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战略定位

第一篇：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战略定位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战略定位（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2014年06月09日 17:30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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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勇

《 人民日报 》（2014年06月09日 07 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新的理念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作了系统部署。这些部署对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既是继承，也是发展。鉴于改革的思路已经有所调整，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放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在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中加以定位，全面评估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意义，非常重要。

财政与财税体制：在国家治理层面寻求定位

对于财政和财税体制，以往无论学术界的研究语言，还是实践层的工作用语，基本上是将其作为经济范畴来运用，在经济生活领域内寻求定位。比如，在说到财政的时候，我们通常将其界定为政府的收支或政府的收支活动。再如，当说到财税体制功能及其作用的时候，我们通常将其概括为优化资源配置、调节收入分配和促进经济稳定。《决定》则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对财政、财税体制作了全新的解释。

对于财政，《决定》作出的界定是：“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基础”和“重要支柱”，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由“政府的收支或政府的收支活动”到“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是在充分认识财政功能及其作用的基础上，从更高层次和更广范围对财政功能及其作用的全新定位。从国家治理的总体角度定位财政，至少说明财政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而是一个事关国家治理和整个经济社会事务，牵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基本要素。随着与国家治理相对接并以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为定位，财政被赋予了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履行职能以至发挥支撑作用的重大使命。

财政功能与作用的全新定位如此，财税体制自然也要与国家治理体系相对接，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寻求定位。《决定》指出，“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由“优化资源配置、调节收入分配和促进经济稳定”到“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绝非仅仅是功能和作用概括上的数量添加，而是从国家治理体系的角度对财税体制功能与作用的提升和拓展，说明财税体制实质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上述定位已经跃出经济生活领域，而延伸至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在内的所有领域，而且财税体制所具有的功能和所发挥的作用是支撑性的，作为一个必然结果，财税体制就具有了更大的作用潜力和更广的作为空间。

财税体制改革：对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对于财税体制改革，以往我们多是将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相对接的。以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为例，《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将分税制改革的意义归结为“分税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国务院批转国家税务总局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将工商税制改革的目的归结为“为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税制体系；《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组建在各地的直属税务机构和地方税务局实施意见的通知》将两套税务机构分设的意义归结为“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等等。正因为如此，对于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我们的表述一直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税体制基本框架。今天，随着财政与财税体制定位的变化，对于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决定》给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解释。

与以往的历次重大改革部署有所不同，《决定》所部署的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领域的改革，而是全面的改革、涉及所有领域的改革。习近平同志指出，“这项工程极为宏大，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于是，从总体角度布局改革、提出一个统领所有领域改革的总目标，便成为必然之举。

《决定》作出的概括是令人振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被定位于统领所有领域的改革总目标，能否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便成为关系这场全面深化改革战役胜负的关键。

因此，不仅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获得了全新的定位，而且财税体制的功能和作用在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后也将获得极大的提升和拓展。这些都是为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而做的准备。这意味着，与以往主要聚焦于经济体制改革而定位财税体制改革的思维有所不同，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对接与匹配的。

进一步看，能够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财政和财税体制，也应当是基于全新的理念和思维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从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出发，从财税体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发挥更大作用出发，构建顺应历史规律、切合时代潮流、代表发展方向的现代财政制度，应当也必须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立足点。因此，《决定》在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目标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相对接的同时，第一次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标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

用心体会现代财政制度中“现代”二字所蕴含的深刻含义，并注意到现代财政制度与现代国家治理之间的内在联系，不难理出如下逻辑线索：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是坚实而强大的国家财政，构筑坚实而强大的财政基础和财政支柱要依托于科学的财税体制，科学的财税体制又要建立在现代财政制度的基础上。于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科学的财税体制” →“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便成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十分明确而清晰的“路线图”。

说到这里，可以对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作如下表述：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现代财政制度。

