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政府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巩固我国的国体

第一篇：党和政府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巩固我国的国体

党和政府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巩固我国的国体，落实国职以及政府建设目标的客观需要；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客观需要；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巩固国际地位的客观需要。

首先，党和政府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巩固我国国体的客观需要。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因此，我国的国体决定了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必须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我国的国体决定了我国实行组织和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最主要职能，协调人民内部关系和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组织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这些职能的行使有利于为收入分配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时，我国政府坚持建设法治、责任、服务政府，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因此，党和政府只有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才能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巩固国体，落实国职和政府建设的目标。

其次，党和政府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巩固党执政地位的客观需要。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制定正确的收入分配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实施政治领导，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同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因此，只有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才能维护人民的各项权益，加强党和政府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从而统一全国人民的意志和行动，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再次，党和政府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适应国情，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客观需要。我国的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利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当今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因此，只有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才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从而巩固我国的国际地位，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

最后，党和政府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需要。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第一要义是发展。因此，只有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才能保障人民的各项权益，调动其积极性和主动性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而落实科学发展观。

总而言之，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二篇：浅析如何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浅析如何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内容摘要：“十八大”报告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关键词: 十八大、倍增计划、收入分配政策

2010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今年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以及东西部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0.4%的少数人掌握着70%的社会背景之下,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显得尤为重要。

“十八大”报告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呈现出收入渠道不断增多、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态势。在收入分配差距激励效率的观念和体制被逐渐认同的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也开始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表现

1.付出同量的劳动，在不同行业不能得到同样的报酬。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行业之间的收入水平差异不大，最高与最低之比为1.8倍，后来收入之比逐渐拉大，到2000年为2.63倍。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考虑到住房、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2.付出同样的劳动，在不同地区不能得到同样的报酬。198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地区是上海市，为1075元，最低的地区是山西省，为560元，最高与最低之比为1.92∶1；到2006年，收入最高的地区仍然是上海市，为20668元，最低的地区是西藏自治区，为8941元，最高与最低之比为2.31∶1。同样级别的公务员、事业人员月收入少则千元以上、多则万元以上，差别比较大。

3.同在一个地区，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资料表明，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低收入户的5.7倍，农村高收入户人均纯收入是低收入户的7.5倍。2009年底，财政部的调查资料再次证实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的事实。两组数据引人关注：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贫富差距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极为不安定的因素之一。

4.面对劳动者共同创造的同一块“蛋糕”，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分得太少；在再分配中，农村居民分得太少。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从1995年的51.4%持续下降到2007年的39.7%，而世界重要经济体的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份额近年来一般介于50%—57%之间，比我国高出10—17个百分点。在再分配中居民收入明显低于政府收入，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07年居民收入增加比例分别为0.6%、1.3%、0.8%和0.4%，而同期政府收入增加之比分别为12.4%、15.1%、15.9%和24.7%。在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中，严重向城市倾斜，2004年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中80%投向了城市，使农民难以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从2004年就开始起草的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有望于今年12月面世。这个酝酿多年的方案寄托了民众太多的期望，但据专家介绍，这可能并非一个解决当前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的具体方案，而更有可能是一个原则性、框架式的方案。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似乎早已注定了它的框架化、原则化。但是，令公众感觉失落的或许并非这些。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自开始酝酿到即将出台的8年时间里，公众获得的参与机会确实是少之又少。

在经历了八年磨一剑之后，公众苦苦等来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可能只是原则性方案，这个消息或许会让一些人尤其是中低收入者感到失望。但我以为，对于即将面世的方案，我们不应苛求其多么完美，也不应指望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会迎刃而解。万事开头难，收入分配改革，能改起来就是好事。对于收入分配改革这座大厦来说，重要的是先把地基打牢，而不是讨论铺什么样的地砖，刷什么样的墙漆。方案或许不够具体，但一切问题不妨先改起来再说，在行进中修正航线。对此，公众需要拿出宽容和耐心，见证改革的点滴进步。

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险。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或许不够具体，但能够出台落地就可喜可贺，一切问题不妨先改起来再说。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会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重要的是在行进的过程中不断修正航线，顺利抵达成功彼岸。对此，公众需要拿出宽容和耐心，一起见证改革的点滴进步。

