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第一篇：刑法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郝 鑫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以及人民检察院对国家、集体财产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损失，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要求赔偿的诉讼活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附带民事诉讼”仍是二条原则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3月21日公布的《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作了一些具体规定，但仍有许多问题没有明确下来，还有些规定存在法律冲突的情况。笔者结合办案实践，拟在以下的几个方面浅谈拙见，尽抛砖之力，以求法律在附带民事诉讼方面的健全完善。

一、刑罚与赔偿的关系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解决的民事诉讼，它是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虽是一种附带诉讼，但具有相对独立性。附带民事诉讼的构成条件及审理程序均具有严格的规定，虽是二诉合一，但刑事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决不能混为一谈，成为相互制约的条件。不能因民事赔偿而减轻刑事处罚，也不能以加重刑罚代替赔偿。刑罚是对犯罪分子的人身权利实行的强制办法，它不能消除受害人物质损害的后果;赔偿则是损害之债的履行，是对犯罪行为所致财产损失的补偿，用以消除物质损害的后果，并不涉及人身权利的处罚。二者虽然针对同一犯罪事实，但决不能互相代替。实践中很多法院因怕麻烦，或以刑罚代替赔偿，驳回受害人的附带民事诉讼请求，或者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被告(尤其是轻伤害案件的被告人)，只要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予以赔偿，就视为有悔罪表现，判处缓刑，而不考虑犯罪情节和犯罪手段等其他因素。这些作法是对刑事处罚与民事赔偿关系的误解，也是对法律的滥用。刑罚解决不了受害人的物质损失，同样赔偿也代替不了法律对犯罪行为的惩罚。附带民事诉讼只是为了简化诉讼程序，减少当事人的诉累而与刑事诉讼一并审理，并规定在刑事部分审理后再审民事部分。而

有些法院却在刑事部分庭审前，主持当事人对民事部分先行调解，如能达成协议，刑事部分则从轻处罚或适用缓刑，这是严重违法的。《规定》第71条明确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必须在刑事部分审理结束后进行，实践中应坚决杜绝以钱买刑，以赔偿代替刑罚的现象。应当明确，刑罚与赔偿并不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只是两个诉讼程序的两种制裁手段，从这个角度讲，二者是平行的，并不直接发生关系。明确这点，对司法实践正确适用刑罚和正确适用赔偿，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二、赔偿的原则问题

《规定》第62条明确了赔偿原则“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已经得到退赔而仍不能弥补损失的被害人，也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被害人不能提供证据证实被告人确有财产可供赔偿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可以看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原则是以被告人确有赔偿能力为前提的。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有失偏颇。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应适用民事诉讼法律的有关规定，在赔偿问题上应采取实际损失赔偿的原则，至于被告人是否有执行能力，则不是法院判决时应当考虑的问题。如果被告隐匿财产、转移赃物，妄图“受苦一时，舒服一世”，或者被告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被判处缓刑，虽然在判决时没有财产，则日后有能力赔偿时，却没有法律约束其履行赔偿义务，这不利于彻底惩戒犯罪分子，对受害人也是显然不公平的。[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作出这条规定，是否主要考虑附带民事诉讼不发生移送执行的问题，避免附带民事诉讼执行过多牵扯刑庭的精力。但这样规定，不能使受害人的损失得到赔偿，不利于切实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法院的判决对受害人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那么受害人合法权益又靠什么来保护呢?如果被告人日后被发现有财产足以赔偿，受害人又没有法律文书支持，依据什么申请执行呢?所以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不应以判决时被告人的赔偿能力作为是否对受害人赔偿请求给予支持的根据，而应按照民事法律的规定，实行实际损失赔偿原则，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切实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也保证适用法律的一致性。为避免增加刑庭的工作量，建议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执行由专职民事执行工作的执行庭统一执行，便于法院内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三、共同致害人的连带赔偿问题

