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诉讼浅析权力监督与司法公正

第一篇：刑法诉讼浅析权力监督与司法公正

浅析权力监督与司法公正

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产生他的权力机关负责，受权力机关监督。但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制定监督法，对权力监督缺乏专门的规定，权力监督的方式、方法及程序尚不规范，再加上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导致部分观念认为，权力监督妨碍了司法公正，并对权力监督的方式、方法提出质疑。本文拟结合司法实践，就权力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作用，以及权力监督的正当行使谈一点肤浅的看法，以示共鸣。

一、权力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作用

司法公正是法治国家的根本标准，也是文明社会的基本要素，在现代社会，公正与司法有着内在的联系，司法应当以公正作为价值取向。司法活动之所以启动，就在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发生了争议，法律的公正原则发生扭曲，这就要求通过司法手段矫正并消除这种法律关系的争议，使争议的法律关系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即恢复公正。很显然，司法的功能意义在本质上要求司法本身具有公正性，而公正的裁判以裁判者中立为必要条件，裁判者中立又必须以裁判者独立为必要条件。从司法独立的运行要求来看，它排斥任何形式的监督。就我国司法发展的现状来看，在没有建立比较完备的制度来最大程度地预防、抵制司法腐败的前提下，让司法处于没有任何合理监督状态下，人们将有可能处于较为严惩的不安全之中，况且我国的法律建设尚处于不发达阶段，司法不公的现象在较大范围内客观存在。要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独立司法，一段时间内也无法实现。

从我国的权力构建中可以看出，权力机关对司汉的监督在于保障司法活动按照正常的轨道运行，防止司法腐败和不公。权力不受限制便会被滥加使用，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对权力作了透彻的研究后指出，“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权力易滥用，是由权力自身的两个因素所决定，其一是国家权力的特点，即脱

离社会的独立性的普遍的强制力，前者使其不受其他力量的支配，后者使其具有威慑一切的效果。两者结合，使其获得迫使全社会服从的权威;其二是国家权力不能自行运转，必须通过具体的、生动的人来行使。尽管这些掌权者是统治者精心培养和选拔出来的优秀分子，但作为人都是有私心杂念的，遇上相应的气候，私欲就会膨胀，从而将手中的为大众谋利益的公权，变成了谋私的工具。权力的这两个因素的合力作用，就能造成国家权力脱轨运行，致使权利的滥用具有不可避免性。司法权力也不例外，为了防止和抵制权力的滥用，对权力进行制约就成为一种绝对必要的手段。

通过权力机关对司法监督的目的来看，就是促进司法公正，这也是与司法追求的价值是一致的。权力机关依照宪法，通过对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及其产生的审判人员实施检查、调查、评价等监督活动，为司法权立权威性，保证司法能够正常运行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虽然从表面上看，权力监督使司法的权威受到一定影响，但由于纠正冤假错案，实现社会公正的初衷完全符合法治的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这样做的结果有利于提高人民对司法的信心和信任，最终会增强司法的权威性。至于打着监督的旗号，干着干扰司法的非法监督，我想是与权力监督的本意相悖的，应另当别论，司法人员应理直气壮的予以抵制。

虽然权力监督的唯一目的是促进司法公正，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权力监督只是促进司法公正的一种有效的手段，而不是唯一手段。因为司法公正最根本的依托还在于它的程序。任何一个监督者，只要它拥有一定的支配力和影响力，同样就有产生腐败的可能性，就有权力被滥用的危险性。同时，由于权力机关受专业知识水平不高等因素的限制，导致权力监督是不彻底的。因而最有效的监督制约力量存在诉讼和审判过程中，应当充分挖掘诉讼体制本身的监督制约资源，而不是仅靠外部的监督机制来消除司法腐败的问题。

总之，在现阶段，我国的司法环境不理想，法制建设不完善的情况下，人大机关如果正当行使监督权力，不仅不会损害司法独立，相反，可利用其权力机关的特殊地位，矫正妨碍司法独立的违法行为，为司法公正提供有力的保障。

二、权力监督的正当行使

前面，我们已探讨过，权力监督对促进司法公正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当前，由于监督的方式、方法上还存在一些弊端，权力监督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甚至或多或少的影响了司法活动的正常开展。笔者认为，权力机关要正当行使监督权，必须坚持两个前提，首先应把握住维护独立性、被动性、权力性的司法特征，以此拓展监督的渠道;其次是应考虑我国法治制度建设不完善和司法环境不良这个事实。所以对法官公正司法的期望值不要太高，因为中国司法在力求做到公正的同时，却面临着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困惑。权力机关必须正视法治建设的缺陷，给公正司法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那么，如何在现有法治制度和环境下，通过权力监督来促进司法公正呢?笔者认为，应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一)权力监督应注重事后性原则