财税体制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将这样一幅“路线图”置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可以看出，在很大程度上，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已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以财税体制改革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并非始于今日，而是始自改革之初。追溯一下我国的改革历程可以发现，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30多年的改革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放权让利。大致覆盖从1978年至1993年的15年时间。所谓“放权”，是指政府放权。在当时，政府能够且真正放出的“权”，主要是财税上的管理权。所谓“让利”，也是指政府让利。在当时，政府能够且真正让出的“利”，主要是税收和国有企业上交的利润，也就是减少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占的份额。正是通过财税上的“放权让利”并以此铺路搭桥，我们才能从分配领域入手，实现各项改革举措的顺利出台和整体改革的平稳推进。

第二阶段，制度创新。大致可以覆盖从1994年至2013年的20年时间。从放权让利迈上制度创新轨道的转折点是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其基本着眼点就在于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税体制为突破口和主线索，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支撑。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由于打下了1994年财税改革的制度创新基础，才有了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以及持续20年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第三阶段，全面深化。就是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为契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开的以全面深化为基本特点的新一轮改革。这一轮改革全面覆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以及党的建设制度等所有领域。于是，在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定位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背景下，作为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财政自然要继续充当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匹配国家治理体系，从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税体制基本框架到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现代财政制度，我国财税体制改革战略实现了重大转型。把改革蓝图一一落到实处，我国财税体制建设就会迈上一个新的更高平台，更好地对全面深化改革发挥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

第二篇：财税体制改革

摘要：

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是中国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十二五’期间改革的重点。未来许多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财税体制改革是一个前提。所以,没有财税体制的改革,就没有中国改革的未来,也很难建设成一个公平、正义、善治的现代国家。因此，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健全公共财政体系，为推动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提供体制保障，努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贡献。

关键字：财税体制改革十二五

随着“十一五”规划的顺利完成，我们迎来了我们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十二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十二五”时期，我们将按照“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要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立足点，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在合理界定事权基础上，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建立并不断完善科学完整、结构优化、有机衔接、公开透明的政府预算体系，全面反映政府收支总量、结构和管理活动；完善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税种，财产税、环境资源税及其他特定目的税相协调，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调节的复合税制体系，充分发挥税收筹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渠道作用和调控经济、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财税体制改革作为“十二五”规划重点中的重点，我们更加应该予以重视和完善，所以新世纪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应着重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完善财政体制。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做好健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相关工作。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方式改革。二是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公共财政预算，细化政府性基金预算，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并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继续试编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全面取消预算外资金，将所有政府性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深入推进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等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研究推进政府会计改革，探索试编政府资产负债表。继续推进预算公开，进一步提高透明度。三是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在一些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推行增值税改革试点，相应调减营业税，从制度上逐步解决货物与劳务税收政策不统一的问题。完善消费税制度，将部分容易产生环境污染、大量消耗资源的产品以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健全个人所得税制度，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合理调整税率结构，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强化对高收入的调节。进一步推进资源税改革。按照“正税清费”的原则，清理政府非税收入，提高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

然而在“十二五”时期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我们不但要做到以上三方面，而且还要加快改革攻坚步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根据《建议》精神，结合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认真总结以往财税改革的经验。所以“十二五”时期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要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立足点，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我们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明确方向，服务大局。把科学发展观切实贯穿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全过程，进一步健全公共财政体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发展，为推动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提供体制保障，努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二是整体设计，协调联动。妥善处理政府与纳税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财政与金融、财政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关系，统一规划，全面设计，综合配套，协调推进，加强各项财税改革之间以及财税改革与其他改革之间的协调配合，形成改革合力。三是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既抓住机遇，突出重点，加大改革力度；又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精心谋划，远近结合，分步实施，成熟一项推出一项，确保改革平稳有序进行。

而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完善财政体制。所以在合理界定事权的基础上，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健全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提高预算完整性和透明度。建立并不断完善科学完整、结构优化、有机衔接、公开透明的政府预算体系，全面反映政府收支总量、结构和管理活动。健全预算编制和执行管理制度，强化预算管理，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健全税收制度。完善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税种，财产税、环境资源税及其他特定目的税相协调，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调节的复合税制体系，充分发挥税收筹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渠道作用和调控经济、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作用。

同时在“十二五”时期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同时，我们也应该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在保持分税制财政体制框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明确政府和市场作用边界的基础上，按照法律规定、受益范围、成本效率、基层优先等原则，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并逐步通过法律形式予以明确。同时，结合推进税制改革，按照税种属性和经济效率等基本原则，研究进一步理顺政府间收入划分，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并且完善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科学设置、合理搭配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发挥好各自的作用。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优先弥补禁止和限制开发区域的收支缺口，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分类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并从

