质人不予协助，必将导致诉讼。从《物权法》关于抵押权实现方式的规定较之《担保法》的变化看，立法者的出发点是要尽可能避免在实现担保物权过程中的诉讼，所以，以这种方式设质并不是《物权法》规定的初衷。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在2001年6月6日的庭务会议决议中，曾认为质押背书只是表明票据质权的直接证据，书面质押合同与质押背书在票据质权的取得上具有相同的证据效力，持票人可以根据《票据法》第31条第1款后半段“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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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取得汇票的，应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的规定，以质押合同证明自己的票据权利。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票据为文义证券，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内容完全取决于票据上的记载，任何人不得以票据记载之外的任何事由证明票据权利义务关系，这是票据文义性与无因性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和促进票据高效流通的前提。“如果认为在没有进行质押背书时，质权人就可以通过诉讼程序，以书面质押合同来证明自己的票据质权，必将损害票据的信用手段功能。”《票据法》第31条第1款后半段规定的“其他合法方式”，应当是指不能通过背书方式取得票据而依其他合法方式取得票据的情形，例如继承或企业合并分立等情形，而绝不是指上述这种应当以背书方式设质的情况，否则，将直接动摇票据的文义性、无因性、流通性等本质特征。
二、票据质权转质之法律规定
(一)票据转质的法律规定
在《物权法》生效以前，《担保法》对质权人的转质权没有明确规定，《担保法司法解释》第94条对转质有规定，但只承认了承诺转质，而否认责任转质的效力，同时《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01条规定，以票据出质的，质权人再质押的无效。不难看出，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的规定，质权人的转质权应当仅限于动产质押，或者至少可以说票据质权人是不享有转质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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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票据法》第35条第2款对质押背书的被背书人能否再背书未作任何规定，也就是说，其对票据质权转质并无相应规定。但《票据法司法解释》却作出了与上述《担保法司法解释》相同的规定，根据其第47条规定，因票据质权人以质押票据再行质押引起纠纷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背书行为无效。应当说，这一规定与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关立法对票据转质的规定相吻合的。日内瓦法系各国票据立法均规定质押背书的被背书人只能进行委托收款背书，不能进行转让背书和质押背书。因此，长期以来，学界及司法实践均认为票据质权人不享有转质权。
虽然2007年生效的“《物权法》不提倡转质”，但学界普遍认为其第217条对承诺转质与责任转质作出了一体承认的规定，这就与《票据法》及最高人民法院两个司法解释不允许票据质权人转质的规定形成了冲突。
(二)冲突法律规定之解读
多数学者认为法律关于动产转质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包括票据质权在内的权利质权，权利质权转质与动产质权转质并无不同，质权人既可以进行承诺转质，出可以进行责任转质。但也有学者认为责任转质在当今社会并无重大价值，却加重了出质人的负担和风险，有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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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建议借鉴德国、瑞士等国法律规定，只承认承诺转质，而否定责任转质。
我国《物权法》对于权利质权的转质并没有作出特别规定，而是准用了对动产质权转质的规定，理解上应当包括承诺转质与责任转质无疑。《票据法》对于票据转质并无明确规定，其第35条第2款规定：“汇票可以设定质权，质押时应当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被背书人依法实现其质权时，可以行使汇票权利。”对此，学界一般认为，质权人通过质押背书取得的是票据质权，而非票据权利，所以，质权人只能进行委托取款背书以实现票据权利，而不能为转让背书或者质押背书，否则即与票据质权设定目的相背;也有人认为当质权实现条件具备之时，质权人既可以直接提示付款，也可以通过委任背书委托他人代为取款，还可以通过背书行为将票据转让或质押，三种方式均是实现质权的有效途径。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这一问题的规定也存在不明确之处。首先，如前所述，其分别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01条及《票据法司法解释》第47条规定，不允许质权人通过质押背书进行转质，并特别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02条规定入质票据的兑现日期后于其所担保的债务履行期的，质权人只能在兑现日期届满时兑现款项，从另一个角度重申了质押票据不得转质的规定。《票据法司法解释》第51条也涉及到人质票据的转质问题，但是围绕对该条规定的理解，法律咨询s.yin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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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有颇多分歧。
最高人民法院《票据法司法解释》第51条规定：“……背书人在票据上记载‘不得转让’、‘委托收款’、‘质押’字样，其后手再背书转让、委托收款或者质押的，原背书人对后手的被背书人不承担票据责任，但不影响出票人、承兑人以及原背书人之前手的票据责任。”从这一规定看不出质权人可否将票据转质。这一模糊不清的规定，导致理论及司法实践中理解的混乱。就该条中的质押票据而言，至少有两种理解：其一，仅从字面意义理解，背书人在票据上记载了“质押”字样，也就是说以票据设定了质押，被背书人(质权人)可以再进行转让背书、委托背书以及质押背书，那么，很显然质权人是可以转质的，只不过原背书人(出质人)对后手(质权人)的被背书人(转质权人)不承担票据责任，但不影响出票人、承兑人以及原背书人之前手的票据责任。但这一理解不仅直接与《票据法司法解释》第47条规定矛盾，而且也与传统担保法中的转质理论相悖，更不符合传统票据法不允许质权人转质的理论;其二，如果对该条规定作对应性理解，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背书人在票据上记载了“质押”字样，也就是进行了质押背书后，被背书人又背书质押(质权人转质)，那么，原背书人对后手的被背书人不承担票据责任，但不影响出票人、承兑人以及原背书人之前手的票据责任。很显然，这一理解存在着与第一种理解相同的不合理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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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就质押背书而言，对该条规定既不能仅从字面意义理解，也不能作对应性理解，因为两种观点均不符合票据法理论，也与上述《票据法司法解释》第47条及《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01条的规定相矛盾。我们只能说，最高人民法院《票据法司法解释》第51条规定存在含义不明确的弊端，建议在物权法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
