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竞争导论(下)

第一篇：政治竞争导论(下)

第三部分 中国政治竞争的历史考察

亚里士多德指出：“对政治或其他各问题，追溯其原始而明白其发生的端绪，我们就可获得最明朗的认识。” 20世纪的中国政治史，是竞争性民主政治在中国兴衰沉浮的历史。重新掀开这过去的一页，总结其成败之原因，客观评价其历史作用，对于我们把握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具体过程，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民初多党竞争政治及其失败

勃发于清末民初的竞争性政党政治，以其比较彻底地结束传统政治结构，推进国内民主化的历史指向和基本内涵，客观地构成了我国近现代政治发展过程的启始与发端。同以后的政党活动相比，它的特殊之处并不在于是第一次，而首先是在于颇有些结社自由，合法反对、公平竞争等色彩，其外在形式十分接近于西方式的竞争性政党政治模式。如果说中国也曾有过形式上的竞争性政党政治的话，那么最为接近者即为这一时期的政党活动了。

（一）两党制理想与多党竞争的浮现

伴随着鸦片与炮火，以竞争为本位的西方近代政治价值观念体系大量传入中国，对中国各阶层有识之士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政党与政党制度方面，同样没有例外，早在《清议报》时期，梁启超等人即明确认为，“文明之国，但闻有无国之党，不闻有无党之国”；“天下不能一日而无政，则天下不能一日之无党”。到《新民日报》时期，梁启超不仅对欧美及日本的政党活动着意介绍，更屡次撰文，阐发两党政治的理论。梁启超认为，两党政治有一系列优点：（1）两党政治通过朝野两党的竞争，能协调国会与政府间的关系从而使政府行之有力；（2）能代表民意并使国会与内阁受到国民的监督；（3）能选拔优秀人才建立起有能力的政府；（4）能促使内阁自我改进政策和缺点，从而处于健康状态。因政治无绝对之美，两党政治虽有不足，但相对其他政术仍最为优越。张謇、黎元洪以至康有为等其他改良主义党派领袖亦一致赞成两党政治，认为应以英美为师，“国宜有两党”，“政党合例，以两大党对峙为原则”。以上表明，建立两党形式的西方竞争性政治制度，成为各改良派政党及其领袖的政治共识。

革命党人孙中山、宋教仁等亦主张两党政治。宋教仁在起草国民党宣言时即明确表示一国只宜两大政党对峙，政党政治最好的运作方式是两党竞争，“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以其所信之政见，举而措之裕如，退而在野，则使他党执政，而处于监督之地，相摩相荡，而政治乃日有向上之机”。孙中山也强调了朝野两党并存的必要性，“国民见在位党之政策不利于国家，必思有以改弦更张，因而赞成在野党之政策者必居多数。在野党得多数国民之信仰，即可起而代握政权，变而为在位党。盖一党之精神才力，必有缺乏之时；而世界状态，变迁无常，不能以一种政策永久不便，必须两党在位在野互相替代，国家之政治方能日有进步。” 因此，革命党人亦提出了建立两大政党对峙体系的主张。

1912年3月，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体现了民主宪政国家主权在民的原则。袁世凯上台后，于8月宣布了临时参议院通过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等法规。《国会组织法》规定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参议院议员274名，分别由各省议会选举各10名，蒙古、西藏、青海、中央学会及华侨的选举会共选54名组成；众议院议员596名，按每80万人口产生一名议员的原则由各省及地区选举产生；两院共同行使立法权；各院有2／3议员出席方能议事；到会议员3／4通过的议案方能成立。《选举法》规定采用“限制选举制”，主要的内容大致是：凡年满21岁的男子，在选区内居住2年以上，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有众议员及省议员的选举权，这些条件是：（1）每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2）有500元以上的不动产；（3）小学以上毕业；（4）具有小学以上文化水平。而取得众议员及参议员当选资格者年龄要分别在25岁及30岁以上。众议院议员的选举分初选及复选两阶段进行；初选以每县为各选区，复选由若干初选区组成；先在初选区内按应选议员名额之一定比例选出“初选当选人”若干，再集中“初选当选人”于复选区进行选举，分别产生众议员及省议员。参议员则由省议会主要在省议员中选出。不难看出，选举法有很大局限性，如占人口一半的妇女被剥夺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财产限制则把许多贫苦民众拒于政治生活的大门之外。然而，占人口近10％的登记选民被视为享有政治权利，参加选举，这毕竟是破天荒第一次，多少反映了辛亥革命的民主精神。

选举法公布后，各政党即掀起了竞选浪潮。宋教仁对国民党人士说：“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这期间，国民党的一切工作均围绕竞选来进行，规定发展党员以有选举权为标准，多得一个党员就多得一张选票，甚至多获一个议席，政治上更有力量。组织上，除本部设选举科外，要求分部亦设机构，在复选区投票地开展竞选活动。宋教仁为此南下各省布置竞选工作。共和党向党员发出《选举须知》等材料，说选举之成败不仅是全党的问题，而且是全国的命运问题，要求党员“争做议员”，选举时不弃权、不投别党的票和不投空票。统一党为竞选而耗巨资突击发展党员，说“无论用何项手段”，都以不让国民党获胜为原则；要河南都督为选举“照拨”经费，“或万或千”都不能少。民主党虽成立较晚，也全力竞争，说竞选中“若举国欢迎，则出面组织内阁，出而为各省省长”。虽然，在竞选活动中真正通过竞选演说等活动宣示本党政纲，以博得选民支持，除宋教仁等外，寥若晨星，但终究进行了选举。1913年2月，大选结果揭晓，国民党可谓大获全胜，[1][2][3][4][5][6][7][8][9][10]...下一页 >>

其领导人兴奋不已。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人举行的茶话会上发表演说时说：“本党将来担任政治事业，第一应研究者，即为政党内阁问题。……本党将来担任政治事业，实行本党之党纲，其他之在野党，则处于监督之地位”； 宋教仁更是踌躇满志地展开种种活动，“以期造成议院政治”，甚至秘密酝酿，选举黎元洪取代袁世凯为总统。

第一次国会竞选主要政党得票简表

总席位 国民党 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

得票 ％ 共和 民主 统一 总数 ％

众议院 596 269 45.2 120 16 18 154 25.8

参议院 274 123 44.8 55 8 6 69 25.2合计 870 392 45 175 24 24 223 25.5袁世凯把宋教仁的政党内阁看成是对其权力的严重挑战和极大威胁，他深有感触地说：“以暴动手段夺取政权尚易应付，以合法手段取代政权，置总统于无权无勇之地，却厉害得多了”。根据国会选举的结果，国民党组阁已成定局，但袁世凯不甘做无权无勇的总统，决心破坏内阁制原则以阻止国民党组阁，乃一面派人刺杀宋教仁，使国民党丧失头脑；一面加紧收买国民党员，使国民党分散分化；同时加紧推动政党合并，使其能用以与国民党抗衡。在正式当上大总统后，袁世凯于1913年底宣布国民党为“乱党”，并下令解散国民党。１９１４年初，袁世凯又下令解散国会。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至此彻底失败。

（二）民初竞争性政治的历史进步性

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的兴起，绝非历史的偶然，而是近代中国特定条件下政治发展变迁过程的某种产物，各政党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民国初年民主共和的政治发展趋向，阻滞了袁世凯帝制自为的进程，并最终加速了其失败。

民国初年，政党勃然兴起。据台湾学者张玉洁初步统计，民初出现的政党与政党性组织共为312个。其中较大的党有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和进步党等。它们围绕着执政权这一核心展开了激烈的政治竞争，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政党政治活动的第一个高潮。除少数御用党和投机性政党集团外，各政党活动大致如下 ：

首先，利用舆论以进行政治动员。

民初政党非常重视舆论宣传，较大的党派都各自有自己的报刊等言论机关。如自由党的《民权报》，中国社会党的《社会日报》，中华民国工党的《觉民报》、中国共和研究会的《共和报》，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的《女子共和日报》等等。国民党、进步党等大党，则各自拥有数十家报刊，遍布许多省市，并创办了自己的通讯社。利用上述舆论阵地，各政党积极进行政治动员，主张“发挥民主立宪之精神，巩固共和建国之基础”，“监督政府、指导国民”，乃至鼓吹“实行共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尽管声音颇为纷杂，相互的攻击有时也相当激烈，但在宣传共和与民主制度方面，大家往往是较为一致的，同时，各政党还举办各种演讲会、报告会，邀约各自领袖及重要成员发抒政见，使得民初政治性的演讲、报告会一度蔚然成风。所有这些，对于民初各阶层民众政治觉悟的提高和社会民主氛围的形成，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其次，发展组织以扩大政治参与。

在20世纪初政治世俗化达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各党利用民初较为有利的政治环境，积极谋求组织发展以壮大自己的队伍。同盟会转入公开活动后，立即在各地扩展分支组织，会员人数很快高达50多万人。1912年，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合组为国民党后，党势也进一步扩大。鼎盛之际，国民党系统的交通部、支部、分部以及事务所等下属地方组织达数百个，遍及各个省、各商埠及海外华侨密集之地。其他党派亦不甘示弱。如共和党，据初步统计，下属支部34个，分部293个；党员人数号称50万，其中仅上海事务所下属党员即达6万余人。除政党系统之外，民初许多政党还设有协进会、研究会、联谊会等专业性、交际性的外围组织，以此作为各自活动的支持性结构，进一步壮大了自己党的声势。通过政党的组织化渠道，大批党员及其所影响的社会成员更为积极地进入到社会政治生活中来。尽管民初政党的有关活动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缺陷，但它对于当时社会政治参与行为，尤其是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阶层成员政治参与行为的扩展，仍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再次，进行选举与议会活动以干预政府行为。

民初政党活动的基本目的是为了赢得议会多数，进而控制或影响国家政权的运行。在争取议会席位方面，各政党经过宣传和组织上的努力，的确是获得了巨大成功。第一届国会之中，绝大多数席位落入了国民党、进步党之手。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国民党、进步党同样占有巨大优势。同议会选举方面的辉煌成就相比，民初政党对于政权运转和对政府行为的影响和干预却是微不足道的。袁世凯始终不肯让出政权，在重大政治事务上也始终不就范于国会，结果国会由名义上的权力机构变成了实际上令不出院门的政治摆设。尽管如此，国民党仍然以国会为阵地，进行了反对和制约袁世凯专制统治的积极努力。甚至如进步党，在总统选举、宪法起草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也先后采取了反对袁世凯的立场。从实际政治效果看，除较为枝节性的行政问题外，国民党乃至进步党对袁世凯政府的干预和制约基本是以失败告终。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后者的完全胜利。因为国会是袁世凯政府之合法性的基本来源之一，他对国会行为的一次次压制和打击，同时就意味着其合法性的一步步的削弱和丧失。乃至袁世凯解散国民党、肢解进步党以及解散国会，其统治的合法性丧失殆尽，他最后的末日也就快要来临了。

通过上述诸点，我们可以发现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的某些积极作用。第一，它扩大了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规模，提高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各新兴阶层的政治主体意识，强化了民主共和制度的社会政治基础和政治文化氛围。第二，它在选举中的成功和在国会中的活动，一方面阻滞和延缓了袁世凯政治专制化的进程，一方面从反面逐步削弱了专制统治的政治合法性。第三，由于许多政党在极其重大问题上尚能保持一定的原则立场，这就为它们在袁世凯公开帝制自为之际的联合奋起提供了有利的政治基础。正是这些方面，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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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政治发展过程的积极意义。

（三）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

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犹如昙花一现，很快消失，就其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民初缺乏实行竞争政治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马克思说过，如果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经济基础没有充分成熟，君主专制的被推翻也只能是暂时的。民初，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中国资产阶级远未成熟到可以独立登上政治舞台，建立并掌握属于自己的政权的程度。中国资产阶级在外国资本和本国封建阶级的双重压迫下，力量极为弱小，更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支统一的独立的政治力量。而且，中国资产阶级多半是由封建官僚、地主和商人转化而来，在经济政治上与封建传统势力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二，民初缺乏实行竞争政治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政党政治是近代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之一。国民具有一定的党派意识，并积极参与政党活动，是实行政党政治的必要条件。中国政党不仅出现的时间比西方要晚，而且与西方国家先有议会后有政党以及政党在议会活动中产生与发展的情况不同，是在没有议会，没有任何民主形式的条件下，秘密地，“非法地”建立起来的，没有严格的纪律，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几百人，几乎与普通民众无缘。活跃在各个政党之间的多是“社会名流”。他们受到邀请或拉拢便参加一个政党，因而民初出现了奇特的“跨党”现象。黎元洪参加的政党组织有9个，伍廷芳甚至挂名于11个政党，这些政党都以争取国会议席为目标，以组织内阁为理想，至于国民福利则只停留在口头和纲领文字上，根本没有认真对待。所以，广大人民群众对这种所谓的民主政治并无兴趣，更无参与。1913年，列宁中肯地指出：国民党的弱点，“是它还不能充分地吸引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吸引真正广大的人民群众来积极支持中华民国这件事还做得很差”。可见，严重脱离群众，是民初各个政党的通病。

第三，民初敌对的党派意识，违背了政治运作的常规。本来，革命党和立宪党同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只是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策略上有所分歧而已。从理论上说，它们有着共同的敌人---北洋军阀。应当求同存异，公平竞争、和平竞争，共同实现政党政治。而事实上，在临时参议院和第一届国会内，各党派的斗争往往不是凭借政见的优势，而是借助武力威胁。以湖北省为例，共和党为了选举覃寿堃当省议会议长，不惜全力用军警，百般威胁议员，有的甚至拿出手枪向议员射击。1912年底，国民党特派员于德坤被贵州军务司长刘显世派人暗杀，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要求严惩凶手，北京政府却不了了之。孙中山气愤地说：“似此野蛮举动，为全世界对于异党人之所无。” 从欧美资产阶级政治来看，竞争总是尾随政党之后，如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各自主张一种政策，最终取长补短，互相调剂，使国家获利。民国初年的各个政党尔虞我诈，甚至用暴力手段排除异己，防止它内部的发达，阻碍它外部的扩大，不自觉地充当了政党政治的绊脚石。血的教训是，如果没有平等竞争的政治环境，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健康地存在和发展。

二、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形成与破灭

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彻底失败后，孙中山总结了经验教训，认为中国民众素质低下，能力不足，尚不能立即实行竞争式民主政治，只有待国家统一，民众素质提高以后，才可以渐次实行。基于此认识，孙中山将中国政治过程分为三个时期，即“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和“宪政时期”。“军政时期”是本党“以积极武力，根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训政时期”是本党“以文明治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宪政时期”是本党“俟地方自治完备之后，乃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委员会，创制宪法，宪法颁布之日，即为革命成功之时”。其中“军政时期”和“训政时期”为“革命时期”，“在此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负责。” 孙中山认为，“破坏之后便须建设，而民国有如婴孩，其在初期，惟有使党人立于保姆之地，指导提携之，否则颠堕如往者之失败矣”。为此，革命政党必须实行党魁集权，实行党、政、军三位一体的一党统治。面对帝制复辟、军阀混战和列强蚕食，不建立一个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不通过这样的政党建立和巩固国家政权，任何革命都将流于形式，也无法达致中华民国之真正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提出的“以党治国”思想，“适应了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也体现了孙中山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强烈愿望和要求”。但是，孙中山的思想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主要是大党沙文主义，将民众视为“阿斗”等。蒋介石正是利用这些缺陷，在中国错误地推行一党统治长达22年。

1928年，蒋介石在桂系、冯系、阎系等军事势力的支持下攻下平津，国民党舆论机关就宣称军政结束和开始训政，在胡汉民关于“训政”的政制设计中基本上体现了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在1928年9月，胡汉民向国民党中央提交的《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中明确规定了国民党驾驭国民政府的基本原则和实施纲领，并且对“以党治国”和“***”的界限作了清楚的说明。他说：“夫以党建国者，本党为民众夺取政权，创立民国一切规模之谓也。以党治国者，本党以此规模策训政之效能，使人民之身能确实用政权之谓也。于建国治国过程中，本党始终以政权之保姆自任。其精神与目的完全归宿于三民主义之具体的实现。不明斯义者，往往以本党训政主义，比附于***与阶级专政之论，此大谬也。”因为***是以政权专于一党为归宿，因而是专制的；而以党治国是以政权付诸国民为归宿，因而为民主的。蒋介石却公开表示要实行***，并且把以党治国同法西斯主义揉在一起。蒋介石于1928年说，中国为了“谋生存”，除了实行蒋记“三民主义”外，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主义，“再不许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只能由国民党治国，“不能允许再有第二个党来攻击国民党”，1931年5月，蒋介石又对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三种意识形态进行了区分，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产业落后的情况及中国的传统道德，而英美的自由主义会造成“高唱自由”，“各据议席”、“辟疑满腹”、“见难宽胸”的恶果；只有法西斯主义能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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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最有效的统治权。在这些“理论”指引下，蒋介石于1931年5月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再次规定训政时期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全代会闭幕时其职权由国民党中执委会行使；国府主席、委员均由国民党中执委会选任；国民党中央有《约法》之解释权，这样，《约法》以国家大法的形式将国民党一党统治固定了下来。在这一格局下，中国共产党被取缔，而转入地下；中左的第三党、生产人民党和革命民主同盟也遭到迫害而不能公开活动，中右的青年党、乡村建设派和国家社会党等等，也不能公开参政。由此可见，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实际上是一党独裁统治。

