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体制改革大思路5篇

第一篇：财税体制改革大思路

财税体制改革大思路

贾康 王小鲁 [ 2013-11-05 ] 共有0条点评

编者按：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于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因历次三中全会多聚焦深化经济改革，本次会议受到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在一系列的改革方案前瞻中，财税体制改革被广泛认为是此轮改革的重中之重。其实，早在本届政府上任伊始，在调整结构、深化改革方面就做出了很多部署，其中，今年5月份由国务院批转的《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了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重点。

1993-1994年，以分税制结合转移支付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内容最深刻的一次财税改革。1998年后，我国又实行财税体制多项改革。20多年来，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取得诸多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外部环境的波动和国内经济形势加剧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难度。

未来，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财税体制改革应该遵循怎样的整体思路？在营改增、消费税、资源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等改革重点领域，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应如何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建立财权与事权相顺应匹配的财税制度？是否应该赋予地方举债权？财税改革又应该如何与其他改革进行配套？

今年，CF40内部重大课题“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一揽子方案”发布子课题报告《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思路》，在对该课题的内部研讨会与评审会上，专家学者就以上问题进行了讨论，尤其在是否向地方政府下放财权的问题上颇有争议。

针对以上相关问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采访了论坛成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以及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

财税改革：未来体制改革突破口

导读：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均直接或间接与财政关联，都需要在深化财税改革中服务全局、配套于全面改革来加以解决

CF40：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财税体制改革被认为是改革的必要且重点领域。自上世纪80年代我国启动财税体制改革以来，财税制度已取得重要进展，但是，仍有深化改革的重任。您认为目前财税制度存在哪些突出矛盾和问题？

贾康：我国经济持续30多年高速增长，与财税改革的推进密不可分，在几轮重大的经济体制改革中，财税都成为先行者和突破口。财政体制是政治、行政和经济体制的联结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均直接或间接与财政关联，都需要配套于全面改革来加以解决，并在深化财税改革中服务全局。目前，我国仍处于可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也处于矛盾凸显期和改革深水期，财税改革任务紧迫。中央明确把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和全面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放到了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制度供给和发展动力的战略高度。

当前，我国财税体制运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有：

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作用不清，财政职能存在缺位、越位、错位情况。

政府间责权划分不够合理，不够清晰。中央与地方之间、省以下各级政府之间职责、事权、支出责任界定缺乏明晰化、可操作的一鉴表与明细单。地方税体系建设严重滞后，地方政府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省以下并未真正进入分税制状态。另外，转移支付总量过大，且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规范、不合理问题。

政府收入体系也存在结构性问题。政府收入总量中可统筹的公共财政收入比重偏低，规范程度不足。税收总量中间接税收入比重偏高，直接税制度建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预算体系部门色彩明显，制衡机制较弱。在全口径政府收入中，除政府公共预算可以统筹使用外，不能统筹的政府性基金、社保和国资预算等三项均具有明显的部门色彩；预算透明度不高，不利于预算监督和发展绩效考评与问责制。预算的编制、审议、执行、监督各环节之间的制衡机制不强。

财政支出结构不够合理，行政管理费支出居高不下，严重挤占了其他必保支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所需资金有待加强投入力度。支出绩效方面目前仍未形成统一的评价体系，支出结构的优化有待配套改革打开操作空间。

财政其它相关领域的矛盾与问题也较为突出。地方债务管理制度严重欠缺，政府债务风险增大。财税基础信息缺失，亟待有效构建全国性的信息系统。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资源管理存在多种不足与缺陷。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规范编制仍然处于“空白”状态。亟需整体考虑企业、市场、政府宏观调控体系等诸多方面，在“顶层规划”指导下，大力推进配套改革。

王小鲁：当前财税体制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包括公共收支透明度低、缺乏公众监督，一部分政府收入不规范，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存在公共资金浪费和腐败，财政资金分配苦乐不均，各级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税收征管体系不健全、税负不均等等，是导致收入分配失衡和影响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原因，迫切需要通过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来解决。可以把财税体制改革看作未来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这其中，当前广泛关注的一个热点是解决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但另外一个问题至少也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这就是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支出不足和分配不均，而不必要或效率不高的政府投资支出和政府自身消费支出过多过滥，导致公共资源大量浪费和流失。这是导致收入分配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解决财政支出合理化的问题，除了财政公开透明、引进公众监督以外，关键要制定严格的党政机关行政管理支出和各项公共服务支出的标准。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大原则和目标之下建立统一标准，并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程度、自然、地理、历史、民族等条件以因素法进行适当调整，允许合理差别，逐步缩小差别，形成各地的执行标准。有了一套严格的标准，才能按照标准严格财政纪律，进行合理监督，也才能使社会公众的监督有据可依，落到实处。