三、票据质权法律规定的适用
(一)票据质权设定法律规定之适用
关于票据质押，“《物权法》第224条规定的凭证交付不能理解为仅仅将凭证本身移转占有(这是动产质押的条件)，它还必须在其上记载质权人的权利，否则移转占有并不当然设定质权。”无记名票据质押，仅将票据交付即可设定质权;记名票据，必须背书记载“质押”字样方可设定质权。“票据由出质人持有转为质权人持有，应当设质背书，这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只有背书，才能产生出质的法律效果。”这就“涉及我国《物权法》和《票据法》对票据质权规定的法律适用问题。我国《物权法》仅规范票据质押的原因关系，至于设质背书如何进行，票据质押与其他票据行为之间的关系等，则非我国《物权法》所及，应为《票据法》的分内之责。因此，在票据质押中，作为体现票据关系的质押行为之完成及效力应依据《票据法》来处理，而我国《物权法》只规范作为票据质押原因关系的质押合同。由此可见，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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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质押之设定应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为必要。”另外，《物权法》、《票据法》关于票据质押的规定，应当属于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的关系，“《票据法》为民法的特别法，依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理，在票据权利上设定质权自然应优先适用《票据法》的有关规定，而不能认为在《票据法》之外还有因适用民法规定而生的票据上的质权。”“况且若区分民法上的票据质权和票据法上的票据质权，在法律适用上会产生困难。”。因此，记名票据质权设定应当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为生效条件，这“也可以极大地方便票据质权人实现质权，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如诉讼费用等。”
我国《物权法》规定质权的效力始于票据交付时，虽然并不否认交付之前应当进行相应的记载，但仍有不明确与不完善之嫌。笔者认为，对于票据质押的规定应当区分记名票据与无记名票据，对于无记名票据设质，以交付为成立要件;对于记名票据，则以背书为成立要件。而背书记载的内容当然应当以《票据法》的规定为准。所以，有关《物权法》的司法解释应以恰当的方式表明，有关票据的质押，《票据法》有规定的，适用《票据法》规定，则上述问题即可解决。
如前所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票据质押的两个司法解释并不存在实质上的冲突，只是就票据质押的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分别而为的规定。当然笔者并不赞同这种易生歧义的规定，为避免理解上的混乱，统一司法审判实践，最高法院有必要对两个司法解释予以统一。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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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网s.yingle.com 的无因性与文义性特征决定了内部关系作为原因关系并不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此时质权人手中的票据已失去了票据的本质特征，与普通债权无异，但这决不是质权人追求的结果。而要想根据票据的特征，通过提示付款或行使追索权实现质权，就必然涉及第三人，那么这种质权必须具备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才能确保其顺利实现。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物权法司法解释时，应当也只能从外部关系的角度对票据质权的设定进行规范才是妥当的，设定票据质权必须以背书方式记载“质押”字样。
(二)票据转质法律规定之适用
如前所述，多数物权法学者认为物权法关于动产质权转质的规定当然适用于票据质权，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我国台湾地区的“票据法”并未规定质押背书，但学界普遍认为质权人有权转质。有人认为，虽然被背书人不得为转质之背书，但仍可依民法规定进行转质;有人认为，记载设质文句虽不生票据法上效力，但应适用“民法”第908条、909条关于权利质权的规定;也有人认为，“就汇票设定权利质权者，与让与汇票无异”，当然也得转质。
笔者同意权利质权转质应适用动产质权转质法律规定的观点，但具体到票据质权这种权利质权，则要结合传统票据法理论及票据的特征具体分析。从传统票据法理论、名国票据立法的规定以及票据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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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面综合考虑，票据质权人不得享有转质权，也就是说，质押背书的被背书人(质权人)不能再为质押背书(转质)。
首先，从权利转质的制度价值看。出质人以自己的财产或权利出质，其目的是为了担保其对债权人债务的履行，而绝不是要让质权人使用质押财产或权利，更不是为了让质权人以此财产或权利再次为担保自己的债务向第三人提供质押。从这一角度讲，质权人无权以出质财产或权利转质。但是从发挥出质财产效用的角度观察，质权成立后，质权人并无权使用出质的财产或权利，使出质财产或权利处于闲置状态，不利于“物”之效用的充分发挥，所以才例外地承认质权人的转质权。但票据的功能在于权利人届期提示付款以实现票据上的权利，所以完全不存在“闲置”或影响其效用发挥的问题，当然也就不存在允许转质的制度基础。
即使是承认质权人转质权的国家，其立法也不都是同时承认承诺转质与责任转质，许多国家立法从公平的角度出发，仅承认承诺转质，而不承认责任转质。例如，《瑞士民法典》第887条规定：“质押人经出质人同意后，始得将质物转质。”德国民法上也不承认责任转质，只承认质权的善意取得。票据质权的转质是通过质权人的背书行为进行的，所以其不必征得出质人的同意即可依《票据法》规定为之，因此，倘若转质则只能是责任转质，而不是承诺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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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各国票据立法例看。世界各国票据立法多数对质权人的转质持否定态度。例如，《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19条规定：“如背书载有‘担保价值’、‘抵押价值’，或任何其他抵押的声明，持票人得行使票据上所有的一切权利，但只能以代理人资格背书。”可见，质押背书的被背书人(质权人)只能再为代理背书，不能再为质押背书，也就是说不得转质。《德国票据法》第19条、《日本票据法》第19条、《法国商法典》第122条等都有相同规定。我国《票据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担保法司法解释》、《票据法司法解释》也作出了同样的规定。
