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几点思考[推荐五篇]

第一篇：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几点思考

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几点思考

我国《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上述法律规定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能够使被害人在遭受犯罪行为的侵害后就其损失获得法律救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实践中，也出现了因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不完备或不合理而影响被害人合法权益保护的情形，实有完善之必要。现简要分析如下：

一、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可以告知因犯罪行为遭受损失的被害人、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由于这里规定的是法院“可以告知”，而非“应当告知”，不是强行性规定，实践中就出现了审理刑事案件的法官因为怕麻烦而怠于履行或疏忽大意忘记履行该项义务的情况，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到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却被告知刑事案件已经审结，不能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虽然其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但却要交纳诉讼费，而附带民事诉讼是不收取诉讼费的，这就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并且造成权利救济的迟延，更为严重的可能使被害人本应得到的赔偿无法得到。因为在刑事案件与附带民事案件同时审理时，被告人为了得到从轻处理，本人或其亲属往往会积极主动地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但如果刑事判决已经宣告，再审理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就不会主动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因为他知道即使赔偿了刑事判决也不会更改。这种情况的出现是违背法律设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本意的，因此应当予以纠正。笔者建议将“可以告知”修改为“应当告知”，增加“如果因为法官没有及时告知而导致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在刑事判决宣告前未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应由同一审判组织来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并且要追究法官不作为的责任，以减轻被害人的负担，促使法官积极履行自己的义务，使被害人的损失得到最大限度的赔偿。

二、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

（一）侵财型犯罪造成的财产损失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故在实务中，对于盗窃、诈骗、抢劫、贪污等侵害财产的犯罪，采取追赃和退赔的办法，将追回的赃款赃物返还被害人或者由人民法院责令被告人退赔，不得由刑事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属于限制解释，违背了立法的本意，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损失得到有效救济。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规定为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或者物质损失的场合，也就是说，只要被害人遭受了财产或物质损失的，就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却缩小了该范围，仅仅局限在因人身权利受到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笔者认为，最高法院之所以限制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可能是基于避免过度增加法院刑事审判庭的负担的考虑。如果将盗窃、抢劫、诈骗等侵财型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财产损失也纳入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将会使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大幅度增加，由于刑事案件审理期限较短，再要审理附带民事诉讼，将会使法官不堪重负。有人认为，虽然这类案件的被害人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并不妨碍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笔者认为，将侵财型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纳入附带民事诉讼范围固然会增加刑事审判庭的负担，但并不是不能承受的，因为诸如盗窃、抢劫类案件，只要刑事部分确定了，附带民事诉讼只是走一下程序而已，因为被害人的损失在被告人犯罪事实部分已经查清了，并不会给法官附带民事案件的审理增加太大的工作量。即使法官感到工作量太大，也可以通过增加刑事审判庭的法官人数来解决。因此，将侵财型犯罪造成的损失纳入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是切实可行的。如果让被害人通过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方法来解决，有以下弊端：一是要交纳诉讼费，增加被害人的经济负担；二是要等到刑事判决生效后才能提起，且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较长；三是被告人可能已被送交监狱执行刑罚，而监狱往往距离被告人原住所地遥远，审理不便。基于以上几方面因素，实践中，被害人往往会自认倒霉，而不会花费精力去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如果我们从更深的层次来思考，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设立的目的是什么？显而易见，就是要使被害人对犯罪行为给其造成的损失得到充分赔偿，因此，解释法律时，应当首先考虑哪种规定更能有利于被害人权益的实现。综上

所述，笔者认为应当扩大现行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将侵财型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财产损失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

（二）精神损失能否纳入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问题

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局限在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或者物质损失的场合，没有规定对犯罪造成精神损害的可以适用刑事附带

民事诉讼程序进行救济。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12月19日公布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解决，于法无据。

本来我们认为在刑事诉讼程序终结后，当事人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程序解决精神损害赔偿问题。这样的做法有其弊端。这就是，把损害赔偿责任人为的分为不同的两种，一种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可以提出的，如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害的赔偿；一种是不可以提出的，如精神损害赔偿。将一个完整地损害赔偿责任人为的分为两种，采用不同的诉讼程序解决，是没有道理的，也割裂了损害赔偿这个完整的法律制度。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7月15日公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就连当事人通过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程序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也给予了否定的回答。该《批复》认为：你院云高法[2001]176号《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被害人就刑事犯罪行为单独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根据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以及我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很明显，这两个司法解释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上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实际上是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基本精神相悖的。

侵害人格权，侵权人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受害人有权得到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这个问题在今天已经不是疑难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和法学界的共识。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做出了肯定的司法解释，2001年3月8日公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个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包括侵害人格权、其他人格利益、身份权，甚至是侵害财产权的侵权行为，受害人都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其中人格权包括了：

1、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2、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

3、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其他人格利益指的是隐私权和其他法律未明文规定但需要保护的人格利益。身份权包括侵权和亲属权。在这个司法解释中，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问题，但是，这种案件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应当是文中应有之义。而且很多法院也都是这样理解这一批复的。

该司法解释的出台是我国人格权司法保护的一项重大举措，而随后2002年7月15日公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的这个意见，实际上是又走回了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19日公布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的老路，而且越走越远。这两个司法解释的实质，就是对犯罪行为“打了不罚，罚了不打”的变种。这种解释与《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条关于“对承担民事责任的公民、法人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应当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对公民、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是背道而驰的。

对于犯罪行为造成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的，在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同时，追究其民事赔偿责任，从理论上说，就是不同法律部门的法规竞合。现代社会在规范社会生活现象的时候，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做出规范，或者从行政法的角度规范。有时候，这些从不同角度做出的规范发生重合的现象，就形成了法规竞合。