抗日战争初期，由于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及其他中间党派取得了合法地位。1938年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也允许民众有若干民主权利。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民主党派部分人士被吸收参加国民参政会，个别人还在国府下属某些机构任职，国民党的这些做法与昔日相比，确有不同之处，但一党专制的格局并没多大的变化。国民党重申“党制”，实施“以党统政”的原则，继续把政权机构置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之下。国民参政会不仅毫无实权，而且参政员均由国民党选任，在第一届参政会200名参政员中，中国共产党及中间党派只占10％，而且被视为“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的代表，而不能堂堂正正地以政党成员身份与会，足见国民党根本不承认党派的平等地位，其目的就是确保其独裁的一统天下。特别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后，国民党设立“防共委员会”机构，专司“溶共、防共、限共、反共”之职，颁布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和《异党活动办法》，进而制造反共摩擦，掀起阵阵反共高潮，拒绝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顽固地坚持一党专制。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迫于国内外压力，于1947年进行了所谓的政府“改组”，吸收了青年党和民社党少数政客入阁，组成所谓的“多党政府”。1948年又包办召开“行宪国大”。在总统选举中，蒋介石通过“竞争”，击败了另一总统候选人，当上总统，组成了新政府，宣布中国从此进入“宪政时期”。然而，一专党制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因为：第一，这个“多党”中，既不包括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群众的真正代表中国共产党，也不包括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民主党派，背离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人民大众的“国民大会”，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民权”机关。第二，《中华民国宪法》并非民主宪章。尽管写进去了“民主、自由、平等”之类的辞藻，但一党专制、个人独裁的本质，同《训政约法》并无区别。第三，从实施“宪政”的实际情况来看，国民党口口声声要依宪建立“多党政府”，完成由训政到宪政的过渡，但又说，“今日党派虽多，含本党而外，实更无任何一党担负得起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的责任”，“中国盛衰兴亡的关键实操于本党之手”。显然，国家最高职权及人事任免之最后决定权仍然操在国民党蒋介石手中。

总之，国民党在中国推行20余年的“训政”和“宪政”本来是为了标榜他们是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以奠定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然而，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与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真谛相去甚远，没有也不可能给黎民百姓带来民主、自由和安乐，因而其统治一直缺乏稳固的合法性基础。国民党统治的基础，并非来自社会的支持，而是完全依赖于军事强权。并且，由于国民党长期执政所带来的内部的腐败更加剧了其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因而其垮台也就成为必然了。

三、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竞争的思想与实践

与国民党在打着“宪政”的幌子下顽固地坚持一党独裁相比，中国共产党则显得开明和民主。这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一党统治，在占优势地位的情况下仍坚持与各民主党派之间进行平等竞争。中国共产党深知，共产党能否代表人民并不是由自己说了算，而是由人民说了算。因而，应该尊重而不是像国民党那样随意限制和剥夺人民的选择权利。共产党能否在政治竞争中取胜，并不是依赖于武力和人员的数量，而是在于政见，周恩来明确指出：“任何一个大党不应以绝对多数去压倒人家，而要容纳各方，以自己的主张取得胜利。” 具体说来，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竞争的思想和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主政治斗争是好现象”

尽管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明确提出“政治竞争”这一术语，但党在有关文献中提出的“党争”特别是邓小平所提出的“民主政治斗争”，完全包含了“政治竞争”的意思。1941年，邓小平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分析了共产党与其他党派之间存在竞争的原因即在于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政治立场，并明确指出：“我们不但不惧怕这种民主政治斗争，而且要发展这样的民主政治的斗争，因为它对于我们是有利无害的”。“只要是真正地发展民主，民主政治斗争也必将大大地开展起来。民主政治斗争之开展，正是好现象，因为它可以真正表露各阶级的意见和要求，也可以暴露某些党派的实质，使群众认清其面貌。我们共产党是不怕民主政治斗争的，因为我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只有那种不相信党的主张正确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只有那种投机分子，官僚腐化分子、贪污分子，才惧怕民主政治斗争，惧怕把党的面貌放在群众面前”。共产党的优势主要是从民主政治斗争中去取得，即是说，主要是从依靠于共产党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政治声望中去取得。党的优势不仅在于政权中的适当数量，主要在于群众的拥护。民主政治斗争可以使党的主张更加接近群众，可以使群众从自己的政治经验中更加信仰共产党。所以，只有民主政治斗争，才能使共产党取得真正的优势。

（二）“三三制”

基于上述思想，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时期，在政权建设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在抗日民主政权领导机构中，共产党人、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1/3。各政党之间实行公平竞争。1941年，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就是作为共产党在选举活动中竞选参议员的施政纲领。1944年2月，陕甘宁边区规定“各抗日政党、抗日群众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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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可各提出候选人名单及竞选纲领进行选举运动”。“竞选运动在不妨碍选举秩序下，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或阻止。”“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行积极探索的结果。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充分肯定了“三三制”的意义，一致认为它具有新中国雏形的政治意义，是将来的新中国应该采取的民主形式。

(三)建立 “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抗日战争结束后，全国人民面临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这一重大政治问题。重庆谈判前夕，毛泽东在答复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的提问中，明确表达了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建国主张。他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这一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重庆谈判的指导思想。在重庆谈判中，民盟主张以英美为“榜样”，建立“中国型的民主”，即实行议会制、责任内阁制和地方自治，各政党通过竞争上台执政。这一方案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不谋而合，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支持。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由共产党、国民党及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经过协商与讨论，以民盟主张为基础，确定了未来中国自由民主的基本构架，其主要内容是：（1）立法院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2）行政院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当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但同一行政院长不得两次提请解散立法院；（3）总统经行政院同意，可依法颁布紧急命令，但须于一个月内报告立法院；（4）监察院是最高国家监察机关，其职权是行使同意弹劾及监督权；（5）省是地方自治的最高单位，省可制定省宪，但不能与国宪抵触等等。在政协会议期间及会后的各种集会上的讲话或对记者发表的谈话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充分肯定了政协会议的成果，表示将尽力促其彻底实现。政协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为实施政协协议，迎接和平的政治竞争的到来而作了必要的安排，准备派人参加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初步拟定了担任国府委员8人、行政院副院长1人、部长2人的名单。毛泽东多次表示，中国共产党中央总部将从延安迁到清江浦（淮阴）或淮安，离国府所在地南京较近，便于随时参加国府会议。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在中国建立竞争性政党政治的决议的态度是坚决的，决心是坚定的，是真心实意的。显然，政协决议如果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的话，那么，当今的中国一定是共产党、国民党及其他党派通过政治竞争轮流执政，任何政党，无论是国民党或者是共产党，都只能是政治权力的合法角逐者，谁也别想永久独霸政权。

（四）允许“唱社会主义的对台戏”

1956年苏共二十大期间，赫鲁晓夫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第一次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的阴暗面，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中国共产党对建国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得失作了深刻的检讨，并积极地探索中国政治良性发展的路子。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都提出了唱社会主义对台戏的思想。毛泽东认为，在中国，不可能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实际上都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周恩来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当然这是社会主义的戏。” 然而，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竞争的探索中断了。民主党派不仅不能作为“反对派”与共产党唱“对台戏”，反而被视为反动党团被强制解散，其成员大量被清洗出国家机关，并受到残酷打击和迫害。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民初各个政党之间的自由竞争，抑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一党政治还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竞争的制度设计与实践，最终都没有延续下来。这是否说明政治竞争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否应以政治竞争为目标模式？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将在下文继续探讨。

第四部分 政治竞争：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未来

列宁曾说过：“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的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来对待。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忌谈“竞争”尤其是“政治竞争”，似乎一提政治竞争，就是向现政权挑战，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应当说，这种倾向是十分危险的，它制约了政治理论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探索，造成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动力严重不足。在本部分里，笔者将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政治竞争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笔者认为，政治竞争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我国政治民主化的方向应当是竞争的政治。

一、政治竞争与中国民主政治的关系

（一）没有政治竞争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政治竞争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和题中应有之义。如同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一样，没有政治竞争，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由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自己当自己的家”。人民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完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政府只不过是人民的“公仆”。因此，人民有权自由选择来为他们服务的“公仆”，谁能够最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最好地代表人民的利益，人民便选择谁。在这一点上，谁也不能自称他比其他人都更“优秀”，这事只能由人民来决定。这就要求那些自愿为人民服务者通过竞争取得“合法服务”的权力，根据人民的授权管理整个国家和社会。人民一旦对其服务不满意，有权随时撤换他们并重新选择自己满意的“公仆”。因此，任何执政者都不可以贪恋权位，他们必须尊重并接受人民的选择。阿兰·图雷纳指出：“所谓人民的政府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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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的民主政体。中国的特殊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使得民主制的国家形式始终没有在中国产生出来。有的，只是专制权力的异常强大和社会自主力量的软弱。与这种专制权力相一致，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政治文化带有强烈的抗拒民主倾向。亨廷顿甚至认为，儒教和受儒教影响的社会一直不适合民主，“古典的中国儒教和受儒教及其在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的流派以及受到冲淡的日本都强调团体、团队胜于强调个人，强调权威胜于强调自由，强调责任胜于强调权利。儒家社会缺少抗衡国家之权利的传统，而且就个人权利存在程度而言，个人的权利是由国家创造的。对和谐与协作的强调胜过对分歧与竞争的强调。对秩序的维持和对等级的尊敬是核心价值。思想团体和政党的冲突被看作是危险和不合法的，更重要的是，儒家把社会融化在国家之中，没有为自治的社会机构提供合法性来自全国层次上抗衡国家的力量。”这种专制主义传统影响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育，历史地造成中国民主政治的某种“先天不足”，即某种不成熟、不完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西方式的两党竞争或多党竞争，必然会造成党派纷争、秩序混乱、政局动荡、国家分裂的局面。

中国是一个欠发达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和建设民主政治的双重任务。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而言，发展经济和建设民主并非可以同时并举。因为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矛盾。“经济发展要求的是集权化和稳定性，而民主政治要求的则是分权化和政治变动的制度化。” 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使中国政府作出了优先发展经济的权威主义发展战略模式。没有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了，也不会得到巩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选择优先发展经济的战略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只有建立了强大的政府，才能够推动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舍此无他路可走。战后东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亨廷顿认为，对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来说，“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 这个观点是极为深刻的。而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反复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央要有权威”、“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等与亨廷顿的观点无疑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效地动员各种有限的社会资源，促进中国的大发展；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可以有效地整合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不同利益要求，保持政治的稳定。离开了党的领导，中国将一事无成。所以，中国现阶段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而不应实行两党政治或多党政治。

当然，坚持党的领导，并不意味着长期实行党禁、排斥政治竞争。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实行适度的政治竞争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且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实行政治竞争，而在于如何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竞争。美国学者迈克尔·奥格森格认为，“如果能找到一条既能和平过渡到公开、有竞争力的政体，同时又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安全之路，一些领导人可能会选择这么一条道路”。这个观点颇有见地，但他又认为，“事实上无此路可走”，未免有些武断。笔者认为，共产党并不是民主政治的反对派，因此，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竞争机制，是完全可能的。

二、实行政治竞争，促进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思考

（一）改革党管干部制度，实行党内竞争

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这一点决定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发展和完善党内民主。诚然，党内民主和国家生活、社会生活中的民主在对象、范围和形式上都有所不同，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内民主的状况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极大。如果党内民主都搞不好，我们就没有资格谈社会主义民主、人民民主，更不可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民主。相反，党内民主搞好了，就会对中国民主建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途径。而发展和完善党内民主的关键是改革传统的党管干部制度，实行党内竞争、民主选举制度。

1.从“跑官要官的理论”看现行党管干部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998年7月2日《杂文报》上刊登了李兆中同志的一篇文章《跑官要官的理论》，兹摘录如下：

日前，几位老兄讲起自己对跑官要官的感慨，颇有一番道理，不免录下来供大家品头论足。

甲：我认为自己确实有一定的才能，一时还没有被领导赏识，没有被大多数人发现，但我觉得本事再大，能力再强，如果不跑，领导不知道，上级不认识，怎么会被提拔使用？我善于钻研，勤于思考问题，自我感觉底气足，拿得起放得下。我这是在推销自己，是实现自己价值的有效途径和必要步骤，我认为自己跑官要官，是想大展宏图，要的是施展才华的舞台。

乙：我这个人工作能力强，群众威信高，上级领导准备提拔任某种职务。我就是不跑不要，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可现在大家都在跑，自己不跑领导会认为清高、目中无人。另外担心自己不跑，官位会落到跑得紧的人头上的。于是我也加入了跑官要官的行列。我跑官要官，目的是得官的保险系数更大些。

丙：我是非常讨厌那些跑官要官的人，但我亲眼看到，像购物排队一样，本来官位轮也该轮到自己了，可一些远远不如自己，而且和从事的专业不沾边的，却占去了官位。我心理不平衡，眼看着跑官要官者得官，不跑不要者靠边站，于是我也违心地加入跑官要官的行列，很不情愿的，带着满腔怨气和牢骚，硬着头皮拉关系，红着脸面去送礼。我跑官要官，要的是平等竞争的机会。

丁：不怕别人笑话，我这个人属于大家说的平庸之辈，可现在当官不须经过什么考试，不须像著书立说者“板凳要坐十年冷”，也不须担心实业家那样的风险，只要多琢磨些人，只要善跑、挖空心思去跑就能得官。一旦得官，好处很多，一人当官鸡犬升天。实事求是地说，我跑官要官，看准的是特权和享受。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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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杂文全部引证下来，乃是因为它集中地暴露了我国现行党管干部制度存在的严重问题。跑官要官并没有什么不对，关键在于跑的方向，是朝个别掌握权力的领导哪儿跑，还是朝群众、朝人民哪儿跑；现在的问题是，只有向领导推销自己，才有望得官，向群众推销自己等于浪费精力。所以，向领导“跑官要官”就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政治现象。严格说来，它也是一种政治竞争行为，但却是一种不正当的政治竞争行为。不管“跑官要官”的动机如何，目的怎样，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目的高尚也罢，低劣也罢，都是一种托辞，都只不过是为自己的“跑官要官”寻找一种正当的理由而己，也就是作者所说的“理论”。“跑官要官”严重地违反了我国正式的领导干部产生程序，堵塞了正常升官的渠道，导致买官卖官，唯人唯钱，拉帮结派等连锁不良反应，严重地败坏了党风、政风。而“跑官要官”的存在，又与现行党管干部制度有着必然的联系。长期以来，在党政干部的选拔方面，我国实行的是委任制，这是一种明显带有封建特征的干部选拔制度。十月革命前后，列宁从当时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认为必须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条件下实行自上而下的干部委任制，以适应极其紧张的革命战争的需要。国内战争结束后，苏维埃俄国进入和平时期，俄共（布）十大决议就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应“排斥一切委任的制度”，“从上到下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 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苏联并没有废除委任制，反而使其得到强化。委任制也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广泛采用，并视为“党管干部”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章程》第2章第13条明确规定：“在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基层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上级党的组织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调动或指派下级党组织的负责人。”这条规定使委任制合法化。必须指出，这种干部选拔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第一，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行为，实行的是由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在少数人中间选少数人，党员、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容易被忽视、党内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因之难以体现出来；第二，在这种制度下，人才选拔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拔者的个人素质，主观好恶，在“贤”与“能”的标准上随意性太大，导致要么选错人，即把那些政治上不合格、能力平庸而又擅长于投机钻营之徒选上来；要么是埋没人才，使有真才实学的人能力无法发挥。因此，这种传统的“伯乐相马”式的方式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第三，由于各级领导干部是由上级委任而不是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这就从制度上决定了各级党政干部必须对上级负责，导致他们眼睛向上而不向下，容易脱离人民群众。尤为突出的是，它容易为腐败分子提供可乘之机（如前所说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如不及时改革，最终导致亡党亡国的危险。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邓小平就已经认识到这种在“党管干部制度”掩盖下的“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用人制度的严重缺陷，他十分坦率地承认，与资本主义相比，干部选拔制度是落后的。“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落后，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他强烈呼吁“要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和人事制度。” 在他的呼吁下，我国加快了党管干部制度的改革，并取得了积极的社会效果。但是改革很不彻底，无法从源头上解决“跑官要官”的问题，难以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2.改革党管干部制度的关键是实行公开竞争，民主选举

要解决上述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深化党管干部的改革，对党政主要干部，要逐级废除委任制，而代之以公开竞争，民主选举的制度；要逐步废除领导干部身份的终身制，打破“官民界限”，实行从社会中来到社会中去。惟有如此，才能真正达到江泽民总书记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的要求。

必须承认，长期以来实行的“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用人制度是不相信党员，不相信人民群众的表现。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的，共产党应当相信人民，充分尊重并保障人民的选择权利。“走群众路线”应当体现在行动上，而不是体现在口号上。因此，必须逐步废除委任制，或者严格限制委任制的适用，从根本上改变“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及其所产生的弊端。毫无疑问，实行公开竞争，民主选举制度是取消“少数人”特权的有效途径。不仅如此，它还可以理顺各级领导干部“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关系。人民群众是领导干部政治权威的惟一合法来源，只要人民群众满意的，即使“上级”不满意，也不可随便调动，罢免或者辞职；相反，只要人民群众不满意的，即使“上级”挺“满意”，也必须下课，调走也不行。