十八大报告中的“倍增计划”和“两个同步”（即努力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者报酬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同步）、“两个提高”（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构成了一个体系，同时为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了路径。“倍增计划与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吻合的，它与两个同步、两个提高一样，都是渐进的、长期的。“两个同步”可以在短时期内实现，然后“倍增计划”是2020年的约束性指标，而“两个提高”则是长期的”。

实现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公平的思路和对策

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不公平问题，已严重挫伤了广大劳动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造成了地区、行业、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加剧了经济社会和改革开放的不稳定性。因而，我们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改革方向，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更加注重公平，努力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１．要努力实现“两个同步”，不断提高“两个比重”，切实保障要素投入者的公平。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两个同步”和“两个比重”都是更多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由公有制为主体的性质所决定，我国现阶段还必须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原则，要让劳动成为人们收入的主渠道，真正实现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会产生多种分配方式与收入形式并存。要鼓励和支持城乡居民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多渠道增加收入，并要依法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要继续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并根据经济发展状况不断提高标准；要建立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积极发挥工会在劳动者维权上的作用，增强劳动者的谈判能力；要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在不影响市场效率的前提下，职工工资必须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断提高。

２．健全扩大就业增加劳动收入的发展环境和制度条件，促进机会公平。就业是增加劳动收入的先决条件，各级政府要为劳动者创造平等的就业和创业机会，提供良好的税收、信贷等优惠政策，创造良好的市场秩序和社会发展环境；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鼓励自主创业，促进充分就业；还要健全统一规范灵活的人力资源市场，为劳动者提供优质高效平等的就业服务。

３．千方百计增加农村居民收入，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农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建设者，是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和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是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农民收入水平低，成为我国低收入阶层的主体，因此，提高农民收入已成为当务之急。一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二要转变观念，改善环境，不断增加农民创业收入。三要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还地权与农民，使农民有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制度条件。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实行土地经营权流转，实施适度规模经营，并按市场规则对征地农民进行合理补偿，以增加其财产性收入。四要创造条件，扩大农村市场，健全和完善农村市场体系，给农民提供增加市场收入的机会。

４．建立“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全体居民共享“阳光和雨露”。社会保障的根本原则就是社会公平，它可以通过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进行调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差别，缓解社会矛盾，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让全体居民“同在一片蓝天下，共享阳光和雨露”，才能解除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化解居民收入差距的矛盾。

５．加大再分配力度，增加政府转移性支出，有效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逐步缩小收入差距。再分配的功能主要在于弥补市场失灵，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增加经济社会发展的凝聚力。我国目前收入差距过大，很大程度上是收入分配调节制度建设滞后，使再分配的作用没有很好发挥。因此，我们必须规范分配秩序，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结束语：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发展中的 中国 建设成富裕 文明的 现代 化国家，是一项艰难而巨大的社会工程。要实现社会经济体制的顺 利转型与平稳过度，应倡导公平与尊重效率，把优化社会经济利益的增长机制同 构造市场收入分配机制结合起来，是必不可少的，产生收入差异也在所难免，这 既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更需要加快改革步伐，努力促进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协调发展，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加快政 治体制改革，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的公开、公正、合法、透明，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建立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 展。

第三篇：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贾庆林谈2011年部署：推进收入分配制

度改革

新华网北京3月3日电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3日在北京说，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十二五”时期开局之年。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贾庆林代表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作工作报告时说，要把推进学习型组织建设与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结合起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活动，精心组织常委会学习讨论和在京委员学习报告会，认真举办政协委员学习研讨班，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

贾庆林表示，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为契机，学习宣传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丰功伟绩和历史经验，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充分认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贾庆林说，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要求，以振兴中华、民族复兴为主要内容，举行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大会，通过举办招待会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亲历辛亥革命》纪念图书，拍摄电影、文献电视片等活动，回顾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不懈奋斗的历程，引导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深刻认识人民政协和多党合作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更加自觉地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不断巩固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贾庆林说，把握科学发展主题，抓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就找准了人民政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把“十二五”规划目标与今年重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中长期趋势和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围绕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预见性，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关系，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等问题，适时召开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专题座谈会，力争形成一批务实管用的意见建议。

