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启蒙与思考》

第一篇：《刑法的启蒙与思考》

《刑法的启蒙与思考》

（新生研讨课，2学分，32课时）

一、课程简介

《刑法的启蒙与思考》是法学专业学科基础课——刑法学的普及性课程，该课程主要以非法学专业本科新生为授课对象，旨在通过以研讨式授课为主导的交互性学习，形成对现代刑法之品性、机能与运行方向的基本认识，拓展与丰富参与授众的法学视野，塑造理性思维的旨趣。本课程通过专题研讨，探寻刑法在其产生与发展过程中，逐步塑造并确立其现代品性，及其对刑法的价值目标、观念、制度与规范的影响，追问人类为什么需要刑法、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刑法、人类未来刑法发展的基本趋势与演进方向的问题，探求现代刑法构建的价值根基，与人类刑法需求的合理尺度。

二、本课程的授课要求

1．本课程以交互式授课为主，教师在授课前会将相关研讨性问题提供于学生，以便学生在参与课堂授课前准备。

2．本课程以启发式授课为主，学生应在参与课堂授课时，根据教师所提供的思考线索展开自主性分析，并参与课堂讨论。

3．本课程以追问性授课为主，以刑法哲学的宏观视角，在专题讨论中鼓励学生的广泛参与，形成对法学思维与旨趣。

4．本课程不以检测性知识的掌握程度为考查目标，将采取交互性谈话的方式进行课程考试，重在形成良好的学习效果。

三、任课教师简介

魏昌东，男，副教授，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学博士。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员，江苏省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参与、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多项。

第二篇：启蒙与人才培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

启蒙运动与创新人才的培养

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学生 徐勤东

指导教师张秀荣

摘要:本课题浅谈一下欧洲启蒙运动对欧洲造成的深远影响，18世纪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在这个历史的舞台上纵横驰骋，著书立说，提出了各种新奇思想与见解，在人类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正在积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至关重要，怎样培养创新型人才，青年一代应该怎样做？我们有必要吸收古今中外的所有有益的经验与智慧，以便实现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崇高目标。

关键词:欧洲启蒙 科学 解放 创新 人才

Enlightenment and Education of Creative Talents

Student majoring in electronic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Xu Qindong

TutorZhang Xiurong

Abstract: The issue of what the European Enlightenment profound impact on Europe, the 18th century is a changing of the times, a large number of distinguished thinkers in the dash on the stage of history, wrote books, a variety of novel ideas and opinion,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thought had a tremendous impact.The curren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hina is actively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for China'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s essential, how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the young generation how to do? We need to absorb all the good times and the experience and wisdom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lofty goals of our socialist construction.Keywords: Enlightenment of European;science;liberation;innovation;talented person

1983年12月，德意志的《柏林月刊》就‘什么是启蒙运动’展开了讨论，当时的一批思想家都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德国思想家康德就对“什么是启蒙运动”这样的问题做出了这样的回答：“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与自己的不成熟的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而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pa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2页)实际上，启蒙思想家正是真诚的想要启发民智，要把潜藏与每个人自身之中的理性召唤出来，是人类走出不成熟的依附和奴役状态，成为敢于运用自己理性的独立的和自由的人。伏尔泰认为，必须要按理性行事，不能让人陷于无知，挣扎与纽误中，生活在暴政下，过不幸的日子。因此在理性的引导下，要用理性来批判专政王权.封建特权和宗教神权，追求和实现人的权利、自由和平等。这就是启蒙思想家所掀起的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也是启蒙运动的内在精神。

近代以来，西方一些国家之所以发展迅速，成为强国，就是他们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等思想运动，把人们从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的精神统治中解放了出来，使观念 1

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其中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是欧洲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主张用理性的阳光去驱散封建教会的黑暗，它猛烈抨击腐朽落后的王权、神权和特权，并为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了完整的政治构想--议会制度、三权分立、人权自由、公民平等、法律至上等。启蒙运动为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动员，对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创新，为人类智慧和才能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从文化观念，到政治，到科学技术，到经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变。

“这个不能做”、“不准”、“不可以”、“听话”、“乖”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孩子刚出生就可以听到“听话”和“乖”的声音。无论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是亲戚朋友、老师长辈对孩子说得最多的话是“听话”和“乖”。

面对父母的教导，我们是听还是不听？我们周围，很多家长是怎样对待子女的呢？前不久，南京市小学生心理信息采集与分析中心对1643名学生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有93.3%的家长希望小学生做“听话”的孩子：在家里听父母的话，在学校里听老师的话；28.5%的家长根本不相信孩子能处理好自己的事情；45.6%的家长不许孩子犯错误。家长如此，教师亦然。成绩不错但不太“听话”的学生，时时会受到老师“不要翘尾巴！”的警告；成绩拖后又不愿“听话”的学生自然就要被老师打入“另册”了。听话受表扬，不听话“遭殃”；怀疑的种子未待萌发而枯死，创新的火花未及闪耀而熄灭。久浸于这样的育人氛围中，孩子怎能不惟师长的话是听呢？无怪乎一项“课堂提问情景”的调查显示：高达93%的学生“从不”打断老师的讲课，提出自己的问题或困惑；92%的学生“从不”针对教师讲解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

殊不知，这种“听话教育”存在多少弊端。

首先，凡事要求孩子听话，按大人的意见办事，孩子就会少活动一份脑筋，多生出一份依赖。长此以往，孩子就很可能成为群体中一个没有主见、人云亦云的配角。当然，不“听话”的孩子可能免不了要为此付出犯错误的代价，但即便如此，也未必就是天大的坏事。在以发明电话而闻名的贝尔实验室的门厅里，安放着一尊贝尔的半身塑像，下面镌刻着一句话：“假如你能偶尔偏离正轨，钻进丛林，你一定能够发现从未有过的东西。”可见，错误常能催生创新。反之，总是让孩子“听话”，嘱其小心翼翼地“复印”他人的足迹，不让他们走自己选择的道路，那一旦离开了外界的牵引，孩子何以能辨识路的方向与曲直，何以能走上创新之路呢？

其次，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作为世界万物之灵的人的世界，更应该异彩纷呈，各个有别。如果普天下的孩子清一色地“听话”，千人一面，低眉、顺眼，那这个世界不是太单调无味了吗？无怪乎美国心理学家JD斯托奇曾告诫人们：“不要幻想所有的孩子都是你眼中温顺的羔羊，很难想像一条大河只有中规中矩的舒缓没有湍急和咆哮会是什么样子，逾越规矩桀骜不驯是充满亲和力的美妙。”