当前，有不少领导干部对在党和国家机关及其部门实行严格的选举制不理解，心存疑虑。有的领导干部认为，这样一来，党委就不能根据“需要”很便当地指派党政干部了，工作也就不好开展了。乍一听，很有道理，其实这是一种偏见和托辞。党的各级组织靠什么来树立威信，得到群众的拥护和开展工作呢？从根本上说，靠的是正确的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靠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靠的是决策时的民主化、科学化，靠的是勤奋工作、廉洁奉公和以身作则。如果仅仅靠掌握干部的任用权力来维系工作的开展，那不仅是可悲的，而且是靠不住的。还有人将党内选举制与党管干部制度对立起来，认为实行党内选举制，就无法贯彻党管干部的原则，这也是一种偏见。党管干部原则，主要是指各级党委必须按照党的干部工作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党对干部工作的领导，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党直接管理、任用各级党政干部。否则，不仅不能够加强党的领导，反而会削弱党的领导。

要实行党内竞争、民主选举制度，就必须废除领导干部身份终身制。能官能民，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在西方国家，各级国家机关的主要官员都是经过选举轮换的，或由当选的机构长官，首长任命的，一到任期，如果没有重新当选，或者不能再次竞选，都得走人。要么回到原来的岗位重操旧业，要么另谋职业，绝对不能挪个位置继续做官，更不能不做官了继续由纳税人供养。譬如基辛格做了两任总统的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之后，政府里没有他的位置了

上一页[1][2][3][4][5][6][7][8][9][10]...下一页 >>，便自然地回到了原来教书的大学重操旧业。戈尔做了八年副总统后竞选总统失败，只好另谋职业，到哥伦比亚大学教书。而在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制度，一个人一旦为官，便终身为官，从政府干到党委，再干到人大政协，即使在所有位置上的任期都干满了，也要赖着不走，继续享受“官”的待遇，继续吃皇粮。应当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封建官本位作风，它是造成我国“老人治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早在1956年，刘少奇就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所采用的一些民主比我们现在的一些民主办法甚至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而是更退步了。他说，美国开国领袖华盛顿也算劳苦功高吧！但是他做了八年总统之后，退为平民。照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吧。毛泽东在1956年主动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也有退为平民的考虑。1957年4月，毛泽东对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表示到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他说：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逐步采取脱身政策。同年他在莫斯科会见苏联哲学家尤金和米丁时说：“我不想当什么主席了，我倒愿意到大学去教书，当个教授。” 尽管由于历史原因，毛泽东没有实现到大学当教授的愿望，刘少奇也没有退为平民，但他们的思想却是极为深刻的。共产党的干部不仅要能上能下，而且要能官能民，绝不能搞一次为官，终身为官。因此，必须加强制度建设，从体制上杜绝领导干部职务和身份的终身制。解决了这个问题，党内民主就会大大地前进一步。

还需指出的是，政治竞争包含政策的表达。任何政党都不是铁板一块，允许党员持不同的意见正是党内民主的重要体现。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的前提下，应当允许候选人有机会进行政策意向的表达。党内选举的重心应当由“人”逐渐转向“政策”。在向更广泛的民主选举过渡的过程中，可先由共产党推出政见相同的数名候选人参选，然后逐步过渡到政见有差异的候选人参选。只有这样，党内民主竞争才不致流入形式，人民民主也才能真正得到发展。

（二）建立健全人大代表竞选制度

1.建立和健全人大代表竞选制度的意义

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意志的表达机关，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人民当家作主、参政议政的主要渠道。从法理上说，人民代表大会拥有至上的权力和最高的权威，其他国家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自建立以来，就从未树立起最高的权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极为有限，曾被人们戏谑为“橡皮图章”，“表决机器”。当然，人大成为“橡皮图章”的原因是极为复杂的，其中人大代表自身素质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人大代表自身素质直接影响到人大权力的行使和职能的履行。“如果说把人民代表大会制比作高楼、大海，那么，人民代表就是基石和细流。高楼之所以高，全赖乎基石；大海之所以大，全赖乎细流，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制之好坏和胜任与否，全赖乎代表素质。” 就形式要件而言，人大代表相当于国外议会的议员。在许多国家，宪法选举法都规定不分种族、民族、出生、性别、语言、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只要达到法定年龄、符合法定条件者，均可竞选议员。但实际上，议员的产生要遵循优胜劣汰的原则，只有在竞选中获胜的候选人，才能担任议员。因此，国外议员大多能够胜任立法、理财、监督的职责。而在我国，长期以来，人大代表被视为“荣誉称号”，“二线工作者”。在实践中，不问参政能力如何，凡劳动模范、生产能手、体育明星、著名演员很容易当选为人大代表。一些即将离、退休的干部也容易被安排进人大常委会之中。人们很普遍地发现，不少来自基层的代表只知道“光荣”，“激动”、“感谢党组织的信任”、“认真领会政府工作报告”，很少意识到作为人大代表应负有的职责。关于人大代表素质状况，兹举几例：

例一，关于人大代表赵趁妮：“她没有文化，而许多她必须出席的社会活动，没有文化，简直如同瞎子。每次大会上的报告，她有许多弄不明白的地方。发给的文件，她那份总是崭新的，无论哪一份，在她眼里都是密密麻麻的一片，没有什么两样。……她属于代表中的另一个层次，一个知名度极高文化却极低，威信高能力低的代表。作为一个层次，绝非她一个人。”

例二，关于人大代表杨锡兰：“当选人大代表，开十八天会，当十八天观众，可以休息一下。”“……大家选你，意味着荣誉，还是责任？”“主要是荣誉。算给我的一种奖赏吧。”

例三，关于投赞成票的心态。一位身体很胖的代表说：“我和他们一样，对人选中许多人不了解，但相信中央和上届人大的提名……我投的应该说是信任票。”另一位代表回答说：“我为什么投赞成票？说句真话，我也不清楚为何投赞成票，反正我觉得不管投什么票，候选人必将当选，这是走走形式，谁都弄得。我这一票根本不起作用”。再一位代表说：“我为什么投赞成票？因为我是共产党员，要不我也投反对票。”

由此可见，我国人大代表的能力和素质与法律要求还存在相当的距离，之所以如此，不能不说与长期以来把人大当成“二线机构”，忽视它的作用有关。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实行人大代表竞选制度，人大的权威正是来自于竞选。只有实行竞选制度，才能转变代表的观念，变“要我当代表”为“我要当代表”；只有实行竞选制度，才能提高代表的参政、议政能力，作一个合格的代表；只有实行竞选制度，才能密切代表与选代的联系，切实反映选民的愿望，努力为选民服务。总之，只有实行竞选制度，人大的职权才能真正得到落实，从而变“橡皮图章”为“钢硬图章”，发挥在民主政治的应有作用。

2.建立健全人大代表竞选制度中的几个问题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建立健全人大代表竞选制度，应当注意以下几个相关问题：

（1）全面推行专职代表制。专职代表制为国外代议制国家广泛采用。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议会（国会）的职能趋向复杂和专业化，为了保证议员的工作时间以及解决议员在政府机构中担任公职而造成的政治机构内部的矛盾，国外几乎都用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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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门的法律规定：议员或代表在当选期间不得担任其他公职，甚至企业的职务。目前，我国除了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以及其下属的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含有一定的专职的性质外，占代表总额大多数的人大代表采用兼职的形式。相当一部分人大代表来自生产、工作第一线，其中多数是在各行各业中取得成绩的突出人物，他们更多感到的是荣誉，而对参政议政缺乏足够的热情。“据北京市某区调查数字表明，多数人大代表的政治参与动机不强，有近一半代表当选前并不想当代表，48％更喜欢自己的本职工作，还有一半代表不想当更高层次的代表。” 同时，由于人大会议时间较短，有的代表还未对法律案或决议案中的概念搞清楚就要投票表决，有的代表由于准备不备，在会议讨论中只能“空对空”，谈不出实际问题。如此种种，造成人大决策质量不高，选举走过场，流于形式的问题。

因此，必须全面推行专职代表制，使人大代表成为一种固定的职业和谋生的手段，其任期内的惟一身份就是代表选民行使权力。由于人大代表没有了“本职”工作，他们就可全力投入到参政议政的工作中去，从而提高他们的参政议政能力，实现由“先进模范”型向“政治科学”型转变。同时，能否成为代表，将直接关系到自己将来的政治前途和命运，因而人们将会全力投入到选举中去，努力争取选民的支持。这样，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就不会再是“走走形式”，而真正的成为选民行使权力、监督代表的手段。

（2）改革人大代表候选人提名办法。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7章第29条规定：“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任何一个达到法定年龄，符合法定条件、立志成为议员的公民，如果没有选民或代表的推荐，那就不可能成为候选人，成为代表。而实际的推荐结果，“考虑代表之先进性有之，考虑代表之模范者有之，考虑照顾将离退而未离退予以安排者有之，考虑工作方便由行政领导兼职者有之。” 如此，人大焉不成为橡皮图章？因此，必须改革现有代表候选人提名办法，建议实行初步代表候选人自愿申报登记制，通过选民预选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初步代表候选人和正式代表候选人均有权根据法律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各种形式的合法竞选活动。

(3)明确规定当选代表的资格条件。做人民代表是光荣的，但必须明确，人大代表绝不是一种荣誉称号，也绝不是政治待遇，而是一项崇高的政治职务。做一个合格的人大代表，必须具备如下条件：其

一、代表性。人大代表来自于选民，必须对选民负责。其

二、参政议政的能力。人大代表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平和一定的专业知识，具有健壮的体魄和社会活动能力。作为人民代表为的是要代表人民，表达意见，阐明志向，以决定国家之大针方针，解决国家的重大问题，如果不具备参政议政能力，他（她）又怎么能够胜任其职责呢？其

三、参政议政的品质。人大代表必须具有坚定的人民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勤勤恳恳当人民公仆的思想和强烈的责任感及神圣使命感。关于当选人大代表的资格条件，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要求。总的来看，目前关于当选人大代表条件方面的法律规定还不够明确具体。建议修改上述两法，对当选人大代表的资格条件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4)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早在1987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 目前，我国人大选举仅在县一级实行直选，设区的市、省、全国人大代表仍实行间接选举，这种间接选举不利于代表与人民群众直接沟通，不利于人民对代表的监督。因此，应逐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尽快在省以下地方各级人大代表选举中推行直选，为在省一级直至全国实行普选创造条件。

（三）改革乡镇长选举制度，建立竞选制度

我国宪法第101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分别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政府的省长和副省长、市长和副市长，……乡长和副乡长、镇长和副镇长。”按此规定，我国乡镇长分别是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而实际上，乡镇长的遴选，一般是由上级党委决定，人大投票通过而已。很明显，这种“选举”并不能很好地体现民意，并不能把人民真正满意的人选举出来，不利于建设基层民主。

鉴于此，自1998年以来，在四川、山西、广东、河南等省的个别乡镇，分别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乡镇长选举制度的改革。较为典型的是四川省遂宁县步云乡的改革。1998年12月，步云乡进行了选举乡长改革试验。具体做法是：先由市中区区委发文公布选举章程，再由步云乡30名选民联合推荐候选人，然后召开选举联席会议，在报名的15名候选人中确定2名，与乡提名的1名候选人一起参加预选。预选时先召开由村干部、村民代表、村民小组干部、乡人大主席团成员、乡党政机关领导人共162人组成的选区联席会议。会上由每一位候选人发表20分钟施政演说，10分钟提问，最后进行投票表决。得票最多的2人作为正式候选人参加正式选举。预选后，组织一系列竞选活动供候选人发表政见。正式选举时，全乡有选举权的6000多名村民均可参加，分设不同投票点，并设秘密划票间。1999年1月4日，获胜者在乡人大会上宣誓就职。不难看出，步云乡实行的是竞选制度，它蕴含着深刻的制度创新意义，标志着中国大陆基层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已经开始由广泛推行“村民自治”的村民委员会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社会民主层面，向进一步改革基层政权领导人产生方式的政治民主层面发展。

中国历史发展表明，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应该走“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终于燃烧到城市，并使中国共产党夺得了政权；1978年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大改革；现在，乡镇长选举制度的改革，也必然会推动整个中国政治民主发展的进程。中国民主发展的基础应是乡村社会，这是由中国政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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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特点决定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建设之路是多元的，中国的民主制度建设之路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民主发展之路，后者是从市民社会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同时，改革乡镇长选举制度也是新时期政治权威合法性实现方式转换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之所以能够得到中国人民的普遍支持和拥护，就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代表”的实现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政治权威合法性基础是不断发展转换的。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政权，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其合法性是通过革命，通过武装夺权取得的，是一种“革命的合法性”。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不再通过武力而主要是通过领导绩效来实现，是一种“绩效合法性”；如果没有很好的绩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威必然会被削弱。因此，民主选举乡镇长，实际上是将党的领导合法性真正建立在民意基础之上，通过人民对乡镇长的挑选来实现党的领导合法性的转换。从这个角度看，乡镇长选举制度的改革，对于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然，乡镇长选举制度的改革，并不会一帆风顺，它会遇到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最主要的挑战在于当民主选举的乡镇长为非共产党员时，如何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高层人士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将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作为控制基层的手段呢，还是作为中国民主发展的新起点？近年来，乡镇竞选制度之所以能够逐步推行，主要就在于得到政治高层的支持或默许，并得到各试点、地区党组织、地方政府和地方人大的积极推动。笔者认为，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意愿，它预示着中国民主发展的方向（即从基层民主到高层民主，从党内民主到党外民主），谁要是逆潮流而行，谁就是自取灭亡。中国共产党要真正当好“三个代表”，也必须顺应这一历史潮流。

三、积极营造有利于政治竞争的良好社会政治环境

勿庸置疑，在中国建立竞争性政治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是中国政治走向民主、走向理性的标志。当然实行政治竞争不能脱离中国的具体国情，前文已反复讨论了这一问题。要使中国竞争性政治不像民初那样夭折，就必须积极营造有利于政治竞争的良好社会政治环境。

（一）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政治竞争的顺利推行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民主必须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指出，人们首先必须解决吃喝住行，然后才谈得上从事政治、宗教和艺术生活。如果人们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那么民主对他们就一无是处。美国政治学家科恩也认为：“社会成员如不享有最低限度水平的物质福利，任何社会也不能指望长久维持自治。”“使公民体力情况恶化并迫使他们主要或完全关心自己或家庭生存问题的经济条件，是不可能产生有生气的民主的。” 纵观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发展史，人类社会在每一历史阶段所能达到的民主程度，归根结蒂取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我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现已基本摆脱了贫穷和落后的状态，开始步入小康阶段。但总的说来，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我国民主政治长期以来得不到很好的发展，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平衡态势。东部经济发展较快，中西部较为缓慢，全国大部分贫困地区在中西部。这无疑极大地制约了民主的发展。加快西部大开发的步伐，加大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扶植，是促进西部地区民主发展的必要措施。我国的生产力布局也呈现出二元化特点，一部分现代化的工业和大量的传统农业并存。而农业经济正是专制政治产的土壤，马克思曾说: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因此，应该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实施科技兴农的方针，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总之，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大力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力发展起来了，物质财富提高了，人们才有充分的闲暇参与政治，现代民主政治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和物质手段才能得到满足，否则，民主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二）倡导宽容、和谐的政治文化，为政治竞争的顺利推行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乃至整个政治体系的行为和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都要受到一定政治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深深植根于东方华夏5000年文明土壤中，不仅有其博大精深的丰富内涵，而且有着顽强不息的生命力。但是，由于中国古代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政治上长期实行封建专制政治，从而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可避免存在不适应甚至阻碍着中国向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从价值取向考察，有三个逆方向价值取向：（1）民众臣服性价值取向，一极是权势者的专制价值取向，“朕即国家”，另一极则是民众臣服性价值取向。以色列政治学家艾森斯塔德曾指出：“中国皇帝的合法性要求他照顾其臣民并使之处于他的监视之下，但是政体的意识形态取向很少在全民唤起积极持续的政治参与。” 所以，中国政治文化的一般取向是强调民众“在政治上的臣服性。”（2）人治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社会强调的是以礼治大夫，以刑治庶人，至于君主帝王，则不受任何规范的约束，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由于缺乏一个社会全体共同遵守的普遍法律规范体系，整个政治文化表现出一种极强的人治特征。（3）党同伐异，以邻为壑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斗争激烈、残酷，一人获罪便株连九族，即使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分歧与冲突，也总是以极为激烈和残酷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古代“朋党”之称，虽也有“君子之朋”和“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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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政治哲学导论

政治哲学导论

首先不可否认的是，讲师Steven B.Smith在一开始就营造了一种非常理性为上的气氛。他未否认诸多哲人，比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等对于政治哲学的贡献，但同时也承认了不广为人知的哲学家们对政治哲学的贡献。我们时常受到威名的恐吓，忘记了自己思考的权利。政治哲学目的不仅仅是哲思，而且为现世提供了建言。没有一位政治哲学家可以脱离人，没有一位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可以是隐遁时世的隐者。当我听到这一句的时候，我第一感觉果然是中国的老庄。其实无论如何，不管怎样强化老庄的现世养生意义也不能否认老庄的政治哲学啊。可能这是西方的实用主义差别吧。不过也有让我恍然大悟的一面，Steven提出的好公民和好人的区别。之前到现在，偶尔搞不明白为什么某些情况之下某些人的某些行为并不会给他造成影响，然而这种行为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合理道德。其实这是好公民和好人的区别吗。然而之前所受所有教育都弱化了其中差别，有时候让你觉得好公民是一个好人的前提，忽视了人作为individual的生物。好公民只需要爱国，遵纪守法就足够了；但是好人，要成为好人得难很多。

我所以为最好的政体是真正能淡化这种差别的，是让人觉得，好人是好公民的前提，即是能最大化“人”的善性的政体。但是其中问题，人是否可以把自己的道义凌驾于法律之上？将自己私下的道德圣洁置顶？政体大概是用纯粹理性的东西去管理感性的东西吧。

