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的遗体器官捐献

第一篇：浅谈中国的遗体器官捐献

浅谈中国遗体器官捐献的现状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遗体器官捐献是怎么一回事。遗体器官捐献就是当一个人不幸死亡时，把自己身上良好的器官或组织，以无偿的方式，捐赠给器官衰竭急需器官移植的患者，让他们能够延续生命，改善未来的生活品质，并且能继续贡献社会。遗体器官捐献一般要求志愿者为身体器官基本健康，无大型流行性传染疾病，年龄不超过65岁身份明确且自愿成为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的公民。

2012年6月，内蒙古赤峰市年仅两岁的小女孩“希望”因脑瘫生命垂危，他的父母强忍着悲痛，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让小“希望”成为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捐献小“希望”身上一切可以捐献的器官。6月9号，小“希望”离开了人世，但是她捐献出的器官，却延续了两名患者的生命。

接受了小“希望”器官移植的患者是幸运的。据中央电视台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30万肝病患者在等待器官移植，每年全国只能开展两千例左右的肝移植手术；约有一百万做血液透析的肾病患者，但每年只能开展三四千例肾移植手术。每年我国300万潜在的器官捐献者中实际能捐献器官的，还不足100例。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郝林娜在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交流会上披露：截至2011年2月底，中国内地通过人体捐献试点渠道共实现37例，这37例器官捐献集中在广东、天津、湖南、辽宁、浙江、湖北和山东等地。捐献的大器官有97个，角膜39个，皮肤若干。我国器官供体严重不足，需要加强宣传教育，鼓励器官捐献，通过宣传教育改变人们对器官捐献的传统观念，让捐献者知道器官捐献的意义及对他人的奉献精神，才能从根本上动员人们自觉、自愿的捐献，从根本上解决供体紧缺的状况。器官移植难的社会现状，引发了许多的社会问题，频繁发生地下人体器官非法买卖和移植事件，非法买卖器官已经形成一条黑色产业链器官移植难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遗体器官捐献在我国仍处于探索阶段，大众对器官捐献仍持怀疑态度。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很多原因，下面我就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一谈。

（一）传统观念的影响

在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观念里，当一个人逝世后，最为讲究身体完整地入土为安，否则就是对死者的不尊重，家属在情感上也难以接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不少人对器官移植十分敏感，甚至抵制器官移植。有些自愿捐献器官的公民，即便在生前完整地填写了捐献资料并按程序完善了全部声明、公证等法律手续，可一旦去世后，其家属仍然会阻挠医护人员，致使人体器官因错过最佳摘取时间而丧失功能。同时，一些有意愿捐献器官的公民也存在一定的顾虑，担心亲友无法接受这种做法，而因此放弃了捐献器官的想法。

（二）我国器官捐献法律的有待进一步完善

为了规范我国器官捐献的行为，2007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并于同年5月1日起施行。中国器官捐献体系由国家和省（区、市）两级人体器官捐献组织机构构成，他们共同负责我国的器官捐献行为，随着条例的实施以及政府相关部门所采取的一系列积极措施，我国的器官移植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

目前，从全国范围来看，开展器官捐献最成熟、最完善的地点是深圳市，深圳市颁布了《移植用人体器官规范》等地方法规，同时深圳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具有较为完善的办理流程。而且深圳市红字会在我国首先设立了“劝捐员”，但是真实的捐献情况还有待改善。

（三）我国器官捐献的伦理问题

我国的器官捐献在最近几年得到快速发展，但是却摆脱不了传统观念的影响和一系列伦理困境。有以下几个方面：

1、活体器官捐献存在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即器官的商品化，由此引来的一系列器官交易和犯罪问题是需要尽快解决的；

