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学年论文-论文精品

第一篇：刑法学年论文-论文精品

刑法学年论文：现行刑法中的犯罪概念

发布时间：2013年10月21日

犯罪概念一直是我国刑法学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因为整个刑法学理论以犯罪及其刑事责任为研究对象,整个刑事司法活动也以认定犯罪并追究其刑事责任为主要任务。但从我国近年来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情况来看,一直将犯罪的形式概念与实质概念对立起来,认为两者之间属于完全不同的概念;同时,还出现了一种否定现行刑法中有关犯罪概念规定之倾向,主张“犯罪有实质与形式两层意义:在立法政策的意义上,犯罪是指应当受到刑罚惩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在司法准则的意义上,犯罪是指刑法规定为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情况果真如此吗? 以下,笔者试对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问题进行探讨。

一、犯罪概念的几种形式

通常认为,犯罪概念大致可以分为形式概念、实质概念与混合概念三类。

1.犯罪的形式概念犯罪的形式概念把犯罪定义为违反刑事法律并且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多为资本主义国家刑法典定义犯罪的概念所使用。它仅从犯罪的法律特征上给犯罪下定义,而不揭示法律何以将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其具体表述上又有以下几种:(1)认为犯罪就是违反刑事法律的行为。如德国刑法学家宾丁认为,犯罪即违反刑事制裁法律的行为。(2)认为犯罪是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如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1条之规定,法国刑法在世界刑法史上开创了在刑法典中规定犯罪概念的先河。(3)进一步以犯罪成立的条件来概括犯罪的概念。(4)结合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把犯罪表述为能够引起刑事诉讼程序的违法行为。

这种概念见之于英美刑法理论,如格兰威尔.威廉在其《刑法教科书》中确定的犯罪的概念,但是,仅仅从犯罪的法律表现形式上而没有揭示犯罪的社会政治本质来给犯罪下定义,掩盖了资产阶级刑法镇压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阶级实质,这对于广大人民来说是有一定的欺骗性。

2.犯罪的实质概念犯罪的实质概念,不强调犯罪的法律特征,而试图揭示犯罪现象的本质所在。社会主义国家将社会危害性引入到了犯罪概念中,规定的是实质的犯罪概念。如1960年《苏俄刑法典》第7条之规定,这种纯粹的实质概念是与当时前苏联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潮密切相关的,现已被社会主义各国所抛弃。但是不可否认,实质犯罪概念的引入是适应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第一,可以限制刑事立法权。刑法以剥夺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为制裁手段,立法上必须严谨而科学。第二,是实现刑事司法个案正义的需要。法律的普遍正义固然应当维护,但是刑事司法的个案正义也是重要的,对于那些具备刑事违法性但不具备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就不必处罚。3.犯罪的混合概念混合犯罪概念是将犯罪的形式概念和实质概念合二为一,既指出犯罪的法律特征又指出犯罪的本质特征。即回答了“什么是犯罪”的问题,又回答了“为什么它是犯罪”的问题,所以比单独的形式概念或实质概念都有优点。如苏联解体以后, 1997年1月1日起施行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4条规定了如下的犯罪概念:“本法典以刑罚相威胁所禁止的有罪过地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被认为是犯罪。”“行为(不作为)虽然形式上含有本法典规定的某一行为的要件,但由于情节轻微而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即未对个人、社会或国家造成损害或构成威胁的,不是犯罪。”这一定义,既阐明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本质,又限定了犯罪的法律界限,对社会主义国家刑法中犯罪定义的确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中的犯罪概念

我国1997年刑法第13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很明显,这是一个混合的犯罪概念,是形式与实质相结合的犯罪定义。大多数学者均认为这个规定明确将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害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破坏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体现了犯罪的鲜明阶级性;它以概括的方法,揭示了各类犯罪所侵犯的客体,明确了主要打击对象;它明确规定只有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违反刑法,应受刑罚惩罚程度才是犯罪,从而把相当程度的社会危害性这一犯罪的实质特征,与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处罚性这一法律特征结合起来,因此,我国刑法关于犯罪的概念,在其科学性上,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无法比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刑法中,这个规定也是最完善的。当然也有人认为犯罪的实质概念和形式概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应该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领域中分别采纳,统一在一起存在逻辑上和操作上的欠缺。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刑法中规定的犯罪概念是一个适应中国实际情况的科学的概念。

1.从我国刑法犯罪论的体系来看,犯罪的形式概念和实质概念是统一的,即犯罪的形式概念之中必然包含有实质判断的内容。大家知道,我国所说的刑事违法性和国外所说的违法性完全不是一回事。在我国,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是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唯一基础,换句话说,行为人的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就意味着该行为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就构成犯罪。这和国外将犯罪的判断分为三个阶段即符合构成要件、违法和有责任的情况不一样。在国外,通说认为,符合构成要件仅指行为在形式上符合构成要件,即便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行为也是符合构成要件的,只是在违法性的阶段上,属于具备排除违法性的事由,所以,不将它们看作为犯罪而已,也就是说,在国外,犯罪的形式判断和实质判断是完全分开的。但是,在我国,由于独特的犯罪构成体系,犯罪的实质判断和形式判断是合为一体的。一般认为,这是我国的犯罪构成论和大陆法系的构成要件论的最大区别之所在。因此,在我国,说某一行为符合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种犯罪的构成要件,具有刑事违法性,就表明,该行为不仅在形式上合乎该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而且在实质上也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换句话说,说某一行为符合刑法分则中所规定的某种犯罪的犯罪构成,必然是经过了该行为是具有