由此可见，“听话教育”弊端不少。究其实，它是封建专制教育这棵僵硬而未死绝的老树延伸至当今社会的根须，它要培育的是唯唯诺诺、看人脸色行事的驯服工具，它要斫损的是敢于坚持真理、伸张正义的勇士。

我们的人才培养一定要在思想上获得解放，在这方面我国教育体制还是存在缺陷的。什么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就是指解除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禁锢人们思想的封建枷锁或解除人们思想观念中存在的封建思想、落后意识及愚昧观念，使其获得科学的自由和发展。

一个思想解放的人，会是一个身心健康、视野宽广、忠诚积极、干劲倍增、情操高尚的人；也会是一个能经的起任何困难、挫折磨练的人；更会是一个具有催不垮信念、磨不碎决心的杰出人才。

对于思想解放而言，实践能观察，行动可触摸，思想观念也能言说，他们都属于思想解放的显性方面，而对于隐含在行为活动和思想观念背后的深层思维方式，则是看不

见，摸不着的东西。可以这样说，只有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型，才能真正推动思想观念变革和行为活动创新：只有思维方式是转型才能保持思想解放的持续性和巩固思想解放的成果。

思想解放的过程是从行为活动到思想观念再到思维方式的双向互动过程，这一双向互动过程需要我们不断去认识、去处理，只要生活还继续，只要人类还存在。因此，思想解放是一个过程，也是永无止境的过程，所不同的是，在不同的只是，再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思想解放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罢了。

我们知道，启蒙运动时期重要的哲学家从斯宾诺莎开始，包括英国的培根、霍布斯、法国的笛卡尔、卢梭、德国的康德一直到黑格尔等等，这一系列重要的哲学家的思想奠定了今天整个西方世界现代思维的基础。这样，他们就完成了所有受教育者在自觉自愿基础上的思想自由和思想统一。现代思维通过哲学研究，使人的思想现代化，建立起理性的对话平台，使人人可以讲道理。也就是说，人不能根据感情、印象和情绪判断事物，而必须根据事实和逻辑，进行理性思考。这就是“科学思想”。“科学观”就是这么来的。当人人都根据事实判断是非，人就不会被愚弄。因为，他不再受道听途说的蛊惑。当人人都根据逻辑、理性判断是非时，那么，不管大家的分歧有多大，总会找到可以对话的平台，找到大家利益的共同点。中国人只有经过启蒙，只有掌握了现代的思想方法，才可能建设现代化！西方文明在物质上的真正强大正是启蒙运动的直接结果。因为，当千百万人会自己用脑子，同时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觉的统一思想时，群体智慧、能力的总合能不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大吗？

而现在最紧迫需要做的就是革命中国“听话”教育方式，培养创新人才。作为新时代的创新型人才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一、是有可贵的创新品质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大力培育创新型人才，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国家创新体系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的人才保证和智力保障，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从一定意义上说，创新型人才正以前所未有的时代需求承载着推进国家自主创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二、是有坚韧的创新意志

创新是一个探索未知领域和对已知领域进行破旧立新的过程，充满各种阻力和风险，可能遇到重重的困难、挫折甚至失败。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要获得每一点进步相当困难。因此，创新型人才每前进一步都是需要非凡的胆识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为了既定的目标必须始终不懈地进行奋斗，锲而不舍，遭到阻挠和诽谤不气馁，遇到挫折和挫败不退却，牺牲个人利益也在所不惜，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自暴自弃，不轻言放弃。

三、是有敏锐的创新观察

历史上的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无一不是创新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就是发现，而且是突破，要实现突破，就要求创新型人才必须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深刻的洞察能力、见微知著的直觉能力和一触即发的灵感和顿悟，不断地将观察到的事物与已掌握的知识联系起来，发现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及时地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创新型人才的观察力同时还应当是准确的，能够入木三分，发现事物的真谛，具有善于在于常中求不寻常的创新观察能力。

四、是有超前的创新思维

创新思维是创新的基本前提，创新型人才具备思维方式的前瞻性、独创性、灵活性等良好思维品质，才能保证在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判断时做到独辟蹊径。

五、是有丰富的创新知识

创新是对已有知识的发展，在人类知识越来越丰富和深奥的今天，要求创新型人才的知识结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因此，创新型人才须具有广博而精深的文化内涵，既要有深厚而扎实的基础知识，了解相邻学科及必要的横向学科知识，又要精通自己专业并能掌握所从事学科专业的最新科学成就和发展趋势，这是从事创新研究的必要条件。只有通过知识的不断积累才能用更为宽广的眼界进行创新实践。创新型人才拥有的信息量越大，文化素养越高，思路便越开阔。同时，完备的知识结构使他们具有料学综合化、一体化意识，有助于增强综合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六、是有科学的创新实践

创新的过程是遵循科学，依据事物的客观规律进行探索的过程，任何一种创新都不能有半点马虎和空想，因此，创新型人才必须具有严谨而求实的工作作风，严格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从实际出发，以科学的态度进行创新实践。

同样的现今摆脱“山寨”经济的困扰，真正实现“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也是重中之重。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融入世界经济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有一天你发现，在国外的大大小小的商场里面，大多贴上了“made in China”的标签，世界经济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因为中国源源不断的提供着中国制造的商品，但是如果你问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制造的印象如何？那么无疑就是，“廉价”，就像德国制造给人以“质量好”，日本制造给人以“技术领先”一样，“廉价”是中国制造的一个标签。我们总是要说，物美价廉，事实上，真正能做到物美价廉的很少，中国制造在廉价的同时，也顶着一顶这样的帽子，那就是，质量不好，大路货，技术基础差。为什么会这样？大多的中国制造没有真正核心的技术而言，大多是模仿，所谓少数的创新，也无非是模仿有了一些创造性。

那么中国创造，就是迎合这样一个时代背景而产生，它更多的希望，中华民族产业，有更大精力投入到对自身的技术研发投入，做出真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在当今这样一个信息化的时代里，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既有专业性，更显创新性。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些创新人才，改善我们的生产工艺，提高产业工人的素质，寻求创新发展新途径和创新交流平台。

参考文献：

[1]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21-22.[2]李宏图.什么是启蒙运动.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史学月刊2007年第9期：5-9.[3]张玉琳，王晓玲.论大学生思想解放与成才.玉林师范学院报（哲学社会科学）2011年第22卷第一期：131-132.[4]史瑞杰.思想解放与创新.天津商业大学，天津日报：2008年9月15日第006版.[5]史瑞杰.思想解放与思维方式转型.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光明日报：2008年10月8日第011版.[6]胡轩魁，吴艳，薛梅.更新人才培养观念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地质教育2010年第二期：26-31.[7]胥思省.浅谈教育思想与实践及其对现代社会人才培养的启示.文史论坛（2011）：02-05.[8]张刚.科学文化与法国启蒙运动.浙江大学学报第十卷第4期（1996年12月）：20-26.[9]徐鹤森.试论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人文学院2003年第5期：91-95.[10]远方.思想解放的狂飙—欧洲启蒙运动巡礼.《理论参考》2002年第9期：47-49.

