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财税体制改革进展及主要问题分析

第一篇：目前我国财税体制改革进展及主要问题分析

目前我国财税体制改革进展及主要问题分析

刘晓萍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相比，特别是与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的要求相比，目前财税体制仍然存在着宏观税负偏高、财力事权不对称、税制结构不健全、支出结构不合理、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等重大问题。财税体制改革滞后，既不利于促进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政府转型，不利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良性轨道，甚至会进一步固化经济社会发展中原有的结构性矛盾，产生逆向调节作用。推进科学发展，必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针对突出矛盾和问题，整体设计、分步实施、协调推进。

一、宏观税负偏高，挤压居民收入增长，制约消费需求扩大

税收负担是税收制度的核心，它不仅反映一国政府取得收入的多少，也反映一国企业和居民的负担水平。税负的轻重一般以税收负担率来表示，即纳税人实纳税额占其计税依据的比例。衡量世界各国税负轻重的指标，通常用宏观税收负担来加以比较。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总体税负水平，一般通过一个国家一定时期政府取得的收入总量占同期GDP的比重来反映。基本上有三种统计口径：一是小口径的宏观税负，即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二是中口径的宏观税负，即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包括税收在内的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收入；三是大口径的宏观税负，即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包括税收收入、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等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形式取得的收入的总和。

采用不同的指标，运用不同的方法，对中国宏观税负高低判断的结论相去甚远。鉴于中国预算制度的不完善性，存在着各式各样庞大的政府预算外收入，且这些数据难以获得，以及各级政府财政收支状况的不透明性，要精确测算中国的宏观税负，并以统一口径与世界各国的宏观税负进行比较，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但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其他可获得的相关资料，还是可以做出大致的测算和比较科学的判断：

1、中国大口径宏观税负高达30%以上，比中小口径的宏观税负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2008年全国税收收入54219.62亿元，国内生产总值300670亿元，小口径宏观税负，即全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8.03%。2008年包括税收在内的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全国财政收入61316.90亿元，中口径宏观税负，即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0.4%，比小口径宏观税负高出2.36个百分点。2008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9600亿元（比2007年13000亿元有较大缩水），占当年GDP的3.19%；全国社保基金总收入13808亿元，占当年GDP的4.59%；中央和地方预算外资金收入7000亿元（该项收入2007年为6820.32亿元，2008年数据尚未公布，暂按与2007年大致相当的数计），占当年GDP的2.33%，包括此三项在内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即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高达30.51%，比中口径宏观税负高10.11个百分点，比小口径宏观税负高12.47个百分点。此外，由于制度外财政收入一般是以费的形式缴纳，如果把各种打着政府名义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和一些政府部门接受企业和个人“捐赠”以及各级政府部门屡禁不止、名目繁多的“小金库”等收入都计算进入政府收入，则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甚至会高达40%左右。

2、从分税制开始，财政收入增长迅速，宏观税负快速提高。2003—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1%，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6%，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远快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迅速从1994年的10.8%提高到2008年的20.4%，增长了

1.9倍。与此相对应，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5%，既慢于GDP增长，更慢于财政收入增长。财政收入增速是城镇居民增速的2.4倍，是农民收入增速的3.6倍。

3、中国宏观税负高于中等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水平相当，与所处的发展阶段极不相称。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在30%-35%之间，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在20%-30%之间，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在16%-20%之间。尽管中国按中小口径计算的宏观税负刚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与人均GDP水平大致相当，但反映真实负担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则在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极不相称。

4、与发达国家实行“高税负、高福利”政策相反，中国是在低福利水平上实行高税负，税负明显偏高。无论从政府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拿走了多少收入的视角去考量，还是政府从纳税人手中拿走税后为纳税人做了什么的视角去考量，即使按中小口径计算的宏观税负进行比较，中国的税负负担也是沉重的。原因在于，高税负国家往往是高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在这些国家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OECD国家中，社会保障税收入都是税收收入中的头号税种，如法国社会保障税占总税收收入和GDP的比重分别为43%和19.3%、德国为39%和15.5%、日本为36%10.4%、意大利为32%和13.1%、希腊为31%和12.6%。按照中国目前财政收入中不含社会保障税的税负加以比较，这些国家扣除社会保障税后的宏观税负，法国为24.7%，德国为23%，日本18%，意大利为28.1%，希腊为19.5%。显然，这些高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同中国20.4%的中口径宏观税负水平相比不见得高，有的甚至比中国的税负还要低（如日本和希腊）。从社会保障支出比较视角,更能反映出问题的实质,2008年中国全国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的费用9492.47亿元，仅占当年GDP的3.157%,而发达国家的国家社会保障支出一般要占到GDP的10%左右。

宏观税负过高，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切取的蛋糕过大，必然挤占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加重企业负担和居民负担，不仅不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发展后劲，更不利于居民收入的提高。这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远低于GDP增长速度，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的主要根源。消费增长是收入增长的函数，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必然带来消费增长缓慢，因此，宏观税负过高，政府所得比重过大，必然影响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造成长期以来居民消费率一路下滑，使得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方针难以取得成效，导致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的战略取向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二、财力与事权不匹配，迫使地方政府不计代价地扩大财源

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重点规范中央和地方间收入划分的同时，对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并没有进行大的调整，逐渐形成了收入重在中央、支出重在地方的收支格局，或通俗的“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现象，各级政府事权财权配置存在明显的不匹配。

