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有党派汇总[推荐五篇]

第一篇：中国的现有党派汇总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由原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所创建，是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事业的政党。创始人为宋庆龄、何香凝、李济深。

2、中国民主同盟（民盟）

中国民主同盟是主要由从事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主要创始人为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

3、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

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是由经济界人士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创始人为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

4、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

中国民主促进会是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具有政治联盟性质的、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主要创始人为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等。

5、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

中国农工民主党是以医药卫生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具有政治联盟特点、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主要创始人有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等。

6、中国致公党（致公党）

中国致公党是以归侨、侨眷的中上层人士为主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主要创始人为司徒美堂、陈其尤。

7、九三学社

九三学社是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创始人有许德珩、潘菽、涂长望等。

8、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是由台湾省人士组成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主要创始人为谢雪红、杨克煌。

第二篇：中国党派

中国党派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中国致公党（致公）、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在台湾，还有国民党、亲民党。

执政党：共产党

参政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是以文教界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的政党。1939年秋，张澜、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等在重庆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主张实行民主政治。1941年3月，统一建国同志会经过改组，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组成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2年，沈钧儒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入该组织。这时民盟有“三党三派”之称。1944年9月，该组织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由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参加。尔后又将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青年党与民主社会党开除出民盟。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地方组织和广大成员转入地下坚持斗争。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成立临时总部，公开宣布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目前，民盟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地方组织。历届主席是黄炎培、张澜、沈钧儒、杨明轩、楚图南、费孝通，现任主席为丁石孙。

中国民主建国会 中国民主建国会是主要由经济界人士和其他专家学者组成的政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总格局中的参政党，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成单位。民建于1945年在重庆成立，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光荣历史，在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是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具有政治联盟性质的、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

本会于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

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爱国、民主、团结、求实，坚持立会为公，是本会的优良传统。

本会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积极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认真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责。

本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会的政治纲领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截止2004年底，我会会员总数为9.4万人。全会中，女会员占45.6%；离退休会员占37%；中共交叉党员占4.8%。

我会现有省级组织29个，市县组织296个，基层组织5741个。

从年龄结构上看，全会成员平均年龄50.3岁，其中40岁以下占28.2%；41—50岁占24.2%；51—60岁占19.4%；61—70岁占18.9%；71岁以上占9.3%。

从界别分布上看，教育界占69.8%（其中，高教占13.1%，普教占56.7%）；文化艺术界占6.3%；新闻出版界占2.1%；科学技术界占2.6%；医药卫生界占5.7%；经济界占5%（其中，公有制经济占3.4%，非公有经济占1.6%；法律界占0.8%；机关和其他界别占7.7%。

会员中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政府实职人员状况：全国人大代表57人，省及市县人大代表1621人；全国政协委员76人，省及市县政协委员8386人；担任政府及司法机关实职487人（县处级以上）。

民进中央历届主席有马叙伦、周建人、叶圣陶、雷洁琼，名誉主席有谢冰心、赵朴初。现任民进中央名誉主席是雷洁琼，主席是许嘉璐。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中的民主党派，是由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所创建、具有政治联盟特点、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事业的政党。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国民党内一部分爱国民主人士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独裁政策，1945年秋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6年春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等民主组织。1947年，国民党内各民主组织的领导人和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先后到达香港，11月举行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代表大会。1948年1月1日在香港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选举领导机构，同时发表宣言，明确提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独立、民主与和平”。

历任主席：李济深、何香凝、朱蕴山、王昆仑、屈武、朱学范、李沛瑶、何鲁丽。

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是以医药卫生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具有政治联盟特点、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主要创始人有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等。

历史轨迹

1927年5月，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在上海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1年11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推举黄琪翔为总书记。1947年，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改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选举章伯钧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49年9月，农工党代表彭泽民、郭杰、李士豪等出席政协第一届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章伯钧任交通部长。农工党分别于1949年、1951年召开第五、六次全国干部会议。1958年11月，将全国干部会议改为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79年、1983年、1988年、1992年、1997年分别召开了第八、九、十、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历届领导人和主席为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季方、周谷城、卢嘉锡；现任名誉主席卢嘉锡，主席蒋正华。