最后，从实践角度看。债务人以自己持有的票据出质作为债务履行的担保，债权人取得质权后，再次以该票据转质担保自己债务的履行，整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出质票据的到期日是有限的，这一点决定了在现实生活中以票据权利转质的可能性很小，从我国现实经济生活及审判实践看，票据转质的情形很罕见，法谚云“法律不管稀罕之事”，因此，赋予票据质权人转质权，并地多少现实意义。
综上，票据质权作为担保方式之一种，自应适用《物权法》之一般规定，但因票据的特殊性，《票据法》对其设有若干特别规定，应当优先适用。现实生活中需要用出质票据转质的可能性很小，各国立法大多也不承认票据权利转质，承认票据权利转质与转质的制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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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定差距，因此，在对待票据权利转质的问题上，应当以《票据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为准，质权人不得享有转质权。
政府垄断信用建设是福是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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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修业共筑“诚信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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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高淳县04年重合同守信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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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贸易路上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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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诚信生产科学消费鸡精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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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窝点竟有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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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信用危机中走马换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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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叫卖“考研试题”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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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靠50万元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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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第三大会计事务所遭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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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诚信企业可能付出沉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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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支招破解信用卡盗刷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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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都要讲究诚信 http://s.yingle.com/l/wq/690036.html 标普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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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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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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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也是一种投资 http://s.yingle.com/l/wq/690034.html 有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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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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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中国冲击信用缺失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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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醉酒驾车犯罪相关法律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醉酒驾车犯罪相关法律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戴玉忠
