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刑法诉讼谈谈对劳动合同法实施中职工权益保障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谈谈对劳动合同法实施中职工权益保障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谈谈对劳动合同法实施中职工权益保障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作者
王兴华
劳动合同法实施也已经有近三年时间了，虽然有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这三年时间里劳动合同法得到了重视,其执行情况也令人鼓舞。
但是，真实情况是不是真如这些报告所显示的那样？为此，笔者走访了甘肃境内的一些企业职工、人力资源管理干部及企业工会干部，从他们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劳动合同法的执行存在着诸多不能令人满意之处，违反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归纳起来，较为普遍的现象有：
1、仍然有部分用人单位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或者不能规范的签订劳动合同。
一些用人单位无视劳动合同法关于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规定，拒不签订劳动合同；一些企业在与职工的劳动合同到期后在续延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并不续签劳动合同；也有一些用人单位以录用合同代替劳动合同。有部分用人单位与职工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在签订合同时不能严格遵循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具体表现在：
第一，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订立合同必须遵循的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等原则在劳动合同订立时很难得到遵循，所签订劳动合同中没有体现出劳动者的意愿，合同的产生并没有协商一致的过程，劳动者只能被动接受；
第二，在签订合同前，不能如劳动合同法所规定，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等情况；
第三，用人单位基于“管理”的需要，在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故意缺少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等法律规定的必备条款。
2、企业规章制度及重大事项的决定程序有违劳动合同法的规定。
对于其内容与广大职工利益紧密相关的企业规章制度及企业重大事项的决定，为体现其民主性与科学性，劳 1
动合同法规定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并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但是，在笔者所走访企业中，没有一家企业规章制度是经平等协商确定的，除个别企业在颁布有关操作规范、安全生产方面的制度时组织职工进行学习外，其他规章制度也缺少告知程序。
许多职工表示，企业规章制度总是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制定和颁布的，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是被处罚了才知道有那么个规定，对于许多他们认为不合理、甚至违法的规章制度也只能被动的遵守，企业没有、也不可能给他们参与规章制度制定的机会的。
3、违法收取押金、保证金现象普遍存在。
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但在实际用工中，一些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扣押证件、收取押金保证金现象十分普遍：有以服装押金名义收取的；有以风险保证金名义收取的；也有任何名义都不要，直接要求职工缴纳押金的。而且，当职工离职时，押金总会被以各种名目扣减。在笔者所走访的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职工入职时每人缴纳押金2000元，而所有离职职工的押金均被用人单位以各种借口百分之百的扣留，没有一人领回一分钱。
4、劳动定额缺乏科学依据，加班加点现象普遍，加班工资不能依法给付。对于劳动定额等事项的决定，完全由企业行政掌控，为降低成本，多数企业采取了增加定额的手段。某企业职工这样陈述:他们所在企业每个工作班原有职工15人，该公司操作规程中规定一个工作班不得少于13人；但现在每班人数已经降到不足7人，所有人都是超负荷工作，由于人手短缺，有病都不能休息。然而，企业行政方面还在计划进一步裁减人员。加班加点现象在大多数企业中都存在。
对于法律所规定的加班工资，有些企业总会千方百计寻找借口不予支付，如对于延长的工作时间、安排在休息日会议、学习班以及其他要求职工参加的活动企业并不按加班计算，因而也就没有加班费了；对于像节假日的加班，如果不得不要支付加班工资时，企业往往在计算基数或者支付比例上做文章，不能全额支付。如，一些企业计算加班费时只以基本工资作为基数，而将占工资总额60%以上的各种津贴、补贴、奖金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不算在内，从而使职工获得的加班费只有应得加班费的40%左右；还有一些用人单位将应当按照300%计算的加班费却按200%、或者更低比例来计算。
5、随意、甚至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许多用人单位习惯于用运所谓的“管理权”单方面处理劳动关系中应当由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的问题，随意或者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现象时有发生，“不能胜任工作”、“违反劳动纪律”、“不服从领导”、“企业改革”等都是被经常用来解除和职工劳动关系或者对职工进行处罚的理由，甚至一些在因工伤残职工、因病在医疗期正在接受治疗的职工、哺乳期的女职工等都被随意解除劳动合同。至于以裁员为借口解除劳动合同的，就更为常见了。
6、集体合同制度形式化。
集体合同制度在劳动合同制度中之所以成为一项重要制度，是因为在集体合同制度中，集体合同是由企业工会代表职工集体与企业行政通过集体谈判确定劳动条件的，这样就可以克服个人劳动合同中由于劳动者与企业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而致使合同中权利义务失衡的问题，可以最大限度的维护职工的利益。但到目前为止，集体合同只是一种形式。集体合同的内容不能体现职工的意愿，不能在职工权益的确定中发挥应由的作用。
7、劳务派遣制度被滥用。
劳务派遣制度作为一种低成本用工形式和低质量就业形式，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现实条件下成了一种被许多用人单位所亲睐。
但基于其可能对劳动者带来的不利影响，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做了一些限制性规定。如，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二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用人单位不得设立劳务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者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等。
但是，在走访中发现，一些劳务派遣单位和被派遣劳动者的劳动合同以一年期限为主，经两次签订合同后为防止出现无固定期限合同，用人单位选择与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也有一些用人单位自己设立劳务派遣公司，向所属单位派遣员工；还有一些用人单位在常年性的、甚至是重要岗位也使用派遣工，笔者走访到一家冶金企业，三千名职工，有两千多人是派遣工。
这类问题的存在,不仅使职工的合法利益受到损害,同时也严重影响到劳动法制的建设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
引发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1、用人单位管理人员法律意识不强。
对于法律所规定的劳动者应当享有的权利，在一些企业管理者看来是可有可无的，是可以被任意剥夺的。在这些管理者来看，只要是企业经营管理上的需要，企业对职工是可以任意为之的：对于“管理”，职工只能温顺的“服从”；为了企业的利益，职工的利益必须牺牲；为了节约成本，职工的权益可以被任意侵犯。这种以管理为本、以企业为本，职工只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对象，是企业盈利的工具的观念在一些经营者、管理者中的思想中根深蒂固。法律也只是他们用于管理职工的一种工具，总是被他们选择性的执行，凡是涉及职工权益的法律规定，都是以纸空文。
2、劳动关系的特殊性影响了职工对权利的维护。
劳动关系具有隶属性的特点，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法律授予的企业经营管理权使企业和职工的关系成为一种管理和服从的关系，因为职工利益被掌握在用人单位手中，劳动者权利的实现取决于用人单位。在权利被侵犯后，如果劳动者以法律为武器实现权力救济，使自己与经营者处于对立状态，势必会造成更大的利益损失。因此，在劳动者权利被侵犯后，多数劳动者选择忍气吞声，以防止造成连锁侵权。也有一些劳动者，没有权利意识，将自己看成了企业的附庸，把自己的合法利益看成是企业的赏赐。