今日农工党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农工党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积极参政议政，对国家的经济文化建设和医药卫生事业的改革和振兴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为促进改革开放发挥积极作用。

农工党的发展范围以医药卫生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以大中城市为主和有一定代表性人士为主。农工党目前在除台湾、西藏外的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地方组织，有党员七万三千余人。

农工党中央机关分设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咨询服务部、调查研究部、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6个职能部室。

农工党主办有中央机关刊物《前进论坛》杂志。

中国致公党是以归国华侨、侨眷中的中上层人士为主要成员的政党。它具有政治联盟特点，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参政党。

中国致公党由华侨社团美洲致公总堂发起，于1925年在美国

旧金山成立。长期以来，致公党为争取祖国富强和维护华侨的正

当权益而奋斗；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积极支援祖国的抗日斗

争。1947年5月，致公党在香港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进行了

改组，从此走上了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共同奋斗的道路，为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事业，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致公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根本准则，独立自

主地开展活动。

中国致公党现有党员1.6万余人。党员中归侨、侨眷、侨属占

90％以上，平均年龄54岁，主要从事教育、科技、医务、经济、侨务、文艺等方面的工作；中高级知识分子占80％以上。中国致

公党在全国19个盛自治区、直辖市建有自己的组织，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广西、上海、北京等省市。

中国致公党在1997年12月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了由92人组成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归侨占52％，其他均为侨眷、侨属及海外留学人士；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占 90％。委员们平均年龄57岁。

作为涉侨政党，直接参与领导各方面的华侨工作，是中国致

公党的一大特点。致公党各级组织领导人中有很多在各级人大、政协、政府部门和群众团体中担任领导职务，负责华侨方面的工

作。

中国致公党历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为陈其允、黄鼎臣、董寅初

。现任名誉主席董寅初，主席罗豪才。

九三学社是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本社前身为抗日战争后期，一批进步学者发扬五四运动的反帝爱国精神，以民主科学为宗旨，在重庆发起成立的“民主科学座谈会”，后为纪念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改建为“九三学社”。半个多世纪以来，本社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本社带领广大社员及所联系的群众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在我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是由居住在我国大陆的台湾省籍人士组成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

台盟继承台湾人民的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在台湾人民“

二、二八”起义以后，由一部分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的台湾省人士，根据当时台湾人民的民主政治和地方自治的要求，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作为名称，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在香港成立。台盟成立后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支持台湾人民的反帝爱国民主斗争；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新中国成立以来，台盟参加人民政权和人民政协的工作，推动盟员和所联系的台湾同胞，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促进祖国统一事业做出了贡献。

台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一切活动准则，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台盟的主要任务，是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团结广大盟员和所联系的台湾同胞，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争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为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为实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而奋斗。

台盟一贯主张祖国的领土完整和统一，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一国两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台湾独立的企图和行动，支持台湾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台盟在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旗帜下，广泛联系台湾岛内外各界人士，沟通意见，增进了解，促进两岸直接通邮、通航、通商，推动两岸人民的往来和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特别是大力发展两岸经济合作，促进和平商谈的实现，为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

台盟中央的历届主席为谢雪红、蔡啸、苏子蘅、蔡子民，现任主席为张克辉。

所谓政治联盟,是指具有不同利益和要求的人们为实现一定的共同目标而在政治上的联合。

或者说政治联盟是指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为实现一定的共同目标而结成的联合体

第三篇：党派讲话(民盟)

在民盟总支换届会议上的讲话

今天，民盟泉港总支举行二届一次盟员大会。借此机会，我提三点工作建议。

第一、进一步加强政治学习，自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情况是在不断的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希望新一届民盟泉港总支领导班子进一步加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不断学习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继承和发扬党派老一辈领导人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形成的政治理念、优良传统和高尚风范，进一步增强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牢固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坚持多党合作的政治准则，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第二、围绕全区工作大局，不断提高参政议政的水平。参政议政是民主党派的重要职能，也是发挥参政党作用的重要体现。努力把泉港建设成为国家级石化产业基地、海西石化城港口物流中心、东南沿海能源之都，是区第三次党代会提出的新的奋斗目标。希望民盟泉港总支以换届为契机，一要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中心意识和服务意识，充分发挥成员的智力和优势，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力求提出富有科学性和操作性的意见建议，为加快我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二要把增进团结、维护稳定、促进和谐作为当前工作的重要任务，充分发挥反映群众诉求、畅通社情民意、协调利益关系方面的独特作用，积极投身到我区“五大战役”、1项目推进等工作中去。