事后性就是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年度工作报告，某一时期，某一项工作或某一类案件或某一起重大典型、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专题报告进行监督。监督的内容主要是司法机关已完成的工作或已审结的案件。显而易见，权力机关的监督是一种事后监督，如果权力机关在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发表有倾向性的意见，由于权力机关有至高的监督权，法官不得不考虑，势必影响了独立办案的原则，而且变相行使司法权和准司法权，这显然违背了宪法关于国家基本权力合理分工的原则。同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审理的案件是否错误，在裁判结果未出来之前，是无法考证的。因此，不必要也不能够实施监督，只有当司法机关对案件作出裁判之后，他才能根据相关的法律条文及社会效果来判断裁判的正确与否，从而决定是否督促司法机关启动再审程序提起再审。当然，对审理过程中，发现的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行为，有权责令法院依法定程序予以处理。实际上，这是权力机关对人的监督，其实也是一种事后监督，只有当司法人员已行使完了某种违法违纪行为。人大机关才容易监督，对法官有可能或者是想利用职权做某种非法交易，只要事实尚未发生，人大机关也是无法监督的。

(二)权力监督应注重整体性原则

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我国权力机关实行会议制，其监督权只能集中行使，即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常务委员会会议来行使，单个人大代表在没有获得人大授权的情况下，尚不能代表人大行使权力监督，人大专门委员会进行监督，也要获得授权。李鹏委员长曾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会会议上指出：“人大是集体行使职权，防止人大代表个人干涉审判独立”。当然，这并不是说人大代表不能针对司法审判活动进行视察、调查或旁听法院公开审理案件及检查法院工作，也不是说人大代表不能向法院提出各种批评、意见和建议。相反，这些监督措施对于保障法院公正裁判都是必要的。这些监督从性质上来说都是单个人大代表依法行使所赋予的监督权力的行为。而不能等同于权力机关行使监督权。权力监督是权力机关作为工作集体对法院进行的监督，凡是未通过集体决议的方式对司法机关发表的意见都只能代表个人的意见，不能视为权力机关行使监督权的行为，凡是权力机关集体形成的决议，司法机关应予服从，并给予相应的答复。

(三)权力监督应注重司法程序监督的原则

由于受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重实体、轻程序的作法根深蒂固。随着现代法治进程的加快，虽然程序公正的价值日益凸现，但是司法实践中，对程序公正的理念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权力机关也同样如此，对程序公正的监督也不是十分到位，笔者认为，权力机关有必要转变过去注重对结果的监督为对程序的监督。理由有三点：一是公正的程序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根本保证。虽然公正的程序并不必然产生公正的结果，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公正的程序比不公正的程序能够产生更加公正的结果。当前，司法不公最突出的问题是程序不公正，如人际关系的干扰、法官单独接触一方当事人等，使法官中立和独立受到影响;争夺管辖权，给地方保护主义以可乘之机;案件应公开而未公开审判，缩小了社会监督空间;合议庭流于形式，合议庭成员间失去制约;应回避未回避，使回避制度形同虚设。程序上的不公正给实体不公正留下了极大的空间。案件的程序如实体就如同产品的 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一般生产产品的过程都会存在问题，而案件的实体有错误，多数情况下程序也不公正。二是公正的程序可以弥补实体判决的缺陷。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滞后的法律法规，使不同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都会产生不同的认识，实体公正的标准十分难以把握。但是经过正当化的程序产生的裁判结果更具公正性，也更具权威性，更容易得到当事人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正义的程序得到实施的情况下，程序过程本身能够使结果正当化，并且有吸收当事人不满的功能”;三是公正的程序是绝对的，公正裁判是相对的。近几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作为定案依据的事实。因此，法官的主要任务就是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依照一定的程序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如果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支持自己的观念，则法官只能根据现有证据作为利于主张权利人的裁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体公正是相对的。但是，程序的公正却是绝对的，也就是说，无论当事人提供多少证据，无论案件的繁简，法官在审理过程中都应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不能随心所欲，如果在审理案件中是严格按照程序来进行的，从法律意义来说我们就应该推断裁判的结果是公正的。作为权力机关，无法从法律专业知识的角度来对裁判结果的正当性行使监督权。相对来说，对司法程序的监督更直接，更有效、更容易，所以说，在司法公正中，实体不公正是标，程序不公正是本，应当在治本上狠下功夫。

(四)权力监督应注重对人的监督的原则

为了使权力机关从繁杂的事务监督中解脱出来，让权力监督更加有效，更能够治本，笔者认为，权力机关应将重心从对具体事务的监督转化为对人的监督。首先，权力机关对人的监督是有法律依据的。根据《宪法》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权力机关根据群众的来信来访或者人大代表的议案中发现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确有违法犯罪行为，以至于造成冤假错案的，可以责成有关机关进行调查，或者由权力机关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权力机关也可以通过召开听证会听取当事人及有关方面人员陈述和意见的方式查明违法行为的真相，经查证属实，可通过法定程序罢免其审判职务。通过这一过程可以看出，权力机关对司法人员进行监督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力机关应该认真履行其职责;其次，从权力监督的目的来看，我们知道权力监督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纠正司法机关的违法行为及冤假错案，以维护司法的公正，而司法公正的决定因素是司法工作者，如果过分强调对个案进行监督，即使监督成功，也只是个案得到了纠正，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至于说人大对法院审理的(下转第80页)(上接第75页)案件进行监督可以防止“说情风”一说，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己，因为人大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也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不是真空之中。而审判人员是相对固定的群体，通过确定审判人员有无过失或违法违纪行为，并对相关人员进行相应处理，如罢免等，以儆效尤，从根本上提高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进而最终确保司