在共同犯罪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被告应承担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责任，而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呢?如三人共同伤害案中，其中一人持刀将受害人捅成重伤，其他二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也没有直接造成受害人的重伤的后果，此二人是否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呢?实践中对此认识不一，处理结果也不相同。笔者认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共同致害人虽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其参与了共同犯罪活动，其犯罪活动不仅触犯了刑法，而且造成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触犯刑法要受到刑罚处罚，只是由于情节轻微或有其他从宽表现而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其共同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应按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视为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实践中有的法院对没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判决不承担赔偿责任，有的法院让被害人向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些做法，人为割裂了同一损害的赔偿法律关系，不利于划分共同致害人承担的责任比例，增加了被害人的诉累，也不利于法院的审理。另外，法院对另案处理的共同致害人也应一并作出附带民事诉讼判决，因为按民诉法规定，侵害事实清楚，即使被害人不到庭，法院也可以缺席判决，对于所有共同侵权人，则应判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达成调解协议并给付后被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被害人在刑事立案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刑事判决生效后，提起民事诉讼，都是当事人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之后又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是不允许的。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不可就同一事实提起二次民事诉讼请求，受害人只能选择其一。但是在公诉案件起诉到法院前，当事人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并已给付后，受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法律赋予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不管受害人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还是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受害人均有权在案件移送法院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该受案，并审查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法，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而不应不经审查就不予立案或驳回诉讼请求。公安、检察机关制作的调解协议，均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因其调解依据的是单

行法规而不是民事法律，二者在具体问题的规定上并不完全一致。如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依据的是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对损害赔偿规定只赔偿直接损失，不包括营运损失等间接损失，而《民法通则》规定损害赔偿指实际损失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二者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上存在差异。被害人在公安部门接受调解后，仍可就赔偿不足部分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依法受理并予以支持。

五、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新《刑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这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只适用于物质损失，精神损害则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欠妥。首先，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以民事实体法律为内容，受民事实体法律的制约。《民法通则》第120条明确规定“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因而，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是给予赔偿的，这就造成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就同一问题适用法律的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不仅对侵犯名誉权的案件，判令精神损害赔偿，而且对非侵犯名誉权的案件，也判令精神损害赔偿。如北京海淀区法院对贾国宇因燃气罐爆炸引起毁容案判决责任人赔偿精神损害费10万元人民币，法庭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依法按照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除物质以外，也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精神压力与痛苦”;还有北京朝阳区法院对于金华医疗事故造成精神损害判令责任单位赔偿精神损害费12万元。这些司法判例，充分说明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和对人权保护的加强，而刑事诉讼法律不仅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没有发展，反而与原有的民事法律相冲突，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给予赔偿的法律怪状。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司法界已注意到这一现象，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公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说明“侵犯名誉权构成犯罪，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体现了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原则;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公布了唐敏诽谤案两审判决均对精神损害给予赔偿，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有章可循，而且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能更加全面、切实地给受害人以精神上的安慰和心灵上的补偿，是我国法制建设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对附带民事诉讼在某些方面缺乏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在赔偿的原则和精神损害赔偿等方面存在着法律适用冲突，在司法实践中更有大量的以罚代刑的现象，造成同种案件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因适用法律不同而结论截然相反的情况。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干扰着我国司法界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笔者希望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解释尽快出台，关于法律适用中的矛盾问题尽快修改，充分发挥新刑诉法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推进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

四、达成调解协议并给付后被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被害人在刑事立案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刑事判决生效后，提起民事诉讼，都是当事人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之后又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是不允许的。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不可就同一事实提起二次民事诉讼请求，受害人只能选择其一。但是在公诉案件起诉到法院前，当事人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并已给付后，受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法律赋予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不管受害人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还是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受害人均有权在案件移送法院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该受案，并审查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法，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而不应不经审查就不予立案或驳回诉讼请求。公安、检察机关制作的调解协议，均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因其调解依据的是单行法规而不是民事法律，二者在具体问题的规定上并不完全一致。如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依据的是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对损害赔偿规定只赔偿直接损失，不包括营运损失等间接损失，而《民法通则》规定损害赔偿指实际损失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二者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上存在差异。被害人在公安部门接受调解后，仍可就赔偿不足部分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依法受理并予以支持。

五、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新《刑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这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只适用于物质损失，精神损害则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欠妥。首先，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以民事实体法律为内容，受民事实体法律的制约。《民法通则》第120条明确规定“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因而，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是给予赔偿的，这就造成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就同一问题适用法律的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不仅对侵犯名誉权的案件，判令精神损害赔偿，而且对非侵犯名誉权的案件，也判令精神损害赔偿。如北京海淀区法院对贾国宇因燃气罐爆炸引起毁容案判决责任人赔偿精神损害费10万元人民币，法庭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依法按照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除物质以外，也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精神压力与痛苦”;还有北京朝阳区法院对于金华医疗事故造成精神损害判令责任单位赔偿精神损害费12万元。这些司法判例，充分说明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和对人权保护的加强，而刑事诉讼法律不仅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没有发展，反而与原有的民事法律相冲突，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给予赔偿的法律怪状。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司法界已注意到这一现象，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公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说明“侵犯名誉权构成犯罪，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体现了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原则;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公布了唐敏诽谤案两审判决均对精神损害给予赔偿，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有章可循，而且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能更加全面、切实地给受害人以精神上的安慰和心灵上的补偿，是我国法制建设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对附带民事诉讼在某些方面缺乏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在赔偿的原则和精神损害赔偿等方面存在着法律适用冲突，在司法实践中更有大量的以罚代刑的现象，造成同种案件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因适用法律不同而结论截然相反的情况。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干扰着我国司法界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笔者希望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解释尽快出台，关于法律适用中的矛盾问题尽快修改，充分发挥新刑诉法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推进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