1、财力快速上移。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和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迅速提高。1993年，中央财政占比22%，地方财政占比78%。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当年中央财政占比迅速提高到55.7%，地方财政占比下降到44.3%。此后的1995年至2006年的12年间，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平均为52%，地方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平均为48%。到2008年，中央财政所占的比重进一步提升到53.3%，地方财政所占的比重进一步降至46.7%。

2、事权下移。由于事权配置重心偏低、各级政府的事权责任与其收入和行政能力不对称。中央政府承担的事权尤其是直接支出责任相对不足，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的实际支出责任。尽管中央政府在收入分配中占54%以上，但在财政支出构成中的比例并不高。1993年，中央财政支出占比28.3%，地方财政支出占比71.1%。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当年中央财政支出占比并没有随着收入占比的明显提高而提高，仅为30.3%，而地方财政支出占比仍高达69.7%。此后的1995年至2006年的12年间，中央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平均为29%，地方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平均为71%。到2008年，中央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进一步降低到21.4%，地方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仍高达78.6%。

3、“中央请客、地方埋单”。由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职责范围界定不够明确，含糊不清的支出大多被分配给下级政府，有些事务虽然明确归中央或省级地方，但在实际执行中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责任部分却下放给了基层。更由于上下级政府之间事权范围配置的随意性很大，在垂直体制下，一些上级的法定事权往往成为下级的当然事权，往往通过所谓的政绩考核、一票否决等将本级责任分解成下级的责任，使“上级请客、下级埋单”的状况十分风行。如，中央政府不断将教育达标、卫生达标等具体指标下达到省一级政府，省级政府再层层向下分解，而且通常是向下各级政府掌握的财源越少，负担也就越重。目前我国县乡两级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只占20%左右，却承担了近80%的义务教育支出和55%-60%左右的公共卫生支出。

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明确划定，但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权模糊，地方政府在财力被上收而事权不变的困境下，为履行好事权，必须千方百计地扩大财源。途径之一就是做大蛋糕，尽可能多地分享25%增值税的总量，这必然激发地方政府加大招商引资、加大投资上项目的力度以加速经济发展，片面追求GDP增长以增加财政收入的冲动。途径之二就是扩大地方可独享的收入来源，如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等，这些收入大部分与土地有关，导致地方政府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经营城市”等口号下，大量征用集体土地和进行旧城改造拆迁，不断扩张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发展城市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大量违法圈地，以土地生财；与房地产开发商共同推高房价，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发展中开辟高增长税收。许多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占财政收入的70%，土地收入成了名符其实的第一财政。

三、税制结构不合理，导致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转变

合理的税制结构是实现税收职能作用的首要前提，既影响到政府收入、企业负担、民生改善，也关系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积极性的调动。我国税制结构经过多轮改革，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发展，现行税制结构的不完整性、不适应性和不公平性等问题也越来越明显，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主体税种结构失衡。虽然经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我国建立了流转税（间接税）和所得税（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模式，但从目前运行情况看，实际上仍是以流转税（间接税）为主体的单主体税制结构。1994年以来,在税收总量中，所得税收入占比虽然有所上升，从1994年的17%提高到2007年的26%；流转税收入占比虽然有所下降，从1994年的74.2%降至2007年的61.8%；但现行税制结构中，流转税（间接税）比重过高，所得税（直接税）比重过低。由于流转税（间接税）是直接对企业经营活动过程征税而非对经营效果（所得）征税，难以起到所得税（直接税）的作用，因此，从向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征收流转税（直接税）逐步转变为向企业经营所得或个人所得征收所得税（直接税）是一种历史趋势，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均采用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如，OECD国家，是以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主体税种、流转税为辅助税种的税制结构，其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平均在50%左右，流转税比重往往不到40%。由于我国流转税所占比重过大，所得税比重过小，所谓“双主体”的税制结构模式实际上并未真正形成，既不利于主体税种的相互配合，更不利于发挥所得税在实现公平原则方面的调控作用。

2、税种结构不合理。一是以增值税、营业税为主要税种的 流转税，是直接对企业经营活动过程征税而非对经营效果征税，既缺乏科学性，也是导致政府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过高的重要原因。二是在现有税种结构中，缺乏物业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针对不动产保有环节的财产性税种，缺乏针对与提供公共服务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税、教育税等税种，使得再分配环节难以对收入分配不公进行有效校正。三是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没有随着人均GDP快速提高而作出同步调整，并且未实行综合计征，而是采用传统的分项计征模式，税率和费用扣除方法不尽合理，难以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不能体现“多得多征、公平税

负”的原则，实践中也容易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少纳税的情况。四是消费税征收范围没有随居民消费情况的变化而调整，一些高档次的奢侈性消费品及行为没有纳入征税范围，一些与群众生活关系密切的已课征消费税的消费品没有从消费税应税税目中取消，致使消费税调节力度弱化，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经济形势。五是现行资源税制度存在着计税依据缺乏收入弹性、资源开采地税收收入偏低、对节约开采和有效利用资源的调节力度不够等问题，特别是长期以来实行从量定额征收，单纯根据销售量依据固定税额征收，这种从量而非从价计征以及以销售量而非开采量为依据的计征模式，无法抑制企业和地方政府伴随资源价格的增长而对资源大量开采，不利于资源节约开采利用。此外，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建立也没有迈出实质性步伐。