例如，对侵害健康权的侵害，在刑法上规定为故意伤害罪，应当处以刑罚，在民法上规定为侵害健康权的侵权行为，应当赔偿损失。侵害财产的行为，刑法上规定为故意毁坏公私财产罪，在民法上规定为侵害财产权的侵权行为。在法规竞合的场合，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就是一个行为，这个行为一方面侵害了公法的秩序，一方面侵害了私法上的权利。对行为人处以刑罚，维护的是公法秩序，对行为人责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则是对受到侵害的私权利的救济。这两个方面的救济都是必要的，都有分别实施的必要。因此，《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分别规定了刑事附带民事制裁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条也作了相应的规定。这些都是法律对基本法律法规竞合的确认。因此，当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的，依照现行法律的规定，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附带民事诉讼，或在刑事案件审理终结以后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以救济自己的损害，恢复自己的权利。司法解释规定对这种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不予受理，实际上等于剥夺了公民的这个权利，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这不是人民法院的权力。人民法院的权力是审判权，是对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通过行使审判权，依法予以保护，任何人侵害人民的权利，法院都要依法予以保护，救济损害，恢复受到侵害的权利。无论是任何一级法院，都无权限制公民的权利。任何限制公民权利的司法解释，都是违宪的、违法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当将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失纳入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这里的精神损失，应当是侵犯人身权利而造成的精神损失，而不包括侵犯财产权利而造成的精神损失，并且人身权利应作扩大解释，不仅仅局限于一般的生命、健康、身体权，而是包括《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各项人格权和身份权。在《刑法》的规定中，发生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竞合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类案件：一是侵犯被害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案件，如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交通肇事罪等；二是侵犯被害人名誉权的案件，如诬告陷害罪、侮辱罪、诽谤罪等；三是侵害人身自由权的案件，如非法拘禁罪等；四是侵害亲权和亲属权的案件，如拐卖儿童罪、拐骗儿童罪等，虽然此类案件直接侵害的是妇女、儿童的人身权利，但同时使儿童脱离其父母或其他亲属，侵害了亲权和亲属权，不可避免地会给孩子的父母或其他亲属造成精神上的严重损害；五是侵害性自主权的案件，如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强迫卖淫罪等。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虽然没有对性自主权作明确规定，但是在第一条第二款的关于“其他人格利益”保护的规定中，包含着对性自主权的保护。由于对性自主权的侵害，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害主要是精神上的损害，即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上的恐惧、悲伤、怨愤、绝望、羞辱痛苦以及使被害人在社会评价上所受到的损害，因此对其通过精神损害赔偿进行救济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篇：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思考

一、现行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现状及质疑精神损害，又称非财产上损害，是与物质损害相对应的概念，这是一个有特定法律意义的概念，它不同于医学上的精神损害，也有别于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说的一般精神方面的不愉快。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是指犯罪人对自然人生命、健康、人身自由、名誉等人身权利进行不法侵害而造成的非财产性的损害。而精神损害赔偿，则是指对自然人生命、健康、人身自由、名誉等人身权利进行不法侵害所造成的非财产性的损害，且后果严重，因此而由被告人承担通过财产赔偿等方式进行救济和保护的一种法律制度，这是针对精神损害的后果所应承担的财产责任。在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是否应得到赔偿，是各国立法时颇感棘手的问题，对此，各国做法不一。德国、瑞士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采取一定的限制原则，而同为大陆法系的日本、法国则立法较为宽松，只要是存在精神损害的事实，被害人即可提起此项诉讼。英美法则对此没有明确规定赔偿范围，司法实践中也没有特别的限定。我国现行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表明在刑事诉讼中只允许被害人就被告人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最高院于2000年12月4日《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项规定将刑诉法法律条款过于笼统的规定更进一步明确了，更具操作性。但笔者认为，现行法律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全盘否定的态度，在是否能有效保护被害人利益，与其他法律能否协调以及被害人对诉权处分可能引起混乱等方面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具体提出下列质疑意见：

1、刑诉法的规定与民事法律规定存在冲突。我国1986年《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侵犯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和法人的名誉权、荣誉权的，有权要求赔偿损失。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除上述规定，更进一步将精神损害的范围扩展到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隐私权等。总之，我国民事法律的规定是承认精神损害赔偿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法律原理上应适用民事法律规定，而刑诉法第七十七条仅限于“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的”，由此被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则不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之内，此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排斥在民事诉讼之外，陷于尴尬的境地。这样出现了刑诉法的规定与我国民事立法所确立的精神损害赔偿原则相抵触的情形。

2、对不同程度的精神损害是否赔偿适用法律出现混乱。刑、民之间相互矛盾的规定形成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情节严重的不能请求赔偿，而情节轻微的则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请求赔偿的不正常现象，造成了立法上的不统一。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必须适用于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对于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可通过根据不同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这种可请求赔偿的民事侵权中的严重后果往往表现在侵权人会触犯有关法律，直至是刑法。而刑事犯罪行为通常是情节严重的人格侵权行为，这就形成了精神损害程度较轻的不可以适用损害赔偿，而后果严重到触犯刑律时同样法律规定不得赔偿。同时，这也会造成如被告人行为不以犯罪论处的，被害人所获赔偿反而较多的情形可能出现的不正常现象。