第三篇：关于儿童钢琴启蒙教学研究及思考

关于儿童钢琴启蒙教学研究及思考

摘 要：从儿童时期就抓好素质教育，这已经成为目前的一种趋势。学钢琴也成为众多家长和孩子的选择。本文从钢琴学习对儿童身心发展的重要性出发，并针对如何做好儿童钢琴启蒙教学，做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关键词：儿童；启蒙教育；钢琴学习；重要性；建议 引 言

关于儿童早期的教育内容，大部分的家长都会选择音乐教育的方式，因为在儿童早期教育引导过程中，音乐能够发挥出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的不少父母也逐渐意识到音乐对于儿童启蒙教育的重要性，并且选择钢琴教育作为儿童启蒙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钢琴在儿童启蒙教育中的重要性

（一）儿童启蒙教育内涵

研究表明，儿童自出生以后，其智力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如果从儿童时期开始，有意识地通过各种训练，开发儿童智力，对儿童身心健康的发展是大有益处的。

所谓儿童的启蒙教育，就是指在儿童最可变的时期，给予他们最低限度的教育，可以充分的开发儿童的智力潜能，这个时期是锻炼大脑发展智力的最佳时期，儿童启蒙教育应该根据儿童心理发展特点，尊重和利用儿童成长的规律，同时给予他们最基础的教育。①

（二）钢琴在儿童启蒙教育中的重要性

钢琴艺术作为一门艺术专业的学问，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逐渐意识到，钢琴教育不仅仅是一种关于技能的教育，更有助于人的气质和性格的修炼与塑造。儿童时期进行钢琴启蒙教育，有助于开发儿童的智力。因为在联系钢琴的过程中，儿童思维活跃，并且运用自身敏捷的反应力，展开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同时也有助于儿童增强自身记忆能力。笔者认为，钢琴在儿童启蒙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帮助培养协调能力和配合能力

① 胡珺《浅谈钢琴在儿童启蒙教育中的重要性》

儿童在学习钢琴的过程中，需要在身体各方面的协调配合下才能弹奏：身体进行肌肉运动，眼睛随时要注意观看，注意各种音符、音调的高低变化，口要轻轻哼唱旋律，诗歌手指要准确的触键并弹奏，耳朵还要辨别自己的弹奏是否有问题。并且在弹奏的过程中，十个手指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很多复杂的工作，触键分量也是有轻有重的，同时还要注意脚要踩踏板或轻轻打拍。

儿童在弹奏的过程中，更需要内心对音乐的理解和感悟，才能使音乐完成短时间内动听、愉悦的流动感，也才能展示出乐曲的情感内容以及乐曲背后所蕴藏的深刻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儿童的审美愉悦得到了满足。同时在潜移默化中，身体及身心各方面的协调能力得到了锻炼。2．有助于培养儿童的现象力和创造力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湘乡市人脑对已有的事物或者事物的表象，加入自己的思考进行加工，并改造成创新形象的过程。因此，想象是一种以表象为内容的特殊的思维方式。

儿童在弹奏乐曲的过程中，渐渐领悟乐曲的内涵，弹奏的过程也是一个与作曲家的思想进行沟通的一个过程中，通过这个过程中，儿童的形象思维能力得到了运用和开发，插上想象的翅膀在音乐的王国中遨游。

另一方面，儿童钢琴启蒙教育有助于提高儿童创造能力。创造力是人类的本能，是人生来就有的，并且也是人类探求新领域的基本动力。“创造是艺术乃至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艺术教育功能和价值的重要体现，音乐创造因其强烈而清晰地个性特征而充满魅力。”②因此，钢琴启蒙教育对于儿童来说，是脑力与体力的结合，也有助于儿童创造力和良好的审美素质的形成。3．有助于培养儿童意志力

钢琴作为一门技巧性非常强的专业，从一开始的入门，就需要儿童掌握好初步的演奏技巧，并付之于艰辛的技巧训练，进而再到儿童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其中。因为，要想非常自如的将一首曲子演奏好，是很有难度的，也许需要几年的时间甚至更漫长的训练和学习时间。因此，钢琴学习的艰辛必然要求儿童在学习钢琴的过程中，要持之以恒的坚持学习，并且接受严格的训练，在有些纯技巧的学习和练习中，枯燥和乏味感不时袭来，因此，钢琴启蒙学习的长期性和艰难性，有 ② 全日制义务教育《新课标》

助于培养儿童踏实认真、勤奋刻苦的学习态度，有助于培养儿童的意志力。

二、关于儿童钢琴启蒙学习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笔者认为，认识到了钢琴学习在儿童启蒙教育中的重要性，作为教师，也应该在家长的配合下，抓住儿童启蒙教育时期听觉和思维最敏感的时期，做好儿童钢琴启蒙教学，培养儿童智力和思维。笔者认为，作为教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1．培养儿童钢琴学习的兴趣

都说兴趣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任何事物的兴趣，不可能是与生俱来，而是通过后天的培养，有了兴趣之后进行自发的学习。因此，教师应该把培养兴趣作为教学的基础，让儿童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才能给教学过程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儿童钢琴启蒙学习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少孩子一开始学钢琴的时候，积极性很高，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兴趣逐渐减弱，越来越不用心，教学进度也就很不理想了。因此，教师应该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通过与孩子以及孩子的家长进行沟通、交流，平时注意观察孩子的性情以及性格特点，以便出现问题时及时、积极地处理并“对症下药”。特别是遇到一些性格内向、害羞腼腆的孩子时，一旦发现问题，不能急于批评，那样很容易挫伤孩子的积极性，导致信心的缺乏，而是应该不断的鼓励他，发现有所进步时，不时对他进行表扬，也可以通过让这样的学生大声数拍子的方式，来提高信心，克服困难。

