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毕业论文 - 副本（精选5篇）

第一篇：婚姻法毕业论文 - 副本

婚姻的契约本质和婚姻损害赔偿制度

（一）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

有学者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源于民法上的侵权损害赔偿。对破坏婚姻关系的行为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责任，依照侵害名誉权的法律处理。也有关点认为应将破坏婚姻关系认定为侵害配偶权的民事责任，实行精神损害赔偿。

本文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在于婚姻的契约本质。

婚姻是男女双方为共同生活之目的而依法结成的以人身和财产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种民事契约。就是说，婚姻的本质是一种契约，而契约不仅强调权利，更强调自由。因此，我们可以说，婚姻意味着自由。法律上的婚姻自由制度的根据就是契约自由，包括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我国采取结婚登记主义。这说明，婚姻契约的缔结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进行。它的内容就是夫妻双方各自所享有的婚姻权利和各自所应履行的婚姻义务。这种权利义务包含了人身和财产两个方面；而且婚姻当事人可以选择离婚来解除这种权利义务，即婚姻契约的解除。以上内容均可反映出婚姻的契约本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就是从婚姻救助措施的角度来反映婚姻的“契约”本质的。

婚姻的“契约”本质在我国受到禁锢，似乎承认婚姻是一种契约，仿佛就是把婚姻看成了一种可耻的交易。应当说，这种理念回避了婚姻关系的本来面目，也限制了婚姻自由原则的贯彻和实现。我国现行的婚姻法正是基于婚姻的契约本质而确立了损害赔偿制度。尤其是《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过错方已经严重违反了婚姻契约之义务，理应承担损害赔偿之责任。

二）《婚姻法》确立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2001年，我国《婚姻法》确立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

（1）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目前社会形势下保护婚姻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有利于警示、惩罚重婚，姘居，通奸，婚外恋，家庭暴力等过错当事人的行为。

（2）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公序良俗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3）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加强民事法律制度的需要。

（4）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司法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需要。

有反对该项制度建立者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婚姻的伦理本质，而惩罚第三者是用法律干涉私人的感情世界，道德问题不能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并且容易造成侵犯他人隐私，捉奸成风的不良风气，司法介入婚姻过错的调查，取证困难，诉讼成本高，操作难等等。笔者认为，婚姻法范畴固然含有伦理因素，但是它更是一项法律制度，如前所述，我国采结婚登记主义，婚姻这项契约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缔结。它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巨大利益，更涉及社会利益，理应受法律的严格保护。

（三）损害赔偿的要件

根据婚姻法的立法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几点：

1、行为人具有主观上的过错

这是损害赔偿的主观方面要件，即要求一方主观有过错。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无过错，则不承担赔偿责任。

2、行为具有违法性

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行为要件，即过错方的行为违反了婚姻法的规定或婚姻契约对婚姻义务的要求。

3、请求权人有受损害的事实

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后果要件，即享有请求权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具有损害事实，包括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事实上，也只有当无过错一方有损害事实时，才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需要强调和补充的是：只要有侵害婚姻家庭的危害行为的存在，即推定受害方存在有精神损害而无须再辅以证据加以证明。

4、过错行为与损害事实具有因果关系

这是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要件，即违法行为与无过错一方的损害事实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四）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

本文在阐述中一直强调婚姻的损害赔偿，而非离婚的损害赔偿。这正是本文的重要观点之一——确立独立的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支持婚内损害赔偿。

《婚姻法》第46条适用的条件是“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笔者认为，这种规定，无疑使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形成了一种“强行配售关系”，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想主张损害赔偿，那么离婚便成为了一种“强制搭配品”，否则损害赔偿就无从提起。

然而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两种本质截然不同的权利。离婚请求权是基于婚姻关系的破裂而主张夫妻关系的解除，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基于违背婚姻法所规定的义务的违法行为而主张受损权益的法律保护。

因此，应将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一项独立的请求权，取消以离婚为前提的限制，支持婚内损害赔偿的请求。也许有人认为这种赔偿没有什么意义？判来判去都是一家人的财产。但笔者认为，这样界定是有意义的。它可以整体提高人们对家庭，对婚姻义务的重视，起到警示的作用，而对有过错一方进行惩罚和教育。

五）损害赔偿义务主体范围的界定

《婚姻法》第46条，在责任主体上界定模糊。从条文分析，损害赔偿义务人限制在夫妻双方的范围之内，这使得受害人在权利保护上受到影响。实际上，是免除了有过错的第三方的连带责任。无过错方可否向“第三者”主张赔偿呢？笔者认为可以。第三者介入他人的婚姻，是对现行法律保护的婚姻制度的破坏，同其他的违法行为的本质是相同的，而不仅仅再是道德问题，法律必须做出否定的评价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制止，制裁。因为配偶一方与婚外第三人重婚、姘居、通奸是严重的违法行为，第三者大都有过错，理应承担赔偿责任。

不过，无过错方不应在离婚之诉中向第三者主张权利而应另行提起侵权之诉。笔者认为：只要第三人插足于他人家庭并有重大过错，如重婚、姘居、长期通奸，及导致他人离婚的就应受到民事制裁，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亦不免除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追究第三人责任体现了一种立法价值取向，维护公序良俗。

（六）婚姻损害赔偿制度在举证责任方面存在的问题

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权主张损害赔偿的是“无过错方”。其意味着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以过错为归责的最终要件。这样举证的责任就落在了无过错的受害一方。在单纯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下，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者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对这一证据的采集要求在婚姻家庭领域存有相当的难度。笔者认为：适当适时适地地采用过错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会加大受害方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

（七）总论

综合前六方面的论述，笔者在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方面存在了以下的看法及建议：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确立这项制度是我国目前婚姻家庭观念“世风日下”，恢复道德伦理的公序良俗的需要；对于婚姻法中的精神损害应理解为“名义的精神损害”为宜；损害赔偿不应局限在离婚条件之下，亦应及于婚姻持续的过程中；损害赔偿的义务人应包括有过错的配偶一方和第三人（权利主张者以何名义诉之在所不问）；适当适时适地地采用过错推定原则来加大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