3、可能会造成被害人对诉权的不同处分会有不同的结果出现。最高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九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后提起，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里同意了被害人对犯罪人可以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如果精神损害不纳入附带民事赔偿范围，有的被害人为维护其合法权益会放弃附带民事诉讼，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由于案件性质不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而是一般的民事案件，就不适用刑诉法和最高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这样，以获得民事法律的全面保护。被害人这种变通寻求民事法律的全面保护的方法不仅增加诉讼成本和当事人讼累，还会因附带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结果不一而影响国家司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4、对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是对被害人最大的精神安慰的说法的质疑。不少人认为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就是对被害人最大的精神安慰，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被告人被罪量刑，受到了制裁，这本身就是保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国家力量在此时已最大限度保障了被害人的利益，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也就是抚慰了被害人在精神上的损害，不需要用精神赔偿再次制裁犯罪者以补偿被害人的精神损害。此观点得到了刑诉法和最高审判机关的认同，并予以采纳。但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虽然，我国法律体系受原苏联影响，认为自然人的人格尊严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也是不可以用金钱来赔偿的，但是一旦人的人格尊严、生命、健康等被犯罪行为侵犯后，对被告人科处刑罚，并不能全面消除被害人精神上的损害，也不一定就是对被害人最为有效的救济方式，而一定数额的金钱赔偿也许是我们迄今为止的法律智慧所能找到的最重要的救济方法。

5、对向犯罪人以外的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有赔偿义务的人不仅限于犯罪人时，法律未禁止向犯罪人以外的被告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被告人可向犯罪人以外的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其一造成了对同一事实需要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法律程序才能解决问题，其二，对同一事实

出现不同的处理结果，其三，在适用不同法律规范时可能会因法律之间的相互冲突而面临对冲突规范的选择，其四，使同类型案件中同样因犯罪行为遭受损失的被害人因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而得到不同的保护结果，被害人之间处于事实上不公平的地位。

二、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笔者认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立法上对精神损害应当予以认可，并应逐步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其理由如下：

1、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符合刑法规定，对刑罚的功能起补充作用。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 ”，其规定的精神就是“又打又罚”，此条明确在论罪判刑的同时可以判令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这里的“经济损失”，刑法并未将其局限为物质损失，笔者认为应包括因精神损害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刑法这一规定与刑诉法第七十七条规定不一致，但刑法修改在后，按后法优于先法的原则，就适用刑法规定。此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所给予被害人的经济赔偿尽管属于民事责任，但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制裁，而且是带有强制性的。因为在某种情况下，金钱赔偿具有惩罚功能，因为责令被告人支付被害人一定数额的精神损害赔偿金，能使加害人发生有所失之感，并得以赎其加予被害人之痛苦。且从作用来看，无论从别预防，还是从一般预防的刑罚目的出发，附带民事赔偿的威慑力并不小于判处刑罚的威慑力，由被告人承担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对被告人而言，其惩戒效力不低于刑罚处罚。

2、将精神损害列入附带民事赔偿范围是有法律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明确了民事赔偿的范围包括精神损失，这当然也适用于附带民事诉讼。

3、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由于侵犯了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名誉权等人身权利，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且违反刑法规定，因而依法应予以刑罚处罚。但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往往又同时使被害人人格尊严受损、名誉降低、或迎接未来生活的信心受挫，或丧失面对未来挑战的勇气，从而精神上遭受极度痛苦，乃至影响未来的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根据刑法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定罪量刑，甚至根据案情判决赔偿被害人的有关物质损失，这些尚不足以抚慰被害人。因为，刑事案件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一般都比单纯的民事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程度深，有的犯罪如杀人、强奸等均会给被害人及其亲属造成造成巨大精神损害，与之相比，物质损失可能微不足道。但是，民事被害人尚可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刑事被害人更应享有此项权利。某些侵害生命、健康等人身权的行为给被害人及其亲属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及创伤很深，也难以消除，其精神痛苦是长期且巨大，在精神损害方面给予被害人一定的金钱赔偿，具有使被害人获得某种满足之功能，因为金钱赔偿所具有购买力等功能，可以使被害人有所满足而冲销痛苦。法院也应从切实保护公民人身权之立法宗旨出发，给予被害人最大限度的法律保障。所以，应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以实现法律真实意义上的正义和公平，切实保护被害人的权益。

4、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体现公权对私权的特殊保护，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刑事诉讼中一直强调公权优于私权，被害人首先要服从于国家追究犯罪的需要，但是在保护被害人利益方面，公权所保护的社会利益并非总与被害人的利益一致，公权对社会利益的倾向完全可能导致对被害人利益的忽视。而民法上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产生，反映了人们对自身价值和人格尊严的重视，是人类发展高度文明的产物，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当今国际潮流，对私权的关注逐渐加大，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恰恰符合这一历史潮流。公权的功用应越来越有利于对私权的保护，使被害人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而不是与私权相互冲突。在刑事诉讼不断趋于对被告～利保护的今天，在附带民事诉讼上则应加强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这符合社会利益、被告人利益、被害人利益三者利益冲突的平衡。此时应允许私权的适度自由，因为犯罪行为毕竟侵害了被害人独立于社会利益的个体利益，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被害人的个体利益应予以最大限度的保障。实践中，许多国家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也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德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关于一切就追究对象的犯罪事实所造成的损失而提起的诉讼，包括物质的、身体的和精神的损害均应受理的规定值得我国借鉴。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符合国际上刑事法律的发展趋势，符合对被害人的特殊保护。

