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民营企业家也要讲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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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家也要讲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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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现代工商》2012年第12期
据凤凰经济网报道，改革开放初，由于体制改革刚刚起步，中国最初的民营企业家都迷恋高阳写的小说《胡雪岩》——这个靠官商勾结发家的著名“红顶商人”。
改革开放33年后，政治经济学仍在主导民营企业家的命运。网上疯传浙商有一个“22条军规”，其中第一条就是：每天看新闻联播。至今广受认同。马云说：“中国企业家不懂政治，就做不好经济。”
联想集团的柳传志这样说过：“我在做联想的时候，给自己画了一条底线，其实挺起作用的。这条底线就是，我不在改革中犯错误。他说，你要弄清楚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不能做的时候去强行改造环境，那一定会头破血流。这就是中国政治。”
著名地产商冯仑多次说过要与政府谈“恋爱”，但不能“结婚”。
浙江工商局长郑宇民曾对民营企业忠告说：“我们这样一个国度，这样一个执政条件，企业家离开党的领导，离开政策，你就是盲人骑瞎马。”
民营企业界当下有一个共识：只有同时占有广阔市场空间和政策红利的买卖才能挣钱——后者甚至更为关键。显然，中国民营企业家比初创期更懂政治了。
民营企业家不讲政治的危险是存在的。曾经的首富黄光裕沦为阶下囚就是明证。
“十八大”民营企业家党代表红豆集团董事长周海江说，“良好的政商关系应该是民营企业要跟着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走，而不是跟着政府的某个官员走。”
第二篇：00.14 商人也要讲政治
00.14 商人也要讲政治
著名企业家冯仑先生曾经说过：“政商关系是中国民营企业的死结。”这句话，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日益引起人们尤其是民营企业家们的共鸣和深思。
经朋友推荐，近日读了一本小说《掌舵》，书中对当今中国政商关系的描写可谓真实深刻、入木三分。小说中的主人公杜林祥，原本只是一个小包工头，因偶然机会结识了当地首富万顺龙，从此踏入房地产行业。杜林祥先是利用国企搬迁需要大批员工住宅楼的机会，做了一单空手套白狼的生意，淘到了事业发展中的第一桶金。之后，杜林祥通过“集邮”的手段与河西区的“土地爷爷”卓伯均搭上了关系，并灰色操作低价拿地，但因卓伯均的意外落马而折戟沉沙。经过这次失败，杜林祥深刻体会到了在中国做企业的艰难，没有靠山，要想成功难如登天。得益于为人仗义和信守承诺，杜林祥被老友周志斌介绍给了自己的外甥——时任当地常务副市长的吕有顺，并在吕有顺的帮助下，承包当地的土地整理项目，开发“南国春早”楼盘，事业稳步发展。为支持吕有顺主持的经济建设工作，杜林祥咬牙承建摩天大楼。一方面由于宏观政策的调控银行收紧贷款，另一方面由于万顺龙的精心算计，杜林祥掌舵的纬通集团在建设摩天大楼的过程中面临破产，无奈之下只得接受万顺龙的城下之盟，方才涉险过关。《掌舵》是一部颇具代表性的民营企业发展史，也是一部当代商人的血泪史。正如费正清先生在《剑桥中国史》中所说：“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级没有占据显要的位置，他们只是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没有人愿意把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送给别人，但不论是权倾一时的吕不韦、还是富可敌国的沈万三，在权力面前都是那么脆弱不堪，一纸诏令能够破家，一道手谕可以灭门。左宗棠失势了，红顶商人胡雪岩跟着倾家荡产；李鸿章一死，显赫一时的盛宣怀也黯然失色。这是中国式商人的痛苦与无奈，不讲政治，哪怕生意做得再大，也会死得很惨！
小说中借儒商万顺龙之口写道：“在这样的环境中，你不可能单纯依靠市场法则来竞争，还必须费尽心机去协调政府关系，甚至是和某位官员个人的关系。”《掌舵》不只是写出了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精彩故事，道出了很多民营企业家的心声，更重要的是借此呼唤建立规范的市场竞争规则，这应是当今中国深化改革的题中之义。
商人也要讲政治，是现实的无奈。但愿有一天尘归尘、土归土，中国商人能够轻装上阵，不再在政商关系的难题下戴枷起舞。相信，这也是作者龙在宇创作《掌舵》一书的期望所在。