2、捐献模式中有一种“推定同意模式”，就是在人死后如果不特别声明不捐献遗体器官，就推定死者愿意捐献身体器官，这种道德多元与自主权之间有很大的冲突；

3、异种移植中的动物权利与人的权利的冲突，跨物种感染与公共健康风险问题，以及异种移植与人格同一性的问题，都值得人类进行思考。器官捐献的伦理原则应该根据技术发展的状况及时的进行调整，为技术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器官捐献的大众意识、法律制度、捐献模式等都还不太成熟，处于起步阶段，捐献体系的建设亟待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四）公众认知度低国家关注较晚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的献血事业刚刚起步，许多人反对献血，认为“血被抽走了便不会再生”“献血对身体有极大的伤害”等，随着国家对献血事业的宣传加大，民众认知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献血的队伍中来。1987年我国就颁布了《无偿志愿献血奖励办法（试行）》，其中规定献血达到一定量的志愿者及其家属在医疗中可以免费使用血液。2009年我国修订了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办法，加大了对无偿献血的表彰。献血已经成为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与得到政府大力宣传，社会大力支持的献血截然不同，遗体器官捐赠在我国却受到了冷落。2007年我国才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2011年才有16个省市开展了遗体器官捐赠的试点活动，其余省市很少甚至没有开展过遗体器官捐赠的宣传活动。许多人对遗体器官捐赠只是略有耳闻，至于遗体器官捐赠是什么，需要什么条件，如何成为遗体器官捐赠志愿者，许多人都表示并不了解。人们对遗体器官捐赠不了解，仅是知道这是一件好事，也很难加入到这样的行列中来。

（五）遗体器官捐献程序复杂

在我国，如果要成为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光是申请就相当复杂。需要在《人体器官捐

献登记表》填写完整后由捐献者本人或委托他人交到当地红十字会或者已开通试点的省份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并携带捐献者本人的身份证原件，经公证处公证自愿申请捐献登记，再等待其单位将捐献者信息登记至管理系统。各个环节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遗体器官捐赠就无法实现，并且我国并未建立全国性的完善器官移植系统，无法及时地联系到合适的受捐者，使得我国器官捐赠事业举步维艰。

此外，宗教信仰、封建习俗、家庭利益和个人的心理素质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器官捐献的行为。这些因素在影响个体是否做出捐献行为时，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交错在一起的。个体能够做出器官捐献的决策是要面临很多压力的，最重要的是家庭的压力，任何个体的存在都影响一个关系网，只有这个关系网上的人们同意，他才会没有压力的进行器官捐献。我国的遗体器官捐献还处于起步阶段，器官捐献的行为并没有深入人心，所以器官捐献行为的普及是非常很重要的，不仅是对大众的普及，也包括对相关机构的普及，让全社会意识到器官捐献的重要意义。

（一）加大社会宣传 转变传统观念

宣传需要加强公民的捐献意识。捐献器官不仅是一种生命的延续，我们是平凡人，但是可以做出不平凡的事情。舍己助人不仅是一种高尚的行为，同时也可以让自己的生命得到延续。需要破除迷信思想，消除因无知、误解而产生的文化和心理差异。

西班牙是全球器官捐献率最高的国家，根据西班牙国家移植协会（ONT）的数据，目前全球每100名器官捐献者中，至少有7名是西班牙人，仅2011年西班牙器官捐献者达1667名。在西班牙的传统宗教教义中，对人体器官捐献也存在着抵触情绪。是什么让人们摒弃旧观念接受遗体器官捐献呢？ 这就要归功于西班牙20年来的大力宣传了。

截至2012年，西班牙第五电视集团已经连续12年坚持不懈地开展一项名为“12个月，12个理由”的器官捐献宣传活动。引导人们加入到器官捐赠队伍中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你对别人来说是完美的”，第五电视台旗下的7个频道从今年2月开始推广这项活动，旨在让电视观众们更深入地了解成为一名器官捐献者对那些亟待救助的病患的重要性。

德国则把每年6月的第一个周六设为器官捐赠日，在这天，德国器官捐赠基金、联邦卫生宣传教育中心以及许多协会都会利用分发宣传手册、免费咨询等渠道提高居民的捐赠意识。

（二）出台相关政策 为捐献打开绿灯

西班牙早在1979年就通过了器官捐献法，对器官捐献进行了全面的规范。其中规定，在西班牙，所有公民都被视为器官捐献者，除非其本人“生前表达过反对的意见”。这就极大程度上扩大了捐献范围。这个方法受到了欧洲多国的认可。芬兰，意大利，法国，奥地利均采取了预先默认同意捐献制度。