第二篇：刑法诉讼民诉法有关诉的变更存在问题的审视与建议

民诉法有关诉的变更存在问题的审视与建议

毕玉谦

有关诉的变更的内容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上显得过于粗疏与零散，实务界常感困惑。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现行法所存在问题加以阐述，并提出修订之管见。

一、关于适用范畴与内涵存在模糊不清的问题

所谓诉的变更，是指在诉讼系属之后，原告采用以变更诉状记载事项的请求旨意(具体内容)和原因的方式来变更审判事项的同一性和范围。

应当注意的是，在有些情形下，诉的变更甚至将会导致诉讼标的的变更，以至于从总体上动摇裁判的基础。可见，对于诉的变更的确定，会对诉讼程序乃至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带来重大影响，因此，在立法上，对诉的变更所涉及的范畴应当予以适当加以界定，既不能过宽，也不能过窄。如果界定得过于宽泛，将不利于保障诉讼程序的安定性与效益性;如果界定得过于狭窄，将不利于保障当事人充分地行使诉权，亦会有违设置民事诉讼这种公力救济途径的旨意。

需要强调的是，如将诉讼主体的变更与诉的变更相区别，使得诉的变更不包含诉讼主体的变更，则有助于使得立法技术显得简练、易行。

另外，在我国，虽然诉讼请求通常被理解为原告通过法院向被告提出的实体上的权利要求，这种权利要求由诉讼标的决定。但实质上，为我国理论界所诠释的“诉讼请求”，包含诉的声明和请求原因事实两个方面。笔者认为，在对我国民事诉讼法进行修订时，应将诉讼请求的变更界定为诉的声明与请求原因事实的变更。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诉的变更的有关适用范畴显得模糊不清。例如，“增加诉讼请求”与“变更诉讼请求”两者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关系并无明确界定，实务上法官通常会按照表面理解将两者视为并行的关系。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当我们套用诉的变更的基本原理就会发现，两者之间既可表现为并行的关系，又可表现为相互包容的关系，因为，诉讼请求包括诉的声明与请求原因事实两方面。如从增加诉讼请求来理解就可能包括：其一，诉的声明的增加。它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实质上增加，例如，由原先的确认之诉后又增加了给付之诉;另一种是形式上增加，例如，因人身损害赔偿由原来的1万元增加到2万元。它是简单的数量增加。再如，基于同一损害赔偿，除原要求5000元医疗费之外，因伤情恶化又追加5000元医疗费，同时又增加2000元误工费。它是原因与数量的同时增加。其二，请求原因事实的增加。例如，因被告合同违约，原告先是按照合同约定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后因该合同未能全面履行而给第三人造成实际损害，形成使原告承担相应责任的原因事实，原告为此增加该原因事实而追加赔偿金。

如从变更诉讼请求来理解就可能包括：其一，诉的声明的变更。主要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原告请求法院在权利保护形式上的变更。如原告在诉的声明中，由原先请求法院确认对某一特定物享有所有权，变更为请求判令对方给付该特定物。另一种是，诉的声明内容发生变更。如原告先是声明请求判令被告给付特定物，后又变更声明内容为请求判令被告给付一定金额钱款。其二，请求原因事实的变更。依据新诉讼标的理论，除金钱或代替物的给付诉讼外，请求原因事实的变更，即实体法上法律关系的变更，并不影响诉讼标的，故不引起诉的变更。而旧诉讼标的理论则认为，即使在给付之诉或形成之诉中，如原告在请求原因事实上提出新发生的请求权或形成权，或形成原因的事实时，属于诉讼标的的变更，由此造成诉的变更。新旧诉讼标的理论对请求原因事实的变更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影响并决定诉讼方向与进程的思维定式。

在我国实务界，因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对“增加诉讼请求”和“变更诉讼请求”的粗疏界定，导致法官通常将“增加诉讼请求”机械地理解为在起诉、反诉时的诉讼请求的基础上再多加一些其他的诉讼请求事项;而将“变更诉讼请求”简单地理解为当事人将先前提出的诉讼请求更换为新的诉讼请求。可见，这种观念将诉讼请求的增加仅分为“事项”和“量”的增加，而诉讼请求的变更又分为“民事责任方式的更换”和基于“法律关系性质或民事行为效力发生变化”产生的变更。