贾庆林表示，以“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议题，召开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组织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以及专委会等，就推进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强化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金融环境、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拓展国际经济合作空间等综合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深入开展调研视察，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贾庆林说，继续关注和促进民生改善，围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促进充分就业，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保持物价总体水平基本稳定，加强社会保障

体系薄弱环节建设，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推进医药卫生体制重点改革，加快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等重大问题，察实情、讲实话、出实招，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贾庆林指出，要认真总结各级政协组织开展群众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探索新途径新载体，逐步完善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和界别联系群众的工作机制。要畅通信息收集、报送和反馈渠道，积极探索利用互联网收集社情民意的新方式，及时准确地把握全局性、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努力成为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反映群众意见诉求的重要渠道，成为党和政府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的重要方面。

贾庆林表示，要深入贯彻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和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精神，更加关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做好城市民族工作和扶持人口较少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推动“兴边富民”工程深入开展，重点帮扶武陵山等集中连片贫困区群众。充分发挥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和少数民族界、宗教界政协委员的积极作用，努力开创政协开展民族地区群众工作和信教群众工作新局面。

贾庆林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全力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促进港澳和内地特别是与珠三角地区经济合作，支持和鼓励港澳委员在香港、澳门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为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多作贡献。拓宽与港澳各界人士的沟通渠道，加强同港澳政团、社团及代表人士的联系，加大对港澳青少年工作力度，不断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国爱澳力量。

贾庆林表示，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积极推动政协委员与台湾民意代表的深入交流，扩大同台湾岛内有关党派团体、社会组织、各界人士和基层民众的交往，扎实有效地做好台湾人民工作，积极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落实，促进海西经济区先行先试作用充分发挥，进一步拓展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合作领域。贾庆林说，认真贯彻侨务工作方针，密切与归侨侨眷的联系，组织开展内容丰富的侨胞联谊活动，做好海外华侨华人工作，积极为海外留学人员为国服务创造便利条件。

贾庆林表示，要按照国家外交工作总体部署开展高层互访，深化传统友谊，增强与有关国家的政治互信，推动经贸等重点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政协各专委会与相关国家机构的交流合作，加强同外国议会、重要智库、主流媒体、知名人士的交往，不断深化人民政协公共外交实践。

贾庆林说，支持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与国际协会及其成员组织和联合国有关机构开展友好合作，发挥好中欧圆桌会议的建设性作用，支持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巩固发展同世界性、地区性跨宗教和平组织的交往，进一步完善双边交流机制。加强对外宣传工作，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和人民政协的了解，争取国际社会在相关领域对我国的理解和支持。

贾庆林说，人民政协自身建设的水平，关系到履行职能的成效，影响着协商议政的质量。要认真总结、充分运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总结检查活动的成果，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改进完善提案、视察、专题调研、大会发言、社情民意信息、文史资料等工作。扎实推进人民政协理论建设工程，支持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开展重大课题研究和加强教育培训，在建立完善人民政协理论体系和宣传普及方面迈出新步伐。

贾庆林表示，加强各级政协以及政协组织与党政部门、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团体之间的联系合作，优化政协专委会联系界别、委员工作机制，形成政协组织综合协调、信息沟通、上下互动、内外联系的合力。强化委员履职能力建设，完善绩效评估、督查落实等工作机制，提高履职成效。在政协机关继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提高机关干部队伍素质和为委员履职服务的能力。

第四篇：浅谈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浅谈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摘要：目前我国分配制度改革仍面临较多问题，从这些年的经济危机中看得更加清楚。改革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仅是刺激内需的一项关键政策，而且是确保社会公平从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制度。

近年来我国的贫富差距被逐渐拉大，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收入分配改革其中的一方面就是提高工资待遇，比较有代表性的提高工资待遇的方法包括“化税为薪”、“收税返薪”和“提薪让税”等。这三种方式，在可能达到的效果和操作难度方面各有利弊，每一种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而政府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一种相对完美的方案。

