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风险刑法理论的批判及反思论文
摘要:本文将从批判和反思两个角度，深入分析和研究风险刑法理论，以期能够了解和掌握风险刑法理论存在的认知偏差，为日后研究方向的调整提供支持和帮助。
关键词:风险刑法理论;批判;反思
风险刑法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风险社会理论，特别是风险范畴的内涵，并没有有效区分新社会与旧社会中的风险。该理论主要针对的是传统社会风险，而当今社会的风险具有全球性、未知性及系统性等诸多特点，难以更好地应对系统风险，因此我们应积极面对风险刑法理论当中的批判和反思。
一、风险刑法理论批判
(一)理论层面的批判
风险刑法理论对传统刑法的创新引起很多学者的批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刑法基本立场而展开的批评。如有的学者认为风险刑法理是反统治的;二是追溯到社会学领域，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批判，通过否定理论描述的风险社会否认风险刑法理论的基本价值。如一些学者认为风险社会并非社会的真实状态，而是文化或者治理的产物。这种批判理论仅关注了理论层面，但受到理论自身存在的局限性，无法通过对社会的状态分析和判断刑法的科学、有效性，于社会真正的状态存在较大差别，难以被公众接受和理解，在实践中的有效指导作用的发挥更是无从谈起［1］。
(二)对批评的批评
由于针对风险社会理论的理解不够完善，上文对于理论的批判深度不够，不具备较强的说服力。其中第一类批评是错误的，极易将人们引入到自由与安全、结果与行为无价值的争论泥潭当中。不同的主张都具有独特的理论渊源。尤其是在风险社会背景下，这些主张不能够完全接受。而针对另一个批评来说，都定了风险社会是社会的本质，无异于都定了风险社会理论。从根本上来说，风险刑法理论的问题归根结底出现在它去接了风险社会理论，特别是风险的内涵。简单而言，风险刑法理论谈及的风险，是与传统社会风险之间的差别，出现了混淆。因此在引入风险社会理论作为根本主张时，风险刑法理论犯了基础性错误，促使理论的正当依据受到了消极影响。因此本文的根本任务就是还原风险社会理论的真实本质，并将曲解问题提出来进行反驳，完成对风险刑法理论的批判。
二、风险社会刑法反思
就本质来说，风险社会是对自我批判的社会，风险社会的危机属于系统危机。因此需要采取系统手段进行解决，其中科学、政治制度的重要作用日渐突出。笔者认为，刑事法律人的知识结构与研究视野在当今社会中，需要大力拓展到整个法律体系中，而非刑事法律领域之内，否则，法律将难以充分发挥自身积极作用。
(一)科学反思
现代社会过程中，科学能够将宗教的神秘有效化解，在反思性现代化阶段，对科学的传统理解同样如此，科学的怀疑已经不仅仅关注事物的外在，而开始透过现象看本质。科学反思主要是借助一些方式和方法，分析和研究现实问题，将这种方式作为基础，能够找到问题产生的原因，尤其是科学文明进入到新时期，人类已经不仅仅是科学认识自然、人与社会，而是认识它本身及其产物等。
(二)政治反思
社会不断进步，传统思想、观念势必会被淘汰，进步不仅仅是否认风险的绝对理由。民族国家政治逐渐走向世界主义、地球政治当中，亚政治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传统政治领域［2］。特别是在科学技术的影响下，政治民主将进入到全新发展阶段，如工厂管理的神秘领域，商业与技术也将被赋予一种新的政治与道德约束，古典工业社会风险定义将会被完全改变，朝着伦理学、哲学等多个方面发展。风险社会当中，处处是危机，在科学和政治完成制度性反思前，刑法不能够为所欲为，更不能够盲目进行，而应时时反思自身。反思能够让我们发现自身存在的不足及问题，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加以改善和调整。因此古典工业社会紧紧围绕着传统风险都建立起来，不仅无法有效化解风险社会当中的风险，且会产生更多推动力。因此需要对刑法进行一些基础层面的反思，如刑法保护的法益有哪些等。反思性不仅是当前刑法理论应对风险社会危机的主要态度，也是风险社会当中刑法的基本立场。但是在此过程中，我们应明确认识到刑法反思会受到科学与政治的影响，刑法反思无法转化为具体的立法，且无法为实践提供科学指导，其能够在冒进与悲观之间做出权衡，提供一条乐观的悲观主义道路，从而促进刑法的保护效益能够发挥到最佳状态。
三、结论
根据上文所述，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发展形势下，风险社会意识是寻求复杂环境下国家发展的根本依据，我们只有真正意义上理解了风险社会理论，才能够更好地协调和控制刑法，促使其能够实现对犯罪行为的有效约束和限制，为公众构建和谐、安全的社会环境。因此面对当前存在地风险社会理论误解，我们应突破传统思想、观念，寻找风险社会理论中社会风险的根本概念及定义，不断完善刑法理论体系，为实践提供理论支持，从而促使刑法体系能够获得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兴良．风险刑法理论的法教义学批判［J］．中外法学，2014，(01):103－127．
［2］张蒙蒙．风险社会视域下的刑法理论问题反思和批判［J］．法制与社会，2015，(03):22－23．
第二篇：反思北大批判
反思北大批判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已故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老先生时，钱老曾发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来杰出的人才？”据说温总理曾为此认真求解，聘请了国内著名的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讨论，但，得到的结果并不能让总理和钱老满意……如今钱老走了，“钱学森之问”依然是中国大学教育不得不面对的痛。
