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西方文明史》读后感
我对民族主义的理解
1848年欧洲革命后，民族主义发展起来，据《西方文明史》的记载：民族主义可被定义为共同文化的认同感以及对其国家的忠诚，民族主义是在1850年萌芽的，”按概念的理解，我认为早在1850年以前就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民族主义，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强烈的认同感和忠诚，美国的独立战争可能要在1850年以后，法国大革命就不可能可以进行那么久，还有席卷整个欧洲的革命风潮，他们的革命就不只是单纯的反殖民反封建反压迫，我觉得应该不是，像发生在1566年的尼德兰革命，被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南北双方代表在召开三级会议的时候一至通过了《根特协定》这个协定里面有一项内容是：“宣布恢复尼德兰的统一和各城市原有的特权，废除西班牙总督阿尔伐颁布的迫害异端没收财产的一切决定，决定各省联合，共同驱逐西班牙统治”他们为什么有统一，摆脱殖民压迫的想法？我觉得迫于客观原因外，还有一个就是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而这种民族自尊心恰恰反映出了一种对祖国的认同和忠诚（待续）
第二篇：西方文明史读后感
阅读这本书，是非常快乐、重建信心的过程，因为由渔猎采集社会，到农业社会，再到工业社会，人类尽管面临种种磨难——来自大自然的灾荒，来自人类自身创造的灾害，如战争、奴役等到，但人类从未被打倒过，作者在书中第五页写道“特定时代的人以符合其所处的特定环境和发展阶段的方式去努力解决他们生活中的问题，并使他们的生活颇有建树，西方文明史读后感。”
看来是的：西方科技进步导致人类对自然及自身命运的掌控能力提高、人类寿命的增长、活动范围甚至拓展到太空；民主制度的建立消除几千年来统治者对民众的高压统治、国际外交秩序与贸易关系的建立，改变了即往以战争做为得到资源的毁灭性手段。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下结论说‘进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西方文明史及西方社会的现状已经是证明。
可是，除西方发达国家之外的其他国家呢？近代世界所能享有的科技文明成果，几乎全部由西方世界提供，在农业文明时代曾经富裕兴盛过的两河文明、尼罗河文明、中华文明，不是彻底衰退，就是不断在演替兴亡的怪圈中循环，文明失去自我更新的能力，倘若不是西方文明的传播、冲击与滋养，这些文明古国现状将如何？
作为一个以增长见识为目的普通的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不自觉会将本身或本民族的遭遇所带给自己的疑问与阅读内容作对比：为什么西方文明能不断克服所面临的困难并改进，而我们的民族照通常所言，只能在朝代的兴替中循环不前呢？
为什么在公元1500年前后，西方基督教文明能一枝独秀兴起？什么是决定性的因素？是源于希腊文明的惠泽？是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或者是戴蒙德所认为的地理环境决定吗？
照此推论，一则未必不是倒果为因，二则难保不会为种族优越论者提供依据，读后感《西方文明史读后感》。何兆武先生曾经著文分析各国社会的发展形态，认为西方社会的发展轨迹是非常态的，可是他没有分析说为什么常态就是“衰退、停滞”？常态与非常态，内在包含何种不同的因子？
如果说西方文明中有进步因子，那19世纪的中国和日本，同样遭遇西方文明的冲击，为何日本文明能够很快得以新生成为亚洲强国，而中华帝国却不断受到屈辱。
倘若如某些学者所言，儒教文化的因循守旧该当此罪，那么日本从前也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该如何解释日本的成功？不管是从感情上还是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探究，不是单项选择题，不是多项选择组合，只有猜测。客观角度，说中华文明因循守旧，都不符合历史事实，正如美国史学家徐中约先生所言：“中国近代史，不只是被动应对外界入侵与压迫的历史，也是主动应对并变革的历史。”那么，又有一个问题产生：“什么是成功因子？”
追问历史，希望可以借古鉴今，可纵使史料浩繁，也不能涵盖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许这个问题会如我们在生活中的许多际遇一样，答案难寻，或者我们不应该去追寻“它为何演变至现在的状况”，而应着眼于了解“现在的状况是什么”？“现在的状况好吗？”“哪些是好的。”如果是“好”的，是否可直接“拿来”造福于我们的民族？
这些是我们的先人自1840年以来一直在思索的问题、是不会止息争论的话题，如果说中华文明以前所进行的变革的努力没有成功，是因为没有受到强大外力的冲击、推动与润泽，那么，现在，以开放的心态，借西方的眼来审视自己的不足并吸收养分，按照汤因比的理论，这次中华文明的自我更新是否会成功呢？身为一个中国人，是否可对自己的民族进步永怀信心呢？
这是我从《西方文明史》这本书得到的的思考与信心，只是不知道这路还会有多长？