财税改革的思路和方向

导读：当前和今后的税制改革应按照“稳定税负，扩大税基，优化结构，合理分权”的原则，理顺政府、企业与个人的分配关系

CF40：财税改革涉及财政改革、税制改革、预算体制改革等。您认为下一步的财税改革应该遵循怎样的整体思路？税制改革的重点领域，包括营改增、消费税、资源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等，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王小鲁：我认为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方向应当是为政府向全社会的公共服务提供稳定可持续的来源，同

时必须保证和促进公平的市场竞争，调节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差距，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

税制改革应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其一，继续推进营改增，并合理调整增值税和所得税的税率，促进公平税负，并减轻小、微企业税务负担。其二，推进资源税改革，把资源性收益的主要部分纳入公共财政，用于公共服务。其三，征收垄断利润调节税，促进公平分配。其四，推进房产税改革，抑制投机需求，抑制房价上涨；合理范围内的自住房应免税，主要针对投机性囤房和拥有超限住房的少数人群。其五，在个税征收方面，严格对非劳动收入的所得税征管，解决高收入者低税负、大量逃税的问题。

我国税收结构应逐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以促进收入分配合理化。但这个过程只能是渐进的，通过改善现行税收结构和相关制度来逐步实现。

贾康：从财政体制改革的大思路看，应该在省直管县和乡镇综合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推动财政体制扁平化改革，争取使五级财政框架扁平化到三级框架。这是贯彻落实省以下分税制以及健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等相关改革的前提条件。在“三级框架”内，按照“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的原则，配之以中央与省两级自上而下转移支付加必要的横向转移支付，构建起财权与事权相顺应、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

当前和今后的税制改革应按照“稳定税负，扩大税基，优化结构，合理分权”的原则，理顺政府、企业与个人的分配关系。“营改增”之外，资源税、消费税的改革和房产税试点的扩大，应当成为重点，并积极探讨环境税制改革和推进主要针对基础能源品理顺比价关系与价格形成机制的“价税财联动”改革。下一阶段的财税改革要在全面服务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领域改革的基础上，在调整优化分配结构特别是合理界定政府职能、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税收制度、优化支出结构、强化预算管理、规范政府债务、健全信息系统等方面深入推进。同时，加强财税改革与价格、土地、金融等项改革的配套联动。在当前整体市场经济体系正在确立的条件下，地方财政改革不应再侧重于寻求建立过渡性制度模式，而应大力推进实质意义的分税分级财政建设。改革的重点并不是简单地缓解财政收支矛盾，而是要为收支规模随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扩大和收支平衡构造长期有效的制度条件。

CF40：截至2013年8月1日，“营改增”范围已推广到全国试行。在营改增方面，目前进行的试点工作存在怎样的问题？应该继续扩大到什么范围？下一步应如何推进？

贾康：现行营改增的“1＋7”试点行业只涉及原营业税覆盖的交通运输业、文化体育业、服务业和转让无形资产税目的部分内容，而建筑业、金融保险业、娱乐业、销售不动产和其他生活性服务业等改革难度相对较大的行业还没有纳入改革范围。

考虑到减缓财政减收压力的需要和国税管理能力的限制，未来涉改行业的营改增选择在全国范围应该分步推进。但是，如能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更多服务业的改革，可相应较快打通增值税抵扣链条，有利于解决营改增后部分行业的抵扣面不足和税负增加问题。因此，建议对未来涉改行业采取“两步走”的策略，即将铁路运输、建筑业、邮电通信业、销售不动产和旅游业等服务业作为第一步改革对象，并对上述行业全部实施营改增，不再分地区和分行业进行。其后的第二步，则是将适合实施简易征收方式，并与现行营业税征收方式类似的金融保险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等，作为最后的改革对象。

同时，未来需要对增值税的多档税率进行减并。在营改增推进过程中不能再新设税率档次，在全行业推行增值税的过程中，对涉改行业直接实行17％的增值税基本税率和重新调整后的优惠税率水平。

从目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的“383”改革方案可以看到，未来的财政体制改革的一

种可选方案，是采用中央进一步集中部分事权，并重新设定中央税与地方税以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权的做法。这正体现出利用营改增“倒逼”的契机，对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进行全面优化调整的意图。

营改增改革是当前税制改革的重头戏和未来推进配套改革的重要契机。我们应在总结现行营改增试点改革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全面了解和掌握未来涉改行业情况，系统设计相关行业增值税制度，尽快提高和增强征管能力，配合全局加速营改增的深化改革、制度转换。

上收事权还是下放财权？

导读：近年人们往往热衷于反复讨论、争议不休的“中央、地方财力（收入）占比”高与低的问题，其实并没有触及中国现阶段深化分税制改革的关键

CF40：近些年来，财权事权关系未理顺被认为是包括地方隐性负债、土地财政和 “跑部钱进” 在内众多问题的主要原因，关于分税制的争议被推向风口浪尖，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焦点与热点。应如何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建立财权与事权相顺应、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制度？从整体来看，未来中央和地方事权的划分方向是上收事权还是下放财权？