第二篇：婚姻法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

（一）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

有学者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源于民法上的侵权损害赔偿。对破坏婚姻关系的行为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责任，依照侵害名誉权的法律处理。也有关点认为应将破坏婚姻关系认定为侵害配偶权的民事责任，实行精神损害赔偿。

本文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在于婚姻的契约本质。

长期以来，我国并没有采用婚姻契约理论，传统认为“ 婚姻是男女双方精神上的结合”，“爱情是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的”，更有反对确立婚姻损害赔偿的人士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了婚姻的伦理本质，并使婚姻关系商业化，法律解决道德的问题是不妥当的等等。总之，这是因为对婚姻的本质存在不同看法而导致的不同结论。婚姻是男女双方为共同生活之目的而依法结成的以人身和财产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种民事契约。就是说，婚姻的本质是一种契约，而契约不仅强调权利，更强调自由。因此，我们可以说，婚姻意味着自由。法律上的婚姻自由制度的根据就是契约自由，包括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我国采取结婚登记主义。这说明，婚姻契约的缔结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进行。它的内容就是夫妻双方各自所享有的婚姻权利和各自所应履行的婚姻义务。这种权利义务包含了人身和财产两个方面；而且婚姻当事人可以选择离婚来解除这种权利义务，即婚姻契约的解除。以上内容均可反映出婚姻的契约本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就是从婚姻救助措施的角度来反映婚姻的“契约”本质的。我国修改前的婚姻法并无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而国外立法却早在几百年前就确立了这项制度。如1791年法国《宪法》、法国民法典、墨西哥民法典均确立了这项制度。

婚姻的“契约”本质在我国受到禁锢，似乎承认婚姻是一种契约，仿佛就是把婚姻看成了一种可耻的交易。应当说，这种理念回避了婚姻关系的本来面目，也限制了婚姻自由原则的贯彻和实现。近年来，随着民众“契约”理念的渐趋深入，有关婚姻本质的认识也越来越明晰。并且，这种认识已经反映到婚姻立法上来。我国现行的婚姻法正是基于婚姻的契约本质而确立了损害赔偿制度。尤其是《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过错方已经严重违反了婚姻契约之义务，理应承担损害赔偿之责任。

二）《婚姻法》确立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2001年，我国《婚姻法》确立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

（1）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目前社会形势下保护婚姻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有利于警示、惩罚重婚，姘居，通奸，婚外恋，家庭暴力等过错当事人的行为。

（2）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公序良俗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在人们对包二奶，通奸，姘居等行为日渐麻木漠然，社会风气日渐沦下的今日，用法律的手段，来提高道德的认识是必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树立崇尚法治婚姻，道德家庭的理念。

（3）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加强民事法律制度的需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之一。

（4）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司法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需要。从以往的司法实践

看，由于我国原婚姻法没有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只能按照分割共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来操作。但是在财产很少甚至没有财产的情况下，该照顾原则根本无法适用，无法给予无过错的受害方以公平合理的保护；同时使违法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和制裁。因此，让司法有法必依，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至关重要。

有反对该项制度建立者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婚姻的伦理本质，而惩罚第三者是用法律干涉私人的感情世界，道德问题不能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并且容易造成侵犯他人隐私，捉奸成风的不良风气，司法介入婚姻过错的调查，取证困难，诉讼成本高，操作难等等。笔者认为，婚姻法范畴固然含有伦理因素，但是它更是一项法律制度，如前所述，我国采结婚登记主义，婚姻这项契约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缔结。它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巨大利益，更涉及社会利益，理应受法律的严格保护。调查难，诉讼成本高不能成为反对立法的理由。葛洲坝水利工程难、成本高，为什么国家还要建设？因为它建成后的社会效益可观。那么建立婚姻法上的损害赔偿，其社会效益，精神效益从长远看亦不会小！

（三）损害赔偿的要件

根据婚姻法的立法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几点：

1、行为人具有主观上的过错

这是损害赔偿的主观方面要件，即要求一方主观有过错。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无过错，则不承担赔偿责任。

2、行为具有违法性

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行为要件，即过错方的行为违反了婚姻法的规定或婚姻契约对婚姻义务的要求。

3、请求权人有受损害的事实

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后果要件，即享有请求权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具有损害事实，包括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事实上，也只有当无过错一方有损害事实时，才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需要强调和补充的是：通说精神损害赔偿要有精神损害的事实。因为精神本身是抽象的，又要求它用法律所要求下的事实状态表现出来更是难上加难。“在学理上为了解决精神损害存在的客观性，有学者和实务者将精神损害分为“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和“证实的精神损害”。所谓“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又称“形式上的精神损害”，只要受害人有举证侵害人的侵权行为明确存在的表现形式，依一般的认识水平，相信受害人确实存在遭受精神损害的事实，法律则推定这个损害的真实性。所谓“证实的精神损害”也称“实证的精神损害”，法律不能推定受害人是否存在精神损害的真实性，受害人必须举出证据加以证明是否存在心理上，身体上，精神上受到损害。”笔者认为：通说要件所述的精神损害的事实应理解为是“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只要有侵害婚姻家庭的危害行为的存在，即推定受害方存在有精神损害而无须再辅以证据加以证明。

4、过错行为与损害事实具有因果关系

这是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要件，即违法行为与无过错一方的损害事实具有法律上的因果

关系。

（四）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

本文在阐述中一直强调婚姻的损害赔偿，而非离婚的损害赔偿。这正是本文的重要观点之一——确立独立的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支持婚内损害赔偿。