一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的实质判断。因此,那种将犯罪的形式概念和实质概念割裂开来,认为犯罪的形式概念中不考虑犯罪的实质性内容的见解,在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之下,是否妥当,值得考虑。

2.从国外有关犯罪构成的理论发展情况来看,将形式和内容割裂开来的分析方法也正在受到挑战。如在日本的刑法理论中,近年来出现了排除从中性的、无价值的立场出发来分析构成要件,而从合目的的、实质的角度出发来判断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倾向。如,盗窃一盆花的行为或者盗窃他人一个苹果的行为,在过去的观点看来,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只是在违法性的分析阶段上,考虑到一朵花或一个苹果的价值大小,没有用刑罚来进行处罚的必要,所以,认定这种行为不构成犯罪。但是,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刑法上的违法行为,不是一般的违法行为,而是在客观上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具有侵害或威胁,并且达到应当用刑罚进行惩罚程度的行为。也就是说,考量某一行为是否是刑法上所说的违法行为,本身就已经包含有价值判断。因此,在现在看来,一盆花或一个苹果,本身就不是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中所保护的对象,即在构成要件符合性的阶段就被排除在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之外,当然就没有必要对盗窃该种物品的行为进行违法性的判断了。之所以这么考虑,是因为它更符合犯罪是用刑罚这种最为严厉的制裁来惩罚的行为,而不是一般的违法行为的观念;而且这样考虑也更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盗窃价值微小的财物的行为,一开始就不应该进入到刑法评价的视野之内。在这种思考方式的转变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过去在违法性的阶段来进行价值判断的内容,现在提到了构成要件的符合性的内容中来了;过去认为,构成要件的符合性的判断是中性、客观、无价值的,仅仅是从形式上进行判断,但是,按照现在的看法,某种行为是否符合构成要件的形式判断中,本身就包含有价值判断在内。在这种变化之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有关犯罪的形式判断(形式概念)和实质判断(实质概念)不能分开,二者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形式概念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结论或判断,但是,这个结论的得出,本身就经历了实质性的判断在内,而这种实质性的判断的内容,就体现为犯罪的实质概念。

3.现代社会思维方式的转变,证明了有关犯罪的形式判断和实质判断是不可分割的结合在一起的。形式概念表面看来是一个简单的结论,但是这个结论的得出本身就经历了实质性的判断,其内容就体现为犯罪的实质概念。有的学者提出应该把犯罪概念分为“应当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和“法律已经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即立法概念和司法概念,立法概念主要是为决策服务的,而司法概念要求的则更多的是为实践服务的。笔者认为这种划分是否科学值得商榷。因为: 第一、立法与司法本身就是紧密联系的,立法是司法的前提和基础,司法是立法的体现和促进,对于同一部门的犯罪概念加以如此细致的划分似乎无此必要,似乎立法阶段的犯罪到了司法过程就不是犯罪了,这本身也是违反罪刑法定主义要求的。第二、概念是对事物本质特征的反映,在一定范围内应该具有统一的意义和适用价值,否则将造成理解的障碍和联系的停滞。第三、这里的立法概念其实就是犯罪学领域的犯罪概念,而司法概念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刑法犯罪概念,应该把不同学科与同一部门的层次分清楚。

4.从司法实践来看,也是采用了经过实质分析之后,得出是不是违反刑法分则中具体条文的规定的行为的形式上的结论的。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对一个案件的认定,首先是看有没有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然后查是什么行为侵犯了合法权益,造成了何种具体结果;再查什么人实施了行为;再查行为人在实施行为的时候,是不是具有罪过。经过上述带有实质性意义的判断之后,才会得出行为人的行为是不是刑法规定的犯罪的形式上的结论。

5.从罪刑法定原则看, 现行犯罪概念充分、彻底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刑罚权包括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和行刑权。犯罪的形式概念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对求刑权、量刑权与行刑权的制约;犯罪的实质概念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对制刑权的制约。

6.我国就刑法规定的犯罪概念

是对犯罪的内涵和外延的科学概括,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根本标准。这一定义科学地揭示了犯罪的社会政治属性和法律特征,指出犯罪是严重破坏刑法所保护 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同时该定义又明确指出犯罪必须是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如果一个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法律没有规定其为犯罪,或者没有规定对这种行为的刑罚处罚,那么也不能认定为犯罪。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揭示了犯罪的法律特征,这一规定是现代法治国家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和必然反映。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对我国现行刑法第13条的规定,可作以下理解:首先,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是犯罪,这是有关犯罪的形式定义;其次,在判断某种行为是否是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的时候,应从该行为的情节是否显着轻微危害不大等实质方面来进行判断。换句话说,刑法第13条关于犯罪的总则性规定,一方面是有关犯罪的概念,另一方面也是有关犯罪认定的指导性规定,它意味着在判断某一行为是不是符合刑法分则的某一条文的规定的时候,不能仅从形式上观察,必须从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实质方面来考量。

第二篇：刑法论文题目参考

刑法方向论文选题

一、刑法总论

1.试论刑法的调整对象 2.刑法立法解释探讨 3.刑法司法解释研究

4.刑法基本原则若干问题研究 5.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蕴含 6.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 7.刑法适用平等原则探究

8.论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基础 9.论罪刑相适应原则与刑罚个别化 10.试论犯罪的本质