5、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符合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立法原意。首先，从法律角度讲，生命权和健康权是人身权中一个重要的权利，而健康的含义通常又包括生物属性的健康即生理健康和精神属性的健康即心理健康。精神损害赔偿实质上是对公民心理健康权受到不法侵害时而给予的补偿。其二，犯罪行为除了造成可以用金钱计算的损失外，还可以使被害人受到不能用金钱计算的损害，这种损害甚至还可以引起更大的利益损失，对被害人的损失不底论其是否可以金钱表示而给予赔偿，符合法律的公平原则。其三，对精神损害进行民事赔偿，不是将人格、名誉视为商品，而是对被害人精神上受到的痛苦损害以物质赔偿的形式进行心理上的安慰、补偿，是对犯罪人的一种制裁。它不是降低人格，而是对人格尊严予以重视，并从而提高人身价值。其四，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是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导致的，所以在这里民事案件与

刑事案件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将刑民合并审理的前提条件。其五，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同时审理附带提起的民事诉讼，也有利于查明案情，节省人力、物力、财力，提高诉讼效率。但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刑事诉讼中没有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所以对于侮辱、诽谤等案件，人民法院在对被告人定罪以后，再由被害人就精神损害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样耗费了大量的人员和财力，是诉讼资源的巨大浪费，也使被害人遭受诉讼之累，这显然违反了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一诉讼制度的立法本意。

6、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我国法律体系的协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解决民事法律纠纷，所以应在不与刑事法律相抵触前提下适用民事法律。我国民法通则已确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但刑事诉讼法中的附带民事诉讼，却仅限于被害人的物质损失，这导致了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两个部门法之间的矛盾，这显然不利于我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统一，也导致了司法部门在实践中的迷盲、混乱。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之间的协调统一。此外，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并不完全否认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之间就精神损害赔偿达成一致意见的，法律不加于干预。另在道路交通事故中，依相关法律规定，死者家属可获得死亡赔偿金，在此类事故理赔时，保险公司对这项费用亦是认可的。

三、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中具体问题的思考从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看，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应是大势所趋。笔者认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应着重解决下列一些具体问题：

1、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立法时应确立该制度的基本原则，以期对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起指导作用。（1）赔偿法定原则。因为实际生活中的“精神损害”的存在具有广泛性和不确定性，一般情况下，犯罪行为对人身权利均不同程度会造成一定的损害，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所有情况下产生的任何程度的一切精神损害都予以赔偿，而只能对法律认可的精神损害予以赔偿，对法律有明文规定的精神损害按照法律规定予以赔偿，法律没有规定的，法院裁判不予赔偿，否则，会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难以实现。（2）因果关系原则。确立损害赔偿的范围，不是以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来划分的，而是以犯罪行为与损失之间是否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为依据的。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造成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应考虑其犯罪行为是否有直接关系，被告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必须是此种损害后果与自己的犯罪行为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缺乏这种因果联系的，被告人就谈不上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也更谈不上承担刑事责任了。对于与犯罪行为没有必然因果关系的损害如第三人休克损害，即损害发生时或发生后，被害人以外的第三人，因当时目击或事后得知损害事故发生之事实，受刺激而致心神崩溃或致休克等情形所遭受之损害，例如交通肇事中行人因目睹事故发生而致心理崩溃的，因为其受害与犯罪行为无相当因果关系，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3）补充适用原则。精神损害赔偿应当限定在损害较为严重，适用其他方法包括刑罚处罚和物质财产损害赔偿等均不足以充分保护被害人的权益的情况下。因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性质首先在于其补偿性，其目的是为了慰籍被害人以及给予其一定的经济帮助，以弥补其因犯罪行为对其精神上造成的伤害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另外，对于造成损害情节较轻，可以用其他方法解决的，不应采用精神损害赔偿，否则会发生权利滥用。（4）自由裁量原则。这是在法定原则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体现。指法官在相关法律条文不足以解决争议或法律出现空白的情况下，法官可根据被告人的过错程度、对被害人的侵害程度、个案差异等一些因素，行使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来确定具体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5）适用严格过错责任原则。犯罪行为是一种特别的侵权行为，建立在被告人存在故意或过失的主观过错的基础上，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应适用严格的过错责任原则，即必须是被告人直接侵犯了被害人人身权利，造成了被害人及其精神上无可避免的损害。（6）公序良俗原则。在立法不足时，即强制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中对损害国家一般利益和违～一般道德准则的行为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的情况下，通过公序良俗原则，授予法官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对具体案件作出裁判。

2、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首要解决的是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问题，它直接决定被告人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和被害人有无赔偿请求权。笔者个人认为，对赔偿范围应吸收德国、瑞士的做法，采取限制原则。在刑事诉讼中，应局限在人身权的范畴，要与人身有密切关系，对侵犯财产犯罪的应排除在外。因为侵害自然人的财产权，可能会导致精神损害，但是一般不需要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加以救济，而可以用财产制度加以救济。因为法律对财产权的保护，主要是为了维护民事主体物质利益，而对人身权尤其是人格权的保护，主要是为了维护民事主体的非物质利益。通常情况下，对财产权的侵害导致受害人财产利益的损失，法律通过赔偿损失、恢复原状等民事责任方式足以救济。而对人身权的侵害产生的后果要复杂得多，常见的有：死亡、伤害（包括残疾）、受害人社会评价降低、精神损害等。死亡可能使死者的近亲属产生精神损害。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中，应局限在人身权的范畴，要与人身有密切关系。具体而言，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应主要适用于刑法分则第二章至第六章中的各类中，尤其是集中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中，具体包括以下几类：（1）侵害他人的生命权。侵害他人生