犹太人说：“宁可变卖所有的东西，也要把女儿嫁给学者。”犹太人又说：“假如父亲与教师两人同时坐牢而又只能保释一个人出来的话，做孩子的应先保释教师。”正因为有对教育如此的观念，才造就了犹太人的聪明和富有，傲然世界民族之林。而我们，也曾有过尊师重道的传统，却没有得到良好的传承，“上大学是一个赔本的买卖”、读书无用论、“后悔上大学”在这个时代此起彼伏、“毕业就失业”是尴尬的现实与大学收费过高的鲜明对比，让我们不得不审视我们的教育制度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一个不重视教育的民族绝对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教育的落后会导致民族的堕落。象牙塔越来越富丽堂皇的同时，内部的积弊也越来越多，到了该批判的时候了，到了该大修的时候了。
首先是批判国人对大学理解上的错误。”再看看我们现在的大学，“教授没精打采地讲着满堂灌的大课，下课后就无影无踪。学校高楼林立，却缺乏辩论切磋的风气，大部分课程都有给定的答案。就业的压力使学生和家长们最热衷什么是„热门‟，盘算着什么„有用‟，大学的传统，在我们这里似乎早已经失传了。”如此“现实”的、功利的甚至有些市侩的为学之道，怎么能培养出杰出的人才？
其次是批判大学教育在方向上的偏差。”在美国的一流大学中，“历史、文学、社会科学、教育学、心理学等，是最主流的专业。应该说，美国大学的主流还是认识自己、认识社会、分析生活的文本。与此相对，北大最热的专业则在光华管理学院这种地方。”由此，薛涌先生不仅感叹道：“这个学院号称是„拥有中国最具发展潜质的本科学生‟。难道这些把大好青春花在什么市场营销上的真是„最有潜质的本科生‟吗？如果精英都成了推销员，未来谁来领导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
一直在反思中国的教育，他认为“而我们的教育，则是从小就把这种人的自我塑造过程给打断，想方设法地摧毁人类的能动精神。中国的孩子能得到的最大赞誉就是“听话”。没有上学就开始背诵“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虽然他们大多数从来没有到过黄河，更没有登上鹳雀楼亲临其境地感受过。家长和老师已经替孩子们感受好了，哪里用孩子自己去感受？”
学习的最理想状态：论辩、实践和思考。
“人关怀什么，就决定了他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比那句“性格决定命运”要高明多了，的“感情标准化”和“思想标准化”就说明了一切。从小学到高中，（大学我没有上过语文，所以不知道），“赏析本文，说出你的感受”等等意思只有一个，就是“赏析本文，说出我的感受”。当然，我们在课堂上总有一个很分裂的说法，就是“这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要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感受完之后，我们都知道自己原来感受错了。于是他们又会告诉你：“应该这样感受，不应该那样感受”，“这种感受太肤浅了，这种感受太钻牛角尖了”。那到底是谁在感受？我的真实感受，为什么要把你的感受掺杂在内，或者直接嫁接过来？还是觉得我们这些小屁孩，懂什么感受，真正高雅的感受只是你们这种？——的确是这样，我想许多老师、学生，也都是这么想的。感情的标准化，言外之意就是标准的才是高雅的，因此达不到高雅的都很低俗。所以学生们在苦苦挣扎，无法达到高雅标准之时，终于放弃，自认低俗，同时也将正义、良知、爱心、诚实、关怀、真理这些跟高雅似乎是一个词系的东西一并放弃，认为实在太遥远，做一个啥也不懂的小屁民挺快乐的。反过来，能够达到这种高雅标准，说着一口流利套话的人，便会自动认为自己具备所有包括高雅在内的同词系的种种品质，上哪都将别人的低级趣味鄙视一番，并借着这种标准化形成一种高雅洁癖，对别人的非标准化情怀大挑毛病。
大学里学的什么东西是有用的，什么是没用的？我看最好的判断是看你想不想学。当你想学时，就说明所学的东西满足了你心灵的渴望，是“有用的”；如果所学的是个“热门专业”，那最多只能证明它对别人“有用”而已，未必对你自己有用，如果缺乏兴趣就大可不必勉强。更何况，别人的需要千变万化，远远超出你的控制。今天的热门专业，明天也许随着别人的需要的转变而变得“无用”了。你怎么能把自己的青春赌在别人的需要上呢？
第三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概述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概述
关于马克思意识形态论内涵，学界有一定的争议，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的内涵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把意识形态当作否定性概念来对待，通过批判解开被意识形态所遮蔽的社会真实，以社会的真实矛盾推演意识形态产生的机制和中介，从而宣告一定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些学者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内容的增加使其背离了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的原有内涵，成为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理论变迁，把批判的理论变换为建设理论$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即使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是掩蔽社会真实的精神力量，是对社会现实的颠倒反映，但其原意并非指其为虚假的观念体系和骗人的谎言，应当理解为一定阶级利益与社会总体利益相背离的结果。