□戴玉忠
如何理解和适用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关于“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的规定(以下简称“醉酒驾车犯罪”)，厘清这一规定与相关法律规定的关系，是刑事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都十分关注的一个话题。
一、醉酒驾车犯罪的法律特征
1.醉酒驾车犯罪是行为犯。行为犯，是指只要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某种危害行为就构成既遂的犯罪，不以发生一定的危害结果为犯罪构成要件。醉酒驾车犯罪，是指行为人“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不要求行为造成任何危害后果，也无犯罪情节要求。而刑法修正案(八)同一条规定的“飙车”犯罪，则必须是“情节恶劣的”才构成犯罪。
2.醉酒驾车犯罪是抽象的危险犯。抽象的危险犯是将可能招致危险的特定行为和状态，预先认为其具有一般的抽象危险，而不在构成要件中规定一个具体的危险性，行为人一旦实施法定的犯罪行为，不论是否发生具体的危险，都认为有侵害法益的危险而构成犯罪。醉酒驾车犯罪侵害的客体是道路交通秩序，威胁不特定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需要司法人员具体判断行为是否有具体的危险。
3.醉酒驾车犯罪是故意犯罪。行为人明知醉酒驾车危害道路交通安全，饮酒并实际达到法定醉酒程度，在道路上驾驶了机动车，就属于具有刑法规定的醉酒驾车犯罪的故意。
4.醉酒驾车犯罪是法定刑最轻的犯罪。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规定的醉酒驾车和飙车犯罪，法定最高刑为拘役六个月，这是刑法分则中法定最高刑设置最低的罪名。此前，刑法分则法定最高刑设置最低的为一年有期徒刑，是刑法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的侵犯通信自由罪。
二、醉酒驾车犯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关系
1.醉酒驾车犯罪的规定是交通肇事罪的立法补充。立法将醉酒驾车犯罪的规定作为规定交通肇事罪的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是对原规定的补充。交通肇事罪中有相当一部分案件是醉酒驾车造成的，刑法修正案(八)以立法的方式扩大了醉酒驾车行为的惩治范围。
2.交通肇事罪是结果犯。结果犯是指行为人实施了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犯罪的行为，并发生特定的危害结果的犯罪。构成交通肇事罪必须是行为人实施了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达不到这样的法定结果不构成本罪。而醉酒驾车犯罪不要求有任何危害结果。
3.交通肇事罪的主观要件问题。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在传统刑法理论中历来没有争议;醉酒驾车犯罪是故意犯罪，目前也没有分歧。问题是，实施了醉酒驾车的故意犯罪，又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是否还是过失犯罪?应当说，刑法修正案(八)增加醉酒驾车、飙车犯罪的规定，使交通肇事罪的构造产生了变化，出现两种类型:一是作为单纯过失犯的交通肇事罪，即不以醉酒驾车、飙车犯罪为前提的交通肇事罪;二是作为危险驾驶罪的结果加重犯的交通肇事罪，即醉酒驾车、飙车犯罪是基本犯，是故意;致人重伤、死亡和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结果是过失，是结果加重犯。这两种类型的交通肇事罪主观过错不同，处罚上应有区别，以体现主观故意和结果加重的原则。但刑法修正案(八)没有对醉酒驾车构成交通肇事罪的犯罪行为作出新规定、确定新刑罚，只能把醉酒驾车作为交通肇事罪量刑的情节。
4.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体比醉酒驾车犯罪主体范围宽泛。虽然两罪都是一般主体，但醉酒驾车犯罪，限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而交通肇事罪的主体范围宽，包括除航空人员、铁路职工以外的公路交通运输和水路交通运输人员。航空人员、铁路职工违反规章制度，发生重大飞行事故、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的犯罪，刑法有专门规定。
5.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比醉酒驾车犯罪的规定重。刑法修正案(八)规定，醉酒驾车犯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拘役六个月;而普通交通肇事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有期徒刑三年;肇事后逃逸或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可处七年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可处十五年有期徒刑。
6.醉酒驾车造成交通事故但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行为如何认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即构成危险驾驶罪，而交通肇事罪要求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对这两种情况之间的行为，即醉酒驾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但没有达到交通肇事罪要求的重大事故，如何定罪处罚，立法没有明文规定，目前只能作为醉酒驾车犯罪量刑情节考虑。严格讲，醉酒驾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比没有发生交通事故的行为危害大，处罚上应当有区别。
三、醉酒驾车犯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关系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严重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刑法分则的类罪和各章中的罪名，一般由重到轻排列。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是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列在最前面的两条，是这一章中规定最重的犯罪，法定最高刑为死刑。刑法这两条规定了“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其他危险方法”是除法条中所列方法以外的足以造成不特定多数人伤亡或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方法，即与放火、爆炸等危险方法相当的方法，不是泛指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方法。因此，“其他危险方法”是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的兜底规定，不是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兜底规定。