11.犯罪概念的反思与重构 12.论犯罪的基本特征

13.试论刑法空间效力的几个问题

14.试论我国大陆与港澳台刑事管辖权的冲突与其解决 15.关于刑法中的行为研究 16.论不作为犯罪的行为性 17.论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 18.论不作为犯罪中的几个问题 19.刑法中的原因自由行为研究 20.试析刑法中的危害结果 21.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

22.试论犯罪客体的概念和特征 23.关于犯罪对象的若干问题研究 24.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关系研究

25.关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犯罪适用问题研究 26.试论刑事责任能力 27.论醉酒犯罪与刑事责任 28.关于单位犯罪的概念研究 29.试论单位犯罪的主体 30.论单位犯罪中的几个问题 31.试论故意犯罪

32.故意犯罪的认识内容研究 33.试论故意犯罪中的意志因素

34.论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划分标准 35.论过失犯罪

36.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比较研究 37.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失之比较 38.论违法性认识在犯罪故意中的地位 39.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研究 40.试论刑法中的认识错误

41.试论法律上的认识错误 42.试论事实上的认识错误

43.试论严格责任在我国刑法中的适用 44.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反思与重构 45.关于犯罪构成的若干问题研究 46.论正当防卫中的几个问题

47.试论防卫过当的界限及其罪过形式 48.特殊防卫问题研究

49.论紧急避险中的若干问题 50.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比较研究 51.试论犯罪预备

52.论犯罪未遂中的几个问题 53.论犯罪的着手 54.犯罪中止研究

55.论犯罪既遂的判断标准 56.论共同犯罪中的几个问题 57.共同正犯研究 58.间接正犯研究 59.片面共犯研究

60.试论共同犯罪的未完成形态 61.单位共同犯罪探究

62.论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63.试论首要分子 64.帮助犯研究 65.胁从犯研究 66.教唆犯研究

67.试论一罪与数罪的划分标准 68.想象竞合犯研究 69.试论法条竞合 70.惯犯问题研究

71.关于结合犯的若干问题研究 72.牵连犯研究 73.吸收犯研究 74.试论数罪并罚

75.论缓刑适用中的几个问题 76.缓刑制度比较研究

77.论我国刑罚体系的修改和完善 78.论刑事责任

79.试论刑事责任的根据 80.试论刑罚权及其根据 81.刑罚的功能研究 82.刑罚的目的研究

83.论死刑存废的基本立场 84.试论死刑的演变及其走向

85.论我国刑法对死刑的限制 86.论死刑废止的条件 87.论资格刑的修改与完善 88.关于管制刑存废之我见 89.试论罚金刑 90.试论没收财产 91.量刑情节研究

92.论自首中的几个问题 93.论单位自首

94.自首制度比较研究 95.论累犯中的几个问题 96.论单位累犯

97.试论我国刑法中的减刑制度 98.论我国刑法中的假释制度 99.假释制度比较研究 100.试论我国刑法中的追诉时效

二、刑法分论

1.论危害国家安全罪中的几个问题 2.试论分裂国家罪及其立法完善 3.关于叛逃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4.关于间谍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5.试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客体 6.论放火罪的若干问题 7.论爆炸罪的构成特征 8.试论投放危险物质罪

9.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10.破坏交通工具罪研究 11.破坏交通设施罪探究

12.论恐怖活动犯罪中的几个问题 13.试论恐怖犯罪及其对策

14.劫持航空器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15.论涉枪、涉爆犯罪中的几个问题 16.论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 17.试论交通肇事罪的几个问题

18.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定性分析 19.关于交通肇事罪的成因及其对策研究 20.论《刑法修正案

（六）》对责任事故犯罪的立法完善 21.试论重大责任事故罪

22.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犯罪的成因分析 23.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初探

24.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的防范对策研究 25.试论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 26.危险物品肇事罪研究

27.经济犯罪的概念研究 28.试论经济犯罪的特征 29.关于经济犯罪的范围探讨

30.论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成因及其防治对策 31.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概念和特征研究 32.试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33.试论生产、销售假药罪 34.试论生产、销售劣药罪

35.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探析

36.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罪研究 37.走私罪的一般特征研究 38.论走私罪的表现形式 39.论走私罪的若干问题 40.走私罪的成因与防范 41.试论走私武器、弹药罪 42.试论走私文物罪 43.走私淫秽物品罪研究

44.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探析 45.走私废物罪的成因与防范 46.走私废物罪的构成特征分析

47.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的一般特征研究 48.试论虚报注册资本罪

49.试论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 50.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探究 51.商业贿赂罪的成因分析 52.商业贿赂罪的防治对策研究 53.商业受贿罪研究 54.商业行贿罪探析

55.试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 56.试论为亲友非法谋利罪

57.关于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58.金融犯罪的概念和特征研究 59.金融犯罪的分类问题研究 60.金融犯罪的成因与防范 61.伪造货币罪若干问题研究 62.试论持有、使用假币罪 63.试论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

64.关于高利转贷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65.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探究 66.试论妨害信用卡管理罪 67.证券、期货犯罪初探

68.金融诈骗罪的一般特征分析 69.金融诈骗罪中的几个问题研究 70.金融诈骗罪的成因与对策研究

71.试论集资诈骗罪的构成特征 72.贷款诈骗罪的主要特征分析 73.试论信用证诈骗罪 74.试论信用卡诈骗罪 75.票据诈骗罪研究 76.有价证券诈骗罪研究 77.论保险诈骗罪的几个问题 78.保险诈骗罪的成因与对策研究 79.危害税收征管罪的一般特征分析 80.论偷税罪的若干问题