第三篇：西方文明史学习心得
西方文明史学习心得
一直以来对西方的文化和文明都颇感兴趣，记得以前曾经拜读过余秋雨先生的《千年一叹》，被书里所描述和记载的古代文明所折服，似乎也随着作者一起踏上了寻找人类古代文明路基的征程。书中的一段话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文明之所以称为文明，是与它周际的生态相比较而言的，因此，它注定与野蛮和落后为邻。如果两方面属于不同的政治势力，必定时时起战火；如果两方面属于同一个政治范围，必定天天有内耗。”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先贤们就认识到，若要培养经国济世之才，就必须传授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在这里面有一半都是公共教育的范畴。西方的教育家也非常重视公共艺术教育，提出博雅教育、全人教育、通识教育。西方文明史课程，不仅可以提高教师的知识面，提高修养，最重要的是，可以影响课堂，树立人文教育的起点。西方文明史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是一门公共艺术教育，与很多专业学科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授课者须具备通识教育理念、深厚的西方文化知识沉淀以及东方、西方文明比较视野和清晰的语言表达能力。当然这对学习者也同样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学习完了清华大学外文系陈永国教授主讲的西方文明史，受益匪浅。陈教授从用其渊博的历史、地理、哲学、文学、艺术、建筑及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和启发式的教学方法从全新的视角论述了文化的定义以及文化与文明的关系，即“经过特定文化的教化、开化的过程就是文明的过程”。课程注重向我们展示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使我们对彼得拉克、薄伽丘、米兰多拉、马基雅维利、马萨丘、莎士比亚、洛伦佐·瓦拉、洛伦佐·德美第奇、若斯坎·德·普雷、波提切利、达芬奇、阿里奥斯托等艺术家和文学家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灵魂，那么人文主义教育就是恢复这种灵魂的精神食粮。要了解西方文化及文明发展历程，必须先了解西方文明史，进而了解形成西方人性格特征、国民性、思维方式、文化传统、以及与东方文明的差异的缘由。学习西方文明史，了解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有利于提高学习者的人文素养。东西方文化虽然产生于不同的背景，具有其各自的特点，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而是互补，两者之间相互学习、相互融合正是21世纪全球文化的发展要求。在全球化的时代，不管是大学教师还是大学生，学习西方文明史都是十分必要的，可以开拓视野，扩大知识面，了解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了解东西方文明的优缺点，有助于形成东西方文化相互交融所产生的新文化，把全世界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以和而不同、和谐共处的理念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服务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第四篇：西方文明史 古希腊神话论文
西方近代文化精神的重要源头古希腊神话
摘要：神话是一种文化积淀，也是一种民族意识的积淀，直至今天，它仍以无穷的魅力影响着现代人的生活。在漫长的西方文明发展史中，希腊文明曾放出璀璨的光芒。古希腊的戏剧、建筑、绘画、雕塑等都从古希腊神话中汲取养料。所以可以说，古希腊神话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源头。古希腊神话是西方文化百用而不厌其烦的素材，这已是人所共知的。本文重在试图探索西方文化从古希腊神话中汲取的两钟重要的精神血液即人本和理性，这两种精神恰是整个西方近代文化的两个主要精神。关键词：西方近代文化 精神 源头 古希腊神话
古希腊神话故事的形成时期很早，是远古一代代人集体创作的结晶。神话起初口传，后来见之于书面文字。它的最早的传世书面文献当推荷马史诗。史诗中除了主体故事外，还提及了许多其他的神话故事，那些故事显然在当时已是广为流传、普遍知晓的。在荷马之后不久有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的长诗《神谱》，扼要地记述了许多神话故事，并立力图把那些故事谱系化。古希腊悲剧的题材基本都是取材于神话，是作家对那些神话故事的现实理解的戏剧体现。希腊神话在人类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始终光彩夺目，经久不衰。