个人看法，从古迄今，所有争端大多分于寡头与民主之间。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我们曾经惊讶于雅典社会的民主，同时把苏格拉底之死当做雅典民主的污点。但是同时我们又习惯性批判独裁专制，总之我们难以分辨寡头与民主，实际上多数与少数，什么时候是对的什么时候是错误的。我们挣扎于将权力分散给广大民众，还是集权于某些人手，历史荡涤出的经验是应当多少分给民众一些权力，由他们选择一些权力。这就是目前的所谓最优政体，稍微缓解了大部分人对于权力的渴望和参与政事的热情，以期于达到一种现阶段稳定的策略。因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最优先是永远应当是保证国家安定。

但是这样究竟是平等还是纯粹忽悠，空子很大，足够让很多人事游龙戏水，弹性太强，而且是否能达到每个人内心的标准其实很值得商榷。纵使讲师在视频中说到的启蒙运动。其实激烈的运动主张我以为真正的内容只能看其中六七，其余三四是为了强调这个活动的热烈性和反抗性而刻意强调的。总的来说，我觉得政治哲学并不一定要看做是一种政治方面的东西，首先他是一门哲学分支，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引导人们去思考人类规律的问题。因为政治是管理人的科学。而所有的管理都是为了保证整体在一个相对稳定下的内部环境，这样才能循序渐进逐渐前进。从很多其他看似毫不相干的事务上都可以看到这一道理。一切可能是顺应于统一。

古希腊历史简介

文明的共性是渐渐趋于稳定和统一。古希腊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享誉已久，虽然现不复存，但是比起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中国，古希腊最显著的特点应当是他的自由。自由不仅仅是政治自由，也有思想自由。

在古希腊时期，共和国（republic）概念在西方之外不得知，古希腊的城邦文化和高度自由的思想，给他们的民主政治带来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古希腊的人们很少关注往生问题，摆脱神学的做法在以宗教信仰为主流的西方算是一枝独秀。希腊人理性自由，思辨自然，崇尚科学，这不免让他成为现代自然科学和哲学起源 正是由于希腊人们侧重于看待事物的不同性，进行比较，进行推理，认为应当自然地人性的神圣的都应公布于世。他们从骨子里就排斥君主政体，崇尚法律和正义。

古希腊特尔斐的阿波罗神庙，镌刻了的两句话：认识你自己，适可而止。和亚里士多德名言“人类由于法律成为最有美德的生物，但是没了法律就是最不讲道理最丑陋的野兽”都可以为希腊人之理性崇拜和前瞻性佐证。

提到政治，很难得不能提宗教，众所周知，基督来自犹太。而希腊则继承了基督教遗产。基督教是一个反抗的教派，在历史上，世界版图上曾经几起几落，最后到现在变成三大宗教之一。希腊争辩哲学很能体现这一特征，理性为上，不为枷锁所迫，勿怪希腊会成立世界第一所大学，其风范也深深影响后代大学学术氛围。欧洲独特地理条件，很难使某一王度建立广袤王国，这成为自由思想各地发展和制度自由民主的必要前提。

皮克：神对人类说，我的所创，既非天堂，我只选择自由与荣耀，就像你是自己的支配者，可以自由追求你所想要的。准许您的子民可以拥有一切渴望的事物，成为他们想要成为的人。理性对自由意志产生潜移默化影响。

命运就是女人，必须控制并将他打倒在地。

但是在现代社会，不得不说宗教影响力在现在减弱了，道德准则的基础被破坏了。我们不由担忧起这样的事情：如果宗教和理性都被摒弃，社会就会只剩下欲望和物质，弱肉强食的野兽世界，这对于弱者来说毫无保护，对人权以及批判思想毫无保障。希腊的诡辩运动。

考虑过西方文明对于现世思想的正面影响，然而还有黑暗的一面，那就是把自由理性和自由个人至于文明中心就会有混乱不安定，因为自由本身就是不安定的代名词。如果感到自由，那就是不自由。

自由允许人和社会隔绝人与人疏远，对于社会和个人代价都是极大的。虽然西方文明作为现代文明的模板，但是也反映出问题，比如自由的现存挑战和理性的卓越地位就受到了挑战。如果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的问题，那么也需集思广益。为了解决现世问题，不吝于从历史之中找寻答案，不吝于诉求于其他文明，不吝于舍身取义。

旧约导论

我不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虽然我无意怀疑信仰者们对于各自神的存在的信仰，我愿意承认他们的存在，不过本质上，也许我更在乎的是那些神的出现所代表的意义。

从最古老的纪年开始，人们开始交流，一旦交流自然有战争，然后胜利者的神取代了被征服者的神，文化开始吞并，融合，比较强大的那部分人的信仰就变成了神。宗教渐渐产生。圣经展现的是对世界对人全新的认识。

原先我对西方神学宗教之类认识最主要只是圣经和希腊神话之类。

毋庸置疑，圣经比起其他古老故事中的多神论，更坚持一神论。基督教来源于犹太教。从讲师的口中，确实颠覆了不少对圣经的错误认知。不过也因为我从始至终都没有去读过圣经吧，如她所说，我习惯于从他人口中听说圣经，而不是圣经本身。讲师口中的圣经不只是一本书，而是一座图书馆，没有统一的叙事方式，甚至文体，也不是一个作者所写，而是很多书籍文献的全集，布满了不同的写作风格和体裁。圣经中大部分是对道德伦理纯粹性的追求。但是非常具有人性。比如约伯记，虽然在一系列纠结过后得到人类苦乐参半的结论，但尽管如此也不能忘恩负义，还是要好好做人。犹太民族把一切记录在圣经中，但没有调和其中一些矛盾，我们也不该去调和这些矛盾。

然后，圣经也不是寓言故事，是一种实在文学，并不是讲圣人典范故事。圣经不适合给儿童看，天真的乐观主义也不行。因为圣经承认生活的矛盾与痛苦，并非激情快乐，它有着各种成人的主题，有狡诈、行骗、贩卖、背叛甚至更道德沦丧之事。它适合坚强的人去读，但是不能被当做一本书去读，不可以读得太快，因为那样使我们跟不上它内在包含的深层思涵的脚步。

然后最大的一个令我惊讶的地方是，圣经并不是一本神学之作，也不算宗教指南。宗教并不只是一个教条。圣经最先是被口耳相传，事后才被记录在案，其实本身更追求的是对道德问题的探讨，对政治哲学历史文化的追寻。他的现实意义使人们在日常中经常引用，无论心不信仰，都不碍于对于它的评判意义的尊敬。一切让我对圣经有很强烈的阅读意愿，虽然很久之前就有这种想法。我只知道的是圣经旧约中有许多人物，也有许多许多故事，讲师也分课时细读了其中一部分篇章。但说句实在话，对现在的我来说，阅历和心智都还不够成熟自信，也不敢说明辨是非的能力如何卓越，只觉得有时候实在细思恐极。因为确实一些部分我本身看了并未有触感，也还不能很明白其中的意思，哪怕讲师已经略作分析了。圣经果然不可以只做一本书，一本小说书，或者故事来看，其实其中每个设定都发人省醒吧。

就比如古时候的嫡长子继承制吧，但雅各布和继承了雅各布的约瑟夫，其实都不是长子，圣经充满反抗性和斗争性。再说约瑟夫被他的兄弟嫉妒，嫉妒到不顾手足，贩卖去埃及，这些都是道德沦丧，可以为耻的事。如此露骨的写法其实在古代算是比较少见的吧。如果是中国，也会用更加晦涩内敛的方式去叙述。

圣经所传达的一种信念就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计划是一定的，但是不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实现，什么时候成果；也就是神谕吧。其实我个人觉得有点牵强„„比如上帝许诺这块土地属于你们希伯来人，但是却要等到数辈之后，通过子孙后代奋斗得到。其实既不能说上帝忽悠了，不过也不能说全是上帝的安排吧。

我觉得坚信什么都是“上帝的安排”，这样子还挺可怕的。

新约及其历史背景

在第一讲中，讲师问了很多问题。（我觉得这个讲师是到现在看的最喜欢问问题的了。一直都在问问题啊。）考了很多新约方面的知识，和学生可能对新约产生的一些误解做了确认和解答。那些问题的答案„„我果然基本都不知道。„„比如圣灵感孕说，我也以为和刘邦的妈妈被龙缠了然后生下刘邦差不多，本来略有感触中西方都有共同之处，然而原来是说玛利亚没有原罪啊„„

讲师问道什么是圣典。其实任何文本本身都不是圣典，它们本意是拉丁语中的“手稿”，只是对于那些特定的信徒来说，才变成了圣典，可以奉之圭臬。我很喜欢这句话，感觉非常自由，没有很严苛或者压抑的感觉，好像就算举手，说错了也没关系。信仰完全自由。不会强力灌输你什么是什么，而是告诉你，什么在什么时候是什么。但是这种自由，在自己课堂上真的有点难感觉到啊。

讲师吐了个槽吧，说到希腊小说的典型设定，就是一对男女，见面相爱，然后结局是会在一起或者不在一起，总之一方会被抓，或男或女，然后另一方就会追她/他，然后每次快要结合的时候又被分开，或是诸神干涉，或是贩卖**，彼此在地中海追逐，之类之类。我不得不想到，这是现代对于过去那种风靡一度的说法的话。

那么不久之后，肯定也会有人这么描述现在流行的小说，大概是一对男女，地位略有悬殊，然后女的抵死不从，男的霸道冷冽，互相伤害，最终在一起或者不在一起。而这类叫总裁小说，也反映了当代社会的贫富差距。和上一部旧约类似的是，这个讲师也不以宗教意义为主，他也更愿意以学术的形式讨论新约。这样一想，不论新约还是旧约，其实哲学意义更明显于它的宗教意义。

新约27卷书，所有篇章并不是作者起的，与旧约不同，新约大部分是书信形式，仿佛是写给一群人讨论哲学问题：希伯来书非犹太基督徒，这些书信需要大声朗读；彼得前书就像是传单，需要四处传阅；启示录（天启）则是写给基督教会„„ 被你们认为是历史文献的东西并不一定是历史文献。从中另外觉得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圣经作为一本古代文献，对于整个西方世界的深刻影响。记不清在哪听过，如果想要了解西方人的思维，必须看圣经。只有通过对旧约和新约的大概了解，才能理解很多西方人的思维和价值观，但是这在中国应该是并不存在的吧。我不记得有这样一部书是需要看的，而又能重塑三观。但是我也不觉得这样是对的，那就是中国古代没有比不上圣经的书籍。

这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我都不信，但是却没有能重视起来，我鲜少看到有开易经课程的。而日常生活中，四书五经都很少被引用。好像现在社会越来越和古代精华脱节了。能记得的都是那些口耳相传的烂熟名言。

比起圣经的传承，这方面真的是差太远了。

欧洲文明

欧洲文明的变迁比起东方因为战争而剧变要缓和得多，虽然其中也有流血事件和数不清的明争暗斗，但是总体要和缓得多，也漫长得多，深远得多。欧洲是世界版图上国家最密集的地方，但是也一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如今也处于无法小觑的地位。无论是对于事物的前瞻性还是对于市场的敏锐性，还有自诩贵族之类的骄傲，欧洲总是非常独树一帜。

不得不说现代社会的起源或者哲学起源或者金融体系，贸易体系，科学体系云云，都是起源于欧洲，欧洲文明有点像是现代文明的代称词了。整片欧亚大陆都被山脉和沙漠阻隔，欧洲西方列国生活看似各自为政，但是由于地理原因等等，其实互相影响，从古到今也不乏互相入侵等等历史渊源。西方最头痛的问题应该是宗教问题吧，路德新教，东正教，天主教，犹太教等等各个战争纠缠不断。从前欧洲并没有真正的和平或者统一过。

不过正如中国文化活跃的典例，百家争鸣就是活跃于战乱频繁的春秋战国时期，欧洲混乱的政局也导致了欧洲活跃的思想，近现代启蒙思想都是来自于欧洲的贡献，欧洲先知们通过新的思想体系尊重人权开启民智。

还有欧洲的贸易往来，因为国小，所以与外交流就成了必须，欧洲人重视商业贸易，海上往来，而文明的起源应当是海洋文明。欧洲人可以接连建立了现代第一所银行，第一个海外公司，现代经济雏形。

欧洲对于贸易的需求导致他们对于技术科学的尊重，所以这更让思想自由有了一个较为平坦的平台。虽然还是很受宗教的压迫排挤，但是现代科技和对于每个人的尊重，让逐渐获得科技力量的个人更承认了个人的力量。欧洲文明的发展是破茧一般的整体发展，从地中海罗马时期到中世纪黑暗再到近代航海时代和一体化欧洲，依靠阶段性的跨时代技术和制度飞跃，欧洲文明才不断取得进步，领导世界跨入现代文明。

总的说来欧洲文明是挺能让人醉心，但是也没有国人想象力那么自由吧。比如也有遇过一度的彼得大帝，貌似是听信于民，听从别人的话，但实际上他也只听自己想听的，不听自己不想听的，要是他不想听你还叽里咕噜，彼得大帝就直接一刀砍死好了。但这样的情况在中国还算少见的吧，毕竟我们所以为的封建时代，要砍个把读书人还是要商榷再商榷的。比如朱棣把建文帝弄下台之后还是三请四邀，很看重方孝孺的立场啊，不过后者还是宁死不屈而已了。

我承认欧洲文明的伟大变迁和带领时代的先驱地位，但逐渐的他们自身也有认知到现在这个体系的不足之处。如刚开始政治哲学导论的Steven讲师说的，并没有最好的政体，只有目前最优政体，实际上是互相借鉴的关系，并不存在需要自轻自鄙。

只是欧洲从古至今都有鱼死网破的那种斗争精神真的很厉害，是我们现在所缺少的。新帝国主义：1880~1870 欧洲为什么统治非洲 《欧洲现代史》第二版 《波斯人手札》

《萌芽》埃米尔·左拉 《平凡的人们》

英国近代史纲要

从前在历史书上或者是其他被引用的书摘上看到的英国都是一种文明的象征，哪怕是克伦威尔的专政，也让我觉得比之君主专制要开明得多。但是这一段视频还是蛮让人大开眼界的。

英格兰的主岛——不列颠岛上很早便有人类活动，岛上的居民在五千年前就创造了以英格兰南部的巨石圈为代表的灿烂文化。

因为开宗明义得从14世纪开始讲起，我对于那段英国历史是很陌生很陌生的。所以看到那些英国人的封闭和封建，对我还有点小震撼。

虽然中国也有女戒之类的书刊，要求三从四德，但是英国那种同等工作量也会不被承认，那也是更刻苦的情况了。说不清哪一边更不公平一点。

在《布道书》中就带有明确歧视女性，甚至将女性和男性完全分开不当做同一物种一样的说辞。

明显歧视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尊严。其实比起中国女性那么迅猛的解放，英国女性也更有长久的斗争。长达一百多年的斗争，最后是以一名妇女惨死马蹄之下所有妇女才获得了选举权。对于历史，有故事，有色彩，有事件，可以供你叙述，但是还需要提出解释，有些人偏重于分析，而不太喜欢讲述故事，而另一些人只喜欢讲故事，不喜欢加分析。没有一个历史学家不带观点，每个人会按照自己的观点来解读历史事件。

16世纪早期，教会显然是当时国内最大的结构，它是一个国际机构的英格兰分支，这个国际机构也就是统西欧的天主教教会。

都德王朝的政治体系，它高度集中，但同时参政议政也越来越多，特定问题上，国王具有至高无上的特权。不能凌驾与法律中臣民的神圣自由，留意更广泛政治群体的意见和群体，关注地方层面的治理者，他们是皇家政府和实际治理间的代理人。

爱尔兰与苏格兰的纠纷。苏格兰人民这是宗教和独立的问题，具有相同君主，并不代表就是一个王国。爱尔兰人认为这是宗教和土地问题。

美国内战与重建

David Blight讲授的《美国内战与重建》，著作：A salve no more：two men who escaped to freedom； Race and Reunion： The Civil War in American Memory； Beyond the Battefield： Race, Memory，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A people and a nation

马丁路德金：“百年之前，一个伟大的美国人签署了解放宣言，我们今天就伫立在这位伟人雕像的脚下，这个重要的法令成为一座高大的灯塔，点燃了千百万已经在不公正火焰里煎熬枯萎的奴隶们的希望。这是令人兴奋的破晓的曙光，结束了他们遭束缚的长夜。„„” 美国内战的原因其实就我听到的到现在也有不少原因了，总体归结为一句话是南北矛盾，细说是为统一而战，或者是正义得为了解放黑奴，也有说是更大的金融阴谋。如果就制度而言这两种制度其实互相很冲突，虽然貌似都是民主。北方为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州，南方为发展奴隶种植业的畜牧洲。由于这是美国宪法保留的，而北方发展资本主义需要扩张，想要利用土地充当原料供应产地，而南方想要利用这些土地发展农业。关税问题、市场问题还有西北土地问题成为了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战争分为两个阶段，最初北方北方轻敌导致了一系列混乱，更何况南方还有一系列西方列强的支持。然后林肯颁布了《宅地法》和《解放黑奴宣言》使战争有了一个转折点，极大地调动了积极性，也使南方黑奴开始了一次大乱斗一样的反扑。接着到了北方反攻阶段，也是南北战争的转折点，葛底斯堡战役。