3、政府职能缺失。
劳动关系的从属性决定了劳动关系运行的不稳定性，更决定了劳动关系的对抗性，要实现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政府运用国家权力，采取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手段对劳动关系的运行进行干预时必不可少的。我国现行制度中，除了要求政府部门通过间接手段对劳动关系调整外，更在法律法规中规定了政府职能部门运用劳动监察、劳动争议调解仲裁、三方协商等对劳动关系运行的直接干预的机制和手段。但是，在现实中，政府职能部门除对一些可能或者已经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劳资纠纷加以干预外，对于普遍存在的企业违反劳动法律法规、侵犯职工合法利益的行为总是采取放任的态度。不论政府职能部门由什么样的理由：人手不足、过多干预导致企业经营困难、干预影响投资环境等等，但其结果是放纵了企业的违法行为，损害了职工的利益，影响政府信誉，造成劳动关系失和，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第二篇：谈谈对劳动合同法实施中职工权益保障问题的调查与思考研究与分析[范文模版]
谈谈对劳动合同法实施中职工权益保障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谈谈对劳动合同法实施中职工权益保障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作者
王兴华
劳动合同法实施也已经有近三年时间了，虽然有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这三年时间里劳动合同法得到了重视,其执行情况也令人鼓舞。
但是，真实情况是不是真如这些报告所显示的那样？为此，笔者走访了甘肃境内的一些企业职工、人力资源管理干部及企业工会干部，从他们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劳动合同法的执行存在着诸多不能令人满意之处，违反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归纳起来，较为普遍的现象有：
1、仍然有部分用人单位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或者不能规范的签订劳动合同。
一些用人单位无视劳动合同法关于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规定，拒不签订劳动合同；一些企业在与职工的劳动合同到期后在续延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并不续签劳动合同；也有一些用人单位以录用合同代替劳动合同。有部分用人单位与职工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在签订合同时不能严格遵循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具体表现在：
第一，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订立合同必须遵循的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等原则在劳动合同订立时很难得到遵循，所签订劳动合同中没有体现出劳动者的意愿，合同的产生并没有协商一致的过程，劳动者只能被动接受；
第二，在签订合同前，不能如劳动合同法所规定，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等情况；
第三，用人单位基于“管理”的需要，在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故意缺少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和休息
1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等法律规定的必备条款。
2、企业规章制度及重大事项的决定程序有违劳动合同法的规定。
对于其内容与广大职工利益紧密相关的企业规章制度及企业重大事项的决定，为体现其民主性与科学性，劳动合同法规定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并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但是，在笔者所走访企业中，没有一家企业规章制度是经平等协商确定的，除个别企业在颁布有关操作规范、安全生产方面的制度时组织职工进行学习外，其他规章制度也缺少告知程序。
许多职工表示，企业规章制度总是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制定和颁布的，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是被处罚了才知道有那么个规定，对于许多他们认为不合理、甚至违法的规章制度也只能被动的遵守，企业没有、也不可能给他们参与规章制度制定的机会的。
3、违法收取押金、保证金现象普遍存在。
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但在实际用工中，一些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扣押证件、收取押金保证金现象十分普遍：有以服装押金名义收取的；有以风险保证金名义收取的；也有任何名义都不要，直接要求职工缴纳押金的。而且，当职工离职时，押金总会被以各种名目扣减。在笔者所走访的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职工入职时每人缴纳押金2000元，而所有离职职工的押金均被用人单位以各种借口百分之百的扣留，没有一人领回一分钱。
4、劳动定额缺乏科学依据，加班加点现象普遍，加班工资不能依法给付。对于劳动定额等事项的决定，完全由企业行政掌控，为降低成本，多数企业采取了增加定额的手段。某企业职工这样陈述:他们所在企业每个工作班原有职工15人，该公司操作规程中规定一个工作班不得少于13人；但现在每班人数已经降到不足7人，所有人都是超负荷工作，由于人手短缺，有病都不能休息。然而，企业行政方面还在计划进一步裁减人员。加班加点现象在大多数企业中都存在。
对于法律所规定的加班工资，有些企业总会千方百计寻找借口不予支付，如对于延长的工作时间、安排在休息日会议、学习班以及其他要求职工参加的活动企业并不按加班计算，因而也就没有加班费了；对于像节假日的加班，如果不得不要支付加班工资时，企业往往在计算基数或者支付比例上做文章，不能全额支付。如，一些企业计算加班费时只以基本工资作为基数，而将占工资总额60%以上的各种津贴、补贴、奖金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不算在内，从而使职工获得的加班费只有应得加班费的40%左右；还有一些用人单位将应当按照300%计算的加班费却按200%、或者更低比例来计算。
5、随意、甚至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许多用人单位习惯于用运所谓的“管理权”单方面处理劳动关系中应当由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的问题，随意或者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现象时有发生，“不能胜任工作”、“违反劳动纪律”、“不服从领导”、“企业改革”等都是被经常用来解除和职工劳动关系或者对职工进行处罚的理由，甚至一些在因工伤残职工、因病在医疗期正在接受治疗的职工、哺乳期的女职工等都被随意解除劳动合同。至于以裁员为借口解除劳动合同的，就更为常见了。
6、集体合同制度形式化。
集体合同制度在劳动合同制度中之所以成为一项重要制度，是因为在集体合同制度中，集体合同是由企业工会代表职工集体与企业行政通过集体谈判确定劳动条件的，这样就可以克服个人劳动合同中由于劳动者与企业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而致使合同中权利义务失衡的问题，可以最大限度的维护职工的利益。但到目前为止，集体合同只是一种形式。集体合同的内容不能体现职工的意愿，不能在职工权益的确定中发挥应由的作用。
7、劳务派遣制度被滥用。
劳务派遣制度作为一种低成本用工形式和低质量就业形式，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现实条件下成了一种被许多用人单位所亲睐。
但基于其可能对劳动者带来的不利影响，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做了一些限制性规定。如，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二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用人单位不得设立劳务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者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等。
但是，在走访中发现，一些劳务派遣单位和被派遣劳动者的劳动合同以一年期限为主，经两次签订合同后为防止出现无固定期限合同，用人单位选择与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也有一些用人单位自己设立劳务派遣公司，向
所属单位派遣员工；还有一些用人单位在常年性的、甚至是重要岗位也使用派遣工，笔者走访到一家冶金企业，三千名职工，有两千多人是派遣工。
这类问题的存在,不仅使职工的合法利益受到损害,同时也严重影响到劳动法制的建设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引发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1、用人单位管理人员法律意识不强。