希腊文化源于古老的爱琴文明，和中国商周文明略有相像之处。他们是西洋文明的始祖，具有卓越的天性和不凡的想像力。在那原始时代，他们对自然现象，对人的生死，都感到神秘和难解，于是他们不断地幻想、不断地沉思。在他们想像中，宇宙万物都拥有生命。然而在多利亚人入侵爱琴文明后，因为所生活的希腊半岛人口过剩，他们不得不向外寻拓生活空间。这时候他们崇拜英雄豪杰，因而产生了许多人神交织的民族英雄故事。这些众人所创造的人、神、物的故事，经由时间的淬链，就被史家统称为「希腊神话」，西元前十一二世纪到七、八世纪间则被称为「神话时代」。神话故事最初都是口耳相传，直至西元前七世纪才由大诗人荷马统整记录于「史诗」中。我们现在所知的所有古希腊神话的故事都来自《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的《神谱》和《工作与时日》。《荷马史诗》包括《伊利亚特》和两部。《伊利亚特》记述的是古代希腊人与特洛伊人交战攻打伊利亚特的经过。《奥塞德》描写了希腊军返航途中的种种遭遇，荷马之后的赫西俄德写了《神谱》和《工作与时日》希腊诸神的渊源，历史的发端。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间，希腊三为悲剧大师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匹得斯的经典著作也极大的丰富了希腊神话的内容。古希腊神话主要包括神的故事、英雄传说。前者包括关于天地的开辟、神的产生、神的谱系、人的起源和神的活动等故事。古希腊神话里希腊有十二主神，他们住在希腊北部的奥斯匹斯山上。他们是管雷电的天神宙斯、天后家空之神赫拉、海神波塞东、太阳神阿波罗、月亮神阿尔忒弥斯、智慧女神雅典娜、爱与美女神阿弗洛狄特、战神阿瑞斯、火与工匠神赫尔斯托斯、众神使者赫尔墨斯、农神得墨忒耳、灶神赫斯提亚。此外还有小神仙爱神厄洛斯、学问和艺术女神缪斯、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古希腊神话除诸神外还有英雄传说，主要反映的是遥远的古代社会生活及人类心智、物质发展之后与自然的斗争，还有许多是反映人们生产斗争知识的。对与中国神话零散、片段化、孤立、情节简单不同，希腊神话自成体系、完整、情节丰富曲折，具有非常大的魅力。
古希腊神话中也有人兽同体的遗迹，他们是诸神的祖先。希腊神话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个部分。神的故事涉及宇宙和人类的起源、神的产生及其谱系等内容。相传古希腊有奥林匹斯十二大神。但古希腊神话的主要人物希腊十二主神都是与人同形、与人同性的，既有人的体态美，也有人的七情六欲，懂得喜怒哀乐，参与人的活动。神与人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永生，无死亡期；后者生命有限，有生老病死。希腊神话中的神个性鲜明，没有禁欲主义因素，也很少有神秘主义色彩。希腊神话的美丽就在于神依然有命运，依然会为情所困，为自己的利益做出坏事。古希腊神话中的神和英雄都有很强的世俗性。英雄传说起源于对祖先的崇拜，它是古希腊人对远古历史和对自然界斗争的一种艺术回顾。这类传说中的主人公大都是神与人的后代，半神半人的英雄。他们体力过人，英勇非凡，体现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豪迈气概和顽强意志，成为古代人民集体力量和智慧的化身。最著名的传说有赫拉克勒斯的十二件大功，伊阿宋取金羊毛等。希腊神话崇拜英雄，对英雄倍加热爱与颂扬，但并不以其是否有高尚的德行为评价标准，也不要求其以拯救人类为己任。英雄都是英勇无畏的，多半具有半神半人的特点。他们喜欢探险、征服、以勇武自豪，尽管这些英雄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却仍然受到人们的赞美。他们认为，英雄就是英勇而值得敬佩的人，不应因英雄的个人缺陷或彼此敌对而褒奖一方，贬斥另一方，坚持的是一种审美化的多元价值评价标准，希腊神话对美的追求，一方面造就了西方人热爱生活，勇于冒险，追求个性,崇尚英雄气质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另一方面，也以其恒久的艺术魅力催生了西方文化和艺术的繁荣与发展。
古希腊神话对人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希腊神话的影响程度较深，范围是世界性的。它的主体部分属次生态深化，主要表现的内容有：折射人际关系和社会现象的作品居多。古希腊文学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是极其深远持久的。希腊神话内容集中完整，系统化程度非常高，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完整最庞大的神话体系。后世的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也常常征引希腊神话其中的材料，艺术家特别是雕塑大师们更以神话人物或情节为范本，创作出享誉天下的佳作，在美术方面，达·芬奇、伦勃朗、卢本斯都有取材于希腊神话的名画，对希腊神话相继做出精神研究推动了人文科学的发展。奥维德的《变形记》是希腊神话稍加修改后的复述，西塞洛、恩尼乌斯、维吉尔的作品中也留有希腊神话的印记。