监管制度、技术操作等方面着手，进一步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规范省以下财政收入和政府支出责任划分，将部分适合更高一级政府承担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上移。强化省级政府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础建设，加快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把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满足县级基本财力保障需要，实现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为目标，在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支持力度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和完善奖补机制，力争在“十二五”前三年基本建立起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十二五”后期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我们也需要完善预算编制和执行管理制度，提高预算完整性和透明度。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健全公共财政预算，提高公共财政收入质量，增加公共服务领域投入，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强化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提高基金预算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政策，扩大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行范围，加快推动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规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扩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报范围。取消预算外资金，将所有政府性收入纳入预算管理。健全预算管理制度。深化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完善支出标准体系，加强项目库建设，夯实预算编制的基础。继续规范预算编制程序，细化预算内容。建立完善预算编制与预算执行、结余结转资金管理和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有机结合的制度。进一步增强地方预算编制的完整性。加强预算执行管理。依法加强税收征管，强化非税收入管理，建立规范的收入管理体系。完善各单位部门预算执行管理制度，健全预算支出责任制度，提高预算支出执行的均衡性和效率。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等制度改革。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完整规范的预算公开机制。在完善预算编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公开范围，细化公开内容。结合修订预算法，明确预算公开的原则和主体，完善预算信息披露制度，强化预算公开责任制度，加快预算公开的法制化、规范化进程。

最后，我们要推进税制改革，完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税收制度，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公平税收负担，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强化税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在实施和完善消费型增值税的基础上，结合增值税立法，稳步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相应调减营业税等税收，从制度上解决货物与劳务税收政策不统一问题，逐步消除重复征税，促进服务业发展。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充分发挥消费税促进节能减排和引导理性消费的作用。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度，鼓励科技创新。全面改革资源税，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开征环境保护税，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充分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逐步建立健全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完善消费税制度，进一步发挥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按照强化税收、规范收费的原则，继续推进费改税，研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完善财产税制度。按照适当提高社会保障统筹级次的要求，健全社会保障筹资机制。逐步健全地方税体系。在统一税政的前提下，赋予省级政府适当税政管理权限，培育地方支柱税源。中央集中管理中央税、共享税的立法权、税种开征停征权、税目税率调整权、减免税权等，以维

护国家的整体利益。对于一般地方税税种，在中央统一立法的基础上，赋予省级人民政府税目税率调整权、减免税权，并允许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实施细则或具体实施办法。

这样，在“十二五”期间，我们就能更好地完成“十二五”规划的任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基础，使我国在新世纪发展的道路上能走得更远更好，成为未来的世界强国。

第三篇：财税体制改革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详解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着力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问：此次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现代财政制度的内涵是什么？

答：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就是健全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科学的可持续的财政制度。

总体来讲，体系上要统一规范，即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公平统一、调节有力的税收制度，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功能上要适应科学发展需要，更好地发挥财政稳定经济、提供公共服务、调节分配、保护环境、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职能；机制上要符合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包括权责对等、有效制衡、运行高效、可问责、可持续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改革时间表明确２０２０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有没有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答：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着眼全面深化改革全局，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三大任务，有序有力有效推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4年6月30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方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应当重点推进3个方面的改革：

一、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强化预算约束、规范政府行为、实现有效监督，加快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

二、深化税收制度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收功能、稳定宏观税负、推进依法治税，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充分发挥税收筹集财政收入、调节分配、促进结构优化的职能作用；

三、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在保持中央和地方收入格局大体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促进权力和责任、办事和花钱相统一，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统一完整、法治规范、公开透明、运行高效，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可持续的现代财政制度。

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原则是什么？

答：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的６句话、24个字展开： 一是完善立法。树立法治理念，依法理财，将财政运行全面纳入法制化轨道。

二是明确事权。合理调整并明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促进各级政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尽其能。三是改革税制。优化税制结构，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完善地方税体系，坚持清费立税，强化税收筹集财政收入主渠道作用。改进税收征管体制。