关键词： 收入 分配 制度 改革

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面对这一情况，一方面需要政府出面稳定物价，从而保证百姓的基本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则需要调整分配格局，拉近贫富差距，提高居民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从而增强这部分人的消费能力。

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国家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理应承担起调整策略以适应发展需要的责任。自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近日国务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近期中央一系列涉及收入分配话题的密集表态，让人们看到了收入分配改革的希望，有可能促进收入分配改革早日步入实质进程。

收入分配改革渐形渐近，如何改革的问题也就随之而来。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次收入分配改革，其中的一个重点肯定要提高工资待遇。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到底是“化税为薪”还是“提薪让税”？

所谓“化税为薪”，顾名思义，就是降低企业税负，将这部分钱用于提高员工工资。“工资归工资，税收归税收，减免税收只是减免公司老板的税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政府的好政策成了企业及其少数人借机提高“效益”的途径。到头来是国家税收少了百姓收入没有增加，这就有失初衷了。现今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市场开放体制，有大量的外资企业和私有制企业。而资本家的本质就是剥削，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从另外的角度讲，现如今企业的生存压力很大，企业的各种成本都在不断上升，如何合理避税，已经是企业的一门必修课。

“提薪让税”这样一种方式，就是将“化税为薪”流程倒过来，即政府应鼓励企业增加员工薪酬，并据此对提薪的企业采取税收减免。

我觉得,此次收入分配改革，目的就是要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从而增加中产阶级的比重，使国家更为稳定，应该不会出现高、低收入者工资同涨的局面，否则真的会让人哭笑不得。

参考文献：

[1]《改革分配制度要在战略和路径间求平衡》(《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06月09日)[2]《减税加薪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当务之急》（新华网）

第五篇：如何认识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如何认识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一、收入分配悬殊现状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数十倍。改革开放30年以来，虽然经济迅速腾飞，但收入分配差距却日益悬殊。目前，我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7.3倍上升到23倍，行业差距达到8倍，地域差距近3倍。胡锦涛总书记讲话多次提到“要加快调整国民收入结构”，温家宝总理谈到经济发展中仍存在“收入分配不均在不断扩大”等问题，尽管中央已推出一系列方针政策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但收入分配悬殊现象仍然存在，改革势在必行。

行业间收入差距超8倍，行业内差距数十倍。5月2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1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其中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4556元，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2452元，私营企业收入远低于非私营企业。其中，非私营单位金融业平均工资最高，达9万元以上，最低农、林、牧、渔业，每年收入只有2万元左右，两者相差4倍多。私营单位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平均工资最高，达35562元，最低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每年收入只有1万元出头，两者之比3.03：1。如果用非私营单位金融业的平均工资与私营单位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相比，两者差距超8倍。

行业内部收入差距比较大。北京某家大型网络门户网站，新入职员工月薪2500元左右，高管年薪50万元以上，收入差距达20倍。中关村某家IT上市公司，基层员工月薪4000元，高管年薪数十万到几百万元不等，差距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行业工资水平可以也必然存在差距，由于行业技术、资本、人力资源素质等构成不一样，劳动生产率不一样，在产业链位置不一样，其工资水平当然会有差距，但应该维持在合理范围以内。而现状是，行业收入中不合理差距日益扩大。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更为严重，比如金融业职工平均工资比城镇平均工资高出很多，垄断行业工资过快增长，更多反映了垄断利润的快速增加和向工资的转移过程。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的收入差距还会继续拉大，大企业的优势不但明显而且依然在加强，而私营单位的生存环境却在恶化。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东部最高，同区域内金融业工资最高。按照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来看，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由高到低排列是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分别为48493元、37923元、36558元和36000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由高到低依次是东部、西部、东北和中部，分别为26800元、22313元、22020元和20677元。按照全社会单位平均计算，四个地区的平均工资排名为东部、西部、东北和中部。2011年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56061元，在东部相对较高。浙江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35731元，年薪最高行业为金融业，达13万元。东部地区收入相对较低山东省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36737元。中部河南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27357元，在中部地区相对较低，其中金融业职工平均工资44210元，位列第一。居中部第一安徽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40640元，行业排名前两位是采矿业和金融业，分别66172元和64288元。黑龙江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26535元，金融业41879元，位居第二。西部四川省全部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31489元，金融行业收入最高，年均工资65873元。各省职工平均工资中，同为东部地区北京与山东之间职工平均工资比为1.526:1，同为中部地区的安徽与河南之间职工平均工资比为1.485:1。不同地区同行业人员收入也有差别，处级公务员四川省年薪不到5万元，浙江省杭州市年薪10余万元，相差2倍多。地区之间收入的差距是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之一，实行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十年来，中西部发展有了很大变化，但中西部同东部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又有扩大。同是东部，一个县的不同乡镇间也有很大差距，如江苏省兴化县的戴南镇，同该县周益乡财政收入相差42倍。

