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拆迁权的滥用与预防

第一篇：房屋拆迁权的滥用与预防

文 章来源 莲

山 课 件 w w w.5Y k J.c oM

摘要：房屋拆迁权的行使是否合法，是一个被立法和理论研究遗忘的问题，其合法性应从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两个方面评定。拆迁行为是否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是判定拆迁是否符合实体要件，以及是否被滥用的唯一标准。公共利益的层次性，是解决房屋拆迁权冲突的法理依据。行政救济是房屋拆迁权合法的程序要件，应当在房屋拆迁前实施行政听政制度，并允许拆迁当事人提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关键词：房屋拆迁；滥用；预防；公共利益；行政救济

1998年6月，河南省郑州市发生的一起住户状告市政府拆迁纠纷案，就是针对拆迁行为的合法性引发的。为了阐述对房屋拆迁权滥用与预防研究的现实意义，我们简略介绍一下此案案情。

1998年3月，《河南商报》登载了郑州市将兴建裕达文化广场，并将拆除郑州市裕达国贸大厦旁边的五幢楼房的消息。水利部水工金属材料结构质量检测中心（以下称水工检测中心）所购买的裕达花园17号、18号商品楼名列其中。裕达文化广场采取政府和港资合作的方式兴建，政府出资1000万元，港资河南裕达置业有限公司出资5000万元。此两幢楼的住户（水工检测中心职工）向拆迁人“郑州市裕达广场工程建设指挥部”（以下称指挥部）提出了数个问题，均未获答复。随后，指挥部张贴了《城市房屋拆迁公告》，正式开始拆迁。住户认为，裕达广场虽名为公益事业，实质上更多是裕达公司借用政府行政手段，为改善其所有的裕达国贸大厦周边环境从而促使其销售和升值而进行的商业运作。住户进而认为，政府规划、拆迁房屋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存在问题，遂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郑州市人民政府、郑州市城市规划管理局、郑州市拆迁办等单位，要求撤销其对17号、18号商品楼的拆迁决定。而市政府方面认为，裕达广场的建设是为了改善城市投资环境、创建卫生城市和园林城市而实施的城市建设的一部分，城市规划法赋予了市政府权力，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人民政府根据城市规划作出的调整用地的决定〔1〕。

显然，房屋拆迁权是否被滥用是本案争执的焦点。其中，政府的拆迁行为程序是否合法以及是否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是两个关键问题。

上述案例，突出表现在如何评定拆迁行为在实体上和程序上都具有合法性上，即拆迁行为实体上应符合什么标准才是合法（而不是看是否有合法的审批机关的正式批文），并应同时履行什么样的法律程序（不应拘泥于现有规定程序）才能有效。这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是解决拆迁权本身合法性的切入点。

一、拆迁权实体合法的唯一标准——社会公共利益

房屋拆迁权的核心在于它的强制力，它不需被拆迁人同意就能够产生法律效力。由于这项权力的行使以国家权力作为后盾并涉及私人房屋所有权的保护，因此，防止该项权力的滥用，便成为判定拆迁权行使合法性的关键。而为了判定拆迁权是否被滥用，应当首先在法律上设置一个标准，用以评判一项具体的拆迁行为是否合法。这项标准就是“社会公共利益”.因此，“社会公共利益”又成了评判房屋拆迁权是否合宪以及是否被滥用的唯一标准，而且在房屋强制拆迁与保护房屋所有权和土地权利的利益冲突中，也成为了十分有效的“平衡剂”.1.关于“公共利益”的涵义

尽管“社会公共利益”对房屋拆迁法律制度的设立至关重要，但我国目前迄今尚无一个统一的界说。不管在立法上，还是在学理解释上，“社会公共利益”的概念都是不确定的，造成了人们认识上的偏差。这是导致房屋拆迁权被滥用的客观因素。与“社会公共利益”相似的一个概念是“公共性目的”.关于“公共性目的”涵义之解释，曾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为了限制土地征用权的滥用，外国的一些法院将“公共性目的”解释为“公共的使用”，即代表公共利益的主体的使用。然而，这一解释却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问题。如果只有代表公共利益的主体的使用才能具有“公共性目的”，那些不代表公共利益的主体就会被排除在外。而且，事实上，代表公共利益的主体的范围在实践中也不易明确界定。有些主体所代表的利益既有“公共利益”的成分，又有“非公共利益”的成分，这类主体是否可以进行土地征用呢？因此，各国立法和判例便开始使用“公共利益”的提法，以进一步确定土地征用权合法的标准。现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都认为，“公共利益”应包括两层涵义：一是须有公共使用的性质，二是须有公共利益的用途。

在立法上，一些国家和地区以列举的方式规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如香港，其《收回官地条例》和《土地征用条例》同时规定，官地收回和征用土地须以“公共用途”为目的，并规定以下几种情况的“收回”和“征用”属于“公共用途”：（1）为使物业欠佳的卫生情况得以改善，或重新修建经改善了卫生情况的居所或建筑物；（2）由于建筑物接近或连接其他建筑物，严重干扰空气流通或建筑物的状况不适合人居住；（3）与军队有关部门的任何用途；（4）总督会同行政局决定为公共用途的任何类别用途而作的收回或征用〔3〕。前面已经论述过，房屋拆迁产生的法律后果之一是导致土地权利流转给拆迁人，这也是房屋拆迁的唯一目的。因此，房屋拆迁权的合法性应适用土地征用的合法性理论。在我国，“公共利益”的法律地位在立法中得到了确立。首先是《宪法》。该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其次是《土地管理法》。该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并同时在第58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国家因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可以依法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第三是《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该法第19条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国家可以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程序提前收回出让土地使用权。第四是《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该条例第42条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国家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显然，从宪法、法律到行政法规，“社会公共利益”都成为了征用土地、收回土地的前提条件，并且在概念使用上都是一致的。然而，在房屋拆迁立法上，这一立法宗旨却悄然发生着变化。新《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已于2001年11月1日生效实施）第二条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并需要对被拆迁人补偿、安置的，适用本条例”.事实上，该条例就未对拆迁行为本身的合法性作出任何规定。相比而言，1991年《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条“凡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因城市建设的需要拆迁房屋及其附属物的，使用本条例”的规定，将房屋拆迁的合法性界定为“城市建设需要”，却更为明确。《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城市私有房屋因国家建设需要征用拆迁时，建设单位应当给予房屋所有人合理的补偿……”.这里的“国家建设”与前述“城市建设”不是同一个概念。何谓“国家建设”，我们力图从现有立法中去寻找一个诠释它的依据。1999年1月1日前施行的《土地管理法》列专章规定“国家建设用地”，在第21条中对“国家建设” 作了这样的限定，“国家为了进行经济、文化、国防建设以及兴办社会公共事业”，并在第22条中进一步诠释：国家进行经济、文化、国防建设以及兴办社会公共事业的建设项目，只能是列入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或者按照规定准许建设的国家建设项目。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并不是所有城市建设都是国家建设”的结论。对此，国家计委、原国家国土局《关于建设用地计划管理暂行办法》第16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建设用地，包括国家、乡（镇）村集体建设和农村个人建房的新建、扩建、技改项目用地以及采掘、建材等行业的生产用地”.该条进一步解释“国家建设用地”，“是指全民所有制和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以及上述单位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投资兴办的联合企业，需要的各项建设用地”.根据“公共利益”的含义进行理解，国家建设行为总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作为出发点的，社会整体利益本身就是“社会公共利益”，故国家建设本身就具有“公共利益”的性质。因此，现行拆迁立法本身就存在不统一的问题，在拆迁合法性规定上，宜采用“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或者“国家建设需要”的提法，而不宜不作任何规定。这样既可以与土地征用、土地收回实体合法性要件一致，又可避免行政法规的立法与宪法、法律不一致。无论如何，拆迁立法的违宪都是不允许或应予纠正的。