贾康：近年人们往往热衷于反复讨论、争议不休的“中央、地方财力（收入）占比”高与低的问题，其实并没有触及中国现阶段深化分税制改革的关键。较适当的中央地方财力分配格局，在“占比”上的量化指标，应是在正确处理经济性分权各项前置环节制度安排问题之后，加上全套转移支付的优化设计而自然生成的，不是根据主观偏好可以设计出来、或简单依从“国际经验”比照出来、或在“争论”中“少数服从多数”的。我们既不应、也不必把“中央地方收支应占百分之多少”的问题作为讨论的重点，更不能把这一点作为讨论的大前提。

把某类事权划给某级政府，不仅仅意味着该级政府要承担支出责任，更要对公共产品的质量、数量和成本负责。因此，“事权”与“支出责任”两个概念其实并不完全等同，支出责任是事权框架下更趋近于“问责制”与“绩效考评”的概念表述。公共财政的本质要求是在“分钱”和“花钱”的表象背后，带来对公共服务责任的合理有效制度规制以寻求公共利益最大化。

一般而言，不同政府层级间的事权划分要考虑公共产品的属性及其“外溢性”的覆盖面、相关信息的复杂程度、内洽于全局利益最大化的激励—相容机制和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等因素。属于全国性的公共产品，理应由中央政府牵头提供，地区性的公共产品，则适宜由地方政府牵头提供。具体的支出责任，应合理地对应于此，分别划归中央与地方。同时，由于地方政府较中央政府更具有信息优势，更加了解本地居民需要，因而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能提供某种公共服务的情况下，基于效率的考虑，也应更倾向于由地方政府提供。

总之，必要的“上收事权”和“下放财权”都需考虑，但这决非财政深化改革的全部内容，事权、财权的优化调整都不是绝对单一方向的。

王小鲁：是上收事权还是下放财权不能一概而论。我国这样一个大国，各地情况差异很大，必然要求地方政府担负大量的公共服务职能，同时需要地方政府有稳定的财源作为保障，中央控制太多不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因此从长远发展来看，有些财权是需要下放的。

但另一方面，也要保证国家统一，平衡地方差距，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而且要扩大地方自主权，同时就要求对各级地方政府有一套合理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特别是来自社会公众的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以防止公共资金的滥用、流失和腐败现象。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一套让老百姓监督政府的有效机制，这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在这样一套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候，一些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滥

用权力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些财权还不宜进一步下放。相反，为了促进基本社会保障的全社会覆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有些事权拿到中央来可能是有利的。

例如目前一个突出问题是大量进城农民工没有被基本社会保障覆盖，和享受不到同等的公共服务，而很多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缺乏积极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某些社保和公共服务的事权可以上收中央，统一规划，统一解决。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各类事权都要上收。

CF40：当前，地方政府出现一系列债务问题，是否应该赋予地方举债权，让地方政府发债，从而调整地方财政收入？地方举债应该以中央行政控制模式为主，还是以市场约束机制为主？

贾康：就目前来看，我国财政风险主要存在于三个领域，即国有银行系统配套改革不到位、社会保障体系通盘建设不到位和地方政府困境。现行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一方面是由于往昔的债务累积（其中既包括直接债务和或有债务），另一方面则在于地方政府缺乏相应的自主税权和稳定的收入来源，面临很大的财政压力。所以，要在配套改革的制度建设中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进一步明确政府债务规模和期限管理的具体办法；积极发挥国债在协调财政与货币政策、稳定市场预期方面的作用，构建既满足国家借贷需要又有利于风险管控的债务治理框架。优化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管理使用办法。

同时，要建立、健全地方债务管理制度。针对大量隐性负债，应“治存量，开前门，关后门，修围墙”，赋予地方政府有限发债权，发挥财政部门在地方政府“阳光化”债务管理中的主导作用。应积极研究和推出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与信息公开制度，发展对于地方债的市场约束机制，同时建立健全地方债务风险治理机制，对政府现金和债务进行精细化管理，建立全国统一的地方债统计制度和信息系统、风险实时监测指标体系、信息披露机制，明确地方债规模控制和运行监管的责任机构。

王小鲁：通过法律途径给地方政府以适当的发债权，远优于地方政府靠不规范、不透明的“融资平台”大量筹资。但对地方发债，仅靠行政约束和市场约束都是不够的，需要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约束，明确责任、权限和义务，以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并需要形成地方人大和公众对政府债务进行监督和约束的机制。因为政府几年一换，有可能不考虑地方老百姓的长远利益，但人大和社会公众必须考虑这个问题，并维护自身利益。