对于法律所规定的劳动者应当享有的权利，在一些企业管理者看来是可有可无的，是可以被任意剥夺的。在这些管理者来看，只要是企业经营管理上的需要，企业对职工是可以任意为之的：对于“管理”，职工只能温顺的“服从”；为了企业的利益，职工的利益必须牺牲；为了节约成本，职工的权益可以被任意侵犯。这种以管理为本、以企业为本，职工只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对象，是企业盈利的工具的观念在一些经营者、管理者中的思想中根深蒂固。法律也只是他们用于管理职工的一种工具，总是被他们选择性的执行，凡是涉及职工权益的法律规定，都是以纸空文。
2、劳动关系的特殊性影响了职工对权利的维护。
劳动关系具有隶属性的特点，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法律授予的企业经营管理权使企业和职工的关系成为一种管理和服从的关系，因为职工利益被掌握在用人单位手中，劳动者权利的实现取决于用人单位。在权利被侵犯后，如果劳动者以法律为武器实现权力救济，使自己与经营者处于对立状态，势必会造成更大的利益损失。因此，在劳动者权利被侵犯后，多数劳动者选择忍气吞声，以防止造成连锁侵权。也有一些劳动者，没有权利意识，将自己看成了企业的附庸，把自己的合法利益看成是企业的赏赐。
3、政府职能缺失。
劳动关系的从属性决定了劳动关系运行的不稳定性，更决定了劳动关系的对抗性，要实现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政府运用国家权力，采取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手段对劳动关系的运行进行干预时必不可少的。我国现行制度中，除了要求政府部门通过间接手段对劳动关系调整外，更在法律法规中规定了政府职能部门运用劳动监察、劳动争议调解仲裁、三方协商等对劳动关系运行的直接干预的机制和手段。但是，在现实中，政府职能部门除对一些可能或者已经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劳资纠纷加以干预外，对于普遍存在的企业违反劳动法律法规、侵犯职工合法利益的行为总是采取放任的态度。不论政府职能部门由什么样的理由：人手不足、过多干预导致企业经营困难、干预影响投资环境等等，但其结果是放纵了企业的违法行为，损害了职工的利益，影响政府信誉，造成劳动关系失和，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4、工会作用难以发挥。
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工会组织的甜职，工会组织就是为维护劳动者利益而存在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对工会组织在劳动基准制度执行中、在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的签订中和实施中、在劳动保护中、在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中的权利和义务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工会组织通过实现这些权利、履行这些义务，可以发挥其在和谐劳动关系建设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工会组织，尤其是企业工会组织，其职工利益代表者的代表性不能很好的体现，与企业行政之间的关系难以理顺，其成为行政职能部门的状况难以得到改变，其作用就难以得到发挥。
劳动关系问题，是社会问题的组成部分，激烈对抗的劳动关系，既不利于企业的发展，更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政府的责任，更是工会组织的责任。
第一．进一步加强劳动法制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强化执法力度、打击违法行为，为劳动者权益保护和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筑起坚实的法律屏障。
第二．增强企业经营者和企业职工的法律观念和法制意识。对于企业经营者通过劳动法律法规学习、执法检查、违法处理等方法进行劳动法制教育，使其了解法律规定以及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积极意义；使其通过规范管理，提高企业管理的水平，将职工视为可以互惠互利共创双赢的合作者，而不时与之对抗的利益分割者。对于职工，通过加强法律宣传，使其了解自己所承担的义务和所应享有的合法权益，帮助其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利益，维护法律的尊严。
第三．政府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要强化执法力度，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于普遍存在的诸如不签劳动合同、随意变更解除劳动合同、不支付经济补偿金、克扣和拖欠工资、随意加班加点等问题，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严厉处罚，增加违法者的违法成本，使遵守法律逐渐成为一种习惯。
第四．提升工会组织在和谐劳动关系建设中的作用。首先，各级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者，要有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己任的思想；其次，要转变观念，在确立双维护原则的同时，更需明白，工会组织的首要任务是维护职工的合法权利，维护了职工的利益，有利于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也就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同时也就维护了企业的利益。不能从根本上维护职工的利益，维护企业利益就无从谈起。再次，工会组织要为其贯彻实施劳动法律法规做好知识和人才的储备；最后，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者都要认真履行维权职责，将劳动法律法规中所规定的责任、权利和义务落实好，行使好，履行好。
第三篇：刑法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郝 鑫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以及人民检察院对国家、集体财产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损失，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要求赔偿的诉讼活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附带民事诉讼”仍是二条原则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3月21日公布的《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作了一些具体规定，但仍有许多问题没有明确下来，还有些规定存在法律冲突的情况。笔者结合办案实践，拟在以下的几个方面浅谈拙见，尽抛砖之力，以求法律在附带民事诉讼方面的健全完善。
一、刑罚与赔偿的关系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解决的民事诉讼，它是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虽是一种附带诉讼，但具有相对独立性。附带民事诉讼的构成条件及审理程序均具有严格的规定，虽是二诉合一，但刑事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决不能混为一谈，成为相互制约的条件。不能因民事赔偿而减轻刑事处罚，也不能以加重刑罚代替赔偿。刑罚是对犯罪分子的人身权利实行的强制办法，它不能消除受害人物质损害的后果;赔偿则是损害之债的履行，是对犯罪行为所致财产损失的补偿，用以消除物质损害的后果，并不涉及人身权利的处罚。二者虽然针对同一犯罪事实，但决不能互相代替。实践中很多法院因怕麻烦，或以刑罚代替赔偿，驳回受害人的附带民事诉讼请求，或者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被告(尤其是轻伤害案件的被告人)，只要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予以赔偿，就视为有悔罪表现，判处缓刑，而不考虑犯罪情节和犯罪手段等其他因素。这些作法是对刑事处罚与民事赔偿关系的误解，也是对法律的滥用。刑罚解决不了受害人的物质损失，同样赔偿也代替不了法律对犯罪行为的惩罚。附带民事诉讼只是为了简化诉讼程序，减少当事人的诉累而与刑事诉讼一并审理，并规定在刑事部分审理后再审民事部分。而
有些法院却在刑事部分庭审前，主持当事人对民事部分先行调解，如能达成协议，刑事部分则从轻处罚或适用缓刑，这是严重违法的。《规定》第71条明确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必须在刑事部分审理结束后进行，实践中应坚决杜绝以钱买刑，以赔偿代替刑罚的现象。应当明确，刑罚与赔偿并不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只是两个诉讼程序的两种制裁手段，从这个角度讲，二者是平行的，并不直接发生关系。明确这点，对司法实践正确适用刑罚和正确适用赔偿，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二、赔偿的原则问题