前述案例中的建设项目，显然属于“城市建设需要”，应为“国家建设用地”范畴，具有“公共利益”性质。

2.公共利益的层次性

不同性质国家建设拆迁，其所代表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层次性是不同的，这产生了公共利益的层次性问题。按建设项目本身计划审批的效力分类，可将拆迁的公共利益分为三个层次：

其一，最高层次的公共利益。它是用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拨款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项目用地拆迁具有的利益层次。通常表现为国家重点建设工程用地，如大型机场、铁路等工程用地。

其二，中间层次的公共利益。它是地方用国家预算内各项机动财力安排的基本建设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用地拆迁具有的利益层次。通常表现为地方各级安排的地方重点建设项目，这类用地为数不少。

其三，最低层次的公共利益。它是各地企事业单位用预算外资金、自筹资金和银行贷款安排的基本建设项目拆迁用地具有的利益层次。通常表现为企事业单位利用自有资金安排生产和非生产性建设项目用地，以及人民政府批准或城市规划统一安排的城市居民住宅建设用地。

上述最高层次和中间层次的公共利益建设用地拆迁，属前述“国家建设用地”拆迁范畴，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公共利益性，不会引起歧义，且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而在最低层次的公共利益的建设用地拆迁中，显然建设单位已经多元化，已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纯国有企业的单一主体，演变成了有集体企业、私营企业甚至外资企业参与的多个主体。国家通过这为数众多的不同经济形式主体实现着国家的经济建设目的。换言之，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只要其拆迁用地一旦被纳入了国家用地计划，便成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组成部分。并且，商品经济体制本身也将各类所有制的企业置于了独立核算、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的生产者和经营者的法人地位。因此，不管是国有企业参与的建设项目，还是其他私营、外资企业等参与的经济建设项目，都是以自身利益为其出发点的（在本质上已没有区别），并反过来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服务于整个社会为最终归宿。即使是城市居民住宅建设，也以此为己任。因此，最低层次的公共利益是间接的，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存在的。

3.公共利益的层次对房屋拆迁权的影响

我国房屋拆迁的公共利益的层次性，最终影响着房屋拆迁权行使的基本规则，概括起来有以下三项：

其一，低层次的“公共利益”的房屋拆迁，应当满足并服务于高层次的公共利益的拆迁。国家计委、原国家国土局《关于建设用地计划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在编制用地计划应遵循的原则的第三项规定，“对各项建设用地实行统筹规划，综合平衡、保证重点、兼顾一般”.原国家国土局《关于国家建设用地审批工作的暂行规定》第四条规定：“建设项目用地实行计划指标控制，首先保证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此两规定揭示了一个共同原则，即高层次公共利益的建设项目拆迁优先于低层次的公共利益的建设用地拆迁高层次的公共利益建设项目拆迁用地计划制约低层次的公共利益建设项目拆迁用地计划。

其二，相同层次的“公共利益”的房屋拆迁计划，无抵销对方的效力。即同一层次的公共利益的建设需要拆迁同一处房屋时，应以向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提出拆迁申请的时间先后顺序为准。为什么要确立这样一项规则呢？首先，是反不正当竞争所需。如果不以这条规则作为处理应将拆迁许可证核发给哪一个申请人的依据，将会导致拆迁行为本身的不公平，也易滋生腐败。其次，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是拆迁审批机关，计划、规划以及国土部门是从其他方面对建设项目进行管理的，其对建设项目的立项审批、规划许可以及用地批文并不能代替拆迁决定。以提交拆迁申请的先后顺序作为核发拆迁许可证的事实依据，是符合房屋拆迁权的分配原则的。当然，所谓拆迁申请，还应当包括国家规定的建设项目批准文件。最后，土地使用制度本身要求土地使用权相对稳定，否则，就会造成同一目的层次的用地单位申请对对方进行拆迁，这对保护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是非常不利的。

其三，公共利益的层次越低，房屋拆迁权的强制力就越弱。据此，第一类和第二类拆迁具有最完整、最强大的强制力，第三类拆迁的强制力则较弱。实践中，第三类拆迁比第一类拆迁权更易滥用，在拆迁立法时应制定更为严密的方法予以预防，包括制订对被拆迁人更为有利的补偿办法和公平、透明的拆迁决定程序，以防止拆迁人借政府之力、打公益之名、行私利之实，并监督拆迁主管部门公平依法行政。

二、房屋拆迁权合法的程序要件——行政救济

程序法与实体法一样具有“独立的价值”.因而，在确立拆迁权本身应当具有的实体要件后，还有必要对拆迁权行使的方式、手续等程序进行探究。

作为拆迁立法的法治化要求，法治原则理论和人权原则理论成为拆迁行政救济的理论基础。作为依法拆迁的方略，行政救济的核心是依法办事，并且，作为保护公民人身财产权的立法，必须以人权作为理论基础。同时，我国《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上述规定为我国拆迁行政救济的设立奠定了宪法基础。学者认为，房屋拆迁行政救济的途径，是指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违法或不正当具体行政行为侵犯时，法律所提供的补救渠道和途径。

1.房屋拆迁行政救济的具体措施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对象是具体行政行为，对拆迁主管部门在房屋拆迁过程中拆迁权性质的认定，直接关系着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范围的确定。将拆迁行为列为行政救济的范围，首先是基于房屋拆迁权的行使是具体行政行为的认识。理由主要有：其一，从职权上看，房屋拆迁权是一种由政府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依法行使的行政权力，具有不平等性和强制性，与拆迁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的授权制订规范性文件的抽象行政行为相区分。其二，房屋拆迁权是单方意思行为，不需管理相对人的合意，从而也将其与房屋拆迁立法这一抽象行政行为中的立法合意区分。第三，从结果来看，拆迁决定在外部表现形式上以决定、许可证等非规范性法律文件为存在方式，与抽象行政行为中的规范性文件相区分；从调整的对象来看，拆迁决定针对被拆迁人和拆迁人，可以反复适用，以区别于抽象行政行为中针对不特定人和事；从效力上看，拆迁决定针对现实存在的对象，以区别于抽象行政行为针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不特定对象而生效。因此，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解释，房屋拆迁决定显然应当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范畴。

其次是基于房屋拆迁权的行使行为是外部行政行为的认识。所谓外部行政行为，是指拆迁主管部门对拆迁行政事务进行管理，与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产生的一种行政管理行为。与外部行政行为对应的一个概念是内部行政行为，它是拆迁主管部门队对内部行政事务进行管理，与内部管理相对人产生的行政隶属关系行为，如拆迁主管部门对内部违法违纪行为的政纪处分。

《行政复议条例》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依照本条例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而该条例第九条规定的行政复议案件的范围，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而行政机关拒绝颁发，以及“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案件”.《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法第11条规定的行政案件的范围，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而行政机关拒绝颁发，以及“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案件”.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果拆迁申请人依法向拆迁主管部门申请颁发拆迁许可证而拆迁主管部门拒绝颁发，或者被拆迁人认为拆迁许可证的颁布不合法从而侵犯其合法财产权的，都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2.听证程序

“听证”一般是指在国家机关作出决定之前，给有利害关系人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对特定事项进行置证和辩驳的程序。“听证”是行政机关行政决定的一个阶段，属于行政程序的组成部分，不是行政程序的全过程。