在道路上醉酒驾车肇事后逃逸或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或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定罪处罚，刑法有明确规定，应按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情况下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实践中，不论是否醉酒，只要行为人驾驶机动车在人员较多的广场或其他公共场所横冲直撞，就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9月发出《关于印发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指导意见及相关典型案例的通知》，附《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和黎景全案、孙伟铭案两个醉酒驾车犯罪案例，对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规定，起到了指导作用。但“指导意见和案例”不是司法解释，也不是立法规定。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和立法法第四十二条关于“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的规定，应以立法解释的方法对刑法中“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具体含义予以明确。
四、醉酒驾车犯罪与刑法第十三条“但书”规定的适用
1.立法应严格遵循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基本法律制度。刑法总则第十三条是犯罪概念的总规定，其中“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但书”规定是出罪的总原则。立法把一种行为入罪的时候，应该严格按照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规定为犯罪。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即构成犯罪，就是立法认为，醉酒驾车不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
2.醉酒驾车犯罪的关键是“醉驾”的标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4年5月发布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g/100“1的驾驶行为。酒后驾车普遍具有危险性，但立法选择“醉驾”为入罪标准，将血液中酒精含量小于80田9/100田I以下的酒后驾驶行为出罪，表明立法并未将酒后驾车一律入罪，区别了酒后驾车的不同情节。
3.司法应严格执行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对“情节显著
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不能定罪。对法律明确规定的醉酒驾车犯罪，应按刑法第三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的原则定罪处罚。对已达到醉酒驾车犯罪标准的案件，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可以免除刑罚的，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不起诉;已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免予刑事处分。
五、对醉酒驾车犯罪嫌疑人不能适用逮捕强制措施
有媒体报道说，醉驾案件没有经过逮捕这一程序，采取了直诉的方法，这样说是不准确的。逮捕不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道程序，而是一种强制措施，也不是每个案件必经的。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的逮捕条件之一是“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醉酒驾车、飙车犯罪法定最高刑为拘役六个月，因此，醉酒驾车犯罪不符合法定逮捕条件，不能适用逮捕强制措施。这是刑法分则中唯一不能适用逮捕强制措施的罪名。
对醉酒驾车犯罪嫌疑人能否拘留，认识不一致。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六十九条、六十五条规定的拘留，是对“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具备本法规定的拘留条件，“可以先行拘留”;“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拘留后“需要逮捕而证据还不充足的，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据此，有学者认为，“先行拘留”是以逮捕为前提的，而法律规定醉驾案件不能适用逮捕，即这类案件拘留后法定不能转捕。因不能对醉驾犯罪嫌疑人逮捕，给案件诉讼带来一定的复杂性。醉酒驾车犯罪一般应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
六、醉酒驾车犯罪的追诉时效问题
1.追诉时效制度是刑法基本制度。刑法中追诉时效的规定是实践中不常用的一项制度，但它是刑法的一项很严肃的基本制度，涉及司法机关的追诉权限和当事人的权利。刑法总则第八十七条规定的追诉时效最低档是“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超过五年不再追诉。刑法没有设置拘役的追诉时效期限。在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关于“危险驾驶罪”的规定之前，刑法分则没有法定最高刑为拘役的罪名，不需要设置拘役的追诉时效。
2.“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是否包括拘役。有人说，追诉时效中“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规定可以理解为包括拘役。按照这个说法，刑法分则中许多条款规定处若干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规定，都应当删去“拘役”的表述。有期徒刑与拘役是两个独立的刑
种，有期徒刑不能包括拘役。
3.醉酒驾车犯罪是否不需要受追诉时效限制。有人说醉驾是现行犯，不存在追诉时效问题。实践中，大量的醉驾是现场查获的。但也可能出现醉驾不是现场查获的情况，比如，行为人醉酒驾车事后自首或醉酒驾车肇事后“私了”又被他人检举揭发，并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曾经大量饮酒后驾车，这涉及没有血液检验结果但有证据充分证明其大量饮酒驾车的，是否追究刑事责任，过多长时间不再追诉;交通警查获醉驾并作了血液鉴定超过醉驾标准，但未处罚或只作了行政处罚或因徇私、受贿故意放纵了犯罪，过了6个月或更长的时间被发现，要不要追诉?问题是刑法罪名不应当有不受追诉时效限制的情况。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醉酒驾车、飙车犯罪是刑法分则中唯一不能受刑法总则追诉时效约束的罪名。(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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