3、地方政府缺乏稳定的主体税种作为财力保障。现行分税制体制下，税收立法权被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政府没有税收立法权，加之主体税种实行向中央集中的“共享税”模式，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没有稳定、合法的地方税收作为稳定的财力保障和调节手段。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农业税后，基层财政的主体税种更加缺失，县乡财政本级收入进一步降低，基层政府运行更加困难。

出口退税政策存在结构性缺陷，强化了低成本的出口导向模式，影响了出口结构的升级和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物业税等财产税收的缺失，使城镇政府缺乏稳定的、能随人口增加而增长的财政资金渠道，使地方政府只关心“土地城镇化”而忽视“人口城镇化”，导致大量进城农民工落户难。

四、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

我国的财政支出在统计上，一般划分为一般公共服务、外交、国防、公共安全、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工业商业金融等事务、以及其他支出15个项目。在理论分析上，政府的财政支出一般划分为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和其他5大类别，或更具可比性的大口径的经济性支出、社会性支出，以及包括行政管理费和国防费用在内的维持性支出3大类别。世界各国的一般规律是，随着经济发展，政府支出中的经济性支出和维持性支出的比重趋于下降，社会性支出所占比重上升。但从所列表中历年的国家财政支出结构统计数据看，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变化，尽管用于经济建设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但支出结构仍不合理，行政管理费比重不降反升，社会性支出的比重基本没有变化。

1、行政管理费增速太快、所占比重太高。有关统计表明，从改革开放初的1978年至2003年，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了87倍，行政管理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从

4.71%上升到2003年的19.03%。其中，行政管理支出从1986年的220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6512亿元，20年间增长30倍，年均增长率19.5%；同期财政支出增长15倍，年均增长率15.4%；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9.98%上升至19.19%，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相应地，我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从1986年的20.5元，增加到2005年的498元，增长23倍，而同期GDP增长为14.6倍。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一国的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不超过15.6%。通常发达国家这一比重更低，日本为2.38%、英国4.19%、韩国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尽管近几年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有所下降，但2006年仍高达18.73%，这一比重，不仅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高出3.13个百分点，更比上述发达国家分别高出16.35、14.54、13.67、12.23、11.63和8.83个百分点。

此外，预算外行政管理费更是大幅度上升。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98年我国行政事业费支出占预算外收入的比重为54.42%，2005年则达72.01%，7年间近增了近18个百分点。庞大的行政管理费支出，消耗了相当大的财政收入，加大了公共财政的负担。

2、社会性支出比重偏低。与OECD国家社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40%-60%的比重截然相

反，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中用于社会性支出的比重一直偏低，尽管社会文教支出比重从1985年的20.38%上升到2006年的26.83%，提高了6个百分点，但这一比重甚至低于1998年至2001年的水平，仅相当于10年前的1997年的水平。

由于社会性支出增长缓慢，使我国财政用于教育支出的水平明显偏低。1995年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为5.2%，发达国家为5.5%，发展中国家为4.6%，最不发达国家为

3.6%，而我国当年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仅为2.41%，此后的10年间，这一比重一直徘徊在3%以下，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还低于最不发达国家的水平。近几年来，财政性教育经费快速增长，2007年其占GDP比重达到了3.32%，无论从国际比较来看，还是从我国教育法规定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的要求来看，财政用于教育支出的水平都明显偏低。

由于社会性支出增长缓慢，使我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水平明显偏低。尽管我国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逐年增加，从1999年的1375.53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3600亿左右，2007年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支出更是达到了5447.16亿元，但占当年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仅为10.94%，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2.12%，与日本社保总费用占GDP的13.7%，美国的16.81%，瑞典的32.14%，英国的22.8%，德国的29.07%，法国的29.72%相比较，差距高达数倍乃至20来倍，较低的社会保障支出，使我国人民的基本保障受到极大的约束。

3、经济性支出比重仍然偏高。从1985年到2006年，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下降了近30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不可谓不大，但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的比重仍占26%以上，而国际经合组织（OECD）国家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5%-8%，我国用于经济建设的财政支出仍然偏大。

政府的财政收入过多地用于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费用增长，必然挤占本应用于支持医疗、教育、社保等民生领域的公共财政开支，造成公共财政的“越位”和“缺位”现象并存，一方面致使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主体的活动，另一方面使政府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职责严重缺位，阻碍着政府职能向现代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服务领域投入的严重不足，是导致社会保障覆盖面窄、统筹层次低、保障水平不高的直接根源，不仅影响着社会和谐稳定，而且越来越成为影响居民消费预期、提高即期消费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进而制约着经济发展中需求结构的转型和增长方式的转变。

五、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难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财政转移支付是政府调控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近年来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大，对缩小地区财力差距和欠发达地区民生改善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诸多不科学、不规范之处。

1、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分税制改革后，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十分复杂，既保留了原财政包干体制下的一些体制补助、专项补助、结算补助等形式，又在实行分税制后增加了税收返还和过渡期转移支付等形式，形式类别很多。这种形式多样的转移支付制度，很容易导致管理分散和效率降低，对地区间财力的均等化作用不明显。在现行中央转移支付项目和类别中，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包括财力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原体制补助等多种方式，其中在财力性转移支付下面又划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县乡财政奖补资金、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年终结算财力补助等细分项。如果将税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进行比较，可发现用于均衡地区间财政能力的财力性转移支付所占比重偏低。2007年，财力性转移支付所占比重仅为39.16%，而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所占比重达60.84%。并且在财力性转移支付中，均等化作用较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仅占财力性转移支付的35.3%，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的比重仅仅为13.7%。这种转移支付设计很不科学，很难充分发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调节地区间财力差距的作用。