我国在颁布的《行政处罚法》中引进了听证程序，确立了听证在行政程序中的法律地位。尽管听证程序只局限于行政处罚决定中，但它所确立的原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保护拆迁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监督拆迁主管部门在“社会公共利益”的实体前提下作出拆迁决定，以及规范拆迁当事人及其他人有关行为的有效方法。

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听证程序在下列情况下进行：“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的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显然，听证程序有三个特征：一是阶段性，即听证只是行政处罚的一个阶段，而不是处罚的全过程。二是局部性，即并不是所有行政处罚都要举行听证，只有对当事人的权益有较大影响的行政处罚才进行听证。三是选择性，即听证不是必经程序，主动权在于当事人。

我们认为，借鉴《行政处罚法》的做法，在房屋拆迁决定作出前进行听证有重大现实意义：其一，为拆迁申请人和被拆迁人直接公开地参与拆迁决定提供了机会。其二，它是消除和化解被拆迁人对拆迁决定潜在不满情绪的重要手段，也是防止拆迁权滥用的措施。其三，听证是当事人的权利，而不是义务，设立听证程序不会妨碍行政效率。其四，听证既作为规范行政机关行为的措施，又作为行政机关手中的权力，故不会出现行政决定的拖延。

房屋拆迁决定中听证的参加主体应当包括：一是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它是指与拆迁决定有利害关系的拆迁人和被拆迁人。由于房屋拆迁牵涉面广、人数众多，可以借鉴集团诉讼的做法，推举代表参加听证同时，为了帮助当事人了解房屋拆迁法律法规，还应允许当事人聘请律师参加听证。二是拆迁案件调查人员。三是其他听证参加人，包括鉴定人、翻译人等。

山 课 件 w w w.5Y k J.c oM

第二篇：浅析房屋拆迁问题与对策

浅析拆迁问题与对策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大批农民的房屋需要被拆迁。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而言，房屋是他们的安身立命的地方，是其最重要的财产，也是其保护自己人身安全甚至其它人权的重要载体，但是在房屋拆迁中，由于拆迂管理工作不到位，拆迂法律与补偿标准机构不完善，行政裁决和强制执行不规范适合，被拆迂人需求的中低价位房屋供应不足等原因引起大量的群众性上访事件，如何处理好房屋拆迁问题不但是经济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

一、房屋拆迁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从法律上看 ：

1、房屋拆迂没有直接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可循到目前为止 我国没有对房屋拆迂的一 个专 门法律和规章，仅有国务院颁布的专门针对城市居民房屋拆迂的行政法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2、农村中农民法律知识缺乏，维权意识不强。对政府有关单位与开发商的13头承诺较易相信，没有签定任 何安置补偿协议，一旦农民的房屋被拆迁后就将农民的利益置之度外。

(二)从补偿上看 ：

1、利、偿范围较窄(1)我国房屋拆迁补偿基本上限于财产权补偿，而财产权的补偿中也只限于对直接损失的补偿，事实上，被拆迁人在取得房屋所有权时，已经支付了相应的土地使用费，而在他们的房屋被拆迁后，这部分费用却未完全纳入补偿范围。(2)农民在拆迂过程中不仅失了房屋，而且他们的生活，工作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有的村民要另寻生存地点，使其生活和就业的成本增加。

2、补偿安置不到位与不合理。(1)政府要对土地实行征用，房屋，称安置房屋还没有建设好，让农民自行安置到村的地方租房暂住，许诺安置房屋建设好就马上迁入。但政府有关部门和开发商让农民迁出后就再也不认帐了，使农民失地、失房、失去生活来源，真是苦不堪言。另一方面，虽然将农民拆迁户安置好房屋，但是没有得到有关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障，只是作一次性补偿，没有为农民臼后的生活提供必须的安排，由于农民不能再耕作和搞些农村副业，使农民基本生活得不到提高，反而比前更差。更有甚者，由于拆迁单位的资金缺乏有效监督或因资金不足，使农民的补偿资金不能及时到位，给农民带来很大的困难，生活来源中断，连最低生活保障也难以落实。同时农民因房屋拆迁带来许多不便和生活损失，如子女人学问题，生活成本增加(交通，管理费，就医等)，都困扰着农民被拆迂户。(2)脱离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的原则。在房屋安置补偿过程中，通过对实地调查和当地有关部门关于农村房屋拆迁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解与分析，可从中发现，在农村房屋拆迁补偿上，普遍存 在着一种过分地看重硬性标准的倾向，实际工作中严重脱离 “以人为本”的原则，取而代之的是 “以硬件为本”。如在住房安置上，根据农民是否拥有本地户籍或家庭中拥有户口的人数来确定安置房屋的面积，同时结合原住房面积 的大小来折算，如一户人 有五口人，家中只有3人拥有当地户口，而该家庭居住面积是9O平方米，而根据相关比例折算只能安置到面积5O平方米的房屋居眭。如果没有当地村民户籍的则可能得不到补偿。至于对拆迂房屋中弱势群体(老人，残疾等)，则只是统一给予安排，领取到政府给予的最低生活保障金，采用一刀切方法，有悖于为人民服务的采旨。

3、补偿费用和标准偏低。政府直接规定拆迁的补偿费用和标准，末进行房产评估，不与被拆迂户进行协商，或进行协商没达成补偿协议的情况下，只向拆迁户作最后的 “通牒”。

二、农村房屋拆迂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一)加强对农村房屋拆迁法的制定和完善。

权力来源于法律的授权，权力的合法性也来源于法律的规定法律是保障农民利益的根本之源。面对农村房屋拆迁主体。补偿安置，处理程序没有具体的法律可适用的情形，在加强立法的同时，必须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和完善。建立农村房屋拆迁法律制度。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在农村房屋拆迂的主体上，农村房屋拆迁主体应由政府部门及村集体组成。政府部门在组织实施房屋拆迁进程中作出规划，而村集体组织进行监督，这样的形式，两者共同合作。在房屋拆迂补偿上，对于补偿对象，所有人不得以是否有房屋产权证为标准。补偿标准可给权省，市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本地 区的发展水平，结合被拆迂房屋的重置成本等因素综合考虑。而大旺白沙村经济比较低下，因此，补偿时必须符合实际。同时，要经过较为科学，完善的价格评估程序，合理确定被拆迁房屋的货币补偿金额，充分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补偿费应及时足额发放到被拆迁人手中，以保证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在拆迁安置上，农村房屋拆迁应按照有生产用地，生活方便，节约用地的原则，选择好安置点。要符合农村集镇和中心村建设的长远规划，交通便利等。房屋拆迁后，应为拆迁人安排好临时居住点，并发给相应的搬家补助费，新房的建设问题，政府部门可授权村集体组织实施，相关费用凭实际支出安置费中列支。现农村房屋拆迁处于无序状态，完善农村房屋拆迂方面的法规不容迟疑，从而使农民房屋拆迁工作有章可循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农民法律知识教育，提高农民的维权意识安排专业人员为农民提供法律指导，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面对补偿资金不到位，拖欠等现象，引导农民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维护自身权益。政府部门也要加强管理与监督，使发放给拆迁户的资金到位。这样做不仅有助于保护农民利益，而且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

