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第17章 行政诉讼中的其他制度
第17章 行政诉讼中的其他制度
一、撤诉
（一）概念
行政诉讼中的撤诉，是指原告或上诉人（或原审原告或原审上诉人）自立案至人民法院作出裁判前，向法院撤回自己的诉讼请求，不再要求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的行为。
根据撤诉处的审级不同，撤诉可分为撤回起诉、撤回上诉和撤回再审申请三类，其主体分别为原告、上诉人和原审原告或原审上诉人（区别：再审中的生效判决是一审还是二审）。根据撤诉是否由当事人提出，可将撤诉分为申请撤诉和视为申请撤诉两类。前者指当事人主动向受诉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不再要求受诉法院对案件继续进行审理，是当事人对自己诉讼权利的积极处分；后者指当事人拒绝履行法定诉讼义务，视为其申请撤诉的情形，它是当事人对自己诉讼权利的消极处分。
（二）撤诉的条件
1． 申请撤诉的条件
（1）撤诉申请人必须是原告（一审）、上诉人（二审）、原审原告或原审上诉人（再审）
以及经他们特别授权的代理人。被告或第三人和被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和原审被上诉人均不得提出撤诉申请。
（2）申请撤诉必须是基于当事人自己真实意思的表示，出于当事人自愿。原告或上诉人
（或原审原告或原审上诉人）申请撤诉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任何变化，但申请撤诉；另一种情形是被诉行政机关在诉讼过程中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起诉该行为者同意并申请撤诉。但不管哪一种情形，行政机关都不能强制当事人撤诉。
被诉行政机关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多为主动改变，也有基于其他原因改变，如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不当，可以在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建议被诉行政机关改变其具体行政行为，被诉行政机关接受法院建议；同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被诉行政机关改变其具体行政行为：根据起诉该行为者的请求依法履行法定职责；采取相应的补救、补偿等措施；在行政裁决案件中，书面认可起诉该行为者与第三人达成的和解等。但因被告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原告申请撤诉的，还同时需要需要符合以下条件：被诉行政机关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超越或放弃职权，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被诉行政机关已经改变或者决定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并书面告知人民法院，第三人无异议。
（3）撤诉必须符合法律规定，不得规避法律，也不能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
（4）撤诉申请必须在人民法院宣判前作出。
（5）撤诉必须经人民法院准许。
人民法院应当对撤诉申请进行审查，申请符合条件的，裁定准予撤诉，案件审理终结。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或被诉行政机关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后当事人不撤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作出裁判。
对于因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改变而申请撤诉的，如果有履行内容且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准许撤诉。而对不能即时或一次性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准许撤诉，也可以裁定中止审理。为保护撤诉人的权利，人民法院在准许撤诉裁定中可以载明被诉具体行政机关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内容及履行情况，并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在裁定理由中明确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全部或部分不再执行。
2.视为申请撤诉的条件
（1）原告或上诉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可以按撤诉处理。
（2）原告或上诉人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可以按撤诉处理。
（3）原告或上诉人未按规定的期限预交案件受理费，又不提出缓交、减交、免交申请，或者提出申请未获批准的，按自动撤诉处理，在按撤诉处理后，原告或者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再次起诉或上诉，并依法解决诉讼费预缴问题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三）撤诉的法律后果
就一审的撤诉而言，两方面：
（1）无论是原告申请撤诉得到法院准予撤诉，还是按撤诉处理，其直接的法律后果
都是导致诉讼程序的终结。
（2）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后，原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起诉的，人民法院不
予受理。
准予撤诉的裁定确有错误，原告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准予撤诉的裁定，重新对案件进行审理。
二、缺席判决
与对席判决相对而言，是指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在一方当事人或双方当事人未到庭陈述、辩论的情况下，合议庭经审理所作的判决。行政诉讼中的缺席判决主要包括两种情形：
（1）经人民法院两次合法传唤，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判决；
（2）原告或上诉人申请撤诉，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准许的，原告或者上诉人经合法传唤无
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未经法庭许可而中途退庭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判决。
原告：一次被告：两次
三、审理程序的延阻
审理程序的延阻，是指因特殊原因使诉讼活动不能按照正常程序进行，而出现的程序延期、中止和终结等情形。
（一）延期审理
延期审理是指人民法院把已定的审理日期或正在进行的审理推迟至另一日期审理的制度，主要包括：
（1）必须到庭的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没有到庭；
（2）当事人申请回避，人民法院因客观原因不能立即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
（3）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重新鉴定、勘验，或者需要补充调查的；
（4）其他应当延期审理的情形。
（二）诉讼中止
诉讼中止是指诉讼过程中，因出现某种原因而诉讼暂时停止，待原因消除后诉讼继续进行的制度，主要包括：
（1）原告死亡，需等待其近亲属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
（2）原告丧失诉讼行为能力，未确定法定代理人的；
（3）作为一方当事人的行政机关、法人或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
人的；
（4）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力的事由不能参加诉讼的；（事由一旦消失，诉讼即可继
续进行）
（5）案件涉及法律适用问题，需要送情有权机关作出解释或者确认的；
（6）案件的审判须以相关民事、刑事或者其他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相