法公正。这种做法远比人大陷入繁多的案件监督事务之中的效率高得多，效果好得多。正如一学者说：“我国人大对司法人员的选举任命，已经是保障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公正行使司法权的最起码要求，即使人大任免司法人员是形式上的，这种任免也是必要的，因为它是一种民主形式。”

(五)权力监督应注重间接性监督的原则

所谓间接性，是指权力机关在行使其对法院的监督权时，主要是尽可能的通过间接手段来达到监督的目的，而不能直接宣告法院的判决和裁定无效，也不能对法院的判决和裁定进行更改。即使发现审判人员有违法犯罪行为，也只能对该审判人员依据一定法定程序予以罢免。也不能对该案件的裁判结论径直进行纠正，只能建议司法机关启动司法程序进行复查和自行纠正。1998年，全国人大在工作报告中指出：“纠正错案应由法院、检察院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去办，人大在监督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时，不直接处理案件”。所以衡量监督权行使是否正当的标准应是权力机关始终处于监督者的地位，而不是实际行使司法和准司法权。同时，也不能以监督为名通过人大决议，对抗已生效的法律文书，从而损害司法裁判的终局性和权威性。

综上所述，人大机关应在尊重司法独立和司法权威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监督的方式、方法，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

第二篇：刑法诉讼深化司法改革 确保司法公正

深化司法改革 确保司法公正

王利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实现司法公正必须深化司法改革、完善司法体制、审判程序以及从制度上保证法官队伍的高素质、维护司法的廉洁公正。自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实施《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对全国法院改革工作作出了统一的部署和安排以来，全国各级法院的改革工作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公开审判制度得到了落实，队伍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审判方式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各项监督机制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提高，但是，在充分肯定改革成果的同时，也应当看到由于各方面原因，许多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解决，改革也有待于进一步的总结和深化。下面拟对当前的司法改革提出几点建议：

一、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提高司法审判人员的整体素质

我认为，在司法改革各项目标中，重点需要解决的是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任何改革的措施都难以取得预期的成效。法官制度的改革，就是要从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据审判规律而形成的模式转换。为了增进司法的独立和公正，全面提高法官的队伍素质，需要努力建立严格的法官的选拔和淘汰制度，实行法官的精英政策;加强法院现有体制的改革，在法院组织体系、人事体制等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与地方政府发生脱离，通过人事制度改革以减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完善法官的任职保障制度、高薪制以及责任制，尤其要建立一套法官职业道德和纪律，加强对法官的职业道德的训练，努力实现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以适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需要。

二、深化审判方式的改革，确保程序公正

当前，在审判活动中确保程序公正，需要进一步强化审判制度的改革，通过确保法官独立地行使审判权，在审判活动中始终保持独立的地位，排除来自于各方面的不合理的干预，从制度上努力减少甚至消除法官单方面接触当事人，甚至与律师、当事人进行私下交往的现象。同时，要全面贯彻公开审判制度，避免先定后审，开庭走过场的现象;应落实审判合议制，改革案件的行政审批制以及审委会包揽各类案件的裁定权的现象;认真执行审判监督制，杜绝上下级法院私下沟通，剥夺当事人上诉权的问题。

三、完善民事证据制度，保障证据规则的统一性、科学性和合法性

民事证据法律制度的完善是对司法审判权进行有效制约、从而保证司法公正的有效措施。证据法律制度的完善本身也是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证据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所以各地的法院为适应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大都制定了自己的证据规则，但这些规则之间极不统一，有的甚至在同一省市内部各中级、基层法院之间都不一致，从而极大地妨碍了司法的统一性。许多规则也突破了现行法律的规定，例如，举证时限和庭前交换证据都是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相矛盾的。此外，各地各级法院分别制定不同的证据规则，也不利于保障当事人诉权的行使。所以，统一民事证据法律制度，对于实现司法的统一也是必要的。为此，我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尽快制定有关民事证据制度的司法解释，保障证据规则的统一性、科学性和合法性。

四、进一步完善审判长的选任制，以增进司法的独立和公正

民事证据法律制度的完善是对司法审判权进行有效制约、从而保证司法公正的有效措施。证据法律制度的完善本身也是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证据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所以各地的法院为适应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大都制定了自己的证据规则，但这些规则之间极不统一，有的甚至在同一省市内部各中级、基层法院之间都不一致，从而极大地妨碍了司法的统一性。许多规则也突破了现行法律的规定，例如，举证时限和庭前交换证据都是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相矛盾的。此外，各地各级法院分别制定不同的证据规则，也不利于保障当事人诉权的行使。所以，统一民事证据法律制度，对于实现司法的统一也是必要的。为此，我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尽快制定有关民事证据制度的司法解释，保障证据规则的统一性、科学性和合法性。