笔者认为，这些划分和变更仅停留在表面的形态上，因为，按照诉的变更的基本原理，增加诉讼请求应当分为诉的声明增加与请求原因事实增加两种基本类型;诉讼请求的变更应当细化为诉的声明变更和请求原因事实变更，并且诉的声明变更还应再细化为请求权利保护形式和内容的变更，前者能够引起诉讼标的的变更，而后者有可能是情势变更所导致的，因而在诉讼上很有可能会适用不同的程序规则与规制标准。另外，也不宜简单地认为因法律关系性质或民事行为效力发生变化进而引起诉的变更。从原理上讲，这种情形不属于诉的变更，而是导致发生诉讼程序上中间确认之诉的原因，故应准许原告利用本诉讼程序一并提起中间确认之诉，以便法院就此作出中间确认判决。

二、关于适用要件与程序的缺失问题

现行立法未对诉的变更所适用的要件与程序加以明确规定，使得实务界在遇到有关情形时显得无所适从。对此，笔者认为，在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可作以下考虑：

(一)关于诉的变更所适用的要件，应规定如下内容：其一，在诉状送达被告之后，原告如对诉进行变更，应征得被告的同意。诉状送达被告之前，原告仍享有对诉进行变更或追加的权利。其二，当法院认为诉的变更对被告的防御并未造成相当妨碍或对诉讼的终结并非造成显著迟延时，应当予以准许。其三，变更后的请求不应属于其他法院专属管辖之范畴。其四，诉的变更不得违反适用诉讼程序的同一性原则。

(二)关于诉的变更所适用的程序，应规定如下内容：其一，在诉讼中，对于原告所诉有无变更或追加的，法院应当依职权进行调查，并当发现有变更、追加情形时，应当据情对是否准许作出决定。根据调查取得的结果，当法院认为原告的变更请求或请求的原因并无不当时，应当予以准许。凡经准许的，应就变更的新诉进行辩论并作出裁判。其二，当诉的变更是以新诉替代原有之诉，而原有之诉已不复存在时，法院便无需对此加以辩论并作出裁判;当诉的追加是以新诉加入原有之诉而使两者并存时，法院必须一并进

行辩论并作出裁决。其三，如发现当事人提出的诉的变更欠缺有关要件时，法院应以裁定禁止其变更。对此裁定，当事人不得声明不服，但对终局判决提出上诉后，则由上诉审法院进行判断。当上诉审认为第一审关于不准变更诉的处理不当时，可以准许变更并对新的请求进行审判。其四，当法院认为诉的变更系合法时，应当对新诉进行审判，如当事人对此存在争议，法院应以裁定作出明确判断。对在第一审法院所允许的诉的变更并己对新诉作出的终局判决，当事人对此不得声明不服。其五，请求事项属于诉状中必须记载的内容，对它进行变更应当以书面形式进行，这种书面形式相当于一份新的诉状，应当依法向被告进行送达。其六，当出现某些不应准许原告作出诉的变更、追加或者因新诉由其他法院专属管辖或不得适用同种诉讼程序的情形时，则应仅就原有之诉进行辩论并作出裁判，而对新诉则应以裁定予以驳回。但当诉的变更时，如原告已明确表示撤回其原有之诉而仅请求就新诉作出裁判的，除其撤回不产生效力外，不必再就原有之诉进行辩论并作出裁判。

三、关于如何认识诉的变更基本动因问题

现行民事诉讼法对在何种情形下允许、禁止或者限制诉的变更未作出相应规定，从而无法保障实现诉讼的公正性与效率性的和谐统一。对此，实务界反映相当强烈。

笔者认为，在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修订时，应当正确地看待和认识诉的变更这一诉讼过程中所发生的现象，不应当根据一些表象和个别情形来看待诉的变更可能对相对一方当事人以及审判的进行所产生的影响。因为，诉的变更主要包括诉的声明与请求事实原因的增加或变更，随着诉讼的进行，现实生活当中与争议有关的情形可能会发生新的变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之间围绕事实争点与法律争点的对抗会导致发现和查明新的请求理由、事实原因或者证据材料，并且它们之间也会发生一种互动关系，这种客观上所发生的情形还有可能导致原告就其诉讼诉的声明进行变更或增加，以便更有利于主张其权益。而对请求事实原因的变更或增加也是基于从实体法角度来论证、证明其诉讼主张的凭信度，对于被告在反诉当中所提出的诉的变更，则亦然。从技术上而论，诉讼是由原告启动的，“无原告则无法官”是发动程序的前提条件，并且，在被告并无反诉的情况下，原告的诉求是牵引诉讼方向与进程的驱动器，被告的答辩具有被动性与