2、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方式不合理。作为分税制体制下的一种财力调节机制，转移支付制度要同时处理好“存量调节”和“增量调节”的关系。在分税制改革过程中，我国在处理中央与地方间的财政关系上偏向于“增量调节”，从而延续了原体制下的分配格局，并把原体制中形成的非均衡状况带入了新的体制。具体表现在资金分配上，现行转移支付主要通过“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进行，既不合理又不规范。就“税收返还”而言，不仅保留了1993年前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在中央对地方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方面的差距，而且对增量返还按1:0.3的系数确定，致使其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中所占比较过高（2005年所占比重达36%以上）。由于“税收返还”数额的确定建立在往年基数基础上，不仅不能对地区间财力分配的既定格局作调整，反而会进一步拉大地区间财力的差距，导致“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分配格局。就专项转移支付而言，由于资金分配过程不透明、分配标准和依据不明确、分配方式不规范，主观随意性很大，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关系密切程度，以及地方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等对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有很大影响。并且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往往需要地方政府资金作配套，有资金配套能力的经济发达地区往往比缺乏资金配套能力的欠发达地区更容易获得更多的专项转移支付拨款。由此可见，专项转移支付对均衡地区间财力的作用十分有限，甚至还会扩大地区间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的原有差距。

3、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设置不合理。目前，中央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多达几百项，项目设置过多、过滥，覆盖面过宽、重点不突出，难以体现中央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引导和调控作用。2007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转移支付6891.5亿元，占转移支付总额的49.2%。2005年，中央专项转移支付加上财力性转移支付中属于专项支付的部分，占当年转移支付总额的53.2%。由于专项转移支付的覆盖面过宽，造成许多项目在管理上存在着“多头管理”现象。如灾后补偿和重建转移支付资金的管理涉及民政、水利、交通、教育等部门，很容易造成操作中挤占挪用、监督管理不到位、资金拨付效率低等问题。目前，一般性转移支付作为地方财力补助进入地方预算，进入了地方人大监督的范围，而专项资金在使用上还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督机制。

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是要使生活在不同区域间的人民能够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大体相当的生活水平。实现这一目标，对于欠发达地区和资源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较差地区而言，财政转移支付是关键。但由于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偏小，很难起到均衡全国各地区财力差距、促进区域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功能。而专项转移支付种类过多规模过大，多数项目通常又要求地方政府财政资金相配套，容易产生中央和地方相互“钓鱼”、弄虚作假等问题。现行的“税收返还”以税收来源地为基础，以1993年为基数，在“多缴者多返，少缴者少返”的机制下，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税收返还数量和由此带来的财政收入差距不仅不会缩小，反而会在滚动增长中进一步拉大，弱化了税收返还作为支付手段均衡地区财力差距的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现行转移支付制度未能体现主体功能区的要求，缺乏针对禁止开发、限制开发区的转移支付制度和利益补偿机制，难以推动主体功能区的形成。（本文作者系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副研究员）

第二篇：财税体制改革

摘要：

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是中国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十二五’期间改革的重点。未来许多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财税体制改革是一个前提。所以,没有财税体制的改革,就没有中国改革的未来,也很难建设成一个公平、正义、善治的现代国家。因此，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健全公共财政体系，为推动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提供体制保障，努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贡献。

关键字：财税体制改革十二五

随着“十一五”规划的顺利完成，我们迎来了我们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十二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十二五”时期，我们将按照“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要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立足点，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在合理界定事权基础上，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建立并不断完善科学完整、结构优化、有机衔接、公开透明的政府预算体系，全面反映政府收支总量、结构和管理活动；完善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税种，财产税、环境资源税及其他特定目的税相协调，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调节的复合税制体系，充分发挥税收筹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渠道作用和调控经济、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财税体制改革作为“十二五”规划重点中的重点，我们更加应该予以重视和完善，所以新世纪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应着重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完善财政体制。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做好健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相关工作。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方式改革。二是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公共财政预算，细化政府性基金预算，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并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继续试编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全面取消预算外资金，将所有政府性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深入推进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等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研究推进政府会计改革，探索试编政府资产负债表。继续推进预算公开，进一步提高透明度。三是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在一些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推行增值税改革试点，相应调减营业税，从制度上逐步解决货物与劳务税收政策不统一的问题。完善消费税制度，将部分容易产生环境污染、大量消耗资源的产品以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健全个人所得税制度，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合理调整税率结构，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强化对高收入的调节。进一步推进资源税改革。按照“正税清费”的原则，清理政府非税收入，提高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

然而在“十二五”时期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我们不但要做到以上三方面，而且还要加快改革攻坚步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根据《建议》精神，结合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认真总结以往财税改革的经验。所以“十二五”时期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要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立足点，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我们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明确方向，服务大局。把科学发展观切实贯穿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全过程，进一步健全公共财政体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发展，为推动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提供体制保障，努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二是整体设计，协调联动。妥善处理政府与纳税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财政与金融、财政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关系，统一规划，全面设计，综合配套，协调推进，加强各项财税改革之间以及财税改革与其他改革之间的协调配合，形成改革合力。三是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既抓住机遇，突出重点，加大改革力度；又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精心谋划，远近结合，分步实施，成熟一项推出一项，确保改革平稳有序进行。