第三、大力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履行职责的能力。加强党派自身建设，是更好地履行参政党职能的需要，也直接关系到多党合作事业的健康发展。民盟泉港总支要以换届为新的起点，一要抓好班子建设，不断提高领导班子的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和合作共事能力；二要抓好制度建设，建立健全领导班子议事规则，完善理论学习、组织发展和成员管理等各项制度，促进总支工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建设；三要抓好活动的组织，积极响应统一战线“海西春雨行动”等光彩事业的号召，进一步组织党派成员走进农村、校园、企业等一线，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社会服务活动，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高党派服务社会的能力和社会影响力。

同志们、朋友们，新起点，新希望。未来五年是我区经济社会跨越发展关键五年，也是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大有作为的五年，我们相信，新一届民盟泉港总支领导班子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体成员，将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转化为大有作为的工作实效，为加快湄洲湾绿色石化城的发展步伐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谢谢大家。

第四篇：党派自身介绍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由原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所创建，是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事业的政党。主要创始人为宋庆龄、何香凝、李济深。历届主席为李济深、何香凝、朱蕴山、王昆仑、屈武、朱学范、侯镜如、李沛瑶、何鲁丽；现任主席是周铁农。

民革鹰潭市委会的前身是民革鹰潭市支部。支部成立于1986年底，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于1996年6月成立了民革鹰潭市第一届委员会。主委：吴文娱，副主委：邢星奎，秘书长：舒菁；2001年9月召开了第二次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市委会，主委：吴文娱，副主委：吴拓宇、汪桂昌，秘书长：刘瑞雪（兼）;2005年9月召开了第三次党员大会，主委：吴文娱，副主委：吴拓宇、汪桂昌，薛美琴，秘书长：薛美琴（兼）；2010年召开了第四次党员大会，主委：汪桂昌，副主委：吴拓宇、薛美琴，秘书长：王军。

民革市委会现有基层组织13个，其中市直支部9个,贵溪总支下设支部3个。党员144人,大专以上学历121人，其中本科77人,研究生3人。中高级职称91人,其中高级职称29人。党员平均年龄43岁。有副地级干部1人，县级干部4人，科级干部16人。省政协委员2人,市人大代表3人(含常务委员会委员2人),市政协委员18人(含常委3人)；县（市、区）人大代表2人(含常务委员会委员1人)，政协委员13人（含副主席1人，常委2人）。

江西民革

民革江西省地方组织活动始于1946年夏，1949年2月成立民革江西省分会筹委会，1953年12月民革江西省第一届委员会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江西民革组织在中共江西省委的正确领导下，经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两个不同历史阶段，走过了从爱国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现为民革江西省第十届委员会，有市委会10个、筹委会1个，总支11个，支部103个，2790余名党员。

第五篇：论中国现有政治体制与改革

论中国现有政治体制与改革

所谓政治体制，就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包括权力体系的形状、结构，权力的设置、分工，权力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权力的运行机制和方式。

东方一贯奉行中央集权体制，其特点是：一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位一体，没有多少独立和分工，行政色彩非常突出；二是地方隶属中央行政管辖，由上而下，形成庞大的官僚体系。西方则实行分立体制，一是立法、司法和行政各自独立，相互制约；二是各地方自治，内政独立，不受中央的行政辖制，国家采取联邦制或邦联制。