命致人死亡的。犯罪人除赔偿所造成的物质损失外，还应当赔偿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失。这是主体特殊的一种精神损害，它不针对被害人本人，而是对其近亲属而言，侵害的是其近亲属的精神利益，是就被害人死亡这一法律事实的发生所产生的其近亲属的赔偿请求权。（2）侵害他人的身体健康权。侵害公民的身体，致人身体上造成严重伤害，相应的精神上遭受巨大痛苦，尤其是因为犯罪行为造成终身残疾的，被害人将一身伴随残疾的痛苦，这时除赔偿法律规定的经济损失外，还应增加赔偿精神损失费，以抚慰被害人巨大的精神创伤。（3）侵害妇女特殊的性自主权（贞操权）。妇女贞操权是妇女所特有的一项人身权，特别在我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中此项权利是妇女极为重要的人身权利。严重侵犯此项权利的，给被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尤为严重，这远较犯罪行为本身对身体造成的直接伤害后果的影响严重，妇女此种权利曾受到过侵犯将会成为受害妇女的耻辱，成为其一生的恶梦，这并不会因为犯罪人被判处刑罚处罚而消除，故对于那些强奸、强迫卖淫等犯罪仅用刑罚惩处，尽管严厉制裁了犯罪者，但被害人的身心健康上的损害并不能完全消除。因此，笔者认为，对侵害妇女此种权利的犯罪人进行刑事制裁的同时，被害人还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以对其予以精神上的慰籍。（4）侵犯人身自由权。人身自由，是自然人最为重要的一项～，失去它就丧失了行使其他一些～的基础，如言论权、选举权等。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如非法拘禁他人，对被害人而言，被非法剥夺人身自由期间和事后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摧残是不言而喻的，对此，被害人应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5）侵害公民的名誉权。如侮辱、诽谤他人，对被害人的名誉、人格的任意贬低，造成被害人社会地位的降低，对被害人精神上的打击不会随被告人被判处刑罚而消失。对此类犯罪，被害人亦可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3、赔偿主体应限于自然人。法人不能成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因为此种精神现象和心理态度为自然人所特有，精神损害仅发生在自然人受不法侵害的情况。法人虽然有一些人格权，但是没有自然人所特有的心理和精神现象，也当然不存在心理创伤和精神损害问题。但是法人的人格权受到损害时，法律也规定可以以其他方法予以救济，如直接物质损失的赔偿。这主要是为了维～人的物质利益，而不是为了维护其精神利益。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应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六条中规定的几类人员，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应为被害人、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以及未成年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

4、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应制定一个相对统一的参考标准。因为如没有统一的标准，在司法实践中不便操作，法官裁判的随意性较大，往往是同一类型的，事实很相似的案件，不同的法院甚而是同一法院不同法官处理的结果则大相径庭。其次，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判决过高的精神损害赔偿与我国的国情不相符合，对被告人而言，也是不公平的；而过低的赔偿则失去了补偿性的功用，对被害人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它既不能达到抚慰被害人的目的，也不能惩戒被告人和警戒公众，还使人们对法律的严肃性产生怀疑。这些，均不利于精神损害赔偿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价值的真正实现。再次，对当事人在提出赔偿时会漫天要价，增加了审理难度，故要制定一个相对统一的数额标准。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存在着较大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地区差异，故制定一个全国皆行的统一标准是不现实的，而只能就一类案件制定一个参考标准。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1）对于侵犯生命权和健康权的案件，可参照盗窃罪数额标准的方法，由最高院通过司法解释的方法，制定此类案件中造成死亡、残疾后果的赔偿数额幅度标准，再由省级人民法院根据本地区的经济等情况，制定较为确切的标准。（2）对于其他类型的可予以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可由最高院制定或授权省级人民法院制定此类案件精神损害赔偿的上、下限标准。法官在具体确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数额时，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的精神和审判实践中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根据个案之间存在的责任大小、被告人的过错程度、社会影响、伤害后果等差异，并结合规定的标准，予以裁判。（3）对于被告人及被害人的经济状况，笔者认为不应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因为其一，对当事人双方而言，均有违公平原则，其二，其经济状况取证困难，如当事人有意隐匿，法院对实际情况很难掌握，其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被害人的精神痛苦不因其身份地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其四，如考虑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将导致法官无法下判。故这只能作为案件执行时的考虑因素，而不能成为判决的理由，如被告人经济状况经查明确实欠佳，判决时可分期给付。但是，双方当事人就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经调解达成一致意见的，法院应尊重当事人在私权领域内的意思自治，对调解予以认可，并可将被告人赔偿精神损害的视为悔罪表现，作为其一项酌定从轻情节，在定罪量刑时予以考虑。

5、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后果。予以精神损害赔偿必须是犯罪行为导致相当的严重后果，没有严重后果的，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在事发时和未来生活、工作中可能达不到一定程度的精神损害，这也与犯罪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的特征相吻合。例如对造成被害人伤害的，必须是造成被害人残疾，才能对被害人精神上造成严重创伤，否则，伤情较轻，未达到残疾后果的，被害人一般不会有太大的精神创伤，对被告人科处刑罚和给予被害人物质损失赔偿一般足以慰籍被害人了。

6、关于交通肇事案件中的死亡赔偿金所谓死亡赔偿金，是指公民的生命安全利益受到侵害并丧失生命，责任人除应承担责任外，还应向死者亲属支付一定数额金钱的经济补偿。这是基于死亡事实的发生，设立其的目的，是为了弥补死者亲属的精神创伤和经济困