(二)在拆迁补偿上，可以考虑采取如下几种补偿方式。

一是货币补偿方式，货币安置补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房屋拆迁一种新的安置方式，通过货币支付形式把被拆迂房屋户的安置房屋推向市场。补偿费用除了包括房屋及其附属物补偿费，土地使用权外，还应包括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金。经济学者茅以轼认为必须提高现行的补偿标准，他建议应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再加 1O％比较合适。④货币安置补偿标准要以原地搬迂实物安置标准作为测算的主要依据。从价格上给房屋使用人一次性购房款额应达到本地段安置房的成本价比为合理。对被拆迁房屋所有人，拆迁人一般应按房屋的安置价格结合成新评估作价补偿，因此拆除自有自用的私有房屋，拆迁人按上述除一次性货币购房款外还应给一笔拆除房屋补偿费。同时对被拆迁房屋户的这种一次性货币补偿的 “买断”方式，要建立相关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体制，保障农民拆迂户应享有的权利。因此，当地政府应根据情况建立起符合村民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体制，使村民能够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二是在住房安置时，要坚持让利于民，最大限度地考虑被拆迁人的利益。一方面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想方设法确保被拆迁户拆迁安置后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要注意照顾村中不同需求对象对住房置换面积的多样性需求。农村房屋拆迂需要取消以户籍及有关条件要求为硬性标准的规定。要根据具体面积和人数来安排，在安置标准上可以这样：(1)一至二人户，原面积不足4o平方米，安置面积为40平方米：原面积在40至80平方米，按原面积安置：原面积超过80平方米的，安置面积为80平方米。(2)三人户，原面积不足50-T-方米的，安置面积为5O平方米；原面积在5O至11O平方米，按原面积安置：原面积为超过1O平方米的，按原面积安置1 10平方米。(3)四人

以上户，原人均面积不足15平方米的，人均建筑面积15平方米安置；原人均建筑面积在15至35平方米的，按原面积安置：原人均建筑面积在35平方米以上的，按人均面积3S平方米安置。被拆迁人在同一拆迁范围内有多处合法住房的，应合并计算其原住宅房的建筑面积这样就可以很好地照顾到不同家庭的情况。例如，对单身老人或 老龄夫妇群体来说，原有面积大都在100平方米左右，还给他原有住房面积，置换成两套住房，一套自己使用，一套出租流转，可以辅助解决养老生计。他们虽然享受医疗和养老保险，但已经完全失去社会工作能力。实践证明，以这种的置换方式，能够有 效化解相当～部分农村老人的生计困难。再比如，对身边有婚龄子女同居的农民，也应考虑到他们子女的婚嫁住房需要，适当调整和加大置换面积。还有，为了保障农村独生子女国策的长效实施，住房置换也应体现某种优惠等等。另一方面对村中那些生活有特殊困难的被拆迂户要采取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使他们亲身感受到党的政策的温暖，千万不要动不动用法律法规吓唬人，要以一个平常心进行换位思考。在建立被拆迂房屋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同时，规定对被拆迂房屋农民中的特殊困难群体，包括以往历次征地己安置和保养的人员，凡符合要求和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允许其按照有关规定申办和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同时可设立住房保障线，对被拆迁的特殊困难户给予照顾，规定被拆迂农民获得的货币补偿款金额低于本市当年最小户型的经济适用房总价，拆迁人应当将其拆迁补偿款补足到这一标准，保证每一户被拆迁农民至少都能得到一套最小户 型的经济适用住房。三是对于土地征用拆迁房屋的补偿，可以采用 “分年补贴” 建立 “以土地换社保”的新机制，建立起以土地经营权为中心的 股份合作制，让农民拆迁户以土地入股的方式，使农民成为集体资产或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个股民，赋予了农民长久拥有集体资产 股权和分红权利，而不至于有些农民用完补偿费，使日后的生活 失去了经济来源，成为 “贫民”。这种“分年补贴”的长久保障 方式，有效地保障了农民生活。总之，农村房屋拆迂补偿应遵循 公平的原则，公平地补偿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有利于社会的安定。

(三)在政府行为上，要做到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必须从商业性的拆迁活动中完全退出，要转变观念，改变直接进行房屋拆迁或者代替拆迁人进行房屋拆迁的错误作法。政府专心扮演裁判员的角色，切实转变职能，依法行政。拆迁管 理部门要与拆迂单位、拆迁评估机构分离，确保拆迁管理部门独 立、公正地履行行政管理职责。即使是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益 事业建设项目，也应当成立项目法人或委托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 企业去承担，主管部门决不能直接充当拆迁人或者接受委托拆迁。总之，村中房屋拆迁时，本地政府都要以正规程序来进行，有相应部门管理。二是对于大旺本地政府转授权行政方面，要严格根据立法法 的规定，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权力，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行政机关。按照 《立法法》第八条规定，涉及对民事基本权利及财产权利的调整只能由基本法律调整。《宪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基本法律的制定主体只能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此，从法理上说，拆迁房屋应由宪法等相关的上位法作出规定，并符合严格的法定条件三是地方得到行政授权行政中，可以建立起法治化的利益表达机制，把农民的利益表达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提高部分执法人员的素质，对于上访的农民要耐心积极对待，使农民的利益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又能使政府行为受到严格规范。总之，完善局面房屋拆迁工作，保护被拆迂人的利益，是十分重要的，需要政府，社会、人人共同努力。

第三篇：城市房屋拆迁中公权与私权的冲突与和谐

河南农信考试网

www.xiexiebang.com

城市房屋拆迁中公权与私权的冲突与和谐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步伐加快，随之而来的房屋拆迁工作成为了重要的内容。但是，由于目前我国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执行程序的失当以及中国传统的义务本位思想的影响，加上对公共利益名义的滥用。大规模的城市房屋拆迁目前仍处于无序状态，大量的违法拆迁现象层出不穷。为了使公私权二者由冲突转为和谐，有必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控制公权，保护私权，提升私权在法律中的地位，以此来完善我国现有的城市房屋拆迁制度。

【关键词】

房屋拆迁 公权与私权 冲突与和

一、我国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的概述

（一）城市房屋拆迁中的法律关系

一般认为，房屋拆迁法律关系是指拆迁法律规范在调整拆迁当事人（包括拆迁人、被拆迁人、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及有关国家机关）的行为过程中所形成的他们相互之间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城市房屋拆迁涉及多方利益，既关系到拆迁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又关系到国家建设和城市规划的具体落实，因此，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乃至参与。其中，以保证拆迁行动的顺利进行。当前，城市房屋拆迁以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协商拆迁这种民事行为为基础，同时以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干涉为后盾，这种特殊性使房屋拆迁关系到城市的发展、环境的保护和人民的安居乐业。这样一来，一方面有关行政机关与拆迁当事人就形成了行政法律关系，如拆迁许可证的申请和颁发、拆迁纠纷的行政裁决等。另一方面，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对于补偿安置及拆迁期限等问题通过平等协商的解决，又属于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

1、行政法律关系

为了保证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有序进行，同时为了满足和服务于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目的，行政机关有必要对拆迁活动进行一定程度的管理，通过拆迁活动的行政许可来规范城市拆迁活动的有序进行，这样行政机关就和拆迁人或被拆迁人就形成了一种行政法律关系。这种行政法律关系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与拆迁人之间因房 河南农信考试网

www.xiexiebang.com

屋拆迁许可证审批颁发而发生的行政法律关系。任何单位和个人需要拆迁房屋，必须持国家规定的批准文件、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向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提出拆迁申请，有关部门对其进行审查从而决定是否予以批准；

（二）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和被拆迁人之间因房屋拆迁公告而发生的行政法律关系。房屋拆迁许可证一经发放，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应当将有关拆迁的法律规定的必要事项以公告形式对外公布；

（三）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与拆迁人或被拆迁人之间因违法行为的处罚而发生的行政法律关系。拆迁人或被拆迁人违反房屋拆迁管理规定时，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有权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四）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因达不成房屋拆迁协议时由行政机关进行裁决发生的行政法律关系。