关案件尚未审结的；
（7）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
（三）诉讼终结
诉讼终结是指在诉讼开始后，出现了使诉讼不可能进行或进行已无必要的情形，由法院决定结束对案件审理的制度。诉讼终结仅限于法定事由：
（1）原告死亡，没有近亲属或近亲属放弃诉讼权利的；
（2）作为原告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后，其权利义务的承受人放弃诉讼权利的；
（3）因原告死亡须等待其近亲属表明是否参加诉讼，或者原告丧失诉讼行为能力
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或者作为一方当事人的行政机关、法人或其他组织终
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这三种原因，使诉讼中止满90日仍无人继续诉
讼，但有特殊情况的除外。
四、被告在诉讼中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处理
从理论上讲，具体行政行为一旦被诉，作为行政诉讼的审理对象，它应当是确
定的，不容被告随意改变，所以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不允许被告任意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但是，为给被告提供主动纠错的机会和积极化解行政争议，我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允许被告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并作出以下规定：
1.被告既可以在第一审期间也可以在第二审期间和再审期间改变被诉具体行政
行为。
2.被告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或决定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应当书面告知人民
法院。
3.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改变后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及由此产生的结果在一
定程度上取决于另一方当事人的态度。（1）若另一方当事人同意被告对被诉具
体行政行为的改变，并提出撤诉申请，经法院准许，诉讼结束。（2）若另一方
当事人不同意被告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改变，不提出撤诉申请，人民法院应
当继续对原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理，并就原具体行政行为作出裁判。不过，因
被告曾对原具体行政行为进行过改变，在判决时法院应注意判决形式。在一审
中，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应当作确认其违法的判决，而非撤销判决；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而不是作出维持判决。（3）如果原告或第三人对改变后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就改变后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理。在二审和再审中，应当予以
参照。
4.当事人起诉被告不作为，在诉讼中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撤诉的，人民法院应继续审查被告不作为是否合法。
五、合并审理
合并审理，是指人民法院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诉讼合并在一个诉讼程序中进行审理和裁判的制度。它有助于简化诉讼程序，实现诉讼经济，也可以防止裁判之间的矛盾。
根据行政诉讼法解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
1、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分别依据不同的法律、法规对同一事实作出具体行政行
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服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
2、行政机关就同一事实对若干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分别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服分别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
3、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对原告作出的新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服向同一人
民法院起诉的。
4、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的其他情形。
六、妨害诉讼行为的排除
（一）妨害行政诉讼的行为
妨害行政诉讼的行为，是指诉讼参加人和其他人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故意干扰、破坏诉讼秩序，妨碍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行为。
主要包括：
有义务协助执行的人，对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无故推脱、拒绝
或者妨碍执行的；（错误的执行可以拒绝）
（2）伪造、隐藏、毁灭证据的；
（3）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或者威胁、阻止证人做证的；
（4）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的；
（5）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或者扰乱人
民法院工作秩序的；
（6）对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诉讼参与人、协助执行人侮辱、诽谤、诬陷、殴
打或者打击报复的。
（二）排除妨害行政诉讼的强制措施
对上述妨害行政诉讼行为，人民法院可以采取下列强制措施予以排除：
1.训诫，是指人民法院对妨害行政诉讼行为情节较轻者，予以批评、教育并警告
其不得再犯的措施，属较轻的行政强制措施。
2.责令具结悔过，是人民法院对有妨害行政诉讼行为的人，责令其承认错误，写
出悔过书，保证不再重犯的措施，也属较轻的强制措施。
3.罚款，是人民法院对有妨害行政诉讼行为人，强制其缴纳一定数额款项的强制
措施。罚款金额为1000元以下。
4.拘留，是指人民法院对有妨害行政诉讼行为的人，短期内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一
种强制措施，是最严厉的强制措施。拘留期限15日以下。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罚款、拘留须经人民法院院长批准、当事人对决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
议。
七、案件的移送和司法建议
（一）案件的移送
案件的移送，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发现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有违纪或犯罪行为，或被处罚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应追究刑事责任，将案件全部或部分移送有关部门处理的措施。接受移送的有关机关，应依法履行追查职责。如案件移送影响本案审理的，人民法院应裁定中止诉讼。
（二）司法建议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时，人民法院可以向该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人事机关提出司法建议。接受司法建议的机关，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告知人民法院。司法建议是保证行政裁判执行的手段之一。
八、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
（一）概念与特点