防御性，不能必然地形成推进诉讼进程的主导力量，原告在此过程对其诉求因势利导而产生的结果便是诉的变更，其原创力来源于原告的诉权。从预期的后果来看，原告在诉讼过程中所提出诉的变更之请求，有可能对被告的防御以及诉讼的及时终结造成消极影响，原告对原诉请求所进行的调整有时非因主观愿望所能控制，而受制于客观因素，但其主观因素也具有一定的能动性。鉴于此，如何恰妥地维护原告因提出诉的变更所持有的正当利益而又不致使这一程序制度以其固有的弊端来损害程序的公益性，考虑设置何种规则来调整诉的变更则是这一制度本身的核心内容。

第三篇：刑法诉讼关于如何提高人大代表素质的思考

关于如何提高人大代表素质的思考

随着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的增强和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高涨，提高人大代表素质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如何提高人大代表素质，目前的讨论中意见各异。笔者认为，现阶段提高人大代表素质应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适当提高人大代表的资格标准

我国的宪法和选举法对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没有作资格条件要求的区分，凡有选举权的公民同时也有被选举权，并有可能成为候选人或当选为正式代表。从理论上讲，这种制度设计有利于实现公民被选举权的普遍性。但从选举实践来看，选举的目的在于从公民中挑选出既符合公民的意愿，又有能力充当代理人角色的人来组成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毫无疑问，这些被挑选出的对象理应是公民中的相对优秀者。因此，要求代表候选人的资格条件高于一般选民的资格条件是完全必要的。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适当提高代表候选人的资格标准应重点关注以下两个方面：

1.在年龄资格方面，应合理设定代表候选人的年龄的上限与下限。现行宪法和选举法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没有设定年龄上限，以致实践中出现部分人大代表(尤其是全国人大和省级人大中的代表)年龄老化的问题。有的代表因高龄常年体弱多病，连会议都不能正常参加，即便健康状况正常，但老年人的体力、精力、活力、思维能力的衰退是自然规律，因此，代表高龄化必然影响人大代表参政议政的整体功能和质量。关于代表候选人的年龄下限，现行宪法和选举法的规定意味着公民年满18周岁就具备当选为代表的年龄资格。但18周岁公民的知识、经验和能力一般不适应代表角色的资质要求，因而这种低年龄资格不利于

保障代表的基本素质，参考世界其他国家的做法，同时考虑到不同层次人大代表的不同来源和不同要求，建议将全国人大和省级人大代表(候选人)的年龄资格定为25～60周岁，省级以下人大代表(候选人)定为21～55周岁。

2.在知识和能力资格方面，应适当规定代表候选人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活动能力要求。民主政治的发展，客观上需要提高对人大代表的文化素养和政治活动能力的要求。很难设想，一个缺乏基本文化知识和议政能力的代表，能很好地代表人民参与政治决策和行使国家权力。长期以来，人大代表中劳动模范、英雄人物、文艺名流、体育明星等各种“好人”不少，以致在人们心目中(包括在这些“好人”代表心目中)形成一种印象，似乎人大代表就是一种“荣誉”称号。能当人民的代表当然是一种荣誉，但人大代表的功能不在于体现荣誉，而在于从事政治活动。劳模、英雄等各种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当然应受到人民的尊重，但尊重他们有许多其他的途径;他们也有当人大代表的权利，但应具备代表角色应有的知识和能力。为适应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对人大代表职务由“荣誉型”定位转向“政治功能型”定位，并按照其功能的要求提高人大代表的文化教育和社会活动能力素质标准。

二、建立人大代表选举的竞争机制

既然选举是公民选择、挑选代理人的活动，那就应当有一种有利于选民作出选择决定的机制，这种机制就是候选人的竞争，即竞选。但是，目前人大代表的选举尚未建立起这种竞争机制，因而选举活动中，选民往往因不了解、“不认识”候选人而“随大流”地行使一下形式上的权利。这既影响选举结果的公正性，挫伤选民的参选热情，也难以保证当选代表的基本素质。为提高人大代表选举的民主性，真正选出能胜任人民代表重任的高素质代表，建立代表选举的竞争机制势在必行。