这让我有点想到中国内战，其实也是有点近似的，当时蒋介石方也是受到美国支持，同时也是制度矛盾不能和解。而且结局也是另一方胜利。

反例的话历史上肯定也有，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内部环境其实是更重要的。

战后重建的美国，主要分为重建联邦和改造南方。其中又有了矛盾，给北方的选择有两个，一是南方奴隶制妥协，二是彻底打倒奴隶制。

国会和总统的一系列斗争中，国会的重建法案被强硬实施，采取激进的措施应对当下情况，其方案远比林肯和约翰逊的方案严格得多，但是收到了成效，实现了南方的改造。但是实际上在斗争过程中共和党内部的分裂主张与南方民主党人的妥协和主张政治经济上的严格打压。

南方战败后，南部11州的白人也不再坚持享有努力权力，但是解放后的黑人该有什么样的政治地位。

就算是以解放黑奴为由的林肯，也不肯给所有的黑人和白人完全平等。林肯只给一部分有文化的黑人和参军的黑人政治权利。虽然最后共和党获得了胜利。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出政治的自私性，作为林肯他更需要维护自己政体的相应措施。哪怕这个形式与他之前号称的并不完全符合。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判断一个人，政治如此复杂，政治家自然也是十分复杂的。林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在他著名的演讲时那种激情和正义感，我觉得完全是无法用属于个人的形容词去形容的。其实他的立场在那时候完全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

第三篇：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

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 杨光斌

绪论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第一节 基本制度的建构

一、革命的意义

1、完成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大业

2、实现道德更新

3、革命所创立的政治制度也具有高度的复杂性

总之，中国革命建立的新政权使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国家主人，参与政治的热情空前高涨；而政治体系的高度的制度化为满足人民的参政要求和推动社会变革提供制度保证。

二、统治秩序的确立

1、土地改革

2、镇压反革命

3、“三反”和“五反”

4、从建社会道德

5、改革文化教育制度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

三、制度建设和法律建构

1、政治制度的建构

2、经济制度的建构

3、文化制度的建构

四、成功的经验 基本经验：党内团结。

党内团结的原因：

1、新政权一致认同苏联模式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

2、党内民主

3、毛泽东个人作用

五、政治特征

1、政治上，确立以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制度。

2、经济上，确立基于公有产权之上中央 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

3、国家与社会关系上，由于政治上党的组织向基层社会延伸和经济上计划体制的形成，以及单位体制的建立，形成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和个人对国家的全面依附关系。

4、意识形态上，共产主义理想是整合社会道德的主导政治思想。第二节 政治的曲折和衰退

一、制度的曲折时期

1、“反右”运动

反右的后果：⑴侵害《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公民权利，损害社会主义民主，打击知识分子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造成国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扭曲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⑵使中国在发展方向上陷入误区。

2、“大跃进”和庐山会议

“大跃进”的原因：毛泽东对建设速度不满，对苏联模式中技术官僚主导方式不满，对自己不能在经济建设中发挥实际主导作用不满。

“大跃进”和庐山会议的后果：⑴党内民主严重破坏，形成个人崇拜。⑵经济问题变成社会问题。⑶为“文化大革命”埋下种子。

⑷党的领导变成党政不分、党的“一元化”旗帜下的个人领导，从而形成政治弊端。

3、法律虚无主义

二、政治的衰退 “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1、毛泽东对社会问题判断的失误

2、苏联国内政治变化和中苏矛盾使毛泽东相信中国有可能走苏联式的“变修”道路

3、“文化大革命”是“大跃进”后党内分歧的总爆发，毛泽东希望以革命的手段彻底解决问题。

4、长期的个人崇拜形成深厚的群众基础

5、江青文人集团、林彪军事集团别有用心的支持和利用 “文化大革命”对政治制度的冲击：

1、夺权风暴造成政府机关瘫痪

2、“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成为实际上的最高决策机关

3、党 领导陷入瘫痪

4、红卫兵运动破坏社会秩序和法制

5、法制被彻底践踏

三、政治特征

1、实行人治

2、扭曲国家政权的性质，法西斯主义盛行

3、在经济领域，经济依附于政治，全面为政治服务

4、在意识形态上彻底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

第三节 制度的恢复与发展时期

一、从1978年到1991年

二、从1992年到2002年

三、政治特征

1、在党政关系方面，80年代强调党政分开，90年代以来强调党如何执政

2、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强大地方服从于中央

3、在经济走向上，80年代的经济改革是摸石头过河，经济走向不明；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和党的14 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

4、在国家和社会关系上，由80年代的紧张与冲突转变为90年代的相对缓和与和谐

5、在意识形态上，朝更加理性和合理化方向推进

四、优势与问题

一、中国现行政治模式的优势

1、能够集中精力发展经济

2、技术专家型政治家能够保证中国的战略实施

二、中国现行政治模式的问题

1、腐败问题

2、农民与基层政府的矛盾 概念

利益普遍化：统治阶级把自己的利益和意志变成全社会的利益和意志，使统治阶级是利益要求上升为社会公共利益要求，并且获得普遍效力，从而直接制约和指示社会经济生活的所以领域和整个过程。

压力型体制：以完成上级下达的目标和任务作为考核干部政绩、决定干部升降去留的依据的领导方式

第一章 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

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实际上是讲党的领导体制，是分析中国政治出发点。

第一节 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形成和发展

一、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形成

党的一元化领导（抗日时期提出）的基本特征：

在党政军群组织间，以党的中央政治局和地方党委为最高领导机关，它们作出的决议、决定和指示，军队的军政委员会及政府、民众团体的党员都须无条件执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组成：

1、党委制和党组制

党委制和党组制是共产党在正式的权力结构上领导政府的体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确立了党对政府的绝对领导权。

2、党管干部制度 干部委任制：各级党的组织管理各级干部。

党对政府领导权的形成和干部委任制原则的建立，使得权力体系中的任何个体都形成了与党和政府的特殊关系，既要服从同级政府和党委的领导，又要对上级党委负责。

3、归口管理制度和双重领导制度

与政府机构对应设立党的工作机构，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机构模式。我国的党与国家领导体制说明：P31图

1、尽管国务院是一个“执行机构”，但事实上国务院的主要成员又是党的重要领导人。

2、6个领导小组并非是最初的6个小组

3、在现在政治中，人们习惯以“口”指称相关领域和系统，所有的“口”都归6个领导小组。

4、6个领导小组反映了当的领导体制的稳定性。

5、与中央一级的权力结构相对应，省市级的权力结构也基本如此。

总之，无论是国务院还是人大都处于党的绝对领导下，都必须首先对党负责。我国政治体制的核心原则就是党的一元化领导，而一元化领导主要是通过归口管理体制实现，从这一体制可以看出政治权力精英之间关系的制度化和人格化并存的状况（归口管理的特征）。

制度化表现在归口管理所体现的中央上层民主集中制所体现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原则。

人格化则表现在没有正式的规则来规定这种分工，没有规则限制或约束他们如何进行本口的管理，唯一有效的制约方式是其他领导人的地位、态度和亲疏关系，这就成了权力精英之间一种人格化倾向。归口管理的缺点：

1、权力人格化倾向，使个人的权力不受约束。

2、归口管理与传统的“条块关系”体制纠缠在一起，大大制约了行政机关的权威，分散公共权力的公共权威。

二、经济改革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 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矛盾表现：

1、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进程。

2、影响国家正确决策。

虚假信息泛滥的原因：统计技术、统计方法、党管理干部下的干部委任制（根本）

3、权钱交易腐败丛生，制度成本高。

权钱交易最根本的原因是产权制度。（国有资产、国企领导人）

三、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

1、行政首长负责制在企事业单位的确立

过去：权责分离——党委有权无责，行政首长有责无权 现在：行政首长负责制

2、党的行为法治化趋势 过去：人治、权力人格化 现在：依法治国、政治文明

在 中国，治国主体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治党，使党在宪法和法律中的范围内活动；政治文明本质上是法治。理论上，党指示的对象为党员，政府是 宪法授权的有权向全国发布政令的行政机关；事实上，党是政令的颁布者。要改变这一状况，把党的活动限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党的意志、建议—>人 大（立法）

3、党与行政部门关系是改革

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核心：党政分开

党的领导：思想政治，方针政策，关于干部的选拔、调配、考核和监督（不直接干预行政工作和生产指挥）

中共中央对党政关系的调整（十三大）：

⑴不再设立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政出多门、影响效率）

⑵精简党委办事机构，真正建立行政首长负责制 ⑶撤消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纪检组 ⑷纪检委不再处理案件，只管党风党纪 ⑸撤消各种政法委员会

4、干部制度的变化

⑴党管干部的类别调整（9类变5类）

⑵党管干部的方式的改变（专门化、法制化、评价科学化、竞争上岗）⑶任期制和退休年龄制度的建立

⑷下放管理权限（任免权部分下放，管重要的）⑸差额选举制的形成

总之，随经济改革开放的进展，党对国家的领导方式越来越以制度化的形式表现。虽然党与政府和经济的关系发生变化，但权力的基本结构保持不变（淡化政法、宣传功能，业务指导、人事安排不变），党依然是国家权力的核心，唯一变的是管理方式的变化。

非国有企业存在并蓬勃发展产生的问题：1是党和国家不能从组织权力上控制和进入非国有企业，2是非国有企业又是党和国家鼓励的产物。解决之道就是“三个代表”——鼓励新生的企业精英加入共产党，这样将在组织链条上连接党与非国有企业，使既定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更加和谐。

第二节 党的中央组织

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1、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时间：五年一次

职权：听取和审查中央委员会和中纪委的报告 讨论并决定党的重大问题、人事安排问题 修改党章

选举中央委员会和中纪委 代表产生方式：间接选举

2、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产生：自上而下的选拔和自下而上的选举相结合，体现民主集中制

二、党的核心决策机关

在理论和实践中，总书记、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书记处是共产党的最核心的决策机关。

1、历史变迁

2、分工运转

总书记、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是四位一体的有机体，离开任何一个都无法运转。其运作方式是归口管理下的集体负责制

总书记：负责召开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国务院总理：主管财经工作，并有权对国务院系统各口工作作出指示）政治局常委：除党的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外，其他常委只对本人负责的口或系统的工作作出安排。（集体领导下的归口管理）政治局委员：协助政治局常委的工作

书记处：准备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所有会议，是连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桥梁，是中央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

第三节 归口管理体制

一、组织人事口及其运作方式

组织管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各级组织的领导和干部的人事管理

1、组织人事部门

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各级地方党委组织部以及各级地方人事厅局以及基层的专业人事干部构成了行政部门的干部管理部门系统

2、组织人事系统领导制度

依照“党管干部”原则，党的各级委员会是相应层次的组织人事工作的领导机构。组织部门的具体职权：（1）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委的指示、决议，调查研究有关党的组织工作方面的政策，提出实施当的组织路线的具体措施，经党委审查批准后加以贯彻执行

（2）检查督促下级党委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和组织生活情况，向同级党委作出报告

（3）执行党的干部政策，负责干部培训、考察和调配

（4）负责干部和党员管理，并配合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加强党的建设

在上下级组织部门的关系上，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对下级党委组织部门在业务上有指导关系，但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组织部门考察干部的程序：党委提出干部候选人，组织部再考察候选人 谁用人谁负责，被选人一旦出了问题，选拔的人负连带责任 用人制度直接关系到作为国家权力基础的经济资源的流失与增值

3、党管干部制度的改革

（1）逐步扩大厅局级以下领导干部公开选拔比例，当然各省市公开选拔的比例和公开程度有所不同

（2）推行竞争上岗制度，把竞争上岗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方式

（3）提高干部选拔任用中的民主和公开程度，主要体现在扩大党内民主，推行党委常委会讨论决定任免干部无记名投票决制，推行领导干部考察考核预告制和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

（4）建立能上能下干部制度，表现在建立领导干部任期制、新提拔领导干部试用期制，调整不称职和不胜任干部

（5）扩大干部交流范围，规范干部交流方式（6）加强监督管理制度建设

为了减少吏治的腐败，中共中央的对策是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二、宣传教育口

1、宣传教育部门 中宣部以及各级党委的宣传部门，文化部、教育部、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署

2、宣传教育领导体制

宣传教育工作由党领导，为党的路线方针服务

3、宣传教育的功能（1）合法性职能（2）政治动员职能（3）政治动员过程（4）舆论监督与信息传递 如何认识“焦点访谈”现象：

三、政治法律口

1、政法部门

2、政法系统领导体制

四、财政经济口

1、财政经济领导部门

2、领导制度

五、军事口

1、军事部门的组成与结构

2、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六、外事口

1、外事部门

2、外事领导体制

归口管理体制反映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特征：

1．权力的高度集中化和党政结构的同一性，使得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共中央 2．权力结构的人格化

3．政治体制的动员性特征，归口管理下的对系统的垂直领导，使得整个政治体制很容易被统一组织起来

第四节 政党制度

一、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 多党合作制度的特点：

1、允许一个以上的合法政党存在，允许它们参政、议政。

2、其他的合法政党以某种形式与共产党联合（我国为民主协商制度），排除政党之间是竞争。

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的核心：

共产党拥有政治上的领导地位，是执政党，其他为参政党。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准绳：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的作用：

2． 有利于使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更为科学和正确，使党的领导更有效。3． 有利于发挥民主党派和优势和特长，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的聪明才智发挥出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4． 有利于了解和协调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种利益要求和利益关系。5． 有利于国家的同意与巩固。

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

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途径： 政治协商制度

参政议政的形式：召开政协各种会议，并向有关的党和国家机构提出重要建议案和委员个人提案。

协商的形式：由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人士与中共负责人参加的民主协商会、谈心会、座谈会。概念： 政治制度：指一国的政权性质，我国的政权性质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其次是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组织形式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政治体制：国家机关的具体运作方式和具体制度。包括政权组织方方面面，既包括政党的组织系统，又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等国家组织系统及政党系统与国家系统的关系，还包括本不属于政治组织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国家的领导制度：总体是指国家权力机关内部之间的权力划分和相互关系的体制，事实上就是“党政关系”中的广义的“政”。

党 的一体化领导：在党政军群组织间，以党的中央局和地方党委为最高领导机关，它们作出的决议、决定和指示，军队的军政委员会及政府、民众团体的党员须无条件 执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体现为党委制、党组制、党管干部制度、归口管理制度、党委领导下的集体负责制以及有关案件的党内审批制

党委制：为了管理政府机构内的党员和直接控制对应政府事务的制度 党组制：是中央为了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而设立的

党管干部制度：从最初级到最高级的每一个干部，都要由各级党委的组织部来管理

归口管理制度：中共中央把政府工作按性质划分为几个口，由同级党委分口负责 双重领导方式：中央国家机关分设在地方的下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业务上受中央主管部门的领导，在党务及行政事务上受地方党委及人民政府的领导 组织领导：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和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培养、选拔党员干部，并对他们进行监督管理，通过党的组织、党的干部和广大党员去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奋斗

知情权：群众了解和熟悉干部人事工作中的基本程序和重大事件、重要情况的权力

参与权：群众直接参与干部人事有关工作的权利 选择权：群众按自己的意愿选择干部的权利

监督权：群众对干部是否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是否认真履行职责、干部人事部门是否按章办事等进行监督检查的权利

宣传教育工作：是关于对于人的思想意思和精神状态加以影响的工作，涉及各种媒体、出版物和教育系统 合法性：是指让人们认同或自愿服从政治对象，在我国，合法性就是指对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认同。

政治动员：国家、政党或社会活跃份子通过广泛深入的政治宣传，运用通俗生动的形式和方法使原来没有明确政治要求的社会成员有组织地参加到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波浪式的社会在活动中

政党制度：国家通过政党行使国家权力、干预政治、进行政治活动的方式、方法和程序的总和

参政议政：根据中国共产党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提议，举行有各党派、团体负责人和各界爱国人士的代表参加的会议，进行协商

第二章立法体制

第一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性质与原则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1979年修宪表现：

1、县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

2、扩大地方国家机构职权，省级人大可制定地方性法规

3、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实行直接选举

4、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并在常委会下设立若干专门委员会，加强人大监督职能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性质

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

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我国的基本制度，在法理上具有全权性

3、作为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在法理上具有最至上性，高于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

4、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

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原则

民主集中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原则：

1、党的领导原则

2、选举与监督原则

3、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以便由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

4、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统一领导的原则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第二节 选举制度

一、我国选举制度的历史发展与选举原则

1、选举制度的意义

（1）选举使公民直接参与了政治权力分配，使政治权力获得最大合法性（2）选举不一定选出最优秀的政治家，但不会选出最平庸的人

（3）选举是公民政治学习的过程，有利于培养公民的权利意识、政治责任感和政治技能2、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选举制度重大变革主要体现：（1）实行了县乡直接换届选举

（2）实行了选民和代表10人以上联名推荐候选人（3）实行差额选举

3、我国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1）选举权利普遍原则（2）平等性原则

（3）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原则（4）无记名投票原则

二、我国选举的程序

1、选举机构（本级人大常委会主持）

2、选区划分和选举单位（原则：便于选民选举，了解候选人和代表联系选民，选民行使监督权和罢免权）

3、选民登记（为公民取得选民资格的基本程序）

4、代表候选人的提名和差额选举（提名为选举过程最重要的环节）

5、选举投票（选民行使选举权的集中体现）

6、代表辞职和对代表的罢免

三、选举制度的改革

1、代表候选人提名问题

2、关于农村与城市每一个代表所代表人口数比例

3、关于差额选举

4、关于候选人的宣传介绍

第三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与任期

组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 任期：5年

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1、立法和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1）多层次的立法体制的问题