胡珺《浅谈钢琴在儿童启蒙教育中的重要性》所谓的乐感，是指演奏者对音高、节奏、调式、和弦、曲式、旋律的感觉或者说是反应的灵敏程度。③通俗来说，是指演奏者对演奏的曲目，是否能激起满腔的感情，从而创造性地再现乐曲，并且通过演奏者的演奏传达给听众，通过声音媒介，观众领会作曲者的情绪，最终达到共鸣。

所以乐感是一种对乐曲本身所包含的思想感情的深层次的表现。如果一开始没有培养良好的乐感，单凭演奏技术，那么是很难真正感动听众的。因此，教师在钢琴教学过程中，应该有意识有计划地对儿童的乐感进行培养。一方面，乐感需要靠天赋去领悟，另一方面，乐感的培养更离不开后天的勤奋努力。

③胡珺《浅谈钢琴在儿童启蒙教育中的重要性》

此外，教师也应该积极引导儿童区听一些好的录音碟片，观看优秀的演奏示范表演，并且鼓励儿童多唱多练习，这些对于乐感的培养都大有好处的。2．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

钢琴教学过程，一般都是教师与儿童一对一的教学模式，因此，钢琴学习的特殊模式也会让有些儿童存在一种“群体失助感”的心理状态，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学生往往会表现地异常听话。作为儿童钢琴学习的启蒙教师，应该领会到儿童的心理特征，并且在钢琴教学的初期，就要善于跟学生之间建立起融洽、和谐的师生关系。在融洽、和谐的师生关系下，启蒙教师才能把孩子引进音乐世界的大门。

在儿童学琴的过程中，教师应该耐心讲解示范，多鼓励孩子，及时进行表扬，以便孩子们随时能感受到成功的喜悦。培养孩子具有爱心、耐心、细心的品格。因此，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对于儿童钢琴启蒙学习是至关重要的。3．确立科学的钢琴学习方法

学生的性格特点、学习消化能力、心理素质等方面，各自之间都存在着差异，因此，教师应该根据每一个学生的特点，为每一个学生制定出详细的、符合自身发展的钢琴学习方法，即因材施教。同时，教师也应该善于利用儿童学习的最佳状态，以便儿童能在最好的状态下及时消化、吸收、巩固教学内容，并激发出儿童钢琴学习的热情。

结论

总之，钢琴启蒙教育对于儿童身心的全面健康发展是大有裨益的，但是在儿童钢琴启蒙教育的过程中，也不能操之过急，学钢琴就好比盖房子，要从最初的打基础开始，脚踏实地地完成每一步教学计划，才能使学生从钢琴学习中找到乐趣。笔者相信，随着我国钢琴教育的发展和普及，儿童钢琴启蒙教育会取得更多的成效。

参考文献

[1]林华．学琴日记[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年4月版． [2]童道锦．少儿钢琴辅导[M]．人民El报出版杜2002年9月版

[3]魏延格．钢琴学习指南[M]．人民音乐出版社． [4]黄媚莹．钢琴基本教程[M]．京华出版社1994版．

第四篇：刑法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郝 鑫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以及人民检察院对国家、集体财产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损失，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要求赔偿的诉讼活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附带民事诉讼”仍是二条原则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3月21日公布的《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作了一些具体规定，但仍有许多问题没有明确下来，还有些规定存在法律冲突的情况。笔者结合办案实践，拟在以下的几个方面浅谈拙见，尽抛砖之力，以求法律在附带民事诉讼方面的健全完善。

一、刑罚与赔偿的关系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解决的民事诉讼，它是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虽是一种附带诉讼，但具有相对独立性。附带民事诉讼的构成条件及审理程序均具有严格的规定，虽是二诉合一，但刑事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决不能混为一谈，成为相互制约的条件。不能因民事赔偿而减轻刑事处罚，也不能以加重刑罚代替赔偿。刑罚是对犯罪分子的人身权利实行的强制办法，它不能消除受害人物质损害的后果;赔偿则是损害之债的履行，是对犯罪行为所致财产损失的补偿，用以消除物质损害的后果，并不涉及人身权利的处罚。二者虽然针对同一犯罪事实，但决不能互相代替。实践中很多法院因怕麻烦，或以刑罚代替赔偿，驳回受害人的附带民事诉讼请求，或者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被告(尤其是轻伤害案件的被告人)，只要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予以赔偿，就视为有悔罪表现，判处缓刑，而不考虑犯罪情节和犯罪手段等其他因素。这些作法是对刑事处罚与民事赔偿关系的误解，也是对法律的滥用。刑罚解决不了受害人的物质损失，同样赔偿也代替不了法律对犯罪行为的惩罚。附带民事诉讼只是为了简化诉讼程序，减少当事人的诉累而与刑事诉讼一并审理，并规定在刑事部分审理后再审民事部分。而

有些法院却在刑事部分庭审前，主持当事人对民事部分先行调解，如能达成协议，刑事部分则从轻处罚或适用缓刑，这是严重违法的。《规定》第71条明确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必须在刑事部分审理结束后进行，实践中应坚决杜绝以钱买刑，以赔偿代替刑罚的现象。应当明确，刑罚与赔偿并不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只是两个诉讼程序的两种制裁手段，从这个角度讲，二者是平行的，并不直接发生关系。明确这点，对司法实践正确适用刑罚和正确适用赔偿，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二、赔偿的原则问题

《规定》第62条明确了赔偿原则“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已经得到退赔而仍不能弥补损失的被害人，也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被害人不能提供证据证实被告人确有财产可供赔偿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可以看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原则是以被告人确有赔偿能力为前提的。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有失偏颇。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应适用民事诉讼法律的有关规定，在赔偿问题上应采取实际损失赔偿的原则，至于被告人是否有执行能力，则不是法院判决时应当考虑的问题。如果被告隐匿财产、转移赃物，妄图“受苦一时，舒服一世”，或者被告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被判处缓刑，虽然在判决时没有财产，则日后有能力赔偿时，却没有法律约束其履行赔偿义务，这不利于彻底惩戒犯罪分子，对受害人也是显然不公平的。[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作出这条规定，是否主要考虑附带民事诉讼不发生移送执行的问题，避免附带民事诉讼执行过多牵扯刑庭的精力。但这样规定，不能使受害人的损失得到赔偿，不利于切实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法院的判决对受害人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那么受害人合法权益又靠什么来保护呢?如果被告人日后被发现有财产足以赔偿，受害人又没有法律文书支持，依据什么申请执行呢?所以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不应以判决时被告人的赔偿能力作为是否对受害人赔偿请求给予支持的根据，而应按照民事法律的规定，实行实际损失赔偿原则，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切实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也保证适用法律的一致性。为避免增加刑庭的工作量，建议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执行由专职民事执行工作的执行庭统一执行，便于法院内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三、共同致害人的连带赔偿问题