首先，人大代表候选人的提名和酝酿、确定环节要建立竞争机制。《选举法》规定了10人以上选民(代表)的联名提名与政党、团体的提名具有同等地位，但实践中政党、团体的提名往往为数过多，甚至某些不能胜任代表工作的人也被列入推荐名单，而选民(代表)的提名往往不被重视和同等对待，有的地方领导人甚至根本不尊重选民的意愿，事先圈定好候选人的提名方案让选民“讨论”。很显然，以这种不公正、不民主的提名为基础进入酝酿确定程序，所谓“讨论”、“协商”不过是一种形式、手续，而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因此，现行代表候选人的提名和确定办法需要改革，改革的思路应当是建立竞争机制。建议实行初步代表候选人自愿报名登记，正式代表候选人由选民(代表)预选确定的制度。考虑到现行的政治结构，保持政党、团体从全局出发推荐候选人是必要的，但要控制一定的比例，而且要同自愿报名的初步候选人平等地竞争，由选民投票决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和正式当选代表。

其次，代表候选人的宣传介绍方式也要建立竞争机制。一方面要加强选举组织机构和代表候选人推荐者对候选人的宣传介绍的力度和声势，并重点介绍候选人的综合素质;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要改变目前候选人本人不进行自我介绍的做法，允许候选人(包括初步的和正式的候选人)依照一定的程序作竞选演说，并当面回答选民的提问，从而使选民对候选人有更直接、更全面的了解。以上两个方面综合起来，就是建立一种由选举委员会介绍，推荐候选人的政党、团体和选民介绍，候选人自我介绍“三结合”的宣传介绍候选人的方式。这样做，既有利于提高选举活动的公开性和民主性，也有利于增强当选代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优化人大代表的整体素质。

当然，引进竞争机制后，有必要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禁止介绍中弄虚作假、造谣诽谤、人身攻击之类的行为。

三、搞好人大代表的职务培训

同西方国家的议员专职制不同，我国的人大代表是兼职的，他们在各自的本职工作岗位上可能是行家里手，但在政治活动领域并非一定如此。即使他们都是专职代表，按照现代继续教育观念，也存在一个知识、能力和思想、行为方式不断更新提高的问题，更何况现实中人大代表整体素质还不高。因此，搞好人大代表的培训学习是完全必要的。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科目设置都很健全，但没有一个人大代表的培训机构。问题当然不在于有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而在于是否认识到人大代表培训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目前不重视人大代表职务培训的状况必须改变。

搞好人大代表的职务培训，首先是要搞好人大代表的“岗前”培训，即新当选的代表正式任职前的培训。这是当选代表转换角色位置、增强角色意识的需要，也是他们学习和获取履行人民代表职责所必备的知识和技能的重要途径。其次是要搞好人大代表的“岗中”培训，即代表任职期间的培训。使代表们能及时了解新形势、新情况，学习新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交流和研究履行代表职务的经验，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

根据人大代表的工作性质，人大代表职务培训的主要内容和目标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学习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树立民主、法治的基本理念。(2)了解我国人大制度的基本内容、人大代表的职责以及行使职权、履行职务的方法与途径，掌握参政议政的知识和技能。(3)学习时事政治，了解国内外形势，学习基本的法律法规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提高参政议政水平。(4)交流履行代表职责的经验，研究工作中的问题，提高工作的质量。上述内容的具体安排应视“岗前”、“岗中”培训的不同要求而有所侧重。

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长远目标考虑，从现在起，应把人大代表职务培训作为完善人大制度的一项重要任务来对待，把它作为一项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并就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作出制度化的安排。

例如：培训工作分级进行;培训时间每年不得少于2周(可集中或分期安排);培训经费由本级政府财政列入人大经费总额中;培训机构可以委托的形式确定在党校、行政学院、高等院校或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代表离职培训期间所在工作单位以公差看待，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等等。总之，要通过制度化的规定保证人大代表职务培训的落实。

第四篇：学生评价中存在问题思考与对策

学生评价中存在问题思考与对策

【摘要】随着我国新课改的实行，学生评价的改革也受到关注。对学生评价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探究，对全而推进素质教育、保障新课改的落实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学生评价 问题 对策

日本学者梶田叡一将教育评价研究对象的学生归为第一种水平，而学生又是教学活动中的核心对象，所以学生评价在教学评价中的重要地位为不言而喻。近年来随着我国新课改的实行，学生评价的改革也受到人家的关注，对学生评价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探究，对全而推进素质教育、保障新课改落实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学生评价存在的主要问题