《婚姻法》第46条适用的条件是“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应该理解为对损害赔偿请求权之提起确定了一个前提条件吧? 那么，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不要求离婚就不能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么？难道说无过错方要想得到赔偿就必须以离婚为代价么？笔者认为，这种规定，无疑使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形成了一种“强行配售关系”，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想主张损害赔偿，那么离婚便成为了一种“强制搭配品”，否则损害赔偿就无从提起。然而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两种本质截然不同的权利。离婚请求权是基于婚姻关系的破裂而主张夫妻关系的解除，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基于违背婚姻法所规定的义务的违法行为而主张受损权益的法律保护。因此，应将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一项独立的请求权，取消以离婚为前提的限制，支持婚内损害赔偿的请求。也许有人认为这种赔偿没有什么意义？判来判去都是一家人的财产。但笔者认为，这样界定是有意义的。它可以整体提高人们对家庭，对婚姻义务的重视，起到警示的作用，而对有过错一方进行惩罚和教育，即体现了法律的威力所在，又有利于过错方悔悟，使其“回头是岸”，促进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如果一定要以离婚为代价，对无过错一方也是不公平的。并且对于这种因婚内赔偿无过错方所取得的财产或财产权利亦应认定为其个人财产。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其稳定与否，在一定因素上关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如果确立这种独立的赔偿请求权，从长远的角度看，其社会效益，精神效益都是可观的。

五）损害赔偿义务主体范围的界定

《婚姻法》第46条，在责任主体上界定模糊。从条文分析，损害赔偿义务人限制在夫妻双方的范围之内，这使得受害人在权利保护上受到影响。实际上，是免除了有过错的第三方的连带责任。无过错方可否向“第三者”主张赔偿呢？笔者认为可以。第三者介入他人的婚姻，是对现行法律保护的婚姻制度的破坏，同其他的违法行为的本质是相同的，而不仅仅再是道德问题，法律必须做出否定的评价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制止，制裁。因为配偶一方与婚外第三人重婚、姘居、通奸是严重的违法行为，第三者大都有过错，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不过，无过错方不应在离婚之诉中向第三者主张权利而应另行提起侵权之诉；如果，象本文第四点所述的，允许婚内赔偿的话，无过错方则可以以有过错的配偶和第三人为共同侵权人提起侵权之诉。有的专家、学者称“惩罚第三者有可能导致捉奸成风，司法上难以操作。”笔者认为：只要第三人插足于他人家庭并有重大过错，如重婚、姘居、长期通奸，及导致他人离婚的就应受到民事制裁，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亦不免除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追究第三人责任体现了一种立法价值取向，维护公序良俗。当由道德约束的问题超越了社会文明的底线，则需要法律来维持它的正义和标准。如果法律对第三者的重大过错视而不管，仅对离婚过错方进行惩罚，将达不到法律所预期的预防，警示及教育，惩罚作用。而且设立向婚姻损害第三方主张损害赔偿的制度也是多数国家法律的通例。

（六）婚姻损害赔偿制度在举证责任方面存在的问题

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权主张损害赔偿的是“无过错方”。其意味着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以过错为归责的最终要件。这样举证的责任就落在了无过错的受害一方。在单纯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下，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者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对这一证据的采集要求在婚姻家庭领域存有相当的难度。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以下简称为若干解释）

第二条规定：“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权利主张者如何来证明配偶与婚外异性该种关系的持续性、稳定性呢？有些权利主张者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雇佣私家侦探或干脆自己充当起私家侦探的角色，期望借助这些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请求。但往往会由于收集证据材料及运用证据不当而引发权益之间的冲突。譬如，将捉奸照公布于众，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将同居的事实大肆渲染，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等等。当然，有相当一部分权利主张者根本无法提供此方面的证据材料。在这种种状况下，一味地实行谁主张谁举证，便可能导致该种局面：由于证据的不足或缺乏证据，权利主张方的请求权实现不了，应承担责任的一方则可逃脱法律的惩处。法院的法官明知存有侵权的事实却苦于证据的缺乏而无法对被侵犯的民事权益给予相应的民事救济。在该种局面下，损害赔偿制度确立的立法价值，其所透析的立法精神便荡然无存。

笔者认为：适当适时适地地采用过错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会加大受害方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

如果可以这样操作，那么有相当一些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我们主张，无过错责任或者特殊侵权场合，我国民法应借鉴法国的经验，侵权人侵害自然人物质性人格权，无论侵权人有无过错，均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换言之，在受害人之物质性人格权遭受侵害，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场合，可以适用过错责任，也可以适用无过错责任。”正由于过错推定是从保护受害人利益考虑而产生的，其主要目的是对受害人提供救济，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也应该将过错推定原则引入到婚姻家庭领域中的损害赔偿制度中。例如在重婚、与婚外异性同居等情况下，无过错方要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应采用过错推定的原则，由过错方对其对精神损害的后果没有过错进行举证。

正如本文前面所述，“法律视婚姻仅为民事契约”，确立婚姻法的损害赔偿制度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更何况婚姻家庭关系是感情色彩非常浓厚的民事法律关系，它具有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复杂性，会使婚姻家庭领域随时可能出现法律所预料未及的新情况、新问题。过错推定原则也会有助于对此类婚姻家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及时的调整。同时，也加大了对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

综合前六方面的论述，笔者在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方面存在了以下的看法及建议：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确立这项制度是我国目前婚姻家庭观念“世风日下”，恢复道德伦理的公序良俗的需要；对于婚姻法中的精神损害应理解为“名义的精神损害”为宜；损害赔偿不应局限在离婚条件之下，亦应及于婚姻持续的过程中；损害赔偿的义务人应包括有过错的配偶一方和第三人（权利主张者以何名义诉之在所不问）；适当适时适地地采用过错推定原则来加大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

第三篇：法学专毕业论文 浅谈新旧婚姻法

浅谈新婚姻法

婚姻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两个人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婚姻法作为一部专门的法律来帮我们经营和管理婚姻。婚姻法是调整一定社会的婚姻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是一定社会的婚姻制度在法律上的集中表现。近些年来婚姻法不断的完善和改进，本文浅谈针对旧婚姻法，肯定了新婚姻法的优越之处，并对其中仍然存在的不足提出自己的建议，以使婚姻立法更全面。

一、针对旧婚姻法新婚姻法的优越之处

（一）充实了配偶相互权利义务内容的规定

旧婚姻法第三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新婚姻法在保障基本原则实施的禁止性规定中，补充了“禁止有配偶着与他人同居”的规定，增加了体现婚姻立法宗旨的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这些都是配偶权的主要内容。