德国也不甘落后，在人体器官捐赠法中规定，所有医疗保险机构每年要定期对投保人进行书面询问——“是否愿意在去世后捐赠器官”。医疗保险机构还将向16岁以上的公民派发

有关信息并向他们提供捐献卡。公民是否回答询问依然是自愿的。

在美国，考取驾照的同时将会填写一份是否愿意进行遗体器官捐赠的表格，如若同意捐赠，驾照上将会显示为遗体器官捐赠志愿者，在司机发生意外并符合捐赠条件后，医护人员可以直接摘取司机器官并捐赠。

（三）建立健全的器官捐献体系

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一个器官捐献体系。但是，时常出现“捐献无门”的尴尬事件反映出我国“器官捐献”的通道还有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个看似完美的制度，在纸上“好看”到现实“好用”之间，还有许多重要的关节并未打通。就如同做了一个外形精美的蛋糕，却因为太长时间吃不到嘴里而完全变质。这不是我们制度设立的初衷，但这应引起相关公共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唯有能够灵活运行的制度，才能发现问题并不断完善，才能对社会正能量的哺育产生积极作用。

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有一个不可置否的事实，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或早或晚，或急或缓；也许是在我们的预料中平静的来临，也许是如急风暴雨般为我们的生命划上了休止符。但一个结束或对于一些人来说却是一个新的开始，让我们一起推动器官捐献体系的发展，让逝者升华，让生命延续。

第二篇：遗体(器官)捐献倡议书

遗体（器官）捐献倡议书

器官移植被列入二十世纪人类医学三大进步之一，其宗旨是为一些器官丧失功能的人提供置换的可能，使他们恢复健康，或者为我国医学教育和研究事业服务。志愿捐献器官给他人，是造福人类，有利于后代的善举，是社会文明的体现。1997年2月19日，世界伟人邓小平身后捐献了角膜与遗体，感动了华夏儿女。

来自卫生部门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150万患者需要器官移植，而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1万余例，远远不能满足临床治疗的需要。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当整体生命不可挽回时，让我们的部分生命借助现代医学用另一种方式延续，将生命的句号改写成其他人生命的省略号，这将是多么具有社会公德的义举。

挽救生命比什么都重要。只要我们献出一点爱，生命就会因你而精彩。过去我们可能曾得到过别人的帮助，现在只要拿出一点勇气，就有可能会延续一个人的生命，挽救一个几乎破碎的家庭。让我们携起手来，同心协力，甘于奉献，让红十字会所提倡的“捐献器官、永续生命”的精神永远发扬光大，最后我们向全市市民发出倡议：

让我们献出一份大爱，投身到身后捐献器官的活动中来，奉献生命的礼物，让众多的患者同胞重获新生，重见光明，让世界变成更好的人间。实现我们“身前多奉献、身后再捐献、要留爱心在人间”的诺言。

第三篇：捐献遗体器官是在自愿

捐献遗体器官是在自愿、无偿的原则下进行的。可以先到各登记接受站登记，然后到公证处进行公证。

遗体器官捐献，是指自然人生前自愿表示在死亡后，由其执行人将遗体的全部或者部分器官捐献给医学科学事业的行为，以及生前未表示是否捐献意愿的自然人死亡后，由其直系亲属将遗体的全部或部分捐献给医学科学事业的行为。