《规定》第62条明确了赔偿原则“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已经得到退赔而仍不能弥补损失的被害人，也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被害人不能提供证据证实被告人确有财产可供赔偿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可以看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原则是以被告人确有赔偿能力为前提的。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有失偏颇。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应适用民事诉讼法律的有关规定，在赔偿问题上应采取实际损失赔偿的原则，至于被告人是否有执行能力，则不是法院判决时应当考虑的问题。如果被告隐匿财产、转移赃物，妄图“受苦一时，舒服一世”，或者被告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被判处缓刑，虽然在判决时没有财产，则日后有能力赔偿时，却没有法律约束其履行赔偿义务，这不利于彻底惩戒犯罪分子，对受害人也是显然不公平的。[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作出这条规定，是否主要考虑附带民事诉讼不发生移送执行的问题，避免附带民事诉讼执行过多牵扯刑庭的精力。但这样规定，不能使受害人的损失得到赔偿，不利于切实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法院的判决对受害人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那么受害人合法权益又靠什么来保护呢?如果被告人日后被发现有财产足以赔偿，受害人又没有法律文书支持，依据什么申请执行呢?所以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不应以判决时被告人的赔偿能力作为是否对受害人赔偿请求给予支持的根据，而应按照民事法律的规定，实行实际损失赔偿原则，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切实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也保证适用法律的一致性。为避免增加刑庭的工作量，建议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执行由专职民事执行工作的执行庭统一执行，便于法院内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三、共同致害人的连带赔偿问题
在共同犯罪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被告应承担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责任，而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呢?如三人共同伤害案中，其中一人持刀将受害人捅成重伤，其他二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也没有直接造成受害人的重伤的后果，此二人是否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呢?实践中对此认识不一，处理结果也不相同。笔者认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共同致害人虽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其参与了共同犯罪活动，其犯罪活动不仅触犯了刑法，而且造成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触犯刑法要受到刑罚处罚，只是由于情节轻微或有其他从宽表现而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其共同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应按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视为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实践中有的法院对没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判决不承担赔偿责任，有的法院让被害人向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些做法，人为割裂了同一损害的赔偿法律关系，不利于划分共同致害人承担的责任比例，增加了被害人的诉累，也不利于法院的审理。另外，法院对另案处理的共同致害人也应一并作出附带民事诉讼判决，因为按民诉法规定，侵害事实清楚，即使被害人不到庭，法院也可以缺席判决，对于所有共同侵权人，则应判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达成调解协议并给付后被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被害人在刑事立案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刑事判决生效后，提起民事诉讼，都是当事人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之后又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是不允许的。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不可就同一事实提起二次民事诉讼请求，受害人只能选择其一。但是在公诉案件起诉到法院前，当事人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并已给付后，受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法律赋予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不管受害人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还是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受害人均有权在案件移送法院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该受案，并审查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法，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而不应不经审查就不予立案或驳回诉讼请求。公安、检察机关制作的调解协议，均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因其调解依据的是单
行法规而不是民事法律，二者在具体问题的规定上并不完全一致。如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依据的是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对损害赔偿规定只赔偿直接损失，不包括营运损失等间接损失，而《民法通则》规定损害赔偿指实际损失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二者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上存在差异。被害人在公安部门接受调解后，仍可就赔偿不足部分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依法受理并予以支持。
五、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新《刑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这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只适用于物质损失，精神损害则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欠妥。首先，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以民事实体法律为内容，受民事实体法律的制约。《民法通则》第120条明确规定“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因而，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是给予赔偿的，这就造成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就同一问题适用法律的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不仅对侵犯名誉权的案件，判令精神损害赔偿，而且对非侵犯名誉权的案件，也判令精神损害赔偿。如北京海淀区法院对贾国宇因燃气罐爆炸引起毁容案判决责任人赔偿精神损害费10万元人民币，法庭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依法按照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除物质以外，也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精神压力与痛苦”;还有北京朝阳区法院对于金华医疗事故造成精神损害判令责任单位赔偿精神损害费12万元。这些司法判例，充分说明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和对人权保护的加强，而刑事诉讼法律不仅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没有发展，反而与原有的民事法律相冲突，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给予赔偿的法律怪状。