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是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的同时，对与引起该案件的行政争议相关的民事纠纷一并审理的诉讼活动和诉讼关系的总称，具有以下特点：
1.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实质是两种不同性质诉讼的合并。行政诉讼解决的是行
政争议，民事诉讼解决的是民事纠纷，争议性质的不同决定了两种诉讼制度的区别，也决定了两种诉讼通常应分别进行。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存在的合理
性在于，在两种诉讼合并审理，将有助于节省诉讼成本，提高审判效率。
2.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可以是行政诉讼的原告，但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不能是行
政诉讼的被告。
3.在行政诉讼中，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最相似性的行政赔偿诉讼（被告重合），属于一种特殊的行政诉讼，并非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
（二）适应条件（1）
行诉法解释第61条规定：被告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作的的裁决违法，民事争议当事人要求人民法院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据此，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适用条件是：
1.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裁决，其他行政行为即使涉及民事纠纷也不能一并审理。行政
裁决是行政机关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的行为。此行为因具有强制力而属一种行政行为，其特殊性在于不是行政机关的单一管理行为，而是解决争端的活动，由此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属三方法律关系。当事人对民事权利义务的分配不满，必须先提起行政诉讼。
2.被诉行政裁决违法。行政裁决合法，法院应当作出维持判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
务分配也因此而确定。只有行政裁决违法，才存在附带民事诉讼的可能。
3.民事争议当事人要求法院一并解决相关民事纠纷。既然是附带民事诉讼，就必须遵循民
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在当事人没有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况下，法院无权一并审理。
第二篇：行政诉讼中的级别管辖
行政诉讼中的级别管辖，是指各级人民法院在受理第一审行政案件的分工和权限。根据行政案件的性质、复杂程度和影响范围，我国《行政诉讼法》对各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的权限规定如下：
1、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3条的规定，除了法律特别规定应由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外，其余所有的第一审行政案件都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2、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4条的规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有：
（1）确认发明专利权的案件、海关处理的案件。由于这两类行政案件的专业技术性强，且专利、海关行政机关的设立大多与中级人民法院的管辖相吻合，因此，法律规定这两类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有利于保证办案质量。
（2）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法院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这类案件中作为当事人一方的行政机关的级别较高，由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专业性、政策性强，影响大，不适合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3）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行政案件。这里的“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行政案件”主要是指：①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或省级人民政府复议的行政案件；②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共同诉讼、集团诉讼行政案件；③涉外或涉港、涉台、涉澳且有较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案件；④被告为县级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地（市）及省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的行政案件；⑤其他重大、复杂的行政案件。
3、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这类行政案件专指在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案情重大，涉及面广且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4、最高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全国范围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这类案件主要是指对全国有重大影响的行政案件或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涉外行政案件。实践中这种行政案件极少。
第三篇：浅析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胡春晓 法硕（法学）
学号：201020201
1浅析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罗马法中，现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举证责任一般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由谁承担举证责任；二是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我国，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不同性质的诉讼，举证责任制度是不同的。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不负有举证责任，举证责任一般是由公诉人人民检察院或者自诉案件中的原告人承担的。在民事诉讼中，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民事诉讼中主张方当事人虽负有举证责任，可若举证不足，却不一定要承担败诉的后果。而在行政诉讼中，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被告对做出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负有举证责任，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原告对法定的诉讼请求负有举证责任。①有此可见，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就是指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根据原告的起诉审查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有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