1，从功能来看，传统评价过分注重选拔性和鉴定性忽视促进学生发展。学生评价主要有三种:侧重于选拔淘汰的选拔性评价、侧重于鉴定水平的水平性评价和侧重于促进发展的发展性评价。我国传统的以高考为代表的学生评价一直以来比较重视的是选拔性评价，热衷十排名次、比高低、比较强调评价的甄别选拔功能。考试测评过后排出名次便看作是评价过程的结束，忽视最重要的促进学生发展功能。学生评价不只是教育教学过程结束时鉴别差异、筛选学生的手段，它更应该是促进学生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传统评价人多采用终结性评价，忽视对学生学习和发展变化的过程评价，不利于增强学生的自信。2，从内容看，过分注重学生知识技能的掌握，忽视其他方而的发展

传统教育目标过于关注学生知识获得，轻视技能，忽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其他方而的发展，家长也只看重的是考试成绩。因此，传统学生评价的内容范围是比较狭窄和片而的。这就造成大部分学生“死读书，读死书”每天埋头课本，只是考试的机器，一旦涉足社会则会出现种种问题。3，在方法上，传统评价方法单一过分重视量化评价。

由于课程目标过分关注知识的获得，其评价方式就采用量化的简单的试卷评价，学生一个学期的发展仅凭借一卷定成败。学校要求的注重平时成绩评价，也基本上变成出勤率和课堂测验的量化结果。量化的评价是把复杂的教育现象加以僵死化、简单化和表面化，它不仅无法从本质上保证对客观性精确性的承诺，而且往往丢失了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些教育中最根本、最有意义的内容。

二、深化学生评价改革的建议 1，树立人性化的评价伦理观

教师要认真学习新课改精神，转变教育观念，树立新的学生评价理念。首先，学生评价要以爱学生为出发点，为学生的一生发展做准各学生评价不是通过排队把学生评得灰头土脸，而要通过评价使学生看到自己的优势，增强而向未来的自信。其次，评价一定要把学生真止放在“人”的位置，尊重和认同学生发展的个体差异，促使每一个学生都有进步。最后，评要坚持公平、公止性原则，评价对学习好的学生不能偏向庇护，对学习差的学生也不能漠视和讥讽，在教师的眼中，没有优生和差生，都是有发展前途的学生。

2.强调评价促进学生发展的功能

学生评价要承认学生之间的发展存在差异，并认识到评价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价结果的分析与运用，给予教师充分的评价分析时间，要弄清问题的来源并有针对性地改进教学活动。将评价触入教育的每个一个步骤和学生的发展过程，不仅在教育教学活动之后进行终结性的评价，同时在教育教学活动的每一个环节进行形成性评价，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分析自我、成就自我，发挥学生的潜能，促使学生在原有的水平上有所提高，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服务。

3.坚持评价内容的全面性

根据新课程改革的要求，课程要实现三大目标，因此评价应从过分关注学业成就转向对综合素质的考察上来。从促进学生个体全面健康发展的视角，科学确定评价内容和评价标准，评价内容应具有全面性和真实性。评价内容应具有全面性，就是不仅要重视对学生的知识技能的评价，而且要重视学生学习过程、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评价特别要重视学生多方面的潜能尤其是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发展与评价，增强信息获取能力、信息贮存能力、信息加工能力、信息输出能力、监控能力，促使学生形成健康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4.采用多种评价方式

学生智能的多元化要求教师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采用多样的、开放式的评价方法，形成多元化的考试评价运作模式。评价要用发展的、动态的眼光看待学生、评价不仅要考虑学生的过去、重视学生的现在、更要着眼于学生的未来。对评价

结果不能只用抽象的分数比高低，应当分析学生答卷的思考过程和特点，做出具有教育学意义或心理学意义的解释，并把学生评价与改革课堂教学活动结合起来，使评价真止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和谐、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5.教师的积极评价反馈

教师与学生不应只是简单的教与学的关系，而应是复杂的合作关系。在合作中学生起主体作用，教师起辅助作用。教师要了解每个学生的不同需求，有针对性地通过一些举措来帮助这些学生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积极地反馈不仅使学生目标性清晰，还能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参考文献: [1]王景英.教育评价理论与实践[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0 [2]蔡淑芳.学生评价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初探篇名[J].中国校外教育，2012，24

[3]叶清清.关于高师学生综合测评的几点思考[J].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1，2.[4]王玲坤.如何将中学生素质评价落到实处[J].学周刊，2012，41.[5]林玮.教育评价“以生为本”才能“促生发展”[J].才智，2004(1):104.[6]赵必华.教育评价范式的变革与启示[J].全球教育展望，2003(11).