而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完善财政体制。所以在合理界定事权的基础上，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健全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提高预算完整性和透明度。建立并不断完善科学完整、结构优化、有机衔接、公开透明的政府预算体系，全面反映政府收支总量、结构和管理活动。健全预算编制和执行管理制度，强化预算管理，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健全税收制度。完善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税种，财产税、环境资源税及其他特定目的税相协调，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调节的复合税制体系，充分发挥税收筹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渠道作用和调控经济、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作用。

同时在“十二五”时期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同时，我们也应该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在保持分税制财政体制框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明确政府和市场作用边界的基础上，按照法律规定、受益范围、成本效率、基层优先等原则，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并逐步通过法律形式予以明确。同时，结合推进税制改革，按照税种属性和经济效率等基本原则，研究进一步理顺政府间收入划分，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并且完善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科学设置、合理搭配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发挥好各自的作用。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优先弥补禁止和限制开发区域的收支缺口，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分类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并从

监管制度、技术操作等方面着手，进一步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规范省以下财政收入和政府支出责任划分，将部分适合更高一级政府承担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上移。强化省级政府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础建设，加快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把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满足县级基本财力保障需要，实现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为目标，在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支持力度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和完善奖补机制，力争在“十二五”前三年基本建立起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十二五”后期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我们也需要完善预算编制和执行管理制度，提高预算完整性和透明度。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健全公共财政预算，提高公共财政收入质量，增加公共服务领域投入，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强化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提高基金预算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政策，扩大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行范围，加快推动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规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扩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报范围。取消预算外资金，将所有政府性收入纳入预算管理。健全预算管理制度。深化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完善支出标准体系，加强项目库建设，夯实预算编制的基础。继续规范预算编制程序，细化预算内容。建立完善预算编制与预算执行、结余结转资金管理和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有机结合的制度。进一步增强地方预算编制的完整性。加强预算执行管理。依法加强税收征管，强化非税收入管理，建立规范的收入管理体系。完善各单位部门预算执行管理制度，健全预算支出责任制度，提高预算支出执行的均衡性和效率。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等制度改革。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完整规范的预算公开机制。在完善预算编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公开范围，细化公开内容。结合修订预算法，明确预算公开的原则和主体，完善预算信息披露制度，强化预算公开责任制度，加快预算公开的法制化、规范化进程。

最后，我们要推进税制改革，完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税收制度，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公平税收负担，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强化税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在实施和完善消费型增值税的基础上，结合增值税立法，稳步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相应调减营业税等税收，从制度上解决货物与劳务税收政策不统一问题，逐步消除重复征税，促进服务业发展。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充分发挥消费税促进节能减排和引导理性消费的作用。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度，鼓励科技创新。全面改革资源税，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开征环境保护税，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充分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逐步建立健全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完善消费税制度，进一步发挥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按照强化税收、规范收费的原则，继续推进费改税，研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完善财产税制度。按照适当提高社会保障统筹级次的要求，健全社会保障筹资机制。逐步健全地方税体系。在统一税政的前提下，赋予省级政府适当税政管理权限，培育地方支柱税源。中央集中管理中央税、共享税的立法权、税种开征停征权、税目税率调整权、减免税权等，以维

护国家的整体利益。对于一般地方税税种，在中央统一立法的基础上，赋予省级人民政府税目税率调整权、减免税权，并允许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实施细则或具体实施办法。

这样，在“十二五”期间，我们就能更好地完成“十二五”规划的任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基础，使我国在新世纪发展的道路上能走得更远更好，成为未来的世界强国。

第三篇：财税体制改革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详解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着力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问：此次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现代财政制度的内涵是什么？

答：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就是健全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科学的可持续的财政制度。

总体来讲，体系上要统一规范，即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公平统一、调节有力的税收制度，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功能上要适应科学发展需要，更好地发挥财政稳定经济、提供公共服务、调节分配、保护环境、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职能；机制上要符合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包括权责对等、有效制衡、运行高效、可问责、可持续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改革时间表明确２０２０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有没有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答：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着眼全面深化改革全局，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三大任务，有序有力有效推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4年6月30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方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应当重点推进3个方面的改革：

一、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强化预算约束、规范政府行为、实现有效监督，加快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

二、深化税收制度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收功能、稳定宏观税负、推进依法治税，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充分发挥税收筹集财政收入、调节分配、促进结构优化的职能作用；

三、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在保持中央和地方收入格局大体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促进权力和责任、办事和花钱相统一，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统一完整、法治规范、公开透明、运行高效，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可持续的现代财政制度。

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原则是什么？

答：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的６句话、24个字展开： 一是完善立法。树立法治理念，依法理财，将财政运行全面纳入法制化轨道。

二是明确事权。合理调整并明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促进各级政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尽其能。三是改革税制。优化税制结构，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完善地方税体系，坚持清费立税，强化税收筹集财政收入主渠道作用。改进税收征管体制。

四是稳定税负。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保持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基本稳定，合理控制税收负担。

五是透明预算。逐步实施全面规范的预算公开制度，推进民主理财，建设阳光政府、法治政府。

六是提高效率。推进科学理财和预算绩效管理，健全运行机制和监督制度，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预算改革瞄准“七项任务”