① 立法中的部门主义和利益倾向严重，把部门的非分利益固定化，忽视公民权利保护

② 重视实体法而忽略程序法，使实体法得不到落实 ③ 法律互相冲突（2）立法权限

① 修改宪法和监督宪法的实施 ② 指定和修改国家基本法律

③ 授权立法 授权立法在我国立法体制中占有重要位置 我国授权立法的基本情况： a． 全国人大向其常委会授权

b．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向国务院授权 c．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向地方人大授权 授权立法的作用：

a．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与法律匮乏或滞后的严重矛盾

b．对国务院的授权适应了经济改革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而急需法律调整的状况 c．适应了经济特区的需要

2、选举、决定和罢免国家机构组成人员（P102）

3、对国家重大事项的决定权（P102）

4、对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权及监督权的发展 人大监督权分解为知情权、检查权、审议权、处置权 人大监督的组成部分：

1、监督部分

2、处置部分 监督对象：一府两院

监督形式：听取和审议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基本形式）

质询（重要形式）

人大监督“一府两院”工作的进展的表现：（1）加强对政府财政预算的监督 ① 成立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 ② 加强对预算部分调整方案的审批 ③ 通过审计监督加强对预算执行的监督（2）加强司法监督力度（3）监督法性质的法律的出台

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制度（P104）

1、会期制度及会议的召开和主持

2、会议形式及其职责

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P107）

第四节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及其专门委员会

一、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地位、产生和组成

1、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地位

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的组成部分，是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行使最高国家权力的机关，重要是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

2、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产生

3、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任期

4、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

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职权

1、立法权

⑴ 制定和修改除应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 ⑵ 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人大镇定的法律进行部分的修改和补充 ⑶ 解释宪法和法律

⑷ 撤消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消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

2、监督权 监督对象：

3、重大事项决定权（P110）

4、人事任免权（P110）

5、其他权力

三、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会议

四、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

第五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组成和任期(P112)

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1）地方人大的职权

① 保证国家统一意志和上级国家权力机关决议的贯彻

② 选举和罢免本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领导人员，选举上一级人大代表 ③ 觉得重大地方性国家事务 ④ 监督其他地方国家工作机关工作 ⑤ 保护各种权利

（2）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职权 ① 制定地方法规（首府及以上）

② 保证各种法律法规决议的遵守和执行，主持选举，讨论决定本地区重大事项 ③ 监督本级一府两院及下级人大 ④ 任免人员 ⑤ 步选

⑥ 决定授予地方的荣誉称号

三、地方人大的立法权与监督权

1、立法权

（1）地方立法权的表现

① 为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地方实施，制定一些实施细则 ② 根据本地情况，制定与当地人民切身利益有密切关系的法规 ③ 民族自治地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2）地方立法的成就

① 保障和促进本地区改革的深化、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② 有力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③ 地方立法为国家法律的制定和完善创造了条件，积累经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的形成

2、监督权（1）执法检查

（2）“两评”（代表评议和述职评议）“两评”的意义：

① 将监督人与监督事结合起来，推动人大监督的积极性

② 采用信任投票制，不仅加大了监督的力度，还使监督更具操作性 ③ 推动被评议者的工作

④ 使社会上更多关心人大监督活动，推进民主法制建设（3）个案监督

（4）监督法律文书的运用（5）执法责任制和错案追查制

地方人大监督存在的问题：监督权尚不到位：一些职权没有充分行使或无法行使，一些职权的行使有走过场，形式化的倾向。

四、特别行政区立法会 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职权：

1、立法权

2、审核批准权

3、监督权

4、弹劾权

5、基本法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六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一、完善党和人大的关系

党 的权力对人大不具有国家强制力，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党委的决定必须经过人大的法定程序，获得人大同意，变成国家意志，制定为法 律，才能成为国家权力，才能对政府和全社会有约束力。为了党政分开，加强党在人大中的作用和加强人大对政府行为的约束和监督，党应该通过进入人大和领导人 大而制约政府的行为。

1、腐败的源头：

（1）政府在经济审批活动中的寻租行为和权钱交易的腐败（2）用人腐败。

解决的办法：落实各级人大的重大事项决定权、监督权。党只能向人大推荐重要干部。

2、如何实现政治领导

（1）观念上，党应该把人大看成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全党上下应该从遵守宪法和依法治国的高度正确对待人大的职权和人大的行为

（2）在组织结构上，人大应该是党的最为重要的活动场所，改变党直接指挥政府的党政不分的权力结构

（3）在决策方式上，党应该采用议案的形式使自己的意志和建议在人大通过，使党的决议变为国家意志和法律

（4）在组织制度上，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委员会制

二、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选举制度（差额选举、推荐候选人）

2、代表素质

3、人大常委会的会议制度和组成人员（应该为职业代表组成）

4、专门委员会（监督机构与执行机构不对称）概念

间接选举：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一个选举单位来选举出席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间接选举是中国最重要的选举制度

选区：以一定数量的人口为基础划分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开展选举活动，进行直接选举，产生一定数量的人民代表，这样的区域就是选区 基本法律：仅次于宪法的普通法律

人大监督权：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了维护宪法、法律的尊严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人民和国家意志，按照法律规定的形式和程序，对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工作和宪法、法律的实施，所采取的了解、检查、审议和处理的行为 质询案：按照主席团的决定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在主席团会议、有关发专门委员会会议或是有关的代表团会议上口头答复，或是由受质询机关书面答复 P105-P106、P111 人大各专门委员会：为了协助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特定职权而设置的工作机关，受全国人大领导，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受人大常委会领导

“两评”：指人大代表对“一府两院”的工作进行评议、要求人大任命的干部述职并对干部本人评议

第三章政府体制：中央政府 第一节 政府的设置原则和领导体制

一、“议行合一”理论

二、中国政府的“议行合一”原则

1、无论是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构建还是其立法与执法活动，都需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领导

2、人民代表大会集中统一行使国家权力，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的权力直接来源于人民代表大会

3、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来自党和国家的各个工作部门

三、政府领导体制

1、首长负责制 集体负责制不符合行政管理的一般规律，必然会产生人浮于事的官僚主义，制度上规定的集体负责制，在实践中必然表现为无人负责。但必须指出，我国的首长负责制是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

2、分管领导制度和领导小组制度

在各级政府中，都设置若干副职以协助行政首长的工作，在实践中成为分管领导制度于党的归口管理制度对应。分管领导的领域内出现问题，分管领导要负责，若是重大问题，行政首长也需要负责。

领导小组与党的领导小组相似，其领导人事实上是某一领域的分管领导，重要是协调和不同行政部门的工作。领导小组制度是中国政府领导体制的一大特色，其优势的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第二节 国务院

一、关于国务院的制度规定

1、国务院的地位和性质

（1）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对外以国家的名义进行活动，对内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2）国务院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其性质位对国家行政事务进行管理的机关（3）国务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

（4）国务院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具有从属关系

2、国务院的组成和任期

组成：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 任期：5年

3、国务院的领导体制 总理负责制：（1）人事提名权（2）全面领导权（3）最后决定权（4）全面负责制 国务院全体会议 国务院常务会议

国务院各部、委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

4、国务院的职权（1）行政立法权（2）行政提案权（3）行政领导权（4）行政管理权（5）行政监督权

（6）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予的其他权力

二、国务院的行政机构

1、国务院办公厅

2、部、委、行、署

3、国务院直属机构

4、国务院办事机构

5、国家部委管理的国家局

6、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

三、行政立法

1、行政法规

（1）行政法规的基本特征： ① 立法主体只能是国务院

② 效力仅次于宪法和法律，不得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作为执行国家权力的手段，具有普遍的约束力（2）行政法规的分类： ① 授权立法（一般是就某一具体问题进行授权）② 执行立法 ③ 补充性行政法规 ④ 自主性行政法规

2、行政规章 概念

行政法规：国务院为领导和管理国家各项行政事务，根据宪法和法律，按照法定程序制定和发布的规范性文件

条例：是最高级别的行政法规，国务院的其他文件不得与之冲突，目的是对某一方面的行政工作作出比较全面、系统的规定

规定：是对某一方面的行政工作的某些问题作出规定的行政法规 办法：是对某一项行政工作作出比较具体规定的行政法规

授权立法：在立法机关制定某项法律的条件不成熟时，授权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在立法机关批准后实施。授权立法一般是就某一具体问题进行授权 执行性行政法规：国务院为了执行立法机关的某项法律、决定、决议而制定的行政法规

补充性行政法规：为了补充法律或是其他行政法规的未尽事项而制定的行政法规 自主性行政法规：针对那些尚未由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事务而制定的行政法规

行政规章：是国务院各部委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以及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而制定和发布的规范性文件

第四章 政府体制：地方政府

第一节 省政府和直辖市政府

一、省级政府

1、省级政府的行政地位

省政府同时对省人大和国务院负责，体现了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制特征

2、省级政府机构和领导体制

施行省长负责制，省政府的产生程序基本和国务院一致，省政府机构在设置上基本与国务院相对应，省政府各部门的分类：（1）受省政府的统一领导的机构（2）双重领导机构

（3）“中央在伸机构”或“双管机构”

3、职能

（1）省政府的职能

履行地方国家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省政府具有管理者和利益主体的双重身份）的职能

（2）民族自治机关的自治权 ① 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② 对上级国家机关决定不变通执行和停止执行 ③ 自主管理地方财政

④ 自主安排和公里地方经济、文教等事业 ⑤ 经国务院批准后组织地方的公安部队 ⑥ 使用和发展当地通用语言文字 ⑦ 人事管理权（3）省委的职能

省委既没有立法权又没有行政权，它的主要职责是对地方干部的管理，并开始实行省委书记兼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做法。（直接控制人大，间接控制政府）

4、省级政府的派出机关地区行政公署（1）行政公署的职权

① 检查了解所属各县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情况，总结交流经验 ② 督促检查所属各县完成上级部署的各项任务，协调互相关系 ③ 接受省委、自治区党委的委托，管理一部分干部 ④ 完成省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2）行政公署的机构设置和领导体制

行政公署的机构设置与省政府大致相同，其领导体制为专员负责制，以及行署会议制（体现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特点）

二、特别行政区

1、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

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是指特别行政区在国家结构和政权结构这的地位，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

（1）特别行政区是我国单一制社会主义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2）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

特别行政区与一般地方行政区域在法律地位上有明显区别： ① 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权

② 特别行政区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③ 特别行政区的行政管理权 ④ 特别行政区的对外事物权

⑤ 特别行政区还享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中央政府授予的其他权力

2、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与特别行政区政府（P145）行政长官双重身份双重责任

三、省管市政府

第二节 基层政府

一、基层政府的基本结构

1、县政府（1）县政府权限增加的表现： ① 决定权 ② 计划修改权 ③ 外引内联权 ④ 项目审批权 ⑤ 土地出让权

（2）县政府增加的来源： ① 中央制定的法律法规

② 省政府根据地方特点和需要所制定的行政规章 ③ 县政府根据需要并征得上级同一而采取的具体措施 ④ 在经济特权享有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

2、乡政府

（1）改革前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的结构

① 政社合一体现使农村各种事务政治化，无论是生产经营还是行政管理，都直接与政治挂钩

② 在意识形态约束下，与政治挂钩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形成了一个完全的命令制度

③ 干部任命制度在最基层的农村得到实施

④ 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表现为单向性，只有指令渠道，没有反馈途径（2）人民公社的缺点

混淆政府组织与经济组织的职能，侵害经济主体的经营自主权，违反基本经济规律，削弱农民积极性，是中国的农村经济长期停滞甚至衰退，严重削弱政府自身功能，党的书记过分集中，没有权力制约机制，形成“一言堂”式的强迫命令和瞎指挥

（3）改革后乡镇政府的变化

① 原三级结构中大队为行政村即村民委员会（自治组织）所取代 ② 乡政府不再直接领导下级行政组织

③ 乡政府为农村基层政权的最后一环，原有的结构体系至少在形式上被打破 ④ 组织活动方式改变

3、县乡关系（1）县乡关系

① 县对乡镇领导的核心机制是县委对全县工作的政治领导和组织人事领导 ② 县长由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 ③ 县政府对于乡镇政府有直接的隶属关系

④ 县政府的各部门与乡镇政府之间的关系：条块关系（2）县乡关系中的矛盾

① 县各驻乡机构急剧膨胀，乡镇政权管理权能受到削弱 ② 县各职能部门和乡镇政权争夺对下属机构的领导权

③ 县各职能部门和乡镇之间围绕乡镇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专业户的利益争夺加剧

④ 在支农资金管理和使用上，县有关部门和乡镇政权分歧严重

二、基层政治的问题

1、腐败现象愈演愈烈（1）用人腐败

（2）权钱交易的新形式“领导傍大款”

（3）公款消费推陈出新，行政性经费呈跳跃增长势头

（4）“宾馆干部”已经成为许多干部的一种典型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

2、“三乱”现象有增无减

（1）“三乱”现象治理后再度反弹和回潮（2）在“三乱”之外还添“两乱”（3）各职能部门对“三乱”缺乏正确认识，治理“三乱”困难重重

（4）“三乱”的政治和经济恶果：严重损害农民和企业利益，导致干部群众关系急剧恶化

3、形成这些问题的原因

（1）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和压力型体制的领导方式 压力型体制的领导方式的弊端：

① 各乡镇把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在铺摊子上项目引资金上，忽视了对现有企业的扶持和改造，忽视了庭院经济的发展和提供相应的支持，经济增长方式仍停留在粗放型经营水平上

② 县各职能部门把兴办经济实体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这既妨碍了它们集中精力搞好本职工作，同时又容易导致这些部门利用自身权力谋取垄断经营权获取超额利润

③ 导致“三乱”现象日益猖狂 ④ 导致政企不分

（2）各级领导干部事实上的任命制和各部门领导说了算的做法导致用人问题上的腐败和“三乱”现象的主要原因

（3）财政体制与管理权能相脱节是造成县级政权中诸多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4）监督机构多权力小，执行机构权力小责任大，领导机构权力大而责任小（5）中央和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事权划分不合理

4、基层政治改革势在必行

（1）尽快实现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的转变（2）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宜早不宜晚

（3）根据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改革现行的财税制度（4）建立起责任政治体制，使领导者、监督者、执行者各就其位（5）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事权

三、中国政府体制的结构特征 我国政府体制的结构特征是条块结构

1、“条”的特征

（1）一级政府中的部门和机构与上下相互对口的部门和机构组成专业性条条，这种条条中的部门和机构以本级领导为主，受上级对口部门和机构工作指导为辅（2）一级政府部门或机构是上级部门或机构的派出机关，人事、财务和业务归本系统的上级部门或机构主管，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协管

（3）事业单位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管理权直接归上级政府甚至中央有关部门

1、条块结构中权威结构具有人格化的特征的表现：

政府管理中负责人往往以言代法，政府的法令和政策往往受到个人意志的左右，法律的效力往往因人而异，结果在实践中出现职务与权威的分离，有职务而无权威，有权威不一定有职务（对人负责，人格权威大于机构权威和法律权威）

2、条块特征的优缺点

① 优势是能够集中力量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动员能力 ② 问题亦很明显：管理权限归属不清，多头领导

第一节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一、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

1、计划经济下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表现：

（1）价格方面，中央严格管制有关国计民生的产品价格

（2）物资分配方面，几乎所有项目都是通过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物资分配体制获得重要的紧缺物资。

（3）投资决策方面，几乎所有的固定资产投资都处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4）金融资源上，地方政府不能施加任何影响（5）财政体制上，以大锅饭式的传统收支为主

2、行政性放权式经济改革（1）计划权力的下放（2）财政体制的变革（3）金融体制方面，一方面设置专门的中央银行，一方面建立和发展专业银行（4）外贸经营权下放

（5）行政性放权中的非均衡的区域政策

3、地方政府市场化模式的政治制度意义

（1）地方政府的市场化行为是在中央政府下放了公共经济管理功能的条件下出现的，这使得中央政府不再具体管理市场

（2）地方政府与市场的互为依存的新型政治关系是对极圈力量的制约（3）建立在新兴产权制度上的政治关系和均衡的国家结构将是我国市场经济的制度选择

二、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关系

1、行政管理权限的变化（地方权限扩大）

2、立法权限的变化（四级立法体制）

3、干部人事管理权限的变化（中央下管两级变为一级）

三、完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目标：合理化（适度分权）、法治化 途径：

（1）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2）政治体制改革 概念

地区行政公署：受上级政府派遣而建立在地理位置相连的若干县、市之上执行委托任务的一种地方行政管理组织

特别行政区：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我国行政区域内专门设立的具有特殊法律地位、实行特别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地方行政区域

计划单列市：国家在下达国民经济计划指标时，国务院各部门对各项计划的编制和下达，都直接把这些城市的指标单独列出，直接下达到这些城市，并抄送到这些城市所在的省政府；在计划表式上，先列出这些单列市，然后加到有关省的计划数字中成为所在省计划是一部分 赶超型现代化： 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政府官员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的是企业家的角色，计划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条块结构：“条”是指从中央政府到县政府，所有的政府部门的设置都是对应的，即下级政府都是按照上级政府的结构而设置政府部门，实行分口管理；“块”是指各级政府的职权无所不包，辖区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都在政府的管理之中。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合理化：中央是集权不能危害地方的合理利益，不能束缚地方的手脚，压制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地方分权则不能危及国家统一，不能妨碍国内统一体系的形成

第五章 市场经济中政府 第一节 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

一、政府职能理论

1、新古典经济学派

国家的作用应该限定在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制定和实施法律、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界定产权、保护产权这5方面。他们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力量，市场竞争将会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2、市场失灵派