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源初语境。青年马克思深受康德与费希特哲学及其方法的影响，沉湎于“应有”而忽视对“现有”的研究，这种做法使马克思在学术生涯肇始阶段便误入法
学研究的死胡同，因而抱怨康德与费希特做法的失当，这种抱怨后来转化为思想上的系统清算: 康德与费希特在太空飞翔，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地上遇 到的日常事务。在对康德和费希特哲学之缺陷深刻认知的基础上，马克思坚信: 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据此，马克思从康德和费希特哲学转向对“应有”和“现有”做了辩证理解的黑格尔主义，开始求助于黑格尔式的整体论和历史主义方法: 理性是历史的本质与动力，历史则是理性的辩证展开(高扬理性或自我意识的旗帜，正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特征，这必然与宣扬上帝意志的宗教发生冲突，在向黑格尔进行思想与方法上的巨大借贷之后，马克思又开始同黑格尔主义的保守方面——至高无上的上帝般的绝对精神分道扬镳了(在其博士论文序言中，马克思鲜明地表达了他对宗教的批判立场: 哲学并不隐瞒这一点(普罗米修斯承认道: 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这是哲学的自白，哲学的格言，借以表示它反对一切天上和地上的神，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在他看来，宗教就是一种玄学或悬在半空中的假设!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开始将意识形态与空洞的假设相提并论: 不要认为，对天体现象的研究，无论就整个研究而言或就个别部分而言，除了和研究其余的自然科学一样能够获得心灵的宁静和坚定的信心之外，还能达到别的目的(我们的生活需要的不是意识形态和空洞的假设，而是我们要能够过恬静的生活(正如生理学的任务一般是研究最主要的事物的原因一样，这里幸福也是建立在对天体现象的认识基础之上的(关于日月出没的学说，关于星辰的位置和亏蚀的学说，本身并不包含有幸福的特殊根据;不过恐惧却支配着那些看见这些现象但不认识它们的性质及其主要原因的人!将意识形态与空洞的假设并置，视其为科学理性的对立面和人类不幸之源，这是对意识形态的隐性批判，也表明马克思最初是在哲学认识论层面触及意识形态概念的。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多次使用意识形态一词，这种使用频率上的增加，表明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内涵的认识日渐清晰。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马克思开始以意识形态术语来表达一种社会意识(林木盗窃法)的虚假性与欺骗性。至此，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开始成型。
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哲学向度。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是从批判哲学尤其是从批判黑格尔哲学开始的。为了更好地对黑格尔彻底的批判,马克思研读了大量的西方古典哲学著作,包括亚吸卜多德、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休漠的哲学著作。在1841年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赞成伊毕鸡鲁的哲学,因为它将人类看作是自我决定的。这为马克思后来将哲学批判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提供了可能性,于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就具有了明显的实践性特质。即使在早期,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也没有局限于纯粹的哲学领域,而是与社会生活实践紧密相连,这明显表现于马克思在特里尔时期,对普鲁士政府的种种现实政策的批判上,比如对普鲁士新闻出版的批判等。
通过这些具有实践和唯物主义性质的批判活动,马克思认识到哲学的批判不能脱离实际生活，基于此认识,马克思决定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因为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哲学尤其是政治析学是为普鲁长政府辩护的思想体系,所以,他要系统地批判黑格尔的哲学。可以说,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是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分不开的,这也为其意识形态批判的哲学批判阶段打下了方法论基础,这也是马克思整个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沦基础,即实践性、唯物性和辩证性。意识形态批判的作用已经清晰地展现在马克思的面前,那就是:从抽象的理性批判中转向对现实生活的批判;从对现存制度和国家的维护转向对之进行无情的批判并致力于建立新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马克思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向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得出的结论是:法的体系和政治制度不能通过自身或在所谓的一般人类理智的发展基础上得到理解,相反,它们只能在物质生活实践中找到其根源,黑格尔和18世纪英国、法国思想家称之为市民社会的,也只能在政治经济中得到解释。