在共同犯罪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被告应承担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责任，而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呢?如三人共同伤害案中，其中一人持刀将受害人捅成重伤，其他二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也没有直接造成受害人的重伤的后果，此二人是否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呢?实践中对此认识不一，处理结果也不相同。笔者认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共同致害人虽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其参与了共同犯罪活动，其犯罪活动不仅触犯了刑法，而且造成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触犯刑法要受到刑罚处罚，只是由于情节轻微或有其他从宽表现而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其共同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应按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视为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实践中有的法院对没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判决不承担赔偿责任，有的法院让被害人向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些做法，人为割裂了同一损害的赔偿法律关系，不利于划分共同致害人承担的责任比例，增加了被害人的诉累，也不利于法院的审理。另外，法院对另案处理的共同致害人也应一并作出附带民事诉讼判决，因为按民诉法规定，侵害事实清楚，即使被害人不到庭，法院也可以缺席判决，对于所有共同侵权人，则应判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达成调解协议并给付后被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被害人在刑事立案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刑事判决生效后，提起民事诉讼，都是当事人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之后又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是不允许的。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不可就同一事实提起二次民事诉讼请求，受害人只能选择其一。但是在公诉案件起诉到法院前，当事人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并已给付后，受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法律赋予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不管受害人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还是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受害人均有权在案件移送法院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该受案，并审查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法，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而不应不经审查就不予立案或驳回诉讼请求。公安、检察机关制作的调解协议，均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因其调解依据的是单

行法规而不是民事法律，二者在具体问题的规定上并不完全一致。如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依据的是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对损害赔偿规定只赔偿直接损失，不包括营运损失等间接损失，而《民法通则》规定损害赔偿指实际损失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二者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上存在差异。被害人在公安部门接受调解后，仍可就赔偿不足部分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依法受理并予以支持。

五、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新《刑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这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只适用于物质损失，精神损害则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欠妥。首先，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以民事实体法律为内容，受民事实体法律的制约。《民法通则》第120条明确规定“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因而，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是给予赔偿的，这就造成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就同一问题适用法律的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不仅对侵犯名誉权的案件，判令精神损害赔偿，而且对非侵犯名誉权的案件，也判令精神损害赔偿。如北京海淀区法院对贾国宇因燃气罐爆炸引起毁容案判决责任人赔偿精神损害费10万元人民币，法庭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依法按照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除物质以外，也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精神压力与痛苦”;还有北京朝阳区法院对于金华医疗事故造成精神损害判令责任单位赔偿精神损害费12万元。这些司法判例，充分说明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和对人权保护的加强，而刑事诉讼法律不仅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没有发展，反而与原有的民事法律相冲突，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给予赔偿的法律怪状。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司法界已注意到这一现象，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公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说明“侵犯名誉权构成犯罪，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体现了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原则;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公布了唐敏诽谤案两审判决均对精神损害给予赔偿，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有章可循，而且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能更加全面、切实地给受害人以精神上的安慰和心灵上的补偿，是我国法制建设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对附带民事诉讼在某些方面缺乏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在赔偿的原则和精神损害赔偿等方面存在着法律适用冲突，在司法实践中更有大量的以罚代刑的现象，造成同种案件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因适用法律不同而结论截然相反的情况。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干扰着我国司法界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笔者希望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解释尽快出台，关于法律适用中的矛盾问题尽快修改，充分发挥新刑诉法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推进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

四、达成调解协议并给付后被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被害人在刑事立案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刑事判决生效后，提起民事诉讼，都是当事人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之后又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是不允许的。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不可就同一事实提起二次民事诉讼请求，受害人只能选择其一。但是在公诉案件起诉到法院前，当事人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并已给付后，受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法律赋予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不管受害人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还是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受害人均有权在案件移送法院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该受案，并审查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法，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而不应不经审查就不予立案或驳回诉讼请求。公安、检察机关制作的调解协议，均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因其调解依据的是单行法规而不是民事法律，二者在具体问题的规定上并不完全一致。如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依据的是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对损害赔偿规定只赔偿直接损失，不包括营运损失等间接损失，而《民法通则》规定损害赔偿指实际损失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二者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上存在差异。被害人在公安部门接受调解后，仍可就赔偿不足部分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依法受理并予以支持。

五、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新《刑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这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只适用于物质损失，精神损害则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欠妥。首先，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以民事实体法律为内容，受民事实体法律的制约。《民法通则》第120条明确规定“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因而，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是给予赔偿的，这就造成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就同一问题适用法律的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不仅对侵犯名誉权的案件，判令精神损害赔偿，而且对非侵犯名誉权的案件，也判令精神损害赔偿。如北京海淀区法院对贾国宇因燃气罐爆炸引起毁容案判决责任人赔偿精神损害费10万元人民币，法庭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依法按照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除物质以外，也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精神压力与痛苦”;还有北京朝阳区法院对于金华医疗事故造成精神损害判令责任单位赔偿精神损害费12万元。这些司法判例，充分说明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和对人权保护的加强，而刑事诉讼法律不仅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没有发展，反而与原有的民事法律相冲突，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给予赔偿的法律怪状。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司法界已注意到这一现象，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公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说明“侵犯名誉权构成犯罪，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体现了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原则;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公布了唐敏诽谤案两审判决均对精神损害给予赔偿，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有章可循，而且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能更加全面、切实地给受害人以精神上的安慰和心灵上的补偿，是我国法制建设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对附带民事诉讼在某些方面缺乏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在赔偿的原则和精神损害赔偿等方面存在着法律适用冲突，在司法实践中更有大量的以罚代刑的现象，造成同种案件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因适用法律不同而结论截然相反的情况。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干扰着我国司法界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笔者希望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解释尽快出台，关于法律适用中的矛盾问题尽快修改，充分发挥新刑诉法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推进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

第五篇：第四课 刑法与犯罪

第四课

刑法与犯罪

刑法可以被定义为界定犯罪及其惩罚的成文法分支。犯罪是一种可能被州提起公诉的为法律所禁止的作为或不作为。如果一个人因触犯法律而被确定有罪，他将依照程序收到惩罚。典型的刑罚方式包括死刑、监禁、罚金、开除公职或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和返还财产。