四是稳定税负。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保持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基本稳定，合理控制税收负担。

五是透明预算。逐步实施全面规范的预算公开制度，推进民主理财，建设阳光政府、法治政府。

六是提高效率。推进科学理财和预算绩效管理，健全运行机制和监督制度，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预算改革瞄准“七项任务”

问：下一步将从哪些方面改进预算管理制度？

答：现代预算制度是现代财政制度的基础，改进预算管理制度主要从七方面推进：以推进预算公开为核心，建立透明预算制度；完善政府预算体系，研究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改进预算控制方式，建立跨预算平衡机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强预算执行管理；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全面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问：为何把建立透明预算制度放在预算改革首位？ 答：预算公开本质上是政府行为的透明，是建设阳光政府、责任政府的需要，也是依法行政、防范财政风险的需要。我们常说，财政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让群众能看懂、社会能监督？提高透明度是最有效的途径。

目前，推进预决算公开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下一步围绕建立透明预算制度，要完善全口径预算，增强预算的完整性，并推进一般公共财政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之间的统筹；进一步细化政府预决算公开内容、扩大部门预决算公开范围和内容，除涉密信息外，中央和地方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均应公开本部门预决算。

问：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已经启动，下一步规范地方债管理方向是什么？

答：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还将继续扩大，同时要做好两项基础性工作。一是推行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即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向社会公开政府家底；二是建立健全考核问责机制，探索建立地方政府信用评级制度，倒逼政府珍惜自己的信誉，自觉规范举债行为。

目前我国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有的地方也存在一定风险隐患，全面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是当前一项重要任务。改革总的要求是，疏堵结合，开明渠、堵暗道，加快建立规范合理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

问：这次深化改革在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方面有些什么考虑？

答：我国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尤其是区域优惠政策过多，已出台实施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约50项，几乎囊括了全国所有省（区、市）。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和财税部门执法不严或者出台“土政策”，通过税收返还等方式变相减免税收，侵蚀税基、转移利润，制造税收“洼地”，不利于实现结构优化和社会公平，影响了公平竞争和统一市场环境建设，不符合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

今后，除专门的税收法律、法规外，起草其他法律、法规、发展规划和区域政策都不得突破国家统一财税制度、规定税收优惠政策；未经国务院批准，不能对企业规定财政优惠政策。清理规范各类税收优惠政策，违反法律法规的一律停止执行；没有法律法规障碍且具有推广价值的，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有明确时限的到期停止执行，未明确时限的设定政策终结时间点。建立税收优惠政策备案审查、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加强考核问责，严惩违法违规行为。

六大税种引领税制改革

问：下一步税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答：完善税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改革重点锁定六大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环境保护税、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

增值税改革目标是按照税收中性原则，建立规范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下一步营改增范围将逐步扩大到生活服务业、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等各个领域，“十二五”全面完成营改增改革目标，相应废止营业税制度，适时完成增值税立法。

完善消费税制度。调整征收范围，优化税率结构，改进征收环节，增强消费税的调节功能。

加快煤炭资源税改革。推进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逐步将资源税扩展到水流、森林、草原、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建立环境保护税制度。按照重在调控、清费立税、循序渐进、合理负担、便利征管的原则，将现行排污收费改为环境保护税，进一步发挥税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促进作用。

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由人大常委会牵头，加强调研，立法先行，扎实推进。探索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抓紧修订《税收征管法》等。明确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

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如何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答：政府间事权划分是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重要制度安排。从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看，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是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的前提。目前我国中央财政的集中程度并不高，国际上英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中央财政收入比重都在70%以上，美国常规年份也在65%左右。

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主要是在保持中央与地方收入格局大体不变的前提下，合理调整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遵循公平、便利、效率等原则，考虑税种属性和功能，将收入波动较大、具有较强再分配作用、税基分布不均衡、税基流动性较大的税种划为中央税，或中央分成比例多一些；将地方掌握信息比较充分、对本地资源配置影响较大、税基相对稳定的税种，划为地方税，或地方分成比例多一些。收入划分调整后，地方形成的财力缺口由中央财政通过税收返还方式解决。