政治体制属于上层建筑，决定于经济基础。东方一直是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各个产业之间缺少分工，政治体制也和自然经济的特点保持一致。对于众多封闭孤立的小农经济，大一统的皇权对分散软弱的小农起着凝聚作用，虽然它们的性质相反，却具有互补的关系。经济的缺陷由政治来补偿，“堤内损失堤外补”。分立体制的经济基础则是以工商业为主体的发达的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各个产业的大分工，决定了政治体制必然具有分立的特点。同时，商品的流通，人员的频繁往来，大大加强了彼此间的联系，全国统一为一个大市场；原来封闭孤立的各地区相互开放，在政治上自动结为紧密的一体。西方国家的统一靠的是内部经济交流产生的自发的吸引力，力量之强大，不需要政治上的撮合与挤压，相反却要求政治力量的分散乃至软弱。而东方则由于经济的脆弱，支离破碎的市场就象一盘散沙，国家的统一靠的是强大的政治力量，也就无怪乎古往今来人们对分裂的担忧和对政治的极端重视了。

中央集权体制的优点是，能够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去战胜重大的自然灾害，在社会发展初期能够保持社会的稳定。这种体制的形状和结构类似于金字塔型建筑，在几何上拥有最大的稳定性。其缺点是：稳定有余，应变不足。优点的反面就是缺陷。这就是稳定与发展的辩证法。当社会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如人民丰衣足食，农业和商业的大分工来临时，集权体制就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反动力量，日益走向腐朽。表现为：官员们贪得无厌，腐化堕落，卖官鬻爵，为所欲为，人民怨声载道，社会一片混乱。

分立体制的结构形状可称为“三足鼎立”，在几何学上也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在稳定性上，它虽然不及前者，却稳中有变，自适应性强。社会发生一点变化，它都能自动调整平衡，保持三点一面。

分立体制的缺点是，相互的制约造成国家内部许多无谓的争吵和扯皮现象，精力不能集中。这是它的弊端，有一利则必有一弊。

但是，在权力的运行机制和运行方式上，分立体制对特权和腐败具有明显的制约作用。

一是体现了同级监督的原则。集权体制的运行机制是“上御下”，方式是自上而下，只有上级才有权任命和监督下级，一个至少监督三个；分立体制的运行机制是“下克上”，方式是自下而上，官员是由选民选举，并由大家来监督，至少是两个监督一个，效果是前者的六倍以上。

二是体现了制约原则。在分立体制作用下，任何一个权力部门都有一定的权限，经常受到其它部门的限制，从而大大缩小了权力犯罪的活动空间。集权体制则把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或某个部门手中，不受任何监督和限制，可为所欲为。在东方，只要是权力人物犯罪，其结果往往是“刑不上大夫”。

对于中国目前的腐败问题，应该说主要在于体制。有人则认为，腐败是个人的问题，即思想道德问题，思想决定行动嘛。这种说法颠倒了主次关系，如果腐败只是少量、个别的现象，那么可以说它和体制无关；反之，腐败若是大量、普遍的，甚至是集体腐败，则必然是体制的问题。

腐败总是与权力相联系，没有权就搞不了腐败。腐败的程度与权力的大小成正比，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只有健全和完善政治体制—权力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清理腐败。所谓政治体制，就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包括权力体系的形状、结构，权力的设置、分工，权力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权力的运行机制和方式。

我们就可以看到，西方国家一旦出现腐败问题，就能迅速揭露出来，甚至一些在东方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被新闻媒体炒得纷纷扬扬。当然，即使分立体制比集权体制对政治腐败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但是，也不能完全彻底地消除腐败。因为腐败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正如人体内存在细菌和病毒，不可能不生病一样，腐败就是社会的疾病，所以，任何人不能指望腐败会消失得干干净净。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的体制对腐败所起的作用，是抵消限制，还是促进腐败，甚至为腐败推波助澜？从古今中外的历史来看，集权体制会产生大量腐败，而分权体制则对腐败具有分化瓦解的作用。