我国居民贫富差距数十倍，基尼系数早已突破“警戒线”。财政部2009年调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达到“高度不平等”状态，10%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2012全球财富报告：恢复实力的战役》显示，中国百万美元家庭位列全球第三，达140万户，比2010年激增19.3万户。中国财富超过1亿美元的超级富翁家庭数由2010年的538户增至2011年的648户，排名全球第五，增幅一年内突破20%。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一项重要分析指标。从1978年到1984年，我国基尼系数稳定在0.16，从1984年开始一路攀升，2007年已达到0.473。一般说0.2之下叫“高度平等”，0.2到0.4叫“低度不平等”，0.4被视为“警戒线”，0.4以上叫“高度不平等”，0.473说明不平等问题已经非常突出。国家统计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2011）》指出：2010年基尼系数略高于2000年0.412。超过0.4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联合国数据估测2011年中国基尼系数或突破0.5。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回答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是0.3897，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没有发布，原因主要是高收入阶层居民难以获取真实的收入信息。过大的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都不利于经济长期发展和社会稳定在过去，我国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够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同时保持相对稳定，主要有赖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低失业水平。收入差距虽在扩大，但低收入人群收入在增长，贫困人口数量在减少。如果经济增长出现下滑或出现经济长期衰退，过大的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对社会不稳定的影响将会更加凸显。

二、收入分配问题原因探析

经济社会体制弊端强化不公。大学毕业在文化公司和金融企业工作，年收入5万元和20多万元收入差距。城镇私营单位“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行业年平均工资11738元，非私营单位“金融业”年平均工资91364元，两者相差8倍。收入分配制度不健全、经济社会体制弊端以及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不合理等多方面原因造成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体系不健全、不合理是直接原因。2011年，全年公共财政收入10374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4.8%，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实际增长8.5%，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实际增长12.3%。财政收入增速远高于居民平均工资增速。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仅为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57.8%。收入分配体系不健全、不合理是造成收入分配问题的直接原因。主要表现为：

宏观分配政策不健全。统筹研究并部署全国收入分配改革及其相关配套改革的方案尚未出台，也未在政策上明确如何合理安排国家、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如何合理处理资本、劳动要素的分配关系。财政税收体制不健全。在初次分配中，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具有垄断性的国有企业未建立健全利润上缴、资源占用税等制度并认真贯彻落实。个人所得税制度也不够健全，未能更多以高收入群体为个税征收对象。

工资分配制度不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尚不普遍，效力和作用有限。国企高管薪酬管理制度尚未健全，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监管制度也不完善。公务员工资制度中级别对职务过度依赖，地区附加津贴制度尚未实施。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中的绩效工资未全面实施，对制度外收入调控不力。

社会保障制度和其他要素分配等制度不健全。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待遇制度与企业退休金制度不衔接、不平衡，带来两方面人员退休待遇的很大落差，成为引发企业退休人员不满的制度性原因。房地产价格一路飙升，极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购房住房压力，也进一步扰乱了分配秩序。