民法与刑法

民法与刑法存在重要的区别。民事违法通常被称为侵权（源自法语，意指错误）。侵权包括对他人或他人财产过失或故意的侵害。因此，如果烟囱因为屋主的疏忽而落在他人的财产上导致对汽车的损坏或对他人的伤害，一起民事侵权由此产生。然而，如果屋主故意将烟囱推向他人或他人财产，那么他就同时构成了犯罪和侵权。这个例子表明犯罪与侵权之间的主要区别特征为：犯罪被认为是一种对全社会的损害，然而，侵权被认为是被卷入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私事。如果被烟囱损坏的汽车的主人拒绝提起民事诉讼，则那个屋主免于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然而，如果烟囱是故意推倒的，即使被损害的一方拒绝提起诉讼，州也将提起公诉。

犯罪与侵权的第二个区别是提起诉讼的主体不同。当涉及犯罪，由特别指定的州检察官或联邦官员推动整个诉讼程序的进行。但在侵权诉讼中，一方针对侵权人的诉讼通常是聘请律师进行诉讼。

第三，尽管犯罪人可能被要求想社会或受害人提供一定形式的金钱赔偿，附加的刑罚任然可以使用，这些刑罚包括罚金、缓刑、监禁、开除公职，甚至死刑。除罚金之外，其他的救济方式在侵权法上都是不可用的。并且，侵权损害赔偿主要是金钱的赔偿。

最后，在民事诉讼中，提起诉讼的人获得的赔偿称为赔偿金。民事损害赔偿的分类包括：一般损害赔偿、特殊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一般损害赔偿对特别的和可证实的损害进行赔偿。特殊损害赔偿金对精神损害进行赔偿。最后，民事法庭有时（虽然这种情况极少出现）也会判令加害方向受害方支付惩罚性或警示性的赔偿金。如果发现行为人的行为是故意无视他人的安全或幸福的结果，则可依陪审团的自由裁量或法令的规定判处惩罚性赔偿金。在很多案件中，一个人的行为可能同时产生刑事责任和侵权责任。一般说来，任何时候一个人对他人故意进行身体伤害，州都将对他提起公诉并进行惩罚，受害方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以补偿民事损失。

实体法与程序法

实体法和程序之间很容易区分。实体法界定犯罪并规定相应的刑罚。这些法律规定散见于地方、州或联邦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和条例中。程序法规定了在侦查犯罪、逮捕犯罪嫌疑人。确定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所必须遵守的程序。这样，实体法告诉社会哪些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哪些行为是禁止的，而程序法规定国家司法机关如何进行逮捕和审判。例如，所谓“米兰达规则”（Miranda v.Arizona）是程序法的代表。因为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著名判例，警察在执行任务时必须向犯罪嫌疑人告知其所拥有的一系列法律权利。只有在米兰达宣言作出后，警察才能逮捕犯罪嫌疑人，除非警察有合理的理由相信犯罪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也就是说，在州开始进行调查之前，已经发生了违反特定实体法的行为，否则在未宣布米兰达规则之前，对个人的逮捕不合法。

重罪、轻罪与违法 重罪、轻罪与违法之间的区别主要集中表现在其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严重、法律规定的刑罚或被宣告有罪的被告人的拘禁地。州与州之间关于上述三者之间的区分的依据有很大的差别。在某些州，需服苦役的监禁，无论其长短，只适用于犯有重罪的情况下。在另一些州，只有所谓名誉罪才能算重罪，并且由此可能适用监禁刑。事实上，一些州的立法仅仅规定哪些犯罪为重罪，哪些罪为轻罪。但若是分析一下各州适用的法律，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更为普遍的区分的标准：就是根据刑期的长短和服刑的地点来区分重罪与轻罪。因此，任何可被判处六个月以上监禁刑的被视为重罪（尽管有些辖区将监禁的刑期规定在一年以上），而刑罚在六个月一下的犯罪就被认为是轻罪。然而，不要被法官或陪审员们作出的判决所规定的刑期所迷惑。例如，假定一位法官判处被告五个月的监禁，那么，该被告人犯的是轻罪。但是，如果法官有权判处其六个月或更长的监禁，即使他并不这样做，他（或她）也不能以此逮捕该公民。

区分重罪与轻罪的另一个途径是所谓在场规则。大部分州规定警察不能因一个人犯有轻罪而将其逮捕，除非罪行发生时警察就在现场。但当公民所犯的罪是重罪时，警察就应该逮捕该公民，只要警官有合理理由认为犯罪是该当事人所为，就必须将其逮捕（即使该犯罪是在警察不在场的情况下做出的）。没有证人的进一步指正或申诉者的签名和经签发的逮捕令，即使警察有合理理由认为公民犯了轻罪，他（或她）也许会判处严厉的监禁刑。

违法被认为是轻微的罪行。与轻罪一样，在审理一般违法案件时，未必会有陪审团的参加并且公民也不会因一般违法行为而被判处监禁。典型的违法行为包括违反机动车管理法规的行为，但并不是所有违反机动车管理法规的行为都属于一般违法行为。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如果汽车司机因酒后驾车致人死亡而被认定犯有故意过失杀人，那么他也许会被判处严厉的监禁刑。

动机与意图

不熟悉法律的人经常交替使用动机和意图，好像它们是可以互换的法律概念。人们也普遍认为州必须证明行为者的动机才能确定其有罪。然而，动机与意图两个词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含义。动机被定义为“引起意图并导致行动的原因或理由”。它表现为对行为的刺激。因此，一个人可能因为憎恨、贪婪、报复、怨恨、厌恶甚至是爱而杀人。但一个人有杀人的动机并不必然意味着他怀有杀人或伤害的意图。意图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不法行为时的心理状态。例如，表面上看，做不完的作业和难过的考试可能是一个学生杀死他的刑法教授的合理动机。但这些仅仅是杀人行为发生的原因（也就是动机）。它们并不必然表明该学生主观上有杀人的预谋或决定实际实施该行为。“我痛恨史密斯教授因为他让我不及格”和“现在我要杀了他”分别构成动机与意图。