如果说中央集权可以最大限度地组织社会的力量，创造奇迹的话，其反面则是：由于方向错误，造成巨大的悲剧，可谓两头冒尖。与此相比，分立体制既不会创造什么奇迹，也不会造成大的人为悲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考察东西方的整个历史，发现政治体制的演化遵循着共同的规律。最初是诸侯割据，各地方独立自治，然后是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最后再形成地区自治基础上的“三权分立”的社会。这似乎符合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当然，中国只停留在中央集权阶段，和她没有赶上资本主义那班车有直接的关系。即使如此，“三权分立”的雏形还是存在的。如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就是议会或国会，是封建专制时代所没有的。

二、中国的政治体制现状

目前，中国正致力于改革开放，经济改革不断深入，搞得有声有色。相比之下，政治改革却举步维艰，步履蹒跚，远远跟不上经济改革的步伐。因此出现了一系列复杂的现象和问题。对此，舆论将其归因于“新旧体制的转换”。但是，何为新体制呢？就经济领域而言，新的体制就是市场经济，旧的体制就是计划经济，这已经成为共识了。但一触及政治体制，却都避而不谈，讳莫如深。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奉行的是传统的中央集权体制，属于旧的政治体制。新的政治体制到底是什么呢？还没有人去探讨和描述它的基本轮廓和蓝图。从辩证法的角度讲，新的政治体制应该和旧的相反，并且与新的经济体制相适应。不言而喻，新的政治体制就是分立体制。

有人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充分体现了人民民主，不需要加以改变。如果在实际上真的实行了这种体制，那倒是不应该改变，相反还应加强。因为它否定了行政高于一切的状况，强化了立法对行政的监督制约。这种体制也可称之为“议会制”，在西方资本主义早期曾经实行过，如英国的国会，法国的国民议会，在当时掌握了国家的主要权力。中国的“人大”就是中国的议会，她要拥有最高权力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问题在于，事实如

何？虽然宪法明文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机关，可在外人看来，却犹如一枚橡皮图章。实际上，谁的权力最高？舆论的宣传提供了现成的答案，“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人大也要在党的领导下工作”。而且，各级政权中，党委是核心，人大、司法和政府都受其辖制。即使是“人大”本身，其人员成份也非常复杂，有政府官员、司法官员，还有军队的代表，就象一个大杂烩。“人大”与其说是一个专职的权力机构，倒不如说是一个咨询机构更为恰当，表面上综合了各方面的人选，实际上不可能独立地工作。

在封建社会，传统的中央集权使司法、立法和行政合为一体，皇帝既是行政最高首长，又言出即法，而且还是最高大法官，经常亲自廷审断案；到下面的州府虽说有了分工，最后到县一级却仍然是一样集权。在传统戏里，大家看惯了县太爷大堂问案，为包青天式的清官喝彩，谁也不想想这其中有什么不适当的地方。知县不仅要断狱，还要征收赋税，行政于民，各种权力集于一身。

在古代，缺少分工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政治体制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也是必然的。在今天，虽然县长或县委书记不再履行法官的职责，却通过政法委员会领导控制公、检、法三个执法部门，实际上还是没有分开。

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状况如何呢？它既不是原来的中央集权，也不是西方的三权分立，而是处于中间状态，半集权半分权。例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地方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自主权，并发展到地方主义，甚至与中央分庭抗礼。然而，地方并没有赢得自治，中央在行政上对地方仍然有一定的控制力。在三大权力中，人大—立法机构的作用得到了加强，司法独立已经在理论上达成了共识，呈现了三权分立的趋势。但是，由于三权分立被指为资本主义专利，社会主义不能利用，政治体制的改革进程受到了严重阻碍。

当然，处在中间状态总是不妙的，因为它本身不是一种稳定状态。在旧的体制已经失效，新体制尚未建立运行的情况下，新旧两种体制的矛盾交叉必然造成许多真空，令人有空可钻，衍生一系列奇怪的现象，即大量的腐败。腐败的猖獗也提醒人们，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到了非动不可的时候了。

既然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明确，为什么还迟迟不动呢？原因固然是对分立体制的看法，却不是主要的。真正的原因在于，担心一旦实行分立体制，就必然打破“党委是领导核心”的政治格局，进而威胁到党的统治地位。其实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因为党的组织在国家政权中早已是无孔不入，政府中的官员百分之九十九均为共产党员，不管怎么分权，也是内部分权，这一成份不会随之改变。党始终处在执政的位置上，只是执政方式发生了变化，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即使分权可能会造成一点损害，但与腐败给党形成的巨大威胁相比，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呢？