（二）明文禁止家庭暴力

旧婚姻法只是笼统的规定了“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那么暴力需达何种程度构成虐待？这种模糊的表述容易使实际操作中容易出现法律真空。特别是在现实生活中家庭暴力虽然屡见不鲜，但家庭暴力不一定构成虐待，为了使实施家庭暴力者得到应有的处罚，有效地遏制家庭暴力现象的发生，新婚姻法进行了修改，把严惩家庭暴力作为重点之一，在婚姻法第3条增加了“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并且在第五章第43.45.46条规定了相应的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

（三）有条件地保护事实婚姻

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符合结婚条件的男女未办理登记，仅举行结婚仪式就视为结为合法夫妻。新婚姻法把符合双方自愿，达到法定婚龄并没有血缘和精神上的问题，只是没有登记的，规定要补办登记，使他们走上合法婚姻的道路。

（四）充实了夫妻财产制的内容

首先，新婚姻法对夫妻法定财产制进行了修改，在夫妻财产之中严格划清了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个人财产范围的界限。如13条改为17条，第1款修改为：，“夫妻在婚姻关

1系存续期间所得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这其中包括：1>工资、奖金；2）生产经营的收益；3）知识产权的收益；4）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5）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此外增加了一条作为18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财产。”其中包括：

1）一方的婚前财产；2）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

3）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4）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5）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其次，对夫妻财产约定制进行补充。根据新婚姻法的规定，夫妻双方可以书面约定婚前财产以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分配方式。这就意味着，以往婚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主要归双方共同所有的习惯定式，被彻底打破，夫妻财产约定制，将成为夫妻分配婚后财产的主流。这是修改后的婚姻法最具时代特色的内容。

（五）增设了“婚姻无效和可撤销制度”

旧婚姻法虽然规定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以及法定婚龄和禁止结婚的条件，但对违反这些规定结婚的，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修改后的婚姻法首次引用民法中“无效”和“可撤销”的规定，在第10、11、12条分别规定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几种情形。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这就意味着：一旦一宗婚姻被宣布无效或撤销，当事人就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提出，是婚姻法的一大进步，使司法人员在司法实践中有法可依，人们也可以更有效地拿起法律武器，捍卫个人的意愿，同时还可以及时逃脱婚姻”陷阱“，让违法者受到应有的处罚。

（六）补充列举了离婚条件

旧婚姻法第25条规定准予离婚的条件为“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众所周知，离婚是让感情确已破裂的夫妻双方脱离苦海，告别死亡婚姻的合法有效的途径。修改后的婚姻法在尊重协议离婚的同时，仍然继续沿用“感情确已破裂”这一离婚标准，此外还增加了基于这一标准而列举的五种情形。

（七）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

1.增补了对家庭暴力受害者和被虐待者的救助措施

新法增补了以下规定：对重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委会、村委会以及所在单位应该予以劝阻、调解；根据实际情况还可能给予行政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

2.增设离婚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根据新婚姻法的规定，当一方重婚或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一起家庭成员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赔偿。这是新婚姻法取得的令人称赞的进步，加强了夫妻间忠诚和尊重的责任，给有过错的一方以实质性的惩罚。

二、新婚姻法的不足

婚姻法的修改适应了我国新时代婚姻家庭状况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我国的婚姻家庭制度。但是在新婚姻法对旧婚姻法的立法突破和完善的同时，现行新《婚姻法》在保留符合社会需要的一些规定，也摒弃了一些跟不上时代步伐的规定，但社会关系是复杂多变的，使得新《婚姻法》的不足逐渐显露。

（一）关于配偶权的问题

缺少关于对配偶权的规定

配偶权是指夫妻基于配偶身分而享有的要求婚姻生活圆满、安全及幸福、和谐的权利和为此所应承担的义务，从广义上讲，配偶权就是夫妻之间权利和义务的集合，从狭义上理解，配偶权指配偶财产权和配偶人身权的合成。配偶权在婚姻家庭关系中一般可以派生出如下几项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夫妻姓名权、住所决定权、同居权、贞操义务、生活互助权、家事代理权、平等从业权和生育权等。这次婚姻法修改过程中对配偶权能否作为一项民事权利写进法律进行了比较激烈的争论，最终，新《婚姻法》对配偶权未作明确规定，其实，配偶权作为一项夫妻权利和义务的集合，是客观存在的。男女结婚后组成一个家庭整体，彼此之间不仅在物质生活上结合在一起，而且在精神生活、性生活上也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们虽然在人格上是相互独立的，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人身依附关系，但作为配偶，双方都拥有特定的权利和义务，这种在于夫妻之间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是相互拥有、平等行使的，也是二者都应该履行的法律责任。

（二）关于事实婚姻的规定存在缺陷

新婚姻法回避了对事实婚姻是否承认其效力的问题。对于不符合结婚条件的男女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且不伤害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同居是否得到法律认可和调整呢？新法没有做出规定和回应。而我国又没有同居法来加以调整和规范，实乃立法之空白。对同居行为放任或道德调整，不利于对这种客观存在现象的问题解决。

（三）关于法定夫妻共同财产

新《婚姻法》规定：夫妻一方继承所得的财产为法定的夫妻共同财产范围。一方因遗嘱继承或赠予所得的财产，如果遗嘱或赠予人在合同中明确表明归夫或妻一方所有，则为夫或妻一方所有，如果遗嘱人或赠予人在合同中没有明确表明归夫或妻一方所有，则为法定的夫妻共同财产。与1980年《婚姻法》的有关规定相比，这一规定已经考虑到了配偶

一方因继承或接受赠予所得财产与一般婚后所得的不同性质，但仍有值得探讨的余地。

1、不符合国际惯例

任何国家的立法，首先应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考虑本国的历史、习惯等具体国情。但是，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一个国家无论是属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还是前苏联等国家的法律，都规定夫妻一方继承或受赠的财产属于个人。