加强财税改革同其他改革的配套

导读：在改革新阶段，必须坚持大力推进将企业、市场、政府宏观调控体系等方面整体协调的配套改革CF40：财税改革不能单项推进，需要与其他改革措施配套推进，财政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应该如何与其他改革进行配套？

王小鲁：目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需要协调财税体制改革和土地出让制度的改革。土地财政已经成为地方重要财源，但地方政府低价征地、高价卖地，把70年的土地收益一次变现、一次花光，这不但不可持续，而且扭曲了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导致政府和老百姓之间频繁的利益冲突，未来必然导致严重危机，也是推高房价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财税体制改革必须和土地征用和出让制度改革配套进行。我认为土地的转让应回归市场，建立公开透明的土地交易市场，各级政府从运动员变为仲裁者。高额的土地溢价相当部分应该归公，可以通过土地增值税纳入公共财政，用于城市化过程中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房产税应该逐渐代替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不足部分通过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关系，以及通过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来解决。改善政府支出结构、减少腐败、浪费，减少乱花钱，也是解决财政收支缺口问题的一个

重要途径。

财税改革还应当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党政关系改革、人大制度改革配套推进。政府乱花钱，原因不仅在于财税体制，同时也在于现行的行政体制，对党政机关和官员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导致机构膨胀、政府自身消费和大量挥霍、腐败现象大量发生。从根本上讲，这要靠民主化和法治化的进程，让老百姓监督政府，用法律约束政府行为。这些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要一步一步走，逐步推进；当前应首先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先解决党政机关行政不透明、不公开、不受社会监督的问题，制止机构膨胀和权力膨胀，并制定规范，严格行政纪律。同时调整党政关系，明确党政分工，减少权力的过度集中。在权力结构上，先从党内民主做起，逐渐扩大社会民主。在人大制度上，改革人大会议制度，坐实人大参政议政、对政府进行监督的职能，并改革人大代表产生办法，推行代表常任制，使人大更多地反映民意，代表人民群众行使权力，帮助政府管好公共资金。贾康：财税制度改革需要有一系列的配套改革。当前，需要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领域仍然存在政府干预过多问题，金融制度亟待创新，土地制度的改革思路需要理清，其涉及的有关法律、法规应加快完善；资源、能源等基础产品的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亟需理顺。解决这些问题，要纳入与财税改革互动、配合的整体方案设计。

在改革新阶段，必须坚持大力推进将企业、市场、政府宏观调控体系等方面整体协调的配套改革。在财税改革的进一步推进过程中，我认为，亟需推进以下几方面的配套改革：

价税财改革联动。以资源税改革覆盖煤炭为契机，加快能源、资源价格改革步伐，更好地发挥价格信号（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引导作用。按“从煤到电”路径重点推进电力部门配套改革和电价形成机制改革，强化市场导向下的竞价、竞争（包括配电领域的服务外包），工业、商业和民用三大类别电价仍可有所区分，逐步合并工、商用电价，民用电价采用阶梯电价，鼓励居民错峰用电，形成激励5千多万家市场主体、10多亿居民节能降耗的长效经济杠杆。

建立完备的财税信息数据系统。首先要加快建立财政、国税、地税三家统一的财政收支系统，实现三家信息联网，在此基础上，建立全国统一通用的人、企业、政府、社会机构等社会经济主体的标准化唯一代码制度，各部门采集与其职责相关的与上述主体相对应的地、房、股、债、税等客体的基础性原始信息，建立本部门全国大集中、全覆盖的专业信息系统；进一步形成全国性、综合性多边法定信息互通共享平台，既互通信息，又有限度、受约束、可控制。

积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按照三级政府级次、三级财政的框架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同时，制定中央、省、市县三级政府职责、事权划分的规则和支出责任明细单，改进优化政绩考核指标。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建立良性循环的土地财政模式。全面健全城市、农村土地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出让权和相关权益变动制度，理顺城镇化过程中从土地开发开始的不动产形成、交易、持有、税收调节全流程，以及相应的税费和利益分配制度

加快金融改革，与财税改革配套联动。加快存款利率市场化步伐，以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与发展一大批中小银行相匹配，构建防范金融风险向财政风险转化的防火墙；降低资本市场税费总体水平，形成抑制短期投机、鼓励长期投资的稳定机制；加强反洗钱制度建设，对大额现金交易强化控制。

第二篇：财税体制改革

摘要：

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是中国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十二五’期间改革的重点。未来许多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财税体制改革是一个前提。所以,没有财税体制的改革,就没有中国改革的未来,也很难建设成一个公平、正义、善治的现代国家。因此，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健全公共财政体系，为推动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提供体制保障，努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贡献。