收入分配基础工作薄弱。银行监管制度尚未健全，现金支付行为相当普遍，容易造成分配漏洞；绩效管理制度不健全，使绩效薪酬的发放缺乏依据。收入分配宏观调控体系不健全。缺乏高层次的工资分配法律法规，现有法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足；对收入分配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不够，震慑力弱。经济社会体制弊端强化收入分配不公。在二元经济和体制双重转换阶段，居民收入来源与渠道较为复杂，收入取得方式五花八门。城镇居民收入在现行统计制度下被大幅低估，并且低估隐性收入部分并非均等地分布于各收入人群。居民真实收入很大部分来自资产性或财产性收入，这部分收入分配不均等使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居民和社会所感受到的分配不公，恰好源自这部分数量庞大且来自于机会不平等的收入。经济社会体制的弊端强化了收入分配的不公，成为收入分配不公的直接源头。

一是各类要素市场很不健全，特别表现在资源配置制度问题较多，原材料、能源、矿产、土地等资源配置制度不够公平合理，导致生产经营收入来源渠道失范，收入多寡不公。二是尚未全面打破的城乡分割管理体制，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难以缩小的重要原因。三是部分地方存在的对非公有经济发展的歧视和限制，在非公有经济领域中工会组织建设不力，不利于非公经济的顺利发展，又严重制约了非公经济单位合理增加职工的工资。四是打破垄断措施不落实，对第三产业发展支持不足，不利于从根本上有效控制垄断行业的偏高过高收入，也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及其职工工资的提高，进而不利于缩小行业收入差距。

五是政府部门转变职能不到位，对微观经济领域行政干预偏多，对宏观经济领域的有效调控不力。权力寻租、攫取非法收入的现象经常发生，严重扰乱了分配秩序。

六是中央、地方政府事权、财权不够对等，政府财政收支及其预算不够透明；受多种因素制约，人大代表监督作用发挥还不够到位；金融、国有企业等体制制度不完善，也对收入分配问题造成较大负面影响。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得力，低估劳动价值贡献、忽视社会责任、缺少诚信现象较多见等，都恶化收入分配的突出问题，扩大不公平收入分配差距，成为收入分配不公的深层次根源。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不合理放大收入差距。我国劳动力结构明显不合理，呈金字塔型，劳动力总量中低端劳动力数量过多，比重过大，对收入分配形成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会对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形成很大的市场压力；另一方面会对促进缩小高中低端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差距形成阻碍。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高，需要转移劳动力数量巨大；第二产业中高新技术行业比重小，低附加值行业比重大，制约第二产业职工的工资增长；第三产业产值和就业比重明显偏小，既加大了第二产业的就业压力，也不利于第三产业职工工资增长。我国主要依靠低成本生产要素高强度投入生产方式，致使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1/30、日本1/

18、法国1/

16、德国1/12和韩国1/7 ；农业将主要是传统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更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乡、行业、地区、群体之间分配关系的总体协调平衡。社会新增财富总量难以迅速扩大，可供有效分配“蛋糕”难以做大，促使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空间将被压缩，较多提高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比重努力将受很大限制。另外，我国外贸依存度高，使经济发展受国际经济发展变化的影响很大，大量出口产品原本技术含量不高，附加值很低，在产品价格上又受制于人，微薄利润和较大市场风险，对出口导向型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形成严峻挑战，对这类企业员工工资收入合理增长形成严重制约。

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不合理，放大了收入分配由生产力不平衡、自然资源差异等客观条件形成的收入差距。

三、收入分配三大问题待破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和财富分布都呈现持续拉大的趋势，这是收入分配最突出问题。工资占国家GDP太低，某些行业灰色收入过多，垄断行业高管薪水畸高成百姓最反感，社会热议、诟病最多的三大突出问题。

人民网收入分配改革最希望改什么调查，排前三项：公务员津贴补贴和事业单位绩效工资(28.3%)，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26.8%)和工资正常增长和最低工资标准(19.2%)。公众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资改革及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相当关切。降低垄断企业工资，缩小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收入差距，应统筹协调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工资关系，落实公务员法实行工资水平调查制度规定，以企业为基准，建立机关、事业和企业主要岗位工资水平参照系和相应工资调整机制。以规范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为主线，稳步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比重，扭转收入差距扩大。