四、进一步完善审判长的选任制，以增进司法的独立和公正

民事证据法律制度的完善是对司法审判权进行有效制约、从而保证司法公正的有效措施。证据法律制度的完善本身也是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证据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所以各地的法院为适应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大都制定了自己的证据规则，但这些规则之间极不统一，有的甚至在同一省市内部各中级、基层法院之间都不一致，从而极大地妨碍了司法的统一性。许多规则也突破了现行法律的规定，例如，举证时限和庭前交换证据都是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相矛盾的。此外，各地各级法院分别制定不同的证据规则，也不利于保障当事人诉权的行使。所以，统一民事证据法律制度，对于实现司法的统一也是必要的。为此，我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尽快制定有关民事证据制度的司法解释，保障证据规则的统一性、科学性和合法性。

四、进一步完善审判长的选任制，以增进司法的独立和公正

民事证据法律制度的完善是对司法审判权进行有效制约、从而保证司法公正的有效措施。证据法律制度的完善本身也是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证据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所以各地的法院为适应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大都制定了自己的证据规则，但这些规则之间极不统一，有的甚至在同一省市内部各中级、基层法院之间都不一致，从而极大地妨碍了司法的统一性。许多规则也突破了现行法律的规定，例如，举证时限和庭前交换证据都是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相矛盾的。此外，各地各级法院分别制定不同的证据规则，也不利于保障当事人诉权的行使。所以，统一民事证据法律制度，对于实现司法的统一也是必要的。为此，我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尽快制定有关民事证据制度的司法解释，保障证据规则的统一性、科学性和合法性。

四、进一步完善审判长的选任制，以增进司法的独立和公

自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审判长选任办法(试行)》颁布实施后，审判长选任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展开。审判长选任制无疑是人民法院在建立科学的法官制度方面、为尽快提高我国法官队伍素质所做出的一次有益探索，也是推进司法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这项改革对于提高保障司法公正、提高审判效率将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如何才能保证选任出来的审判长是真正德才兼备，既具有良好的道德素质，又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水平

和业务才干的人士呢?我认为，关键在于选任的程序必须公正、科学。为此，首先需要对参与选任的审判员的基本条件作出一个明显的规定，在此基础上再确立详细的、科学的技术指标，通过这些技术指标以保证选任的审判长符合公正裁判的要求，也可以防止以人际关系作为评判的标准。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对此作出更为具体明确的规定。

完善审判长选任制，还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权责不清、审者不判、判者不审”以及法院体制行政化的现象。要使审判长选任制有助于强化司法的独立性，必须真正落实法律赋予审判长所享有的职权。审判长应当成为合议庭的组织者，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发挥指挥作用，但同时也要对案件的审理结果负主要的责任。在审判长选任出来后，不宜频繁地更换，否则很难充分发挥审判长选任制度的作用。因此，我建议在审判长选任出来后，其任期可以初步确定为三至五年。待到将来法官素质、选任程序等配套制度得到完善改进后，可以再延长期限。

五、强化判决书的说理，推行判决书的公开

要求民事判决书详写理由，乃是司法公正的最直接的要求。

我认为，强化判决书的说理，重点应突出两点：第一，对判决中的证据的采用应当作出详细的分析。证据是事实认定的基础，所谓以事实为根据，实际上就是以证据为根据，因此，判决书中要做到准确地认定事实，就必须要对证据采用的理由进行详细的分析。如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提供的证据，哪一项证据能够采用，哪一项证据不能采用，不能采用的理由是什么，以及采用的证据能够证明什么，为什么能够根据已经采纳的证据认定一定的事实，这都需要在判决书中作出详细的说明。第二，对判决中引用的有关的法条的含义应当进行解释。我认为，法官裁判案件就是要将成文法运用到具体的事实之中，将抽象的法条与具体的事实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但是，一个或某几个法条为什么能够适用于特定的案件，这就需要法官在判决中作出详细的说明。这就是说，法官需要在判决中准确地引证法条，并且对该法条的含义作出准确的解释。如果不能够找到可供适用的法条，而需要援引有关的原则，或者需要通过公平正义的观念来作出判决，都需要在判决书中作出详细的说明，在许多情况下还需要根据法理来论证。

在强调判决书说理的同时，还应重视判决书的公开。当前，许多法院规定可以到法院内部查阅判决书，这是十分必要的。较之于过去将判决书当内部文件对待的办法，是一个显著的进步。但按照公开制度的要求，仅仅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还应当采取措施尽快将判决书内容向社会公开，例如在互联网上和报刊、杂志、书籍上公开，以便人民群众都能及时、方便地获得判决书的信息。同时，也应当允许对公开的判决作出评述，这些评述也是社会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人民群众尤其是专家的评述，既可以使一些优秀的判决得以宣传，优秀的法官得以表现;也可以使一些不公正的判决得以展示，这就会产生良好的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的效果。

中国正处于一个向法治社会过渡的时期，这种过渡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能否真正做到独立与公正。只有努力深化司法改革，逐步建立一个独立、公正、廉洁、权威的司法机构，才能真正保障裁判公正、实现社会正义，也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法治化、民主化。