关键字：财税体制改革十二五

随着“十一五”规划的顺利完成，我们迎来了我们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十二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十二五”时期，我们将按照“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要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立足点，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在合理界定事权基础上，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建立并不断完善科学完整、结构优化、有机衔接、公开透明的政府预算体系，全面反映政府收支总量、结构和管理活动；完善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税种，财产税、环境资源税及其他特定目的税相协调，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调节的复合税制体系，充分发挥税收筹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渠道作用和调控经济、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财税体制改革作为“十二五”规划重点中的重点，我们更加应该予以重视和完善，所以新世纪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应着重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完善财政体制。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做好健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相关工作。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方式改革。二是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公共财政预算，细化政府性基金预算，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并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继续试编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全面取消预算外资金，将所有政府性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深入推进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等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研究推进政府会计改革，探索试编政府资产负债表。继续推进预算公开，进一步提高透明度。三是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在一些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推行增值税改革试点，相应调减营业税，从制度上逐步解决货物与劳务税收政策不统一的问题。完善消费税制度，将部分容易产生环境污染、大量消耗资源的产品以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健全个人所得税制度，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合理调整税率结构，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强化对高收入的调节。进一步推进资源税改革。按照“正税清费”的原则，清理政府非税收入，提高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

然而在“十二五”时期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我们不但要做到以上三方面，而且还要加快改革攻坚步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根据《建议》精神，结合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认真总结以往财税改革的经验。所以“十二五”时期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要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立足点，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我们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明确方向，服务大局。把科学发展观切实贯穿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全过程，进一步健全公共财政体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发展，为推动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提供体制保障，努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二是整体设计，协调联动。妥善处理政府与纳税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财政与金融、财政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关系，统一规划，全面设计，综合配套，协调推进，加强各项财税改革之间以及财税改革与其他改革之间的协调配合，形成改革合力。三是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既抓住机遇，突出重点，加大改革力度；又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精心谋划，远近结合，分步实施，成熟一项推出一项，确保改革平稳有序进行。

而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完善财政体制。所以在合理界定事权的基础上，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健全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提高预算完整性和透明度。建立并不断完善科学完整、结构优化、有机衔接、公开透明的政府预算体系，全面反映政府收支总量、结构和管理活动。健全预算编制和执行管理制度，强化预算管理，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健全税收制度。完善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税种，财产税、环境资源税及其他特定目的税相协调，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调节的复合税制体系，充分发挥税收筹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渠道作用和调控经济、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作用。

同时在“十二五”时期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同时，我们也应该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在保持分税制财政体制框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明确政府和市场作用边界的基础上，按照法律规定、受益范围、成本效率、基层优先等原则，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并逐步通过法律形式予以明确。同时，结合推进税制改革，按照税种属性和经济效率等基本原则，研究进一步理顺政府间收入划分，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并且完善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科学设置、合理搭配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发挥好各自的作用。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优先弥补禁止和限制开发区域的收支缺口，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分类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并从

监管制度、技术操作等方面着手，进一步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规范省以下财政收入和政府支出责任划分，将部分适合更高一级政府承担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上移。强化省级政府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础建设，加快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把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满足县级基本财力保障需要，实现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为目标，在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支持力度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和完善奖补机制，力争在“十二五”前三年基本建立起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十二五”后期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我们也需要完善预算编制和执行管理制度，提高预算完整性和透明度。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健全公共财政预算，提高公共财政收入质量，增加公共服务领域投入，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强化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提高基金预算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政策，扩大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行范围，加快推动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规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扩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报范围。取消预算外资金，将所有政府性收入纳入预算管理。健全预算管理制度。深化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完善支出标准体系，加强项目库建设，夯实预算编制的基础。继续规范预算编制程序，细化预算内容。建立完善预算编制与预算执行、结余结转资金管理和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有机结合的制度。进一步增强地方预算编制的完整性。加强预算执行管理。依法加强税收征管，强化非税收入管理，建立规范的收入管理体系。完善各单位部门预算执行管理制度，健全预算支出责任制度，提高预算支出执行的均衡性和效率。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等制度改革。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完整规范的预算公开机制。在完善预算编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公开范围，细化公开内容。结合修订预算法，明确预算公开的原则和主体，完善预算信息披露制度，强化预算公开责任制度，加快预算公开的法制化、规范化进程。

最后，我们要推进税制改革，完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税收制度，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公平税收负担，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强化税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在实施和完善消费型增值税的基础上，结合增值税立法，稳步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相应调减营业税等税收，从制度上解决货物与劳务税收政策不统一问题，逐步消除重复征税，促进服务业发展。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充分发挥消费税促进节能减排和引导理性消费的作用。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度，鼓励科技创新。全面改革资源税，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开征环境保护税，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充分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逐步建立健全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完善消费税制度，进一步发挥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按照强化税收、规范收费的原则，继续推进费改税，研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完善财产税制度。按照适当提高社会保障统筹级次的要求，健全社会保障筹资机制。逐步健全地方税体系。在统一税政的前提下，赋予省级政府适当税政管理权限，培育地方支柱税源。中央集中管理中央税、共享税的立法权、税种开征停征权、税目税率调整权、减免税权等，以维