81.关于偷税罪的成因与对策分析 82.抗税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83.论抗税罪的司法认定 84.骗取出口退税罪研究

85.关于增值税发票犯罪的若干问题研究 86.试论侵犯知识产权罪的构成特征 87.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罪的立法完善研究 88.侵犯知识产权罪的成因与对策探析 89.试论假冒注册商标罪

90.论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司法认定 91.关于假冒专利罪的若干问题研究 92.试论侵犯著作权罪的主要特征 93.试论侵犯商业秘密罪 94.虚假广告罪研究 95.串通投标罪研究

96.试论合同诈骗罪的几个问题 97.合同诈骗罪的客观特征研究 98.非法经营罪的主客观特征探讨 99.试论强迫交易罪 100.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研究 101.论逃避商检罪的构成特征 102.故意杀人罪的主客观特征研究 103.故意杀人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104.故意杀人罪的实证研究 105.关于人的生命起始与终结的刑法学说研究 106.关于安乐死合法化的理性思考 107.安乐死与故意杀人罪之辨析 108.试论安乐死的伦理基础 109.论故意伤害罪的主要特征 110.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辨析 111.强奸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112.强奸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113.强奸罪的司法认定 114.强奸罪的反思与重构

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关于婚内强奸行为的定性研究 非法拘禁罪的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非法拘禁罪的司法认定 论绑架罪的主要特征 绑架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绑架罪的司法认定

试论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构成特征 拐卖妇女、儿童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司法认定 试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 论诬告陷害罪的构成特征 诬告陷害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论刑讯逼供罪的构成特征 刑讯逼供罪的司法认定 暴力取证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论报复陷害罪的主要特征

报复陷害罪与诬告陷害罪之辨析 试论强迫职工劳动罪

试论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 侮辱罪若干问题研究 诽谤罪若干问题研究 试论侵犯通信自由罪

关于破坏选举罪的若干问题研究 试论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 重婚罪构成特征研究 重婚罪的成因与对策研究 试论破坏军婚罪的几个问题

论妨害婚姻家庭犯罪中的几个问题 虐待罪若干问题研究 试论遗弃罪的构成特征

试论拐骗儿童罪及其司法认定 试论侵犯财产罪的客体与对象 侵犯财产罪的一般特征研究 抢劫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抢劫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转化型抢劫罪研究 抢劫罪的司法认定 抢劫罪的加重情节研究 盗窃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盗窃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盗窃罪的司法认定

试论盗窃罪与其他相关犯罪的界限 诈骗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诈骗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159.160.161.162.163.164.165.166.167.168.169.170.171.172.173.174.175.176.177.178.179.180.181.182.183.184.185.186.187.188.189.190.191.192.193.194.195.196.197.198.199.200.201.202.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试论诈骗罪与其他相关犯罪的界限 论抢夺罪的构成特征 抢夺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抢夺罪的司法认定 论侵占罪的构成特征 侵占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侵占罪的司法认定

职务侵占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职务侵占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职务侵占罪的司法认定 论敲诈勒索罪的构成特征

敲诈勒索罪与其他相关犯罪的界限 扰乱公共秩序罪的一般特征研究 论妨害公务罪的构成特征 妨害公务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论招摇撞骗罪的构成特征 招摇撞骗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论计算机犯罪中的几个问题 试论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试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计算机犯罪的成因与防范对策研究 网络犯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论聚众斗殴罪的构成特征 聚众斗殴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论寻衅滋事罪的构成特征 寻衅滋事罪的司法认定 试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几个问题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成因与对策研究 试论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论传授犯罪方法罪的构成特征 传授犯罪方法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试论聚众淫乱罪的定罪与量刑 赌博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赌博罪的成因与对策研究 妨害司法罪的一般特征研究 论伪证罪及其司法认定 妨害作证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刑法》第306条存废之我见 扰乱法庭秩序罪研究 试论窝藏、包庇罪

试论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203.204.205.206.207.208.209.210.211.212.213.214.215.216.217.218.219.220.221.222.223.224.225.226.227.228.229.230.231.232.233.234.235.236.237.238.239.240.241.242.243.244.245.246.论脱逃罪的若干问题 脱逃罪的司法认定 破坏监管秩序罪研究 组织越狱罪研究

试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 试论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 偷越国（边）境罪的主要特征探究 关于文物犯罪的若干问题研究 试论故意损毁文物罪及其司法认定 试论倒卖文物罪及其司法认定 论危害公共卫生罪的几个问题 试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论医疗事故罪的若干问题 医疗事故罪的司法认定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研究 试论非法狩猎罪的几个问题 试论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研究 试论盗伐林木罪的构成特征及其司法认定 试论滥伐林木罪的构成特征及其司法认定 毒品犯罪的一般特征研究

毒品犯罪中的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毒品犯罪的成因与对策研究

试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论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几个问题 试论强迫他人吸毒罪

组织卖淫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组织卖淫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论强迫卖淫罪的构成特征 强迫卖淫罪的司法认定 试论传播性病罪

论淫秽物品犯罪中的几个问题 传播淫秽物品罪研究 组织淫秽表演罪研究

贪污贿赂罪的概念与共同特征研究 贪污贿赂罪的成因与对策研究 论贪污罪的主体范围 贪污罪的构成特征研究 贪污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贪污罪的司法认定 贪污罪的定罪与量刑 论挪用公款罪的构成特征 挪用公款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挪用公款罪的司法认定