第三篇：诉讼证据制度改革与司法公正研究与分析

诉讼证据制度改革与司法公正

高大伟

提要: 在我国的审判方式改革中，诉讼证据制度不断趋于完善。然而，在不断推进法治的进程中，诉讼证据制度的不足和弊端也日益显露出来，从而不利于深化司法改革和实现司法公正。因此，应采取有效措施，推进诉讼证据制度改革，从而促进司法公正和法治秩序。

诉讼证据制度是司法过程的重要环节。我国正在努力建设法治国家，深化审判方式改革，促进司法独立和公正也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因此，诉讼证据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也必然日显迫切。

一、我国诉讼证据制度的弊端和不足

1.当事人举证没有时间的限制

举证期限问题是审判实践中遇到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法律对法院审理案件有审限的限制，但对当事人的举证期限则没有明确的规定，使审判实践中出现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当事人在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可以提出证据，使相当一些当事人在庭前故意不提交证据，而在庭审中突然提出新证，或只在二审中才提交关键性证据，以达到“突袭”对方当事人、限制对方当事人的答辩权或上诉权的目的。由此往往导致遭受“突袭”的当事人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中由于对“新证据”缺乏了解而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进而有可能影响到法院裁判的公正性。二是拖延诉讼，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增加诉讼成本。当一方当事人在法庭上突然提出“新证据”时，对方当事人自然不愿处在被动地位，其通常要考虑用一定时间对对方的“新证据”进行分析研究，并力求找到能够作为反驳意见的相关证据材料。由此产生的后果是，该当事人向法院提出延期审理的要求，而这一要求是合法的，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在个别情况下诉讼就有可能无限期地进行下去。这样，不仅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而且扰乱了法院的正常审理秩序，降低了审判效率，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院公正司法的形象。

2.举证责任不清

实践中，法院为了查明案件事实，过多地主动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甚至包揽调查取证，致使不少案件在收集和提出证据方面存在较大的任意性和随意性。这不仅造成了个案中当事人之间心态的不平衡，而且使一些当事人认为法院有意偏袒一方，进而怀疑法院裁判的公正性。同时，由于法院力量与任务的矛盾日益突出，尽管审判人员疲于奔命，而案件仍然大量积压。另一方面，助长了当事人提供证据的惰性和对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依赖性，从而导致诉讼责任不清，使当事人负举证责任的法律规定没有得到真正贯彻。

3.鉴定的效力认定比较混乱

在司法实践中，鉴定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对同一专门性问题存在着多头鉴定、重复鉴定的问题;二是鉴定结论互相矛盾，造成众多案件难以及时下判;三是鉴定、勘验人不出庭接受质询问题严重，影响和制约着审判工作的开展;四是鉴定的提起程序混乱，有诉讼前的鉴定，也有诉讼中的鉴定，有法院提起的鉴定，也有当事人委托的鉴定，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着鉴定效力的认定。

4.证人不出庭问题严重

目前，法律只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是公民的法定义务，但对其出庭的费用如何补偿、其人身安全如何保护等等，均缺乏明确规定。实践中，证人拒不作证，或即使作证，出庭率也极低。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证人证言作为证据的认定效力。

5.法庭质证与认证等做法不统一，有损法庭审判的严肃性

各法院对法庭证据的出示和质证上标准不一样，有的法院对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全部出示，有的是有选择出示;在质证方式上有的采用一证一质，有的采用综合质证;证据在裁判文书中的表述不一，有的详细表述，有的综合表述，有的仅仅列举了证据名称便得出“足以认定”的结论。无法反映法院对证据的分析和采纳的过程，使当事人难以相信裁判的公正。

二、深化证据制度改革，促进司法公正和效率

1.关于法院调查取证与当事人举证的关系问题应当淡化法院调查取证的职权主义，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一般不主动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法院的职权调查取证活动应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只有在当事人已充分举证，对于影响查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经过庭审质证仍无法认定其效力的情况下，法院方可依当事人的申请调查收集证据。一般情况下，调查收集证据的内容不得超出当事人申请的范围。

2.关于举证期限问题

鉴于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可以采用当事人协商的方法解决:一是由当事人对举证期限进行协商，法院确认后，由诉讼各方共同遵守，当事人协商的举证期限应在开庭日之前;二是在当事人协商不一致时，可根据案情的需要，由法院在合理的期限内指定举证期限;三是如果当事人在上述期限内提交证据确有困

难，可以向法院申请延期，是否准许由法院决定。应处理好当事人在上述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证据时的一、二审之间的关系，充分保护及时举证一方当事人的权益。

3.关于证人出庭作证问题

一是将证人出庭作证作为当事人举证的一部分，规定证人除正当理由外，均应当出庭作证，并将“正当理由”予以明确限定，加重提举证人的诉讼方的责任;二是在现有条件下，尽量落实证人出庭作证所产生的必要费用，规定“证人出庭作证所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等必要费用，证人要求补偿的，由法院审查决定，并计入必要的诉讼费用，由申请证人到庭的一方当事人先予支付，法院根据双方过错程度予以判定”。

4.关于鉴定、勘验问题

侧重解决鉴定的程序问题，增加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认可度。主要是通过尊重当事人合意意志、减少法院职权的方式实现，规定鉴定机构的确定由诉讼双方共同选择，同时增加对有争议鉴定结论的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的规定。