第五篇：关于农村税费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农村税费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统揽全局，审时度势，作出的一项旨在规范农村税费制度，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重大举措。2002-2003年上半年，根据中央、省、市、区的统一部署，我镇积极稳妥地实施了农村税费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改革后，我镇农民负担总额为227.72万元，其中：农业正税为189.76万元，农业税附加为37.96万元，亩平负担61.7元，亩平负 担 下降了25.49%，比省规定的20%的标准降低了5。49，达到了村村减负，户户受益的目标。同时，遏制了农村乱收费、乱集资和各种乱摊派；规范了农村税收制度；密切了干群关系，党和政府在农民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的稳定和发展。但是，从我镇的农村税费改革的实践来看，农村税费改革中还存在诸多问题，给镇村两级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亟待我们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

问题与原因

（一）村级包袱沉重，债务化解难。

截止2002年底，全镇十五个村债务总额为664.3万元，村平44.29万元，最多的解放村达83.2万元，村级债务农民人均420.5元。通过我们的调查了解，这些债务主要是因“普九”达标、部分农户欠历年款、和发展地方事业导致的高息借款、村垫付农业税、财务管理不善等方面原因造成的，且村级至今无能力偿还，加税改后村级资金来源渠道变窄，债务偿还就更加困难，导致村级债务逐年叠加，包袱沉重，债务化解越来越难。

（二）农民纳税意识差，农业税及附加征收难。

近年来，由于受市场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农民的比较效益逐年下降，农民纳税意识退化，农业税费征收难一直是困扰镇村两级干部的突出问题。税费改革后，一方面按照上级的要求，农业税及附加征收的主体是财政部门，而基层财政所人员少，一个村财政所只能安排一个人征收，有的甚至两个村由一人负责征收，面对千家万户，他们使尽全力也难以完成征收任务。而镇村干部的角色是协助，到户只能以“做工作为主”，理不直气不壮；另一方面，上级的规定锁定历年债务，不许征收历年欠款，征收了的还要清退，给部分群众造成错误理解，认为历欠款可以不还了。甚至有的农户还说当年的税费不交，到下年不也就成了历欠款，照样可以不还。这对部分交款积极的农户打击很大，致使一些交款积极的农户也不愿意还款了；第三，过去收税，农户可以上交实物，亏损部分村级从三提五统里补贴，而现在只能从农户手中收取现金，从而大大增加了收税的难度。因此，从这三个方面来讲，农村税费改后，农民纳税意识差，农业税及附加增收的难度越来越大。

（三）村级经济实力弱，村级公益事业发展难。

税费改革政策规定，村内兴办集体生产和公益事业所需资金，按照“量力而行，群众受益，民主决策，上限控制，使用公开”的原则办理。但是，在村级实际操作中困难和矛盾重重，一是认识不到位。税改后，公益事业建设投入由村民决策并以村民筹资为主，对于村两委而言，一则怕麻烦，更担心得不偿失，与其一片好心办砸事，而遭“非议”，不如墨守成规顺其自然。对农户而言，因认识不到位，或出于对村两委的不信任，对村两委的提案明知应为而不予支持。二是组织难到位。村级换届选举形成的块块负效应（换选导致村民之间的小宗派小团体之间产生隔阂），使干群关系受到了一定影响，有时直接导致村民代表会议难召集，或即使走到一起也难形成“共识”。三是村级经济脆弱，发展难。税改前，村级经济来源渠道相对较宽，公益事业建设一般由村委会根据村级实际量力而行。而税改后，村集体经济发展困难，有限的资金保村级正常运转尚捉襟见肘，更无力考虑其它支出；此外，村民大会虽同意的建设项目，也因农户收入增长过缓集资困难而不能落实。其结果导致公益事业发展受阻。如停止教育集资后，农村中小学的基本建设投资没有来源，虽然从转移支付中给了一点，但经费还是不足，必将使农村教育的发展受到限制。特别是“两工”取消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修路、架桥、文化卫生福利事业等的组织工作更加困难，尤其是一些跨村级的水利工程将更难实施，出现了张推李卸的现象。

（四）镇村两级收入少，工作正常运转难。

我镇是典型的农业镇，工业基础薄弱，长期以来镇村两级主要靠农业税收勉强维持现状。税费改革后，由于改革方案规定农业税附加最多只能收取农业税正税的20%，而且农业税将在一定时期保持不变，这就导致镇村两级收入大幅度下降，增收困难。据调查，税费改革后，我镇十五个村的可用资金仅有70.23万元，比改革前减少了26.37万元，减幅达27.3%，每个村平均收入仅4.68万元，镇级财政缺口也达到23.12万元。这就使镇村两级经济实力削弱，各项工作正常运转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