2、与我国《继承法》规定不符

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是确定的，法定继承制下的遗产只能由法定继承人继承。遗嘱继承人也必须属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如果将夫妻一方依法“继承的财产”作为法定的夫妻共同财产，实际上是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扩大到了继承人的配偶。夫妻一方因遗嘱继承取得死亡公民的财产，这是公民生前意愿的体现，但是被继承人的遗愿必须受继承法的约束，即只能通过立遗嘱的方式，“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数人继承”，这就要求遗嘱继承人也必须属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新《婚姻法》第17条将夫妻一方通过法定继承方式所得的财产规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在被继承人无法作出遗嘱的情况下，就将继承人的范围延伸到继承人的配偶，这是否有违被继承人的意愿呢？我们不敢擅下定论。同时，这一规定也不利于社会关系的稳定，一些贪财图利者往往不顾道德和社会的谴责而与家庭富裕的人结婚，等到继承结束又与之离婚，这种现象在实践中已是屡见不鲜，显然这种恶劣行径是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

（四）关于离婚方面的问题

1、关于离婚标准之规定不严谨

作为立法和司法的总结，新婚姻法仍采用了“感情却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标准，这对于保持法律的连续性，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用感情破裂作为婚姻破裂的标准，本身缺乏可行性、合理性和法律上的正义性，“在事实操作和社会公德的价值上都小能尽如人意”。此外，新婚姻法还对离婚标准采用了列举的方式，然而从新法之列举情形看，以过错为多，过错离婚主义的痕迹过重。且并没有把常见的、多发性，具有普遍性的离婚情形列举出来，这样难以达到列举的真正目的。

2、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不完善

（1）对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没有明确界定，易于造成理解的混乱。这种损害赔偿是单纯的财产损害赔偿还是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呢？新婚姻法没有给予很好的答案。

（2）新婚姻法规定以离婚为损害赔偿要件。要求损害赔偿以离婚为代价，条件苛刻，不能解决夫妻感情没有确已破裂，而夫妻一方遭受对方人格、身份等损害而为索赔的问题。

结语：这次新修改的婚姻法针对过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更完善了以前旧婚姻法的不足。可是在其运用的过程中仍有它的不足之处，并不可能满足每一个人对它的需求。婚姻法不可能细致入微地涉及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仅靠婚姻法也不可能解决家庭的所有问题。在维系婚姻这个问题上需要我们自身的努力，通过自己去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庭！

参考文献

[1] 《新婚姻法5年实践之评析》，何贵忠，《妇女研究论丛》，2006年11月第6期总第76期，第20-23页

[2]《浅析新婚姻法存在的立法缺陷》，邓忠安，《当代法学》，2002年第9期，第103-105页（南昌大学法学院·温清）

[3]《浅议配偶权》，韩延斌，《人民司法》，2001年第4期，第30页

[4] 夏吟兰,蒋 丹,薛宁兰.《21世纪婚姻家庭关系新规制》.中国检察院出版社，2001:253.[5] 韩延斌.《浅论配偶权》载《人民司法》，2001,(4).[6] 杨大文.《亲属法》.法律出版社，1997:151.[7]《婚姻与继承法学》，巫昌桢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4版，第13—15页，第107—109页，第123—131页

第四篇：合同法、婚姻法、继承法毕业论文推荐选题

婚姻法：

1、试论夫妻人身关系的立法完善

2、论非婚同居关系的法律调整

3、婚内侵权民事责任探析

4、如何完善对非婚生子女的法律保护

5、从“黄某赠与„二奶‟房产案”谈民法原则与具体规则的适用

6、监护制度研究

7、成年人监护制度研究

8、离婚损害赔偿之探讨

9、完善我国《婚姻法》中亲属制度的立法研究

10、论我国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法律适用

11、我国夫妻财产制研究

12、离婚后子女之监护抚养制度研究

13、非婚生子女之确认

14、非婚生子女之法律地位

15、婚姻无效后的财产清算

16、同居关系的法律问题探讨

17、对中国婚姻无效制度的思考

18、无效婚姻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19、离婚损害赔偿范围研究

20、离婚损害赔偿中“过错”的认定

21、建构适合中国现状的婚姻效力制度

22、我国婚姻家庭法中探视权制度的完善

23、论合立遗嘱

24、论我国现行婚姻法中夫妻财产制度

25、论丈夫生育权及其保护

26、论“无婚者”的生育权

27、“谦抑”是法律对于婚姻家庭关系的应有态度。

28、两性关系模式及法律调整

29、民事保护令之适用研究

30、如何评价婚姻登记中的签字声明（宣誓）制度

31、婚约赠与之性质及法律属性 婚约性质、财产赠与、婚俗、婚姻文化

32、物权法及合同法背景下的夫妻财产制度设计

33、民法典中亲权与监护制度如何协调

34、非婚生子女确认诉讼制度设计

35、代孕法律问题研究

36、协议离婚制度设计

37、婚姻家庭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继承法：

1、“特留份制度之伦理价值分析”。

2、继承债权人权益保护研究

3、遗嘱形式及效力

4、公序良俗原则对于遗嘱效力的影响

5、继承法的价值选择

6、继承顺序与应继份

7、配偶继承顺序及其应继份的立法考察

8、代位继承中被代位人之范围

9、继承法的伦理基础

10、继承法修改意见

11、遗产范围界定

12、设立遗产管理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3、遗产管理人制度研究

14、遗嘱执行人制度完善

15、公证遗嘱效力优先探讨（正当性何在）

16、遗产债务清偿顺序

合同法：

1、电子合同订立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2、格式合同与消费者权益保护

3、论无效保证合同

4、关于合同责任的若干制度研究

5、论可撤销合同

6、买卖合同中所有权保留问题研究

7、委托合同理论研究

8、论合同法定解除制度

9、合同解除溯及力问题研究

10、论违约金

11、论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

12、代位权制度研究（含各种代位权，或选择其中一种）

13、合同附随义务研究

14、质权若干问题研究

15、民事责任竞合的法理学思考

16、情事变更制度研究

17、论我国违约责任中的合理预见规则

18、不动产担保问题研究

19、保证责任研究

20、默示预期违约及其救济制度研究

21、技术合同履行中的道德风险研究

22、论保证人抗辩权

23、缔约过失制度研究

24、合同法对债权的保护之研究

25、保证合同法律问题研究

26、同时履行抗辨权研究

27、根本违约制度研究

28、旅游合同有名化及其规制

29、储蓄合同法律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30、行纪合同研究（类推至各种具体合同问题研究）