247.248.249.250.251.252.253.254.255.256.257.258.259.260.261.262.263.264.265.266.267.268.269.270.271.272.273.274.275.276.277.278.279.280.281.282.283.284.285.286.287.288.289.290.挪用公款罪的定罪与量刑 受贿罪的客体与对象研究 受贿罪的主体研究

受贿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受贿罪的司法认定 受贿罪的定罪与量刑

受贿罪的成因与防范对策研究 论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 论行贿罪的构成特征 行贿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单位受贿罪研究 单位行贿罪研究 介绍贿赂罪研究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构成特征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司法认定 论私分国有资产罪的构成特征 私分国有资产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司法认定 私分罚没财物罪研究 渎职罪主体研究

渎职罪的一般特征研究

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研究 滥用职权罪的构成特征探讨 滥用职权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滥用职权罪的司法认定 论玩忽职守罪的构成特征 玩忽职守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玩忽职守罪的司法认定

玩忽职守罪的主观罪过形式研究 论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的构成特征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的司法认定 论徇私枉法罪的构成特征 徇私枉法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徇私枉法罪的司法认定

论私放在押人员罪的构成特征 私放在押人员罪的司法认定 试论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 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罪探究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研究 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探析 违法提供出口退税凭证罪探究

试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 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研究

291.292.293.294.295.296.297.298.299.300.环境监管失职罪的构成特征分析 传染病防治失职罪研究 放纵走私罪若干问题研究 商检徇私舞弊罪探究 试论商检失职罪

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研究 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探析 试论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 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研究 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罪探究

犯罪心理学论文选题

1、论情绪与犯罪

2、激情犯罪的特征

3、社会变革对犯罪的影响

4、试论团伙犯罪的心理与行为特点

5、论青少年犯罪低龄化的原因

6、论犯罪亚文化的特征

7、互联网的不良影响与青少年犯罪的关系

8、论需要与犯罪

9、论暴力犯罪的特征

10、论青少年犯罪的特征与趋势

11、论青少年犯罪的治理对策

12、学校教育功能缺陷与青少年犯罪

13、家庭教育功能缺陷与青少年犯罪

14、论青少年团伙犯罪的特征

15、“留守儿童”犯罪的原因及对策

16、论大学生犯罪的特征与对策

17、吸毒人员心理特征及防治对策

18、青少年犯罪的动机分析

19、女性犯罪的心理与行为特点 20、论大众传播媒介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

21、青少年不良人际交往与犯罪的关系

22、论贪污贿赂犯罪的心理与行为特征

23、男女两性犯罪特征之比较

24、有组织犯罪的特点与治理对策

25、论犯罪预防与和谐社会建构的关系

26、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犯罪预防问题研究

27、农民工犯罪问题的实证研究

28、论城镇化进程中的犯罪预防问题

29、预防“双抢”（抢劫、抢夺）犯罪的对策研究 30、论犯罪被害人的人格特征

整理：www.xiexiebang.com 写手联盟

第三篇：刑法期末论文

学号：10010106008 姓名：潘宗宝

【案情】：2010年5月，滨海市工商局副局长李强与其妻张晓丽（滨海市工商局工作人员）为在滨海市工商局团购住房中能多得一套住房，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但既未分割财产也未分居。7月，张晓丽高中同学王宁找到张晓丽，请求帮助其子进市工商局工作，并表示事成后一定给予感谢，张晓丽答应。后张晓丽未告诉李强，直接找到市工商局人事处处长赵鹏，要求其录用王宁之子。赵鹏向李强汇报了张晓丽打招呼的情况，并提出可用点录的方式解决，李强表示同意。9月，王宁之子在市工商局正式上班。为表示感谢，王宁到李强的办公室送5万元，李强以自己马上要退休了，不能受影响为由拒绝，王宁说那就等退休以后再说，李强未置可否。3个月后李强正式退休。王宁以6万元从移动公司拍得尾号为666666的手机号码送给张晓丽，说：“这是个吉利的手机号，要值6万元，感谢你和李局长解决了我儿子的工作。”张晓丽将此事告诉李强，李强说：“就一个手机号，哪值那么多钱？”后该号一直由张晓丽使用。

【分析】：本案中，主要有以下几个行为需要运用刑法的思维加以分析和认定，一是李强和张晓丽嫁接离婚多骗取团购房行为的性质；二是张晓丽帮助其同学王宁的儿子进入工商局行为的性质；三是李强在张晓丽帮助其同学儿子进入工商局工作的过程中其行为的性质如何认定；四是王宁的行为如何认定，下面我们来一一分析。