问：下一步将从哪些方面改进预算管理制度？

答：现代预算制度是现代财政制度的基础，改进预算管理制度主要从七方面推进：以推进预算公开为核心，建立透明预算制度；完善政府预算体系，研究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改进预算控制方式，建立跨预算平衡机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强预算执行管理；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全面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问：为何把建立透明预算制度放在预算改革首位？ 答：预算公开本质上是政府行为的透明，是建设阳光政府、责任政府的需要，也是依法行政、防范财政风险的需要。我们常说，财政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让群众能看懂、社会能监督？提高透明度是最有效的途径。

目前，推进预决算公开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下一步围绕建立透明预算制度，要完善全口径预算，增强预算的完整性，并推进一般公共财政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之间的统筹；进一步细化政府预决算公开内容、扩大部门预决算公开范围和内容，除涉密信息外，中央和地方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均应公开本部门预决算。

问：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已经启动，下一步规范地方债管理方向是什么？

答：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还将继续扩大，同时要做好两项基础性工作。一是推行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即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向社会公开政府家底；二是建立健全考核问责机制，探索建立地方政府信用评级制度，倒逼政府珍惜自己的信誉，自觉规范举债行为。

目前我国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有的地方也存在一定风险隐患，全面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是当前一项重要任务。改革总的要求是，疏堵结合，开明渠、堵暗道，加快建立规范合理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

问：这次深化改革在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方面有些什么考虑？

答：我国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尤其是区域优惠政策过多，已出台实施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约50项，几乎囊括了全国所有省（区、市）。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和财税部门执法不严或者出台“土政策”，通过税收返还等方式变相减免税收，侵蚀税基、转移利润，制造税收“洼地”，不利于实现结构优化和社会公平，影响了公平竞争和统一市场环境建设，不符合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

今后，除专门的税收法律、法规外，起草其他法律、法规、发展规划和区域政策都不得突破国家统一财税制度、规定税收优惠政策；未经国务院批准，不能对企业规定财政优惠政策。清理规范各类税收优惠政策，违反法律法规的一律停止执行；没有法律法规障碍且具有推广价值的，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有明确时限的到期停止执行，未明确时限的设定政策终结时间点。建立税收优惠政策备案审查、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加强考核问责，严惩违法违规行为。

六大税种引领税制改革

问：下一步税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答：完善税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改革重点锁定六大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环境保护税、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

增值税改革目标是按照税收中性原则，建立规范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下一步营改增范围将逐步扩大到生活服务业、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等各个领域，“十二五”全面完成营改增改革目标，相应废止营业税制度，适时完成增值税立法。

完善消费税制度。调整征收范围，优化税率结构，改进征收环节，增强消费税的调节功能。

加快煤炭资源税改革。推进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逐步将资源税扩展到水流、森林、草原、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建立环境保护税制度。按照重在调控、清费立税、循序渐进、合理负担、便利征管的原则，将现行排污收费改为环境保护税，进一步发挥税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促进作用。

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由人大常委会牵头，加强调研，立法先行，扎实推进。探索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抓紧修订《税收征管法》等。明确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

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如何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答：政府间事权划分是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重要制度安排。从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看，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是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的前提。目前我国中央财政的集中程度并不高，国际上英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中央财政收入比重都在70%以上，美国常规年份也在65%左右。

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主要是在保持中央与地方收入格局大体不变的前提下，合理调整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遵循公平、便利、效率等原则，考虑税种属性和功能，将收入波动较大、具有较强再分配作用、税基分布不均衡、税基流动性较大的税种划为中央税，或中央分成比例多一些；将地方掌握信息比较充分、对本地资源配置影响较大、税基相对稳定的税种，划为地方税，或地方分成比例多一些。收入划分调整后，地方形成的财力缺口由中央财政通过税收返还方式解决。

此外，合理划分各级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要充分考虑公共事项的受益范围、信息的复杂性和不对称性以及地方的自主性、积极性。根据这样的原则，将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的事项集中到中央，减少委托事务，通过统一管理，提高全国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将区域性公共服务明确为地方事权；明确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在明晰事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中央可运用转移支付机制将部分事权的支出责任委托地方承担。

中国准则

中国自1987年在中国会计学会年会上，成立了七个研究组，其中一个就是“会计原则和会计基本理论研究组”。该组织曾先后于1989年起开始研究和探索会计准则的制定工作。于1989年1月及1991年1月召开了二次研讨会，分别讨论了会计准则和物价变动与外币业务会计两个专题。

1989年1月，这个研究组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制定中国会计准则的必要性、会计准则的性质和内容、会计原则与现行统一会计制度的关系、研究和制定会计准则的思路等问题，会后提出了《工作程序》、《形成会计原则说明和研究报告的程序》等一系列文件，并更名为“会计基本理论和会计准则研究组”。研究组以合适的形式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成果，并向财政部有关部门提出建设性建议。

财政部会计事务管理司也于1988年10月建立了会计准则课题组。课题组在1989年3月提出了《关于拟定中国会计准则的初步设想(讨论稿)》和《关于拟定中国会计准则需要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征求意见稿)》，并在全国会计工作会议上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准则(草案)提纲(讨论稿)》。

1991年11月26日财政部下发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基本准则)(草案)的通知》，向全国广泛征求意见；在1992年7月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讨论后，1992年11月30日以部长令形式正式发布了建国以来中国第l号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并决定自1993年7月1日起在全国正式实施。