关于究竟哪一方最后承担因举证不充分而导致的不利后果问题，就牵涉到了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
有学者认为，“谁主张、谁举证，是行政诉讼责任的规律性分担① 《中国行政诉讼法》修订版，第165页，王亚琴、孙际泉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规则。”按照这种规则，“当事人只要提出某种诉讼主张，就有责任举证。当事人提出诉讼主张，但是提不出证据，或证据之证明力度不够，通常说来，当事人多半败诉。即当事人肯定或可能多半败诉。”②这样的观点，就无疑是将“主张”一词理解成了“起诉”，即：“谁起诉，谁举证”。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谁主张，谁举证”不是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因为在民事诉讼中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的“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仅仅是对提供证据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规定，不是关于结果责任意义上的证明责任的规定。由于举证责任分配是指对结果责任的分配，《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根本不是我国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流行的观点将“谁主张，谁举证”作为我国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并予以指责，实际上是无的放矢，弄错了对象。按照这种理解，“谁主张，谁举证”是提供证据的原则，因而在行政诉讼中只能将其作为提供证据的规则而不是举证责任的分担规则来适用。
由于我的行政诉讼法起步较晚，很多理论是直接脱胎于民事诉讼法的。但是，在举证责任制度上，则又有别于民事诉讼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不管是将“谁主张，谁举证”理解成举证责任分担规则，还是将其理解成提供证据的规则，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对诉讼的后果有着直接的关系，最终影响到审判的结果，也就是承担败诉的风险。按照德国学者莱奥.罗森贝克的观点，“在任何诉讼中，法官的任务均是如何将客观的法律适用于具体的案件。”“当事人对事件的事实过程的阐述不可能达到使法官获得心证的程度的情②《行政诉讼原理及名案解析》第542页，刘善春著，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况。法院几乎每天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不仅民事法庭、刑事法庭如此，行政法庭也同样如此。”③
为什么让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呢？
第一，行政机关掌握的证据具有单方性，较为密切。首先，在行政行为程序中要求行政机关行使职权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无论是行政机关收集证据，还是相对人应当提供证据，行政机关必须在掌握充分的事实证据后才能做出具体行政行为。其次，在很多情况下证据是由行政机关单方面收集及认定，行政相对人一方根本不了解或知悉。至于经过听证程序的行政行为中，行政机关掌握的证据更加全面。最后，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相比，在收集证据和保存证据方面比相对人更有力量。因此，在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与证据的关系较为密切。依照“与证据关系较为密切标准”，即因为事实或法律，证据由诉讼中某一方当事人所掌握，就应当由该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从这个原则演绎出被告行政机关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第二，行政机关是权利的主张者，因为行政诉讼审查的是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不是原告行为的合法性。依据行政法治及依法行政的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合法运用权力。在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应当而且必须主张④权利——主张具体行政行为是合法的，否则根据“违法推定”原则，行政行为将被确定为违法。行政诉讼中的“违法推定”原则，是指一旦行政机关不能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将被认定为违法，这一原则说明在行政诉讼中被告行政机关应负举证责任。莱奥.罗森贝克著《证明责任论》第1页，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1、主宰，做主；
2、见解，主意；
3、提倡，扶持；
4、引申为接济；
5、筹办；
6、支撑。笔者认为此处应为第三种解释。③④
在行政诉讼中存在“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分配模式，有观点认为这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倒置，这是对举证责任分配涵义缺乏理解的一种表现。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指对于诉讼中存在争议的事实，在当事人之间应当由哪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在通常情况下，对举证责任分配模式的理解要注意举证责任分配的三个特征：第一，举证责任的分配只是在当事人之间分配；第二，举证责任的分配涉及到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第三，举证责任的分配以法律事先规定为原则，若无 法律规定，应由法院以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来确定。确定举证责任分配标准有两个原则，其一为公平原则，是指举证责任的分配符合权利义务一致的要求。其二为科学原则，是指举证责任的分配要符合客观现实，具有现实可行性。
当然，虽然我国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主要由被告承担，但原告亦应当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在《行政诉讼法》中对原告的举证责任问题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在《关于证据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同时，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因为不作为案件是行政管理相对人以行政机关拒绝、不予答复、拖延或没有有效履行职责为由而提起诉讼的案件。在此类案件中，行政相对人的申请是行政机关实施一定行为的前提，没有申请行为，行政机关拒绝、拖延等不作为行为当然无从谈起。因此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当然，对于行政不行为案件的诉讼，并不一定会对行政主体的不作为行为产生
败诉的结果。比如，公民申请行政奖励的行为，行政主体在法定的期限内没有给予答复是一种不作为行为，但法院的判决结果可能是行政主体败诉，但不必然的会要求行政主体作出给予公民某种行政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因为有些依申请的行为会产生特定的法律后果，如行政许可的申请，但有些则要视法律的规定条件而论，不是一经申请，当然的获得预期的法律后果。在行政诉讼中，原告的所负的这种举证责任，有的学者又把它称为初步的证明责任，因为这种初步的证明责任只是体现在诉讼的开始阶段，一旦案件进入到实质阶段，就要依据被告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来确定双方在提供证据方面的义务了。