5.关于建立证据交换制度，突出证据公开性问题

近年来，各法院积极实践，在知识产权、民事、经济和行政审判的普通程序中尝试适用，取得了一定效果。主要表现在:一是使诉讼各方对对方的诉讼证据情况在开庭前能有基本了解，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诉讼一方在法庭上搞“突袭”;二是有利于法院裁判的公开透明，增强了当事人对法院判案的信任度;三是有利于案件的快速审理，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审判效率;四是促进了当事人间的和解，使相当一些纠纷在开庭前可以得到解决。

6.关于证据的法庭质证与审查认定问题

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证据的质证与审查认证公开性不够。因此，应围绕民主、公平、透明和效率原则，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做出规定:一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所有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公开出示，并由诉讼双方在庭审中进行质辩，凡未经法庭公开出示和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二是突出证据认定与否的说理性，明确证据经过诉讼双方质证后，法院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对之做出认证，说明认定与否的理由，并在法律文书中表述;三是强调认证包括当庭认证和判决书中的认证，并对适用简易程序、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的当庭认证及操作进行规定。

通过这些证据制度改革，可以推进审判方式的完善和司法公正，从而为法治国家的建立提供基础和保障。

第四篇：权力监督

徐丽萍

行政管理0941 0920803116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中美两国行政权力监督体系的比较与浅析

国家的运行与发展离不开权力的制衡，但长久的权力便导致了腐败。实践证明，腐败是权力失去制约和监督的必然结果。权力运行与权力监督始终是一对相互依存的矛盾。权力运行是没有边际的，因为人们总是希冀着能够通过一切途径来实现权力的无限延展。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种力量去制约权力，让它在有限的范围内得以行使，而非无底洞。由此，监督便应运而生。监督既是一种制约形式，更是一种警示。只有当权力与监督并行之时，才能够从源头上有效遏制权力滥用和腐败滋生。接下来，就中美两国行政权力监督体系作一阐述，通过对比的方式来厘清权力监督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美国实行的是联邦制度，而中国则是中央集权制；美国实行的两党轮换执政，中国实行的则是一党专制制度；美国实行“分权制衡”，而中国则是“议行合一”。美国的权力监督体系来源于三权分立的思想和体制，即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它们相互独立、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从而保障了公民的权利、法的权威和国家的运行。

美国宪法对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作出了明确的职权界定：立法权属于国会参众两院，行政权属于总统，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和国会下令设立的低级法院。当然，宪法还对他们的权力作出了具体规定。任何权力的运行，都必须以宪法为基准，尊崇法的精神和原则。如果触碰基准线，必将受到严格的违宪审查。

作为行政权一方的总统，他必须小心翼翼地行使自己手中享有的权力，而非肆意妄为。总统及其联邦政府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根据宪法、法律及议会授权，进行必要的行政活动。任何政府官员一旦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相关机制就会随即启动，国会可以对其进行质询、调查直至弹劾，不留任何情面。行政权体制外的监督，使得官员们殚精竭虑、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半步。总之，制度上的保徐丽萍

行政管理0941 0920803116 障远比自我约束的大口号管用。

我国的权力监督体系尚处在逐步完善的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结合法治国家的建设、政府职能转变和反腐倡廉的大背景，权力监督体系才渐渐浮出水面，被各方所重视。监督体系的建设，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就监督的形式而言，我认为，我国当前的监督体系主要有体制内的监督和体制外的监督两种。

体制内的监督，主要包括人大、政协、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这是目前监督的主要形式。政府由人大任命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但是，人大的监督缺乏必要的手段和途径。其一，没有专门的内设监督机构；其二，没有合理有效的约束机制。这就使得人大的监督职能更多地流于形式，有监督之名，无监督之实。政协属于参政议政，游离于人大和政府之间，无法摆脱“跟着人大走，权力难插手，建议尽管提，监督没人理”的尴尬局面。纪检监察机关是权力监督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们的纪检监察机关下大力气，查处了一批贪污腐败、渎职侵权的案件。但是，这种查处，只是事后的补救行为，而不是事前的监督和预警机制。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职权受到一定层级的限制。举个例子，某一县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审查同级党委某领导同志的违纪问题时，很容易陷入窘境。根据职权，该纪委有权核实审查与案件有关的一切情况。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纪委受同级党委领导。碍于党委的权威，纪委束手无策。如此一来，纪委反而成为党委的保护伞，对违纪问题视而不见。最后等到省级纪委或中央纪委发现问题时，才会予以查处。机制上的问题，确实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巡视员的问题以后再讨论。

体制外的监督，主要是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虽然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只是一种辅助形式，但近些年来却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网络舆论监督、报刊舆论监督，我们的新闻媒体紧抓社会热点，对政府行政的监督是非常有利的。同时，徐丽萍