志愿无偿捐献遗体器官者需填写申请，后到附近公证处办理公证。同时，登记接受站要向正式登记者颁发由省红十字会统一印制的“志愿捐献遗体纪念证”。

生前未办理志愿捐献遗体申请登记手续的，但本人临终前或死后其直系亲属要求志愿捐献遗体，要取得死者工作单位或公证处证明后，才能到登记接受站办理接受捐献遗体的手续。

志愿捐献者可以变更或撤销登记。但要先办理变更或撤销登记申请公证。

据了解，国家规定的甲、乙类传染病人的遗体不列入志愿捐献遗体范畴

第四篇：中国器官捐献调查

中国器官捐献调查

今年以来，从歌手姚贝娜捐献眼角膜，到清明节四川男子脑死亡捐献器官至少救活7人，器官捐献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中国器官捐献现状究竟如何？存在哪些问题？记者赴京、沪、鄂、赣、粤等省市调查，试图解开器官捐献之惑。

能做移植手术的医院都有人排队等器官 捐献人体器官，被誉为“献上生命的礼物”。如此“贵重礼物”挽救他人生命，成就的感人故事不少。然而，仍有很多患者在苦苦等待中去世。不久前，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移植中心2名病人，就因等不到合适的肝源离世。

我国是世界第二器官移植大国，但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率较低。2015年起，我国全面禁用死囚器官。北京、江苏、湖北、上海等地从事器官移植的医学专家认为，器官来源原本就很紧张，现在就更加紧张了。

禁用死囚器官，是法治中国的应有之义。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说，过去“由地方司法部门与移植医院获取死囚器官”的方式是不透明的。

然而，等待器官救命的患者的痛苦、绝望又让人刻骨铭心。记者在北京、上海、江苏、湖北等地大医院采访了解到，凡是有资格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几乎都有人在排队等待器官救命。遗憾的是，有部分患者在等待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们病房内几十个病人仍在苦苦等待合适肺源。”中华器官移植学会委员、无锡市肺移植中心主任陈静瑜去年底发的这条微博引起广泛关注。

国内较早开展肺移植的中日友好医院，“已经4年没做过肺移植手术了，就是找不到供体”。中日友好医院大外科及胸外科主任刘德若说。

作为器官移植的专家，刘德若、陈静瑜等太了解器官稀缺带给病人的痛苦了。“由于供体太少，一个受体从决定可以接受肺移植开始，通常需要等待1.5至3年时间才能如愿，很多患者就在等待中死亡。”陈静瑜说。

30万适移者仅1万多获移植 我国器官捐献事业，除了规范禁用死囚器官外，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前较流行的说法是：我国每年大约有150万器官衰竭患者，有30万适合器官移植方式治疗，每年仅有1万多人能得到器官移植的救治。

黄洁夫对此有不同看法：“无法进行移植不都是因为缺少供体，有很大一部分病人因经济原因放弃手术。还有一个现实原因是，我国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生只有几百人，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只有169家。”

不过，记者在医疗机构采访时，众多从事器官移植的医务人员认为，在医患矛盾突出、官办慈善机构又陷入信任泥沼的当下，器官捐献事业发展举步维艰。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传统观念影响下，捐献者义举得不到应有肯定。

江西省大余县一位农民捐献罹患肾衰竭去世的3岁儿子眼角膜，事后许多村民指责他“拿儿子的身体卖钱”。“免费捐器官，换个器官却要花几十万”等，人们的这些认识，与对器官捐献政策不了解和器官分配不够透明、公开有关。

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2012年在武汉和广州进行民意调查，40%以上的人表示不确定是否会捐器官。“他们不知道这个器官捐献是不是公平公正的。”黄洁夫说，这可能是原因之一。

黄洁夫说，我国自开始自愿捐献器官以来，至今年1月31日，全国实现公民逝世后捐献案例3326例，仅2014年实现近1700例，超过之前历年总和。“这表明器官移植依赖死囚的局面已经打破。”

“器官捐献率低，落后的不是传统观念，是行政管理的体制，把管理体制搞好，公民捐献意愿就会提高。”黄洁夫说，“公开、透明、可溯源的器官分配体系至关重要。”

当前，我国研发并启用了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以患者病情紧急度和供受者匹配程度等国际公认的客观医学指标对患者进行排序，用技术手段最大限度排除和监控人为干预。公众的期待是，让这些措施能够实实在在地执行下去。