首先，对于王宁行为的性质比较容易认定，其行为完全符合行贿罪的构成要件，由于此行为不存在任何争议，此处不再赘述。

其次，针对李强和张晓丽假接离婚多骗取团购房行为是否可以定为诈骗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诈骗罪是指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李强和张晓丽主观上是不是具有非法占有公有财产的目的，客观上是不是实施了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共财产的行为，是判断其是否构成诈骗罪的两个关键要素。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对二人离婚的客观效力和法律效力进行评判。我国婚姻法规定，婚姻自由，既包括结婚自由，也包括离婚自由。但离婚毕竟关系到婚姻家庭关系的巩固和社会关系的稳定，所以离婚自由也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尽管我国婚姻法对协议离婚当事人没有用“感情确已破裂”加以限制，允许双方自愿合意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但无论是从客观事实上讲还是从法律的立法目的上讲，协议离婚的实质要件依然应当为夫妻感情破裂。如果不牵涉到公共财产的所有权，那么根本不需要对二人的协议离婚是否真实进行评价，这是他们二人之间的问题，如果二人的离婚行为已经直接影响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影响到国家房改政策的落实，就必须对二人离婚的真实用意进行了解，对其客观效力进行评判。笔者认为，如果二人的离婚虽经过了婚姻登记机关的认可，但二人并未分家，依旧以夫妻名义生活，夫妻关系并未发生实质改变，则二人的行为属于以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从主观上讲，二人离婚的真实目的并不是源于“感情确已破裂”，而是为了多分一套团购房，即李强和张晓丽是为达到多分得一套团购房的目的，伪造离婚手续，最终骗取了一套团购房，因此对他们离婚这一“合法行为”背后所掩盖的非法目的应当给予适当的处罚。所以，通过对客观事实的判断，可以认定二人的协议离婚只不过是非法侵吞公共财产的一种手段，是诈骗罪中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具体表观。因此根据二人的主观意图和客观行为方式，二人的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主客观要件，应当按诈骗罪定罪处罚。

再次，针对张晓丽和其丈夫在帮助其同学儿子进入工商局工作的行为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主要涉及到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共犯的辨析。根据《刑法》第25条的规定：成立共同犯罪，行为人应当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基于此，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构成受贿罪共同犯罪需要同时满足共同的受贿故意和共同的受贿犯罪行为两个条件。

《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称《纪要》）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称《意见》）分别对受贿罪共同犯罪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其中，《纪要》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近亲属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其近亲属以受贿罪共犯论处。近亲属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构成受贿罪共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指定他人将财物送给其他人，构成犯罪的，应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意见》指出：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同时授意请托人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构成受贿罪共犯。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综合以上法律文件，笔者认为以下四种情形构成受贿罪共同犯罪：（1）特定关系人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2）国家工作人员明知特定关系人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其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3）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4）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通谋，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授意请托人将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刑法修正案

（七）》规定的新罪名，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行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旨在于弥补法律漏洞，惩处那些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和地位收受贿赂的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这些人主要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血缘、亲属、情人、同学、同事、朋友、战友等关系或者其他特殊利益关系的人。正因为这种密切的关系，行为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对国家工作人员施以影响，令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不必直接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便利，而只要利用其身份和地位便足可以影响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直接利用他们的职权便利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与行为人关系密切的国家工作人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其身份、地位及职权成为了行为人获取非法利益的工具。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和地位，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既可能构成受贿罪的共犯，也可能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区分的关键在于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的受贿故意和共同的受贿行为，即通谋。如果存在通谋，那么属于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如果没有通谋，只是特定关系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地位和职权实施行为，那么该国家工作人员因为没有犯罪故意和犯罪行为而不构成犯罪，特定关系人不构成受贿罪的共犯，而应当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论处。本案中，张晓丽利用其丈夫李强工商局副局长的身份和地位，为了帮助其同学的儿子进入工商局工作，令市工商局人事处处长赵鹏帮助办妥此事，张晓丽行为的定性取决于其与李强之间是否存在通谋，如果存在，那么二人构成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如果不存在，则邵某因为缺乏犯罪故意和犯罪行为而不构成犯罪。李某单独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根据案情可知，张晓丽与李强之间并没有通谋，虽然人事处处长将张晓丽打招呼的事情告知了工商局副局长李强，但是这并非是张晓丽主观上的要求，因此此处不构成张晓丽与其丈夫李强的通谋，故在本案中张晓丽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而非受贿罪的共犯，其丈夫应当认定为受贿罪，同时，工商局人事处主任应当认定为受贿罪的共犯。

综上所述，本案中张晓丽应当以诈骗罪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二罪并罚定罪处罚；李强应以诈骗罪和受贿罪二罪并罚定罪处罚；王宁应当以行贿罪定罪处罚；工商局人事处主任应当以受贿罪共犯定罪处罚。

第四篇：刑法期末论文

2014-2015学年第一学期《刑法分论》期末论文

论安乐死合法化

姓名：刘雅婷

班级：2013级会计学系专科三班

学号：130322339

上课时间：周一9 10节

序号：107

论安乐死合法化

安乐死，亦称尊严死，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一词，原意是指“快乐地死亡”、“尊严地死亡”，它是在西方文明中杀死那些身患不治之症、年老或者身体严重畸形者的社会政策下产生的一个专门术语。安乐死以特定的方式剥夺了特定对象的生命权利，无论在主观罪过上，还是在客观表现形式上，乃至在侵害的客体对象上都与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完全一致。任何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都构成犯罪，安乐死也不能例外。