第三篇：财政工作也要讲政治（范文模版）
工作也要讲政治
本文所说的政治，大体指工作的方向，宏观战略目标和贯穿微观专业工作的形而上的意识形态。
有人认为搞财政的人，只要认真履行财政职能，实现资源分配，促进财源建设，抓好财政收入和支出，保障国家建设资金的需要，机构的正常运转，就实现了财政工作目标。至于政治工作和党建工作都是务虚的，不需要太较真。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这种认识是不是值得商榷？为什么呢？
我想起了中央苏区时，红军队伍里也有单纯军事论，与毛泽东的强调政治党建工作背道而驰。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争论激烈。后来践证明了毛主席的支部建在连上，加强政治党建工作，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多么具有战略远见的神来之笔。
强调政治工作，贯穿一条思想红线，古今中外历史上有许多成功的案例。
姜太公治齐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顺民富民、尊贤尚功、重视赏罚法纪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谋略，为齐国走上了富强之路。
管仲强调顺应民心，主张礼法并用的政治理念帮助齐国成就了霸业。
华盛顿把天赋人权的价值理想贯彻到宪政的实践和理论中,把自然法转化为宪法,实现了联邦制与共和制的完美结合，为合众国的宪政了基本结构和框架。
长征途中，毛泽东指出张国焘带领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表现出政治家的远见带领红军北上抗日，走出了一条光明胜利之路。鼠远见卓识，判若云泥。
上述成功的政治家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始终把一条政治理念意识形态的东西，贯穿于整个工作事务中，作出不懈努力，终于获得成其实，治国安邦要这样，我们其他工作也是同样的道理。《左转》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不朽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魂。不仅战争年代如此，和平年代太平盛世也是如此，财政工作也一样。做财政工作需要方向，需要大局观站得高看得远，需要深谋远虑。方向不对，越努力距离目标越远，南辕北辙不是我们财政工作所需要的。所有的财政业务工作，都红线贯穿始终，业务工作是珍珠，政治就是那根把珍珠穿起来的红线。政治工作和党建工作绝不是可有可无。
也许有人会说，没有政治，没有党建，没有那些务虚的东西，我们照样能把工作做好，照样完成工作任务。
没错，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然而，看了下面的分析，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
首先，从克服人性的弱点来说。把工作做好关键在于人才，而人才都有基本的人性。是人就不可能不犯错误，如果我们加强了政治工在工作之中提醒，就会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这就是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波阳县财政干部李华波平时注学习，加强了政治修养，思想上紧绷了政治这根弦，绝不会出现卷走巨款的重大犯罪事件。
其次，从个人价值观来说。人都需要在学习中，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加强修养，提升境界，完善人格的。而政治和党建工作正好项使命。我们不说那些冠冕堂皇的空话，我们只是从实用的角度想想，是不是这个理？不加强学习，不强化政治，人就会懈怠，就觉，就会忽略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
其三，从宏观业务和微观业务关系来说。财政工作像所有的工作一样，有宏观和微观之分。宏观和微观的工作需要政治和党建工作才有方向感。我们需要在更加广阔的经济背景下定位，指导我们的财政工作。我们需要一种精神，需要一种风貌，需要一种理念。建工作为我们提供了这种精神、这种风貌和这种理念。我们已经试验过，光靠金钱和物质的力量，铸就不了这种精神风貌和理念。其四，从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来说。政治工作和财政业务工作不是为了制衡。政治工作是统帅是灵魂，是做好财政工作的基本前提和。只有人的政治境界提升了，思想觉悟提高了，方向把握住了，才能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财政工作，提高效率。
苏格拉底说:“世上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为政治理想而奋斗。”做好财政工作需要我们有战略眼光，让祖国繁荣昌盛，是我们财政人治。财政工作需要讲政治，永远需要。