也许涉及动机与意图是出现的混淆是由于刑事诉讼中公诉人及辩护律师对动机一词的滥用或是极少采用。尽管诉讼中并不要求公诉方证明被告行为的动机，但是，此种证明有助于使陪审团确信被告犯有所指控的罪行。人们一般不会无理由的行为，并且陪审员通常想知道犯罪的原因。公诉方无法证明犯罪的原因并不一定意味陪审团将认定被告无罪。然而，除了那些适用严格责任的犯罪，如果不能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意图（主观心态，或称犯罪心态），则必然导致无罪判决。辩护律师可能会讨论其委托人的行为动机，试图为其不法行为寻找一个正当的理由。史密斯有杀害琼斯的意图并杀死了琼斯并不必然意味着史密斯犯有任何罪行。杀人的动机可能推翻所有的犯罪指控。例如，如果史密斯可以证明杀人的动机是出于自卫或防止琼斯对他人的伤害，这种行为将被认为是正当的，因而是无罪的。动机并不等于行为，除了那些是不作为的犯罪，如果没有公开的行为（例如，向受害人开枪），就不承担刑事责任。同样的，“善良的”动机也并非必然能使行为人免于承担刑事责任。很多案例可以佐证。其中有一个案子是这样的，一位父亲不能为他的孩子提供足够的食物使其不致饿死便把他的孩子溺死了。这位父亲最后被判处谋杀罪。在People v.Roberts 一案中，由于不堪忍受无法治愈的疾病所带来的痛苦，被告的妻子要求被告杀死她，这位丈夫向妻子提供了毒药，法庭判决一级谋杀罪名成立。事实上，对大部分犯罪而言，就算找到一个“善良的”动机也是没有用的。对这种情况，史密斯教授和霍根教授做了精确的描述：“母亲由于怜悯而杀死自己弱智的、遭受着痛苦的孩子和为了谋取非法利益而杀害他人的人一样都是犯了谋杀罪，因为他们都是故意地剥夺他人的生命。” 公民在什么程度上必须为其行为负刑事责任呢？这个问题其实不很难回答：“公民从事了违反刑法的行为就要负刑事责任。”问题是如何在法律上确定犯罪的构成要件。一般认为，在宣告某人有罪之前必须证明三个犯罪要件。这三个犯罪要件是指：（1）犯罪心态；（2）犯罪行为；（3）因果关系 仅存在发生了伤害的事实并不必然意味着犯了罪。例如，一个人向他所认为的夜贼开枪，并将其打死，但事实上死的却是自己的妻子，在这种情况下，一级谋杀罪名成立吗？不一定，这取决于那个丈夫在开枪时的主观心态，如果他确信他的妻子是个夜贼，那么他就是在没有犯罪目的的情况下开枪的；但是如果他在作出判断和开枪时疏忽大意，那么法律任然推定他具有犯罪的目的，这种推定的依据是行为人被指控的过于疏忽大意的行为。

犯罪行为要件关系到犯罪的“行为”部分。因此，如果公民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去做某事，而且事实上他也没有那么做，则他就不应对其他人的违法行为负法律上的责任。举个例子来说，一个人目睹歹徒抢劫了一家银行，他不必负任何法律责任，除非他有法律上的义务去阻止犯罪——比如说，他是一个警察。另外，只要抢劫者冲进银行并宣布：“这是抢劫，把钱给我。他就满足了行为要件。” 最后，因果关系是指犯罪心态和犯罪行为两者与刑法上的危害结果之间必然联系。因此，如果一个妻子向她的丈夫开枪，但在扣动扳机之前，她的丈夫突然死于脑瘤，在这种情况下，妻子要对其丈夫的死负刑事责任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尽管此时已满足了前两个犯罪要件，即犯罪心态（杀人的目的）和犯罪行为（向她的丈夫开枪）。因此，没有因果关系，就不必负刑事责任。

刑

罚

在美国宪法及人权法案正式签署生效时，死刑被广为接受。宪法中唯一提到的死刑的是宪法第五修正案，它写道“任何人不得被处以死刑或不名誉罪，除非…”

197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Furmm v.Georgia案和Branch v.Texas案中宣布死刑判决。三名被告都被宣布有罪并被判处死刑（Furmarl犯谋杀罪，Jackson和Branch犯强奸罪）。在一份长长的、令人迷惑不解的判决书中列出了九种不同意见，没有真正的多数意见，五位大法官认为在三个案件中，死刑是残酷和不寻常的。Marshall大法官和 Brennan大法官断定死刑是完全不被允许的。首席大法官 Powell, Rehnqllist和Blackmum则持不同意见。Furmm案中多数人的立场 五位法官中的多数人都不认为死刑本身是残酷和不寻常的。他们认为在这些案件中对三位被告施以刑罚的方式是残酷和不寻常的。同时，他们指出，判处死刑的情况太少从而使它不再是对犯罪的一种威慑，并且，当它被施用时，是以一种有差别的方式施用的。Marshall写道：“很明显，死刑的中亚落在了穷人、没有文化的人、社会地位地下的人等少数群体的身上，他们也最不能表带自己对死刑的不满。” 不仅出于多数地位的五位法官每个人都提交了对Furmm案的各自不同的意见，而且，四位持反对意见的法官也分别提交了各自不同的意见。Furmm v.Georgia案之后的死刑

Furmm v.Georgia案五票赞成四票反对的判决使得41个州的死刑条例以及国会的相关立法归于无效。在Furmm v.Georgia案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出：

作为对最高法院这一判决的，大约2/3的州迅速重新起草了他们的死刑法规以限制陪审团的自由裁量权并防止武断的、不一致的判决结果的出现。所有的新条例都规定了死刑判决的自动上诉。大部分州，例如乔治亚州的新法规，要求复审法院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通盘考虑犯罪及罪犯的情况，以决定同类似案件相比，做出死刑判决是否是不合适的。并不是每一个州都采用了这样的程序。在某些州，例如弗里达州，尽管法规没有相关要求，上诉法院仍采用相称性审查，在另外一些州，例如加利福尼亚和田纳西，则并非如此。

197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乔治亚州弗里达州和德克萨斯州的死刑法规进行了复审。在加利福尼亚州1984你那判处死刑的Pulley v.Harris一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援引该州1976年对Jurek v.Texas一案的判决，该判决维持了加利福尼亚州所采用的死刑程序： 同乔治亚州和弗里达州的死刑程序一样，德克萨斯州的死刑宣判程序并不违反宪法第八和第十四修正案。通过缩小对判处死刑的谋杀的界定，德克萨斯州实质上认为，一级谋杀案中必须至少有一项法定加重情节，才可以考虑做出死刑判决。通过授权辩方在单独的判决听证会上向陪审团提供与各被告相关的任何减轻情节，德克萨斯州保证了其判决陪审团获得足够的指导以确保其履行判决的职能。通过对拥有全州管辖权的法院的陪审团的判决进行及时的司法审查，德克萨斯州找到了一种可以做出公平、理性和一致的死刑判决方法。由于这一机制确保了死刑判决不被任意或胡乱施用，因此它并不违反宪法。死刑案件中刑罚裁量的指导标准