即 使在充分的市场条件下，也存在市场失灵，在市场失灵的领域里，政府应该进行干预，具体说国家的作用应该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提供公共物品，二、保持宏观 经济稳定，三、减少经济外部性，降低交易成本，四、限制垄断，五、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六、弥补市场的不完全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

3、官民协调路线

即东亚模式：市场经济+宏观调控

4、目前我国政府职能

（1）促进市场发育，建立公平竞争的统一市场（2）注重公共投资，促进基础设施建设

（3）实施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化，充分发挥比较优势（4）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5）控制人口增长，开发人力资源（6）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7）防灾、减灾和救灾

（8）管理国有资产和监督国有资产经营（9）事实反贫困计划

二、推动市场经济的建构

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有效产权的形成和保护

1、推动产权变革

2、保护有效产权制度 民营企业受法律保护的程度：（1）市场准入问题

① 在产业进入方面，民营企业没有获得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一样的权利，也没有获得与国外企业一样的进入权

② 在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的领域，歧视性的政策依然普遍存在 ③ 存在税收上的严重歧视，增加了民营企业的经营成本 ④ 存在生产要素使用上的歧视（2）法律地位问题

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限制说到底是由其法律地位决定的，过去在保护私有财产上，制度和法律规定还不完善，使恒产者难有恒心，宪法只强调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对于合法的私人财产的保护没有类似规定。十六大四中全会提出要保护私有财产。（缺乏法律保护，法律实施亦不力）

第二节 市场经济中的权力主体

一、中央政府

1、政府的市场化追求（1）建立保护市场经济的法律（2）放权让利（3）推动市场化的具体措施

2、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保护（1）补贴国有企业，不让其破产

（2）把上市融资机会专授予国有企业，以缓解国有企业困境（3）对贷款等生产要素垄断

无论是推动市场经济的行为还是保护国有企业的举措，都是国家为了维护稳定与提高效率而采取的措施

二、地方政府

经济改革后，地方政府已经成为一个利益主体，为了维护本地区的利益，地方政府的一些行为既阻碍了统一的市场经济的形成，而制度创新的行为又推动了市场经济

1、地方保护主义的表现

（1）各地追求自成体系，造成国民经济投资结构失调（2）互相封锁，导致各种大战和商品流通不畅

（3）地方政府与当地法院合谋让本地企业通过破产逃债方式达到保护本地利益（4）新型地方保护主义使投资者不敢再进入

2、我国经济转型以来，国民财富急剧增加的结论

（1）我国经济改革是增量改革，国民经济的增长主要来自新生的产权组织的贡献

（2）各地区经济增长率与各地区非国有经济产值中所占比例，呈现出明显的正比关系

（3）各地区非国有经济的增长率与当地政府的制度创新能力成正比

3、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1）土地制度的创新（2）发展模式的创新

以上两种创新本质上是产权制度的创新，即非国有产权制度的创新

三、行政机构 审批制度的问题：

1、经济资源的浪费

2、增加政治制度的运营成本

3、导致权钱交易

四、推动进一步的行政改革

行政改革的政治意义是通过行政改革转变政府职能。

第六章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国家与社会的一般关系是政府对社会具有规范作用，而社会对于政府具有制约作用，在人类历史上有四种类型：

一、强政府、弱社会；

二、弱社会、弱政府；

三、强政府，强社会；

四、弱政府、强社会。

第一节 高度一体化的国家与社会（1949年-1978年）

由于我国自古以来都是高度集中的官僚制帝国，加之要改变解放初期我国“一盘散沙”的状况，我国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

一、国家经济职能的极度扩展

没收官僚资本，统一全国财经经济工作，实行过度时期总路线，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使国家对一切经济资源享有绝对的垄断地位，它不仅控制了生产、交换、流通与消费的全过程，而且直接涉及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的一切方面。

二、国家对社会的渗透与控制

1、国家对城市社会的渗透与控制

通过政治活动摧毁在城市社会基层的旧的社会势力和政治势力，肃清资本主义在华影响，改造民资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通过群众组织掌握群众，政治机关也向社会基层延伸。

2、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与控制

打击宗族势力>国家行政组织向乡村社会延伸（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政社合一的大队建制

3、社会成员对国家的依附（1）劳动就业制度（统包统配）

（2）户籍制度（人口迁移被控制在国家行政之下）

（3）身份制度（四大身份系统：政治身份、城乡身份、职业身份、所有制身份）（4）单位制度

① 劳动者对就业场所的全面依附，实质上就是个人对国家的依附

② 单位制度决定了我国国家组织过程的政治结构和原则使法律没有成为国家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而实现了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组织被纳入行政组织结构之中，并成为国家对社会进行直接行政管理的基本手段

③ 当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党组织延伸到一切社会基础组织之后，劳动者的就业场所就是他们参加政治活动的主要场所

④ 对个人来说，就业场所的党组织和行政当局不仅是劳动过程的管理者，而且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实际代表了党和政府 三、一体化结构的评价

1、结果

（1）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

（2）社会成员高度依赖具有行政功能的单位

（3）社会的自治和自组织的能力差，社会组织结构呈现“蜂窝式状态”，缺乏相对独立性，个人依赖单位资源，单位依赖计划经济下的资源分配（4）社会缺乏中间阶层的作用，显得脆弱而不稳定（5）社会生活被高度政治化和行政化

（6）“身份制度”使得社会流动困难，社会结构僵化（7）缺乏自下而上的沟通机制

2、评价

高度一体花的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强了政府的动员能力，解决了自晚清以来的全面的社会危机和实现工业化这两个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但是20世纪50年代后，这一结构开始不适应社会发展，使整个社会发展缺乏足够的动力机制 第二节 经济转型中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1978年至今）

一、经济改革促使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

1、经济改革的影响

（1）经济改革导致社会主体分化（新的利益主体要寻求新的联结方式，形成新的社会沟通渠道和利益保护机制）

（2）改革促使社会结构分化（改革肯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成分多样性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3）经济改革引起剧烈的利益分化

2、国家与社会关系重构的基础（1）自由流动资源的形成

国家控制资源的范围缩小力度减弱，使一部分资源从国家垄断中游离出来，进入市场。

在农村：土地耕作和经营的相对自主权，对劳动力的支配权

在城市：国家对生产资料和资金管制的放松，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实行（2）自由活动空间的扩展 自由活动空间形成过程：

① 知青返城的就业压力使政府开辟商品零售业市场 ② 84年启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倡导第三产业

③ 92年南方讲话掀起“下海”潮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确立（3）制度基础

① 政府日益重视法制和法治 ② 政府大副度放权 ③ 政府职能开始转变

二、民间组织的发展及其特征

1、民间组织的发展 1949—1978年，社团发展的政策性很强，群众性社团纳入国家编制。没有独立经济利益是生产者没有争取利益的动力，更没有社团在经济领域争取利益的空间。改革后，利益主体多元化和政治环境的宽松使得民间组织飞速发展。民政部对社团的分类：（1）学术性团体（2）行业性团体（3）专业性团体（4）联合性团体

2、民间组织的特点

（1）民间组织的发展，有依赖于自上而下的拉动和自下而上的推动（2）具有官民两重性

① 按照我国社团登记法，社团登记注册的条件是，必须有一个主管单位，主管机关的权力部门必须对民间组织负政治领导责任

② 绝大多数的有重要社会影响的民间组织都是由政府自己创立，改革后虽从组织关系上脱离其创立者但两者依然有密切联系，创办者依然的主管部门 ③ 几乎所有的重要社团的主要领导都是由现职领导退下来或由机构改革分流出来的原政府党政官员担任

（3）由于“两重性”，使得民间组织不够规范

① 传统上的共青团、工会、妇联、文联、社科联等社团组织依然是高度的行政化

② 相当行政化的社团有一定的编制，承担部分行政管理职能，其主要领导人实际也由各级党政部门任免，享受干部待遇

③ 基本上民间化的学术团体，其中极少数也享有人员编制和行政级别待遇（4）民间组织的中介性质

（5）民间组织正在走向成熟，民间化色彩不断加深

三、民间社会的兴起与治理

1、治理与统治的区别（1）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不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权威则必定是政府

（2）在管理过程中，统治总是自上而下的发号施令的过程，对社会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而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主要是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社会事务的管理

2、公民社会的兴起对治理结构和治理状况的影响（1）影响政府决策并推动政府决策的民主化

① 代表所在组织或行业向决策部门反映问题，提出要求，使权力机关制定相应的政策或措施

② 应决策机关的请求，对某些专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发表意见 ③ 当政府政策损害其成员利益时，代表成员向有关部门交涉（2）民间组织的活动改善了政府形象，增强了民主的政治认同感（3）民间组织的自治实现了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目标

（4）非组织性的基于共同利益之上的潜在的利益群体的活动直接改变了政府行为

虽然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给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的制度前提并没有改变，我国依然是一个政治动员的政治体制，我国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市民社会，公共雄壮部门的能力的强弱就成为预测国家强制的主要指标。

第三节 单位体制

一、单位的政治性质

1、企事业单位的特征

（1）单位组织资源的公有制和国有制，它们是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资源占有制度

（2）非独立性，单位是国家和政府的附属物（3）功能多元化

（4）单位组织之间的“行政式”差别

2、单位的作用 单位是国家和个人的连接点，形成了单位依附于国家、个人依附于单位的依附链条。同时国家有赖于单位组织控制和整合国家。单位事实上有着政治统治的性质。

3、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统治关系，是一种更为集中的政治关系的原因

（1）国家掌握着经济强制工具，将工作场所几乎所有的工作条件的支配权集中于一个中心

（2）国家能够将经济“强制”和政治强制直接结合起来

从整体上看，这种政治关系呈现依赖状态，国家将一切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里，国家完全取代社会，并难于从社会中分离出来

二、市场经济中的单位体制

1、市场经济对单位体制的冲击

（1）在城市社会中，人们不再单一地依赖单位而生产，人们的生活中出现了替代性资源

（2）单位体制发生巨大变化（3）单位资源的来源发生了变化

2、单位组织与国家关系、其政治属性依然如故的表现

（1）国家行政机构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都没有改变政权和产权合一的根本政治经济关系

（2）单位组织的政治特征不变（政党政治特征）

（3）控制单位的基本手段没有变（资源、产权、人事权）

三、单位组织的政治功能

1、行政管理（政府管理事项由单位组织承担）

2、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动员（强制性灌输）

3、政治参与（政治参与的场所）

总 之，全能主义的单位组织在政治上也与政府有相似的功能，只不过是程度的区别，但这种组织的弊端也很明显：第一，由于单位组织是一个功能齐全的封闭体系，是 对人类文明象征的分工的阻碍。第二，作为一个封闭的体系，每一个单位事实上相当于一个“独立王国”，监督困难，易腐败。

第四节 农村基层民主

一、农村基层政权结构的演变 农村基层民主实际上就是村民自治

1、政社合一体制下的农村基层组织 区、乡两级—>公社化

2、村民自治与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结构 公社—>农民自治 村委会的政治功能：（1）处理本村事务

（2）管理本村集体财产（土地和其他）

（3）宣传法律、敦促村民履行义务、保护环境、爱护公物（4）接受乡政府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协助乡政府开展工作 村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的实现方式：

（1）党支书担任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小组的小组长，对选举工作进行引导和控制

（2）村党支部与村委会成员交叉任职

二、村民自治的实践

1、村民委员会的选举（1）选举过程

确定村选选举班子>政治动员>确定候选人>投票（2）候选人提名方式 ① 选民联名提名

② 村党支部和社团组织提名 ③ 村民小组或村民代表会议提名 ④ 选民自荐

（3）高投票率的原因 ① 选举关系到切身利益

② 实用的选举措施保证村民高投票率 ③ 年轻农民关心政治（4）农民选举经验 ① 选前审计 ② 搞好选民登记 ③ 完善候选人产生方式 ④ 秘密划票和选举监控制度化（5）几种选举模式 ① 海选 ② 两票制 ③ 福建模式

④ “三上三下公布制” ⑤ “联选制”

2、村民自治与治理方式的变革（1）村民代表会制度（2）村务公开

3、村民自治中的问题（1）选举中的问题 ① 赂选 ② 指选或派选

③ 领导机关带头违法，选举程序不合法 ④ 用非法手段破坏选举（2）村务公开中的问题

村干部“三怕”，所以村务不公开。（怕失特权、怕受查处、怕村民了解实情）

三、村民自治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制度创新

2、理论意义

3、政治文化功能

4、村民自治与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 概念

全能主义政治系统：国家权力入侵社会的各个领域、个人生活的诸多方面，而不受法律、思想、道德（宗教）的限制。

自由活动空间：“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人们利用和使用自由流动资源的场所 善治：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在于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善治的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效益 单位：我国社会中的企事业组织机构

海选：全体村民自由提名村委会候选人的一种选举模式

“两 票制”：指整个选举过程分三的阶段、两次投票，即第一阶段是村支书、村民打扮会议和村民提名候选人，组织提名和村民提名具有同样权利；第二阶段是预选确定 正式候选人，投第一次票；第三阶段是召开选举大会，正式选举，进行第二次投票，实行无记名投票，直接选举村委会成员 福建模式：“五人提名，代表预选”

“三上三下公布制”自下而上提名、自上而下协商、再自下而上的讨论确定候选人

联选制：以民主程序推荐产生的3至4名候选人提出自己的村委会组成成员名单，并在竞选大会上发表“施政演说”，村民从中选举产生村主任，然后在村主任产生以后，村民对村主任的“阁员”候选人进行差额选举，得半数票者当选

第四篇：网络营销下竞争分析

网络营销下竞争分析

一、网络营销时代的诞生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化，为了在竞争中占有优势，各企业都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想方设法地吸引顾客，很难说还有什么新颖独特的方法出奇制胜。一些营销手段即使能在一段时间内吸引顾客，也不一定能使企业盈利增加。市场竞争已不再依靠表层营销手段的竞争，更深层次的经营组织形式上的竞争已经开始。经营者迫切地去寻找变革，以尽可能地降低商品从生产到销售的整个供应链上所占用成本和费用比例，缩短运作周期。而对于经营者求变的要求，网络营销可谓一举多得。开展网络营销，可以节约大量昂贵的店面租金，可以减少库存商品资金占用，可使经营规模不受场地的制约，可便于采集客户信息等等。这些都可以使得企业经营的成本和费用降低，运作周期变短，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增加盈利。

特征分析：

1.公平性

在网络营销中，所有的企业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公平性只是意味给不同的公司、不同的个人提供了平等的竞争机会，并不意味者财富分配上的平等。

2.虚拟性

由于互联使得传统的空间概念发生变化，出现了有别于实际地理空间的虚拟空间或虚拟社会。

3.垄断性

网络营销的垄断是由创造性破坏形成的垄断，是短期存在的，因为新技术的不断出现，会使新的垄断者不断取代旧的垄断者；

4.快捷性

由于互联，使经济活动产生了快速运行的特征，你可以讯速搜索到所需要的任何信息，对市场作出即时反应。

5.正反馈性

在网络营销中，由于信息传递的快捷性，人们之间产生了频繁、迅速、剧烈的交互作用，从而形成不断强化的正反馈机制；

6.全球性

由于互联，超越了国界和地区的限制，使得整个世界的经济活动都紧紧联系在一起。信息、货币、商品和服务的快速流动，大大促进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二、网络营销下的竞争分析

网络营销竞争优势的分析

（一）网络营销成本优势分析

(1)利用网上直销可降低销售渠道费用。企业可以省去一些与中间商的环节，借助自动的网上订货系统,可以自如地组织生产和配送产品,同时提高销售效率,减少对销售人员的需求,从而降低费用。

(2)利用网上促销的高效性来降低促销费用。如网上广告比同样效果的电视、报纸广告低廉,而且可以将广告直接转化为交易,吸引消费者通过广告直接产生购买行为。

(3)降低销售管理费用。利用网络直销可以实现订货、结算和送货的自动化管理,减少管理人员,提高销售管理效率。

（4）降低调研成本。网络营销可以帮助企业通过在线调查表或者电子邮件等方式完成调研，大大提高调研效率，又降低了调研成本。

(二)网络营销市场覆盖优势

1.突破时间限制。利用互联网可以实行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营销模式,同时不需要增加额外的营销费用,因为利用互联网企业的顾客可以进行自助咨询、下定单和采购,无须人工干预,只需利用计算机自动完成即可。

2.突破传统市场中的地理位置分割。互联网可以让企业的产品拓展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顾客可以方便地在网上进行选择和定购。

3.可以吸引新顾客。由于网上定购比较方便快捷,而且不受时间和地理位置的限制,对那些在传统渠道中受到限制,但又喜欢公司产品的顾客无疑可以增加很大的吸引力。

4.根据客户需求开拓新产品市场。利用网络企业可以和客户进行交互式沟通,客户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对企业提出新的要求和,企业可以及时根据自身情况针对消费者需求开发新产品或提供新服务。

（三）网络营销信息传递优势

1.信息传递迅速。网络营销快速便捷的传递产品信息，推广企业形象，是其他任何一种营销形式所不能比拟的。顾客可以在短短几分钟时间内就可以登录到企业的网站了解产品信息。

2.信息传度形式多元化。企业产品的信息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网站、博客、电子杂志等多种形式传递。

3.信息传递量大。通过网络传播的信息不具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且网页可以多级链接，可以随时增加网站上的信息。