第四篇：20170531两学一做-普通党员也要讲政治
普通党员也要讲政治
讲政治并非只是对领导干部的要求，普通党员也要讲政治。做合格党员，必须讲政治，讲政治是成为合格党员的首要前提，是实现每个党员价值的重要指引。是补足理想信念精神之“钙”，加强理论武装，强化党性锻炼，经常自我净化，筑牢信念根基。要常怀入党是的初心，保持政治定力。要将“讲政治、有信念”深深植根于做好党的工作之中，努力做到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兴党，为党的事业奉献一切。要常思党员之责，任何时候都必须自觉把自己置于规矩之内，严格按照党性原则、政策法规、制度程序办事，真正把守规矩当做一种责任，确保所作所为时刻都在规矩之中。要常修为政之德，忠于职守，不尚空谈，兢兢业业地创造一流的业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当先锋、做表率。
党员讲政治，要做到对党的绝对忠诚。因此，必须坚定政治立场，坚持政治站位，路行政之职责，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必须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做到认识上一致、思想上统一、政治上同心、情感上认同、行动上同步，始终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做讲政治、讲忠诚的“知行合一者”，以“无我”示忠，以“小我”示忠，以“成仁之心”示忠，以敢于担当示忠。党员讲政治，还要做到政治上清醒，不当糊涂虫；政治上坚定不移，不当“墙头草”；政治上守规矩，不当“矩外人”；政治上坦荡，不当“两面人”；政治上担当，不当“稻草人”。
第五篇：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扩张路线图
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扩张路线图
孙荣飞
[内容摘要]：行业协会、工商联、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地方党政副职、全国党代表、中央候补委员，这个政治阶梯成了大陆民营企业家身份追求的指示路牌。在民营企业家所能摘得的政治头衔表中，目前仍以全国党代表含金量最高。此番如有民营企业家获得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身份，将是中共吸纳干部的一大历史突破。
行业协会、工商联、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地方党政副职、全国党代表、中央候补委员，越是后面的头衔，携带的“政治勉励”信号越浓，企业家入选的几率也越小。这个政治阶梯成了大陆民营企业家身份追求的指示路牌。
民营企业家从政三部曲
工商联成员、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是一个民营企业家政治升迁的传统三阶段。
私企及行业协会是法定民间机构。工商联则算是一个半政治化的机构，被视为连接私营部门和政府间的桥梁。根据其网站显示，截至2010年底，工商联已经拥有271万民营企业成员。作为“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工商联在政协中组成了一个“界别”，它主要由民营企业主和一些为工商联工作的党政干部组成。因此，它在提名各级政协候选人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民营企业主被选为人大代表候选人，党的地方机关经常会向工商联咨询，而工商联也倾向于推荐自己的成员。可以说，工商联系统是鉴定企业主政治可靠度的第一关。
民营企业家担任省级工商联会长肇始于中央2001年12号文件，根据该文件，在重庆、浙江、贵州进行民营企业家办会的试点，尹明善，徐冠巨、张芝庭相继当选为重庆、浙江、贵州三地工商联会长。这是中国省级工商联自成立以来，首次由改革开放后诞生的私营企业家担纲工商联“掌门人”。这个职务，参照党政，算是省级干部序列。
工商联毕竟是桥梁，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是私营企业主希望参与政治的最主要战场。全国工商联第八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发现，51.1%的大陆民营企业主担任了各级这两类职务。
而期间，民营企业家的工商联成员身份显著增加了当选为“县乡镇”和“地级及以上”人大或政协代表的可能性。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吕鹏统计分析，在“县乡镇级人大”、“地级及以上人大”、“县乡镇级政协”、“地级及以上政协”四个级别上，增加当选的可能性分别增长了3.3，3.8，11.0和
4.1倍。