从此,与克思开始了其意识形态批判的第-个阶段—政治经济学批判阶段,这个阶段是第一阶段哲学批判的深人和发展。如果说在第一阶段的批判中,马克思还停留在人道主义的阶段,那么在后一阶段,马克思开始转变为一名唯物主义的战士,也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阶段,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同时,他用这一崭新的理论武器作为其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主要工具。所以说,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变成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主导线索。
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并没有对政治经济进行内在的或本质的批判,也就是说,马克思批判还不是将政治经济分析作为一种“科学”,而是将政治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的想象。所以,马克思的批判实际上是直接批判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关系体系是根本违反人类本性的。所以说,尽管在《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将自己的意识形态批判对象主要转向了政治经济学,但前一阶段批判的对象—哲学的影子还在。换句话说,马克思在批判政治经济学时并没有停止哲学批判尤其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因为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及其后继者不是试图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的这种非人性的方面,而是试图为之辩护,所以,它们的理论批判只能是纸上谈兵的非批判的东西。为了澄清自己的批判与黑格尔学派的批判的不同,马克思在1845年出版了《神圣家族》,该书的副标题是:对批判的批判主义的批判—反对布鲁诺·鲍威尔及其同伙。这里的“批判的批判主义”指的就是青年黑格尔派所使用的批判方法,指青年黑格尔派所谓的批判现状的最佳武器。但在马克思看来,批判理论只不过是批判实践的智力基础。布鲁塞尔时期的马克思在前一段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反思自己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论基础,并逐渐得出了比较明确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通过《费尔巴哈论》反映出来的。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对自己的批判工作总结道:批判理论必须与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导致有效的社会变革的发生,“哲学家们仅仅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改造世界”这些思想转变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方法论基础。1859年,马克思回忆说:写作《形态》是为了“自我澄清”和对自己“以前的哲学思想”做一次清算。可以说,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批判的最重要的思想都包含在了《形态》之中,因为在这本著作中,马克思对前一阶段在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总结,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即在《形态》中将自己的意识形态批判方法首次详细的揭示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我们可以将《形态》的内容概括如下:1.以黑格尔后继者们为主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一般概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前提、实质和一般概貌。2.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和结论;对历史唯心主义概念的一般批判,尤其是对青年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3.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起源。4.生产力、分工和财产分配形式的发展;社会的阶级结构、政治结构以及社会意识结构。可以说,这些内容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一次富有成果的总结,它包含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两大方面: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两大批判方面的一次完美结合,并绽放出重要 的理论之花—历史唯物主义。