网络营销竞争战略的分析

网络营销作为一种竞争手段，具有很多竞争优势。要了解这些竞争优势如何给企业带来战略优势以及如何选择竞争战略，就必须分析网络营销对组织的业务提供的策略机会和威胁。

企业可以采取以下几个竞争战略提高竞争力：

1.巩固公司现有竞争优势

市场经济要求公司的发展必须是市场导向的，公司制定的策略、计划都是为满足市场需求服务的。这就要求公司对市场现在和未来的需求有较多信息和数据作为决策的依据和基础，避免公司的营销决策过多依赖决策者的主观意愿，使公司丧失发展机会和处于竞争劣势。利用网络营销的公司可以对现在的顾客的要求和潜在需求有较深了解，对公司的潜在顾客的需求也有一定了解，制定的营销策略和营销计划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科学性，便于实施和控制，顺利完成营销目标。公司在数据库帮助下，营销策略具有很强针对性，在营销费用减少的同时还提高了销售收入。

2.加强与顾客的沟通。

网络营销以顾客为中心，其中数据库中存储了大量现在顾客和潜在顾客的相关数据资料。公司可以根据顾客需求提供特定的产品和服务，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可大大地满足顾客需求。同时借助数据库可以对目前销售的产品满意度和购买情况作分析调查，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确保顾客满意，建立顾客忠诚度。公司在改善顾客关系同时，通过合理配置销售资源，可降低销售费用，增加公司收入。网络数据库营销是现在流行的关系营销的坚实基础。顾客的理性和知识性，要求对产品的设计和生产进行参与，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需求。通过互联网和大型数据库，公司可以以低廉成本为顾客提供个性化服务。

3.为入侵者设置障碍。

虽然信息技术使用成本日渐下降，但设计和建立一个有效和完善的网络营销系统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一旦某个公司已经实现有效的网络营销，竞争者就很难进入该公司的目标市场。因为竞争者要用相当多的成本建立一个类似的数据库，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营销系统是公司的难以模仿的竞争能力和可以获取收益的无形资产。建立完善的网络营销系统需要从企业的组织、管理和生产上进行配合。

4.提高新产品开发和服务能力。

公司开展网络营销，可以从与顾客的交互过程中了解顾客需求，甚至由顾客直接提出需求，因此很容易确定顾客需求的特征、功能、应用、特点和收益。在许多工业品市场中，最成功的新产品开发往往是由那些与公司相联系的潜在顾客提出的。因此通过网络数据库营销更容易直接与顾客进行交互式沟通，更容易产生新的产品概念，克服了传统市场调研中的滞后性、被动性和片面性以及很难有效识别市场需求而且成本也高等缺陷。对于现有产品，通过网络营销容易取得顾客对产品的评价和意见，从而准确决定产品所需要的改进方面和换代产品的主要特征。

5.稳定与供应商的关系。

供应商是向公司及其竞争者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公司和个人。公司在选择供应商时，一方面考虑生产的需要，另一方面考虑时间上的需要，即计划供应量要根据市场需求，将满足要求的供应品在恰当时机送到指定地点进行生产，以最大限度地节约成本和控制质量。公司如果实行网络营销，就可以对市场销售进行预测，确定合理的计划供应量，保证满足公司的目标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公司可以了解竞争者的供应量，制定合理的采购计划，在供应紧缺时能预先订购，确保竞争优势。供应商既不能送货过早，同时业不能送货过晚，否则影响零售店的正常销售。在零售业竞争日益白热化的情况下，公司凭借其与供应商稳定协调的关系，使其库存成本降到最低。

三、案例分析

案例：可口可乐创新的网络营销

2006年3月份，可口可乐（中国）饮料有限公司与腾讯科技有限公司举行了主题为“要爽由自己，畅享3DQQ秀”的新闻发布会，双方宣布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联手打造全新的3D互动在线生活。可口可乐公司同时宣布，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可口可乐网站将借助腾讯最新推出的3DQQ秀网络虚拟形象，全面升级为中国首个运用3D形象的在线社区。

带有3D人物形象的可口可乐广告

这一拥有丰富活动内容和表现方式的网上娱乐空间的建立，无论对于可口可乐还是腾讯都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而它所带来的营销冲击波更是令业界侧目。

线上线下双管配合（巩固公司的竞争优势）

可口可乐与腾讯的战略合作通过线上与线下两个通道双管齐下并相互配合。

线下采取了Q币卡、外包装、海报和户外广告等合作方式（主要为合作身份的体现）；而线上合作除了传统的硬广告投放以外，主要采取了以3D秀为核心，以QQ主题包和Qzone为辅助的创新性业务合作方式。这一方式无论在资金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上，还是品牌推广的效果上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

传统营销掀起红色风暴

围绕此次合作，可口可乐不惜重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在产品包装、户外广告和终端卖场广告等传统营销媒介上频频体现与腾讯的合作关系，力求将双方的品牌影响和活动效果最大化释放。

从2006年3月到6月间，可口可乐在“3D秀—金盖促销”、“可口可乐主题包装活动”，以及“世界杯”促销活动中，投放了近15亿的含有腾讯公司企业标识的包装。在约27个主要城市投放了含有腾讯公司企业标识的户外广告，包括车身、车站广告牌、大型户外广告牌等；在96个主要城市超过550,000家零售终端投放了含有腾讯公司企业标识的促销POP，并在各类型零售店设置了超过84,000个大型堆头陈列。

似乎是一夜之间，全国掀起了一股声势强劲的红色风暴。

可口可乐户外广告

网络营销又推娱乐大潮（为入侵者设置障碍）

在线下活动如火如荼的同时，网络活动也是层出不穷。可口可乐借助腾讯QQ先后发布了魔法表情、可乐主题包、3D

QQ秀等活动内容，并受到了年轻网民的热烈追捧。

可乐主题包围绕一个主题（时尚元素、品牌、产品等),对QQ皮肤、对话框场景、表情等资源进行整体创意包装，嵌入可口可乐的品牌和产品形象元素，从而呈现给QQ用户新鲜的娱乐体验和视觉感受。可乐主题包以QQ客户端为载体，拥有庞大的受众基数，是网络产品与消费品牌深度结合的典范，推出短短1个月，可口可乐Skin的下载量就达到了430万次。

而最引人注目的活动内容是核心合作项目——3D

QQ秀。

3D

QQ秀是腾讯公司推出的最新产品，也是虚拟形象技术的革新创举。它一改过去网络在线沟通时的单调，升级成为独具个性的立体沟通方式。虚拟的人物形象按照消费者的需求量身打造，每个参与者都能通过“购买”使自己的网络形象在发型、服装、动作等方面独具特色，甚至可以伸个懒腰或相互拥抱。活泼、新鲜的娱乐形式令网络生活个性十足，顿时成为时尚潮流的风向标。

借助腾讯独特的技术优势，可口可乐iCoke网站实现了由2D到3D的全面升级，成为中国首个成功运用QQ娱乐平台的品牌在线社区，并依托腾讯5.3亿注册用户资源，为年轻消费者提供了具有革命性的沟通体验模式。

在此次合作中，腾讯特别为可口可乐的明星代言人，包括刘翔、S.H.E、张韶涵、潘玮柏、余文乐和李宇春等特别制作了3D

QQ秀酷爽造型。通过3D技术特制代言人形象，可口可乐为年轻消费者提供了与偶像们亲密接触的另一个舞台，巩固了可口可乐在众多年轻人心中的特殊地位。

3D

QQ秀取得了巨大的营销效果，不仅使可口可乐在产品销售层面得到良好的收益，更重要的是触发了年轻人的兴奋点，加强了可口可乐同消费者的沟通。同时，由于腾讯3D秀商城iCoke专区所有物品均可用iCoke积分兑换，大大增加了活动号召力和参与人数，增强了腾讯的用户活跃度与媒体影响力。

网络营销实现三方共享

可口可乐与腾讯的战略合作，完美的诠释了可口可乐一贯坚持的品牌路线，即用创新的手段加强同年轻消费者的沟通，并带给他们最热门的潮流和文化。

可口可乐通过在腾讯的广告投放以及与QQ特色业务（3D秀、QQ主题包、Qzone）的合作，覆盖并深刻影响了亿万年轻消费者。在腾讯的助力下，iCoke网站焕然一新，在娱乐和互动方面跨上了新的台阶，并立即受到了年轻人的欢迎，目前已拥有超过120万的忠实用户。同时，一系列的活动推广也巩固了可口可乐在众多年轻人心目中的品牌形象。

可口可乐与腾讯的合作，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双方都进行了紧密的配合。双方的品牌形象及产品服务加以捆绑，相互渗透，相互提携，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这也展现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即均赢关系下的娱乐营销模式。在此模式下，企业与媒体以及消费者三方形成了利益分享的局面。企业推广了品牌，提升了销售；媒体扩大了知名度，增加了浏览量和用户群；消费者获得了双重消费体验以及较高的附加值回报。

本次合作，在让可口可乐感受到互联网营销巨大魅力的同时，也成为备受业界和媒体关注的网络营销创新成功案例。

评析：在可口可乐的案例中，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该网络营销实现了企业的一些竞争优势，使自己的现有地位更加巩固，从而提高新产品的开发和服务能力，使新产品通过网络营销的方式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企业通过网络营销的方式可以使自己的竞争力更强。

第五篇：读书笔记——《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

读书笔记

——《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

《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是一部高校教材，也是一部政治学的科研专著。“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是中国高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重要基础课，同时，也是我们国关学子研究、学习外国政治必不可少的相关教材之一。这本书作为大二的课程教材，在学习之后，我有以下几点认识：

一、第一，从本书的内容看，作者基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系统而深入地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权力组织结构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以及在政府运作中的角色，立法与监督制度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作用与限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行政机构的权力结构关系及其在社会主义市场中不同的行为模式，作为“非政府政治”的国家——社会关系，统治结构中的单位体制和农村基层政治改革中的变化与问题。

第二，从本书的结构看，作者运用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把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政治过程和政治决策程序介绍给读者。全书既包含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方面，又追踪了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型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有静态的制度描述，又有动态的过程分析，且穿插了不少经典案例，资料丰富、条理分明、论述精确，是全面、动态了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入门之作。

第三，本书的另一个亮点在于详尽描述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尤其是被大部分政治学研究者忽略的归口管理体制；他与时俱进地增加了“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这一章节，提出了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推动了行政改革的口号；对政府与政治制度的优点缺陷分析得当而精彩。

二、从本书的内容、结构与亮点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作者在《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的后记中第一条写到：在教学、研究和对中国政治的观察过程中，作者深切体会到，写作中国政府类的著作或教科书，首先离不开对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权力组织结构中的角色的深度研究，否则，就很难把中国政府或中国政治交代清楚。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研究中国政府时，无论怎么在深度上和广度上下功夫挖掘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都不为过。为此，“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在《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中，有相当的比重。

从我国基本制度的建构时期，到政治的曲折和衰退时期，再到制度的恢复与发展时期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整个中国社会进行探索与发展。

接下来，我将学习和理解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一一列出：

杨光斌博士提出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是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实践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概念，实践就是指政治体制。在我国《宪法》中，可以明确清楚我国政权的性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党对国家权力机关具有统领关系。那么，党在国家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呢？“党在国家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是其在战争时期的一种自然延续。”1942年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根据地在党政军各方面工作不协调的状况，提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党的一元化领导对于夺取全国军事斗争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政府机关出于创立阶段，面对恢复经济和应对复杂的国内外局势的需要，共产党自然以战争年代的党的一元化领导方式来应用于国家社会政治事务的领导和管理。然而，这样的原则一旦建立起来，便对我国的政治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党是如何领导我国政治生活的？主要体现为党委制、党组织、党管干部制度、党委领导

下的集体负责制以及有关案件的党内审批制度。

第一，党委制和党组制是共产党在正式权力结构上领导的体制。党委制和党组制确立了党对政府的绝对领导权。

第二，党管干部制度，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全国干部领导的任免权，包括军队干部，文教工作干部，计划、工业工作干部，财政贸易工作干部，交通、运输工作干部„„甚至包括少数民族的党外上层代表，学教界的党外上层代表，学教界的党外上层代表人物，政协机关，民主党派机关，工商联、佛教协会、伊斯兰教协会和回民文化协会的机关干部。

第三，归口管理制度和双重领导制度。中共中央在建立分级分类管理干部的同时，作为配套措施，建立了对政府部门的归口管理制度。1953年中共中央把政府工作按性质划分为工交口、财贸口、文教口、政法口等。

归口管理体制反映出我国政治体制的一些特征：第一，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党政结构的同一性，使得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共中央。第二，权力结构的人格化。第三，政治体制的动员性特征，归口管理下的对系统的垂直领导，使得整个政治体制很容易被统一组织起来。

很显然，归口管理下的最大优势是集中政治力量，同时，归口管理体制中存在权力的人格化倾向，使个人的权力不受约束。正是这种不受约束的权力，使党的领导往往变成个人领导。另外，归口管理与我国传统的“条块关系”体制纠缠在一起，大大制约了行政机关的权威，使得一个行政部门不仅仅受上级“口”或“系统”领导，还要受到同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严重分散了公共权力的公共权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就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可是，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对我国的经济体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一，阻碍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进程。

第二，影响国家的正确决策。

第三，权钱交易产生，制度成本居高不下。

为解决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矛盾，中共中央实行了一系列变革：

第一，确立企事业单位的行政首长负责体制。

第二，加强党的行为的法制化。

第三，改革党与行政部门关系，党的领导应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加强对人大控制，从一个执行者的角色转变为监督者的身份，真正做到“党管党”，而不是直接干预政府和企业的行政工作和生产指标。

第四，改进干部制度。

在变革中党在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不应该被削弱，事实上也没有被削弱。

从本书的题目上可以看到我们学习完中国政治体制后就应该学习我国的政府体制。从前面可知，我国政治体制中的归口管理体制决定了无论是人民代表大会还是国务院，都要服从党的中央组织的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领导。

无论是人民代表大会还是狭义上的政府，都是在执行党的意志和政策。二者虽是不同机制，发挥不同的作用，但最终归各级党的委员会领导，由此可得，我国政府设置的原则是“议行合一”。

不仅我国的核心的政治机制体现了“议行合一”，一年一度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过程也体现这一原则。大会主席在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过程中起决定作用。比如会议的日程，议会的表决办法都由主席决定。而主席团的主要成员不仅来自人大系统，还有政治局和国务院。人大代表既是议事代表，又可以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这本身就是“议行合一”的表现。

而决定人民代表大会和会议过程的主席团制度更生动表明。“议”和“行”既是联署办公式的机构统一，又是利益一致基础上的职能合一。

以上就是我想从本书了解到的两个主要问题。

三、同时，我拜读了其他政治学专家关于中国政府与政治的相关研究发现，这本书有很多遗憾之处。

以《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肖立辉，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谢庆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阎小波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三本书为例。

肖立辉在书中系统阐述了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基本框架，在分析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上，对包括人大制度、多党合作制度、基础群众自治制度在内的人民民主制度进行探讨，对执政方式、中央与地方关系、党内自身关系（即党内民主）三个关键问题进行理论探讨，提出若干建议，最后分析了权力制约与监督体制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他认为，当代中国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应积极探索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有效途径，着力解决横向上的党政关系，纵向上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执政党内部自身关系，进一步完善人大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础群众自治制度，推动基层民主这一基础性工程的有效开展。

由谢庆奎主编的书则依据广义的政府与政治概念，在对政治学基本理论和当代中国宪政体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了政党组织、立法机关、国家主席、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政协机关、社会团体等政府与政治主体，以及各个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还对当代中国的公共政策和政治文化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以充分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改革与政治发展的实际进展，还充分吸收了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在内容、体制和观点上有所创新。

而阎小波则在政府与政治研究的学术回顾基础上，对研究对象与研究的分析方法进行了解后，追溯中国政府的生成与发展，同样描述了当代中国主要政治制度、国家权力体系及中国政府与政治的运作过程。本书的亮点在着重描述了作为地方政府代表的港澳台地区的政府与政治，还有预见性地阐述了中国政府与政治发展的趋势。

四、首先，不难发现，以上三本书都强调了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谢庆奎主编的一书为例，这本书回顾了我国建国以来的“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历史，详尽阐述了宪法的功能、结构、作用、性质、原则、特点等。我们都知道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它规定了国家的性质，体现了国家政治宗旨和使命，并规定了国家所崇尚的各项基本原则和理想，就我国而言，则体现为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

也正是因为宪法，国家的各项法律和规章制度才得以有其权威性。但是在我们的教材中，则明显忽略了这一点，虽然作者在后记中表明，“在形式上和本质上，中国政府不同于其他的国家政府，理解中国政府的总的制度框架是宪法和党章，而不仅仅是宪法”。但我始终认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本书作者忽略这一点，是十分不合理的。

其次，从以上三本书各自的特色来看，肖立辉侧重民主制度的研究，谢庆奎则侧重宪法，阎小波则侧重中外政府与政治的对比及趋势预见，而本书则很难找到明显地侧重点，只是很概括性、很粗浅地描述了中国政府与政治制度，虽然也有详细而精彩的分析，但是在总体构架上显得苍白无力。作为一本导论性的书籍，此书很难做到导论的功效。

再次，我认为时至今日，一国的政府与政治研究，应当放在世界的大环境中。政治文明固然有其意识形态的属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政治文明领域也有一些具有现实价值的内容。若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制度，我们应该大胆借鉴，积极吸取，中国的学者也应该以一种开放而自信的心态面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成果，而不是一味地局限于党国政治、先党后国这样畸形的研究。

最后，这几本书共同的缺陷在于，对中国政府机构设置，政府管理体制的论述已经落

后于中国政府发展的实践进展，对政府理论的某些阐释也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若能弥补这一缺憾，对进一步完善我国政府与政治研究，将是锦上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