护国家的整体利益。对于一般地方税税种，在中央统一立法的基础上，赋予省级人民政府税目税率调整权、减免税权，并允许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实施细则或具体实施办法。

这样，在“十二五”期间，我们就能更好地完成“十二五”规划的任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基础，使我国在新世纪发展的道路上能走得更远更好，成为未来的世界强国。

第三篇：财税体制改革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详解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着力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问：此次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现代财政制度的内涵是什么？

答：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就是健全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科学的可持续的财政制度。

总体来讲，体系上要统一规范，即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公平统一、调节有力的税收制度，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功能上要适应科学发展需要，更好地发挥财政稳定经济、提供公共服务、调节分配、保护环境、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职能；机制上要符合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包括权责对等、有效制衡、运行高效、可问责、可持续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改革时间表明确２０２０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有没有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答：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着眼全面深化改革全局，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三大任务，有序有力有效推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4年6月30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方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应当重点推进3个方面的改革：

一、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强化预算约束、规范政府行为、实现有效监督，加快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

二、深化税收制度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收功能、稳定宏观税负、推进依法治税，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充分发挥税收筹集财政收入、调节分配、促进结构优化的职能作用；

三、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在保持中央和地方收入格局大体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促进权力和责任、办事和花钱相统一，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统一完整、法治规范、公开透明、运行高效，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可持续的现代财政制度。

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原则是什么？

答：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的６句话、24个字展开： 一是完善立法。树立法治理念，依法理财，将财政运行全面纳入法制化轨道。

二是明确事权。合理调整并明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促进各级政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尽其能。三是改革税制。优化税制结构，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完善地方税体系，坚持清费立税，强化税收筹集财政收入主渠道作用。改进税收征管体制。

四是稳定税负。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保持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基本稳定，合理控制税收负担。

五是透明预算。逐步实施全面规范的预算公开制度，推进民主理财，建设阳光政府、法治政府。

六是提高效率。推进科学理财和预算绩效管理，健全运行机制和监督制度，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预算改革瞄准“七项任务”

问：下一步将从哪些方面改进预算管理制度？

答：现代预算制度是现代财政制度的基础，改进预算管理制度主要从七方面推进：以推进预算公开为核心，建立透明预算制度；完善政府预算体系，研究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改进预算控制方式，建立跨预算平衡机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强预算执行管理；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全面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问：为何把建立透明预算制度放在预算改革首位？ 答：预算公开本质上是政府行为的透明，是建设阳光政府、责任政府的需要，也是依法行政、防范财政风险的需要。我们常说，财政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让群众能看懂、社会能监督？提高透明度是最有效的途径。

目前，推进预决算公开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下一步围绕建立透明预算制度，要完善全口径预算，增强预算的完整性，并推进一般公共财政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之间的统筹；进一步细化政府预决算公开内容、扩大部门预决算公开范围和内容，除涉密信息外，中央和地方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均应公开本部门预决算。

问：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已经启动，下一步规范地方债管理方向是什么？

答：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还将继续扩大，同时要做好两项基础性工作。一是推行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即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向社会公开政府家底；二是建立健全考核问责机制，探索建立地方政府信用评级制度，倒逼政府珍惜自己的信誉，自觉规范举债行为。

目前我国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有的地方也存在一定风险隐患，全面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是当前一项重要任务。改革总的要求是，疏堵结合，开明渠、堵暗道，加快建立规范合理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

问：这次深化改革在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方面有些什么考虑？

答：我国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尤其是区域优惠政策过多，已出台实施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约50项，几乎囊括了全国所有省（区、市）。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和财税部门执法不严或者出台“土政策”，通过税收返还等方式变相减免税收，侵蚀税基、转移利润，制造税收“洼地”，不利于实现结构优化和社会公平，影响了公平竞争和统一市场环境建设，不符合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

今后，除专门的税收法律、法规外，起草其他法律、法规、发展规划和区域政策都不得突破国家统一财税制度、规定税收优惠政策；未经国务院批准，不能对企业规定财政优惠政策。清理规范各类税收优惠政策，违反法律法规的一律停止执行；没有法律法规障碍且具有推广价值的，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有明确时限的到期停止执行，未明确时限的设定政策终结时间点。建立税收优惠政策备案审查、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加强考核问责，严惩违法违规行为。

六大税种引领税制改革

问：下一步税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答：完善税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改革重点锁定六大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环境保护税、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

增值税改革目标是按照税收中性原则，建立规范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下一步营改增范围将逐步扩大到生活服务业、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等各个领域，“十二五”全面完成营改增改革目标，相应废止营业税制度，适时完成增值税立法。