综合地看，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的阐述(包括其理论的未来进展)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的: 其一，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在对宗教异化与唯心主义的批判中，马克思将意识形态阐发为虚假的意识，并以认知发生学的视角深入剖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神秘化与异化的缘由、特点与机制(马克思考察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理论上的失足，其理论上的考察和批判对象主要是青年黑格尔派。其二，马克思在社会形态的结构框架内即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联中研究了意识形态与阶级、权力、统治的关系(马克思将意识形态阐发为经济基础的副现象、阶级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制度化的思想体系和思想型权力，从而实现了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功能学解读(在政治社会学层面上，围绕着统治权问题，马克思主要考察和批判了各式各样的非科学的社会主义观念。其三，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异化劳动以及相关经济关系的分析，揭露了资本奴役劳动物统治人等弊端，分析了意识形态的各种经济样式、经济领域内的各种拜物现象，进而阐述了扬弃异化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
总之，在这些异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马克思既揭示了意识形态理论的#一般!，又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个案分析，同时还绘制了一幅通向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路线图(据此而言，马克思为我们建构了一个极具张力的意识形态概念和一个颇具理论统摄力的意识形态分析架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3.44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孙伯，侯惠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与现状: 第 1卷［M］.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 人民出版社 4.邓小平文选: 第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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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刑法论文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
---------《被害人承诺问题研究》
读了黎宏的《被害人承诺问题研究》一文，收益良多，也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本文首先介绍了被害人承诺的类型和法理基础，而探讨被害人承诺的问题通常从排除违法性事由或者排除构成要件符合性事由这两种角度之一进行探讨。但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却不存在以上两种角度的争论或区别。因为我国犯罪构成体系采四要件说，既是实质判断也是形式判断，既是初始判断也是最终判断，而采犯罪构成三阶层的国家则不同，因为他们的犯罪判断过程是将形式判断和实质判断截然分开的，所以被害人的承诺到底是在第一步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判断阶段就阻却犯罪还是在第二步的违法性判断阶段就予以阻却，是有实质的区别的，所以上述的争议也就由此产生。
而后本文具体阐述了被害人承诺的成立要件和法律效果，包括承诺主体、承诺对象、承诺时间、承诺表示以及无效承诺等，当然，不同的承诺方式或者内容，也会造成不同的法律效果。其中，就生命法益和身体健康法益而言，存在一些争议。无论是世界主流观点，或者黎宏老师，都认为被害人的承诺并不排除杀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因为生命这种法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必须违反法益主体的意思进行保护，其当然是合理且有益的。但这同样也就意味着是不允许或不承认安乐死的，因为请求安乐死的病人本身是不具有处分其生命的权能的。我在此有些质疑，虽然随着社会和科技、医学的发展，人类能攻克的疾病越来越多，但是社会的工业化也引起更多新型的疾病，人类社会，优生是方向，优死也是方向，又何必厚此薄彼呢？所以，有条件的承认安乐死我认为是有必要的，当然其需要严格的程序和实质的要见以防止其滥用。而且早在2001年荷兰就成为世界首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国家，这说明承认安乐死是有一定的社会需求和社会基础的。因此，在关于被害人的承诺是否能排除剥夺生命法益的生命危害性，我认为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最后，本文还分析了对有瑕疵的承诺的处理，以及推定承诺正当化的根据和成立条件以及适用范围的问题。