行政管理0941 0920803116 对于舆论和媒体的有效监督，又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对政府的运行进行检查，从而降低政府内部的腐败现象的滋生。例如，每年对相关的腐败官员给予法律上的制裁和媒体上的曝光，如此一来，他们便受到广大百姓的舆论批评，这样可以制约并减少权力的滥用和腐败问题，让行政权力从真正意义上运行的公平、公正、公开。

综上所述，通过对中美两国行政权力监督体系的比较和从美国行政权力的运行中借鉴，我可以得出，要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就必须持之以恒和完善行政权力的监督体制，做到由内至外受到法律、政策和社会、群众的监督。

第五篇：诉讼调解下的司法公正

诉讼调解下的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法律存在的依据和社会公正的底线，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而司法公正则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生命和灵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法制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人民法院肩负着以司法的手段实现当事人期望的公平正义，调解和判决是人民法院解决民事纠纷、实现公平正义的两种主要方式。其中调解是当事人在中立的第三方说服教育下，互谅互让，从而解决争端的方式。为此，有人提出当事人放弃自己合法权利达成的调解使法律规定的权利大打折扣，有损司法公正。不少法官也持有相同的观点，致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提出的“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则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诉讼调解以当事人自愿和处分为基础，使纠纷得以解决，满足了法律追求的有序、稳定利益状态，司法公正以另类方式得以实现。

一、司法公正的本质

司法公正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司法公正的评价本质使司法公正既具有主观性，也具有客观性。公正评价作为一种观念性活动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其主观性主要表现在，公正评价是从主体自身的利益、需要出发并以此为标准的，主体偏好不同、需求不同、所处的阶级、阶层不同，所处的时代不同，做出的公正评价是不同的。司法公正的客观性表现在：首先，构成价值关系客体的司法关系、司法现象、司法规范是既定的，人们无法选择他所处的历史条件。其次，公正的评价标准具有客观性。公正的评价的标准尽管是主体自身的利益、需要与需求，但这种利益、需要与需求的产生不是主观随意的，而是受客观的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受经济基础的制约，是由主体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积淀形成的。司法公正已成为现代社会一种普遍的价值理念。司法公正是人类进入 1

文明社会以来，为解决各类社会冲突而追求或持有的一种法律理想和法律评价。它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处理各类案件过程中，既能运用体现公平原则的实现规范，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和义务，以能使这其中确认和分配的过程与方式体现公平性。司法公正是和谐社会的基石、体现公平和正义的精神内涵。

二、诉讼中追求的司法公正

与传统的建立在人治基础上的“和谐社会”不同，我们今天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传统的“身份”向现代的“契约”的转换，使个人成长为平等的、独立的利益主体。一个理想的社会应是马克思所主张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由一个个自由的、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所组成。这样的社会也必定是一个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社会。公正的司法是人的权利保障的最后防线，也是和谐社会的前提。

和谐社会扎根于公正的冲突解决机制。当发生纠纷后，公民将纠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包括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人民法院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将法律准确运用于诉讼裁判之中，是裁判的结果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之精神。在诉讼中，当事人通过对抗、强制的方式来分清是非，决出胜负，诉讼所断开的不仅仅是是非，可能还有当事人之间的合作关系，使得当事人因为一次诉讼而结仇。诉讼的结果是一步步依法进行的，这样的裁决结果也就是所谓的司法公正。这有时可能并不能得到双方当事人或一方当事人的认可，但这样的司法公正是依法所得的，是法律公正的实现。

三、诉讼调解的定位

“民事诉讼调解在本质上是以合意为灵魂，以当事人处分权为基础，以审判权为保障的当事人旨在追求利益最优化

从而达成解决纠纷协议并由法院审查和确认的诉讼活动。”因此民事诉讼调解本质包括三个方面的构成要素：合意是民事诉讼调解的灵魂，处分权是民事诉讼调解的行为基础，审判权是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保障。

（一）合意是民事诉讼调解的灵魂。“调解本质上是一

2种以合意为核心要素的解纷方式”。当事人的自愿与合意是

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正当性所在，也是其发挥重要作用的前提。自愿性不仅是调解的本质特征和主要优势，也是调解的其他优势得以存在、得以正当化的基础。“调解在本质上就是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调解制度的基础就是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权。调解的正当性和有效性来源于当事人调解的意思自由，而这也正是对调解是否公正进行判断的基本标准，是调解制度发挥作用的基本要求。要保障当事人能够自由真实表达意思，就必须在调解程序中坚持调解自愿原则。”3

意思自治原则是私法的基石，不可避免地要延伸到诉讼领域，同时也需要诉讼法的公权力保障。意思自治原则延伸或渗透到民事程序法的调解领域，必然表现为民事诉讼调解的合意性特征，合意乃是民事诉讼调解的灵魂。富兰克· 沙德说：“只要纯化合意，即只要具备使合意出于真正的自发、自愿的条件，即使以对审判的需要为前提，调解也能够成为与审判并立的另一个重要的纠纷解决制度。这种制度的存在只能有好处，绝无带来坏处的可能。”