2、民事法律关系

因为房屋的拆迁涉及到被拆迁人的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问题，在行为上表现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拆迁协议的订立以及拆迁委托行为的发生，依据民法有关理论，这是一种民事权利的产生、变更和转移，从而就形成了一种民事法律关系。拆迁人和被拆迁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在拆迁活动中平等享有保护自己民事权益不受侵犯的权利；平等享有不服拆迁行政管理行为，并申请行政裁决和民事诉讼活动的平等享有变更、放弃或处分自己权益的权利；同时也都有遵守拆迁法律、法规和拆迁期限以及接受拆迁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管理、监督的义务。一句话，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只涉及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双方，行政管理部门在行使行政管理职能时不得越位。

（二）城市房屋拆迁的种类原则

根据拆迁人的不同、拆迁目的的不同，可以将现实中的城市房屋拆迁区分为: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这种划分便于考察现实中的拆迁运作模式。

1、公益性拆迁

我国现今城市房屋拆迁大多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这样的拆迁我们称之为公益性拆迁。公益性拆迁其实只是政府代表国家对私人房地产或集体房地产的一种行政征收，是国家行使公权力的一种表现。它一般由政府的具体部门(例如城市建设部门)作为拆迁人，申请拆迁许可，然后实施拆迁并给与被拆迁人补偿。由政府部门进行的城市公共项目建设拆迁，不以营利为目的，着重考虑的是社会效益，较容易获得市民的支持。但实际情况有时并非如此简单，在这些为公共项目建设目的而进行的拆迁中，政府还会通过招标、投标等方式，委托开发商、拆迁公司或政府下属项目公司具体实施拆迁行为，并由他们完成对拆迁人的补偿。补偿资金有些是由政府拨款，但越来越多的是由受委托人自己筹集。但他们是以盈利为目的 河南农信考试网

www.xiexiebang.com 的企业法人，让他们参与纯为公共事业的项目且自筹资金补偿受拆迁人，是否不合常理?但只要看看现实的做法，就很容易理解。例如，政府将其他地块以优惠的价格出让给拆迁人，甚至免掉该地块的土地出让金，或者把具有经营性的公共项目，交由企业经营，从该项目中，企业获得的利益将高于它们的付出。

2、商业拆迁

这是由房地产开发商或其他企业法人进行的，包含商业利益的拆迁，例如，为了建设商业区、商品房住宅区等项目的拆迁。在这些项目中，拆迁人不是政府，而是企业法人。在得到拆迁许可之后，他们与被拆迁人就补偿费用、补偿方式和补偿范围等问题进行协商，补偿资金由拆迁人自己筹集，政府不再给予拨付。商业拆迁使得民营资本进入，房屋拆迁更加活跃，但也暴露了拆迁人为了过分追求利润而不择手段的弱点，因此存在于商业拆迁中纠纷较多。

（三）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存在的问题

1、政府角色的错位。

政府是城市的规划者,在城市规划者眼中，只有通过拆迁才能实现其理想规划蓝图，在政府领导者的视域里，也往往把拆迁作为取得政绩的有效渠道，因此导致政府在拆迁过程中扮演了不光采的角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⑴在某些经济水平相对落后地区，政府把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其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往往盲目规划拆迁然后把土地挂牌出让，这实际上是一种商业化的运做，目的使规划拆迁土地利益最大化。政府成了只赚不赔的商人，带有商业气息的政府，在考虑被拆迁人权益时当然无法去维护被拆迁人应有的利益。

⑵政府是拆迁政策的制定者，但是在很多地方又是拆迁活动的具体实施者政府以发放拆迁许可证的形式将拆迁权授予拆迁人，由拆迁人（大部分为房地产开发商）负责具体的拆迁活动实施，自己淡入幕后，但实际上政府仍扮演拆迁人的角色。拆迁补偿标准也是由政府制定的，且在处理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致使被拆迁人的权利根本无法得到应有的保护。

⑶多数地方政府在拆迁过程中，亲自上阵，动辄组织公安、政府部门人员，甚至法院进行强制拆迁，以公权力对私权利强行干涉，激化社会矛盾，如发生在嘉和的案件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

2、补偿不公，制度存在缺陷。

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是指在城市建设和开发过程中，因拆除房屋而给予房屋所有人的补偿。根据现行的《拆迁条例》规定房屋拆迁补偿的具体方式有货币补偿，实行房屋产权调换 河南农信考试网

www.xiexiebang.com

两种方式。

补偿不公是城市房屋拆迁存在阻力的主要原因，追其根源，系制度缺陷所致。

⑴，某些地方政府以文件形式单方确定补偿安置标准，一般规定的标准较低，且有的连续数年不变，造成补偿费数额与市场完全背离，部分居民房屋拆迁后所获得的补偿款，远不能满足新购住房的需要，很多人会因此陷入贫困。

⑵实行房屋产权调换及货币补偿时未考虑区位因素，很多被拆迁房屋是被拆迁人世代居住的房屋，或者是专为子女上学，或上班及考虑买就医等而购买的特定区位的房屋，具有很大的综合价值。但是拆迁时，均将其作为一般的建筑拆除，并给与不合理的补偿，给被拆迁人造成巨大损失。

二、我国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公权与私权的冲突

（一）我国城市房屋拆迁中公权与私权的冲突的表现

公权是指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私权是指个人的权利，如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公权与私权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公权中的行政权与私权中的财产权的冲突。我国是一个有着浓厚的行政干预色彩的国度，行政权力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只是有些不再是赤裸裸的干预，行政干预变的更为隐蔽，如实施行政许可、行政裁决以及行政权在私权中的优位权。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第16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第17条规定“被拆迁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地的市、县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这两条规定实际上是赋予了政府有关部门在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强制拆迁权，因为以行政裁决的形式强制干预了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订立，代替了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合同当事人对各自权利的意思表示，以行政手段干涉了民事主体自由处置其财产的权利。

政府在城市房屋拆迁中的角色有两种：一是以土地所有者的名义；二是以社会管理者的名义。由于政府拥有土地所有权并不构成强制的理由，相反，政府不拥有土地使用权构成了不能强制的理由，因为强制拆迁的本质就是政府单方面收回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是一种物权，房屋拆迁的基础是房地产交易，无交易则无拆迁。只要国家不收回私有房屋的土地使用权，拆迁的实质就是一种私法意义上的履约行为，而非行政法上的概念。政府的强制拆迁只能发生在一种前提下，即政府强制性的收回新幅土地的使用权，只有土地使用权被政府合法的强制性收回，才会产生强制拆迁的行政权力。政府是城市改造的主导者，这为政府行政权力介入公民的私权提供了一个理由。建设部以为副部长曾明确指出有的地方政府个别领导为了追求“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不顾当地的经济实力，盲目扩大城市建设和拆迁规 河南农信考试网

www.xiexiebang.com

模，造成了拆迁补偿不落实，拆迁安置方案不落实，侵害了拆迁户的利益，引发了一些恶性事件。在城市房屋的强制拆迁中，行政权力对私权的侵犯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拆迁决策阶段公私权的冲突