在了解学习了关于被害人承诺的相关理论及立法实践之后，更重要的是与我国的基本制度与实际相结合。我国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终极目标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因此尊重个人主义的刑法观，尊重个人的自行决定与处分权，接受被害人承诺的相关理论和制度，是极为重要和具有实践意义的。尽管我国的司法实践和立法中都体现了相关主张和立场（例如：未将被害人自己放弃自己利益的行为，如自杀、卖淫等行为规定为犯罪；同时将违反被害人意志而侵犯其法益的强奸、盗窃等行为规定为犯罪），但并未在刑法中明确将被害人承诺规定为排除犯罪性的事由，由此产生的立法空白，我认为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第五篇：刑法期末论文
学号：10010106008 姓名：潘宗宝
【案情】：2010年5月，滨海市工商局副局长李强与其妻张晓丽（滨海市工商局工作人员）为在滨海市工商局团购住房中能多得一套住房，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但既未分割财产也未分居。7月，张晓丽高中同学王宁找到张晓丽，请求帮助其子进市工商局工作，并表示事成后一定给予感谢，张晓丽答应。后张晓丽未告诉李强，直接找到市工商局人事处处长赵鹏，要求其录用王宁之子。赵鹏向李强汇报了张晓丽打招呼的情况，并提出可用点录的方式解决，李强表示同意。9月，王宁之子在市工商局正式上班。为表示感谢，王宁到李强的办公室送5万元，李强以自己马上要退休了，不能受影响为由拒绝，王宁说那就等退休以后再说，李强未置可否。3个月后李强正式退休。王宁以6万元从移动公司拍得尾号为666666的手机号码送给张晓丽，说：“这是个吉利的手机号，要值6万元，感谢你和李局长解决了我儿子的工作。”张晓丽将此事告诉李强，李强说：“就一个手机号，哪值那么多钱？”后该号一直由张晓丽使用。
【分析】：本案中，主要有以下几个行为需要运用刑法的思维加以分析和认定，一是李强和张晓丽嫁接离婚多骗取团购房行为的性质；二是张晓丽帮助其同学王宁的儿子进入工商局行为的性质；三是李强在张晓丽帮助其同学儿子进入工商局工作的过程中其行为的性质如何认定；四是王宁的行为如何认定，下面我们来一一分析。
首先，对于王宁行为的性质比较容易认定，其行为完全符合行贿罪的构成要件，由于此行为不存在任何争议，此处不再赘述。
其次，针对李强和张晓丽假接离婚多骗取团购房行为是否可以定为诈骗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诈骗罪是指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李强和张晓丽主观上是不是具有非法占有公有财产的目的，客观上是不是实施了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共财产的行为，是判断其是否构成诈骗罪的两个关键要素。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对二人离婚的客观效力和法律效力进行评判。我国婚姻法规定，婚姻自由，既包括结婚自由，也包括离婚自由。但离婚毕竟关系到婚姻家庭关系的巩固和社会关系的稳定，所以离婚自由也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尽管我国婚姻法对协议离婚当事人没有用“感情确已破裂”加以限制，允许双方自愿合意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但无论是从客观事实上讲还是从法律的立法目的上讲，协议离婚的实质要件依然应当为夫妻感情破裂。如果不牵涉到公共财产的所有权，那么根本不需要对二人的协议离婚是否真实进行评价，这是他们二人之间的问题，如果二人的离婚行为已经直接影响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影响到国家房改政策的落实，就必须对二人离婚的真实用意进行了解，对其客观效力进行评判。笔者认为，如果二人的离婚虽经过了婚姻登记机关的认可，但二人并未分家，依旧以夫妻名义生活，夫妻关系并未发生实质改变，则二人的行为属于以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从主观上讲，二人离婚的真实目的并不是源于“感情确已破裂”，而是为了多分一套团购房，即李强和张晓丽是为达到多分得一套团购房的目的，伪造离婚手续，最终骗取了一套团购房，因此对他们离婚这一“合法行为”背后所掩盖的非法目的应当给予适当的处罚。所以，通过对客观事实的判断，可以认定二人的协议离婚只不过是非法侵吞公共财产的一种手段，是诈骗罪中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具体表观。因此根据二人的主观意图和客观行为方式，二人的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主客观要件，应当按诈骗罪定罪处罚。
再次，针对张晓丽和其丈夫在帮助其同学儿子进入工商局工作的行为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主要涉及到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共犯的辨析。根据《刑法》第25条的规定：成立共同犯罪，行为人应当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基于此，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构成受贿罪共同犯罪需要同时满足共同的受贿故意和共同的受贿犯罪行为两个条件。