完善消费税制度。调整征收范围，优化税率结构，改进征收环节，增强消费税的调节功能。

加快煤炭资源税改革。推进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逐步将资源税扩展到水流、森林、草原、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建立环境保护税制度。按照重在调控、清费立税、循序渐进、合理负担、便利征管的原则，将现行排污收费改为环境保护税，进一步发挥税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促进作用。

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由人大常委会牵头，加强调研，立法先行，扎实推进。探索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抓紧修订《税收征管法》等。明确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

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如何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答：政府间事权划分是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重要制度安排。从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看，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是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的前提。目前我国中央财政的集中程度并不高，国际上英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中央财政收入比重都在70%以上，美国常规年份也在65%左右。

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主要是在保持中央与地方收入格局大体不变的前提下，合理调整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遵循公平、便利、效率等原则，考虑税种属性和功能，将收入波动较大、具有较强再分配作用、税基分布不均衡、税基流动性较大的税种划为中央税，或中央分成比例多一些；将地方掌握信息比较充分、对本地资源配置影响较大、税基相对稳定的税种，划为地方税，或地方分成比例多一些。收入划分调整后，地方形成的财力缺口由中央财政通过税收返还方式解决。

此外，合理划分各级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要充分考虑公共事项的受益范围、信息的复杂性和不对称性以及地方的自主性、积极性。根据这样的原则，将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的事项集中到中央，减少委托事务，通过统一管理，提高全国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将区域性公共服务明确为地方事权；明确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在明晰事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中央可运用转移支付机制将部分事权的支出责任委托地方承担。

中国准则

中国自1987年在中国会计学会年会上，成立了七个研究组，其中一个就是“会计原则和会计基本理论研究组”。该组织曾先后于1989年起开始研究和探索会计准则的制定工作。于1989年1月及1991年1月召开了二次研讨会，分别讨论了会计准则和物价变动与外币业务会计两个专题。

1989年1月，这个研究组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制定中国会计准则的必要性、会计准则的性质和内容、会计原则与现行统一会计制度的关系、研究和制定会计准则的思路等问题，会后提出了《工作程序》、《形成会计原则说明和研究报告的程序》等一系列文件，并更名为“会计基本理论和会计准则研究组”。研究组以合适的形式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成果，并向财政部有关部门提出建设性建议。

财政部会计事务管理司也于1988年10月建立了会计准则课题组。课题组在1989年3月提出了《关于拟定中国会计准则的初步设想(讨论稿)》和《关于拟定中国会计准则需要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征求意见稿)》，并在全国会计工作会议上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准则(草案)提纲(讨论稿)》。

1991年11月26日财政部下发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基本准则)(草案)的通知》，向全国广泛征求意见；在1992年7月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讨论后，1992年11月30日以部长令形式正式发布了建国以来中国第l号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并决定自1993年7月1日起在全国正式实施。

从1992年《企业会计准则》发布以后，财政部即着手草拟制定具体会计准则，为保证准则质量，分别成立了国外、国内两个咨询专家组和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1996年完成了30多个具体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分四辑印发各地征求意见。到2001年先后修订、颁发了16项具体会计准则。

2006年2月15日颁发38项具体准则形成企业会计准则体系。这些具体准则的制定颁布和实施，规范了中国会计实务的核算，大大改善了中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和企业财务状况的透明度，为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国际间经济技术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4年1月至7月，财政部陆续发布/新增了八项企业会计准则，要求于2014年7月1日开始实施。其中新增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最新准则

一、《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

二、《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

三、《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

四、《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

五、《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六、《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七、《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

八、《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

1993年发布、1999年、2000、2014

第四篇：财税体制改革

财税体制改革

判断

1.地方财政造假行为的背后有体制机制的问题。

YN

2.我们无需提高税种的法律级次。Y

N

3.明确事权应该贯穿法治理念。

YN

4.财政可以作为经济杠杆，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

YN

5.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唯一支柱。Y

N

6.财政改革仅仅是经济改革中的一个小的环节。Y

N

7.收入预算具有很大的确定性。

Y

N

8.财政可以促进社会公平。

YN

9.先进的国家就是指经济现代化的国家。Y

N

10.要完成财税改革就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YN

单选

1.征收（）可以避免营业税的重复征收。

A)增值税B)环境税

C)资源税

D)个人所得税

2.我国的分税制改革是从（）开始的。

A)2000年

B)1998年

C)1996年

D)1994年

3.国家的权力是（）赋予的。

A)社会

B)历史

C)军队

D)人民

4.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应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A)重要

B)主要

C)基础性

D)决定性

5.如果不考虑情况的变化，单纯地强调完成收入任务那就会带来所谓的（）。

A)逆周期问题

B)顺周期问题C)循环周期问题

D)以上选项都不正确

6.（）可以解决顺周期问题，避免政府预算在执行过程对经济波动产生的负面作用。

A)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

B)完善税收制度

C)统一税制

D)建立跨预算平衡机制

7.从理论渊源上看，我们过去对于财政的认识与（）有关。

A)凯恩斯主义B)马克思主义

C)无政府主义

D)马太效应

8.联邦制国家中的中央政府和州政府之间是（）。

A)上级与下级关系

B)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C)“兄弟关系”