31、权利质权若干问题研究

32、第三人利益合同研究

33、雇主赔偿责任研究

34、所有权保留制度研究

35、论公序良俗原则（必须寻找一个特别的角度进入）

36、预售商品房抵押制度研究

37、论合同自由原则（必须寻找一个特别的角度进入）

38、赠与合同若干问题探讨

39、抵押权担保制度初探 40、要约终止情形研究

44、表见代理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45、论违约责任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46、论雇佣合同

47、论格式合同免责条款的法律规制

48、合同损害赔偿责任研究

49、论债权人的撤销权 50、分期付款买卖制度研究 60、民事连带责任制度研究

61、缔约中的信赖利益及其赔偿研究 62、“霸王条款”及其法律规制

63、论中国合同法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 64、委托合同理论研究 65、强制缔约法律制度研究 66、论合同法定解除制度 67、合同解除溯及力问题研究 68、论违约金

69、合同附随义务理论研究 70、民间借贷立法初探 71、论反担保 72、论共同保证 73、定金与押金的区别 74、我国提存制度的完善

75、我国合同法中代位权制度的价值分析 76、论违约责任中的非财产损害赔偿 77、论我国现行合同法的适用范围

78、论我国合同法的解释规则（可选其中某一规则论述）79、论我国合同法的合理期间制度 80、无名合同的法律适用 81、网页广告的法律性质 82、论后合同义务 83、论不可抗力的范围 84、论严格责任与无过错责任

85、论我国合同法中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及计算方法 86、论违约金与赔偿金的关系 87、论出卖人的权利瑕疵担保责任

88、论买卖合同标的物交付过程中风险负担问题 89、论保证人的代位求偿权 90、诚信原则以及合理的预期

第五篇：婚姻法专题

婚姻法专题

法律作为一门应用科学，需要与实践相结合。婚姻法看起来虽然比较简单，但关于婚姻法律实务的实践却不可忽视，要从事法律工作必须有实践经验。2004年4月28日新修订的《婚姻法》继承了以前的婚姻法的成果，保持了我国婚姻家庭制度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对婚姻家庭领域出现的新的问题以及以前婚姻法部分规定的比较原则的问题进行了修改和补充。1980年的《婚姻法》只有37个条文，新的《婚姻法》则有55条，其中修改了33处，许多条文是新增加的，有比较强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如家庭暴力、婚外同居关系、无效婚姻以及夫妻财产关系的复杂情况，增加了一些授权性和义务性的规定，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婚姻家庭制度。对家庭美德和社会主义家庭制度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家庭暴力等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护。新的规定必然会遇到法律实施上的新的问题。司法实践证明，法律修订的重点往往是实践的难点，如夫妻共同财产分割问题、离婚损害赔偿问题以及无效婚姻问题。

一、夫妻共同财产分割问题

新《婚姻法》第17、18和19条，确立了夫妻法定财产制和夫妻约定财产制。夫妻法定财产制又包括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个人财产，并界定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以列举式和概括式的方式规定了夫妻共同财产的内容。从司法实践中看，问题往往出于如何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住房制度的改革，夫妻共同财产结构出现了多元化，尤其是房屋和股权等价值较大的财产在夫妻共同财产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在离婚案件中解除婚姻关系不再是案件的主要矛盾，问题主要集中于夫妻财产问题和子女的抚养问题。而夫妻财产分割则集中在房屋、公司股权以及股票的分割上。

（一）产中房屋的现状以及分割存在的问题

住房问题是关系到家庭生活的重大问题。夫妻离婚时往往为争夺房子而弄得焦头烂额，虽然在新婚姻法实施以后，解决了部分问题，但是由于我国住房制度多样化，既有共有房又有私有房，而且住房权属状态也是多样化的，包括完全的所有权（俗称大产权）、部分产权（俗称小产权）以及承租房屋。婚姻法在处理这些问题上的操作性不是很强，需要在方法或司法解释中进一步完善。具体来说，房屋分割涉及到三个问题。

1、关于私房和具备产权证可上市交易的公房的分割。一般私房流转是依据民法原理进行交易，司法实践中也比较好处理。而具备产权证可上市交易的公房根据9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的规定，其流通性类似于私房，此类房屋在实务中存在以下影响因素即房屋购买的时间，取得房屋产权证的时间，缴纳房款的进度以及房屋产权证是否取得，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房屋在离婚案件中的处理。

2、离婚中公房的分割。公房可能是职工经过房改售房取得产权的房子，叫做部分产权房即小产权房，它可能是婚前或婚后购买的但没有取得产权证的公房。由于这类房屋涉及我国特殊的住房政策又涉及到职工单位的利益。住房不能上市交易，在实务分割中存在一定的障碍。

3、关于公房承租的问题。在婚姻案件中涉及到公房承租时，一般是根据最高人们法院1996年2月5日的《关于审理离婚案件中公房使用承租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其中规定“对于夫妻双方居住承租的公房，无论是共同承租还是个人承租，也无论是婚前承租还是婚后承租，夫妻在离婚时均享有居住使用的权利”。新婚姻法第18条和19条规定与该解释是否有冲突，问题关键在于公房承租权到底是何种性质的权利。

（二）审判实践中对共同房屋的分割对策

1、婚姻法17条规定，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房屋一般是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房屋所有权的房屋，即以婚姻登记时间为界限区分夫妻个人财产或共同财产。在婚姻登记后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为共同财产，不管时间的长短，在登记之前取得所有权的财产应认定为个人财产。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分割夫妻财产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下面以两个案例来具体分析一下。