《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称《纪要》）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称《意见》）分别对受贿罪共同犯罪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其中，《纪要》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近亲属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其近亲属以受贿罪共犯论处。近亲属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构成受贿罪共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指定他人将财物送给其他人，构成犯罪的，应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意见》指出：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同时授意请托人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构成受贿罪共犯。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综合以上法律文件，笔者认为以下四种情形构成受贿罪共同犯罪：（1）特定关系人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2）国家工作人员明知特定关系人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其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3）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4）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通谋，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授意请托人将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刑法修正案
（七）》规定的新罪名，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行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旨在于弥补法律漏洞，惩处那些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和地位收受贿赂的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这些人主要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血缘、亲属、情人、同学、同事、朋友、战友等关系或者其他特殊利益关系的人。正因为这种密切的关系，行为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对国家工作人员施以影响，令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不必直接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便利，而只要利用其身份和地位便足可以影响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直接利用他们的职权便利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与行为人关系密切的国家工作人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其身份、地位及职权成为了行为人获取非法利益的工具。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和地位，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既可能构成受贿罪的共犯，也可能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区分的关键在于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的受贿故意和共同的受贿行为，即通谋。如果存在通谋，那么属于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如果没有通谋，只是特定关系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地位和职权实施行为，那么该国家工作人员因为没有犯罪故意和犯罪行为而不构成犯罪，特定关系人不构成受贿罪的共犯，而应当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论处。本案中，张晓丽利用其丈夫李强工商局副局长的身份和地位，为了帮助其同学的儿子进入工商局工作，令市工商局人事处处长赵鹏帮助办妥此事，张晓丽行为的定性取决于其与李强之间是否存在通谋，如果存在，那么二人构成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如果不存在，则邵某因为缺乏犯罪故意和犯罪行为而不构成犯罪。李某单独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根据案情可知，张晓丽与李强之间并没有通谋，虽然人事处处长将张晓丽打招呼的事情告知了工商局副局长李强，但是这并非是张晓丽主观上的要求，因此此处不构成张晓丽与其丈夫李强的通谋，故在本案中张晓丽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而非受贿罪的共犯，其丈夫应当认定为受贿罪，同时，工商局人事处主任应当认定为受贿罪的共犯。
综上所述，本案中张晓丽应当以诈骗罪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二罪并罚定罪处罚；李强应以诈骗罪和受贿罪二罪并罚定罪处罚；王宁应当以行贿罪定罪处罚；工商局人事处主任应当以受贿罪共犯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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