签了捐献协议，医院会不会不积极救治 如何认定患者死亡，是影响器官捐献的关键问题之一。患者依然担心，“会不会我签署了捐献器官的协议后，医院就不会积极救治我了。”

黄洁夫说，结合我国传统文化，我国器官捐献工作以心死亡为法律依据，制定了中国器官捐献死亡判断3类标准：脑死亡；心死亡；心脑双死亡。此标准由神经科与重症监护医生等经过严格训练后判定。

从事器官移植的医疗界专家指出，“心死亡”“脑死亡”和“心脑双死亡”三者并存，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三者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很容易产生法律纠纷。

参与过多次器官移植手术的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外科一位专家表示，假如死者家属质疑医生因摘取器官而抢救不力，医生将百口莫辩。

多位器官移植专家共同建议，国家层面虽然出台了死亡认定技术规范，但希望建立严格的第三方评估机制，从制度上明确捐献者、医务人员和受捐者各自的责任和义务，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制度设计面临的几个问题 当医生发现一个潜在器官捐献者时，他应第一时间通知医院指定的红十字会专职协调员。红十字会专职协调员负责与家属沟通、抚慰、处理法律方面问题，中国医院协会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专业协调员则负责与医生沟通，进行医疗专业评估。

现在全国在册的器官捐献协调员仅547位，其中169位是红十字会专职协调员，其余为中国医院协会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专业协调员。“相比于我国的器官捐献发展趋势和需求，这个数量远远不够。”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中心业务部副部长高新普说，在禁用死囚器官，完全依靠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当下，这一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目前我国对捐献者的身后事没有配套优惠措施。记者采访时，有人表示，一个人捐献了自己的器官，救了另外一条甚至数条生命，在他的身后事上，比如火化、殡葬费等方面却得不到任何抚恤，会令捐献者寒心。

再就是医疗费用问题。2014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中心处理的捐献案例1699个，挽救了3400多人。“这些捐献者往往面临大量的医疗债务，1200多人需要这方面的救助。去年国家大约拨付了84万元，远远不够。”高新普说。

针对上述问题，高新普说，我国正在对660名协调员进行培训，通过了资格认定考试，即将上岗。

黄洁夫等专家特别指出，对捐献者身后的困难家庭给予救助，绝不等于器官“买卖”或“交易”。要明确捐献者家庭申请救助的程序，掌握适宜的救助标准，既要确保捐献人和法定受益人的基本权益，又不能让器官捐献“自愿无偿”的原则被扭曲。

一些器官捐献者的家属表示，希望对人体器官捐献者困难家庭，进行人道抚恤或困难救助，并协同为捐献者家属提供缅怀亲人的场所，建立纪念墓地、纪念林、纪念碑或纪念网站，缅怀和纪念器官捐献者。

器官移植是治疗各类终末期器官衰竭的有效手段，被誉为“医学皇冠上的明珠”。1960年，我国内地进行了首例临床肾移植。对捐出器官的人来说，无疑是给患者献上了“生命的礼物”。

湖南岳阳一位器官捐献者的妻子说：“丈夫因车祸死亡后，我选择将他的肾脏等器官捐献出来，挽救他人的生命，也让丈夫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延续。”

“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器官捐献队伍中，让更多患者受益。”陈静瑜说。？笪（新华）

第五篇：自愿无偿捐献遗体和活体器官申请书

自愿无偿捐献遗体和活体器官申请书

/我的身子我做主/

本人概况：

年龄：农历1957年2月3日（身份证上1958年7月3日不是实际年龄，原因是1978年当兵时改的）

身体概况：身体各种器官，除大脑（受过强烈刺激）外，其它器官（眼角膜、肝、肾、心脏等等）都是正常的。

遗体捐献：正常（自然）死亡和非正常死亡，遗体都捐献。器官捐献：各脏器官只要是能捐献的都捐献。

受捐对象：正人君子。

最好是生产在一线的普通工人及亲属，普通农民及亲属。特困户、残疾人和见义勇为者优先。

此致

捐献人：吕光金

地址：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沙河办事处吕太占村

联系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