我国现行的这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在现在的特殊国情下是有他的好处的：首先，有助于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告合法权益之保护。面对拥有行政职权的强大的行政机关，原告总是处于弱势。因此，《关于证据的规定》通过证据规定加强对弱势方的保护，如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同，举证时限的最后期限定有差异，取证限制不同，不仅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能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而且只有原告、第三人才可以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原告、第三人不仅可以对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申请重新鉴定，对被告据以认定案件事实鉴定结论也可以申请重新鉴定，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而需要依法缺席判决的，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行政执法人出庭作证以及主要是针对行政机关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充分体现了对原告合法权益的保护，对弱势方保护的倾向明确、清晰，显然，这些规定，对于营造良好的行政审判环境，保护诉权，体现法律平等精神，会起
到积极有效的作用。其次，有助于规范证据的提供、调取、质证、认证等活动，使之更加容易操作。实践表明，仅仅依靠行政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的原则性规定运用证据，很难操作，几年来，我国各地人民法院陆续制定了适合本地区适用的证据规则，但是各地的规定不统一、不规范，《关于证据的规定》的颁布结束了这种“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在提供证据的要求上，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材料的和。最后，有助于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与保护。近年来，通过行政诉讼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呼声渐高，《关于证据的规定》充分考虑了这种趋向。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条款的规定上：一是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有关证据;二是证据涉及国家秘密的，由法庭予以确认，并不得在开庭时公开质证;三是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事实认定的，人民法院有权依职权调取证据。这种关注，意味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更趋完善。
当然，我国现行的这种举证责任制度并非全是好处，我国是一个比较落后的欠发达国家，行政机关违法行政的比例较大，行政相对人保护自己的意识比较淡薄，因此，完全将举证责任推给原告是不可行的，当然由行政主体负主要责任，在目前看来没有什么大的不当之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做法必然会被真正的“谁举证，谁主张”的规则所替代。
第四篇：浅论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制度
浅谈民事诉讼中的自由心证制度
介休法院蔡国强
自由心证制度是指一切证据证明力的大小和证据的取舍和运用，法律不预先做出规定，而是由法官根据自己的良心和理性自由判断，并根据其形成的内心确认来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制度。
自由心证包括两个原则，一是自由判断原则。证据的证明力由法官自由判断，法律不作预先规定。然而，自由心证原则的“自由” 并非容许法官为恣意判断，而是指法律不设定具体的规则来指示法官根据证据认定事实时，必须做而不得不做出某种判断。二是内心确信原则，或称心证原则，即法官在内心“真诚的确信”，形成心证，由此判定事实。所谓“心证”，是法官通过对证据审查所形成的确定信念。心证原则禁止法官根据似是而非的，尚有疑虑的主观感受判定事实。因此可见，自由心证制度的实质是理性和良心。理性是自由判断的基础，而良心（职业道德）是正确判断的保证。
自由心证制度的优缺点： 优点：1.解决疑难案件。2.提高结案效率。3.更注重实体正义。缺陷：1.对法官素质要求很高。2.法官自由裁量权增大，和成文法的契合。3.对程序正义的妨碍。
自由心证与我国司法实践现状及立法的契合度：
我国虽然在制度上没有关于自由心证的设计，但我国司法实践中也能找到自由心证和心证公开的足迹。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有的学者认为此规定实质上蕴含着自由心证的原则。客观地分析我国司法现状，我们会发现自由心证原则在审判实践中的大量运用。
2002年4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的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力进行独立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该条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心证制度。它既强调法官审查判断证据要遵循法定程序、依据法律的规定，同时也强调法官依据法官职业道德和逻辑推理及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进行独立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民事证据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证据，但都没有足够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该条规定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它要求在民事诉讼证据无法达到确实充分，所证明的事实不能达到完全排除其他可能性的情况下，只要按照“高度盖然”的证明标准，尽可能的接近客观真实。它要求法官要能理性超然地评判相关的各方证据，通过自己的审查、法庭上所见，自然而然形成对案件事实的确信。
如何合理的限定自由心证的“自由”：
自由心证原则在确立之初，以克服法定证据制度之弊端为己任，赋予了审判人员充分的自由裁量权，自由心证之内心确信侧重于审判人员主观方面对证据的评价。然而，自由心证有矫枉过正之嫌，这些证据评价标准不断地受到了理论上的批评和反省。于是，为了保障自由心证能够正常、合理地发挥作用，人们开始探寻建立限制自由心证肆意性之客观标准。从制度上约束自由心证的形成，以达致公开、公正与公平之效果。事实上，为获得准确合理的心证，采用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国家，一方面尽量保障法官心证形成之自由，另一方面则设置一系列制度以力图克制法官恣意妄为，从而在制度上对法官自由心证进行规制。
自由心证并非一套孤立的制度安排，其生长于一定的环境与土壤之中，依赖于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制度环境的支撑，表现为：
（1）司法必须独立。司法独立是审判人员形成自由心证之根本前提。审判人员独立于既独立于非审判人员又独立于其他审判人员。自由的意志方能才能产生自由的心证。排除来自外部的非法干预，确保法官能够自由地形成心证。
（2）审判必须公开。自由心证并非秘密心证，自由心证的仍然以奉行审判公开原则为前提。审判公开是杜绝暗箱操作，防止司法腐败的最佳武器。审判公开，包括审判过程的公开、审判结果的公开。这里尤其要提到的是公开判决理由，现代法治国家要求法官应当将心证形成的过程及根据载于判决书之中。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86条规定，作为法官心证根据的理由，应在判决中记明。法国《民事诉讼法》第455条，也明确规定，判决应当写明理由。当然，法律并非要求所有案件的判决书均应载明法官心证形成的原因，譬如，对于简易案件判决书，有的国家规定只需记载判决主文而无需载明法官心证形成的原因。但是，例外的情形必须有法律明定。