难。我国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7条规定的死亡补偿费应理解为对死亡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是对死亡家庭遭受损失的一种补偿，死者家属的安慰。但一直以来对死亡赔偿金能否界定为精神抚慰金性质存在较大争议。直到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界定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性质。今天笔者在此不就最高院关于精神抚慰金的性质的认定是否值得商榷进行讨论，而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将交通肇事中死亡赔偿金予以合法化的问题。在目前立法尚未承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况下，应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这样可有效保护处于明显劣势的死者家属的权益，也可在审判实践中疏导被告人和死者家属之间由此问题产生的较为激烈的对立矛盾。另外，在司法实践中，一般对交通肇事中的死亡赔偿金是予以认可的，被告人大多数情况是同意支付此项赔偿的，审判机关对当事人双方达成的调解也予以认可，其存在有其合理性，这有利于最大限度保护死者家属的利益，给其在精神上予以抚慰并救济其家庭因巨大不幸而遭受的经济困难，故笔者认为对现实中合理的事物应在法律规定中有所体现，并以此消除可能引发新的社会动荡的隐患。

第三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 副本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XXX

诉讼请求：

一、依法追究被告人盗窃罪的刑事责任，并从重处罚。

二、依法判令被告人赔偿原告人摩托车丢失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XXX元。

事实及理由：S

2010年4月，我家购买了一辆XXX新摩托车，价值XXX元（含上户），此车一直停放在自家门口，但在XXX早晨06点50分左右，打开门后发现摩托车被盗了，便立即向XXX报了案，我们通过查看门口的监控录像，小偷是17日零晨3点左右盗走摩托车的，派出所的办案人员通过这一重要线索，现已将犯罪人抓获，经评估公司鉴定评估，本摩托车现价值人民币XXX元。为此，具状起诉，请依法公正判决，维护原告人的诉讼请求及合法权益。

此致

XXX法院

具状人：XXX

二O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第四篇：浅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

浅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

论文提要：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利用刑事诉讼程序解决定罪量刑直接有关的损害赔偿问题的一种特殊民事诉讼。在司法实践中，调解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已被广泛运用，在处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调解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特殊制度，是促使双方当事人和解的一种结案方式和诉讼活动，具有方便、快捷、灵活、成本低廉和对抗性弱的特点。本文通过2009年以来武陟县人民法院所审结的刑事附带民事调解案件进行深入调查分析后，深刻阐明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意义，并总结工作经验，积极发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完善建议。

以下正文：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意义

2009年以来，武陟县人民法院共受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145件，其中调解结案的占118件，调解率达81.4％。我院刑庭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坚持以司法为民为宗旨，从“促团结、保稳定”的大局出发，着力抓好调解工作，这不仅充分保障了被害人经济损失求偿权的实现，也有利于使被告人认罪伏法，减少了当事人上诉、信访等，节约了诉讼资源，缓和了社会矛盾。因此，调解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1、调解有利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裁判的执行。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后常常出现执行难的现象，其原因有很多，比如

1、刑事被告人被判刑以后，一般要入狱监管，无法再从事其他活动，不能再创造财产价值继续赔偿所造成的损失，因而其继续赔偿的能力受到限制；

2、相对于造成的损失来说，被告人的赔偿能力一般较小，不能赔偿全部损失，或者根本不能赔偿。执行难不仅使被害人的权利得不到保护，损害了法院判决的严肃性，还导致法院的判决迁就现实。因此，就要寻求一条治标治本的途径来解决执行难，那么调解就是首选途径。

2、调解有利于实现程序资源配置中的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诉讼程序的效益既包括经济效益，还包括非经济效益，如社会秩序的恢复、国家法律威严的树立、全社会公正信念的坚定等方面就属于非经济效益。要想提高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效益，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两个方面都应当兼顾，以程序公正为首要目标，以尽可能少的司法投入实现公正。从程序的经济效益而言，调解的过程，也是被害人与被告人就损害赔偿进行协商的过程，它避免了纯粹判决结案可能导致的双方矛盾对立，审理活动久拖不决，法院与争议双方都耗时费力。双方的协商让步也为赔偿内容的实际执行扫清了障碍，免去了被害人空有赔偿判决而得不到实际赔偿金额的无奈和担心，更避免了他所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实效沦为空谈。因此，无论从当事人的接受程度，还是从对有关当事人的实际价值而言，调解在刑事附带民事审判中的作用都是不容忽视的。

3、调解有利于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我们强调审判要体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而且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法院调解在某种意义上还起着沟通法律与社会、帮助法律与司法获得合法性的作用。注重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在调解中实行教育，用调解方式解决民事赔偿，首先，可以使被告人深刻认识到其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使其能从内心深处体会到对其处以刑罚的必要，让被告人认罪服判，接受改造；其次，可以使被害人遭受的物质损失及时得到赔偿，使其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得到缓解，降低其对被告人的愤恨程度，尽可能消除被害人的报复心理，排除社会治安隐患；再次，由于大多案件被害人和被告人的亲属都积极参与调解，一方面增加了他们的法律知识，另一方面使他们也受到了教育，可使社会的综合素质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高，被告人也由此接受教训，利于其改造。

4、调解有利于强化刑事审判效果。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成功，特别是即时结清，可以使附带民事诉讼在一审得到圆满解决，全案的审判程序、手续得到简便；也可以避免进入强制执行程序，节约诉讼成本。在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注重调解工作，通过对被告人及其亲属的说理，使他们认识判刑就不用赔偿的观念是错误的，赔偿被害人损失是一项应尽的法律责任，而且民事部分赔偿与否直接关系到被告人的量刑。如果附带民事部分调解解决，法院就不必要投入有限的人力物力到执行工作中去，从而提高了法院的整体工作效率。