现代主义的人文思想家们又惊喜地从希腊神话中发现一个自由、明快、充满原始生命力的世界，借鉴古希腊神话和戏剧，写出文学史的新篇章。从古罗马时代起，无数文人便把古希腊文学看成了他们不可企及的却试图攀援的高峰，古老神话中的诸神以及史诗、悲剧中的英雄在抚慰他们心灵的同时也激发了他们无穷无尽的创作源泉。古希腊神话对欧洲近代的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启蒙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古希腊神话中的以人为本的精神使人们从传统束缚中解脱出来。因此，希腊神话不仅是希腊文学的土壤，而且对后来的欧洲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是西方近代文化精神的重要源头。
参考文献：（德）斯威布《希腊神话故事》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五篇：世界文明史读后感
读《世界文明史》产生的几点思考和涟漪
五一期间选读了威尔·杜兰的著作《世界文明史》的部分章节，我不禁由衷地钦佩杜兰博士的对工作细致的精神与对历史的严谨态度。觉得该书文字通顺流畅、言简意赅；内容明晓流畅、栩栩如生，资料翔实、细致；评价客观；读起来觉得通俗易懂，毫无疲倦之感，真不愧为史学界的一大力作。
我拜读了这部著作“东方的遗产”、“凯撒与基督”、“卢梭与大革命”这些篇章的部分内容，这弥补了我在历史上的许多不足，实在使我感触良多，几乎读过每一章都有许多感想，激发起思维上的涟漪，无奈时间有限，加上自身认识和手头其他相关资料有限，我也不敢在老师面前造次，于是十分功利地选了关于对“中国与远东”中部分章节的读后感作为此次作业。
哲学家的时代
（一）关于诸子百家的缘起
威尔·杜兰评价东周时期的社会**时说到“在四分五裂，异常混乱的情形下，中国的精神生活表现出了蓬勃的活力，困扰了历史家的通则。因为在这失秩的时代里，树立了中国语言、文学及艺术等的基础；建立了新生活，即经济组织和规定而获致新的安定；以及产生了新文化，这种文化尚未将传统的暴虐与帝国政府溶解于一炉，但却为中国精神史中最富创造性的时期的社会架构。”（[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P453，东方出版社，1998年）在威尔·杜兰博士看来春秋战国时无疑是中国社会的一次大**，然而恰恰正是这个**的社会成就了中国文化的基础，是中国古代精神文明发展的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这似乎有违历史通则。这不禁让我对其产生了些许思考。
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多元性，诸子百家的兴起无疑是社会文化多元性的表象。然而缘何东周时期的社会动荡会成就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呢？最早对“诸子百家”的缘起作出解释的是西汉史学家和文化大家刘向，后来经其子刘歆的继承与发展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主要是说：在周朝“礼崩乐坏”之前，吏与师不分。换句话说，政府各个部门的官员便负责把有关这一部分的知识传下去。这些官吏和贵族诸侯一样是世袭的。按照这个理论，当后来周朝皇室失去权力时，官吏们也失去了原来的优裕地位，而散落民间，他们便以私人身份招收学生，传授他们知识。这时，他们已经不是“官”，而成为“师”。就在教师与官吏分化的过程中，兴起了诸子百家。（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P28，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刘歆甚至将各家具体出自于何种官吏都作了细致的划分，诸如：道家出自于史官，法家出于理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等等。刘歆关于各家来源的解释和分类虽然有许多任意牵强之处，但是他在归类的过程中充分观察了政治和社会环境，其所运用的思维方式却是十分先进的，故我们不妨把刘歆的理论加以修正：周朝时周王室——诸侯——庶民构成了其社会权力结构层次，而只有特权阶级即周王室和诸侯才享有受教育的机会，正是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的主导，就是说他们当然地负起了引导社会知识文化发展的责任。然而当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时，社会制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预示着固有的政治权利结构发生重大的破坏，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诸侯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失去了土地和封号，降为庶民阶层；另一方面，也有庶民由于其某些专长或其他原因上升成为官吏，融入特权阶层，社会学上将其称之为社会结构性流动。