一：安乐死的起源与发展

早在古斯巴达,就有可予处死不健康婴儿的安乐死记录.在古罗马和古希腊，杀死婴儿、自杀和各种安乐死行为更是广为人们接受。纵观各国安乐死立法的进程，最早出现的是1906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安乐死法案。30年后，英国于1936年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且于同年向英国国会提出了安乐死法案.该年美国也发起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但由于有披着“合法杀人”外衣的嫌疑，遭到了民众的纷纷反对。1938年，希特勒借口实施安乐死，建立了安乐死中心，杀死20多万人，这使安乐死笼罩上恐怖的阴影，阻碍了安乐死的蓬勃发展。到1976年9月30日，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自然死亡法》[3]（加利福尼亚州健康安全法），规定“任何成年人可执行一个指令，旨在临终条件下中止维持生命的措施”。是年，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国际安乐死的讨论会”，会议宣称要尊重人的“尊严的死”的权利.1993年2月4日，英国最高法院裁定英国第一例安乐死的案件，同意了年仅21岁患者的父母和医生的申请，停止给他输入营养液。1993年2 月9 日荷兰参议院通过了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受此影响，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于1995年也通过了“安乐死法”（但实施不到两年即废止）。2000年10月26日，瑞士苏黎世市政府通过决定，自2001年1月1日起允许为养老院中选择以“安乐死”方式自行结束生命的老人提供协助。2001年4月10日，荷兰议会上议院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安乐死法案。为了避免滥用安乐死，造成非正常的死亡，法案本身规定了非常严格的条件：患者的病情必须是不可治愈的、患者遭受的是难以忍受的无限折磨、患者必须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后，完全自愿地接受安乐死。荷兰医生并没有决定安乐死的权利，他们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否则将受到起诉；同时，实施安乐死的医生必须咨询另一名负责医生的意见。[4]于是荷兰成为了当今世界上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安乐死运动在一国已彻底取得了胜利。比利时众议院于2002年5月16日通过了“安乐死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对病人实行安乐死，从而成为继荷兰之后第二个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西班牙也正在酝酿就此问题立法.从以上国外对安乐死立法可以看出: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安乐死法案其安乐死的对象都主要是那些患了绝症,目前无法救治,或是一直处于人为条件下维持心跳、呼吸或意识已处于昏迷状态,虽生犹死的病人，且均规定了必须是处于自愿的还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及一定的程序后才予以实施.这实际也是对生命权予以保障的一种方式。

其实在我国,学者也曾多次提出了安乐死的立法需要，并于1998年，由山东省中医药大学课题组经过20年的研究，提出了《安乐死暂行条例（草案）》，[5]但目前，我国法律还没有关于安乐死的成文法，也就是说，法律没有授权个任何机构和个人实施安乐死的权利。但是从1992年起我国全国人大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要求使安乐死合法化的提案.而在1986年陕西省一名叫王明成的男子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了安乐死的首例案件到现在无数身患绝症的人请求政府给予安乐死来看,安乐死在我国被国人在意识和心理上所接受，并且默许这种行为。虽然各界人士及群众均普遍认同了安乐死,但由于安乐死是涉及医学、哲学、伦理学和法学的综合命题,对于安乐死的各种争论仍在继续进行着。

二：安乐死是否合理

客观地说，在我国刑法学界，长期占据着学术权威地位的学者们主观观点一直倾向于安乐死行为是犯罪行为，而司法实务部门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也同样持肯定的态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安乐死这种特殊的行为尤其是其中的消极安乐死几乎从人类社会发轫之初就已经存在，并且社会越发达，人类文明水平越高，社会对安乐死行为就越宽容、越支持。同时，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意见在当今世界也不绝于耳。支持者与反对者的观点相互对立。

儒家思想中认为死亡是一种自然规律，不可抗拒，《论语》中也有“生死有命”的说法。儒家对于死亡应该秉持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但是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儒家特别重视生命的生的质量。《老子·二十五章》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家认为，天地人皆在道法之中，道即是自然规律，人由生到死的过程是自然界中的客观规律。从这一点上说，道家与儒家的生死观是相同，都尊重死亡的是自然规律的结果。安乐死是违反生老病死自然规律的反自然行为，削弱了人类战胜灾难的力量和勇气。同时，确定患者是否真正愿意安乐死很困难，安乐死有被滥用的危险。虽经病人的同意，也不能阻却其杀人的违法性。他们觉得生命是神圣的和至高无上的，医学伦理要求医生必须尽一切可能救助病人的生命。医疗行为的目的是尽其所能，力求使病人的病情好转，而安乐死则要提前结束人的生命，不能认为是医疗行为。不可逆的诊断未必准确，不仅医学的发展可以使绝症可治，现实中更有许多病例是医学无法解释的奇迹（如植物人数年后苏醒），应该给病人以这样的机会。法律允许安乐死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犯罪，历史上更有过纳粹借安乐死来进行屠杀的教训。

但我认为安乐死是处于绝症无望的病人自觉自愿的选择生死的一种行为,没有遭受到任何外力的强迫,是病人内心真实的意思表示,这种行为是有道德责任和价值的。人们(包括病人本身)选择安乐死均是由于病痛的折磨已是无法言语,并且死亡也是不可避免,为了减轻病人及其家属的各种来自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才产生安乐死的想法.这时的安乐死已不再是“死亡”这个冷漠的词汇所能反映的,就像战场上有的人为了让无法救治的受重伤的心爱的战友免受痛苦或敌人的折磨,会在此战友的恳求下挥泪结束他的生命一样。当我们用心去体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安乐死带给战友或病人的是找到归家的路途,这时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总会有同情之心产生,对于死者是惋惜,对于生者是怜悯,而绝不会去责备生存下来的人。追求生命质量是实现生命价值的重要目标，当一个人的生命只具有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或是只能在巨大痛苦中等待死亡时（生命质量已大大降低），医生却硬要拖延以使他承受痛苦，实际上是对病人的虐待，恰恰是一种不人道。病人身患不治之症，濒临死亡，痛苦难当，希望早日摆脱痛苦，对其实施安乐死，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对一个无望挽救的绝症患者投入大量的医疗力量实际上是浪费，应当将这些宝贵而有限的医疗资源节省下来用于救助那些可能治好的病人。死亡并非永远是人类的敌人，应正确看待死亡。生和死都是宇宙万物的基本问题，死亡不过是事物的自然序列中的一环。