在征地项目的决策阶段，公民根本没有知情权，更不用谈发言权。往往是政府立项之后以通知或者文件的形式下发到被征地社区，公民唯一的选择就是接受，公权与私权处于完全不平等的状态。《拆迁条例》第6条规定:“拆迁房屋的单位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后，方可实施拆迁。”该规定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拆迁人所享有的拆除被拆迁人房屋的权利是基于政府的行政许可而不是基于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实质上，在房屋拆迁中，拆迁人的拆迁权利来源于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而政府的房屋拆迁许可只是意味着拆迁人具备了实施其拆迁权的法定的条件，具备了实施拆迁的主体资格，从而可以行使房屋拆迁权。《拆迁条例》没有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作为申请房屋拆迁许可证的法定条件，在实践操作中十分有害。一旦拆迁人获得了拆迁许可，就可能以政府为后台与被拆迁人进行强制性谈判，而被拆迁人往往会基于政府事先对拆迁的许可产生思想上的被动，以致在与拆迁人协商时不能积极的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样一来，由于政府事先的行政许可，事实上拆迁双方当事人失去了平等对话的平台，被拆迁人的权利极易遭受侵害，这样非常容易造成私权利主体对政府的不满并引发公私权之间的冲突。

2、强制拆迁造成的公私权的冲突

《拆迁条例》第17条规定:“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这一规定意味着被拆迁人对拆迁补偿不满意时有可能被政府强制拆迁。政府或其他行政部门在拆迁过程中采用恐吓、胁迫以及停水、停电、停止供气、供热等手段强迫被拆迁人搬迁或者擅自组织强制拆迁的违法行为屡见不鲜，部分强制拆迁人员的素质低下，野蛮粗暴的拆迁行为时有发生，更有甚者聘请黑社会人员暴力殴打被拆迁人。拆迁人、接受委托的拆迁单位有的还以法院强制执行来吓唬被拆迁人，严重激化了与被拆迁人的矛盾，也使法院的拆迁执行工作陷入了被动的局面。即使法院审判后结果表明行政裁决有错误，但那时强制拆迁可能早已结束，被拆迁人的房屋已不可挽回地被拆除。迟到的正义便不再是正义，面对着断壁残垣，法院的判决将成为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这非常不利于被拆迁人的权利的保护。

3、拆迁补偿不合理造成的公私权的冲突

拆迁矛盾的实质在于利益冲突，拆迁作为一项民事法律行为，应贯彻和体现等价有偿 河南农信考试网

www.xiexiebang.com

原则。拆迁当事人之所以难以达成补偿安置协议，就在于对被拆迁人的补偿不合理、不充分，侵犯了被拆迁人的财产权。而政府的不当干预往往加大了这种补偿的不合理性。首先，拆迁补偿的费用和标准偏低。房屋拆迁补偿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对拆迁房屋进行准确估价，在房屋拆迁中实现等价有偿，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财产权利。然而，目前拆迁补偿的通行做法是政府通过规章或其它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规定拆迁房屋所占用土地的地价及房屋建筑安装费用等其它方面的补偿标准，导致《拆迁条例》所规定的市场评估方式形同虚设，很多地方的拆迁补偿确定也不需要中介机构的参与。这样一来，拆迁补偿费用实质上仍由政府决定，而政府规定的补偿标准往往偏低，损害了被拆迁人的利益。其次，补偿的范围偏小。在拆迁活动中，被拆迁人丧失的不仅是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权，还有房屋及其附属物所占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但是，1995年建设部的《关于拆迁城市私有房屋土地使用权是否予以补偿问题的复函》中明确规定：“拆迁城市私有房屋应当严格执行现行有关法律和《拆迁条例》，并按照规定对拆迁的房屋进行安置补偿”。也就是说只对房屋进行安置补偿，而对房屋所有人的土地使用权损失则不予补偿。《拆迁条例》和各省市制定的实施细则中关于土地使用权补偿问题上，大都继续沿用该规定，对土地使用权损失不予补偿。最后，我国房地产评估事务所绝大多数由政府职能部门的下级部门发展而来，虽然形式上实现了与政府脱钩，但在人事、财务等方面仍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前所述，政府的利益常常与拆迁人的利益暗合，加之政府权力的“寻租”，一旦官商勾结，政府就会站在拆迁人一方，房地产的价值势必会被低估，势必侵犯被拆迁人的利益。

（二）我国城市房屋拆迁中公权与私权的冲突的原因

按照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在自然状态下，人们解决共同防卫和其他公共事物成本很高，人们通过契约让渡部分私权，共同组建国家，解决公共事物，由于国家是社会契约的结果，所以人们有权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使之不干涉人们的“私域”。在社会契约理论的理想模式下，私权能够有效的对抗公权对它的侵袭，公权也能够进行有效自律，那么，公权与私权之间应该不会发生冲突。但是，在城市房屋强制拆迁的过程中，公权频频侵犯私权，公权与私权相冲突的原因何在呢？

1、公权与私权在法律配置上不合理。当前，调整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的法律，主要有我国宪法、城市规划法、土地管理法、民法通则、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合同法、民诉法、行政诉讼法等。实践中最具操作性、与当事人利益最密切相关的是“拆迁条例”以及各地政府出台的相关行政法规、规章等。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则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社会 河南农信考试网

www.xiexiebang.com

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用或征收并给予补偿。”这一条款并没有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且国家对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征用。《房地产法》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均规定了公权的优位权，对私权的重视和保护完全不够。因此，公权与私权在法律上的配置不合理也引发了两者的冲突。

2、强制拆迁的程序不合理。强制拆迁行为赋予行政机关极大的权力，同时必然对被拆迁人的私权利造成侵害，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在执行时本应该慎重，避免冲突的发生。然而，在实际的强制拆迁中，哪些具体行政行为可由行政机关自行执行，哪些必须申请人民法院执行，法律上并没有统一明确的标准，房屋拆迁行政强制执行权限划分不清。此外，根据《拆迁条例》被拆迁人对拆迁不服的可以向行政部门申请裁决，对裁决不服的可以向法院起诉，但拆迁人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拆迁安置用房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这样一来，实际上在法院审判之前房屋就会被强拆，房屋的物权就已经灭失，即使被拆迁人最终胜诉了，想再恢复自己的房屋已没有可能。而纵观世界各国的房屋拆迁法律制度，很少看见“强制拆迁”之类的字眼。特别是在西方国家，他们注重对私权利的保护，在房屋拆迁过程中，居民在自身的财产权最终被征收或征用之前有多次机会争取自己的利益，例如要求谈判、请求仲裁或提出诉讼，即使法院做出了最后的判决他们也有权在获得了政府的赔偿后才交付自己的财产权。而在我国，强制拆迁的现象到处可见是引起城市房屋拆迁中公私权冲突的重要原因，极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和发展。

3、利益冲突。在强制拆迁的利益博弈中，公权的享有者和行使者是政府有关部门，主要是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相信政府是“大公无私者”的想法是非常幼稚的，以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为代表的行政机关不仅拥有自己的合法利益，而且还在积极的谋求种种非法利益，如寻租和设租利益等。由于政府行政权力天然的侵袭性特征，行政机关具有将种种非法利益合法化的倾向，在这一过程中，公权与私权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公权的膨胀势必造成私权的萎缩。因此，利益冲突必然引发公权与私权的冲突。

4、对“社会公共利益”名义的滥用。在强制拆迁中，政府是城市改造的主导者，地方政府经常自负的相信，强制拆迁尽管给一部分人造成了不便和损害，但最终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套用影片《英雄》中的一句话“一个人的痛苦放到天下去看，就不再是痛苦。”然而，利益的得失只能由构成集体的个人来衡量。所谓“公共利益”，无非就是在公正规则下各方所获得的利益总和。在强制拆迁中，如果当事人各方严格的按照公正的规则进行讨价还价，而政府仅作为公正的裁判，对利益冲突作出不偏不倚的裁决，由此得到的结果，理所当然的增进了公共利益。但遗憾的是，许多强制拆迁行为名义上为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河南农信考试网

www.xiexiebang.com

实为“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己私利或某些人的利益”，公民对这种言行不一的公权的形势显然深恶痛绝，引发了人们对强制拆迁行为的抵触，公权与私权相互冲突也就成为必然。