（易益典主编，《社会学教程》，P30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各诸侯国为了强化其国力所实行的政治改革更加速了社会结构性流动的过程（事实上各国的政治改革都含有与“打破贵族世袭垄断政治权力”相类似的举措。著名的商鞅变法就是很好的例子），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知识的官方代表散落民间，包括贵族和原本以一技之长服侍君王诸侯从而获得世袭官职的官吏，这就是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礼失求诸野”。他们通过专门的知识或技能开馆收徒，以维持生计，并游历诸国以期达到其政治主张。他们不同的专长或者思想见解经过繁衍和发展逐步成为各种不同派别。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诸子百家”。
西周的分封制造成的分裂局面和小农经济“自己自足”的特性造成文化交流的割裂为文化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产生提供了社会环境。
尽管自秦代到清代的两千多年间我国社会始终没有摆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周期律，然而却未曾发生过诸如东周时期的社会结构变动，其朝代的更替不外乎洛克总结出的：“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暴君，然而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往往要在革命的队伍中不加限制地树立一个新权威，这使得革命常常陷入推翻了旧暴君而产生了新暴君的循环往复过程中”的规律范畴。每一次分裂到整合从来未曾发生社会结构性变动，也就是说中国在社会制度变迁的过程上原地踏步了两千年。可以说这与后来中国在大一统的环境下确立并强化的政治体制、文化结构单一体制有极大关系，统治阶层的一元化即君主集权的强化使得中国社会从统治阶层内部发生制度性变革的可能性大为降低；而文化结构的单一固定使得平民很难超越一种固有的思维方式，从而导致中国的平民革命即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革命很难摆脱“洛克模式”的范畴。
（二）关于道家“出世”和思想的社会根源及其影响
在提到对中国社会文化影响最大的人无疑首推孔子，杜兰博士称其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P459，东方出版社，1998年），然而我们往往会发现中国人通常的行为准则常常与儒家所要求的相去甚远。我们在谈到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时，宗教对其的影响往往是不可估量的，直到今天对中国民众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印度传来的佛教，然而佛教传入中国后与印度固有的已经大不相同，其蕴涵的哲学思想与个人的修行方式却接近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所以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中国化的佛教或道化的佛教。这其中表现得最典型的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宗派——“禅宗”，它实际上是道家哲学和佛学两家精妙之处的汇合（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P182，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这里需要指明的是道教的哲学思想与道家思想是有差别的，实际上道教的哲学思想中综合了道家和阴阳家两种思想。
道家学说和道教在汉初和宋代分别达到了高峰，加之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带动影响使道家学说对中国民众的影响不可谓不深，最重要的原因是道家的学说与中国小农经济的经济结构异常相衬，这使得中国农民的思维方式往往与道家学说“暗合”，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更加深对中国农业经济的认识：中国人口分布自古就呈现区域性密集的态势，中国的人口密集区就造成中国精耕农业最主要的条件。精耕细作的农业以大量集中的劳动力放在小农庄上，以大量的劳动力来应付季节性的需求（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P22，新星出版社，2006
年）。由于土地产量有限，更加之实物田赋和各项田租，使得农民手中的可用来交换剩余粮食不多，而当土地霜冻期无法耕作时，短期农闲产生的剩余劳动力可以化为农舍工业的人手。而农舍工业的产生排斥了城市作坊工业，大大减缓了城市化的进程。农业本位思想催化出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得“中国精耕细作的历史背景，则是政治力量毁掉城市，毁掉作坊工业，毁掉私了家经济”（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P22，新星出版社，2006年）。这就促成了中国“小农经济”的根深蒂固，其自己自足的特性决定了其封闭性和隔绝性，这就为道家的“出世”思想提供了有利的背景和基础。