（3）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是资产阶级法制的一项重要制度，相对于封建司法制度有无以伦比的优越性和进步性。审判之前推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无罪，抑制法官先入为主，消除偏见与歧视，以保障合理的心证形成。
上述制度是自由心证得以生长的根基与土壤。然而，除了这些基础性制度以外，保证自由心证的准确形成，尚需一些特殊的证据原则或者规则予以约束：
（1）证据裁判原则。在实行自由心证的大陆法系国家里，普遍实行证据裁判原则。它要求裁判的形成必须达到一定要求的证据为依据，没有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证据裁判原则是抑制肆意形成自由心证的重要装置。“证据裁判主义不仅要求法官必须依证据而为事实之认定，而且对于一定之证据限制法官为自由心证，如无证据能力、未经合法调查，显与事理有违或认定事实不符之证据，不得作为自由心证之依据。”离开证据裁判原则的制约，形成合理的自由心证乃是奢谈。
（2）补强证据规则。补强证据规则的功能在于保护被告人的权利，防止案件事实的误认，对某些证明力显然薄弱的证据，要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才可以作为定案根据。法官认定事实的自白须有补强证据以保障合理的心证形成。
笔者以为，鉴于短期内，我国法官的法律素质、职业操守以及审判技能的实际状况，为保障法官能够准确判断证据和认定案件事实，我国只能有条件地借鉴英美法系合理的证据规则，通过设置一些证据规则对证据能力加以严密规定以约束法官自由裁量行为，以助于法官形成合理的心证。
第五篇：民事诉讼中和解制度
民事诉讼和解制度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法制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民事纠纷呈逐年上升趋势，随之而来的人民法院的审判任务也越来越多，处理的民事纠纷也纷繁复杂。台湾学者苏永钦教授指出：人民虽然对司法只有相当低度的信任，但当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而人们除了上法院没有太多选择时，司法机关仍然可以被大量的案件瘫痪，司法人员频频传出“过劳死”。因此，在司法机关分身乏术的情况下，和解制度成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途径。同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和解也逐渐成为解决民间纠纷的重要方式，使得中国逐渐建立的法治除了严肃之外也多了些人情味道的渗入，多了几分亲和力。同时，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确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诉讼费用过高的缺点，减轻了当事人的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进而节约了大量的诉讼资源，为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民事诉讼和解制度概述
1、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概念
对于和解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我国台湾学者陈计男指出“诉讼上和解,是指当事人于诉讼系属中，在受诉法院约定相互让步，以终止争执之发生，同时又以终结诉讼中全部或一部为目的之合意”。而章武生教授在《诉讼和解》一文中认为“诉讼和解，是一种诉讼行为，是民事诉讼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主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终结纠纷的行为。”姜伟教授则这样分类和解，通常分为诉讼外和解与诉讼上和解。“诉讼外和解，顾名思义，乃是当事人在诉讼系属之外，在没有国家司法权力参与的情况下，互谅互让从而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诉讼外和解本质上属于当事人双方订立的契约，对当事人产生合同上的约束力，当事人双方的和解行为属于私法行为；如果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凡是在诉讼系属中经当事人之间协商让步而达成的合意，均属诉讼上和解的范畴，包括当事人之间自行协商达成和解协议，从而以原告撤诉的方式终结诉讼。而通常意义上的诉讼上和解则是指在诉讼系属中，当事人双方于诉讼的期日，在法官的参与下经协商和让步而达成的以终结诉讼为目的的合意。因此，笔者认为，民事诉讼和解是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范畴内解决纠纷为目的的契约行为。
2、诉讼和解制度的性质
诉讼和解是按照程序进行的，对其性质作何解释，各说不一，国外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认识也不完全一致。大体观点分为四类，即“私法行为说”、“诉讼行为说”、“两行为并存说”、“一行为两性质说”。
下面分别对这四种学说作一简单介绍：
（1）私法行为说。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诉讼中和解与诉讼外和解一样，本质上都是私法上的和解契约，是一种纯私法上的法律行为。二者不同之处仅在于诉讼中和解是在法院的诉讼程序中进行的，除此以外本质并无不同。美国、英国的民事诉讼法学者多持这种观点，认为诉讼和解无论是在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还是在法院主持下达成的，都视为以双方当事人订立的新契约代替发生纠纷的旧契约，如果一方违反合同，对方只能根据新合同提起违约之诉。美国的民事诉讼法学界多倾向于这种观点，认为诉讼和解是当事人之间的契约，不产生诉讼法上的效力，当事人达成诉讼和解后，想要结束正在进行的诉讼，就要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法规则的规定，向法院书记官提出撤回诉讼的书面协议。
（2）诉讼行为说。
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诉讼和解是完全不同于私法上和解契约的诉讼行为，尽管具有私法上和解的外观，但本质上是一种独立的诉讼上的合意。私法和解不能产生诉讼法上的效果，而诉讼和解则具有与确定判决相同的诉讼法上的效力。
该学说进一步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诉讼和解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互相让步，是以终结诉讼为目的的一种意思表示一致的行为，因此该派的观点又称为“合意说”；另一派则认为，诉讼中的和解，实质上是双方当事人将他们就诉讼目的相互让步的结果，一致向法院陈述的一种合同意义上的诉讼行为，故此派观点被称为“合同讼诉行为说”。在兼子
一、竹下守人著，白绿铱译的《民事诉讼法》中就是持这样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民事诉讼法认为诉讼和解笔录与确定判决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既终止诉讼程序，亦阻却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行起诉，和解笔录记载有当事人具体的给付义务的，还产生与给付判决一样的执行力。
（3）两行为并存说。
持该观点学者认为，尽管诉讼和解在现象是一个行为，但在法律上却存在着作为私法行为的和解与作为诉讼行为的合意两个行为，且两行为是并存的。此说的理论根据是，在实体法与诉讼法体系分离的法律制度下，以实体法为根据的私法行为不会发生诉讼上的效果，而以诉讼法为根据的诉讼行为也不发生实体法上的效果。基于各自法律体系的要求，就不能仅仅从单一的法律体系看待诉讼上的和解。既然诉讼上和解一方面产生实体法上的效果，一方面也产生诉讼法上的效果，那么，产生并存的两种法律效果的法律行为也一定是两种相应的法律行为的并存。
（4）两行为竞合说。
持该观点行为的学者认为，不应将诉讼上和解是诉讼行为和私法行为并存，而是把它看做同时具有私法上与诉讼上双重属性的一个行为。一方面，当事人在法官面前依法律规定的诉讼行为的形式进行诉讼和解，产生诉讼法上的效果，因而具有诉讼行为的性质；另一方面，诉讼和解亦直接发生实体法上的效果，所以也具有私法上法律行为的性质。
德国和日本的学术界普遍认可该学说。德国诉讼上的和解的立法依据是现行德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期十九条，该条规定，“地方法院和州法院应在程序进行中努力促成双方当事人的和解，为此目的，得命令当事人到庭，或托他们教给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进行和解”。