这样说很容易触动某些人的敏感神经，立刻被扣上“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大帽子。其实，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坚持共产党执政，至于如何执政，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渠道和手段，则是另一回事。有些人喜欢“无限上纲”，只要听到对党的执政方式的议论，就象吃了苍蝇喝了醋，马上指责说是“否定党的领导”云云。好象党的执政方式仅此一种，不容改变似的。谁能说现实社会只给了唯一的选择？社会在变，领导的方式就偏偏可以永恒？

当前，虽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口号，但是解决问题主要是靠行政命令办事，而地方自主

权又不断增加，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矛盾：一方面地方分权，中央在行政上对地方的控制程度减弱；另一方面，中央又要通过行政渠道去解决全国性的问题，必然产生对立。因此，在新形势下，就必须探索新的思路、方法和途径。实践证明，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是行不通的。

表面上，各级政权中以党委为核心会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实际则不然。因为目前分离已是大势所趋，特别是在财政上中央和地方已是分家各过，地方自主权增大，中央再象过去那样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已经失效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即为明证。地方的一把手为了本地利益，或自己的政绩，必然采取地方主义做法，“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然和中央的统一规划出现对立。在此形势下，“党委领导一切”非但不能解决“中央要有权威”的问题，相反它还是造成地方对抗中央的关键所在。因为以党委为核心，对地方势力起到了整合的作用，形成了权力集团，助长了地方对抗中央的势力。这是中央始料不及的。

三、重新评价“三权分立”

在不少人看来，“三权分立”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专利。其实，权力的分工是天然的，是国家政权的三根支柱。即使是在专制的中国封建社会，权力的分工也存在。皇帝为了强化自身的权威，就要削弱将相的权力，其办法就是分权。如唐代设六部，宋朝宰相没有多少权力，以至于“一切唯御史台之命是从”，明代将地方政权分为布政使、按察使和提刑使等。分权于下，正是为了集权于上，这种政治智慧可以说是深得辩证法之精要：相反相成。今天，为了保持国家的统一和中央的权威，将各级政权分开是完全必要。就算“三权分立”是西方的专利，也可以借鉴嘛。过去，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人们对资本主义采取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对一种事物只看其弊病，不管其优点。对“三权分立”体制，只注意议会和政府的争吵，避而不谈其它。如果说西方的某些人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充满了偏见，中国对西方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应该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一切。今天，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的东西完全可以引进吸收，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专利，社会主义也可以搞，为何在政治上就不能学习西方的经验？退一万步讲，就算“三权分立”是一付毒药，也可以收“以毒攻毒”之效。无论从国家统一和反腐败着眼，分立体制恰恰是地方割据和政治腐败的克星。因为腐败的主要根源在于集权，邓小平说过，权力过分集中是当前最大的弊病。而每一级权力集中，又是以党委为核心的权力集中，若还要强调所谓党委的领导，岂不是南辕北辙？

有人说，如果政治体制也采取西方的分立体制，中国岂不是从经济到政治都变成了资本主义和全盘西化？社会主义的制度安在？

这一问题涉及到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按照社会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还先进的社会，其出发的原点是资本主义。而中国偏偏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洗礼，其出发点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前提的不同，决定了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和实际的中国社会主义存在巨大的反差。一方面，我们自嘲建国前是“一穷二白”，承认自己落后，人民生活的水平直到现在还很低；另一方面，我们又非常自豪地宣称“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仿佛社会主义不是在中国的社会基础上平地建筑起来的大厦，倒是从天上突然掉下来的空中楼阁。不管和理论的社会主义相比，还是和发达的资本主义相比，中国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都明显地落后。先进的社会制度却建立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听起来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显然，书本上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的实际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此“社”非彼“社”。所以，小