D)以上选项都不正确

9.在城乡分制的体制下，教育资源主要向（）倾斜。

A)农村

B)城市C)东部

D)西部

10.我国实行的是（）治理架构。

A)两级B)三级

C)四级

D)单级

多选

1.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要求（）。

A)改进预算管理制度B)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C)完善税收制度 D)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2.事权的要素包括（）。

A)决策权

B)执行权

C)支出责任

D)监督权3.预算审查包括（）等方面。

A)收入

B)支出

C)平衡

D)差额

4.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科学的财税体制是（）的制度保障。

A)优化资源配置

B)维护市场统一

C)促进社会公平D)实现国家长治久安5.宏观调控的手段包括（）。

A)经济手段

B)法律手段

C)行政手段

D)文化手段

6.改革税收制度要求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把（）纳入征收范围。

A)高耗能产品

B)高污染产品

C)所有消费品

D)部分高档消费品

第五篇：中国财税体制改革

中国财税体制改革(2009-10-22 02:09:26)

标签：杂谈财政就是一种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分配体系，我国这样一个财政分配体系大致的演变轨迹是在建国之前，革命根据地就有我们财政，从适应战时要求供给型的财政，在建国之后一五时期转入生产建设的财政，改革开放以后在八十年代中央书记处提出财政转型的问题，当时提到概念转为经营管理型财政，意图非常积极的，希望财政能够摆脱传统体制下简单给计划部门做出纳的角色，而正面的发挥自己的分配功能，做好统筹协调的管理。在八十年代这样具体的要求在工作里面如何处理好并没有得到比较现实的解决方案，到了九十年代提出了振兴财政，是针对着财政方面积累的大量矛盾和问题，以及财政年年赤字的困难，一直到1998年在整个财政转型的方面，树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要建立公共财政框架，这跟市场经济新体制是相配套的财政转型基本导向和大思路。

财政在传统体制下六十年代后稳定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体制安排。改革开放以后，在推动了农村区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和沿海特区进行政策倾斜的实验同时，自上而下的宏观层面的改革要提到就是实行分灶吃饭，当时国民经济不可能进行停车检修大爆炸式的改革办法，只能从分配角度实行分权，中央向地方放权拉开一个后续一系列改革可能去探索，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空间，分灶吃饭在运行十几年以后，个人形式的包干制不能适应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的要求，替代的思路就是在1994年实行的财税配套改革，走上了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中国税制从改革开放之后，从改革开放前分化改革，到多层次复合税。

中央和省以下分税制有四级，不仅欠发达地区，即使发达地区也很难形成税基的制度安排相对清晰的情况。一般演变成一地一率，讨价还价，复杂易变，五花八门的分层制包干制，越到基层越倾向包干制办法处理体制问题。在1994年以后省以下分税分级不能到位的情况下，县乡两级财政困难越来越引起各方面关注，基层财政的困难是中国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间，制度有效供给不足，在理财系统里面特定环节上集中反映。分税制是增强事权财权的呼应性，处理政府企业，中央和地方两大基本关系，但是省一下没有取得分税制的进展，造成基层任何一件事情做不到位都可能一票否决，而财权重心是上移的，中央要提高比重是有它的道理，省和市在地方地方高端也是提高手中财权，自然而然，县乡两级所掌握的财力在整个财力的份额越来越降低的，这样出现了事权和财权不相适应的困难，但是就事论事的说环节财政困难，现在看来没有出路，不可能简单的在转移支付方面增加一些力度，在管理方面提高水平，就可以使县乡财政办法解决，治标的办法前几年一直在采用，但是更重要寻求一个治本之路，研究上提出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要顺应市场经济进一步的完善，在中国把财政层级扁平化，省以下四个层级能不能通过乡财县管，和省管县的改革试验，实行扁平化与实制性分税的前景。从原来没有出路可能转为柳暗花明、豁然开朗，这样扁平化实验地方上有很多令人鼓舞的进展，比如乡财县管，这在安徽农村税费改革最早起动的省份，以后根据实际情况，在全省推行乡财县管，这实际的逻辑就不再把乡镇作为财政的实体层级建设，而把乡镇财政看成县管的下级单位。另外省管县，浙江有很多省管县的经验。我们得到的信息，比如湖北于振生同志在那有高度的改革思路，被称为湖北新政，他是在乡财县管，省管县两个层面同时推行，现在湖北除了武汉郊区和恩施自治州特殊，其他都按两个层级来搭建财政体制，探索省以下财政体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