三、我国城市房屋拆迁中公权与私权的和谐

（一）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

中国现行法律中，有关拆迁、征地的“公共利益”的相关规定主要有：《宪法》第10 条第3 款；《土地管理法》第58 条第1 款；《城市房产管理法》第6 条、第20 条；《物权法》第42 条；《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42 条，以及《城市房屋拆迁条例》第3 条。虽然《城市房屋拆迁条例》没有明确表达“公共利益”一词。但从法律渊源上来看，宪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产管理法、物权法等属于法律，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在法理上，行政法规不得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因此《城市房屋拆迁条例》第3 条的有关规定，应当属于“公共利益”的概念。不难看出，拆迁中有关规范土地征收、征用行为的法律，对公共利益的范围并未明确界定。王利明教授认为公共利益难以界定的原因是：“即使是商业利益，也会因为涉及税收、就业等问题，从而间接地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所以，无论是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还是物权法都难以做出统一的界定。就立法技术而言，立法者最终选择了规避或者放弃。法律条款不直接规定公共利益的范畴，可能灵活地回避了一些问题，逃避了争议。但从长远来看却带来更大的问题。对公共利益界定的模糊，导致了公共利益的泛化。使政府部门在行使权力的时候，时常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介入民事法律关系。公共利益明确界定的缺失，致使在拆迁实践中明显是商业开发，却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获取拆迁许可证进行强制拆迁，以满足商业开发对土地的需求。遇到拆迁纠纷，拆迁人总以公共利益为由为其拆迁进行抗辩。同时，在处理拆迁矛盾的司法实务中，司法部门对公共利益的判断享有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导致在对于城市拆迁中公共利益的认定上，不同的利益群体有截然不同的判定结论。正是目前相关法律对城市拆迁中公共利益界定上处于一种回避的态度，由此产生了众多的拆迁矛盾。

正是由于公共利益概念的广泛性、内容的发展性以及内涵的不确定性，采用列举或者排除式方法在法律条文中明确限定其范围是很困难的。既然法律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如此困难，我们就放弃给公共利益做出明确的界定，在法律上只需对公共利益的范围做原则性规定，将公共利益作为像“诚实信用”一样的抽象条款。我们可以考虑将城市房屋拆迁案件作为一项独立类型的专门案件，建立一套审理房屋拆迁案件的制定法与判例法相结合的混合体系，在个案中寻求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具体建议如下：（1）制定房屋拆迁特别程序法，明确房屋拆迁案件所遵循的判例法原则；（2）在法院系统内部设置专门的处理房屋拆迁案件的特别法 河南农信考试网

www.xiexiebang.com

庭，给予法官对于此类案件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并对进入房屋拆迁特别法庭的法官设立专门的考核标准，使房屋拆迁案件审理法官队伍职业化、专门化；（4）法院系统建立房屋拆迁案件归档制度，并将归档的各地影响较大的此类案件上升为判例法，同房屋拆迁特别法结合起来作为适用的法律；（5）建立完善的民众监督机制是重中之重。我们可以将房屋拆迁案件特殊化，法院在审理个案时，可以将以往的判例作为审理的依据，由此，公共利益的界定就交给具体的判例了。需要指出的是，房屋拆迁对老百姓来说是安身立命之根本，而对各地经济发展来说也构不成多大障碍（因为一户“钉子户”而导致飞机场等公共设施建设受阻的事例频频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而动辄强拆民宅古迹以加快当地经济发展的事件却屡屡发生在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所以，在个案中界定公共利益时，应以重视保护私权为原则，力争使公共利益的界定符合民众的标准而非政府的标准，正因为此原因，民众监督机制的完善显得尤为重要。

（二）公权与私权和谐的要求

在城市房屋强制拆迁中，公权与私权的冲突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在许多房屋强制拆迁事件中，政府动辄出动公安、防暴警察、房管、工商等部门在拆迁现场维持秩序，房屋虽然顺利的拆迁完毕，但是在政府的高压下完成的。放眼中国，强制拆迁中公权与私权的对抗与冲突愈演愈烈。因此，调和公权与私权的冲突势在必行。个人认为以下措施有利于改善官民之间的紧张关系，调和公权与私权的冲突。

1、限制公权，保护私权，提升私权在法律中的地位。如公民的私有房屋既是公民个人的私有财产又是公民的住宅，《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所以公民住宅除非在被依法征用的情况下，在未经房屋所有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对房屋进行拆迁即使对公民住宅权的侵犯，当然运用宪法保护私权还应当有相应的配套法律必需有相应的配套法律对公民的这一宪法权利加以保护。建设部颁布的并于今年3月1日开始实行的《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以下简称《规程》）从程序方面规定了很多有利于被拆迁人的制度规范，如规程中规定在拆迁过程中申请强制执行需集体讨论、强制拆迁前必须先调解、强制拆迁前要开听证会、不服行政裁决可以起诉、未经裁决不得强行拆迁、胁迫强制拆迁将被严惩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对被拆迁人权益的关注和保障。但是，个人认为，这些规定在调和公权与私权的冲突上是远远不够的，《规程》只是作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配套法规，法律效力不强。因此，我们有待于在《宪法》、《房地产法》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控制公权，并对私权提供实在的保护。河南农信考试网

www.xiexiebang.com

2、修改有关强制拆迁的相互抵触的法律条款。权力来源法律的授权，权力的合法性也来源于法律的规定，公权与私权的冲突实际上是法律之间冲突的体现。《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条款内容如前所述）的规定明显与《民法通则》、《合同法》、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相冲突。《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第七十五条规定“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侵占、哄抢、破坏或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合同法》第四条也规定了“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按照法律效力的等级，国务院在制定《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理应不得与上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法通则》、《合同法》等相关内容相抵触，但是，在中国，由于立法技术的落后和粗糙，存在相互抵触的法律条款已不是什么稀奇事。法律条款之间的相互冲突不仅影响了法律效力的发挥，还给行政权力的非法侵入以可乘之机。

3、严格规范政府行为，依法拆迁。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应该把保护被拆迁人的利益放在首位，合理处理政府、被拆迁人、拆迁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首先建立健全各级拆迁管理机构，规范拆迁管理机构职能，真正做到拆与管分离，科学合理制定拆迁规划方案，正确处理城市发展与低收入群体生活保障问题的关系，避免人民群众因“拆”致贫。

其次，严格规范拆迁前置程序，通过正当程序来控制政府权力，必要时实行拆迁听政制度，如对成片的大规模拆迁应首先由专家进行论证，然后组织由被拆迁参加的听证会，让群众对拆迁范围，补偿标准等发表意见，既可以充分保障拆迁对象的权利，又可以使拆迁活动顺利进行。

最后，在处理拆迁过程中的纠纷应弱化政府权利，强化司法权，运用司法权解决拆迁纠纷。因为在拆迁过程中，很多情况下，政府既是拆迁行为的实施者、受益，最后又是拆迁行为的产生纠纷的裁判者，容易计划矛盾，所以行政权应退出拆迁纠纷的解决，由法院运用司法权，作为裁决纠纷的手段，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政府公权利的限制，对私权利的一种更好的保护方法。