二、如何做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

1、审判人员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中必须始终坚持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调解成功的保证。公正的法官才能不言自威，才能从容主持审判。公正的裁决和调解，才能拥有既判力和约束力，才能被当事人自觉自愿地履行。新时期的法官不但要具备深厚的法学修养、扎实的理论功底、丰富的审判经验和社会阅历，同时还要具备高尚的人品和职业道德。尤其是后者，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显得更为重要。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当前社会是商品经济社会，挣钱、发财再也不是让中国人感到羞涩的字眼，社会观念发生着巨大变化。法官队伍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如何奉公执法、恪尽职守，同时又要处理好身边的各种关系是每个法官不容回避的严峻课题。司法公正是法院裁判的生命力所在，法官只有做到司法公正，才能定纷止争，才能使当事人息诉服判，才能使调解成功的案件经得起历史检验。

2、审判人员必须不断强化调解技巧，不断提高法律责任感和执法为民的意识。附带民事调解工作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不但需要审判人员具备调解的技巧和能力，还需要审判人员有高度的法律责任感，要学会换位思考，充分为当事人着想，了解掌握被告方和被害方的真正思想动态，一言一行要让他们接受。这类案件调解成功大致需要三个程序，一是双方达成和解意向，二是确定赔偿数额，三是协定给付的时间和方式。每一个程序的工作都需要审判人员的耐心和一定的工作经验，没有既成的路子，现成的方法，审判人员要在工作中去慢慢体验和总结经验，实践中具体做法如下：

首先，要通过做好教育引导工作，使双方达成调解意向，这也是调成的基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主要为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等案件，这些案件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往往矛盾容易激化。但是在这类案件中，被害方一般都有想要调解的意向，因而办案人员要坚持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向被告人及其代理人讲明由于他的犯罪行为给被害方带来了经济损失，必须履行法律规定的赔偿义务，如果能及时赔偿，还能对其刑事部分从宽处理，这是量刑考虑的一个因素，还要尽可能促进双方相互接触，相互体谅，消除对立情绪，营造一个和谐的调解气氛。如我院审理的孟某故意伤害一案，被告人孟某与本村村民翟某因停放摩托车而发生争执，从而引起打架，孟某用巴掌拳头将翟某面部打伤，致翟某颌面部软组织挫伤、右眼眶内侧壁骨折。我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孟某的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在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失时机地对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最终使被告人孟某积极赔偿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翟某的经济损失，并取得了原告人的谅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其次，确定赔偿数额。虽说遵循调解自愿原则，但审判人员居中调和时必须做到心中有数，首先审查清楚被害方要求赔偿的相应证据是否达到证据要求，引导其诉讼请求要实际、合理，并了解其要求的最低数额，还要掌握被告方的偿付能力和赔偿最高限额，如果双方差距不大，就比较容易达成一致意见，如果双方差距较大，就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使被害方适当降低赔偿数额，使被告方适当提高赔偿数额，有必要时，可以在审限内延长审理期限，增加调处的空间，使双方多加接触，尽可能使其达成协议。如我院审理的被告人郑某故意伤害一案，被告人郑某与受害人刘某因宅基地纠纷发生争吵，从而引起打架，打架过程中，郑某用铁钎将刘某左眼部打伤，致刘小青左眼眶上壁骨折。我院审判人员对此案进行调解过程中，由于刘某所提出的赔偿数额过高，郑某最初不愿达成调解协议，审判人员根据案件特点，结合双方家庭的实际情况，教育引导双方当事人立足长远，以和为贵，使原告方适当降低赔偿数额，使被告方适当提高赔偿数额，使得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最后，确定了赔偿数额就要协定给付的方式和时间了。我院所调解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为了不给被害人留下后遗症，所有调解过的案件，经过审判人员对双方当事人细致的调解工作，均做到了“当场调解当场拿款”，这样做既使被害人的求偿权得以及时实现，另外被告方及时赔偿，还能对其刑事部分从宽处理，也有利于被告人认罪伏法。

3、严把立案关。并非所有的刑事案件都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关于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范围和种类，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了明确的司法解释。根据这个解释，结合刑法、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只有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时，才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盗窃、诈骗、抢夺等侵财性犯罪和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审判工作中，我们必须严格执行这一规定，把好立案关，并认真耐心地向被害人阐明这一规定，使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必须符合法定条件，同时还要注意引导被害人在书写附带民事诉状时，一定要正确对待自己的诉讼权利，向其讲明赔偿的范围和标准，以及诉讼风险问题，使其诉讼请求要实际合理不能过高，这样也能避免被告人本来愿意赔偿，但看到对方不合理过高的诉讼请求时，认为自己赔不起而产生逆反心理，导致调解工作难以进展的情况出现。

4、审判人员必须充分借助各方面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促成调解。在司法实践中，要想做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不单单靠法院的审判工作，还要靠方方面面的力量，充分借助双方当事人家属、所在单位、村委会、居委会等各方面的力量，这些因素在诉讼调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往往能为诉讼调解的成功提供很大的帮助，其中诉讼代理人就是一支重要力量。审判人员要充分调动诉讼代理人的积极性，发挥诉讼代理人懂法知法以及与当事人信赖关系的优势，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因为一般这类案件，被告人多数被羁押，被告人即使愿意赔偿，也都需要其亲属的协助。从司法实践来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如果没有其亲属及相关组织人士的参与，调成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我们要利用诉讼代理制度，告知其双方都可以委托代理人，使其明正言顺地参加到诉讼中来。同时，由于这类案件多发生在同村、乡邻之间，还要充分借助于基层调解委员会组织和当地名望高的人，充分调动发挥他们的作用，内外联动，整体结合，做好调解工作。