这些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见解，相互对抗和斗争，经年不息，使诉讼法理论界圣殿里烽烟弥漫，学术高潮也不断涌现。的确，诉讼和解的性质研究对于正确理解诉讼和解制度有着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
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和解制度
1、英国的民事诉讼和解
据早年的统计，英国法院的和解率非常高，约有80%至90%的民事案件在法院是以和解结案的，其原因主要是当事人基于风险和成本考虑而作出的选择。同时，法院在促进当事人和解方面态度积极也是原因之一。1999年生效的《英国民事诉讼法则》以立法的形式多方面便利促进当事人和解，充分体现了法律对当事人自治的尊重。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英国的民事诉讼改革将制定大量的《诉前议定书》作为目标之一，旨在通过强制当事人进行诉前文书交换和协商等，使他们能较为合理地预见自己的诉讼后果，从而为最终达成和解，加快纠纷解决进程而奠定基础。
2、美国的民事诉讼和解
在美国传统社会中，基于司法消极原理，和解等纠纷解决方式一般被认为是适合于法律以外的地方。一旦纠纷发生并诉诸法院时，就应当用正式的法律原则和制度来恢复法律秩序。但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民事案件大幅上升，而通过判决来解决纠纷的方式既慢又昂贵，美国法院开始试行和解制度，因此诉讼和解在美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1980年到1993年间，55%的案件或被撤销或被和解，7%的案件被移送或发回。1999年，向联邦法院起诉的全部民事案件仅有2.3%的案件进入审判。因此，我们可以得知，在美国因和解而终结的诉讼数量之多并非始于近年，但和解不是诉讼程序的副产品，它变成了通过法院积极的行动而努力追求的目标却称得上最近的特征。
3、德国的民事诉讼和解
德国民事诉讼十分重视和解解决纠纷的作用，从立法上将其规定为一项重要制度，其立法依据是现行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79条的规定：“不问诉讼到何种程度，法院应注意使诉讼或各个争点得到和好的解决。法院为试行和解，可以把当事人移交给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当事人在民事诉讼过程中的任何阶段都被允许达成和解，而且法官亦常常以积极的态度，主动地促成当事人的和解。
虽然根据立法规定，诉讼上的和解可以发生在诉讼程序的任何程序，但实务中有法官劝试和解通常选择以下三个时期：首先是准备性口头辩论期日。在此阶段，法院将尽力在当事人之间试劝和解，而且法院还会在庭审前向当事人发出附有简短理由的书面建议，使双方当事人更有可能达成协议；再次是证据调查终了后。证据调查结束后法院与双方代理人之间就证据方案，听取当事人对和解方案的意见。当事人之间所达成的和解协议应当记入法庭记录，该记录可作为强制执行的根据。这表明诉讼和解协议具有终局判决的效力，能够终结本案讼诉。
4、日本的民事诉讼和解
在日本民事诉讼中，诉讼上的和解作为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一种重要形式一直被视为一项基本和重要的诉讼制度。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89条就规定“法官不管诉讼进行到任何程度，都可以尝试和解，或使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尝试和解”。有关诉讼上的和解的程序应当在该诉讼的期日中进行。当然这种诉讼期日不仅仅限于口头辩论期日，还包括该口头辩论准备期日，而且在为和解而特别设置的和解期日，还应包括口头辩论的准备期日，而且在为和解而特别设置的和解期日中也可以进行和解程序。另外，在日本的简易法院程序中，还一种起诉前的和解。
5、台湾地区
中国台湾地区的法律受受德国和日本法的影响较深，关于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法规本质上大体相同。对于民事诉讼和解提起的时间，台湾民事诉讼法规定，不管诉讼程序到哪个阶段，都可以随时适用民事诉讼和解制度，法官开庭审理前和证据调查中，也可以视情况主动提起和解程序。台湾地区在传承德、日法律的同时，也吸收了中国自古以来和为贵的观点，台湾法官对于民事诉讼和解也持积极态度，在诉讼中，法官尽可能的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当然这种和解也并非法官强制达成，要依据案件情况，当事人意愿等来进行。中国台湾的民事诉讼法采用的是“诉讼行为与法律行为并存说”，当该和解得到当事人的双方认可，且在当事人同时到场的情况下达成一致，即可将该和解协议计入笔录，并同时具有了同法院判决同样的效力。将笔录送达双方当事人后，该协议即具有了终局诉讼的效力，和解成立后，就同一案件不得再次起诉。
四、我国诉讼和解制度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1、我国诉讼和解制度的现状
（1）立法规定过于粗略，可操作性差，只停留在原则性规定层面。
关于诉讼和解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法条的内容中。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第51条对诉讼和解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1992年7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1条更进一步规定:“当事人在二审中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进行审查并制作调解书送达当事人;因和解而申请撤诉，经审查符合撤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此条规定明确了二审中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处理方式。2004年9月出台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当事人在诉讼中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和解协议制作调解书。”通过两个规定可以看出，无论是在一审还是二审中，当事人都可采用调解方式终结诉讼。该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在和解过程中申请人民法院对和解活动进行协调的人民法院可以委派审判辅助人员或者邀请、委托有关单位和个人从事协调活动。”2012年8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调解制度有了一些修改和完善，而对于民事诉讼和解制度仍然未做任何细化与完善。
我国法律虽然规定了诉讼和解，但过于粗略，对和解的程序、和解的效力及和解协议瑕疵的救济等重要问题一概没有提及，没有独立的制度特征，在不同的情况下，它只是导致撤诉或者调解的原因而已。（2）诉讼和解不具有终结诉讼的效力，其解决纠纷的功能难以有效发挥。
诉讼和解制度本意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合意解决纠纷机制而存在的，但由于我国立法并未赋予和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不具有终结诉讼的作用，故其解决纠纷的功能难以有效发挥。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或者选择撤诉或者向法院申请调解书以调解方式结案，调解协议因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不能得到当事人的直接遵守。因此，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对于当事人的人权保障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若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原告选择撤诉从而终结诉讼，那么调解协议在当事人之间产生实体法上的法律效果，重新确立了彼此之间实体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但这份和解协议是否能得到遵守，则完全有赖于义务人的诚实信用。原告若不想遵守协议，他可以再次起诉；同样，若被告作为义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内容，原告也只得重新起诉。而事实上，被告为拖延诉讼恶意与原告和解，事后不履行的情况屡见不鲜，给原告带来极大的负担。不仅破坏了市场经济社会诚实信用的良好风气，而且当事人重复起诉，造成法院诉累，浪费司法资源，有违诉讼的公正与效率原则。