4、提高政府强制拆迁行为的成本。在经济学上，政府是被当作“经济人”来看待的，政府在行为时也象其他市场主体那样，计算着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当成本低于行为能够带来的收益时，政府就会做出行为，反之，政府就不会实施其行为。在前面的原因分析中，我们也分析了公权与私权冲突的原因之一是利益的冲突，因此，在相应的法规中，我们应该设计政府强制拆迁行为的法律责任时要考虑成本-收益。这样，能够从根本上遏止政府的强制拆 河南农信考试网

www.xiexiebang.com

迁行为，减少其对民事拆迁的介入，公权滥用的频率也就会降低，公权与私权的冲突也就得到了调和。按照宪法要求对有关拆迁法规进行违宪审查,规范法律制度及拆迁行为。

5、完善拆迁补偿制度，运用民法调整因拆迁补偿产生的纠纷。拆迁实践中,多数是因为被拆迁人认为补偿不公而拒绝搬迁,因此产生纠纷。实践中解决这种纠纷往往又是运用行政来解决，结果造成矛盾激化。

所以要有效解决纠纷首先应从源头入手，完善因现在拆迁补偿制度所造成的弊端。如在对被拆迁房屋价值评估上，应采用市场价格进行评估，充分考虑被拆迁房屋的区位，土地利用等综合因素确定价值，彻底改变现在政府定价，结果房屋被拆迁后补偿款远不够在原地买相同房屋的现状，彻底是广大被拆迁人摆脱后顾之忧。

其次在因赔偿数额以及是否拆迁上产生纠纷时应当适用民法尤其是《合同法》来调整。拆迁人实施拆迁对土地进行开发利用实际上是为了追求最大化的利润，与被拆迁人是民法上平等的民事主体，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所以在拆迁协商中，应当允许当事双方自由协商，以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结语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句古老的保护公民私权的经典话语，应是我们制定拆迁制度的思想指针，在致力于城市发展的今天，时刻不能忘记在法治社会，只有法律才是解决纠纷，寻求社会公平正义的最根本手段，要充分发挥司法维护公平正义的作用，及时化界因拆迁产生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发展。

四 结论

城市房屋拆迁是城市建设中不可回避的现象，但是，如何实现公权与私权的和谐相处，同样是法律不能回避的问题。但在现实中，由于我国目前房屋拆迁整体制度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公权本位思想在许多地方政府领导人和公务员头脑里仍根深蒂固，导致被拆迁人的私权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必须改革现有的房屋拆迁的游戏规则，从公益征收立法的角度重塑房屋拆迁制度，明确房屋拆迁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并为“公共利益”确定相应的原则和标准。同时必须通过转变立法理念、加强宣传教育等手段促使整个社会由公权观念向私权观念转变，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我国法律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参考文献

[1] 於向平,邱艳.房地产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70-71 [2] 王克稳.城市拆迁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河南农信考试网

www.xiexiebang.com

[3] 黄洁:城市房屋拆迁公共利益法律问题初探[J].法制与经济，2007，（7）.[4] 王怡.论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强制权[ N].南方周末, 2003-09-11,(11).[5] 秋风.拆迁中的政府角色[ N].南方周末, 2003-10-23,(11).[6] 王利民.我国民法典重大疑难问题之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6:410-416 [7] 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81.[8] 黄河.房地产法[ 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25.[9] 黄洁:城市房屋拆迁公共利益法律问题初探[J].法制与经济，2007，（7）[10] 张殿军.城市房屋拆迁与公共利益的界定[J].法制与经济，2006，（5）[11] 李俊.城市房屋拆迁程序合法化思考[J].公会论坛，2009，（3）

第四篇：房屋拆迁委托合同

房屋拆迁委托合同

甲方：

乙方：

甲方因建设需要，须拆迁位于湘潭市岳塘区书院路26号27户的房屋，为了加快房屋拆迁工作进度，确保整个工程建设如期竣工，甲方委托乙方负责办理房屋拆迁工作。经甲乙双方自愿平等协商，签定本合同。

一、拆迁范围：

湘潭市岳塘区书院路26号1-6栋，共20户，建筑面积约1200平方米。

二、补偿标准：

以原新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住户签定的安置补偿协议为标准，并结合各户的实际情况予以部分价格浮动。

三、拆迁服务费及付款方式：

甲方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总费用的10%向乙方支付服务费。本合同签订后5日内甲方预付乙方5万元，尔后根据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分批付款，即每累计拆迁服务费超过4万元时付款2万元；拆迁完毕移交全部资料时余款一次性付清。

四、双方责任：

1、甲方责任：

①向乙方提供拆迁所需的文件资料；

②派专人积极配合乙方工作；

③按本合同第三条规定付款。

2、乙方责任：

①负责摸底调查，宣传动员，丈量登记、计价复核、补偿安置、搬迁腾房等拆迁工作；

②负责组织甲方与被拆迁人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在尽短时间内完成拆迁任务；

③拆迁工作完成后，向甲方移交有关拆迁档案资料。

五、违约责任：

双方应认真履行本合同各项条款，如一方违约应承担总服务费10%的违约金支付给对方。

六、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解决。

七、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并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乙方：

2010年5月7日

第五篇：房屋拆迁协议

房屋拆迁协议书

拆迁人甲方：#######

被拆迁人乙方 ：姓名性别族别身份证号姓名性别族别身份证号

甲方应小城镇发展建设需要，实施有偿改造####危旧住房。方案以抓住机遇，改造民生基础设施为契机，改善团场居民生活条件，既要保证团场整体建设规划工作的落实、又要兼顾团场与个人二者利益的原则，现依据现行房屋折迁等有关规定，经甲、乙双方协商，就房屋拆迁、建设等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团部房屋产权置换

原有住房面积：原主房平方米，原附房平方米；共置换（新建楼房/商业门面，）平方米（注：住房暂定133平方米，置换套数内按500元每平方米；门面房暂定45平方米，置换套数内按2000元每平方米。房屋建成后按实际面积多退少补。），拆迁户置换订购新建楼房住宅（由搬迁户本人选择，不得更换。商业门面采用公平公正的方式选定门面）。房屋面积置换后，新建房剩余面积，甲方按照房屋产权置换标准收取乙方差额面积房款元，先预付50%作为定金，预付定金元。剩余房款在工程竣工后，甲方有权无偿收回房屋产权。

二、补退差额及交付房屋责任

甲方建设完成，验收后，新建楼房面积最终差额缴纳完后发放钥匙。

如有未交够补差额款的，房屋钥匙一律不给予发放，未经甲方同意（交钥匙），有私自使用的，甲方有权清理或交执法部门处罚，并按有关法律、条列进行处罚（因房屋所有权未交接、置换，房屋属甲方管理权利范畴），如乙方不能在工程竣工15天后缴纳剩余房款的，甲方有权无偿收回房屋产权，面向社会出售。

三、安全事项

建成后的适用楼，乙方在使用过程中严禁砖混结构加筑楼层隔间，需加筑楼层隔间的建议使用板材框架式轻型材料，以确保整体建筑的安全使用，如有违反者，造成的一切后果自负。违约者按建筑面积的工程造价给予甲方补偿，并处相应罚款。

四、拆迁相关事宜

签订协议人必须是房屋产权的所有人。协议签订后，乙方要保证甲方拆迁工作的落实（拆迁时间定为签订协议后二日），在甲方规定期限内必须全部搬离，乙方不得已任何方式干扰和阻扰甲方施工，乙方如果违约，影响甲方施工，按照甲方损失的三倍给予甲方补偿，并按有关法律、条例等规定，交与司法及公安部门处理。协议签订后原有房屋产权证明交给甲方。

五、此协议一式3份，甲方、乙方、财务科各一份。

甲方代表（签章）乙方（签章）

电话：电 话：

2000年1月日2000年1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