案例1：2004年4月刘某（男）起诉到法院要求与石某（女）离婚，双方对离婚及其他 财产分割问题都无争议，分歧就在于房屋的分割。其中，刘某主张3居室楼房是由单位分配的平房（带厕所和厨房各一间）拆迁安置而来，经过单位批准已按照房改政策购买此房，购房款是用买断工龄的补偿金交纳的，他要求享有房屋三分之二的产权。而女方也要求分三分之二的产权.经法院查证双方在85年7月进行再婚登记，双方原住在男方单位88年分配的平房两间中（带厕所厨房各一间），93年遇到拆迁，将双方安置到一个三居室的楼房之中，而此时仍是承租的房屋，99年3月按照购房政策交纳了5万元购买楼房，到离婚诉讼时还在办理产权证。本案中房屋最初是由男方单位分配的，实际上分配的是使用权，即是一种承租关系，仅享有公房承租权。按照96年最高院《解答》的规定，一方婚前承租的房屋，经过五年，离婚时夫妻都有承租权。房屋拆迁后安置的房屋仍然是公房，同样该《解答》中还规定，一方婚前承租的公房婚后因该房屋拆迁而取得房屋承租权，离婚时夫妻都有承租权。而且此房在99年房改政策时已由双方购买，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因而房屋为双方共同所有。另外按照《解答》和《<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的规定，房屋在分割时可采取三种方式，即实物分割，竞价分割和折价分割，其中关于竞价分割，在审判实务中不是非常实用，因为夫妻双方经济实力不均衡，竞价在实务中很难应用。

案例2：崔某（女）、尚某（男）于97年登记结婚，婚后于99年生有一儿子，2001年崔某和尚某由于矛盾而分居，儿子随母亲生活。2001年2月尚某起诉离婚，法院予以驳回，此后二人关系未有改善，2003年3月尚某再次起诉离婚，法院最终予以认可。经查，崔某和尚某婚后一直居住在尚某父亲家中，2001年4月遇到房屋拆迁，由尚某的父亲与房地产公司签订了“危旧房改造回迁协议”。其后，尚某一家三口与父亲一家共七人被安置到一四居室楼房中，尚某父亲取得房屋所有权，房款先交纳了9万元，还有余款未交。尚某起诉离婚后，崔某也同意离婚，但要求七分之二的住房帮助款15万元。尚某不同意，认为崔某对房屋无权利。最后，法院判决认为，尚某父亲为该房屋的所有权人，该房屋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不能分割。离婚后女方无住房，男方应根据拆迁安置的价款给女方住房帮助款6万元，由女方自行解决住房问题。法院之所以作出如此判决是因为，崔某和尚某结婚后住在父亲承租的公有住房中，夫妻二人属于婚后无房，是借住于父母家中，但是，在房屋拆迁中尚某一家三口作为拆迁安置人是安置对象，在拆迁权益上有权益，但房屋所有权属于尚某父亲所有。三人只有相应的权益，根据拆迁的实际情况和个人的需要以及男方按照住房帮助款处理，而不是分割共同财产。

2、以下具体分析几种房屋的分割对策

（1）对于私房和具备产权证可上市交易的公房，一般以产权证颁发的时间来界定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按照民法物权原理和我国房屋管理政策，一般情况下房屋权属登记是房屋所有权取得的必经程序。只有办理了产权登记或过户手续才能真正取得房屋所有权。因此对于在离婚案件中涉及的此类问题，如果诉争的房屋是结婚登记后取得所有权的应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无论房屋在何时购买、房款如何交纳在分割之前都应考虑相关因素。如果在结婚登记之前取得的应认定为个人财产而不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对共同房屋一般应进行实物分割，确定各自的份额和具体使用的房间。如果不能实物分割或不宜分割，应考虑房屋来源因素、交款情况、公民使用情况来进行分割。由一方取得房屋，另一方取得折价款或住房帮助款。

（2）部分产权房屋的分割。部分产权房屋是指职工对享受政府或企事业单位补贴而购买或建造的房屋所拥有的产权房。部分产权房屋是国家历次房改政策的产物，其突出特点为部分产权处分受到限制。根据国务院91年6月发布的《关于继续稳妥的地进行城镇住房改革通知》，其特点集中于以下几点。第一，房屋必须在购买五年后才能出售。第二，出售时原补贴单位有优先购买权。第三，售房所得按照国家、单位、个人所占比例进行分配。

（3）婚姻存续期间已经签订买卖合同，但未取得产权证的房屋。对于此类房屋在下列情况下应认定为个人财产：第一，如果在婚前购买，房款已交齐但产权证未取得，认定为个人财产。第二，如果由夫或妻一方在婚前购买，交纳了部分房款，余款或部分房款在婚姻存续期间继续交纳，但未取得产权证，房子应认定为个人财产。当然，在共同生活期间交纳的房款应为共同财产。对以下情况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第一，在婚姻存续期间购买的，无论是以夫或妻的名义还是夫妻共同名义。第二，在婚前以夫妻双方的名义购买。第三，在婚前以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购买，属于婚前共同财产，财产性质存续到婚后仍未夫妻共同财产。

（4）公房承租权。由于未取得房屋产权，承租权属于债权而非物权。承租权产生于承租人与单位或房管所之间的协议，涉及到第三人，不是夫妻个人财产，也非夫妻共同财产，因而该房屋不能处理，但承租权可以处理。

（三）夫妻共同财产中的股权分割问题

1、实务中存在的问题

如果股权被看好，夫妻争买反之则双方都不要而要求补偿款。存在如何确认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股权，如何操作即对于增加投资的股权、股息如何认定其性质的问题以及双方争要股权如何确定补偿款的作价。一般而言，共同财产包括在约定财产制下将个入的婚前财产约定为共有；男女婚前共同投资和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取得的股权。而婚前取得股权婚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股息、红利的依主从物理论仍为婚前个人财产。

例1：马某（女）诉何某（男）离婚一案，要求将男方隐匿的财产和股权全部判归自己其他公司股票一人一半。何某称股票有他人委托炒股的不能分割，其中自己的一万多股票同意给女方一半。经法院查明：双方85年结婚86年生子，99年分居孩子随女方。男方在依公司投资4.5万占45％股份，02年被吊销执照尚未清算；在一技术开发公司投资80万占80％股份；在另一公司投资10万占10％股份。到02年11月在华夏证券股票帐户上有170万经诉讼保全而冻结，案外人分别起诉主张股票的所有权。