显然，挤进政协委员比进人大代表容易得多。2002-2004年间，广州、洛阳、盘锦、重庆等各地都出现了民营企业家当选地市政协副主席的现象。
2002年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成为中国首位担任省政协副主席的民营企业家，登上其生涯巅峰。此前，尹明善20岁即被打成右派，入牢狱21年。
紧随尹明善之后，2003年1月，徐冠巨获选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因为浙江是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试验田，此事迅速被提炼成“徐冠巨现象”。
在大陆制度设计上，人大的地位要比政协略高。在很多地方，各级人大的领导同时也是该行政区域的最高领导人（党委书记），而各个级别的政协主席则往往来自于在党委中排名第三第四的领导，甚至还不是常委。
对于民营企业主来说，人大代表是一个比政协委员更为荣耀的称号，而事实上前者的大门对民营资本家敞开得也更加缓慢和谨慎。民营企业家刘永好早在1998年就成为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到目前为止，却没有民营企业家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更不要说提拔成为省一级的人大副主任。据公开媒体报道，2008年江苏红豆集团总裁周海江和北京现任国美董事长张大中开创了历史，作为民营企业家被选为省级人大常委，这几乎比民营企业家成为省级政协常委晚了15年。
不过，从2007年政协换届起，各地民营企业家兼任政协副主席的现象开始减少。
有党政实职的民营企业家
由于人大和政协在权力序列中属于边缘，私营企业家涌进人大和政协任职，在体制内并没引起多大反弹。邓小平南巡后，为鼓励私营企业多纳税，地方政府开始以官职论功行赏。河北省清河县规定：私企老板连续3年累计纳税超过600万元（在2001年前标准是100万元）就可以得到一个副科级干部职位。之后，近十位私营企业主在清河县法院、劳动局等部门担任了领导职务，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个体户张立栋当上县法院副院长。
吉林省江源县从1993年也出台政策：凡年利税或扭亏50万元的私营企业主可直接录用为副科级公务员，十年中，先后有25个农民身份的企业主被提拔为副镇长。
江苏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1993年当选为张家港市政协主席，1997年12月，出任张家港市委副书记，2002年起任中共十六大党代表。
对于企业主担任党政领导风潮，2000年3月中组部和统战部联合下发文件，对根据投资多少和利税贡献大小确定任职级别高低的情况予以纠正，明确规定私营企业主不得担任党政机关领导职务。
不过，地方政府并没有却步。2002年，安徽潜山县民营企业全力集团董事长杨续喜因纳税多兼职副县长。２００３年６月１日，江苏省连云港榆城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宋世敏当选为赣榆县副县长。半个月后，四川武胜县人大常委会会议决定，聘任万千饲料厂总经理王德根为武胜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聘期从2003年6月至2007年12月），专门负责生猪生产。
上海则为民营企业家打开了市政府委办局的大门。2003年，亿唐公司董事长唐海松出任上海徐汇区外经贸委副主任。同年，上海复旦金仕达计算机有限公司董事长乔志刚被上海市政府正式任命为市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成为上海市第一位来自民营企业家队伍的副局级干部。
2004年，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委联合出台二号文件，勒令凡企业负责人兼任党政领导职务，要免去其党政领导职务。两者留一，不可兼任。在作为政治模范省市的上海，唐海松很快免去公职，而乔志刚辞去上海复旦金仕达计算机有限公司董事长私职。
在政商风向调整上，中共走过了给予民企名誉头衔，到授予行政职务，再回到政治参与红线内的一条弧线。
不过，全国工商联2008年（第九次全国数据未出）实际调查显示，全国仍有205名民营企业主进入地方各级党政领导机构，其中担任省级党委委员的有4人，担任县乡两级政府副职领导的有61人。
增长的党代表
在民营企业家所能摘得的政治头衔表中，党代表含金量最高。跻身5位女性十七大党代表的民营企业家陈爱莲坦率地说，“我以前也得过很多荣誉，但我觉得全国党代表是最高荣誉。”在众多民营企业家眼中，党代表意味着与权力核心更近了一步，与政治关系更稳固。
在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大的党代表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营企业家。