从1992年《企业会计准则》发布以后，财政部即着手草拟制定具体会计准则，为保证准则质量，分别成立了国外、国内两个咨询专家组和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1996年完成了30多个具体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分四辑印发各地征求意见。到2001年先后修订、颁发了16项具体会计准则。

2006年2月15日颁发38项具体准则形成企业会计准则体系。这些具体准则的制定颁布和实施，规范了中国会计实务的核算，大大改善了中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和企业财务状况的透明度，为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国际间经济技术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4年1月至7月，财政部陆续发布/新增了八项企业会计准则，要求于2014年7月1日开始实施。其中新增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最新准则

一、《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

二、《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

三、《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

四、《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

五、《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六、《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七、《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

八、《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

1993年发布、1999年、2000、2014

第四篇：财税体制改革

财税体制改革

判断

1.地方财政造假行为的背后有体制机制的问题。

YN

2.我们无需提高税种的法律级次。Y

N

3.明确事权应该贯穿法治理念。

YN

4.财政可以作为经济杠杆，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

YN

5.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唯一支柱。Y

N

6.财政改革仅仅是经济改革中的一个小的环节。Y

N

7.收入预算具有很大的确定性。

Y

N

8.财政可以促进社会公平。

YN

9.先进的国家就是指经济现代化的国家。Y

N

10.要完成财税改革就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YN

单选

1.征收（）可以避免营业税的重复征收。

A)增值税B)环境税

C)资源税

D)个人所得税

2.我国的分税制改革是从（）开始的。

A)2000年

B)1998年

C)1996年

D)1994年

3.国家的权力是（）赋予的。

A)社会

B)历史

C)军队

D)人民

4.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应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A)重要

B)主要

C)基础性

D)决定性

5.如果不考虑情况的变化，单纯地强调完成收入任务那就会带来所谓的（）。

A)逆周期问题

B)顺周期问题C)循环周期问题

D)以上选项都不正确

6.（）可以解决顺周期问题，避免政府预算在执行过程对经济波动产生的负面作用。

A)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

B)完善税收制度

C)统一税制

D)建立跨预算平衡机制

7.从理论渊源上看，我们过去对于财政的认识与（）有关。

A)凯恩斯主义B)马克思主义

C)无政府主义

D)马太效应

8.联邦制国家中的中央政府和州政府之间是（）。

A)上级与下级关系

B)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C)“兄弟关系”

D)以上选项都不正确

9.在城乡分制的体制下，教育资源主要向（）倾斜。

A)农村

B)城市C)东部

D)西部

10.我国实行的是（）治理架构。

A)两级B)三级

C)四级

D)单级

多选

1.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要求（）。

A)改进预算管理制度B)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C)完善税收制度 D)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2.事权的要素包括（）。

A)决策权

B)执行权

C)支出责任

D)监督权3.预算审查包括（）等方面。

A)收入

B)支出

C)平衡

D)差额

4.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科学的财税体制是（）的制度保障。

A)优化资源配置

B)维护市场统一

C)促进社会公平D)实现国家长治久安5.宏观调控的手段包括（）。

A)经济手段

B)法律手段

C)行政手段

D)文化手段

6.改革税收制度要求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把（）纳入征收范围。

A)高耗能产品

B)高污染产品

C)所有消费品

D)部分高档消费品

第五篇：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问题及对策研究

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问题及对策研究

摘要：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形成了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旧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很难大力支持经济增长的“新常态”，而这种“新常态”制约着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处于现代经济发展核心地位的财税和金融，必须率先进行并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突破，因此深化改革财税金融体制就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财税金融体制；深化改革；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经济体制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F131 文章编号：1009-2374（2017）07-0266-02 DOI：10.13535/j.cnki.11-4406/n.2017.07.127

河北省财税金融体制改革进展情况

全面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社会的必然趋势，中央政府统一规划，基本确定改革思路并进行了高端的顶层设计，以此来进一步整合改革的方式、途径和手段。其中河北省的各项改革整合问题尤为突出。河北省对如下方面率先进行了积极探索：首先，对部门预算和中长期预算细化管理；其次，对政府间财政支出明确了责任划分；再次，改革实时监督，使其具备了旁站式特征；最后，改革县乡财政体制等，但是各级部门改革工作没有实现完全对接、改革进程，步骤和成效不一致等问题也日益凸显。河北省财政厅为了梳理、整合，提高上述改革成果，提出了构建地方现代公共财政体系的重大举措。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遇到的瓶颈

2.1 缺乏科学高效的预算管理制度

支出预算约束的弱化，导致预算执行过程中过度强调收入任务，出现了丰年缓收、歉年重收的现象。预算管理制度缺乏科学性还体现在没有对预算资金尤其是超收收入的执行进行制度性约束，年末追加的情况频发，不利于依法治税和实时监督。河北省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包括改革部门综合预算、完善项目预算、实现中长期滚动预算、开创全过程绩效管理相继推出。但是，河北省的系列改革缺乏完整的政府预算体系、缺乏科学的预算决策机制、零基预算方法应用不彻底、缺乏透明的预算公开制度和程序以及配套的预算法律制度等。