判决：准予离婚，股票因涉及案外人在本案中不作处理。男方在三个公司的股份经股东同意平均分割。

例2：男甲诉女乙离婚称其中男甲的股票是婚前开户，与女乙无关，要求女方的股票应给其一半女方称各自名下的股票一人一半。

一审法院认为股票资产总值应做共同财产分割男方认为个人名下的股票作为个人财产而实际上由于故票具有流动性不能认定为婚前个人财产因此判决女方名下的股票资金余额归女方所有；男方名下的股票资金余额归男方，男方在给女方3万元折价。

男方上诉，二审查明女方02年26日资金余额5万多，男方02年26日资金余额12万多，名下股票是98年结婚以前开户（98年4月1日结婚）98年4月16日第一次交易，因此认定第一次交易的为个人财产，其余为共同财产。

分割对策：股权在夫妻间不发生转移，另一方得补偿。

股值确定时间：在开庭前一日或起诉日确定股权价格。

涉及公司或第三人财产是一般另案处理。

二、离婚损害赔偿

婚姻法第46条确定了离婚损害赔偿，也就是说在法律规定情形之下，夫妻中无过错的一方有权请求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这个规定比较的原则，在现实操作起来也有一定的难度。在婚姻法司法解释

（一）中对此在实体和程序上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一）关于适用实体范围的问题

婚姻法在46条中明确规定了适用离婚损害赔偿的四种情况：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和遗弃家庭成员的

比如，有一个案子：刘某（女）和冯某（男）婚后生有一子，但是由于双方各方面的差异比较大，所以逐渐产生很多矛盾。刘某从事的是保险工作，接触的人也比较的多，不久就和一男关系密切，冯某劝阻但无效。一日，冯某跟踪刘某与该男进入一住处，冯某便堵在门口并打110.110赶到后，三人被带到了公安局，刘某和该男也交代了两人确有不正当关系并做了笔录。后冯某起诉离婚并要求离婚损害赔偿。但是由于刘某并不符合46条规定的四种情况，所以刘某的这个要求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

我们所说的非法同居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人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的共同生活。但是 我们判断是否非法同居的时候也没有一个确定的期限和具体情形，所以在实践中无操作性在离婚案中要证明举证与他人有不正当关系属很不易的一件事，并且是一个持续、稳定的关系就更不易了。

关于重婚，在婚姻法上的重婚和刑法上的重婚是有区别的，我们婚姻法上的重婚是承认事实上的重婚的，包括法律上的重婚和事实上的重婚，但是我们同样遇到操作性不强这个困难。

此外，关于有配偶者与婚外同性同居的问题，或者是赌博、吸毒导致婚姻破裂的，损害赔偿也是于法无据。

但是我们在实际审判中，对这种有婚外性关系又不符合46条赔偿范围的，我们通常在财产分割上作出权衡，主要照顾无过错方，对有过错方少分或不分，以此来弥补法律规定上的不足。

（二）关于适用程序范围的问题

应当适用于诉讼离婚，同时也应当适用协议离婚。就是如果夫妻协议离婚之后，如果发现另一方有46条规定情形的，也可以要求离婚损害赔偿。

（三）离婚过错损害赔偿适用的主体

在家庭暴力方面，受害方并不一定限于夫或妻，还包括子女方，但是子女要求的赔偿并非是离婚损害赔偿，可以以非离婚损害赔偿来要求赔偿。

在适用主体方面，出现了各地法院适用理解不一的情形。有人认为可以向第三者提出赔偿要求或者可以把第三者列为共同被告。但是在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了离婚过错损害赔偿适用的主体是过错配偶，而不包括第三者。

（四）离婚过错损害赔偿的举证责任

由于无过错方取证比较困难，所以可以个案分析，不应对无过错方的举证要求过于苛刻，否则就起不到我们法律对过错方惩罚的目的。我们在审判实践中可以尝试着适当的放宽条件或者在特定条件下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比如，对于长期夜不归宿的一方，可以推定其为有过错方。在判决离婚过错损害赔偿的情况下赔偿的数额不能从共同财产中折抵，而是从属于其自己的财产中拿出。在实际中，离婚过错损害赔偿的树额通常也不会很高，一般是五千到一万左右。

（五）法官的告知义务，在婚姻法司法解释

（一）中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离婚案件时，应当将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等规定中当事人的有关权利义务，书面告知当事人。但是这种把告知义务强加给我法官的做法实际上已经违反了诉讼中不告不理的原则和法官居中裁判的原则，有矫枉过正之嫌。

三、无效婚姻问题

我国新修订的《婚姻法》规定了婚姻无效的问题，包括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

首先，先了解以下无效婚姻。按照《婚姻法》第十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

（一）重婚的；

（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

（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

（四）未到法定婚龄的。”其中，涉及到以下几个问题：

1、婚姻法第十条将不应当结婚的疾病限定为‘婚前患有，婚后尚未治愈’这相对于以前婚姻法中的规定有所进步，区别了婚姻期间患病的情形。另外，将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规定为‘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但是究竟什么是“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却没有进一步进行解释，没有配套的规定。只有通过我国的《母婴保健法》可以得知，一般包括以下几种类型即严重的遗传性疾病、指定传染病以及精神病，且精神病是指抑郁性精神病等重型精神病。

2、对于‘未到法定婚龄的’是指在宣告无效时未达到法定婚龄，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新《婚姻法》司法解释

（一）中第八条规定，“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 就是说，如果申请宣告无效或离婚时，达到法定婚龄的，则为有效的婚姻。

其次，《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由此可见，我国婚姻法中规定的可撤销婚只包括胁迫一种情形，而在司法实践中，以欺诈、包办婚姻、诱骗等情形为由而要求撤销婚姻的情况也不少见，但事实上，欺诈、包办、诱骗等不可作为可撤销婚姻的理由。因而实践中认为应当将其范围界定的更宽泛一点。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王晓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