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司法界已注意到这一现象，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公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说明“侵犯名誉权构成犯罪，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体现了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原则;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公布了唐敏诽谤案两审判决均对精神损害给予赔偿，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有章可循，而且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能更加全面、切实地给受害人以精神上的安慰和心灵上的补偿，是我国法制建设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对附带民事诉讼在某些方面缺乏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在赔偿的原则和精神损害赔偿等方面存在着法律适用冲突，在司法实践中更有大量的以罚代刑的现象，造成同种案件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因适用法律不同而结论截然相反的情况。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干扰着我国司法界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笔者希望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解释尽快出台，关于法律适用中的矛盾问题尽快修改，充分发挥新刑诉法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推进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
四、达成调解协议并给付后被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被害人在刑事立案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刑事判决生效后，提起民事诉讼，都是当事人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之后又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是不允许的。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不可就同一事实提起二次民事诉讼请求，受害人只能选择其一。但是在公诉案件起诉到法院前，当事人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并已给付后，受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法律赋予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不管受害人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还是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受害人均有权在案件移送法院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该受案，并审查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法，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而不应不经审查就不予立案或驳回诉讼请求。公安、检察机关制作的调解协议，均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因其调解依据的是单行法规而不是民事法律，二者在具体问题的规定上并不完全一致。如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依据的是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对损害赔偿规定只赔偿直接损失，不包括营运损失等间接损失，而《民法通则》规定损害赔偿指实际损失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二者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上存在差异。被害人在公安部门接受调解后，仍可就赔偿不足部分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依法受理并予以支持。
五、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新《刑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这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只适用于物质损失，精神损害则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欠妥。首先，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以民事实体法律为内容，受民事实体法律的制约。《民法通则》第120条明确规定“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因而，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是给予赔偿的，这就造成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就同一问题适用法律的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不仅对侵犯名誉权的案件，判令精神损害赔偿，而且对非侵犯名誉权的案件，也判令精神损害赔偿。如北京海淀区法院对贾国宇因燃气罐爆炸引起毁容案判决责任人赔偿精神损害费10万元人民币，法庭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依法按照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除物质以外，也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精神压力与痛苦”;还有北京朝阳区法院对于金华医疗事故造成精神损害判令责任单位赔偿精神损害费12万元。这些司法判例，充分说明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和对人权保护的加强，而刑事诉讼法律不仅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没有发展，反而与原有的民事法律相冲突，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给予赔偿的法律怪状。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司法界已注意到这一现象，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公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说明“侵犯名誉权构成犯罪，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体现了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原则;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公布了唐敏诽谤案两审判决均对精神损害给予赔偿，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有章可循，而且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能更加全面、切实地给受害人以精神上的安慰和心灵上的补偿，是我国法制建设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对附带民事诉讼在某些方面缺乏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在赔偿的原则和精神损害赔偿等方面存在着法律适用冲突，在司法实践中更有大量的以罚代刑的现象，造成同种案件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因适用法律不同而结论截然相反的情况。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干扰着我国司法界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笔者希望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解释尽快出台，关于法律适用中的矛盾问题尽快修改，充分发挥新刑诉法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推进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
第四篇：城市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问题调查
城市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问题调查研究