2.2 税收制度的功能发挥不全面

税收收入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渠道和方式，同时国家及地方政府也要通过税收这个工具来实行宏观调控并调整收入分配。其中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等直接税收收入占比较低，而流转税在政府财政收入中却占据主要地位，这就导致税收制度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能力较弱，难以发挥其自动稳定功能。

2.3 改革结构不合理

国家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的比重失衡，税收收入占比较低且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导致非税收收入远远高于税收收入，而且即使是在税收收入内部，直接税收收入与间接税收收入的比重也呈现失衡的状态。在税务改革中，部分税目定位不清晰、不明确，导致河北省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中出现了重复征税的现象，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的职能与定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高度重视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提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是财政，优化配置资源、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也需要科学的财税金融体制来保障。国家首次开宗明义地对财政进行了重新定位，进一步提升了财政的地位。

3.1 一个总体目标

深化财税金融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通过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现代财政制度，使之具有科学的管理模式、健全的制度体系、规范的管理制度、平稳的运行程序、公正公开的政策、透明的工作流程、高效的宏观调控和健全的法律保障，以此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3.2 两条主线

首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关键性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进行了重大转变。深化财税改革决不能偏离市场机制这条主线，市场机制发挥程度是检验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最终成效的有效手段和方式。其次，发挥省级和市县两个积极性。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市县利益紧密相连，市县政府高度关注，因此在维护市县利益的基础上改革省级层面的设计和推动改革，注意调动省级与市县共同的积极性。

3.3 三项主体内容

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包括如下三项内容：首先是预算管理制度的完善；其次是税收制度的改革；最后是事权和支出责任高度匹配的制度建设。这一系列变革要以制度建设为目标，以制度措施为途径，改革作为关键环节。具体到市县，还要对市县政府债务进行科学高效的管理和控制，建立定位科学的现代转移支付制度，主要表现出基础性转移支付为主，辅之以?Ｏ钭?移支付，并通过横向转移支付予以补充的特征；努力构建现代地方税体系，做到“四个相对”，即相对完整的税种、相对独立的税权、相对协调的征管、相对健全的法制；完善市县财政体制，进一步明确划分省与市县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

3.4 四大联动改革

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与社会、经济、政治、生态环境四大改革具有高度的关联性。成为其他系列改革的支撑和保障，并对社会、经济等领域变革的突破起到了关键作用。具体到地方，应着重建立现代国库管理制度，健全财政监督机制、科学管控财政收入、严格财政支出管理制度、细化机关经费管控等。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的途径与方法

4.1 提升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观能动性

4.1.1 优化理财观念。财政部门要以现代化理念为依托，打破传统的理财思维的局限，不断提高国家治理的效率与质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科学的政治经济理念来持续提升财政的作用，并将之进一步渗透到社会、经济、政治等诸多领域，使之在社会保障、产业升级与收入分配等方面参与国家治理，进一步提高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的效率和效果。

4.1.2 制定超前的改革方案。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的重要角色是省级及市县财政部门，各级财政部门运用科学的手段和方法来平衡横向管理与纵向调控。基于横向管理层面，地方财政部门要规范财政来源，有效整合公共资源，进行科学的财力统筹，对部门预算进行制度化建设以及优化配置公共资源等；基于纵向调控层面，在改革过程中，要建立健全系列转移支付制度，均衡辖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县级财政部门要归集汇总各部门分散的财政性资金，专人专管，并结合资金的性质有效整合资金进行合理的安排预算。

4.2 规范预算管理制度

科学的预算管理制度应该具有“强公开，重支出，清挂钩”的特征，河北省要建设阳光、责任政府并进行依法行政需要建立起预算公开制度。因此，实现预算公开范围扩大，并进一步细化公开内容，完善预算公开机制，强化管理制度的监督，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将平衡状态及赤字规模预算的审核重点转移并拓展至支出预算。支出挂钩在特定时期发挥出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推动作用，但是也使财政支出结构出现了失衡的态势，因此规范预算体制管理的重点与难点就是挂钩事项的清理。

4.3 开放金融市场体系

扩大金融业的经营范围是开放金融市场体系的基本出发点，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的扩大开放。扩大开放范围能够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关键作用，同时有利于持续服务于社会实体经济，保证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国家金融业应利用自身的国际化优势，快速全面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社会发展背景，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国际化拓展进程。金融市场需求层次的细化和相关产品的多元化，要求对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内部改革，均衡直接融资与间接金融的比重，健全保险经济的补偿功能。

4.4 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首先，建立以国家社会信用部门为核心，并与各级社会信用部门密切联动的社会信用体系，充分发挥各个部门的工作职能，共同推动信用体系的发展；其次，把推行示范点建设、相关重点领域的信用建设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以此深化我国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再次，将政务、商务、社会以及司法诚信建设工作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关键环节；最后，建立健全信用立法，建设我国社会信用记录和服务机制，深化并发展社会信用体系的奖惩机制。结语

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收入和社会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的发展进程，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因此，进一步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就成为了新形势下我国政府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各级财政部门深入分析改革中的不足和弊端，制定科学高效的改进和完善措施，实现财税金融体制的良好构建，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提供财政保障。

基金项目：本文是保定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保定市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研究，课题号：2016245，课题组成?T：王培，周少燕，刘树，朱燕萍。

作者简介：王培，中国地质大学长城学院教师，财务管理教研室主任，讲师，中级经济师，硕士；朱燕萍，中国地质大学长城学院教师，讲师，中级会计师，硕士。

（责任编辑：周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