此外，合理划分各级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要充分考虑公共事项的受益范围、信息的复杂性和不对称性以及地方的自主性、积极性。根据这样的原则，将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的事项集中到中央，减少委托事务，通过统一管理，提高全国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将区域性公共服务明确为地方事权；明确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在明晰事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中央可运用转移支付机制将部分事权的支出责任委托地方承担。

中国准则

中国自1987年在中国会计学会年会上，成立了七个研究组，其中一个就是“会计原则和会计基本理论研究组”。该组织曾先后于1989年起开始研究和探索会计准则的制定工作。于1989年1月及1991年1月召开了二次研讨会，分别讨论了会计准则和物价变动与外币业务会计两个专题。

1989年1月，这个研究组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制定中国会计准则的必要性、会计准则的性质和内容、会计原则与现行统一会计制度的关系、研究和制定会计准则的思路等问题，会后提出了《工作程序》、《形成会计原则说明和研究报告的程序》等一系列文件，并更名为“会计基本理论和会计准则研究组”。研究组以合适的形式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成果，并向财政部有关部门提出建设性建议。

财政部会计事务管理司也于1988年10月建立了会计准则课题组。课题组在1989年3月提出了《关于拟定中国会计准则的初步设想(讨论稿)》和《关于拟定中国会计准则需要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征求意见稿)》，并在全国会计工作会议上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准则(草案)提纲(讨论稿)》。

1991年11月26日财政部下发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基本准则)(草案)的通知》，向全国广泛征求意见；在1992年7月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讨论后，1992年11月30日以部长令形式正式发布了建国以来中国第l号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并决定自1993年7月1日起在全国正式实施。

从1992年《企业会计准则》发布以后，财政部即着手草拟制定具体会计准则，为保证准则质量，分别成立了国外、国内两个咨询专家组和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1996年完成了30多个具体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分四辑印发各地征求意见。到2001年先后修订、颁发了16项具体会计准则。

2006年2月15日颁发38项具体准则形成企业会计准则体系。这些具体准则的制定颁布和实施，规范了中国会计实务的核算，大大改善了中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和企业财务状况的透明度，为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国际间经济技术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4年1月至7月，财政部陆续发布/新增了八项企业会计准则，要求于2014年7月1日开始实施。其中新增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最新准则

一、《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

二、《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

三、《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

四、《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

五、《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六、《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七、《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

八、《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

1993年发布、1999年、2000、2014

第四篇：财税体制改革

财税体制改革

判断

1.地方财政造假行为的背后有体制机制的问题。

YN

2.我们无需提高税种的法律级次。Y

N

3.明确事权应该贯穿法治理念。

YN

4.财政可以作为经济杠杆，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

YN

5.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唯一支柱。Y

N

6.财政改革仅仅是经济改革中的一个小的环节。Y

N

7.收入预算具有很大的确定性。

Y

N

8.财政可以促进社会公平。

YN

9.先进的国家就是指经济现代化的国家。Y

N

10.要完成财税改革就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YN

单选

1.征收（）可以避免营业税的重复征收。

A)增值税B)环境税

C)资源税

D)个人所得税

2.我国的分税制改革是从（）开始的。

A)2000年

B)1998年

C)1996年

D)1994年

3.国家的权力是（）赋予的。

A)社会

B)历史

C)军队

D)人民

4.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应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A)重要

B)主要

C)基础性

D)决定性

5.如果不考虑情况的变化，单纯地强调完成收入任务那就会带来所谓的（）。

A)逆周期问题

B)顺周期问题C)循环周期问题

D)以上选项都不正确

6.（）可以解决顺周期问题，避免政府预算在执行过程对经济波动产生的负面作用。

A)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

B)完善税收制度

C)统一税制

D)建立跨预算平衡机制

7.从理论渊源上看，我们过去对于财政的认识与（）有关。

A)凯恩斯主义B)马克思主义

C)无政府主义

D)马太效应

8.联邦制国家中的中央政府和州政府之间是（）。

A)上级与下级关系

B)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C)“兄弟关系”