前言：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完善和落实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改革开放30年来，农民工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0%以上。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谐社会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受各种因素制约，农民工劳动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在一些地区和行业，农民工劳动合法权益受侵害现象普遍存在，保障农民工的劳动合法权益，已成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迫切需要，成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
（一）调查目的农民工，是指那些在城镇从事非农职业，但户籍身份依然是农民的劳动者。这是生活在城市社会的庞大群体，他们在城市中生存的状况不容乐观，各项权益缺失非常严重。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标，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要达到56%，这就意味着今后每年要有上千万的农民进入城镇，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成为农民工，然而农民工的处境却非常尴尬，他们长期或短期离开土地，尤其是长期离开的成为非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居民，同时进入城镇后，他们没有城镇户口，其户口及所有社会关系都在农村，从这个角度上看他们又不是城镇居民。这样他们就成了夹在城镇和农村之间的边缘人，这种边缘人的身份导致他们的劳动保障问题缺位，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要保障这一部分人的合法权益。
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是以人为本，社会要充分尊重和体现人的价值。人，是社会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的元素。这种元素只有在获得最大化的尊重后，其活力、创造性才可能迸发，才可能产生出巨大无比的力量。这应该是我们对待全社会任何一个良性群体的根本态度，对农民工尤应如此。在新世纪新阶段，农民工是活跃在城镇和乡村中最积极、最能干、最可敬的新生力量。农民工因其对经济社会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而赢得了全社会的根本性认可，这使得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早已成为推动城市快速向前的万不可缺的中坚劳动力量，他们的福祉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定与和谐。维护农民年工权益，增加农民工的满意度，是检测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温度计”，是体现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元素，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所以，保障农民工权益，让他们对社会的满意度更快提高，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所产生的作用和意义都是无可估量的。
（二）调查方法
我们选择了农民工流动量比较大的武昌火车站作为了我们的调查地点，针对目标为那些返乡的农民工和一些启程去往打工地点的农民工，采用了口头问卷调查的方式采集我们的调查信息，问题主要涉及5个方面：
一、农民工健康安全问题；
二、农民工劳动所得权；
三、农民工的子女受教育权；
四、农民工日常娱乐文化生活；
五、农民工劳动环境等
（三）调查结果
调查发现,劳务产业是一个大而不强的新兴产业, 发展潜力很大;对于农民工来说, 存在务工环境差、政策不配套、打工收入低、精神压力大等问题;对于社会来说, 大量人员外出给家庭带来了子女教育、老人赡养等一些新的问题。目前最突出的表现在以下方面:
1、找到工作难。外出务工人员文化水平偏低,大多无一技之长, 在竞争激烈的劳务市场中处于不利的弱势地位。外出人员特别是初次外出人员很难找到一份工作,平均找到工作的时间在 20 天以上,多从事 “重、脏、危” 体力劳动, 工资水平偏低。
2、身体难承受。外出务工人员为承担养家糊口重担, 不得不加班加点工作, 工作时间普遍在 10个小时以上, 有的甚至达到 14 小时, 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外出务工人员多集中在厂矿、企业, 工作危险性较大, 如一些鞋厂有毒物质、气体对务工人员身心健康有较大危害, 在山西从事煤矿开采业的, 危害生命安全的隐患无处不在。
3、权益维护难。国家规定用工企业必须执行的有关劳动者的保险、劳保待遇, 外出务工者一般不能享受。如企业大部分未缴纳工伤、失业、养老等保险, 有的企业唯利是图, 尽力逃避应承担的法律义务。在采煤、建筑等高危性行业,“权益维护难”体现得尤为突出。如山西私营煤矿招收采煤工, 一般只投简易人身保险, 而不参加工伤、失业及养老等保险, 出了工伤事故, 一般都是企业、劳动者私下协商处理, 企业除付医疗费外, 极少作出其他按法律规定应该给予的补偿。此外, 不签劳动合同、随意克扣工资、延长劳动时间等行为时有发生, 劳动者合法权益被严重剥夺。
4、孩子教育难。一是 “留守儿童” 教育难, 儿童父母均外出的, 多由祖父母、外祖父母或他人代管。由于缺乏父母管教、沟通和关爱, 容易造成孩子心理偏常, 行为失范, 性情乖张, 染上恶习。长此以往, 可能造成新的社会问题。二是孩子上学难,随着农村教育布局调整, 学校分布在集中地带, 孩子上学路程远、接送不方便、交通不安全。三是随父母外出上学的, 大多没有真正享受到平等的上学权利。
5、精神压力大。外出人员普遍有 “四怕” : 一怕丢工作, 外出人员大多上有老, 下有小, 承担着养家糊口重担, 为保住工作, 对企业老板的一些过分要求不得不忍气吞声;二怕家里遇麻烦, 由于主要劳力不在家, 最怕家中出现困难无人帮忙照应;三怕生病, 生病不但意味着失去工作, 还意味着从家里倒拿钱。同时, 由于合作医疗对象跨区域报销难, 基本上不能享受合作医疗的好处。例如阳坡村李延华, 2006 年在福建打工, 在当地住院费 7000多元, 因是跨区域报销, 仅报销了 300 多元。四怕受歧视, 部分城市人视农民工为 “二等公民” , 不少人因此受到不公正待遇。
（四）对调查结果的思考
我们小组人员无不为调查的结果感到震惊，做为城市建设者的他们居然承受着如此多的压力，我们不满于制度的缺失，不满于人心道德的沦落，不满于当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居然还会有如此丑陋的社会现象、如此弱势的群体的存在。但反过来我们又不得不思考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了这些问题的出现，究竟这些是天灾还是人祸呢？
我们经过讨论与查阅相关资料，总结原因如下 ：
1.立法上的原因
第一，现行法律体系在保障方面存在问题。首先,农民工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我国的《劳动法 》 及相关法律、法规适用于其合法权益的保护,但这并不能说明农民工合法权益就有了法律保障或有了较为充分的法律保障。因为目前的劳动法本身还很不完善,存在的漏洞缺陷较多、操作性不强,对劳动者的保护力度不够。其次,与《劳动法 》 相关的配套法规也不健全,表现为层级低、冲突多、难以操作等。第三,《劳动法 》 及相关法规没有对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的诸多方面和诸多问题直接加以规定。农民工在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往往得不到实质上的平等待遇。所以从劳动法看,现行的劳动法在保护农民工权益方面还存在一些盲点。另外,一些地方政府过分迁就企业主的利益,同时城市有关劳动执法人员时常出现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现象,面对农民工权益受损时行政不作为,使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和有效的保护。
2.体制上的原因。
城乡二元户籍体制是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缺失的根本原因。现行的二元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把公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类,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二元户籍制度赋予每个人以户籍身份,而且几乎不能改变。城乡有别的户籍体制造成了城乡权益保障上的不平等,它一方面凝固了二元的利益结构;另一方面,这种二元利益结构的形成与加深又反过来妨碍着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消除。这种利益差距是导致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根本性因素,也是我国户籍体系背后最重要的支撑。我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惟一与工人概念的不符之处就是户口。尽管这几年户籍制度有了一定的松动,但效果并不明显,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到城市后仍然受到“ 名亡实存 ” 的户籍制度的阻碍而无法融入城市的社会经济组织内,不得不在体制外生存,变成漂泊不定的流动人口,各种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这一制度是造成农民工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根本原因。因此,农民工这种非农非工的尴尬身份凝固了其与城市人口在权益保障上的差别。