1988年，鲁冠球当选十三大党代表时，是社办企业杭州万向节厂的厂长。李登海入选十四大代表是以“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的身份，当2005年创办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后，李登海以成功企业家的分量再次当选十七大党代表。十五大全国党代表中有现为森达集团董事长的朱相桂与湖南家润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胡子敬，但当时他俩所在企业是国有和集体企业。
等到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民营企业家正式成为全国党代表，并有7名之多。其中，江苏省是民营企业家全国党代表最多的省份，包括江苏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森达集团董事长朱相桂、远东集团的蒋锡培、综艺集团的昝圣达等四人入选。此外三人是，重庆南方集团的孙甚林、广东金潮集团刘思荣和台州飞跃集团邱继宝。省际的名额分配，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苏南模式在特定时段的超强影响力和江苏省的政治地位。5年过后，十七大党代表的民营企业家阵容扩大到17个，从江苏、浙江等少数省份扩展到全国半数以上地区，包括西部的新疆和宁夏等。这些十七大“老板代表”中，有6人入围2006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观察这些民企党代表，成功入选背后，都无例外地将企业党建视为表达政治忠诚度的平台。新疆广汇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监事局主席方敏堪称模范。1993年，新疆广汇集团成立了全疆第一个非公企业党支部，方敏带着“立志探索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新路子”的理由，辞去大型国企党委书记。凭借旧有的组织通道和人际信任，方敏很快将广汇党支部由1个变成141个，由13名党员发展为4398名党员。
鉴于红色是中共的符号，万丰奥特董事长陈爱莲还别出心裁，要求公司将红色作为主色调，并且无论出席何种场合，她的红色着装格外显眼。
强大的语言系统切换能力也是这些民企党代表的成功元素。十七大党代表的“钢铁大王”沈文荣这样将财富融入红色逻辑中：“现在我们拥有财富，但不要以为这些财富就是我们自己享受的。财富本身是没有阶级属性的，我们的财富用在发展再生产上，是为了国家的经济繁荣，所以财富最终还是国家的。”
这种暧昧的财富辩证法，同样发生在中央候补委员热门人物梁稳根身上。他在三一重工一次内部讲话中称：“赚10万的时候，资产是个人的；赚100亿时，这个资产就是国家的。”
先行一步的集体企业家
在大陆长期政治排序中，国有企业是长子，集体企业次之，民营企业最后。民营企业家的政治空间和展现形态，都可通过集体企业家的轨迹而前瞻一二。
在地方集体企业的发展波澜中，张瑞敏引领的海尔与陶建幸的春兰集团，成为一时的典范，张瑞敏与陶建幸也随之被吸纳到政治体制内。
2002年，正是中国入世后面临外企压力的时刻。而彼时，张瑞敏和他的海尔被作为民族工业的旗帜频频出现于各大媒体。作为特殊环境下的激励，在该年10月，张瑞敏入选十六大大会主席团。十六大开幕式一结束时，张瑞敏显得极为激动，说：“这种肯定不仅仅是对海尔，而是代表着一种方向，是对所有民族工业企业在市场上拼搏创新精神的肯定。”十六大最后一天，张瑞敏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当时舆论称张瑞敏是中国集体企业老总中唯一一位候补中委。实际上，与张瑞敏一同当选的陶建幸也是来自集体企业。在春兰股份公司多年的年报中，均写道：控股股东春兰集团经济性质为集体企业。
但不幸的是，春兰集团在政治管道上一直将自己说成是国有企业。结果，在2001年前后春兰准备改制时，遭遇了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嫌疑的高层压力和部委调查。改制夭折后的春兰逐年走下坡路，最后股市停牌。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春兰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陶建幸，到十七大时，只是一个普通党代表。而张瑞敏在十七大继续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海尔与春兰的悬殊分化，显示非国有的企业家入选中央候补委员，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从政。梁稳根若如愿候补中央委员，挑战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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