三：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可行性 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安乐死非罪化是安乐死合法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只有先解决它，才能帮助司法机关正确断案，不被形式上的假象所蒙蔽，以避免公民（主要是医生）因对病人实施人道的安乐死而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从而有利于实现对公民人权的保护。

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对犯罪本质的规定，任何一种犯罪都必须具备三个特征：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及应受刑罚性。这三个特征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而社会危害性是三个特征中最基本的特征，也是犯罪最本质的特征，故一个不具备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当然不具备犯罪的其余两个特征。我认为以安乐死是“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因为如果说安乐死行为是犯罪的话，则根据在于说它侵犯了人的生命权。安乐死不是对生命的处置，而是对生命终结的处置，是行为人依病人承诺对病人死亡方式采取的人工调控。它不是对生命权的侵犯，相反，它是在尊重病人生命权的基础上的对病人死亡方式采取的优化处置。采取这种优化处置，不但可以解除绝症患者的痛苦，保持其人格尊严，而且可以减轻社会与其家属的物质、精神负担。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行安乐死不但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反而对社会有益。基于此，实行安乐死的行为因不具备社会危害性，也就当然不具备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性。因此，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是犯罪。最后，根据故意杀人罪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来看，安乐死-特别是采用作为方式实施的安乐死-虽然与故意杀人罪的客观方面有某些相似，但在本质上二者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行为，不能混为一谈。第一，二者客体不同。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人的生命权。即使是出于同情等动机而实施的帮助自杀行为也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因为被害人非必然死亡之人（不是指终极意义上的死亡），行为人可以采取规劝或其它措施去避免死亡的发生，但行为人不但没有采取措施去避免，反而主动促使其发生，故其行为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安乐死则没有侵犯病人的生命权。因为安乐死的适用对象都是特定的患有不治之症的垂危病人。他们的生命在短期内已确定将终结。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故实施安乐死只是遵守这一法则而对病人的生命终结方式进行人工优化。因此，安乐死不侵犯人的生命权；第二，二者主观方面不同。故意杀人的行为不论其杀人的动机是为情为仇或其他，其直接目的都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行为人都具备主上的罪过，而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往往是在病人主动请求下，出于同情、怜悯等心理，按严格条件和程序对其实施安乐死，其直接目的仅是解除绝症病人不堪忍受之痛苦，因而主观上无罪过，因此，从犯罪构成的角度讲，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综上所述，我认为实施安乐死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也不应当将其作为其他任何名义下的犯罪来处理。因此，除刑法理论上应对其正名以外，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应该停止将其作为犯罪来处理，以避免错误地使有关当事人承担刑事责任。

第五篇：刑法论文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

---------《被害人承诺问题研究》

读了黎宏的《被害人承诺问题研究》一文，收益良多，也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本文首先介绍了被害人承诺的类型和法理基础，而探讨被害人承诺的问题通常从排除违法性事由或者排除构成要件符合性事由这两种角度之一进行探讨。但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却不存在以上两种角度的争论或区别。因为我国犯罪构成体系采四要件说，既是实质判断也是形式判断，既是初始判断也是最终判断，而采犯罪构成三阶层的国家则不同，因为他们的犯罪判断过程是将形式判断和实质判断截然分开的，所以被害人的承诺到底是在第一步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判断阶段就阻却犯罪还是在第二步的违法性判断阶段就予以阻却，是有实质的区别的，所以上述的争议也就由此产生。

而后本文具体阐述了被害人承诺的成立要件和法律效果，包括承诺主体、承诺对象、承诺时间、承诺表示以及无效承诺等，当然，不同的承诺方式或者内容，也会造成不同的法律效果。其中，就生命法益和身体健康法益而言，存在一些争议。无论是世界主流观点，或者黎宏老师，都认为被害人的承诺并不排除杀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因为生命这种法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必须违反法益主体的意思进行保护，其当然是合理且有益的。但这同样也就意味着是不允许或不承认安乐死的，因为请求安乐死的病人本身是不具有处分其生命的权能的。我在此有些质疑，虽然随着社会和科技、医学的发展，人类能攻克的疾病越来越多，但是社会的工业化也引起更多新型的疾病，人类社会，优生是方向，优死也是方向，又何必厚此薄彼呢？所以，有条件的承认安乐死我认为是有必要的，当然其需要严格的程序和实质的要见以防止其滥用。而且早在2001年荷兰就成为世界首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国家，这说明承认安乐死是有一定的社会需求和社会基础的。因此，在关于被害人的承诺是否能排除剥夺生命法益的生命危害性，我认为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最后，本文还分析了对有瑕疵的承诺的处理，以及推定承诺正当化的根据和成立条件以及适用范围的问题。

在了解学习了关于被害人承诺的相关理论及立法实践之后，更重要的是与我国的基本制度与实际相结合。我国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终极目标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因此尊重个人主义的刑法观，尊重个人的自行决定与处分权，接受被害人承诺的相关理论和制度，是极为重要和具有实践意义的。尽管我国的司法实践和立法中都体现了相关主张和立场（例如：未将被害人自己放弃自己利益的行为，如自杀、卖淫等行为规定为犯罪；同时将违反被害人意志而侵犯其法益的强奸、盗窃等行为规定为犯罪），但并未在刑法中明确将被害人承诺规定为排除犯罪性的事由，由此产生的立法空白，我认为还有待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