三、当前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存在的不足及完善建议

1、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调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部分当事人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中“从轻处罚”的曲解。对于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物质损失而获得从轻处罚，部分当事人不理解，认为这和封建社会中的“花钱买刑”没有本质的区别，从而怀疑“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而获得从轻处罚”法律规定的正当性。有些被害人认为，既然是花钱买刑，被告人就得出大价钱，否则不予调解；而有些被告人则认为，既然花了钱，法院就得给予我一个较轻的处罚，否则就不愿意调解，甚至有的被告人在判决后认为没有达到从轻处罚的目的而盲目上诉、上访。（2）某些法律条文不明确，不利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的情节予以考虑。”从法条中可以看出，法条并没有明确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是已经全部赔偿还是部分赔偿，也没有明确“可以量刑的情节”就是从轻处罚的情节。因而造成司法实践中存在理解的偏差。有的法官认为，“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就是全部赔偿了损失，没有全部赔偿的，则不能从轻处罚，该观点也是主流观点；有的法官则认为，被告人在判决时并不一定要全部赔偿被害人，只要被告人有赔偿的真诚态度并取得被害人充分谅解，就可以认为符合了“已经赔偿物质损失”的法律规定，对被告人从轻处罚。而对于“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统一的观点都认为是从轻考虑，但是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可见，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中，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也必然导致司法实践中的混乱，不利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

（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缺失。我国刑事法律明确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只赔偿物质损失，而不支持精神损失，但是在单纯的民事诉讼中却明确规定受害人因受到侵权行为的侵犯可以要求赔偿精神损失。可见，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求偿的范围要低于单纯的民事诉讼当事人求偿的范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单纯的民事诉讼当事人求偿范围的双重立法标准，使得大量受到犯罪行为侵害却无物质或很少有物质损失的受害人得不到合理的赔偿，这使得他们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设置多有怨言，这也是这些受害人调解积极性不高和不愿意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根本原因。有的受害人因得不到合理数额的赔偿根本不愿意与被告人和解，有的甚至放弃物质损失的赔偿，转而寄希望被告人能得到较重的刑事处罚。有的受害人为了能得到精神赔偿，故意不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转而等刑事判决后寻求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因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中关于精神损失赔偿的缺失，大大制约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工作的成效。

2、如何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不足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中由于存在着上述问题，制约了调解工作的顺利进展。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完善建议：

（1）对公民大力进行法制宣传，更新公民的司法理念。所谓的“花钱买刑”，是一种违背法律的枉法行为，是在被告人不符合减轻或从轻量刑的条件下用钱贿赂司法人员从而获得枉法裁判的犯罪行为，而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物质损失，根据我国司法解释《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条明确规定可以作为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这符合我国以“认罪态度”的好坏作为对被告人量刑轻重的酌定情节的刑事司法政策。因此，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从而获得从轻处罚，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和社会意义，和“花钱买刑”具有本质的区别。

（2）进一步明确司法解释的规定。对“被告人已经赔偿物质损失”，在裁判时被害人并不一定要全部得到被告人的赔偿，只要被告人有赔偿的真诚态度并取得被害人充分谅解，就可以认为符合了“已经赔偿物质损失”的法律规定而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因为被告人的赔偿数额要受到被告人经济能力的制约，如果一味地要求被告人全额赔偿有时有可能适得其反，被告人在确实无全额赔偿能力的情况下有可能破罐子破摔，使调解难以达成。对“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虽然是“从轻情节”，还是应在法条中明文规定是否确属“从轻情节”。

（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缺失问题，应统一司法尺度，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内。因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民事诉讼，是一种平等主体间的私权纷争，因此更应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虽然犯罪行为因较一般侵权行为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有必要以刑罚实现对已然之罪的惩罚和对未然之罪的预防，但国家刑罚权的行使并不应剥夺公民赔偿权的行使。而且现代刑法价值理念的进步性就在于它认为刑法在具有保护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免遭犯罪行为侵害的同时更强调对个人利益的保护，包括被告人和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也应顺应现代刑法价值观的发展趋势，体现刑民法律平等的地位，从而放宽刑事受害人损失求偿的范围，既包括对物质损失的赔偿又包括对精神损失的赔偿。

第五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例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例

陈某，29岁，某市个体运输司机，因违章驾车将某机关一辆中巴班车撞翻，致车内吴某重伤、寇某轻伤，中巴车报废，车上另外三人薛某、张某、冯某经医院检查，未发现受伤。陈某被以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吴某、寇某同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赔偿吴某各种费用9万元、赔偿寇某各种费用5万元。检察院曾询问某机关是否也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某机关有关领导答复说，考虑到陈某自己损失也不小，还得赔偿吴某、寇某的损失，反正公家也不在乎那点钱。检察院遂在提起公诉时也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陈某赔偿某机关因中巴车报废造成的损失4万元。某区法院在一审中，对要求赔偿吴某各种费用9万元、赔偿寇某各种费用5万元和赔偿某机关报废的中巴车4万元的附带民事诉讼进行调解无效后，判决陈某有期徒刑3年，赔偿吴某6万元、赔偿寇某3万元、赔偿某机关2万元。陈某不服，对附带民事部分提出上诉，事故发生时在中巴车上的薛某因后来查出颅部有内伤，也于此时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市法院接受上诉后，原审法院在上诉期满后，认为判决尚未生效，因此暂未将刑事部分的判决交付执行。市法院审查了一审的附带民事部分，判决陈某赔偿薛某4万元，其余部分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由二审法院负责执行，吴某、寇某和薛某向二审法院提出确实的证据证明陈某在外省有足够的财产，要求二审法院前往执行。二审法院认为路途遥远，无法执行，拒绝了吴某、寇某和薛某的要求。

问：本案对附带民事诉讼处理有哪些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