（二）处分权是民事诉讼调解的行为基础。处分权是民事诉讼调解的行为基础，它涉及了民事诉讼调解本质的另一个层面，即行为的层面。意志是行为的驱动力，行为则是意志的外化。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最能彰显当事人处分权，因为民事诉讼调解毕竟是“ 当事人自己解决纠纷的特殊渠道。”1吴海龙.民事诉讼调解控权论略.曹建明.程序公正与诉讼制度改革.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589.王建勋.关于调解的思考.法商研究.1996(6).吴兆祥.《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人民司法2004(10).如果没有当事人的处分权，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则犹如空中楼阁，将丧失其存在的正当性。民事诉讼调解的过程尽管不免法院的介入，但是从总体上看则主要是当事行使权利的过程，是当事人自主处分自己诉讼权利和民事权利的过程。民事诉讼调解是最能彰显当事人处分权的一项制度，认识民事诉讼调解的处分权本质，树立民事诉讼调解权归属于当事人的观念具有重要价值。既然民事诉讼调解是当事人而不是法院的权利，当事人就是自主性的，而法院则是被动性的。民事诉讼调解就法院而言从权利本位向义务本位，就当事人而言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的双向转变，其实质就是国家干预处分权的弱化和市场主体限制审判权不当扩张的强化。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更好地理解调解是处分原则与干预原则结合运用的产物

（三）审判权是民事诉讼调解的权力保障。民事诉讼调解是法院对民事案件行使审判权和当事人对自己的民事诉讼权利和民事权利行使处分权的结合。民事诉讼调解中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法院毫无作为。“只要解决纠纷是发生在诉讼程序之中，法院的职权介入就是必要的。民主的诉讼程序并不排斥国家的审判权，而且要有充分的权力，否则就不能叫诉讼。这是由‘民事诉讼是当事人通过国家公权力来解决私权方面纠纷’的性质所决定的。”4因此，审判权的积极介入并不会影响合意和当事人处分权的行使。在诉讼程序过程中，如果没有法院的参与，程序的合法性与结果的正当性就难以得到保障，而且程序进展中所需要的技术问题又必须依靠法院来处理。民事诉讼调解活动的产生、发展、终结以及调解协议的形成，均为当事人处分权与法院审判权共同作用的结果，只不过当事人和法院在具体阶段所起的作用和就具体事项所作的处理不尽相同。

四、司法公正的另类解读 4 蔡虹.大陆民事诉讼调解与香港诉讼各解之比较.中国法学.1999(4).判决和调解都是司法公正的体现，都使纠纷得到了有效的解决,但从根本上说法院调解非传统意义上的司法公正,或者说它只是体现了当事人双方在个案中可接受的司法公正。判决和调解的不同可以说明上述观点,它们的不同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一）程序上不同。判决是由一方起诉而另一方被迫应诉，具有强制性、被动性，民事诉讼法对判决的各个程序做了详细的规定。调解的启动常常是基于双方当事人的自主选择，双当事人在解决纠纷时态度积极，更富有建设性。

（二）从结果上看。判决主要是通过对抗过程实现，可以说对抗是诉讼公正的核心内容，严格依照实体法作出公正的判决。调解是在双方当事人互相让步、沟通、理解的基础上，由当事人自己提出双方都愿意接受的利益纠纷解决方案，是当事人意思自治，行使处分权的体现。

（三）结果救济上的不同。当事人对一审法院的判决不服未生效的，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判决生效后还可以提起申诉。调解一般是不允许上诉和再审，除非调解违反自愿原则,这是当事人可以请求上诉的唯一理由。

上述判决与调解的不同,可以看出在司法实践中性质相同的两个或几个案件,采用诉讼方式结案可能会适用相同的法律,进而得到类似的裁决结果,诉讼实现了司法公正,使同一法律在类似案件中得以适用。采用诉讼调解方式结案则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或调解的数额相差很多,此时不能说调解不公正,不公平。如果调解实现的结果与诉讼一样,追求的目的也与诉讼一样。调解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为实现效率、效益、缓和当事人之间矛盾的调解解决,以牺牲可能产生的微弱的代价是值得的、必要的,因为任何完美的东西只是一种理想而不是现实。调解是当事人自己启动、处分自己权益的一种行为,这与当事人的性格、经历、经济条件有很大关系,所以类似案件要求调解结果相同时不现实的。在整个调解过程中严格遵循调解的各个原则,调解在进行一定

程度的劝导和说服,引领双方当事人一起接近社会公正、诉讼公正,把追求社会公正作为调解结果的目标,当事人对调解结果自愿接受,实现了心理满足,使纠纷得以解决既是一种司法公正。但不能把调解结果得到的司法公正与判决得到的司法公正相提并论,这两种方式所得的司法公正并不处于同一平台。调解的司法公正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司法公正,它只是一种当事人自己或说是个体权利的理性满足,是正当权利顺利实现的一种理念评价。

结语：司法公正就是司法为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有用性,满足了纠纷当事人的心里,解决了纠纷就是公正的。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人为地公正、公平、正义,正如美国的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说“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在现行的中国,法院审理案件非常重视调解,“应当根据客观的原则来行使。法官应当努力在符合社会一般目的的范围内最大可能地满

5足当事人都意愿。”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陈雪娇.关于我国司法调解制度的法律思考.载五邑大学学报.2008第10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