死刑与其它刑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严厉性及不可撤销性。在Furmm v.Georgia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死刑不能在有专断、反复无常的极大风险的判决程序下做出。” 在1984年Pulley v.Harris一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查了加利福尼亚州判处死刑时所采用的法律和程序。为偷盗汽车以用于抢劫隐含，Harris残忍的故意枪杀了两名十多岁的男孩。杀死两名男孩之后，Hants还吃完了两个男孩尚未吃完的汉堡。在考虑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定特殊情节、法定相关因素以及加利福尼亚州所采用的程序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

通过要求陪审团找到至少一个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特殊情况，制定法将死刑限制在小部分符合条件的案件中。监禁刑

依照早期的罗马法，监禁作为刑罚是非法的，仅仅用于拘留。监禁同英国的法律一下古老但是以你各国早期的制定法很少将剪辑你作为对犯罪的惩罚。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70年提到“一州对于本州的犯罪拥有设定刑罚的广泛自由。”但是一个肮脏的鉴于或是鉴于中残忍、野蛮的行为都可以构成对第八修正案“残忍和不寻常的惩罚”条款的违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下列案例与作为刑罚措施的监禁有关。Willams v.Illinois 399 U.S.23590S.Ct.2018 被告在伊利诺斯州被判犯有轻微的盗窃罪并受到州法规定的最高刑罚：为其一年的监禁和500美元的罚金。法庭的判决同时规定如果在一年监禁期满只是被告不能不付罚金，他可以继续呆在狱中以抵消罚金，每天5美元。这一条款为州的法律所允许。被告表示他没有钱，请求在一年期满后获得释放以便让他找到一份工作来支付罚金和诉讼费。伊利诺斯州最高法院驳回了该请求，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判决：

当然，在这个特定案件中，穷人可能会比犯有同样罪行的富人受到更长时间的监禁，当然仅是这个事实并不构成对平等保护条款的违反。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决定适当的刑罚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在完成这项工作时，宣判法官被授予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在处理刑罚问题上，美国宪法允许性质上的差别，而且也并不要求两个犯有同样罪行的人受到完全同样的判决。

州并非没有能力执行针对那些经济上无力支付罚金的判决：事实上，不同的结果可能导致反向歧视，因为它使得穷人能够无代价的免受罚金以及监禁，而其他的被告则要承受一种或另一种惩罚。

为避免因非故意不支付罚金或诉讼费而对穷困的人采取超过法定最高期限的监禁，州通过立法或法官在其权限范围内均采取了各种各样可供选择的方法，在这里，我们不必对这些方式作深入的探究。上诉法院已经提出了一些方案，其中一些已经在一些州得到应用，同时其他类似的方案也在进行各方面的研究。州又从各种已被提出的解决方案中进行选择的自由，当然，也有可能有新的方案被涉及出来。

我们得出结论，当由于非故意不支付罚金或诉讼费用使总和的刑期超过法定最高刑期时，我们面临着一种在支付能力方面不允许的歧视，因此，我们认定下述判决无效。Tate v.Shoort，4OI U.S.395, 91 S.Ct.688 被告因在德克萨斯的休斯顿九次违反交通规则，累计被处以罚金425美元。被告称他没有钱。法庭要求他在劳改农场干活85天，每天挣5美元以抵付罚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这一判决：

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要求，无论经济状况如何，制定法对任何实体罪所规定的监禁的最高刑期对所有被告都应该是一样的。我们在Williams案中的观点构成这一结论的前提。既然德克萨斯州对交通肇事制定了仅处以罚金的政策，与平等保护条款相一致，制定法的最高限度不能将惩罚限于如果一个人有能力支付则支付罚金，而在一个贫困的被告无法支付罚金时将罚金转变为人身监禁。在这样的案件中，监禁的实施并非为促进州的刑罚目的，而是为了增加州的财政收入；被告由于贫困而不能支付罚金，但它被判处监禁，不仅不能帮助州增加财政收入，还会使州负担被告监禁期间的食宿费用。

在Williams案的脚注19，法庭提法：“我们想要澄清的是，我们今天的判决并不排除有一的拒绝支付罚金或诉讼费用的人判处监禁。”因此，有财产或受人的人也可能因拒付发见或诉讼费而被监禁。没收财产刑

没收这一概念及其使用可以追溯到英国法的早期。扣押用于犯罪的财产是对犯罪的一种有力的威慑。扣押犯罪所得利益也是对获利为目的的犯罪的一种威慑。

没收首先用于海关违反案件中，例如走私。作为对死刑、罚金等传统刑罚方式的补充，没收作为一种经济制裁，用于船舶、工具和走私货物的查封。

没收不仅通过没收船舶、工具以及货物对不法行为者进行制裁，同时也可以使国王和政府从使用与出售这些没收货物中获得利益。

没收的概念随着英国普通法传到美国。它多年来以不同的刑事被使用。在啤酒和其酒精类饮料被禁时期，没收被广泛用于嘴直和打击制造、买卖和使用非法酒类的不法行为。今天的联邦法律不仅授权将没收用于违禁品，也用于处理麻醉剂。赌博、未缴纳税款的烟草和酒类。例如，美国《受管制物质统一法》第55条规定，没收不仅用于非法的受管制物，还适用于各种未经加工的原材料、机动车、“已经使用或意欲使用的”交通工具、武器、音像制品和书籍，各种财产，包括现金及其利息。这一条款已被许多州以及联邦政府所采纳。该法案第55条的第5款详细规定了没收的程序。

1980年，佛罗里达州根据《佛罗里达州违禁品没收法案》扩展了没收财产刑的使用范围，允许扣押没收重罪犯的任何工具。根据该法案，用于抢劫的交通工具可以被没收；犯重罪时使用的金钱和工具也可以被没收。例如，贩毒者用于计算时间的劳力士手表。根据佛罗里达州和其他州政府及联邦政府法律没收到汽车、船只和飞机通常由法律执行机关用于执行公务。根据《佛罗里达州财产没收法案》，市政当局不能减少其警察机构的正常基金。没收或变卖货物所得的收入被用于扩大执法机关打击犯罪的能力。

国内税收署也会根据税收留置权没收被控犯有罪行的人或被判决有罪的人的财产。由于大麻、可卡因和其他麻醉品交易的人通常获得巨大的利润却没有缴纳适当的税款，因此可以启动用税收留置权来制裁这些人。这些人的财产可以被扣押。这些财产可以包括房屋。家具。汽车、立体声音响设备、音频设备、珠宝和不动产。（《刑法原理与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