威尔·杜兰在 “古博真人”一章中关于老子的记载有：“但当人类获取„知识‟后，生活因种种机巧发明而变得繁忙复杂，心灵与道德的纯真也将失落殆尽……识见高远的人将规避城市的复杂，逃避腐败的文明，逃脱衰微的法令迷宫，而隐于大自然之中，没有城镇书籍、污吏以及徒劳的改革者，反可以游目骋怀，自寻乐趣。……”的描述。由此可见，老子的“出世”思想来源于其“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绝学无忧”的观点，我们很难评价这种观点是否正确，至少事实证明他的这种观点对于个人养生还是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的。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这个观点还可以推导出他“清净无为”的思想。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确实是统治者的梦想，西汉初期的社会经济复苏和繁荣正是“无为而治”的一次成功实践，事实上政府尽量减少以行政手段进行直接干预作为管理方式并取代以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被证明为是一种十分良性的管理模式。
然而我们民众持有的不完善的“出世”思想使之常常遇到社会不平等现象就“高高挂起，事不关己”、及其缺乏公民意识等特质历来为杂文家所批驳，梁淑溟先生评价中国文化有“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的特质，并举例说明国人圆滑：“中国人在相争之两造间，若一方先动武，旁观者即不直其所为；虽于本来有理者亦然。因情理必从容讲论而后明，一动武即是不讲理，不讲理即为最大不是。”（梁淑溟，《中国文化要义》，P245，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面对时间的不平等，我们通常表现出的并不同于印度那样的麻木并安于接受，寻求一种精神上的超然并把期望寄希望于来世，也不像基督教传扬的要行善于天下。通常中国的品德高尚之士会选择逃避社会现实，并独善其身的方式，这是中国君子的共性，他们傲然于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就好比与在春季开放的绝大多数花朵不同，菊花在秋季才绽放，故就连中国社会品德高尚的人士也往往对公众生活及社会公益事业态度漠然，鲜有会投身于社会公益，有投身于公益事业的也会常常因其行为违背其所处的社会群体的常规，而被视为“越轨行为”加以排斥。
革命与更新
“世界上曾有过巨变，唯有远东不变；现在远东却无所不变。这个最保守的国家，突然变成仅次于苏俄的一个最彻底改革的国家，它正以无比的毅力去破坏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些风俗和制度。这不仅仅表示这个自1644年所建立的朝代的结束，这是一种文化的蜕变。” 威尔·杜兰如是评价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中国（[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P552—P553，东方出版社，1998年），如果说东周的分封割据局面促
成了中国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社会大变动，那么清末的变革就算得上是第二次社会大变动，并且直到今天社会结构变动的余波尚在，或者说这样的社会变动还没有完全结束。
比较两次社会变动与中国其他时期的分裂和社会动荡，实际上有许多共同的特点：
首先，社会危机爆发的起点首先出现在社会统治阶层内部，也就是说变革的开始阶段都是自上而下的。分封制为日后的分裂埋下了伏笔，同时也促成了文化上的多元性和地域性，而在各诸侯国内实行的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变法，往往都含有打破统治阶层世袭制的措施，这其中又以“商鞅变法”最为彻底，其“按军功授予官职”的措施实质上打破了贵族对官职的垄断，使平民也有可能融入社会上流阶层。而清政府在清朝末期对“科举制”的变革实质上打破了对固有的人才选拔制度，成为了清末民国初社会结构变动的开始，唯一不同的是相比较前者，后者的变革有很大程度上是受外来因素的影响。