工资占GDP比重太低。长时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增速始终慢于财政收入增速，收入分配政策应更多关注居民，税收手段是可以考虑方式。目前收入分配失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政府、企业、居民三方利益分配中，政府财政收入比重逐年上升，而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却是持续下降；二是居民内部家庭与家庭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显著拉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报告，欧洲国家1980年以来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一直在63%以上。我国初次分配中资本所有者所得畸高、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劳动所得持续下降，2011年全国从业人员总收入仅占GDP的33%。劳动报酬占我国国民收入的比重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75%左右的比重相差甚远。两大趋势日益明显：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降低，劳动者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下降。中国社会科学院数据：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配关系，1995—2005年11年间政府和企业收入所占比重分别上升6.6和3.2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下降9.8个百分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使测算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1.9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

中国社科院研究数据，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总额中比重下降。1990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至41.4%，下降12个百分点。清华大学测算，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39.7%,比2005年下降1.7个百分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测算，2005年，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50.4%，2007年降为48.3%，下降2.1个百分点。

垄断行业工资过高。我国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相对更为严重。非私营单位金融业平均工资比私营单位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超出8倍。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透露部分行业工资过高导致拉大收入差距，尤其是部分企业高管收入增长偏快，水平过高。“十一五”期间，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2005年29.1万元增加到2010年66.8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8.1%。部分行业企业高管年薪已经上千万元。现阶段部分行业收入高是拉大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削减特殊行业、高收入行业收入水平能直接缩小收入差距。

收入分配改革首先要打破部分垄断行业人员高收入现状。垄断行业工资增长过快，反映出垄断利润的快速增加和利润向工资的转移过程。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收入差距中的三分之二来自于垄断本身。一些垄断性部门为维护其高收入水平，设置行业进入壁垒，导致了部门之间和行业之间劳动力市场的严重的分割性。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最有效的制度因素，要在完善土地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方面下更大的力气。借助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时机，打破行业垄断引入更多民间资本，部分垄断行业的高收入问题也将得到合理解决。要规范高管人员薪酬，重点是金融、房地产行业企业。同时要以国有大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垄断行业企业为重点，探索工资总量决策机制，抑制部分行业企业工资水平过高、增长过快的趋势。

存在灰色收入监管漏洞。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工资外收入至少相当于职工全部工资收入的30%多。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表示，有的单位制度外收入占全部工资收入的100%以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认为，腐败收入带来的收入差距和社会不公问题愈发严重，亟需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收入、寻租收入和垄断性收入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部分用人单位制度外收入多，做假账现象比较普遍，公有单位私设‘小金库’现象仍然较多。许多事业单位、某些政府机关和有些国有企业工资制度外发放的各种收入多，其名目繁杂，渠道混乱，甚至发者和领者都说不清楚；不少垄断行业企业和部分事业单位超出国家规定标准，乱定乱发住房公积金等福利待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表示，对礼金、红包、出场费、好处费及各种名目的“福利”等形式的灰色收入，监管存在不少漏洞。应该加大规范力度，清理规范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外收入、非货币性福利等。

制度推进收入阳光化、规范化。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尚未全面推开，公务员工资制度中级别对职务过度依赖，地区附加津贴制度尚未实施；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中绩效工资尚未全面实施，对制度外收入调控不力；机关、事业单位参照企业工资水平合理调整机制尚未建立，不利于协调平衡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薪酬分配关系。

如何遏制灰色收入？如何降低垄断行业收入？如何调整企业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之间的收入差距？从国家政策层面，“十二五”规划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提到，要清理规范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外收入、非货币性福利等，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清理规范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加快收入信息监测系统建设。缩小收入差距的措施：改革完善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以保底提低、调控过高和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范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为主线，积极稳步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比重，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分类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工资改革，统筹协调三方面工资关系，落实公务员法关于实行工资水平调查制度的规定，以企业为基准，建立机关、事业和企业主要岗位工资水平参照系和相应的工资调整机制；在企业工资增长的基础上，合理制订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增长政策，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类职工工资水平的协调增长。除寄望于收入分配改革，当前还必须佐以养老、教育、卫生、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推进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完善符合国情、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