3.思想观念上的原因。
歧视农民工的观念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虽然农民工已经进城,但是其农民的身份并未得到改变,城市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对农民工均有一种本能的排斥性。在城市里,农民工被一些城里人看成“ 盲流” ,得不到作为公民应有的基本尊重。一些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思想深处存在着农民工不应与城镇职工享受同等权益和待遇的意识。他们无视农民工对城市建设的贡献,错误地强调给农民工平等待遇会加重城市管理的成本和难度,会影响当地的投资环境和地方财政收入。种种原因造成了农民工的自卑感,使他们对自己的处境得过且过,甚至在受到歧视和冷遇的时候也无动于衷。因此,这种观念上的落后也是农民工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的重要因素。
4.农民工自身的原因。农民工自身的文化素质、法律意识、就业特点等等也与其劳动权益受侵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农民工群体普遍具有文化素质低、知识结构单一的特点,这限制了他们在找工作时的范围,决定其只能在那些对知识技能和科学技术要求比较低的行业里工作,从事的基本上都是些体力劳动。(2)农民工在进城务工和择业上,主要依靠“血缘、人缘、地缘” 关系,盲目性大,且各自为“工 ” ,失去了参与社会活动的正式组织依托,缺乏利益表达和权益维护的渠道和载体,在权益受到侵犯时,不能借助组织、集体的力量去
解决问题。同时,农民工普遍缺乏法律知识和维权意识,权益受侵犯时不知如何维护。(3)农民工基本上是非正规就业。由于非正规就业人员本身的特点以及我国非正规就业体系发育和管理的限制,给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增加了现实的难度。首先,非正规就业的规范化程度不高,使得非正规就业处于法律法规的边缘地带,没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作保障的后盾。其次,非正规就业为工会组织的建立和发挥作用提出了新挑战。第三,非正规就业制约着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非正规就业最大的特点就是灵活,农民工往往很难在一个稳定的岗位工作相对长的时间,以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不似正规就业的劳动者那样有相对稳定的提供者,目前看来,我国流入城市打工、经商的农村劳动者在就业、医疗、劳动保障、福利、养老等方面还没有纳入正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当中。
5.公众利益诉求机制不完善的原因。
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农民工具有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工作环境、维持基本尊严、获取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利益诉求渴望,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在公共政策决策中没有话语权,缺乏较为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一方面,一些企业尤其是一些非公企业没有建立能维护农民工利益的工会;另一方面,根据目前的法律诉讼制度,他们承受不了过高的诉讼成本与风险代价。在资源匮乏,缺乏合法、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的情况下,农民工等弱势群体不得不采用如静坐、集体上访等施压性集体行动,甚至被迫采用自焚讨薪、跳楼讨薪等等极端方式来宣泄利益诉求。我国的公众利益诉求机制在合法性、公开性和透明性上还有待发展,否则将很难解决社会的不公平和不稳定问题,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五)对策
1、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参照国际组织制定的规章和原则，借鉴各国社会保障立法的经验制定一部确立社会保障性质、目的、宗旨和原则的法律，规定国家财政部门、民政部门、司法部门、劳动部门等在内的国家、集体、企业和个人在社会保障体系内的权利和义务，规范和协调社会保障各参与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以保证社会保障制度能被公正、合理、有效地执行。全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将社会保障写入宪法：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必将有力推进社会保障的立法进程。
2、改革户籍制度，创造公平环境 要想真正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最终的解决方式还是使其真正融入其所就业生活的城市，打破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限制。旧有的户籍制度一直是阻碍农民工真正融入所在城市的根本所在，正因为户籍的划分，使得农民工无法享受到和城市居民平等的财产权、教育权、劳动权、社会福利保障权等等。因此，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使农民工能够突破户籍制度障碍，实现由“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转变。而且，城市的就业政策上也应消除对城乡居民不平等的待遇，取消对农民工市场准入的门槛，给予农民工平等的用工机会，加强对规范用工的监督，强制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签订用工合同。
3、强化培训，提升农民工素质我国农民工群体的整体素质不高，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易处于失业状态。对失业的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对既有人力资源的挽救和水平提升意义重大：它可以提高失业农民工从事原工作或新工作的技能，增强他们对新工作的适应能力，以便为其重新择业、就业莫定基础，对于消除结构性失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还可以纠正其在过去工作中所养成的不良行为，诸如磨洋工、组织纪律观念淡薄等问题，稳定农民工的情绪。据统计，在目前全国跨地区进城务工的农民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新兴产业的兴起，缺乏转岗就业技能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
业难度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必须通过职业培训，提升农民工综合素质，实现技能就业，增加就业的稳定性。
4、着眼于更多人的参保，坚持低标准准入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一项系统工程，在确定社会保障水平的基线时，一定要谨慎。因为社会保障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某些措施一旦出台，基线一旦确立，那只会上升难于下降。
（六）总结
这一次调查研究使我们对农民工这个社会弱势群体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解决好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对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作为大学生的我们，我们也在思考我们可以为这些群体做点什么，我们关注，我们关心，我们关怀，我们希望可以用我们的真心去换来他们的自信与尊严，也许有时候只要我们一点点的付出。另外，这次调查也增强了我们小组的合作协调能力，提高了我们的责任心与团队精神，但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如：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还不够深入；缺乏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很少可以有能力可以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面对陌生人我们还不够的自信；调查研究方法还不够科学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今后需要改进的。总之，十分感谢概论课给了我们这么一次锻炼的机会，让我们站在主人的角度上去发现这个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为我们的以后的成长与发展指明了道路。
（七）参考文献
【 1 】王健,郝峰.关注农民工进城问题,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理论研究, 2002,（6）。