D)以上选项都不正确

9.在城乡分制的体制下，教育资源主要向（）倾斜。

A)农村

B)城市C)东部

D)西部

10.我国实行的是（）治理架构。

A)两级B)三级

C)四级

D)单级

多选

1.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要求（）。

A)改进预算管理制度B)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C)完善税收制度 D)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2.事权的要素包括（）。

A)决策权

B)执行权

C)支出责任

D)监督权3.预算审查包括（）等方面。

A)收入

B)支出

C)平衡

D)差额

4.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科学的财税体制是（）的制度保障。

A)优化资源配置

B)维护市场统一

C)促进社会公平D)实现国家长治久安5.宏观调控的手段包括（）。

A)经济手段

B)法律手段

C)行政手段

D)文化手段

6.改革税收制度要求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把（）纳入征收范围。

A)高耗能产品

B)高污染产品

C)所有消费品

D)部分高档消费品

第五篇：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央和地方关系再磨合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央和地方关系再磨合

统一后的税务机构，既要保障中央的财税收入，又要积极引导地方经济发展。

中国的财税改革史上，几乎每一次税收征管的改革，都是一次中央和地方财权的博弈。

“如果说税制改革是机械变化，各个零件安好，能够灵活运转就行，那么财政改革就是化学变化，收支平衡是第一位的，收入的增减反在其次。”中国财税博物馆首任馆长、原浙江省财政厅厅长兼地税局局长翁礼华用一个生动的比方，解释了财政和税制改革的关联和异同。

近几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彭森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工作的会上几乎每年都提税改的问题。他认为，应该加快推进中央和地方事权财权的划分，特别是转移支付制度亟须改革。

中央与地方的艰难谈判

在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中国的财政体制总体上实行“统收统支”的体制，辅有短期实行过的收支挂钩和收入分成型的财政体制。这种财政体制将全国的绝大部分财力集中在中央，由中央统一核拨各级政府的开支。

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起推动财政上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改革，开始实行包干制。税收由地方负责征缴，超过收入基数的增量部分，按一定比例上缴中央财政。

大包干体制对激发地方和企业的活力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中央对地方的各类包干体制，实际结果是“包死了”中央财政。富裕地区有税源但不愿多收，因为如果多收，超过部分就要与中央分成。一些地方通过各种减免企业税收、虚报亏损等机制截留中央税款的现象频频出现，致使中央财力不足。

1993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F基在全国财政会议上首提分税制改革的想法。

根据改革设想，在税制改革的基础上，将所有税收按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而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增强财政的再分配能力和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具体要求是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

地方财权显然受到影响，改革阻力可想而知。1993年9月，朱?F基带领国家体改办、财政部、国税总局及银行的60多位干部，在两个月时间内，一行走访了13个省、市、自治区，和地方进行谈判，过程异常艰辛，特别是在收入划分和基期年的确定这两个主要利益参数上，最终达成共识。

财权和事权不对称问题

1994年，务院决定省及省以下税务局分设为国税局和地税局。1994年正式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规定，与收入划分办法相配套，建立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税。在税收分成上，设定全国统一的税收分成规则。在征管体制上，分设为国税系统和地税系统。

改革后的分税制取得了良好的运行效果。中国财政部网站数据显示，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1995年的10.7%触底后开始出现持续稳定增长态势，中央财政收入的地位则从1993年的22%迅速提升至1994年的55.7%。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认为，分税制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一是央地间的财政关系趋向规范。地方收支缺口由中央通过税收返还等转移支付填补，财力分配上体现为“先中央后地方”，根本改变了过去的“先地方后中央”的做法，有助于形成更为合理的财政平衡体系。二是切实提高了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三是有利于发挥国税系统专业征管能力，同时提高地方税务系统的业务能力和执法水平。

然而，分税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由于财权上移，而事权不变，地方财政开始捉襟见肘，越到基层，财权和事权不对称的问题越是突出。具体而言，在中央将各省的部分财力上收时，各省也上行下效，将地市政府的财力上收，地市一级则将县乡财力上收。结果就是大大削弱了处于低层的县乡一级财力，基层财政越来越捉襟见肘。