（3）法官在诉讼和解中的作用没有作明确的规定。通过国外的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分析可以发现，法官作为民事诉讼进程的主持者在民事诉讼和解的启动和运作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只有当事人主张才能启动民事诉讼和解程序，从而忽视了法官在民事诉讼和解中的作用，法官在诉讼中比当事人更能全面地了解案情，更能明确的判断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的可能性。因此可以说，法官对于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提升更具有指导性和说服力。
2、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
（1）从制度本身来讲，诉讼和解立法不完善，缺乏可操作性。
就像靳建丽在她的《民事诉讼和解制度比较研究》中说的，任何一种制度的健康发展都需要有完备的法律规范作保障。就诉讼和解而言，由于对和解协议的效力未予规定，直接影响此制度存在的价值。根据前文分析，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原告撤诉，双方都承担了潜在的风险，即对方有可能不履行和解协议而不必承担责任，而自己却没有任何办法，只能重新起诉。因为和解协议对当事人即无实体上的拘束力又无诉讼上的执行力，所以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实际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人们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来到法院，寄希望于法院能帮助解决纷争，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可到头来却发现他们只得到了一个不确定的结果，自然会大受打击，也难怪人们对诉讼和解不感兴趣了。
（3）从外部原因分析，法院调解制度挤压了诉讼和解的生存空间。
调解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西周时期就己出现，并逐渐发展成为封建社会解决纠纷的重要手段。调解体现了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无讼”思想，经历几千年的历史轮回，经久不衰。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法院调解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适应当时特殊社会形势需要，在处理纠纷时，“应照顾抗日各阶层人民利益为基础，对于民事案件，以调解为主，审判为辅。”法院调解对和平解决人民内部纠纷，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国后，法院调解作为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被继承和发展，经历了从“调解为主”到“着重调解”至“根据自愿、合法原则进行调解”的不断修正过程，在各个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因为调解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特殊的立法背景，从而引导我国的合意解决纠纷机制走上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也以其独有的魅力被赞誉为“东方经验”。
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立法背景、法治理念的转变，立法者不断加强对调解的立法，《民事诉讼法》几经修改，调解原则作为民诉法的基本原则，诉讼调解作为民诉法的重要制度的地位岿然不动，而诉讼和解却一直未受立法者重视。虽然诉讼和解被作为一项制度在立法中予以规定，但缺乏相应的程序配套，所以才会出现诉讼和解被法院调解取代的局面。
五、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具体建议
1、调整民事诉讼和解的适用时期。
当事人应该被赋予在诉讼的任何阶段都可以提起和解方式解决纠纷，许多国家都有相同的规定。当然，这里的“任何阶段”仅指案件审理到判决之前的阶段，其他阶段暂时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2、突出法官在诉讼和解中的作用。
由于我国法治进程推进稍显缓慢，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较为不足。因此，要重视法官在民事诉讼和解中的作用。一般，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发挥法官作用：一是，诉讼和解的启动时间进行有效劝解。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通常认为如果自己主动提出和解，一方面体现出自己的软弱，不敢进行法律程序。另一方面会给他人一个自己缺乏证据支持而迫不得已选择和解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就要以第三人的身份，说明其中的利弊，提出和解的建议，这样容易令当事人接受。同时，法官对案情的了解和判决结果的预期有一个判断，他的说法更具有说服力。二是在诉讼过程中凸显法官的作用。在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都僵持不下，通常情绪会表现为愤怒与激动，态度强硬，如果没有第三方在其中进行调解，很可能会降低和解的效果。当法官以第三人的身份出现进行调解，说清利害关系，会提高双方当事人和解的成功度，促成双方和解的达成。三是审查和解协议。和解协议要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体现双方当事人的意志。因此，法官要对双方的和解环节进行审查，确定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诉讼能力，确定双方当事人是否有处分权，确定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的体现，确定和解协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等等。
3、民事诉讼和解的费用负担
通过对各国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考察可以看到，和解制度具有降低诉讼费用与减轻法官负担的优势，并在各国进行了广泛应用。而我国并没有对诉讼和解进行明确的规定，这样会导致双方当事人对和解程序的不信任，降低和解的可能性，不利于这一制度的发挥。因此，我们应该明确诉讼和解的费用。对进入和解不同的阶段收取不同的费用，这样既提高双方当事人和解的积极性，又会缓解法官的审判压力。
4、应当对和解书的制作予以规定。
只有当事人就他们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向法院作出一致的陈述，才是诉讼上的和解，其以双方当事人将和解协议提请法院审查为标志。当事人虽然私下达成和解协议，但未提请法院审查，则不是诉讼上的和解，应视为诉讼外的和解。经当事人的申请，法院对和解协议审查后认为成立的，应当制作和解书。和解书的内容包括：案由、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当事人之间争执的纠纷、和解协议的具体内容、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和解书最后须由当事人签名，再由审判员、书记员署名，并加盖人民法院的印章。近年来，对着民事诉讼数量的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和解制度，该制度在我国法律制度中也非陌生。而其最令我们不能理解的是对其解释的含糊其辞，对法律意志的发挥更是起到的压制作用。因此，对民事诉讼法中的和解制度进行细化成为了一项必然之举。该制度的深入应用，既会更加有利于解决当事人双方的纠纷，也可以节约司法资源，降低诉讼成本，减轻法官负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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