【 2 】李连根，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研究，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第8卷，第2期。
【 3 】邢芳华，论农民工法律援助机构的建议。
【 4 】***，关于社会稳定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报
【 5 】金焕玲，崔子修，对农民工不公平境遇的社会伦理回应，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第五篇：对妇女权益问题的调查思考
对妇女权益问题的调查思考
对妇女权益问题的调查思考
近年来，**县妇女维权上访案件呈上升趋势，从接访的案件来看，涉及的维权领域越来越宽，由对妇女在家庭问题方面权益的争取，扩展到了对社会问题、社会权益的保护。妇女维权案件的数量也不断增加，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妇联干部的深思。
一、基本情况
20**年，**县妇联接待来信、来访、来电共58例92人次，办结率达98%。整个接访情况，从接访的案例类别看：婚姻家庭权益类29例，占总数的50%。从来访的人员信息类别看：年龄在26－45周岁之间、文化程度在高中、中专以上、身份为农民的来访人员最多。2015年，**县妇联接待来信、来访、来电共68例1**人，其中来信5例、来访57例、来电6例，办结率达98%。整个接访情况，从接访的案例类别看：婚姻家庭权益类48例，占总数的70%；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类10例，占总数的15%；人身权益类4例，占总数的7%；财产权益类3例，占总数5%；其他3例，占总数5%。从来访的人员信息类别看：年龄在26－45周岁之间，身份有工人、农民、个体户，也有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其中，家庭条件不富裕，文化水平较低的上访所占比例较大。与去年相比，接访的案例略有上升。
二、原因分析
1、妇女权益意识的理解。由于数千年的“男尊女卑”、“夫权至上”等观念的影响，侵害或漠视妇女合法权益的现象在我县仍时有发生。由于“男尊女卑”、“夫权思想”还未根除，妇女遭受家庭暴力在一定范围的人群里还有表现。近年来我县妇女维权上访案件的增多，并不能证明在这之前妇女权益受损害现象少于现在，而是大多数妇女采取忍让态度，有的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甚至走上了“以暴制暴”的犯罪道路。随着党和政府对妇女工作的重视、妇女群体素质的提高和社会各界对妇女地位的认可，妇女维权意识在渐渐的觉醒。在生活、工作、社会等各方面她们要求完全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而个别家庭和单位部门的人员在思想上仍存在着“男女不平等”的偏见，体现在行动上难免会损害妇女当事人的权益，导致妇女维权上访案件的发生。
2、妇女权益网络的健全。县妇联有专门信访接待，加之每年“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讲活动”的开展更是为妇女维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县妇联按要求安排综合素质比较高的人员负责接访，并帮助上访人员解决上访涉及的难题，这大大转变了以往部分上访妇女“到妇联上访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只能是快活快活嘴，给自己的遭遇找一个听众”的印象。于是遇到权益受损害现象，很多妇女想到了妇联，健全的妇女维权网络、高素质的接访人员，相关部门联合现场办公，使上访妇女所反应的问题得到了及时有效的解决，从而坚定了弱势妇女群体向妇联组织上访的信心。
3、权益受损的案件不断增加。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利益的不断调整，一些妇女权益受损害现象不断浮出水面。土地承包、社会救济、社会优扶等政策的实施，广泛涉及到了妇女群体的切身利益。随着社会福利待遇的不断提高，更多的单位、部门的决策和行为与妇女的权益密切相关。由于很多工作对这些相关单位、部门的工作人员来说还是一种尝试，加之个别工作人员头脑中存在“男尊女卑”意识，在工作运行中难免会有损害妇女权益的事件发生，导致妇女因权益受损而上访的案件不断增加。
三、存在的问题
1、思想观念保守。有的妇女对周围一部分勇敢尝试并取得成功的女能人非常羡慕，自己却缩手缩脚，不敢尝试，不从自身素质方面找差距，而是过多地强调资金、技术、信息、资源等外在因素的不足。部分妇女没能在经济拉动、能人带动、舆论推动下得到解放。还有一部分妇女思想相对保守，与当前社会改革、发展的大好形势格格不入。
2、观念相对落后。受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的影响，部分妇女的社会伦理观念出现逐渐退化的趋势。部分妇女个人主义思想较严重，只看到个人利益，不顾全大局；只看眼前，不顾长远，不利于当前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有些妇女崇尚金钱至上，在处理家庭、邻里关系方面，利重于情，特别是一部分中青年妇女不赡养丧失劳动能力的公婆，严重影响社会风气。重男轻女的思想仍然有一定市场，仍然存在女童辍学的现象。
3、文化素质偏低。近几年，随着女性性别社会化程度的加快，妇女逐步成为发展经济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妇女科技文化素质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经济形势。但部分妇女的科技文化素质偏低，不能适应当前产业化经营方式和高科技营销手段的需要，这一点在农村妇女中表现尤为突出。据调查，我县农村妇女的学历低，妇女劳动力中，初中以上学历的仅占61.5%。受文化水平制约，妇女掌握科学技术的能力较差，学到1—2门应用技术的妇女，仅限于机械地运用，而不能结合实践经验，进行有效的总结归纳。大部分妇女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都较差。妇女在家庭教育中处于主导地位，但受文化水平和教育经验的制约，大部分农村母亲空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愿望，在开发孩子智力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四、几点建议
针对上述原因，妇联组织应该本着让妇女儿童“得实惠、普受惠、长受惠”的原则，注重源头维权、社会化维权和实事化维权。积极反映妇女儿童的利益诉求，进一步做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基础性工作，为妇女儿童提供更加便捷的维权服务。
1、部门积极配合，形成合力维权网路。妇女维权工作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仅靠妇联干部这个单一群体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从过去的工作实践中看，妇女权益的维护必须要注重整合社会资源，变“单打”为“群殴”，不断壮大维权队伍，把妇女维权工作触角直接延伸到政府各职能部门，增强各部门领导的维权意识，密切部门之间的联系，共同研究解决妇女权益中的重大问题，积极促进维权手段法制化。
2、夯实基层基础，提高队伍素质素质。要吸纳优秀的法律专业毕业生进入妇联维权干部队伍，要继续推荐具有较高政治素质，有一定理论水平和法律专业知识、长期从事妇女工作、热心为妇女服务的同志担任人民陪审员，利用她们的合法身份，在参与庭审中引导当事人合理举证，为当事人代言，有效维护妇女群众的合法权益。成立由公、检、法、司以及群众团体等组成的维权联席会，共同为弱势妇女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既降低维权成本，又提高维权工作的专业化程度。完善社区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将妇女维权工作纳入法制建设轨道。
3、加强宣传力度，增强学法守法意识。妇联组织应联合司法部门在各方面、各层次加强普法宣传教育，重点宣传《婚姻法》《妇女权益保护法》《劳动法》等，积极开展家庭学法竞赛、家庭助廉、“不让毒品进我家”等活动，增强居民知法、守法观念和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通过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宣传内容，丰富宣传手段，推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尊重妇女、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良好氛围。
4、加强培训力度，增强科学技术本领。妇联组织要配合就业中心等相关部门，制定妇女教育培训计划，有步骤、分层次、有重点地进行各类文化科技培训，利用人口学校、妇女之家等阵地，举办各类实用技术培训班。深入开展“双学双比”“巾帼建功”等竞赛活动，培养一批科技带头人，树立一批先进典型，并发挥她们的示范带动作用，推动活动不断深化。鼓励妇女学文化、学科技、为有条件的妇女提供职业培训的机会。
同时，要坚持不懈地加强文化建设，切实把妇女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对象，帮助她们掌握理论，认清形势，自觉维护稳定大局，支持改革与发展。鼓励妇女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在参与中实现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要继续深入开展各类精神文明评先创优活动，大力宣传道德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强化社会舆论氛围，在全社会倡导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