平同志撇开教条主义的束缚，主张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也不再列为学校的必修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是要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认识、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既然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先进、更优越，更民主、更自由、更平等，更有人权，为何还保留着落后、腐朽的封建专制社会的政治体制—中央集权、官僚体系，并很自然地确认为社会主义的成份？这似乎有辱社会主义的名声。结果看起来也很不公平：我们对资本主义批判起来是不遗余力，唯恐沾染上一点“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对封建主义偏偏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露骨地宣扬一些明显属于封建主义的东西！就连今天的腐败问题，有些人也将其归咎于资本主义，是“由于受国内外资产阶级腐朽意识形态的侵袭，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毒害”，却绝口不提封建传统在腐败中的作用，而后者恰恰是酝酿腐败的温床！原因何在?很简单，封建主义是中国的传统，反封建就相当于反自身；而资本主义则是舶来品，和我们的传统对立，招致反对是理所当然的。说穿了，姓资姓社的争论，实质上还是东方传统与西方文明的争论，只不过是东方传统打上了社会主义旗号而已。

我们有些人一方面自命社会主义制度多么崭新、先进，另一方面却顽固地坚持保留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集权体制，仿佛祖宗之法保持得越完整，就越社会主义，真让人难以捉摸，这是一种什么心态？

“分而治之”，是一项高超的统治策略，为古今中外的统治者广泛采用。近代的大英帝国对广大的殖民地统治时，就成功地运用了这一策略。中国的汉武帝实行“推恩令”，使藩王的封地随着子孙的繁衍不断缩小，从而根除了藩王对中央的威胁。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发明了分权制，将地方的主要权力一分为三，按军事、行政和司法的分工设立都指挥史、布政史、按察史。观明一朝，虽然出现了诸王争霸和宦官专权之事，却已完全杜绝了地方军政官员违抗中央的可能。可见，分权才是保证国家统一和稳定的长远规划。

由于传统的缘故，中国更多地采取行政隶属的方式，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西方推行“三权分立”体制，各级政权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相互牵制，甚至明争暗斗，中央则坐收渔利，根本不用担心什么分裂的问题发生。

近代西方文明是建立在对东方文明成果的大量吸收消化基础上的，如四大发明，谁也无法否认，也是国人引为自豪的一项资本。考古学家更是不遗余力，证明许多成果源于东方的文明古国，如足球运动和文官制度。更有甚者，有的还将自由经济的理论和老子的《道德经》联系起来，说政府对经济的不干预政策与老子的“无为而治”是一回事。正因为西方对东方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才能后来居上。相比之下，东方对外来的东西就没有这份胸襟和气度。

同样，将整个权力分割为几个相互独立的部门，使其相互牵制，便于驾驭控制和操纵，是古老的东方智慧，而非西方的独特发明。只不过是西方将其作为治国的大原则，更为彻底罢了。尽管东西方在很多问题上不一致，在智慧上却是相通的。科学无国界，任何智慧成果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谁都可以用，包括政治成果。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民主的反面是专制独裁，集中的反义词是分散，因此，集权体制的对立面是分权体制，而不是所谓的民主政体。如果说专制的基础是集权，没有集权就不可能独裁；那么，民主的基础就是分权。分权意味着将原来集中在专制君主手中的权力分给民众，如选举权和监督权，而不是将民众的权力再集中到“人民的代表”身上来体现。例如，在建国后，虽然成立了人民代表大会，但是，由于忽视权力的分工和制衡，民主机制没有运行起来，集权体制助长了领袖的个人专制，个人的决策错误导致了十年浩劫，教训极为深刻。再如，官僚主义一直是我党深恶痛绝和极力批判的，可是，由于官僚体制的存在，官僚主义这一顽症始终没有被根除，相反却愈演愈烈，并侵入党的健康肌体，使党的组织官僚化，表现为任命制代替了选举制，党员的民主权利受到严重侵害。

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经济从商品的长期短缺转变为商品过剩，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是社会由紧缩转向膨胀的转折点。社会大分工又促进了政治经济的不断分离，如中央与地方分家，党政分开，政企分离，司法独立等等。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封闭的自然经济国度，而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现代工业社会。在此条件下，以脆弱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央集权体制日益丧失原来的作用，成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必然为分立体制所取代。