第二，两者都打破了固有的社会流动模式，形成了大规模的社会结构性流动。很显然，固有的社会体制的重构，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动必然会带来社会的结构性流动。所谓的结构性流动是指由于社会结构变化而引起的大规模的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易益典主编，《社会学教程》，P30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根据这个定义的理解：这种类型的社会流动必然是涉及阶级、阶层的转移和流动，也可以说流动是由于阶层结构的变化引起的，而流动本身也将引发新的阶层或阶级结构的形成。东周时期表现出的是贵族对权力垄断的打破，这在文章前面已经有了阐述。而在近代中国则表现的是“传统的士到现代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大转变”。（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第6期，转自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摘自思文网），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处于社会结构中心地位而居“四民之首”的士不仅逐步完成了到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转变，而且其本身也失去了其原有的社会中心地位，随着这些人的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由于较早接受新思维而被排除在社会主流阶层之外的那些新知识分子，以及学识和身份都处于新兴的城市与衰落的乡村以及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小知识分子，四川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志田将其称之为“边缘知识分子”，按照罗志田的理论“边缘知识分子”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科举制的废除“科举制废除的当时就断绝了已成年而尚未“进学”的大量读书人成为士的可能。在新教育体制下，任何读书人到了一定年龄还未跨入知识分子阶层，就已不再有希望。从清季到今天，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容量与同时期中等教育的毕业生数量相比，一直相当微小。从这个视角看，近代教育的开放性是不及以往的。在传统的读书做官心态影响尚大（意味着大量的人要走读书之路），而高等教育机构的容量又甚小的情形之下，势必产生大量的边缘知识分子。”（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摘自思文网：）
第三，二者都引发社会制度的重构。并产生了新生的社会阶层。正如前面所说的，两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新的知识阶层。
第四，在两者所处的不同时期中国社会都没有一个主导性思想，或者说缺乏一个完整的主流社会文化体系。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派众说纷纭，互不相让。同样的，在近代中国，随着“西学东渐”，主要是公费及自费出国“以期寻求救国图存之道”的留学生带来了大量的且互不相同的西方先进思想，加之旨在推翻“封建礼教”的“新文化运动”严重冲击了两千多年植
根于国民（主要是知识分子）心中的儒家思想，原先的主流思想受到抨击，不能发挥其核心作用，这更为多种思想文化的兴起提供了条件。运用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又译迪尔凯姆）的“失范理论”来解释就是：当一个社会因规范丧失了制约的力量，那么原有的社会将出现行为规范、文化价值体系处于全盘解组的混沌无序状态。（文军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典传统与当代转向》，P7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而这个时候的中国的传统思想已经或逐步地丧失了其原来的控制作用，整个中国文化也相应地呈现了无序的状态，这为各种西方学说在中国的兴起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一时间，“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工读主义”等等“主义”交相辉映，引发了中国思想界的又一次学术争论高峰。正如威尔·杜兰所说的：“他们研究西方的哲学，失去了对祖国宗教的信心，他们在这种教育和新环境的鼓舞下，崇尚急进的思想，而反对祖国的旧文化。年复一年成千的这些急进的青年回到了中国，他们不满于他们祖国改革的缓慢和物质的落后，在每一个城市种下了怀疑和革命的种子。”（[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P550，东方出版社，1998年）
可以说，这两个时期的这些共同特点是促成中国思想界和社会制度巨变的重要原因，只是在谈到后一个时期时，我们还要考虑到外来因素的影响，然而一切问题的内因都是促成其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因素，正如汤因比所说的：“内部力量是一个国家、民族和一种制度存亡的决定性因素，如果真要考虑到其外部力量的作用，那也仅仅只是在它快要断气之前给予它致命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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