数据显示，地方财政自给能力由1993年的102%下降至2006年的61%。2005年全国赤字县、市达556个，赤字面27.5%，赤字额127.4亿元。

为了确保基层财政稳定，浙江省财政厅决定从实际出发，继续实行扁平化的省直管县体制，以减省中间层级，避免其中的“雁过拔毛”问题。后来，时任国家体改办兼专题办主任的刘仲藜作了一个调研报告，肯定了浙江的省直管县的做法，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浙江的做法这才真正得到认可。

“中央请客地方买单”

进入新世纪后，出于新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需要，国家税务总局对中央财政集中和地方税务指导的需求增强，新经济环境对税务机构的办事程序和业务效率提出更高要求，原国地税系统分设制度遭遇了现实发展瓶颈。

中央财经大学税收教育研究所所长贾绍华表示，分税制在当今的经济形势下暴露出三大体制问题，即税收管辖权不清、收入划分比例不合理和机构设置重复，突出表现为央地财事权错配引发的地方税收乱象。由于地方的财权从1993年的78%下降到目前的55%左右，但事权却从1993年的72%先降后升至现在的85%左右，财事权力不匹配带来30%左右的支出缺额，而地方只能依赖于中央的转移支付。

由于中央的转移支付是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划拨，地方若认为划拨额度不能满足当地需求，就极易出现另辟蹊径获取财源的做法。近年来中央多次强调禁收的“过头税”，即为地方在时间和幅度上过度征税，以充实地方财政的手段。

此外，分税制原先平衡央地利益的设立初衷，也随着税制改革的深入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得到新的解决方案。

武汉大学税法研究中心主任熊伟指出，随着税收征管系统的完善和电子化，国库和预算制度逐步健全，征收税款已实现在到达系统端口时自动分流，原先地方截留中央税款的问题不复存在。同时，随着近年税制改革的深入，增值税、所得税等主要税种成为央地共享税，共享税的范围规模越来越大，央地分配比例也逐渐磨合，从前中央和地方的税种划分不清、财政收入相互挤压的问题也得到解决。“从技术上讲，国地税分设已经失去最初的作用。”熊伟说。国地税分设制度也逐渐转变成为机构负担。

中央和地方系统要成为一个整体

经过2002年的所得税分享改革和2016年的全面推进营改增改革，诸如地税征管效率低、系统资源浪费、纳税成本过高等问题愈加凸显。在此背景下，新一轮国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已经势在必行。

国地税合并后，以国家税务总局为主与省级政府的双重领导管理体制，不仅体现为中央实现垂直领导，也体现为中央在地方事务上征求并尊重地方意见。

施正文表示，统一后的税务机构实行垂直领导体制，需要对中央和地方双方负责，既要保障中央的财税收入，又要积极引导地方经济发展。这不仅有赖于税务机构的有效运转，也需要政府的协调配合。

一方面，中央政府需要协助和支持地方发展，尊重地方政府在地方事务上的权力和意见。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需要树立大局意识，积极协助配合中央征管，帮助中央完成统筹谋划。

在国地税分设时期，常有地方以税收减免作为优惠条件来招商引资，以此形成地区间的竞争格局。“可以预见，国地税合并之后，地方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阻力会越来越大，地方政府以直接税收为形式的优惠手段也会越来越少。”熊伟说。

在税收权限收缩的环境下，地方政府吸引资本的手法将可能从税收渠道转向财政渠道。熊伟认为，当地方难以推行税收优惠政策时，财政补贴、奖励等财政支出手段或将成为新的招商引资办法，这种方式也有利于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当前，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财权分配是本轮国地税征管体制改革中的焦点问题。”施正文认为，现在国地税合并刚刚起步，还处在探索阶段。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需要根据财税体制发展趋势进行调整，在共同探索中进一步磨合。基本原则是既要保证中央领导权，又要发挥地方积极性，充分体现双重体制的配合性，重视协商协调和沟通合作。

国地税合并是未来新税制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新时代财税改革的一个支柱性改革措施。施正文表示，“税制改革工作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税收，也是促进民主法制建设、治国理政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民主化、法制化趋势强化，高效、统一、规范将成为国家机构改革的大方向，此次国地税合并的更多更长期的效应，将会在今后的税制改革等宏观工作中逐渐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